一、内陆大型湖泊渔船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张佩怡[1]（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休闲渔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文中认为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朱晖[3]（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刘玥[4]（2021）在《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与垂钓渔业现状研究》文中提出自2020年起,长江流域将开始长达十年的全面禁渔,渔民全部上岸并转业,不允许任何的生产性捕捞行为,力求恢复长江鱼类资源。在此之前,开展鱼类资源调查、积累水域鱼类本底资料的工作很重要。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一级支流,中游是嘉陵江鱼类最丰产的江段,然而有关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的系统调查已经是十年前的工作。目前嘉陵江干流梯级水利工程已建设完成15个,梯级水电站的修建使得嘉陵江的河道和流域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鱼类的生长和繁殖都会造成影响。此外,虽然垂钓活动对江河原生鱼类资源的影响较小,但是如果垂钓者的垂钓行为不规范甚至不合法,也将对鱼类资源造成较大破坏。本文以此入手,探究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以及垂钓渔业现状,以期为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的保护和恢复措施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为了探究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和垂钓渔业现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于2017-2019年间对嘉陵江中游展开了相关调查,主要结果和结论如下:（1）鱼类物种组成及多样性调查,共统计鱼类标本22560尾,重约1914 kg,鉴定有鱼类94种,隶属于7目18科58属,其中有中国特有种44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16种。根据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的划分,有易危种8种,包括方氏鲴（Xenocypris fangi）、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小眼薄鳅（Leptobotia microphthalma）等;近危种1种,为汪氏近红鲌（Ancherythroculter wangi）,其余鱼种皆为无危或数据缺乏。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IRI）划分,嘉陵江中游的优势鱼种为蛇鮈（Saurogobio dabryi）、鲤（Cyprinus carpio）、鲫（Carassius auratus）、黄尾鲴（Xenocypris davidi）和光泽拟鲿（Pseudobagrus nitidus）5种。嘉陵江中游鱼类群落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为2.845,Margalef丰富度指数D为9.278,Pielou均匀度指数J’为0.626,Simpson生态优势度指数C为0.117。与十年前的调查结果相比,嘉陵江中游鱼类群落的多样性上升、优势种的优势地位弱化。鱼类群落结构聚类分析显示,在50%的相似性水平上,可将10个江段划分为3个群组,群组Ⅰ为草街库区,群组Ⅱ为亭子口库区,群组Ⅲ包括沙溪库区、金银台库区、新政库区等8个江段;组间相似性检验结果显示Global R=0.878,P=0.002<0.05,表明各群组间存在显着差异;群组Ⅲ的组内平均相似性为57.93%,鲫、黄尾鲴、蛇鮈、黄颡鱼（Pseudobagrus fulvidraco）、大鳍鳠（Hemibagrus macropterus）和鲤是对组内相似性有贡献的主要物种;群组Ⅰ与群组Ⅱ、群组Ⅰ与群组Ⅲ、群组Ⅱ与群组Ⅲ之间的组间平均相异性分别为57.74%、56.02%、53.19%,方氏鲴、蛇鮈、光泽拟鲿和黄尾鲴是对各组间相异性贡献度较高的几个分歧种。鱼类生态类型统计分析显示,嘉陵江中游鱼类繁殖类型以产粘性卵鱼类为主,食性类型以肉食性和杂食性为主,鱼类栖息水层类型占比较大的是底层生活的鱼类。共发现9种外来鱼类,其中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和麦穗鱼（Pseudorasbora parva）已在此形成稳定种群,太湖新银鱼（Neosalanx taihuensis）和镜鲤可能已形成一定的种群,其余种类仅采到少数几尾个体,应为养殖逃逸。（2）嘉陵江中游主要经济鱼类调查,共统计单船渔获物138船,测量17 959尾鱼,重约1 594 Kg,由5目13科47属76种鱼类组成。根据渔获物信息确定水域主要经济鱼类种类,运用FiSATⅡ软件分析了鲤、鲫、黄尾鲴、翘嘴鲌（Culter alburnus）、蒙古鲌（Chanodichthys mongolicus）、黄颡鱼、蛇鮈7种主要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参数和生长特性;通过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尾/（船×天）]计算每种鱼的年捕捞量,从而利用FiSATⅡ软件初步估算其资源量,并以此推算嘉陵江中游鱼类的总资源量。结果显示,7种鱼的生长指数b在2.86-3.03之间,均为匀速生长;7种鱼的生长系数K皆大于0.2,为快速生长型;生长性能指数φ′在4.40-5.30之间;仅蛇鮈的E值小于Emax,资源利用不足,其余鱼种E值皆大于Emax,资源过度开发;黄颡鱼的拐点年龄ti最大（4.26龄）,蛇鮈最小（1.58龄）,其余大多在3龄以内;鲤、鲫、黄尾鲴、翘嘴鲌、蒙古鲌、黄颡鱼和蛇鮈的年资源重量依次为3 883 t、9 246 t、2 469 t、1 259 t、862 t、376 t、1 391 t,嘉陵江中游鱼类的年总资源量为37 400 t。研究发现,嘉陵江中游主要经济鱼类因遭到过度捕捞而同时存在群落结构和种群结构层面的小型化;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开发过度,开捕体长应控制在拐点体长以上。（3）垂钓渔业调查结果显示,嘉陵江中游垂钓活动有以下特征:垂钓者年龄跨度大、职业组成多样,但以退休人员和中老年人为中坚力量;秋季垂钓活动最旺盛,阴天是垂钓者最偏爱的天气;各种钓具、饵料丰富多样,钓具以手竿为主,饵料以商品饵料为主;垂钓者对钓具、饵料等投入较高,所选择的垂钓地点一般都与居住地相隔不远,因此在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其他方面上几乎不产生消费;垂钓对象以鲤和鲫为主,也有蒙古鲌、鲴类、翘嘴鲌、（?）类、黄颡鱼类等多种鱼类;大部分垂钓者最大单次垂钓量在5 kg以内,平均单次垂钓量在0.5 kg以内;渔获物的处理以自留为主,只有不到10%的垂钓者会出售渔获物,不到2%的垂钓者选择放生;垂钓者密度平均约为6.4人/km,估算嘉陵江中游垂钓者数量约为4 041人,年垂钓总量约为279 t。研究发现,嘉陵江中游垂钓者就近开展垂钓活动以达到休闲娱乐的目的,未发现违法垂钓行为,垂钓鱼种皆为常见经济鱼类,渔获量尚不会对鱼类资源构成较大威胁。
龙腾[5]（2020）在《广东省渔业现代化评价及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东省作为中国沿海省份,海岸线狭长且众多,海陆兼备的条件使得省内水网密布,拥有众多优良的港湾、浅海滩和滩涂。近年来,随着渔业资源匮乏以及环境污染、国际渔业制度的签订、国家政策制度等因素,渔业产业亟待调整。如今渔业在农业经济的占比越发显着,发展渔业产业和提升渔民收入的意义将更加重要,因此研究渔业现代化体系对推动渔业现代化发展规划有着重要启示作用。论文以产业集约化、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为基础,立足于我国渔业现代化相关理论基础,从当前渔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出发,以实际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确权评价研究方法,构建渔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广东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对比渔业发达国家发展渔业经济的经验,以问题为导向,对广东渔业现代化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论文总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对渔业现代化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阐述渔业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广东渔业现代化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渔业水平发展差异性;第四部分为广东渔业现代化评价,构建指标体系,选取渔业发展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分析广东渔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五部分为渔业发达国家的渔业现代化实践概述,借鉴总结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渔业发展经验。第六部分为广东省渔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从资源保护、科技创新、装备现代化、渔民组织管理等方面对广东省渔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建议。第七部分为结论和不足与展望。通过研究,形成如下认识:（1）总体来讲,渔业现代化的探讨依旧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界已经逐渐将目光转向渔业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探索能够推动渔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措施,这些研究对于现行渔业现代化转型有着很深的借鉴意义。（2）通过对广东省渔业现代化总体发展度分析评价,广东省渔业现代化水平在2012年以前处于早期阶段,渔业发展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初级阶段的粗型放养阶段。而在2012—2017年渔业现代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对渔业的扶持力度,捕鱼技术和养殖技术不断先进,逐步走向机械化发展的道路。至2018年底,渔业现代化总体达到现代发展阶段,正在向成熟阶段逐步发展。（3）在对渔业现代化各项主体指标分析中发现,虽然指标发展水平总体达到现代发展阶段,但部分指标如渔业经济发展水平、渔业基础设施建设与投入水平等依旧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说明广东省渔业现代化八个主体指标的评价得分指数之间存在着差距,渔业现代化并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到现在依旧存在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相关问题。（4）要稳步提高广东省的渔业经济,以环境保护为发展前提,坚持鱼类资源可持续化的道路,注重渔业科技在区域渔业产业发展的作用,依托当前人才市场平台,推动渔业各个领域专业人才的引进,大力培育以绿色高效循环养殖、精深加工、高技术水平为特点的现代渔业主体结构,推动广东省渔业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范凯松[6]（2019）在《福建海洋渔船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渔业大国,也是渔船大国,渔船数量和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渔业船舶是渔业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渔民和渔业生产经营者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渔业船舶经历了从一叶扁舟到现代化渔船的漫长发展过程。渔船监管是渔业管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它对促进渔业发展、维护生产秩序、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养护渔业资源都具有重要意义。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捕捞强度超过资源的再生能力,会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长期以来,我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现在已经是超负荷状态,经济鱼类大幅度降低,海洋与渔业经济出现效益滑坡、大量的渔船停业停产、渔民的人均收入大幅下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严峻。近年来,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沿海地区过程中多次就促进海洋与渔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出台《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从1995年起开始实施伏季休渔,它规定了某些特定捕捞作业在每一年的特定时间、特定水域不得从事某些特定捕捞作业。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每年鱼类繁殖和幼鱼成长的春夏之际,通过停止捕捞活动,为海洋生物资源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实施,伏季休渔制度越来越完善,从一开始的少部分作业类型的渔船进行休渔,逐步发展到除少量对资源破坏程度小的作业外的全部渔船进行休渔。该政策已经成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渔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欢迎,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还有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谓一举三得。本文根据渔业主管部门统计的基础性数据,介绍当前福建海洋渔船现状,结合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实际监管过程中所遇到的案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违法案件,分析得出福建海洋渔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海洋渔船监管经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吴若男[7]（2019）在《东盟国家渔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逐步确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打开了新局面。东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推进方向,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服务我国对外战略的关键举措。农、林、渔业一直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本文主要从东盟国家渔业发展趋势中探索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的方向与路径。首先,本文从渔业资源、渔业发展现状、渔业政策三个方面分析了东盟渔业发展情况。本文认为,东盟国家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开发潜力很大。渔业是东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目前东盟国家渔业产量稳定,海洋捕捞业、内陆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三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东盟国家水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但加工设施落后限制了其出口产品的加工水平。近年来,随着全球海洋渔业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东盟国家的渔业政策发生了一定转变,开始兼顾渔业经济效益和渔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的现状及特点。目前,中国与东盟已在水产养殖、远洋捕捞、加工贸易和渔业资源养护等多个方面有了合作进展,但总体合作水平较低,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合作范围比较局限。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和贸易相关指数衡量中国与东盟渔业技术和渔业贸易的合作潜力,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在渔业技术和贸易方面存在互补性,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合作空间。接着,本文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的前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面临着良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背景,但也存在投资环境、监管机制、资源减退和主权争议等方面的挑战。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发展前景良好,合作空间广阔,特别是在水产养殖、渔业加工贸易、渔港建设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水产养殖、远洋捕捞、加工贸易和渔业资源养护等主要渔业合作领域方面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掘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的潜力,突破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障碍。
刘晓强[8]（2019）在《钱塘江渔业资源现状及管理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钱塘江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全长605千米,全江大致分为3个江段,梅城以上为上游;梅城至富阳为中游;富阳以下为下游。钱塘江以北源新安江源出古徽州休宁县起算;以南源衢江上游马金溪起算,南、北源至梅城交汇注入富春江七里泷峡谷,流至钱塘江,经杭州湾入东海,全流域面积55058平方公里。底质特点显示,兰溪县以上、新安江上游以石块和卵石为主;富春江水库两岸多卵石,中间峡谷多淤泥;坝下至桐庐段多卵石及沙底;至富阳、闻堰多沙泥;杭州江段多为细沙。本次于2016年7月25至8月3日对自下游至上游的8个沿岸区域的渔业资源进行走访调查,其结果共调查到5纲13目28科70属96种渔获物,其中鱼类8目19科57属83种,鲤科鱼类47种,洄游性鱼类77种,海淡水鱼类6种。与前期相比,鲤科鱼类减少了十几种,其洄游性鱼类的数量大大减少,之前有调查显示鲢、鳙、鲤、细鳞斜颌鲴、三角鲂等是钱塘江的主要经济鱼类。统计显示50%以上的鱼类都为小型鱼类,而大型鱼类鲢、鳙、草鱼等数量不到10%。由于大型经济鱼类的栖息、繁殖环境被破坏和过度捕捞的压力导致种群数量减少,为小型野杂鱼提供了充足的饵料和生存空间,捕捞强度过大,起捕鱼类的个体逐渐变小,使生殖群体补充不足。渔获量超过其种群的再生能力,导致该水域经济鱼类数量急剧减少,个体小型化趋势明显,且渔获物的体长、体重数据也显示,小型鱼类数量逐年增多的趋势,数据显示50%以上的鱼类都为小型鱼类,而大型鱼类鲢、鳙、草鱼等数量不到10%。七里泷大坝点位鱼类数量最多,其后一直降低,重量百分比显示正好相反,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中部桐庐、富阳重量贡献较低,下游鱼类数量少,反而重量贡献高,可能跟下游捕获较多的大型鱼类有关,另外可以发现,七里泷处鱼类数量多,而重量贡献却较低,可能在此处捕获较多的小型鱼类,可以看出,大坝上、下游鱼类有一定差别,表明大坝的阻隔降低了富阳段水域的生态多样性。统计显示,春季的物种数、丰富度数、优势度指数稍高,夏、秋两季的多样性、均匀度指数较高,说明春季物种较为丰富,优势鱼类比较明显,夏、秋两季的鱼类群落稳定性较好,群落间的鱼类组成更为均匀。对不同江段而言,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及优势度指数有明显的差异,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一般上游较高,重要次之,下游最低,而优势度指数变化趋势则相反,中游段的鱼类群落优势鱼类比较明显。说明不同断面间的鱼类群落有较明显的不同,在进行鱼类保护和增殖放流时应根据实际断面的实际情况而定。
陈增浩[9]（2019）在《基于“三生”共融的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在新时代发展海洋经济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浙江省依托自身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在乡村建设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正持续推进浙东海岛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实现浙东海岛渔村振兴。舟山群岛新区乘着东风也进入了全面开发和开放的新阶段,海岛渔村的社会生活、经济产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社会进程不断加快,但是相对的为寻求更快更好的发展,浙东海岛渔村空间发展问题也在逐步显现。由于浙东海岛渔村的特殊性、空间地理阻隔、区域发展条件不均等、资源约束等现实情况导致渔村空间内部结构、功能发展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需面临转型重构发展;而且渔村规划建设多注重特色空间塑造,缺乏整体空间优化构建。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浙东海岛渔村为研究对象并探析其空间发展现状及问题,在三生共融理念下从生产、生活、生态维度进行结构布局和功能耦合,实现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以期为未来浙东海岛渔村地区发展优化及规划实践提供思路。本文首先从海岛渔村空间要素及影响因素入手,在认知海岛渔村类型和功能后进行渔村三生空间系统的理论分析,以此解构海岛渔村三生维度的空间构成要素,明晰渔村空间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及机制。其次,着重研究浙东海岛空间发展及现状,分析社会经济变迁及空间转向,总结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现状的基本发展特征,并针对浙东海岛渔村资源依赖与发展失衡下的生产空间受限衰化、行为自主与价值解化下的生活空间转变异化、人为破坏与自然干扰下的生态空间影响恶化等空间问题进行具体探析,辨析三生共融的空间优化需求与价值取向。再次,分析了浙东海岛渔村的优化参与主体,进行“1+3”多元组织的空间优化模式探索,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统筹“点-线-面-体”空间结构优化布局,从重塑山海格局、营造空间节点、构建网络骨架和协调功能界面四个方面实现山海环境与人居聚落的有机和谐,同时以三生共融导向下对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维度功能进行耦合提升,疏通浙东海岛渔村空间脉络。之后根据城乡关系、渔农文化、基层治理、社会保障四个支撑层面下提出融合振兴、乡风文明、善治有效、乐活幸福的政策性策略。最后,以舟山嵊泗县田岙渔村为例,对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进行具体实践探索。
张振振[10]（2019）在《太湖渔业捕捞配额制度演变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捕捞渔业是我国渔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海域辽阔,湖泊河流众多,湖泊捕捞渔业历史悠久,虽然占据我国捕捞渔业的比重较小,但仍是捕捞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湖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渔业资源丰富,捕捞历史悠久,但也面临着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的问题。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投入控制为主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现行的禁渔期与禁渔区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渔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以捕捞配额制度为主的产出控制管理制度是当前被较多渔业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采用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ITQ制度与CQ制度是配额制度实施两种主要形式。通过分析捕捞配额制度的研究现状,发现由于我国尚未全面实施捕捞配额制度,大多学者从制度设计、法律、产权等角度定性分析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而国外学者大多根据不同国家的实施情况,定量分析捕捞配额制度的经济效率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比较之下,我国对捕捞配额制度的研究与国外学者仍存在差距。太湖是发展捕捞渔业较早的地区,捕捞作业是太湖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保障渔民收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益的必要前提。太湖渔业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鱼种趋于小型化单一化等现象阻碍了太湖渔业的发展。太湖渔民主要为世居的专业渔民,年龄普遍偏高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度,渔民的主要作业方式为拖、围、刺、敷、钓和簖6类,主要渔获物为鲚鱼、银鱼、鲢鱼、鲤鱼、鲫鱼等。太湖捕捞渔业年产量保持较低增长率,年产值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捕捞总产量远超过学者预估的太湖最大可持续产量。太湖是较早实施禁渔期与禁渔区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的湖泊,现有渔业管理办法构成了太湖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对太湖专业渔村进行实地调研,根据调查问卷,汇总分析太湖渔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选定太湖主要渔船（渔具）拖网为例,采用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分析、敏感性分析的方法研究太湖拖网渔业的生产经营现状。研究发现,太湖拖网渔业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渔船实际捕捞时间过长,远超过规定时间,禁渔期制度并未达到最佳效果;（2）单位功率的经济收益随着渔船总功率的增加而下降,渔船过度投资问题明显;（3）冰和燃油费成本项是影响拖网渔船利润的首要成本项,但现行的燃油补贴政策倾斜于大功率渔船,激励了渔民投资渔船,增加捕捞强度,加大了渔业资源的利用压力。由此可见,现行的太湖渔业管理制度下拖网渔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许多威胁,研究产出控制管理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是必要的。采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捕捞配额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利用渔民与政府的两方博弈模型分析IQ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发现,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的监管力度、渔民违法的处罚力度是影响渔民与政府参与IQ制度的主要因素。从渔民角度考虑,降低政府监管成本、提高政府执法监督力度、提高渔民违法捕捞的处罚力度可以促使渔民积极参与IQ制度。现实中IQ制度由政府直接监管渔民看似减少了中间环节,可是政府的监管成本较大且难降低。从政府角度考虑,高额的处罚力度与较高的监督力度导致政府松懈监管,消极参与IQ制度,现实中无法避免政府为节省监督成本,设定高额罚款,松懈管理的现象。故而太湖实施IQ制度的可行性较低。采用渔民、政府和社区三方博弈的模型分析CQ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渔民参与CQ制度的积极性受以下五类因素影响（1）政府与社区执法监督成本;（2）渔民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3）违法捕捞的收益;（4）违法捕捞对政府与社区造成的损失;（5）政府与社区的执法监督力度。政府和社区参与CQ制度的积极性受渔民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政府与社区的执法监督力度影响,当政府与社区行动一致时会弱化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对两者参与CQ制度积极性的影响力。最后研究得出,太湖实施CQ制度的可行性较大。太湖已有的“社会资本”大大降低了社区监管渔民的成本,激励渔民积极参与CQ制度,同时政府的监管成本也相应降低。政府与社区行动一致时,弱化了渔民违法惩罚力度对政府与社区参与CQ制度积极性的影响力,避免了政府为节省监管成本,设定高额罚款而松懈管理的行为。对策建议（1）降低政府与社区监管成本,提高CQ制度的实施效率;（2）提高政府与社区监督力度,控制违法捕捞处罚力度;（3）增加对环境保护与资源养护的投入,设立对社区的惩罚机制。
二、内陆大型湖泊渔船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陆大型湖泊渔船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与垂钓渔业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 研究区域概况 |
| 1.2 嘉陵江鱼类资源调查史 |
| 1.3 鱼类生物多样性及聚类分析 |
| 1.3.1 鱼类生物多样性分析 |
| 1.3.2 聚类分析 |
| 1.4 鱼类生长、开发和资源量的估算 |
| 1.4.1 鱼类生长方程 |
| 1.4.2 鱼类开发率的估算 |
| 1.4.3 鱼类资源量的估算 |
| 1.5 我国休闲垂钓渔业研究状况 |
| 1.6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嘉陵江中游鱼类物种组成及多样性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调查方法 |
| 2.1.2 数据分析方法 |
| 2.2 结果 |
| 2.2.1 鱼类物种组成 |
| 2.2.2 鱼类分布特征及多样性分析 |
| 2.2.3 鱼类群落结构聚类分析 |
| 2.2.4 鱼类生态类型 |
| 2.2.5 外来鱼类种类及分布 |
| 2.3 讨论 |
| 2.3.1 历史记录种此次未调查到原因分析 |
| 2.3.2 鱼类生物多样性现状 |
| 2.3.3 鱼类群落结构聚类分析 |
| 2.3.4 不同江段鱼类繁殖类型 |
| 2.3.5 防范外来鱼类入侵 |
| 2.3.6 增殖放流对于补充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所起到的作用 |
| 2.4 结论 |
| 第3章 嘉陵江中游7 种主要经济鱼类的生长特性及资源量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调查方法 |
| 3.1.2 数据分析方法 |
| 3.2 结果 |
| 3.2.1 渔获物的总体情况 |
| 3.2.2 嘉陵江7 种主要经济鱼类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
| 3.2.3 生长方程和种群参数 |
| 3.2.4 生长特性与拐点年龄 |
| 3.2.5 资源量估算 |
| 3.3 讨论 |
| 3.3.1 嘉陵江中游主要经济鱼类的变化 |
| 3.3.2 嘉陵江中游主要经济鱼类的生长特性 |
| 3.3.3 嘉陵江中游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开发现状 |
| 3.4 结论 |
| 第4章 嘉陵江中游垂钓渔业现状调查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2.1 垂钓人员的人口学特征 |
| 4.2.2 垂钓人员的行为特征 |
| 4.2.3 垂钓对象和日渔获量 |
| 4.2.4 嘉陵江中游休闲垂钓人数和年垂钓量 |
| 4.3 讨论 |
| 4.3.1 嘉陵江中游垂钓者对季节和天气的选择 |
| 4.3.2 嘉陵江中游垂钓者的消费意愿分析 |
| 4.3.3 对垂钓者的建议 |
| 4.3.4 对休闲垂钓管理者的建议 |
| 4.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 《渔民走访调查问卷》中各种鱼类出现频次 |
| 附录 Ⅱ 嘉陵江中游鲤的资源量 |
| 附录 Ⅲ 部分经济鱼类和外来鱼类采集照片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实践情况 |
| 致谢 |
（5）广东省渔业现代化评价及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简述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渔业 |
| 2.1.2 渔业现代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集约化理论 |
| 2.2.2 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3 广东省渔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广东省渔业发展现状 |
| 3.1.1 渔业资源 |
| 3.1.2 渔业装备 |
| 3.1.3 渔业经济规模 |
| 3.1.4 渔业经济结构 |
| 3.1.5 渔民收支 |
| 3.2 广东省渔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渔业资源仍未得到有效保护 |
| 3.2.2 渔业科技创新速度缓慢 |
| 3.2.3 水域环境污染严重 |
| 3.2.4 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
| 3.2.5 渔民转产转业尚未完成 |
| 4 渔业现代化评价实证研究 |
| 4.1 理论构建 |
| 4.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2.2 评价指标设置 |
| 4.3 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
| 4.4 模型分析过程 |
| 4.5 分析结论 |
| 4.5.1 广东渔业现代化发展总体评价 |
| 4.5.2 渔业现代化得分结构分析 |
| 4.5.3 渔业主体指标发展水平分析 |
| 5 国外渔业发展经验借鉴 |
| 5.1 日本渔业现代化发展借鉴 |
| 5.1.1 日本渔业发展实践 |
| 5.1.2 日本渔业经验借鉴 |
| 5.2 美国渔业现代化发展借鉴 |
| 5.2.1 美国渔业发展实践 |
| 5.2.2 美国渔业经验借鉴 |
| 6 广东渔业现代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注重渔业资源保护,规范环境管理体制 |
| 6.2 整合区域技术资源,增强渔业科技能力 |
| 6.3 升级渔业现代化装备,拓展远洋渔业产业 |
| 6.4 加强渔民组织建设,促进人才现代化 |
| 6.5 提升现代化养殖效益,注重渔业可持续发展 |
| 6.6 优化升级渔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渔业服务业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6）福建海洋渔船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海洋渔船 |
| 2.1.2 海洋渔船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服务理论 |
| 3 福建海洋渔船监管的现状 |
| 3.1 福建海洋渔业资源和经济概况 |
| 3.2 福建海洋渔船现状 |
| 3.2.1 福建海洋渔船情况 |
| 3.2.2 渔业船舶分类 |
| 3.3 福建海洋渔船监管架构 |
| 3.3.1 监管依据和制度 |
| 3.3.2 监管主体和对象 |
| 3.3.3 监管方式 |
| 3.3.4 监管案例评析 |
| 4 福建海洋渔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
| 4.1 监管架构漏洞较多 |
| 4.1.1 监管制度存在盲区 |
| 4.1.2 监管部门职能交叉 |
| 4.1.3 监管方式落后 |
| 4.2 监管水平不高 |
| 4.2.1 监管力度不够 |
| 4.2.2 监管威慑性不够 |
| 4.2.3 监管部门间联动性不够 |
| 5 福建海洋渔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 |
| 5.1 监管制度不完善 |
| 5.1.1 海洋渔船监管依据不健全 |
| 5.1.2 海洋渔船退出机制不健全 |
| 5.1.3 跨区域监管机制不健全 |
| 5.2 监管力量失衡 |
| 5.2.1 监管队伍建设薄弱 |
| 5.2.2 监管基础设备落后 |
| 5.2.3 监管职能较为分散 |
| 5.3 监管保障措施不完善 |
| 5.3.1 对渔民综合素质提升不够 |
| 5.3.2 扶持渔民转产转业力度不强 |
| 5.3.3 加强对船员的教育培训 |
| 6 国内外海洋渔船监管经验借鉴 |
| 6.1 国外海洋渔船监管经验借鉴 |
| 6.1.1 日本海洋渔船监管 |
| 6.1.2 挪威海洋渔船监管 |
| 6.2 国内海洋渔船监管经验借鉴 |
| 6.2.1 江苏海洋渔船监管 |
| 6.2.2 山东海洋渔船监管 |
| 7 福建海洋渔船监管的对策建议 |
| 7.1 建立健全海洋渔船监管制度 |
| 7.1.1 完善监管依据 |
| 7.1.2 创新信息化监管机制 |
| 7.1.3 推动三级管理机制 |
| 7.2 强化海洋渔船监管力量 |
| 7.2.1 加强监管人员的管理 |
| 7.2.2 引进更新先进的监管设备 |
| 7.2.3 整合监管机构职能 |
| 7.3 完善监管保障措施 |
| 7.3.1 加强渔民综合素质提升 |
| 7.3.2 加大转产转业扶持力度 |
| 7.3.3 建立渔民生活保障机制 |
| 7.3.4 加强对海洋渔业法律法规的宣传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东盟国家渔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理论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东盟国家渔业发展现状及政策 |
| 第一节 东盟国家的渔业资源 |
| 第二节 东盟国家的渔业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东盟国家的渔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研究 |
| 第一节 渔业合作现状 |
| 第二节 渔业合作特点 |
| 第三节 渔业合作潜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前景分析 |
| 第一节 渔业合作机遇 |
| 第二节 渔业合作挑战 |
| 第三节 渔业合作前景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钱塘江渔业资源现状及管理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钱塘江水系概况 |
| 1.1.1 水系结构 |
| 1.1.2 水文特征 |
| 1.1.3 流域经济文化 |
| 1.2 钱塘江渔业资源现状 |
| 1.2.1 调查史略 |
| 1.2.2 渔业资源现状 |
| 1.3 禁渔制度的发展 |
| 1.3.1 禁渔制度的意义 |
| 1.3.1.1 社会学意义 |
| 1.3.1.2 政治学意义 |
| 1.3.1.3 经济学意义 |
| 1.3.1.4 生物学意义 |
| 1.3.2 海洋水域禁渔制度的发展 |
| 1.3.3 内陆水域禁渔制度的发展 |
| 1.3.4 流域性禁渔措施 |
| 1.4 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钱塘江渔业资源现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调查对象 |
| 2.1.2 调查方法 |
| 2.1.2.1 渔具调查 |
| 2.1.2.2 市场走访调查 |
| 2.1.2.3 调查断面 |
| 2.1.3 调查时间 |
| 2.1.4 多样性评价方法 |
| 2.1.4.1 鱼类多样性指数 |
| 2.1.4.2 群落结构指标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渔获物组成 |
| 2.2.2 渔获物优势种 |
| 2.2.3 鱼类区系及生态类型 |
| 2.2.4 渔获物季节组成 |
| 2.2.5 渔获物空间组成 |
| 2.2.6 鱼类多样性特征变化 |
| 2.3 讨论 |
| 2.3.1 钱塘江2015-2016年度鱼类群落结构 |
| 2.3.2 钱塘江2016年度鱼类群落时空变化 |
| 2.3.3 钱塘江2016年度鱼类多样性变化 |
| 第三章 钱塘江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调查内容 |
| 3.1.2 调查时间 |
| 3.1.3 调查地点 |
| 3.1.4 调查方案 |
| 3.1.5 调查目标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钱塘江渔业研究进展 |
| 3.2.2 鱼类种类组成 |
| 3.2.3 渔业管理单位调查情况 |
| 3.2.3.1 单位管理水域 |
| 3.2.3.2 管理单位组成 |
| 3.2.4 捕捞调查情况 |
| 3.2.4.1 捕捞渔民组成情况 |
| 3.2.4.2 捕捞渔船组成情况 |
| 3.2.4.3 捕捞渔船柴油补贴情况 |
| 3.2.4.4 渔民转业安置情况 |
| 3.3 讨论 |
| 3.3.1 渔获物组成 |
| 3.3.2 渔政单位管理情况 |
| 3.3.3 渔民生产生活情况 |
| 第四章 钱塘江渔业资源管理对策 |
| 4.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
| 4.1.1 渔船改造工作 |
| 4.1.2 执法力量弱 |
| 4.1.3 增殖放流问题 |
| 4.1.4 渔民转业补贴问题 |
| 4.1.5 水域管理问题 |
| 4.1.6 捕捞渔具使用问题 |
| 4.1.7 外来种监管问题 |
| 4.2 鱼类资源保护的建议 |
| 4.2.1 持续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工作 |
| 4.2.2 合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
| 4.2.3 合理的增殖放流及效果评估 |
| 4.2.4 合理的渔具使用 |
| 4.2.5 适当开展外来物种的调查 |
| 4.2.6 渔业资源保护思考 |
| 4.2.6.1 开展渔业资源本底调查工作 |
| 4.2.6.2 加大渔业资源保护的认知宣传 |
| 4.2.6.3 加强渔业执法工作 |
| 4.2.6.4 加强渔业资源综合管理 |
| 4.2.6.5 合理的增殖放流 |
| 4.2.6.6 加强外来种监测力度 |
| 4.2.6.7 研究渔民转业安置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 附录Ⅲ |
| 附录Ⅳ |
| 致谢 |
（9）基于“三生”共融的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宏观背景：我国新时代下乡村振兴与海洋强国的战略要求 |
| 1.1.2 中观背景：浙江省美丽乡村行动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需求 |
| 1.1.3 微观背景：舟山新区美丽海岛规划下渔村建设的现实诉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解读 |
| 2.1.1 “三生”共融 |
| 2.1.2 浙东海岛渔村 |
| 2.1.3 渔村空间 |
| 2.2 相关理论支撑 |
| 2.2.1 城乡一体化 |
| 2.2.2 乡村振兴 |
| 2.2.3 共生理论 |
| 2.2.4 结构功能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及实践动态 |
| 2.3.2 国内研究及实践动态 |
| 2.3.3 研究小结 |
| 第三章 海岛渔村空间构成及影响因素 |
| 3.1 海岛渔村及其空间功能分析 |
| 3.1.1 独特的海岛渔村基本辨析 |
| 3.1.2 海岛渔村类型及空间特征 |
| 3.1.3 海岛渔村空间的基本功能 |
| 3.2 海岛渔村空间系统理论探析 |
| 3.2.1 海岛渔村空间系统三生分析 |
| 3.2.2 海岛渔村空间三生共融内涵 |
| 3.3 海岛渔村空间构成要素解析 |
| 3.3.1 生产空间要素分类解析 |
| 3.3.2 生活空间要素分类解析 |
| 3.3.3 生态空间要素分类解析 |
| 3.4 海岛渔村空间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 |
| 3.4.1 海岛渔村空间外部影响因素 |
| 3.4.2 海岛渔村空间内部影响因素 |
| 3.4.3 海岛渔村空间影响作用机制 |
| 第四章 浙东海岛渔村空间发展现状及问题 |
| 4.1 浙东海岛渔村及空间发展情况 |
| 4.1.1 浙东海岛渔村的发展概况 |
| 4.1.2 社会经济变迁与空间转向 |
| 4.2 浙东海岛渔村空间现状特征梳理 |
| 4.2.1 生产空间：要素流动、结构转型、产业发展交融 |
| 4.2.2 生活空间：布局有序、基础差异、人文生活延续 |
| 4.2.3 生态空间：资源丰富、环境脆弱、景观风貌独特 |
| 4.3 浙东海岛渔村空间现状问题探析 |
| 4.3.1 资源依赖与发展失衡下的生产空间受限衰化 |
| 4.3.2 行为自主与价值解化下的生活空间转变异化 |
| 4.3.3 人为破坏与自然干扰下的生态空间影响恶化 |
| 第五章 三生共融下浙东海岛渔村空间的优化 |
| 5.1 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模式探析 |
| 5.1.1 参与主体及其组织协作分析 |
| 5.1.2 海岛渔村空间优化模式探索 |
| 5.2 空间结构优化布局：山海环境与人居聚落的和谐 |
| 5.2.1 海洋山林维育,重塑生态性渔村山海格局 |
| 5.2.2 场所特色复兴,营造地域性公共空间节点 |
| 5.2.3 交通组织梳理,构建网络性交通道路骨架 |
| 5.2.4 片区用地布局,协调交互性三生功能界面 |
| 5.3 空间功能耦合提升：渔村空间与三生脉络的融合 |
| 5.3.1 人居营造与公服配置,提升渔村宜居生活功能 |
| 5.3.2 协作发力与产业激活,促进渔村服务生产功能 |
| 5.3.3 资源保护与景观锲入,发挥渔村景观生态功能 |
| 5.4 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的策略支撑 |
| 5.4.1 引导海岛新型城乡关系 |
| 5.4.2 传承发展海洋渔农文化 |
| 5.4.3 创新渔村基层管治模式 |
| 5.4.4 完善渔民社会保障体系 |
| 第六章 舟山市田岙渔村的空间优化实践 |
| 6.1 舟山嵊泗县田岙渔村基本概况 |
| 6.2 田岙渔村空间现状及问题 |
| 6.2.1 空间发展现状解析 |
| 6.2.2 空间优化调研分析 |
| 6.2.3 空间现状问题研判 |
| 6.3 田岙渔村空间的优化营造 |
| 6.3.1 解构优化片区,策划整体发展 |
| 6.3.2 织补生态网络,维塑山海风光 |
| 6.3.3 依托特色资源,打造渔俗产业 |
| 6.3.4 更新渔村风貌,优享宜居生活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10）太湖渔业捕捞配额制度演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 |
| 1.3.1 投入控制管理制度 |
| 1.3.2 产出控制管理制度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性 |
| 1.4.1 研究基本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捕捞配额制度研究综述 |
| 2.1 捕捞配额制度研究 |
| 2.1.1 渔业资源产权角度研究 |
| 2.1.2 制度设计角度的研究 |
| 2.1.3 法律角度的研究 |
| 2.1.4 经济效益角度的研究 |
| 2.1.5 生态角度的研究 |
| 2.2 捕捞配额制度综述结论 |
| 第三章 太湖捕捞渔业概况 |
| 3.1 太湖渔业资源特征与利用现状 |
| 3.1.1 太湖渔业资源特征 |
| 3.1.2 太湖渔业资源现状 |
| 3.2 太湖渔民概况 |
| 3.2.1 渔民基本情况 |
| 3.2.2 渔民生产现状 |
| 3.3 太湖渔船渔具概况 |
| 3.4 太湖捕捞管理制度的变迁 |
| 3.4.1 太湖禁渔区与禁渔期制度 |
| 3.4.2 太湖捕捞许可证制度 |
| 3.4.3 太湖渔业资源保护区制度 |
| 第四章 太湖渔业经济效益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分组 |
| 4.2 成本构成及差异性分析 |
| 4.2.1 成本要素的确认 |
| 4.2.2 可变成本要素构成分析 |
| 4.2.3 成本要素差异性分析 |
| 4.3 经济效益与敏感性分析 |
| 4.3.1 利润核算 |
| 4.3.2 利润敏感性分析 |
| 4.4 拖网渔业生产经营总结 |
| 4.4.1 实际捕捞时间过长 |
| 4.4.2 渔船过度投资问题明显 |
| 4.4.3 燃油补贴存在不合理之处 |
| 第五章 太湖渔业捕捞配额制度实施方式比较 |
| 5.1 相关理论 |
| 5.1.1 博弈理论 |
| 5.1.2 渔业资源管理与博弈论 |
| 5.2 捕捞配额设定 |
| 5.3 IQ制度实施可行性分析 |
| 5.3.1 模型假设 |
| 5.3.2 模型建立与求解 |
| 5.3.3 模型均衡分析 |
| 5.4 CQ制度实施可行性分析 |
| 5.4.1 模型假设 |
| 5.4.2 模型建立与求解 |
| 5.4.3 模型均衡分析 |
| 第六章 总结、对策及展望 |
| 6.1 IQ制度与CQ制度可行性总结 |
| 6.1.1 IQ制度可行性总结 |
| 6.1.2 CQ制度可行性总结 |
| 6.2 太湖捕捞渔业实施CQ制度建议 |
| 6.2.1 降低政府与社区监管成本 |
| 6.2.2 提高政府与社区监督力度 |
| 6.2.3 设立对社区的惩罚机制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四、内陆大型湖泊渔船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休闲渔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D]. 张佩怡. 浙江海洋大学, 202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4]嘉陵江中游鱼类资源与垂钓渔业现状研究[D]. 刘玥. 西南大学, 2021(01)
- [5]广东省渔业现代化评价及发展研究[D]. 龙腾. 广东海洋大学, 2020(02)
- [6]福建海洋渔船监管研究[D]. 范凯松. 福建农林大学, 2019(02)
- [7]东盟国家渔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研究[D]. 吴若男. 厦门大学, 2019(08)
- [8]钱塘江渔业资源现状及管理对策[D]. 刘晓强.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9]基于“三生”共融的浙东海岛渔村空间优化研究[D]. 陈增浩.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10]太湖渔业捕捞配额制度演变路径研究[D]. 张振振. 上海海洋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