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裴世东[1]（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董霄雷[2]（2019）在《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的中国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各地渐次兴起了空三足器,表征着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空三足器创始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大地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巨变。本文以陶器为视角,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以六个区域内的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黄土高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对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演进格局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论文绪论,界定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研究对象,回顾研究简史,提出研究任务。论文第一至六章,以空三足器为主要视角,从器物组合及演变关系入手,对典型单位进行分组,将典型单位放到遗址中,对整个遗址进行分段,然后以典型遗址的分段为标尺,对整个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进而对一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编年研究。据此方法,选取晋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荆村文化、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作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年代标尺,参照这个标尺,对渭河流域、晋中晋北冀西北地区、陕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完善黄土高原各区域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讨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论文第七章,以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编年研究为基础,完善和构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时空框架,将黄土高原的龙山时代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论文第八章,对14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进行研究,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5个“亲族文化区”和3个“历史文化区”,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同一谱系和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文化格局。论文第九章,总结收获。
田建文[3]（2014）在《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8月5日,将迎来张忠培先生八十华诞,祝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1958年以来先生出版了考古报告、论文集等17部,论文、序跋、纪念和评价考古学家的文章近二百六十篇,可谓着作等身。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人所共知,另外还有一个是其他考古学家难以企及的标志,这就是先生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紧密相连。人们一提起他,
刘博[4]（2011）在《脱贫经济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类历史呈螺旋状向上发展,贫困和富裕始终相伴相生,脱贫致富成为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人类奋斗目标。在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更多地关注贫困、思考贫困、研究贫困,这体现了人类既能清醒而理性地看待既往成就,同时又保持了对“富裕社会”、“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本文的切入点和中心立足点具有理论创新性,在世界经济理论集中趋向于对富裕研究的情况下,本文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贫困问题为研究背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经济发展及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更多地站在相对贫困人口的立场上去解释和剖析经济事实。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经济事实的案例式分析,始终认为只有真实的经济结果才是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贫困在本文中被定义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收入贫困在三种贫困的表现形式中是最易被接受也是最能进行直观度量和判断的。收入贫困就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收入的“缺乏”程度成为判断是否贫困的尺度和标准。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社会贫困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所有权的不足,表现为人们在所处的经济社会中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这一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可以带给个人脱贫致富的诸多可能。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有一个可衡量的指标基尼系数。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资产阶级从追求自我利润出发使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生产出最大的产量,是人类社会为生产而生产,创造了其以前时代无法想象且无与伦比的财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两极分化。富人的财富积累和穷人的贫困积累齐头并进。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有的极力鼓吹贫富并存是自然规律论调,让穷人俯首帖耳地听从所谓上帝的安排。有的大肆宣扬要使富人富,就必须让穷人穷的露骨剥削有理的谬论。有的居然叫嚣扶贫活动破坏自然的和谐和优美。当然,也有的对穷人的贫穷表示一点同情,提出文明秩序要求富人应该使穷人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的见解,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缓和现实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和对富裕阶层的潜在威胁。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国家贫困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有关理论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本文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脱贫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肯定的态度表述的。亚当·斯密科学地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致富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也阐述了个人和国家贫困的原因在于土地和其他财产私有,在于政府通过法律对贫富之差的保护。凯恩斯认为,完全自由放任是工人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凯恩斯还认为,减少贫富之差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政府的税收管理,建立竞争的原则,发展股份经济。凯恩斯关于混合经济的理论对今天的我国很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所阐述的两个基本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理论上说明工人的贫困不在于原罪,而在于被剥夺。资本家富足也不是源于天赐而在于掠夺。马克思还运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当年最富裕的英国的工农大众的贫困。马克思的脱贫理论对正在积极发展经济,以求脱贫致富的中国来说,十分有现实意义。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争取生存权利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也是旧中国的贫困根源所在。一个国家、地区及其所属的个人,无论占有的自然资源如何丰富,历史积淀如何丰厚,人们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望如何迫切,只要国家不独立、民族不统一、政治不稳定,就不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按照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开放30年,与过往的历史比较,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时代,脱贫致富,“超英赶美”,梦想成真,中国距离世界中心地带越来越近。然而在一派繁华的背后,需要冷静的思考,今日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消灭,已由普遍的贫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贫富不均为代表的新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大。中国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极强的地域指向性和集中分布性特征,绝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在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贫富差距加大已成突出矛盾。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出现新趋势。人均财富的不足和贫富差距的加大是现今中国面临的主要贫困,人口问题、土地和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失业及城市贫困问题加上经济运行中不可完全避免的权利寻租现象共同促成了这个极其现实的新的贫困问题,这是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经济宏观客观环境的新的“脱贫致富”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脱贫致富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三个显着特点:第一,中国的经济运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宽泛的包容性,这一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的社会实践在理论上吸取了经济学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且带有明显的中国式哲学的特色,并不拘泥于既有的某一流派和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进行合宜地变通和发挥。指导改革开放在中国全面铺开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尊重经济规律,遵从市场规律,打开人民追逐财富梦想的通道,这也正是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髓所在。由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基本成功,其转型的路径又凸显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特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实践在总体上,特别是大的全局性的经济战略转折上以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为鲜明特色,政府对经济的运行表现出积极的主动性。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统一和谐,步调一致才是摆脱整体贫困,到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经济学家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要充分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与有序的政府管理相互配合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得到了显着体现。贫困问题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论证的“政府的错误政策会在一小时之内毁掉若干年内积累的财富”一样,要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更多的也要依靠人为的决策和努力,“政府正确的政策会在24小时内使国家由贫变富”。第三,中国脱贫致富经济实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非常明确,就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新中国,占国家统治地位的是人民大众,这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的脱贫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极度悬殊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各种创造财富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所有权的归属矛盾所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脱贫和致富是两个阶级的不同追求目标,带有本质上的不可协调性,甚至表现为阶级利益的相互吞噬和排斥。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协调统一,脱贫和致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一致目标。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的依据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是正确的和先进的。从世界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贫困问题客观存在,特别是相对贫困仍旧是急需解决的经济重点问题。由于当今贫困问题的产生更多地表现为人为因素所造成,本文呼吁经济理论研究要对贫困问题及脱贫致富的方法探索给予关注,并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性,向有针对性和实践可操作性倾斜。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把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纳为:1、国内政治不稳定、本国以外的国际势力对本国的侵略、殖民和掠夺;2、由于本国自然资源有限、政府采用的经济政策和制定的经济制度不符合本国经济发展要求,基础经济长期不发达,法律不健全等宏观原因导致国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严重缺失或其所有权、使用权混乱,生产力受到破坏和束缚,实际经济运行违背经济规律,社会生产效率低。以上因素更多地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3、由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趋于集中、伴随社会财富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产生相对贫困。导致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社会贫困的三个原因中,人为因素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贫困的产生更多的是人类不当行为,特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造成的,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不断的修正和改进,“脱贫致富”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通过国家独立、国内政治稳定解决产生贫困的外部因素,无论对国家整体还是对个人都是脱贫致富的首要前提;2、通过遵循经济运行规律,解放生产力,循序渐进地建立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从微观做起,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满足其脱贫致富的愿望,保护其生产经营的自由,公平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肯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解决贫困产生的内部因素,鼓励适应性变革和自主创新,这是解决社会普遍贫困最重要的方法和步骤,是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因,是国家整体富裕的关键因素;3、通过政府积极参与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发展,以宏观改革保证整体经济的方向性,以公平、持续发展为基础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保障参与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个人更多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通过调整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再分配和鼓励促进生产效率而达到最大限度解决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问题;4、几种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贫困问题会有主要表现形式的不同,这就要求政府适时调整对策,集中精力判断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选择贫困还是富裕,更多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统一,应由政府代表人民来进行选择。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只有分清主次矛盾,因时因势进行决策选择,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和完善,拒绝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突变式的社会经济变革,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的成果,这也是被中国60年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所检验了的中国经验。战争、动荡、闭关自守、以邻为壑、背信弃义、为富不仁,违背规律,会引起社会的倒退,财富的消灭。和平、独立、生产、贸易、公平、创新和诚信,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达到社会的公平进步,人民的安宁富足。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普及、社会文明的深入人心,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以及人们对脱贫致富的不懈追求和对脱贫经济理论的不断探索,积极地在社会经济实践中采取适宜的措施和方法来消灭贫困,就是对既往努力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富裕生活的最有力的保护,人类的未来将会充满光明。
田建文[5]（2010）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文中认为
李维明[6]（2006）在《“新砦期”已经“确认”了吗?——就学风问题再问顾问先生》文中认为迄今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布材料和研究相对薄弱,且涉及学术问题又相当广泛和复杂。据此判断,目前学界所言“新砦期”尚处于研究探讨阶段。
段天璟[7]（2005）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文中指出本文在对二里头文化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以二里头文化为参照建立了时间坐标,在全面占有和收集中国境内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二里头文化或其相关文化与该时期中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辨识出了诸考古学文化中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求得了其与二里头文化各期在年代上的对应关系;通过在六个自然地理区域内构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全面确立了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本文以二里头文化时期为参照,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与动态交流两个方面讨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以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为标准,按照二里头文化对其影响范围内诸考古学文化的传播,和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影响范围以外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这两个层次,探讨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过程和趋势,以及在二里头文化波及范围以外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背景,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发生的交流与巨变。
白国红[8]（2002）在《2001年先秦史研究概况》文中提出
本刊编辑部[9]（2001）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伯谦[10]（2001）在《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中研究表明
二、《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空范围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龙山时代的晋南、豫西地区 |
| 1.1 运城盆地 |
| 1.1.1 荆村文化 |
| 1.1.2 东关文化 |
| 1.1.3 三里桥文化 |
| 1.2 临汾盆地 |
| 1.2.1 襄汾陶寺遗址的年代标尺 |
| 1.2.2 其他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段 |
| 1.2.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3 晋东南地区 |
| 1.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1.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4 豫西地区 |
| 1.4.1 荆村文化 |
| 1.4.2 三里桥文化 |
| 1.4.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龙山时代的渭河流域 |
| 2.1 渭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
| 2.2 渭河流域的荆村文化 |
| 2.2.1 东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2 西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3 荆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 |
| 2.3.1 东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2 西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3 客省庄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晋中、晋北和冀西北地区 |
| 3.1 晋中地区 |
| 3.1.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1.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2 晋北地区 |
| 3.2.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2.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3 冀西北地区 |
| 3.3.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龙山时代的陕北地区 |
| 4.1 小官道遗存 |
| 4.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1.2 小官道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 |
| 4.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2.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3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文化性质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
| 5.1 东区：老虎山文化遗存 |
| 5.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1.2 分期与年代 |
| 5.2 西区：小沙湾遗存、永兴店文化 |
| 5.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2.2 分期与年代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龙山时代的甘青地区 |
| 6.1 常山下层文化 |
| 6.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1.2 分期与年代 |
| 6.2 客省庄文化 |
| 6.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2.2 分期与年代 |
| 6.3 齐家文化 |
| 6.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3.2 分期与年代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编年序列与发展阶段 |
| 7.1 编年序列 |
| 7.2 发展阶段 |
| 第八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谱系与演进格局 |
| 8.1 文化谱系 |
| 8.2 演进格局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育人为先 |
| 二、教育理念 |
| 三、教育目的 |
| 四、教育方式 |
| 1. 因材施教、分槽饲养 |
| 2. 自己设计、请人代养 |
| 3. 联合指导、共同培养 |
| 五、教育手段 |
| 1. 以做代教、以逼代导 |
| 2. 找“孙悟空”、谱系域外 |
| 六、教学相长 |
（4）脱贫经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发展趋势 |
| 1.2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贫困、贫富差距与世界贫困状况 |
| 2.1 贫困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2 贫富差距 |
| 2.3 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 |
| 第3章 西方经济学家的贫困理论 |
| 3.1 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 |
| 3.1.1 资产阶级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 |
| 3.1.2 资产阶级造就无产阶级的贫困 |
| 3.2 天经地义说 |
| 3.2.1 贫富并存是自然规律 |
| 3.2.2 要使富人富，就必须让穷人穷 |
| 3.2.3 扶贫活动破坏自然的和谐和优美 |
| 3.2.4 文明秩序要求富人应该使穷人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 |
| 3.3 政策失误说 |
| 3.3.1 法国的贫困 |
| 3.3.2 政府的错误政策会在一小时之内毁掉若干年内积累的财富 |
| 3.3.3 政府正确的政策会在24 小时内使国家由贫变富 |
| 3.3.4 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评价 |
| 3.4 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说 |
| 3.4.1 工人的贫困 |
| 3.4.2 贫困的根源 |
| 3.4.3 劳动报酬应该丰厚 |
| 3.4.4 穷人与富人的自然和谐 |
| 3.4.5 脱贫致富必由之路 |
| 3.4.6 中国的贫穷 |
| 3.5 自由放任说 |
| 3.5.1 自由放任导致多数人贫穷 |
| 3.5.2 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平 |
| 3.5.3 建立混合经济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 |
| 3.6 富裕社会说 |
| 第4章 马克思的贫困观 |
| 4.1 工人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 |
| 4.1.1 反原罪说 |
| 4.1.2 工人的贫穷不是原罪，而是被剥夺 |
| 4.1.3 资本家富裕不是天赐，而是掠夺 |
| 4.2 法律上的平等与实际上的专制 |
| 4.2.1 天赋人权 |
| 4.2.2 流通领域的平等不能掩盖生产领域中的专政 |
| 4.3 工农的贫困 |
| 4.3.1 工人的贫困 |
| 4.3.2 农民工的贫困 |
| 4.3.3 城市下层人的贫困 |
| 4.4 中国战败的悲剧 |
| 4.4.1 闭门锁国，观念陈腐是中国战败的原因 |
| 4.4.2 中国对外开放，贸易额并未增加 |
| 4.4.3 中国要扩大贸易必须改变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
| 4.5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改变工农贫困的根本 |
| 4.5.1 把资本主义私有变为社会所有 |
| 4.5.2 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个人所有制 |
| 第5章 中国“脱贫致富”实践成果与新的贫困问题分析 |
| 5.1 旧中国的贫困 |
| 5.2 新中国60 年“脱贫致富”的社会经济实践成果 |
| 5.3 中国面临的新的贫困问题 |
| 5.3.1 现阶段中国贫困的特征 |
| 5.3.2 中国现阶段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
| 第6章 由实践总结出的中国“脱贫致富”经验 |
| 6.1 中国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 |
| 6.2 中国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 |
| 6.2.1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有中国特色的脱贫致富的经济措施和方法 |
| 6.2.2 北京共识 |
| 6.2.3 十二五规划 |
| 6.3 中国脱贫致富经验的三个基本特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6）“新砦期”已经“确认”了吗?——就学风问题再问顾问先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编年与性质歧议 |
| 二、材料与论证不确定 |
| 1. 考古报告材料中的不确定因素,以1999年以来最新发掘论证者表现尤甚,试举几例。 |
| 2. 新砦子项目论证者认识不一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 三、理论方法讨论 |
| 1. 缺环的不同诠释 |
| 2. 文化的过渡 |
| 3. 王朝与文化年代对应关系 |
| 本文附记:就学风问题再问顾问先生 |
| 一、科学研究是否以诚信为本? |
| 二、学者应当如何对待错误? |
| 1.署名的责任与原则是什么? |
| 2.论证能够重结论,轻基础吗? |
| 三、学术创见能如此速成吗? |
（7）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提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文讨论的时空范围和对象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问题和材料 |
| 第三节 相关方法、理论与概念 |
| 第一篇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发现与命名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典型遗址分析 |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 |
| 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相对年代上限和下限的确定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年代 |
| 第二篇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间框架 |
| 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山东、苏北及辽东半岛地区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相关遗存的辨识 |
| 第二节 岳石文化 |
| 第三节 辽东半岛与岳石文化同时期土着文化遗存的探讨 |
| 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太行山东、西部地区 |
| 第一节 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 |
| 第二节 晋南地区:东下冯文化 |
| 第三节 晋中盆地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辨识与年代 |
| 第四节 忻定盆地地区:游邀晚期遗存 |
| 第三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北及燕山以南部分地区 |
| 第一节 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 |
| 第二节 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 |
| 第三节 千山山脉地区:庙后山文化 |
| 第四节 松嫩平原地区:小拉哈文化 |
|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西北地区 |
| 第一节 河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年代和性质 |
| 第二节 渭河流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
| 第三节 甘青地区 |
| 第五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长江流域 |
| 第一节 四川盆地和三峡地区:三星堆文化 |
| 第二节 江汉平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
| 第三节 安徽江淮地区:斗鸡台文化 |
| 第四节 宁镇地区:点将台文化 |
| 第五节 江南丘陵北部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 |
| 第六章 闽东南和粤东沿海及岭南地区 |
| 第一节 来自闽东地区和闽江下游地区的标杆 |
| 第二节 闽南、粤东地区的后山类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
| 第三节 岭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三篇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
| 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动态考察文化格局的两个层次 |
| 第二章 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诸考古学文化的动态观察 |
|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的时空考察 |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与其影响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传播的趋势与特点 |
| 第三章 二里头文化影响范围外的考古学文化关系 |
| 余论 |
| 附图 |
| 附表一 |
| 附表二 |
| 附表三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
（8）2001年先秦史研究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原始社会史研究 |
| 二、夏商西周史研究 |
| 三、春秋战国史研究 |
四、《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2]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D]. 董霄雷. 吉林大学, 2019(10)
- [3]循循善诱 博道约行——张忠培先生的考古教育思想[J]. 田建文. 南方文物, 2014(01)
- [4]脱贫经济理论研究[D]. 刘博. 吉林大学, 2011(08)
- [5]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 田建文. 北方文物, 2010(02)
- [6]“新砦期”已经“确认”了吗?——就学风问题再问顾问先生[J]. 李维明. 殷都学刊, 2006(02)
- [7]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D]. 段天璟. 吉林大学, 2005(04)
- [8]2001年先秦史研究概况[J]. 白国红.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04)
- [9]《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J]. 本刊编辑部. 中原文物, 2001(06)
- [10]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J]. 李伯谦. 中原文物, 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