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部洽谈会明年四月六日至十日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喻健,宋璨羽,苗义程[1]（2020）在《跨媒介传播下贵州文化形象的演变与重构研究》文中指出贵州文化形象是基于贵州自然生态基础和历史人文基础、体现贵州精神和核心文化特色、反映贵州整体面貌并逐步凝练、传播、广为人知而出现的区域文化形象,它是国家文化形象的局部呈现和重要支撑。贵州文化形象由于先天因素曾有过长期的负面形象传播,但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需求下,贵州文化形象又发生过不同视角的转变,曾在历史上放射过奇异的光芒。21世纪以来,贵州文化形象正在进行新的建构,从顶层设计到跨媒介传播,新的贵州文化形象逐渐明亮清晰,尤其是贵州主流新闻媒体与文化娱乐、赛事会展平台,发挥跨媒介传播优势,最大限度地增强和扩大了贵州文化形象的传播效应,促进了贵州文化形象得以迅速重构与提升。
黄晶[2]（2020）在《湘西花垣苗族“赶秋节”活动的考察与研究》文中认为花垣县苗族赶秋已随中国“二十四节气”项目入选世界级非遗名录,同时还承载着苗族鼓舞和苗族接龙舞等3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赶秋节的起源有多种民间传说,主要可分为寻爱型、悼亡型、感恩型、抗暴型和厌胜型五种类型,寻爱型传说的数量最多,厌胜型传说较为接近历史真相,表达了苗民战胜自然的朴素愿望。传统的花垣赶秋节最初是一个节日内容和社会功能都较为单一的岁时节日,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在发展过程中,节日内容不断丰富,其功能和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当前的花垣苗族赶秋节属于官方组织主导的、包含苗族民俗元素的节庆旅游文化品牌打造活动。本文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对2019年花垣赶秋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花垣赶秋节文化品牌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总结了花垣打造赶秋节文化品牌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现阶段存在问题,在结合花垣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围绕“重新设计品牌主题”“准确定位客源市场”“全面创新节庆活动”“吸纳外来专业人才”和“鼓励当地民众参与”五个方面提出花垣赶秋节文化品牌建设的相关策略。
李发涛[3]（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双方老一辈领导人的亲自缔造和培育下,有着光荣悠久的历史传统。自1949年与朝鲜建交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同朝鲜的关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对朝外交政策,始终将巩固和发展对朝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同时,中国支持朝鲜党和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中朝友好大局和双边关系未来。进入新世纪,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是“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十六字方针。在此精神下,中国不断加强与朝鲜高层的政治沟通,推进经贸领域务实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领域配合,始终把巩固好、建设好、发展好中朝关系作为对朝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新时代以来,中国对朝外交政策面临着新的形势。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其次,朝鲜进一步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局面,积极发展经济,并开始调整姿态,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最终改善了与美韩两国之间的关系;最后,朝核问题仍是朝鲜半岛的焦点,一直牵动着半岛局势。面对新形势,中国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对朝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大局。一直以来,朝鲜核问题是朝鲜半岛形势复杂多变的重要原因。对于朝核问题,中国的立场十分明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坚持无核化的既定目标,半岛实现无核化,是半岛得以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二是坚持对话谈判的解决道路,对话谈判是唯一出路,也是各方的明智选择。近年来,中国根据半岛形势的发展,对朝鲜半岛问题又提出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实践证明,这都符合安理会决议的要求,也符合美国和朝鲜在内各方的根本利益,务实可行,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给周边及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与朝鲜在政治、经贸、地缘、人文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的形势下,中朝既要继承传统,更要面向未来,在增进互信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为协力打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包括中朝两国在内的亚洲人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建设者,把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推上一个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李晓蓓[4]（2019）在《道德记忆、仪式庆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以裕固族为例》文中认为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的身份和象征,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民族文化的认同状态直接影响到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虽然文化错综复杂,但却始终存在一条主线,这就是道德。道德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文化的方向,决定着“我”与“他人”的区别,道德与认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然而道德在民族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却很少被关注。本研究采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提出将道德记忆作为分析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点。道德记忆是对人们道德关系的回忆与重述,而道德关系是由宗教、领袖的叙事框架中的道德期望力量在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的德性陶造过程共构而成的。因此,将裕固族仪式庆典活动划分为“人与神”、“人与领袖”、“人与人”和“人与集体”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并阐述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记忆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首先,从宗教仪式出发,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裕固族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传统道德认知。其次,就裕固族生产生活中的领袖崇拜仪式进行详细的梳理,展现出裕固族道德传统中的领袖印迹及当下的变迁过程。再次,通过对人们日常仪式行为的探讨,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礼仪中的集中体现,阐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道德记忆发展的塑形与重构,凸显出裕固族人能够和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道德认知的一致性。最后,通过对一系列的集体庆典活动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脉络的深入分析,揭示出人与集体的道德记忆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裕固族人数不多,但却是一个被地理阻割成若干区域的民族,各个地域的仪式庆典中因发展状态不同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其实质是不同生产方式中的道德规范对于人们道德关系的影响所致。只有从道德记忆的视角出发,认识到道德记忆是刻画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才能挖掘出裕固族不同地域和不同生产方式中所蕴含的道德关系的一致性,进而清晰地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在对裕固族的仪式庆典进行分析后,人们可以看到其中所呈现出来的裕固族人道德记忆脉络,即裕固族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动物的爱护、对于秩序的要求、对于成才的渴望、对于孝道的重视以及对于集体生活的喜爱和渴望等等,是裕固族对人与神、人与领袖、人与人以及人与集体关系的彰显。而这一切的内涵中无不包含着裕固族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正是这种多元的融合式发展形成了裕固族当下的样貌。道德关系上的整体性把握,有助于解释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裕固族人同其他各民族的融合过程,这种主动吸纳的过程使该民族始终与时俱进,永葆活力。
陈永华（Chan Wing Wah）[5]（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指出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张智渊[6]（2015）在《矿产资源开发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藏区为视点》文中研究指明甘南州自古以来主要以传统的游牧和农耕方式作为其谋生求发展的主要手段,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有发展模式难以满足现有人口的需求,且随着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扩展,寻找因地制宜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便成为甘南州政府和群众共同面对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探矿成果表明,甘南州是一个地下宝藏丰富的地区,有一些私人企业因在甘南州从事探矿与采矿而富裕起来。当初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致使部分企业主只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也由于缺乏利益分成的法定机制,使得当地藏族群众在获取少量实际利益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问题。矿产资源开采者的掠夺性与破坏性开采与当地长期形成的生态保护文化也格格不入,引发了当地群众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行为颇为不满,甚至有部分人因此而反对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作为其现代化路径之一的宏观决策。进入21世纪之后,甘南州政府贯彻环境保护法规和顺应群众要求加强了环境监管,当地百姓也加强了维权从矿产资源开发企业那里也获得了利益分成,但由于政府、企业、群众三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常有小矛盾显现并存在激化的可能。另外,由于本地缺乏资金、技术与熟练的人力资源,故甘南州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大多为招商引资而来的外地企业与从业人员,由于企业的投资者与从业者大多非本地人,故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除了具有全国矿产资源开发行为中的共性之外,最为明显的那就是存在民族性,因此任何单纯的经济利益冲突都有可能因为矛盾激化而上升为民族问题,且由于从业人员与当地群众的文化不同而在具体的民族交往中难免出现文化上的接触、碰撞、适应与融合的过程。任何经济行为均具有两面性,作为一个亟需发展且具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方,矿产资源开发更不能因噎废食而守着聚宝盆继续贫困与落后的生活,而是应当因势利导,解决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利益冲突和开发的外生性而引发的不和谐的问题,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当地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四个田野点的调查与分析,依靠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介绍甘南藏区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概貌入手,以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社会调查的方式研究了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的民族社会基础,论述了甘南矿产资源开发给当地民族社会结构、民族交往、藏族传统文化、生态和社会问题产生的影响。以此研究为基础,阐述了矿产开发背景下的和谐民族社会建构,同时,对甘南州经济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提出建议。本研究从民族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多维度探究了甘南藏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对于环境、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促进环境保护与增进民族和谐与共同繁荣的策略,为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中的汉藏民族交往、民族社会发展、民族融合与团结提供了有益的现实与理论依据。
田海军[7]（2013）在《漠南武术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漠南地域位于我国华北北部，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的地方，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草原地区，清代以来成为内蒙古的代称。漠南地域游牧民族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以其突出的骑射武艺南下中原，与汉族农耕文化发生了交流和融合，影响了中华武术的发展，从武术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漠南武术文化是指漠南地域存在的与武术活动相关的所有文化，既包括漠南少数民族创造的游牧武术文化，也包括漠南农耕民族传承的农耕武术文化。本文以文献资料法为基础，对漠南地域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理解，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社会学口述历史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深入漠南地域，对漠南地域存在的武术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对获取的各种文本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漠南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进展；漠南游牧武术的相关文化；历史文献中漠南游牧民族的彪悍民风；漠南游牧民族地域性特色的传统武艺；漠南游牧民族尚武文化的归因寻绎；漠南农耕武术文化概貌；漠南南部农耕武术拳械个案探析；漠南地域孕育的汉族战将；清代中期以来漠南农耕武术的发展轨迹；漠南游牧民族传统武技的现状诊断与对策；漠南武术文化发展模式的构建与探寻。结果发现：1.漠南地域游牧武术文化的主体民族是中华民族中最骁勇、最彪悍的民族群体之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对话，促进了民族尚武文化的交融。2.漠南武术文化包含了南部农耕武术文化和北部游牧武术文化两种类型，这两种武术文化的分布基本上以阴山、狼山山脉走向为分界线。游牧武术文化的特色是豪迈奔放，粗犷实用；农耕武术文化以质朴醇厚，击舞和融为特色。3.游牧民族的传统武艺包括马上使用的马刀、马枪和骑射等内容，地上使用的搏克、射箭等内容，这些传统武艺的功能价值主要通过战争得以体现。蒙古弯刀出现在蒙古族崛起于草原时代，弧形背屈的刀身形制特点，配合骑兵前冲的速度运用劈、抹技术，主要功能是增加杀伤面积，而非注重杀伤程度。4.固有的自然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英雄的崇拜情结等促成了游牧民族尚武性格的形成。5.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分布呈现带状格局特征，这是由当地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和农耕文化繁荣及商贸活动频繁等因素决定的。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成因主要是移民运动导致的武术文化传播。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重心不在农村而在城镇，其传播和发展模式是由城镇而城镇，村落武术文化现象在漠南没有形成。6.民国绥远省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促进了该地农耕武术的传播。农耕武术传入漠南后并没有因游牧文化的影响产生显着的技术流变。漠南农耕武术文化利用传统节日举行民间社火，展演武术文化，为传统武术群众基础的形成和自身的传承、普及找到了适宜的民俗文化空间。7.清代中期以来，漠南农耕武术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在武科举人才涌现、镖师职业的出现、农耕武术的集中传入。散打运动的兴起，形成了漠南竞技武术运动的特色优势。8.搏克和射箭等尚武活动呈现出弱化甚至濒危现象，其原因包括尚武体育自身的原因和社会发展的环境变迁原因。漠南武术的未来发展方向，由漠南武术的二元分布特征决定。游牧武术应结合漠南地域民俗文化旅游业，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漠南竞技武术的发展，应重点发展散打、中国式摔跤等身体直接对抗项目。传统武术应利用武术之乡的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让传统武术回归全民健身，服务社会人群。
张学见[8]（2012）在《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占区，以此为契机，胶济铁路这一年正式开工兴筑，并于1904年全线开通。在此期间，青岛港也得以兴建。贯通鲁省南北部，并在济南与胶济铁路对接的津浦铁路也于1912年全线开通。从1903年至抗战前夕，山东公路建设开始起步，而这些已修的公路多围绕胶济铁路而建。由于山东境内的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尚不完善，运输能力还很有限，传统的水运、海运运输方式在近代山东并没有消失，其继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些以水运、海运为主的传统运输方式与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载体，组成了一个近代山东新旧相间的运输网络，而它们的关系也很复杂，合作中夹杂着冲突。胶济铁路从1904年修竣，并开始营运，至抗战前的1937年，历经德占、日占、中国政府管理三个时期。这期间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运输客货能力逐渐提高，然而近代山东乃至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决定了胶济铁路除了饱受战争摧残外，还有诸如税捐、日债、管理机构腐朽、疫情与匪患、自然灾害与人为浪费、中外官商的巧取豪夺等因素影响其运输业的发展，这导致了胶济铁路一直盈利不佳。胶济铁路作为现代交通方式嵌入鲁省境内，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东渐的一部分。铁路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产物，其社会功用的最大化，由于受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制约，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其现代性的一面，还是在以下多个方面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穿济南，济南虽然作为鲁省政治中枢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但其经济职能、经济地位在跃升。近代济南在东西、南北铁路两大干线的牵引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不过胶济铁路沿线其他中小城市并非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趋向的因素很多，交通只是其中之一。胶州紧邻青岛、周村紧邻济南，由于区域经济资源有限，且具有积聚效应，当胶济铁路出现则引起这些资源过分向青岛、济南倾斜，最终导致其逆反性衰落。而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旅游业、转运业的兴起及铁展会在青岛的举办，则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体现。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主要动机，就是方便运销以淄博为代表的鲁省中部煤炭。实际上胶济铁路修竣后对其沿线煤矿业的产、运、销乃至其自身采煤生产方式的革新，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胶济铁路1922年从日人手中收回后，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与胶济铁路管理当局分属不同利益主体，它们在总体合作中还伴有冲突和争吵。此外还有诸如胶济铁路当局对华洋煤矿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天灾人祸、日煤倾销以及胶济铁路本身的运力不足等因素，严重地困扰着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为此山东当局以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采取诸如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收买博山轻便铁路、增购车辆、更换重轨来促进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健康发展。以美烟在山东中部广泛种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例，山东区域农业经济，也深受胶济铁路的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美烟的商品化、销售的国际化，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时期里农民生活质量，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还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衰落。但随着胶济铁路沿线农民日益成为世界烟叶购销市场体系中的一员，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导致烟叶价格下跌，其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悲惨后果。鲁南、鲁西、鲁北及豫北、冀南的花生、棉花、牛等大宗物品从各自的产地市场流向济南中级市场、再最终转运至青岛终极市场，这些区域最终主要被纳入了青岛港的腹地范围。这些大宗货品沿着这样的运销流动轨迹，也与天津港、上海港之腹地有所重合。青岛港与它们有着竞争关系，但从上述物品主体流向来看，青岛港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广袤的区域之所以能主要成为青岛港的腹地，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胶济铁路和青岛港自身的作用，及它们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措施。胶济铁路、青岛港为代表的现代山东交通体系，及它们所构建的贸易网络，直接导致了明清以来山东区域经济西强东弱而逐渐演变成东强西弱，山东整体经济面貌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变迁。通过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为个案的考察，不难窥探出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代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晓佳[9]（2011）在《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文中指出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三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王旭瑞[10]（2006）在《黄陵祭祀：公祭与民祭》文中认为近年来，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越来越被强调和尊崇，在黄帝陵举行的祭祀活动也越来越盛大和隆重，但这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和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国家级’公祭黄帝于法无据”。面对这些质疑，人们多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和“人文初祖”，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祭祀黄帝有悠久的历史等方面进行回应。但因为人们很少对历史上和今天的黄陵祭祀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以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只看到黄陵祭祀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是制度化的活动，却没有看到传统在实践中的断裂，没有看到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黄帝及祭黄仪式的不同阐释。大家只看到黄陵祭祀是“大传统”或官方典礼，却没有看到祭黄的地方“小传统”，或祭黄的地方和个人用法；只看到人们缅怀祖先，却没有看到人们对“黄帝”这一符号的操弄，对黄帝陵及祭祀仪式作为资源的利用。 在借鉴顾颉刚先生和沈松侨先生对古代和近代尊黄、祭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近代以来的黄陵祭祀仪式进行考察。针对人们通常把关注焦点放在仪式本身的做法，笔者强调祭黄仪式的主体，即组织者和参与者，并将其视为主体能动者来分析他们在祭黄仪式中的行动和阐释。 本文首先追溯黄帝祭祀的历时流变，分析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不同人群赋予“黄帝”符号的不同意义，即对黄帝的不同记忆、
二、东西部洽谈会明年四月六日至十日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西部洽谈会明年四月六日至十日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跨媒介传播下贵州文化形象的演变与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贵州文化形象的生成基础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贵州文化形象的生成基础 |
| 1．自然生态基础 |
| 2. 历史人文基础 |
| (二)理论背景及核心概念阐释 |
| 1. 文化形象 |
| 2. 跨媒介传播 |
| 二、贵州文化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跨媒介传播 |
| (一)“三言”“两语”的传统贵州文化形象 |
| (二)不同时代背景下贵州文化形象的视角转变 |
| 1. 明朝“移民实边”时期的“屯边贵州”形象 |
| 2. 红军长征时期的“红色贵州”形象 |
| 3.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大后方”形象。 |
| 4. 三线建设时期的贵州“大三线”形象 |
| 三、21世纪以来贵州文化形象的跨媒介重构 |
| (一)重构的目标指向与形象定位 |
| 1. 贵州发展目标与顶层设计回顾 |
| 2.“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多彩贵州文化形象 |
| 3.“百姓富，生态美”的新时代贵州文化形象 |
| (二)贵州文化形象重构的跨媒介传播方式与效应 |
| 1.“多彩贵州”的跨媒介传播方式与效应 |
| 2. 贵州“生态美”的跨媒介传播方式与效应 |
| 3. 贵州文化形象在文化娱乐与赛事会展领域的传播效应 |
| 四、结语 |
（2）湘西花垣苗族“赶秋节”活动的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苗族传统节日研究 |
| (二)苗族赶秋节研究 |
| 三、研究设计方案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点选择 |
| 第一章 湘西花垣的人文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花垣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花垣的历史人文环境 |
| 一、花垣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花垣的历史与民俗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苗族赶秋节的分布、民间口头叙事与文字记述 |
| 第一节 苗族赶秋节的分布区域 |
| 第二节 苗族赶秋节的民间口头叙事 |
| 第三节 相关文字记述 |
| 第三章 花垣苗族赶秋节活动考察 |
| 第一节 湘西花垣县城中的苗族赶秋节活动 |
| 第二节 湘西花垣十八洞村的苗族赶秋节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花垣地方政府打造赶秋节文化品牌的过程 |
| 第一节 当前花垣苗族赶秋节的性质 |
| 第二节 花垣政府对于赶秋节文化品牌的打造 |
| 小结 |
| 第五章 花垣赶秋节文化品牌打造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第一节 花垣赶秋节文化品牌打造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人才缺失 |
| 二、品牌知名度低,缺乏地域特色 |
| 三、群众基础不稳 |
| 第二节 花垣赶秋节文化品牌打造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
| 一、明确品牌定位,完善品牌形象 |
| 二、培养相关人才,组建专业机构 |
| 三、创新节庆内容,突出地域特色 |
| 四、鼓励群众参与,巩固节庆基础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回顾 |
| (一)双边关系上强调“稳定-可持续” |
| (二)经济上坚持“合作-互惠” |
| (三)朝核问题上主张“对话-协商” |
| 二、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背景 |
| (一)朝鲜社会建设的战略转型 |
| 1、强调经济建设 |
| 2、积极开展外交 |
| (二)韩朝关系发生改变 |
| 1、文在寅政府推行以构筑和平为中心的对朝政策 |
| 2、韩朝关系持续向好 |
| (三)美朝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 |
| 1、特朗普政府对朝实行极限施压政策 |
| 2、美朝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 |
| (四)朝核问题牵动地区安全形势 |
| 1、朝鲜核导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
| 2、美日韩军事合作更趋紧密 |
| 三、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政治方面 |
| 1、“四方面原则共识” |
| 2、对朝“三个不会变” |
| (二)经济方面 |
| 1、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2、扩大经贸往来,深化合作 |
| (三)文化科技方面 |
| 1、稳步发展科技合作 |
| 2、保持文化交流互鉴 |
| (四)朝核问题方面 |
| 1、恪守“三个坚持”和“三个反对”立场 |
| 2、“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 |
| 3、支持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 |
| 四、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一)对中国与朝韩两国关系的影响 |
| 1、中朝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 |
| 2、中韩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
| (二)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 |
| 1、中美对朝核问题的沟通协作不断加强 |
| 2、中俄合作更加紧密 |
| (三)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
| 1、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 |
| 2、朝核问题出现转机 |
|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4）道德记忆、仪式庆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以裕固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田野追问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民族文化认同 |
| 1.2.2 道德记忆 |
| 1.2.3 仪式研究 |
| 1.3 分析框架 |
| 1.3.1 民族文化认同与道德记忆 |
| 1.3.2 道德记忆与仪式庆典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田野图像 |
| 1.5.1 裕固族概况 |
| 1.5.2 田野点区位背景 |
| 第二章 道德记忆中的宗教仪式：人与神 |
| 2.1 历史悠久的萨满教信仰 |
| 2.1.1 传说故事中的萨满教 |
| 2.1.2 记忆中的“点格尔汗” |
| 2.1.3 记忆中的“留神羊” |
| 2.2 裕固族的藏传佛教情结 |
| 2.2.1 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兴起 |
| 2.2.2 寺院重建扩建 |
| 2.2.3 寺院仪式功能的悄然变化 |
| 2.2.4 宗教仪式的生活化 |
| 2.3 热闹虔诚的祭祀鄂博仪式 |
| 2.3.1 仪式过程的实地考察 |
| 2.3.2 祭祀鄂博仪式的道德记忆 |
| 2.3.3 祭祀鄂博仪式的变迁 |
| 2.4 小结宗教仪式与民族文化认同 |
| 2.4.1 道德记忆中的“人与自然” |
| 2.4.2 祭祀鄂博与民族文化认同 |
| 第三章 道德记忆中的领袖崇拜：人与“超人” |
| 3.1 羊的首领：选头羊 |
| 3.1.1 选头羊仪式过程 |
| 3.1.2 选头羊仪式的现状 |
| 3.2 马的成年礼：剪马鬃 |
| 3.2.1 剪马鬃仪式过程 |
| 3.2.2 剪马鬃仪式的现状 |
| 3.3 人的成年礼：剃头礼 |
| 3.3.1 剃头礼仪式过程的呈现 |
| 3.3.2 剃头仪式的一度中断与恢复 |
| 3.4 小结领袖记忆与民族文化认同 |
| 3.4.1 正在消失的“领袖记忆” |
| 3.4.2 剃头仪式与民族文化认同 |
| 第四章 道德记忆中的生活仪式：人与人 |
| 4.1 婚礼仪式 |
| 4.1.1 现代传统婚礼的记忆与重述 |
| 4.1.2 传统婚礼道德记忆的传承与改变 |
| 4.1.3 婚礼仪式的标志：女性服装的变迁与认同 |
| 4.2 节日庆祝仪式 |
| 4.2.1 节日中的道德记忆：春节 |
| 4.2.2 道德记忆的日常呈现：聚会 |
| 4.3 丧葬仪式 |
| 4.3.1 丧葬仪式的记忆 |
| 4.3.2 裕固人对待死亡的态度 |
| 4.4 小结生活仪式的多元化造成道德记忆的弱化 |
| 4.4.1 生活仪式的多元化 |
| 4.4.2 道德记忆的变化与民族文化认同 |
| 第五章 道德记忆重建的民族庆典：人与集体 |
| 5.1 县庆的历史记忆 |
| 5.1.1 自治县的成立 |
| 5.1.2 县庆仪式的变化 |
| 5.2 县庆：安静小城瞬间沸腾 |
| 5.2.1 庆祝大会：政府主导 |
| 5.2.2 文艺表演：舞台重塑道德记忆 |
| 5.2.3 赛马大会：草原儿女本色 |
| 5.2.4 县庆前后：乡镇庆祝 |
| 5.3 作为庆典展演的县城 |
| 5.3.1 县城东部：寻根问祖 |
| 5.3.2 县城中部：时代舞台 |
| 5.3.3 县城西部：民族记忆 |
| 5.4 部落东迁节 |
| 5.4.1 部落东迁节的由来 |
| 5.4.2 两届东迁节 |
| 5.4.3 民众眼中的东迁节 |
| 5.5 小结民族庆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
| 5.5.1 县城庆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
| 5.5.2 部落东迁节与民族文化认同 |
| 第六章 结语：道德记忆推动仪式庆典刻画民族文化认同 |
| 6.1 仪式庆典中道德记忆的弱化导致民族文化认同的模糊 |
| 6.2 仪式庆典的多元化发展加速道德记忆的变迁 |
| 6.3 道德记忆是刻画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6）矿产资源开发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藏区为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理论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 |
| 五、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甘南州人文社会与田野点概述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 |
| 一、地理环境 |
| 二、圣地文化 |
| 三、人文社会 |
| 第二节 田野点与矿产资源概述 |
| 一、田野点概述 |
| 二、探明的矿藏种类与储量 |
| 三、矿产资源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的民族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甘南州矿产资源开发的社会基础 |
| 一、甘南州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内部因素 |
| 二、甘南州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
| 第二节 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的民族态度调查 |
| 一、那吾乡藏族对矿产开发态度的调查 |
| 二、夏河加甘滩藏族矿产开发态度调查 |
| 三、开采地藏族在矿产开发中的参与程度 |
| 第三章 矿产开发与民族社会结构 |
| 第一节 矿产开发与甘南藏族社区结构变迁 |
| 一、传统藏族社区的场域模型 |
| 二、当代藏族社区的特征 |
| 第二节 矿产开发与甘南藏区社会变迁 |
| 一、矿产资源开发逐步加快 |
| 二、促进甘南州藏族社会经济发展 |
| 四、引起社会分层与流动 |
| 第三节 矿产开发与甘南州藏族社区建设 |
| 一、矿产开发与甘南民族社区的城镇化 |
| 二、矿产开发与甘南藏族社区建设 |
| 第四章 矿产开发与民族交往 |
| 第一节 矿产开发背景下的族际交往现状 |
| 一、工作交往 |
| 二、族际通婚 |
| 三、经济互动 |
| 四、文化互动 |
| 第二节 矿产开发影响族际交往的路径 |
| 一、为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提供场景 |
| 二、结合藏传佛教促进社会稳定 |
| 三、多元信仰交融 |
| 第三节 族际交往的目标与结果 |
| 一、社会整合与有机团结 |
| 二、增大了局域范围内的民族和谐 |
| 第五章 矿产开发与藏族传统文化 |
| 第一节 矿产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互动 |
| 一、外界文化与技术的传入 |
| 二、藏族传统文化对矿产开发的影响 |
| 三、企业现代管理制度对矿区藏族群众的影响 |
| 第二节 宗教文化在矿产开发中的作用 |
| 一、神山崇拜与矿产资源开发 |
| 二、藏族群众的宗教观念对矿产开发的影响 |
| 三、宗教力量与矿产开发中的纠纷解决 |
| 四、矿产企业与宗教力量的主动交往 |
| 第六章 矿产开发的生态与民族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矿产开发的生态问题 |
| 一、生态问题的主要体现 |
| 二、生态问题的不利影响 |
| 第二节 利益分配失衡产生的社会矛盾 |
| 一、利益分配不当引起的经济纠纷 |
| 二、拉大当地藏族群众的收入差距 |
| 三、相邻村庄强索经济利益影响社会稳定 |
| 第三节 资源开发中的其他社会问题 |
| 一、利益最大化原则影响牧民对投资者的态度 |
| 二、资源开发利益链条中滋生了不合法的的垄断经营 |
| 三、法律意识不足导致的权益受损与矛盾纠纷 |
| 四、资源魔咒对当地社会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影响 |
| 第七章 矿产开发背景下的和谐民族社会建构 |
| 第一节 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 |
| 一、依法加强资源开发管理 |
| 二、重视矿产开发中的环境成本 |
| 第二节 发挥本土文化的功能 |
| 一、提高当地藏族群众的参与性 |
| 二、建立适合本土民族文化的纠纷化解机制 |
| 三、建立适用于民族地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机制 |
| 四、借助民族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发展 |
| 第三节 合理选择发展路径 |
| 一、扩大资源开发下游产业 |
| 二、建立循环经济 |
| 三、转变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建设生态文明 |
| 结语 |
| 一、矿产开发促进了甘南民族社会的发展 |
| 二、可持续发展是甘南矿产开发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
| 三、利用民族文化促进甘南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 |
| 四、民族和谐是矿产开发与社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的情况与科研成果 |
| 附录 一 |
| 附录 二 |
| 附录 三 |
| 附录 四 |
| 附录 五 |
| 附录 六 |
| 致谢 |
（7）漠南武术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理论假设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1.6 相关文献综述 |
| 1.6.1 漠南地域文化研究综述 |
| 1.6.2 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
| 1.6.3 漠南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前沿 |
| 1.6.4 小结 |
| 2 漠南地域及漠南武术文化界定 |
| 2.1 漠南地望 |
| 2.2 漠南地域亚文化区划分 |
| 2.3 漠南武术文化的界定 |
| 2.3.1 武术文化界定 |
| 2.3.2 漠南武术文化界说 |
| 2.4 小结 |
| 3 漠南游牧武术相关文化 |
| 3.1 无处不现的马文化 |
| 3.2 婚丧、生活习俗中的尚武文化 |
| 3.2.1 婚丧习俗中的勇武 |
| 3.2.2 生活中的尚武信息 |
| 3.3 祭祀舞蹈中的武文化 |
| 3.4 人生礼仪的武文化 |
| 3.5 图腾信仰中的武文化 |
| 3.6 蒙古医学中的武医文化 |
| 3.7 岩画记载的武事遗存 |
| 3.8 史诗文学中的崇武情结 |
| 3.9 小结 |
| 4 野蛮与文明——漠南游牧民族的盛武雄风 |
| 4.1 鸣镝射马——秦汉匈奴人的武风 |
| 4.2 北狄骁武——南北朝游牧人的剽悍 |
| 4.2.1 简牍黄卷中的乌桓与鲜卑 |
| 4.2.2 “木兰从军”映射的柔然 |
| 4.3 突厥狼骑——隋唐时期的北方强族 |
| 4.4 辽金争雄——两宋时期的契丹女真 |
| 4.4.1 强弓利矢——英武契丹望影射敌 |
| 4.4.2 鸷劲沉雄——彪悍女真接矢就射 |
| 4.5 饮马欧亚——元代蒙古人的铁骑 |
| 4.6 小结 |
| 5 武术奇枝——漠南游牧民族的传统武艺 |
| 5.1 马上武技 |
| 5.1.1 马刀 |
| 5.1.2 马枪武艺 |
| 5.1.3 骑射武艺 |
| 5.2 搏克（蒙古族摔跤） |
| 5.2.1 搏克的规则制度 |
| 5.2.2 搏克的仪式 |
| 5.2.3 搏克的技术 |
| 5.2.4 草原摔跤的不同风格类型 |
| 5.2.5 搏克名将 |
| 5.3 射箭 |
| 5.3.1 草原民族的射箭习俗 |
| 5.3.2 草原民族射箭活动的现状 |
| 5.4 小结 |
| 6 适者生存——漠南游牧民族崇尚勇武的归因 |
| 6.1 自然环境决定的身体基础和民族性格 |
| 6.2 政权频替的社会环境 |
| 6.3 英雄崇拜的民族情结 |
| 6.4 小结 |
| 7 漠南游牧民族传统武术的现状与对策 |
| 7.1 游牧民族尚武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
| 7.2 游牧民族武术文化弱化归因 |
| 7.2.1 尚武体育项目自身的原因 |
| 7.2.2 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致使 |
| 7.3 漠南游牧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
| 7.3.1 自然环境：游牧经济运转的物质基础 |
| 7.3.2 文化生态：游牧武术文化生存的内环境 |
| 7.3.3 政府扶持与政策引导 |
| 7.4 小结 |
| 8 漠南农耕武术文化概貌 |
| 8.1 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拳种及分布 |
| 8.2 汉民族农耕武术的传承与传播 |
| 8.2.1 传承方式 |
| 8.2.2 传播过程与方式 |
| 8.3 回族武术的传承 |
| 8.3.1 回族传承的武术拳种 |
| 8.3.2 回族武术传承的特征 |
| 8.4 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存在特征及其归因 |
| 8.4.1 尚武遗风构筑的漠南农耕武术文化骨架 |
| 8.4.2 漠南农耕武术文化的形成和分布特征 |
| 8.4.3 移民携技成为漠南农耕武术文化形成的原因 |
| 8.5 小结 |
| 9 见微知着——漠南农耕武术拳械个案分析 |
| 9.1 阴把枪 |
| 9.1.1 漠南阴把枪的源流及赵老同 |
| 9.1.2 阴把枪技术 |
| 9.1.3 干壮枝疏：漠南阴把枪的地域性传承与横向传播 |
| 9.1.4 阴把枪的代表人物 |
| 9.2 形意拳 |
| 9.2.1 漠南地域形意拳的源流与传承 |
| 9.2.2 漠南形意拳技术 |
| 9.2.3 漠南形意拳代表人物 |
| 9.3 弹腿砸拳 |
| 9.3.1 赤峰市弹腿砸拳的历史源流 |
| 9.3.2 赤峰市弹腿砸拳的技术内容及特征 |
| 9.3.3 赤峰市弹腿砸拳的代表人物 |
| 9.4 小结 |
| 10 忠武报国——征战漠南地域的汉族武将 |
| 10.1 两代战神逐漠北 |
| 10.2 射石没镞飞将军 |
| 10.3 一门忠烈杨家将 |
| 10.4 天下奇男常十万 |
| 10.5 小结 |
| 11 清中叶以降漠南农耕武术的发展 |
| 11.1 清代农耕武术的壮大 |
| 11.1.1 武术职业人口涌现 |
| 11.1.2 武术拳种的传入集中 |
| 11.1.3 习俗文化为武术提供的文化场域 |
| 11.2 民国武术组织的活动 |
| 11.2.1 绥远省国术馆 |
| 11.2.2 各县级国术馆 |
| 11.3 建国后农耕武术的样态 |
| 11.3.1 传统武术稳步发展 |
| 11.3.2 竞技武术发展失衡 |
| 11.4 小结 |
| 12 漠南武术文化的地域特色与发展模式探寻 |
| 12.1 漠南武术文化的特色 |
| 12.1.1 游牧武术：集体传承与时间连续特色 |
| 12.1.2 骑射搏克：粗犷豪放的实用特色 |
| 12.1.3 传统武术：击舞相融的质朴特色 |
| 12.1.4 摔跤散打：身体对抗的优势特色 |
| 12.1.5 漠南武术文化的特色导览 |
| 12.2 漠南武术的发展模式 |
| 12.2.1 以民俗文化旅游为平台，振兴游牧武术文化 |
| 12.2.2 立足选材和技术优势，重点发展对抗项目 |
| 12.2.3 依托传统底蕴，回归全民健身 |
| 12.3 小结 |
| 13 结论与建议 |
| 14 致谢 |
| 15 参考文献 |
| 16 附录 |
（8）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理论 |
| 四、学术史回顾 |
| 五、资料概况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山东交通体系近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从帆船到轮船：山东水运概述 |
| 一、 内陆河运 |
| 二、 海运 |
| 第二节 从驿路到公路：近代山东公路建设的起步 |
| 一、 驿路 |
| 二、 近代山东公路建设概况 |
| 三、 近代山东公路的管理与运营 |
| 第三节 胶济铁路的诞生与诸种交通方式的复杂关系 |
| 一、 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的先后贯通 |
| 二、 胶济铁路与诸种交通方式的复杂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胶济铁路的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 |
| 一、 德占时期 |
| 二、 日占时期 |
| 三、 中国政府接管时期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管理机构变革 |
| 第三节 胶济铁路的营业状况 |
| 一、 德占时期 |
| 二、 日占时期 |
| 三、 中国政府接收时期 |
| 第四节 影响胶济铁路营业的不利因素 |
| 一、 战争的破坏 |
| 二、 日债的困扰 |
| 三、 其他诸种不良因素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胶济铁路与沿线城市、新式产业的兴衰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衰——以济南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新式行业（活动）的兴衰——以旅游业、转运业、铁展会为例 |
| 一、 旅游业 |
| 二、 转运业 |
| 三、 铁展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产销状况——以 1930 年代为例 |
| 一、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生产状况 |
| 二、 胶济铁路沿线煤炭销售系统 |
| 三、 上海煤炭销售系统 |
| 第二节 抗争与妥协：1931 年胶济铁路沿线煤商罢运风波 |
| 第三节 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发展之若干要素 |
| 一、 歧视性政策 |
| 二、 胶济铁路运力不足 |
| 三、 天灾人祸 |
| 第四节 为改善山东煤矿业发展所采取之若干措施 |
| 一、 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的尝试 |
| 二、 收买博山轻便铁路之波折 |
| 三、 采取的其他相关措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胶济铁路沿线农业经济的变动——以烟草业为例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 |
| 一、 胶济铁路促进了沿线美烟种植的区域化、专业化 |
| 二、 胶济铁路推动了沿线美烟的商品化、外向型发展 |
| 三、 制约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发展的若干因素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发展的溢出效应 |
| 一、 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 |
| 二、 带动了胶济铁路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 |
| 三、 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转型 |
| 第三节 烟农的生活状况 |
| 小结 |
| 第六章 港口与腹地：胶济铁路沿线商贸流通概况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商品运销之轨迹——以几种大宗农牧产品出口为例 |
| 一、 牛 |
| 二、 花生 |
| 三、 棉花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进出口贸易特点评析 |
| 第三节 腹地的演变：以济南为个案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关于论文的选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关于“中亚”和“西域”的概念及其在本文中的含义 |
| 第三节 中亚各国概况 |
| 上篇:中国与中亚地区历史上的友好交流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 |
| 第一节 史前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文化联系的踪迹 |
| 第二节 先秦文献中所见的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 |
| 第三节 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 |
| 第一节 简述两汉对西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 |
| 第二节 两汉与中亚诸国的往来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与中亚地区的往来 |
| 第四节 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
| 第五节 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 |
| 第一节 隋朝对西域的经营及与中亚地区的交往 |
| 第二节 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及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关系 |
| 第三节 唐朝与中亚地区之间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 |
| 第四节 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第一节 宋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第二节 蒙元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与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关系 |
| 第一节 明朝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友好交往 |
| 第二节 清代中期与中亚各汗国之间的往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辛亥革命后到中亚五国独立以前中国与俄属及苏联中亚 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 |
|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新疆与俄(苏)属中亚的往来交流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 |
| 本章小结 |
| 下篇: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五国的友好交流 |
| 第一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 |
| 第一节 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彼此间关系的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方面各层次的友好往来 |
| 第四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安全交流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中国和中亚国家为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合作所做的努力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贸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任重道远的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领域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科技、教育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体育交流与合作 |
| 第五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民间友好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 |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友好交流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黄陵祭祀：公祭与民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当代的祭黄热潮及相关的争论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述评 |
| 一、人类学相关理论述评 |
| 二、关于对黄帝的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历史之为记忆:黄陵祭祀的流变 |
| 第一节 古人对黄帝的记忆和祭祀:始祖、神仙与医祖 |
| 第二节 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建构 |
| 一、从“皇统”到“国统”:祭黄传统的断裂 |
| 二、对“中华民族”及“黄帝”的不同诠释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对黄帝及中华民族理解的变化 |
| 第三章 公祭:民族认同与民族建设 |
| 第一节 公祭由来与民族认同 |
| 第二节 公祭的变化 |
| 一、解放前后祭陵仪式的变化 |
| 二、改革开放后:寻根与促统 |
| 第三节 国家的介入:当代黄帝陵的整修与陵庙区空间 |
| 第四节 当代公祭的组织运作及仪式象征分析 |
| 第四章 民祭:民族象征的地方叙事 |
| 第一节 黄陵县与黄帝陵 |
| 第二节 民祭的由来:传统的发明与旅游开发 |
| 第三节 仪式作为资源:民祭的组织与运作 |
| 一、仪式的设计: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 |
| 二、参与者的能动性:新时期仪式的运作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
四、东西部洽谈会明年四月六日至十日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跨媒介传播下贵州文化形象的演变与重构研究[J]. 喻健,宋璨羽,苗义程.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2]湘西花垣苗族“赶秋节”活动的考察与研究[D]. 黄晶.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8)
- [3]新时代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研究[D]. 李发涛. 新疆大学, 2019(10)
- [4]道德记忆、仪式庆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以裕固族为例[D]. 李晓蓓. 兰州大学, 2019(08)
- [5]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矿产资源开发对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甘南藏区为视点[D]. 张智渊. 兰州大学, 2015(03)
- [7]漠南武术文化研究[D]. 田海军. 上海体育学院, 2013(04)
- [8]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D]. 张学见. 南开大学, 2012(07)
- [9]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D]. 赵晓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10]黄陵祭祀：公祭与民祭[D]. 王旭瑞. 中央民族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