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克隆”与永生不朽（论文文献综述）
刘纳[1]（2022）在《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徐汉南[2]（2020）在《人格同一性研究 ——从洛克到新洛克主义》文中提出人格同一性的核心是人格者的持存问题,目前有三大基本立场:一是心灵实体观点,把人格者的同一建立在心灵实体的同一之上;一是物理连续性观点,以大脑标准或身体标准进行人格同一性判断;一是心理连续性观点,把人格同一性还原为心理因果连续性。心理连续性观点是从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因而又被称为“新洛克主义”。本文旨在探究从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到新洛克主义的内在发展逻辑,找到二者的根本问题与出路。尽管人格者概念以及对灵魂实体的追问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但是人格同一性之成为问题乃肇始于洛克。洛克明确提出同一性具有类名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区分自然人和人格者,前者以生命连续性为同一性标准,后者以自我意识为同一性标准。自我意识是一种“视自己为自己”并且“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的反思性知觉,一个人格者只有对过去行为具有自我意识,才和那一行为的主体具有人格同一性。新洛克主义也强调人格者与过去行为的主体的心理连续性,然而,由于洛克旨在解决末日审判的公正性问题,这就使得“自我意识”和“心理连续性”具有根本差别:后者是经验主义的概念,而前者兼具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因为自我意识既和记忆等心理经验密不可分,又凸显了自我的本体论地位。事实上,正是经过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断解读,才发展出新洛克主义人格同一性理论。目前对洛克的自我意识概念有三种解读:记忆解读、归属解读和因果解读。近代的巴特勒和里德为了辩护神学的心灵实体观点,最早采取记忆解读并提出循环反驳和非传递性反驳。当代哲学家弗卢将记忆解读和语言分析结合,指出记忆标准的每种可能含义都至少面临以下问题中的一个:一是错误记忆问题,即一个人的表面记忆可能基于他人而非自己的真实经历;二是循环问题,通过定义可以将错误记忆排除在外,但是记忆既然预设了人格同一性再来充当后者的标准,就构成了循环;三是失忆问题,失忆导致记忆链条中断,使人格同一性呈现出同一性本身所不具有的非传递性。此外,弗卢还提出二元论反驳,指责洛克对心理方面的单独强调。记忆解读陷入“稻草人谬误”,过度批判了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最终遭到摒弃。贝汉从道德哲学角度提出归属解读,把自我意识当作一种将事件归属于自身道德所有物的意识。物理层面的自然人由于实践上的道德归属而成为道德人,其道德所有物构成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我”以及第三人称视角的“人格者”。但是,归属解读赋予了人格同一性过多的第一人称权威,也面临潜在的循环反驳、非传递性反驳和二元论反驳。休斯采取一种因果解读,他指出,洛克强调的并非记忆陈述,而是记忆的真实形成基础。人格者的历时心理关联可以解释为因果系统,无论失忆问题、错误记忆问题、循环问题,还是心理因果模式的分裂问题,都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和因果分析予以解决。正是基于对自我意识的因果解读,新洛克主义的心理连续性概念得以产生。然而,由于心理连续性的具体内涵以及人格者的本体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新洛克主义人格同一性理论自产生之后体现为不同形态。早期新洛克主义者昆顿强调人的心理方面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从而构造出经验的灵魂概念,以“灵魂阶段”表示瞬时心理方面的总体,以“灵魂阶段的有序集合”表示人格者的实质。其中暗含的四维主义本体论,正是休梅克、帕菲特等新洛克主义者得以提出“直接心理连续性”“间接心理连续性”或者类似概念的关键。休梅克通过构造“准记忆”和“准因果记忆”,推出记忆的亲历性并非对记忆的定义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记忆的形成必须具有因果性条件,否则建立于同一性之上的全部语言和知识都将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帕菲特把人格同一性还原为比记忆更丰富的心理连续性,指出心理连续性链条的分裂情况说明了人格同一性的根本标准是心理连续性而非逻辑同一性。刘易斯则充分发挥四维主义本体论,构造“人相”“连续体人”“R-关系”“I-关系”等概念,以揭示心理连续性和逻辑同一性的深刻内在关联。而在威金斯看来,四维主义本体论将导致众多心理谓词无法应用,要真正解决失忆问题、错误记忆问题、循环问题以及分裂问题,必须辅以身体标准,承认心理连续性作为人格者的名义本质产生于人格者的实在本质——智人。可以说,新洛克主义正是在解决洛克观点所面临问题的尝试之中逐渐产生、发展的。新洛克主义者以“直接和间接的心理连续性”取代洛克的“自我意识”,从而解决了基于失忆问题的非传递性反驳。休梅克凭借记忆的因果性条件解决了循环反驳,这和补充身体标准的威金斯方案殊途同归,因为在实际操作当中,对心理现象的归因绕不过发生心理现象的物质身体。同时,新洛克主义的新尝试也导致了一些新问题。四维主义本体论使得洛克观点所隐含的副本难题得以突显。这一难题根源于同一性的形式特征和莱布尼兹法则之间的矛盾,是还原论观点所无法避免的,但在实践中并不构成问题:通过调整描述现象的谓词系统,我们总能将副本区分开,而在不能区分开的时候,往往也没有区分的实践意义。新洛克主义从洛克继承而来的内在-外在二元论困境则更为棘手,即使补充身体标准或者采取单一身体标准依旧会面临。其根源在于,身体标准（以及洛克的自然人概念）依据第三人称外在视角,贬低了人格同一性的第一人称权威,心理标准（以及洛克的人格者概念）依据第一人称内在视角,过分强调了人格同一性的第一人称权威。心灵哲学中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也有类似的关于第一人称权威的争论,其出路在于结合个体历史彻底地解释个体的语词意义,最终在语言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之中达到动态平衡。同理,新洛克主义的出路就在于把第一人称人格同一性判断当作可错但不可忽视的参考,在实践中进行动态的因果性分析,不断调整并得到阶段性的第三人称人格同一性判断。可见,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以及新洛克主义所面临的副本难题和二元论困境,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关人格者的纷繁经验事实”以及“同一性本身的形而上学特征”之间的矛盾。二者的出路在于,动态地进行因果性分析与人格同一性判断,根据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事实不断调整语言的可能性边界。
冯雨晴,潘天群[3]（2020）在《永生的不可欲性——评伯纳德·威廉斯的永生观》文中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永生的可欲性成了有意义的哲学话题。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认为,由于在保持人格同一性的前提下,支撑一个人继续活下去的绝对欲望是会被耗尽的,届时,无休止的百无聊赖会降临到永生者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痛苦的折磨,因而永生是不值得过的。由于威廉斯没有充分认识到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从"无聊必然性"的角度对永生可欲性问题的论证是不充分的。但其批评者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因为他们试图通过研究有限的生命,得出关于无限生命的结论;同时,他们普遍忽略了"死亡"的权利与自由问题。因此,纵然威廉斯的论证是不严谨的,但他的结论可以说是部分正确的——永生确实不值得过,因为它剥夺了人们选择死亡的自由。
马玥[4]（2020）在《生育问题的哲学之思》文中研究表明生育问题大多被当作生理本能或者是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很少被上升到哲学问题进行思考,在西方许多着作中都写到与生育密切相关的爱欲、性文化等,但对于生育的哲学问题总被忽略。论文以“生育”为切入点,从哲学的角度对生育问题深入探讨,在爱欲与性文化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延伸至生育现象,分析生育问题的哲学本质,一方面以批判的角度讨论生育的技术化及其后果,再从另一个面向——赞美生育,揭示出生育的存在论意义。论文以生育为主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生育的技术化及其后果。福柯的生育治理术对生命的扶植,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调节共同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又通过“性”相互联系。吉登斯将理论出发点建立于避孕术,解除了性与死亡之间的纽带,将性与生育分离开。德勒兹提出“无器官身体”既是欲望生产的支撑,也是生成强度的多样体和母体,更是生命的孕育过程。第二,赞美生育的视角思想。柏拉图的爱的身体生育追求的是人类身体的延续,通过生育孩子以达到人类自身的不朽。而爱的精神生育,主要生育的是人类创造的作品,属于较高层次的生育。在阿伦特看来,出生不仅赋予创造奇迹的行动,也赋予了一种自由意志。列维纳斯认为生育就是超越自我、超越死亡的过程。第三,生育崇拜是源于原始人对生命现象产生的崇拜。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是指出宇宙中创造生命的连续过程以及世界万物的无限存在和蓬勃发展,通过阴阳两极的共同作用来创造生命。对于现代生育技术蓬勃发展的生命科技而言,辅助生殖技术无疑是对人类自古以来自然生殖方式和传统生育文化的强大挑战。总之,论文通过对批判生育的技术化和赞美生育的存在论意义,延伸至“生生”之道的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得出以下结论:生育问题是一个从古至今无法回避也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据生育现象探寻其本质意义,改变因无视生育问题造成人沦为无家的存在者的状况,使得生育这一重要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彰显出关怀生命本身的人性光辉。
赵海明[5]（2020）在《虚拟身体传播与后人类身体主体性探究》文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人类主义已不单纯是学术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影响社会现实的人类社会进化的实践活动。后人类主义不仅是对未来人类存在之维度的探讨,亦是对源自启蒙主义以来的人文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后人类主义从一开始就关注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围绕当前的媒介技术,运用技术现象学,分析技术与身体的存在之维,以及人类主体性之可能。本文循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首先探讨人类身体虚拟形态存在的可能。通过分析物质身体、虚拟身体及生存的虚拟世界,借助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概念,指出象征着身体生存维度的去中心化与增值的块茎实现了身体形态由物质化到虚拟化的转变;根茎则是拥有虚拟身体的游牧民所创造的虚拟化的平滑空间,欲望生产的极致是人类的强烈欲望之投射,同时意味着后人类无器官之虚拟身体的成型。在阐释了物质身体与虚拟身体的概念后,本文接着着重探讨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并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探究技术在身体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论文从莫斯的身体技术与唐·伊德的技术身体的概念引入,论证了技术与身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关系。通过联结梅洛-庞蒂与麦克卢汉的学术思想,从本体论角度探究了二者之间可能实现的交流与对话,具身性身体的思想实质乃是“身体即媒介”,即身体与媒介技术互为主体与客体,这是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的核心内涵,亦指明身体与技术的共生关系发展到高级阶段将导致物质身体的虚拟化。基于技术与身体的共生关系,本文从超人类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类不断追逐技术革新,表现出从超人类到后人类的演变趋势,体现为人类为追求完美身体之超人类主义的欲望投射。基于超人类主义者所主张的上传技术,双向的数字永生将使人类演化为后人类的终极形态。后人类社会将存在两个智慧生命主体,一是由人类演化而来的“虚拟智人”,二是由技术创造的智能硅基生命体——“虚拟人”。智能主体是对思维主体的超越,两个主体之间将面临着共存或是毁灭的或然性。最后,本文的落脚点是探讨人类主体性的变迁,人工智能成为主体的可能,以及强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通过追溯主体性的理论发展脉络,重新审视主体性内涵的变迁,探讨了现象学肉身主体性、赛博空间的虚拟主体性和人与技术共生的赛博主体性。同时,分别论述了强弱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性的关系,作为中介或客体的弱人工智能主体性表现为被奴役的“他者”,本质上是依附于人类意识的“奴隶”。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则具有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类与强人工智能在“主体—主体”的关系模式中将会走向共存于世界之中的超主体性。由强人工智能和后人类分别演化的虚拟人和虚拟智人,其主体关系的特点表现为在场交流,虚实空间延伸,以及共生关系。
杨洋[6]（2019）在《从竞争对抗走向暴力：电子游戏的暴力文化传播倾向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大众传播文化视域下的暴力电子游戏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多样化的暴力游戏个案,以“框架论”、“模仿论”以及“符号学意义生产理论”等为切入点,将游戏媒介的暴力文化生产和传播视为由系统性原初暴力所引发,经由视觉化的暴力符号表达,再通过触发人类根源性的死亡欲动,以控制性的模仿而执行的完整过程,是由几种平行的意义单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机制。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暴力电子游戏文化的传播机制,澄清其普遍性的社会意义所在,并以此探究暴力电子文化从竞争对抗走向暴力的深层次原因,以寻找暴力电子游戏文化在大众文化泛娱乐化倾向下,少序、失序的社会系统中规范发展的可能性和路径。本文综合运用观察、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并结合研究者的个人游戏体验,在厘清游戏、媒介及电子游戏等基本概念、描述电子游戏发展历程基础上,重点建构出以机制为本质属性的电子游戏的原初系统暴力、以视觉感官沉浸影响下的图像暴力,以及时空向度上暴力电子游戏为虚拟暴力实践提供的几何空间与行动场域的意义。对暴力电子文化研究的介入角度有了更明确的把握。论文共分七章节内容,第一章为导论,提出问题并简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方法,并对国内外的游戏与电子游戏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及对游戏媒介和电子游戏进行概念界定,从词源角度论证电子游戏成为媒介的缘由。第二章为正文开篇,从游戏的本质属性机制入手,考察电子游戏本体隐含的政治偏向与系统暴力;第三章通过分析玩家对游戏世界的多向选择和能动介入,电子游戏与影视作品传播的核心不同在于,电子游戏体现出更为突出的互动传播的特质,这种互动性依赖于游戏者的深度参与而实现,游戏者既是游戏作品的欣赏者也是参与创制者。游戏者与游戏内容之间的互动,具体在三个领域中展开:一个是游戏者在虚拟空间中的角色扮演;一个是游戏中虚拟语境对于游戏者的意义;最后是独特的游戏中的交互叙事类型,以及这些互动叙事类型对于游戏者参与度的影响分析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攻击性行为动机以及暴力电子游戏对玩家行为的潜在影响,为后文分析电子游戏的媒介特征及其对传媒生态产生的影响奠定历史基础;第四章深入分析电子游戏暴力文化传播的时代背景,从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产业下的镜像暴力到上层建筑与阶层社会中的象征暴力,二者的结合塑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也是暴力文化盛行的精神基础;第五章对电子游戏的社会历史根源进一步加以探讨,发现暴力文化的传播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产物,对暴力的崇拜自古有之,它既源于由人类自身天然带有的死本能延伸而来的攻击性,也源自于古代将暴力文化赋予的功能性属性,即是娱乐手段也是司法及统治手段。第六章我们对暴力电子游戏所依托的技术媒介,以及它所代表的技术变革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作批判性反思,以期待能在电子游戏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良性的建议。
白松旭[7]（2019）在《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文中认为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将自己的电影传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观众都熟悉美国电影,而且美国电影还能够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类型,这使得许多国家在看到了美国电影在市场上和文化上的成功之后,都纷纷效仿美国电影的创作、传播和表达。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和产物,它是观众意识形态的结晶,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最绚丽的途径。一个国家的电影能够为研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通道和资料。在众多受美国电影影响的国家中,韩国也不例外地从抵制美国电影转变为欢迎美国电影,并且在表达手法上也体现了美国的影子。美国的经典叙事方式流行于世,并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基督教意识,这不仅因为美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单从主流电影的叙事风格上看,也能够明显地看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在美国主流影片中的存在。本文将基督教意识的影视表达归纳为三个基准: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这三个基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基督教信徒普遍的信仰经历。美国如今发达的电影工业,也是从挫折和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从大卫·格里菲斯掀起的电影制作新篇章,到阻碍发展的行业垄断;从针对道德危机的《海斯法典》,到促使百花齐放的评级制度,最后美国电影产业在基督教意识的表达上站稳了脚跟。韩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方式不仅也受美国影响,而且韩国主流电影也表达着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意识,是与美国的基督教意识截然相反的。排除韩国的小众电影,真正享誉国际的韩国电影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韩国特色的基督教意识。如果说美国主流电影里的基督教意识是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话,那么韩国则恰恰相反,表达了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美韩两国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上截然相反的表达倾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以三个核心教义为标准,研究大量的美韩主流电影后,就能够确定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而且普遍存在的。本文就是根据这样的特殊现象,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两极化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引导关系。美韩两国运用来自于同样信仰的叙事方式,竟然能够出现两极化表达倾向,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因为历史塑造的意识形态,而了解意识形态对影视审美的导向,才具有影视美学的研究价值。美国和韩国在影视表达上的关系是基于电影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电影的流行化将美国和韩国的电影表现风格和观众的审美取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而两国的基督教背景才是主流电影呈现出相对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条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至少开国先父们大都将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归荣耀给上帝。通过对美国的建国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美国的出生证《独立宣言》开始,到美国一直以来坚持不变的独特的价值观,都证明了基督教意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的意识形态对至高者（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坚持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信条。这种对至高者的认定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电影称义的审美倾向,也就呈现出了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不论是故事片还是科幻片,这样的称义主题比比皆是,比如《楚门世界》、《宾虚》、《黑客帝国》等,叙事的步骤完全符合基督教核心教义:平凡的人因着不平凡的目的被启示、拣选,向着目标发展,过程中会受到阻碍、产生疑惑,但在关键的抉择中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而悔改,最后得胜。这三部影片无不是各自类别当中的经典之作,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称义的基督教意识,可见基督教意识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普遍表现。而在韩国,所谓的基督教电影似乎一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韩国市场上。的确,很多韩国电影里面不仅包含了基督教的元素、符号,而且以基督教元素作为故事主体、背景的影片也不少。但是稍有深入地研究就会发现,韩国电影里的基督教元素往往不能表达基督教的内涵,而更像是辅助韩国意识形态表达的符号。《薄荷糖》里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洁净灵魂的能力;《亲切的金子》里的基督教就是个被人嘲笑的儿戏。还有很多没有基督教符号的影片也以同样的叙事方式传达着韩国特殊的基督教意识。韩国之所以能够逐渐趋向于表达特殊的基督教意识,直接原因在于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引起了韩国传统意识形态足够的重视。韩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和很多外来文化不同,能够在韩国独领风骚。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加符合韩国人的意识形态,从“人能弘道”的共识来看就能理解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兴盛。而不符合韩国传统观念的文化虽然能够在韩国生根发芽,但是必然会被韩国坚实的传统思想影响,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在韩国虽然经过艰难的传教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现代韩国的复兴也堪称奇迹,但是基督教仍然不是现代大韩民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更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在实用主义上所获得的帮助比较大。比如基督教在支持抗日和抗击独裁政权的民主化等运动中赢得了民心,使得韩国人逐渐对基督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倾注了更多的盼望,这种实用性的因素在韩国基督徒的信仰动机和行为上表现了出来。如此来看,正面的基督教意识难以成为韩国影视审美取向的主导的原因便一目了然。美韩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表达上的相反现象,以及两国不同的基督教根基对各自的影视表达的导向,还只是表面的因果关系,即神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但是这种引导的根本原因和内容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里得到,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对美韩相反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了解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归结到了一点上,就是对至高者的认知。本文特指的神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伯来文明为代表的一神信仰的思想,也就是对至高的上帝持肯定态度的思想;而本文所指的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人本属性的观念,也就是至高者缺失的思想。将美韩两国的意识形态立场,通过以两希文明在关于至高者的对立态度为标准进行划定,便能清楚地得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个阵营。本文从苦难与拯救、相对或绝对的罪和称义或堕落的审美取向这三个主题,围绕至高者的态度,分析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和意识形态背景,论证了意识形态对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导向作用。美国意识形态是存在至高者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主流电影无法回绝的称义意识的审美取向,也塑造了美国主流电影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表达。韩国意识形态是至高者缺失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韩国主流电影热衷于堕落意识的审美期待,造成了韩国主流电影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表达。
蔡梦雪[8]（2019）在《《新约》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在面对巴比伦国的入侵时所经历的亡国和流离失所之苦痛,还是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在面对生命的苦痛时所经历的打击和绝望之痛苦,二者都共同面临如何面对生存的苦难,如何走出这些苦难的问题。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将从苦难中解脱指向了“弥赛亚的盼望”,那么现代人在面对苦难问题时,同样选择了与之相似的“永生的盼望”。而不论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的盼望”,还是现代人的“永生的盼望”,其背后展现的是宗教信仰对人处境、生存和超越的关注。对人而言,苦难问题是人不可避免和难以完全消除的一种“边缘处境”。人如何面对苦难,如何走出苦难,是人在生存和超越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这一问题上,宗教信仰给人提供了在面对苦难和走出苦难的过程中从信仰而来的超越方式,并在这之中给人以安慰和力量去战胜苦难和超越苦难。同时,对人的处境、生存和超越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苦难问题的关怀展现的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人的苦难问题上,基督教所提供的超越方式展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望”和“爱”,而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典之一——《新约》则是这一核心信仰最重要的来源,其超越背后有着《新约》的内在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新约》的内在价值观影响了基督教整体信仰和价值观的建构。可以说,基督教所提供的对人苦难问题的回答,其背后正是《新约》价值观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新约》价值观对人的苦难问题的解答展现了对苦难超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对苦难超越的努力展现了《新约》价值观的思想脉络,包括其基石、价值指向、价值核心和价值原则等等。首先,在对苦难问题的解答上,上帝是《新约》价值观的基石。《新约》价值观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看顾者,在最初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彼此和谐、美好地共处。但人却在蛇的引诱之下滥用自由意志犯了罪,这是人类第一次对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在人滥用了上帝所赐予的这一自由意志以后,人类被自身的“恶性”和“罪性”所辖制,人不仅不再能行出善,而且不受控制地堕落和作恶;同时,苦难也开始进入人的生命。并且人类的生命也由“不死的”而变成“必死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新约·罗马书》6章23节）。对人而言,死亡对人存在性的消解是人所面对的最大的苦难。人如何才能摆脱滥用自由意志之后的“恶性”和“罪性”,如何才能战胜和超越苦难,《新约》价值观将其指向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拯救。在人类犯罪以后,圣父不忍心人的罪所带来的苦难,特别是死亡,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一个没有罪的完全的人——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自用自己的血,作了所有人的“赎罪祭”。从此人不再被滥用自由意志之后的“恶性”和“罪性”所辖制,而重新获得了向善和行出善的能力,人的生命也因此得到了更新和拯救。耶稣不但将人从罪和苦难中拯救出来,而且带给人“永生”和“新天新地”的盼望,在此基础上,不仅对人的最大权势的死亡不再有了,而且人拥有了战胜和超越苦难的安慰和力量。对于上帝对人的苦难的拯救,在人战胜和超越苦难的过程中,《新约》价值观的核心是“信”、“望”和“爱”。首先是“信”,包括信仰和上帝相关的一切内容。如:信仰上帝的实存性,信仰上帝在一个本体之下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信仰“圣子”身上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信仰上帝对世间万物的创造,信仰上帝对万事万物背后和谐搭配和契合的设计,信仰上帝对人的爱——特别是通过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人的拯救,信仰上帝在“新天新地”中对人类给予的新的应许和赐福,等等。其次是“望”,包括盼望以“永生”为前提的“天国”,盼望不再为死后的肉体而不安,盼望灵魂得到安息,盼望永久地与上帝同在,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等等。再次是“爱”,包括对上帝的爱产生回应,并以上帝的爱为榜样和标杆,去爱其他的人,分享和传播上帝对人的爱,等等。而人如何才能做到“信”、“望”和“爱”,《新约》价值观强调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新约·马可福音》12章28-31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意味着人不仅要把上帝作为自身生命的中心,而且要以整个人,用全部的心思、灵魂、思想和力量来事奉和敬拜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要从上帝出发。“爱人如己”意味着人要“爱他人如同爱自己”,它来自上帝之爱对个人之爱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激励;意味着上帝在世上所行的事,他怎样行事为人,都是人自身行事为人的参照和目标。至此,人在践行“信”、“望”和“爱”的过程中,收获生命的更新,并以此作为战胜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安慰和力量。《新约》价值观作为基督教信仰生命力的源头和核心,是基督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集中体现为《新约》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不同。《新约》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影响了《新约》价值观在受众、应用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外在的局限性。因为其中宗教信仰因素的影响,《新约》价值观的受众主要集中在信徒群体,而非信徒群体较少了解或者几乎不了解《新约》价值观。同时,《新约》价值观的应用背后不仅需要信仰群体的实践,还需要有个体内在信仰的支撑。《新约》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也是有限的,与世俗社会所代表的世俗伦理相比,《新约》价值观所代表的神圣伦理对个人提出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格,是一种完全的善。与此同时,围绕上帝存在的证明、“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基督神-人同性论”和“一神论”信仰等问题,《新约》价值观本身存在着种种难以自明的难题,受到了来自西方哲学家、无神论者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反驳。尽管如此,《新约》价值观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新约》价值观不仅影响了“基督论”、“人性论”、“拯救论”、“信望爱”和“爱人如己”等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和基督教神学的建构,而且对基督教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仁爱思想和公正思想等道德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影响深远的。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上,西方社会代表性社会思潮的产生、重要法律文件的形成、民主制度的构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经济理性主义文明的形成,都不开《新约》价值观在其中的影响。《新约》更是研究西方文学、西方历史、西方哲学和西方艺术等的重要参考书。同时,在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也都能看到《新约》价值观在其中的身影,其不断地在客观上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蒋喆[9]（2019）在《BDNF高表达永生化间充质干细胞细胞系的建立、分选及鉴定》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利用靶向AAVS1的端粒酶基因及Crispr/Cas9技术构建永生化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系,通过流式细胞分选仪从中分选出高表达BDNF的细胞亚群,为缺血性脑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提供BDNF高表达单克隆细胞亚群。方法:1.构建靶向AAVS1的hTERT/GFP质粒及Crispr/Cas9质粒:通过酶切从自供血液提取的人类DNA序列中获得HAL及HAR基因序列,从PLK0.1质粒中获得hPGK基因序列,从PX458质粒中获得FlagX3、T2A-bGH、GFP基因序列,从购买的pBABE-neo-hTERT质粒中获得hTERT基因序列,并通过PCR桥接、载体连接、质粒转化等方式将上述基因序列通过特定的顺序连接获得hTERT/GFP质粒。2.筛选传代的BDNF高表达的MSC细胞:收集第1-9代MSC细胞上清液,进行BDNF ELISA检测,选择BDNF高表达的一代细胞进行后续实验。3.质粒共转染:将hTERT/GFP质粒重组整合入Crispr/Cas9靶向AAVS1位点共转染进入MSC细胞;经GFP荧光挑选hTERT/GFP基因阳性表达的MSC细胞;并使用rt-PCR法检测hTERT在MCS细胞转染前后的表达。4.筛选永生化高表达BDNF的MSC细胞亚群:使用流式细胞仪将hTERT/GFP阳性的MSC细胞及未转染的MSC细胞分别分选到两个96孔板中,每孔1个细胞,放置37℃,5%CO2培养箱中培养,观察细胞增殖,并扩大培养。使用ELISA法分别检测上述细胞上清液中BDNF的表达。结果:1.通过酶切、连接、重组、转化等方式,成功构建hTERT/GFP质粒,并成功测序。2.通过ELISA法检测出第七代细胞为BDNF表达最高的一代（P<0.001）。使用转染技术将hTERT/GFP、Crispr/Cas9质粒转染进入第七代MSC细胞中,形成永生化MSC细胞系并通过rt-PCR定量分析,提示转染成功并稳定表达。3.分选型流式细胞仪筛选为单细胞,扩大培养,使用ELISA法得到转染质粒组（MSC-GFP组）浓度为941.51+201.90pg/ml,BDNF浓度最高亚群为1311.29pg/ml,MSC组浓度为959.23+205.75 pg/ml,两组间统计无差异（P>0.05）。提示MSC细胞永生化后并未改变细胞分泌BDNF蛋白的水平。结论:利用Crispr/Cas9技术及靶向AAVS1的端粒酶基因能够成功构建永生化MSC细胞并能分泌与稳定表达BDNF。
卢风[10]（2016）在《人类增强与人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医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技术改变人的内在本性、逃避自然痛苦、提升人的能力的欲望日益增强。哈贝马斯等人对用生物技术改变人类基因以增强人类的做法深怀忧虑,认为基因设计会侵犯人的自主性,会把人当做工具而非当做目的。主张以人权原则去禁止基因设计。但同样重视人权的德沃金等人认为,用技术增强人类恰是人类的天职。事实将证明,人权原则根本不足以阻止以技术增强人类的种种努力,不足以规范科技之增强人类的应用。因为以技术增强人类就源自现代性征服自然的冲动。如果说移山填海是征服外部自然,那么增强人类就是征服人之内在自然。局限于狭义的伦理学视域,我们觉察不出征服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愚蠢和狂妄。唯当改变了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框架,我们才会意识到用技术增强人类的种种努力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唯当人类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超越了现代性的视界且心存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或天命）敬畏时,民主和法治才可能对增强人类的技术应用构成有效约束。
二、论“克隆”与永生不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克隆”与永生不朽（论文提纲范文）
（1）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2）人格同一性研究 ——从洛克到新洛克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人格同一性的基础问题 |
| 1.1.1 同一性的逻辑 |
| 1.1.2 四维主义本体论 |
| 1.1.3 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不同方面 |
| 1.2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1 从洛克切入 |
| 1.3.2 新洛克主义 |
| 第2章 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 |
| 2.1 洛克的思想背景 |
| 2.1.1 人格者概念的缘起 |
| 2.1.2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格同一性立场 |
| 2.1.3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人格同一性立场 |
| 2.1.4 笛卡尔的灵魂和意识概念 |
| 2.2 洛克论同一性 |
| 2.2.1 同一性观念不是天赋的 |
| 2.2.2 共时和历时的同一性原则 |
| 2.2.3 同一性的类名依赖性 |
| 2.3 自然人及其同一性 |
| 2.3.1 动植物和人造物的连续性 |
| 2.3.2 自然人的生命连续性 |
| 2.3.3 老鹦鹉思想实验 |
| 2.4 人格者及其同一性 |
| 2.4.1 意识和自我意识 |
| 2.4.2 记忆和错误记忆 |
| 2.4.3 人格同一性不是实体同一性 |
| 2.5 洛克人格同一性理论的特点 |
| 2.5.1 分裂思想实验的雏形 |
| 2.5.2 人格者的内在性和宗教律法色彩 |
| 2.5.3 对实体的悬置 |
| 第3章 对洛克人格同一性观点的解读 |
| 3.1 对“意识”的近代解读与发展 |
| 3.1.1 巴特勒和里德的记忆解读与反驳 |
| 3.1.2 科伯恩和劳的辩护 |
| 3.1.3 柯林斯、休谟和哈兹里特的发展 |
| 3.2 弗卢的记忆解读与激烈批判 |
| 3.2.1 记忆标准的四种可能含义 |
| 3.2.2 洛克式人格者概念的问题根源 |
| 3.3 贝汉的归属解读 |
| 3.3.1 洛克的自然人及其同一性 |
| 3.3.2 意识、人格者和人格同一性 |
| 3.3.3 对洛克的意识概念的误解根源 |
| 3.4 休斯的因果解读 |
| 3.4.1 记忆与心理因果联系 |
| 3.4.2 形成记忆的恰当因果进程 |
| 3.4.3 心理因果模式的特例 |
| 3.5 休斯对洛克的辩护 |
| 3.5.1 休斯对二元论和记忆问题的回应 |
| 3.5.2 几种对循环反驳的失败回应 |
| 3.5.3 休斯对循环反驳的回应 |
| 3.5.4 休斯对非传递性反驳的回应 |
| 第4章 新洛克主义人格同一性理论 |
| 4.1 昆顿:经验的灵魂概念 |
| 4.1.1 灵魂≠精神实体 |
| 4.1.2 灵魂的独立性与至上性 |
| 4.1.3 记忆标准是人格同一性的根本标准 |
| 4.2 休梅克:记忆的亲历性 |
| 4.2.1 休梅克的辩护思路 |
| 4.2.2 准记忆 |
| 4.2.3 准因果记忆 |
| 4.2.4 强记忆和弱记忆 |
| 4.3 帕菲特:心理连续性 |
| 4.3.1 还原主义与非还原主义 |
| 4.3.2 物理标准的不同版本 |
| 4.3.3 心理标准与不同原因 |
| 4.3.4 帕菲特和刘易斯对逻辑同一性的争论 |
| 4.4 威金斯:意识的丰富性与身体的重要性 |
| 4.4.1 对新洛克主义的传统批判 |
| 4.4.2 意识连续性的丰富内涵 |
| 4.4.3 人格者只能在概念上超越身体 |
| 4.4.4 人格者的智人本质 |
| 4.4.5 身体标准与失忆问题 |
| 第5章 新洛克主义的问题与出路 |
| 5.1 新洛克主义能否解除洛克的困境? |
| 5.1.1 洛克观点所面临的反驳及其解决 |
| 5.1.2 新洛克主义所面临的反驳 |
| 5.2 分裂思想实验和副本“难题” |
| 5.2.1 副本难题产生的根源 |
| 5.2.2 洛克及新洛克主义对副本的态度 |
| 5.2.3 新洛克主义对分裂思想实验的利用 |
| 5.3 二元论困境及其出路 |
| 5.3.1 洛克和新洛克主义的二元论困境 |
| 5.3.2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 |
| 5.3.3 新洛克主义如何突破内在-外在二元论困境?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永生的不可欲性——评伯纳德·威廉斯的永生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言 |
| 二、 威廉斯: 永生与百无聊赖 |
| 三、 绝对欲望与自我身份的同一——对威廉斯的反驳 |
| (一)无聊的非必然性与个体差异 |
| (二)对无聊的克服与忍受 |
| 四、 永生的可欲性与死亡的自由 |
| 五、 结语 |
（4）生育问题的哲学之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2.对生育异化的现代性批判 |
| 2.1 福柯对“生育治理术”的反思 |
| 2.1.1 从人口机制看生育问题 |
| 2.1.2 “生育治理术”对人口的控制 |
| 2.1.3 基于性机制的人口调节 |
| 2.2 吉登斯对“避孕术”的批判 |
| 2.2.1 身体解放与生育解放 |
| 2.2.2 性与生育力 |
| 2.2.3 亲密关系的变革对生育观念的影响 |
| 2.3 德勒兹对“无器官的身体”的批判 |
| 2.3.1 “无器官的身体” |
| 2.3.2 生育的隐喻 |
| 2.3.3 “欲望生产” |
| 3.生育观的另一个面向——赞美生育 |
| 3.1 柏拉图——爱的生育 |
| 3.1.1 爱的身体生育 |
| 3.1.2 爱的精神生育 |
| 3.1.3 身体生育与精神生育的关系 |
| 3.2 阿伦特——“诞生是一个神奇的事件” |
| 3.2.1 生存和自然 |
| 3.2.2 出生与开端 |
| 3.2.3 新生性 |
| 3.3 列维纳斯——从“生育”到“自我”的超越 |
| 3.3.1 爱欲与生育 |
| 3.3.2 生育对自我的超越 |
| 3.3.3 生育对死亡的克服 |
| 4.中国传统生育哲学与现代生育技术 |
| 4.1 再论“生殖崇拜” |
| 4.1.1 孕体崇拜 |
| 4.1.2 女性崇拜 |
| 4.1.3 男性崇拜 |
| 4.2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生”之道 |
| 4.2.1 《诗经》中的“生生”之道 |
| 4.2.2 《易经》中的“生生”之道 |
| 4.3 现代生育技术 |
| 4.3.1 从自然孕育到技术干预 |
| 4.3.2 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困境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虚拟身体传播与后人类身体主体性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无器官的虚拟身体 |
| 一、物质性的身体 |
| 二、虚拟性与“无器官的身体” |
| (一)虚拟身体 |
| (二)传播的虚拟性与虚拟世界 |
| (三)无器官的虚拟身体 |
| 第二章 身体·技术·世界:技术与身体的互构 |
| 一、身体技术与技术身体 |
| (一)身体技术 |
| (二)技术身体 |
| 二、作为中介的技术:人—技术—世界 |
| (一)具身关系 |
| (二)诠释关系 |
| (三)它异关系 |
| (四)背景关系 |
| 三、离身还是具身?身体与技术关系的再探讨 |
| 四、身体即媒介:身体与技术的互构 |
| 第三章 人类·超人类·后人类:技术建构的身体进路与智能主体的演变 |
| 一、完美的身体:人类增强的欲望投射 |
| 二、超人类主义的进路:界限的消失 |
| 三、迈向后人类的技术演化:从“上传”到“数字永生” |
| 四、后人类社会的智能主体及其与思维主体的可能:共存或是毁灭 |
| 第四章 后人类时代身体主体性的颠覆与重构 |
| 一、人的主体性之变迁:肉身、虚拟身体、技术身体 |
| (一)主体性溯源 |
| (二)肉身主体性:世界之肉的在世存在 |
| (三)虚拟主体性:主体性的拓展与数字二重性 |
| (四)赛博主体性:人机共生与人的异化 |
| 二、人工智能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一)弱人工智能主体性:被奴役的“他者” |
| (二)强人工智能主体性:自我意识与机器人共和国 |
| (三)主体间性: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交互 |
| (四)后人类社会虚拟人与虚拟智人的虚拟主体间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6）从竞争对抗走向暴力：电子游戏的暴力文化传播倾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暴力电子游戏的相关概念厘定 |
| (一)游戏的意涵 |
| (二)电子游戏的意涵 |
| (三)暴力电子游戏的意涵 |
| (四)虚拟实在的意涵 |
| 第一章 暴力电子游戏媒介的本体考察 |
| 第一节 机制与规则:作为原初暴力系统的电子游戏 |
| 一、暴力电玩的机制与媒介偏向 |
| 二、暴力电子游戏的表达潜力 |
| 第二节 观看中的实践:电子游戏暴力传达与体验 |
| 一、视觉机制影响下的影像与图像暴力 |
| 二、观看的视线: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窥视 |
| 第三节 空间性与边界: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意义建构 |
| 一、暴力电子游戏的空间性与时间性 |
| 二、被框定的暴力:暴力实践的“几何”空间与行动场 |
| 三、赛博城市景观、末日情境与暴力意识传达 |
| 第二章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传播主体阐释 |
| 第一节 玩家能动性:作为交互主体和阐释主体的游戏玩者 |
| 一、作为符号文本的游戏与交互主体的游戏者 |
| 二、作为阐释主体的游戏玩者 |
| 第二节 暴力电子游戏玩者类型与暴力行为动机分析 |
| 一、电子游戏的玩家分类及理论来源 |
| 二、心理动力学说、玩家类型与玩家的行为动机分析 |
| 第三节 吉拉尔模仿律与玩家暴力行为动机分析 |
| 一、模仿的意涵与吉拉尔模仿律 |
| 二、主体同一性的打破与重建 |
| 三、暴力、攻击性热情与模仿律 |
| 第四节 粉丝文化与暴力文本的二次生产与传播 |
| 一、粉丝文本生产与细分化的粉丝身份 |
| 二、游戏黑话:粉丝群体的集群式内容生产 |
| 第三章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符号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暴力电子游戏符号的生成与结构 |
| 一、游戏符号文本能指与所指的意涵 |
| 二、游戏内符号文本的生成过程 |
| 三、游戏外符号文本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暴力电子游戏叙事模式基本特征 |
| 一、电子游戏的叙事性与交互性 |
| 二、暴力电子游戏叙事性的展开方式 |
| 三、暴力电子游戏叙事模式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暴力电子游戏符号文本的显性表达 |
| 一、作为元文本的显性暴力符号 |
| 二、作为伴随文本的显性暴力符号 |
| 第四节 暴力电子游戏符号文本的隐性表达 |
| 一、作为符号象征态的隐性暴力符号 |
| 二、暴力符号文本的互文性与隐喻性表达 |
| 第四章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传播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镜像暴力”:霸权主义,从现实竞争对抗到虚拟游戏 |
| 一、防御性叙事视角下的战争框架:“正义之战”与“反恐主义” |
| 二、美国军事娱乐产业结构形成:战争、游戏与科技的分流汇合 |
| 第二节 “象征暴力”:软权力,精英治国与意识操纵 |
| 一、“二八原则”与社会阶层固化 |
| 二、社会阶级矛盾冲突与反智识主义 |
| 三、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
|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重构下的时代精神状况 |
| 一、机器和技术成为人的实存决定因素 |
| 二、身体与个体自我精神的衰亡 |
| 第五章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根源探析 |
| 第一节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社会历史根源 |
| 一、游戏起源与生物学功能:对动物性与过剩生命力的宣泄 |
| 二、文化、文明与武化:古希腊英雄史诗、神话与竞技决斗 |
| 三、仪式化与浪漫幻象:中世纪骑士制度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
| 第二节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社会政治根源 |
| 一、有神论时代的审判与神判:司法决斗与宗教献祭 |
| 二、空间争夺与资源竞争:殖民主义与种族屠杀 |
| 第三节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的精神心理根源 |
| 一、不可化约的有限性:生命的诱惑与死亡的阴影 |
| 二、“神性”与“人性”的双重变奏 |
| 第六章 电子游戏暴力文化盛行的本质反诘 |
| 第一节 悲剧审美的重构:游戏失败美学与暴力美学 |
| 一、悲剧审美:悲剧何以甜蜜 |
| 二、解构与重构:游戏中的悲剧美学 |
| 三、反诘与追问:狂欢的时代暴力电子游戏中的悲剧启示 |
| 第二节 追求快感的狂欢:技术控制论与“智人”进化为“神” |
| 一、媒介是本质:技术依赖与社会重塑 |
| 二、未来将至:幻想变为现实及其挑战的人类伦理底线 |
| 三、技术悲观主义的视角:关于技术控制的反思 |
| 第三节 道德系统的失序:占优策略与道德选择困境 |
| 一、数字定义行为:虚拟世界的真实道德 |
| 二、道德抉择中的“电车困境”与“占优策略” |
| 三、如何评价电子游戏的道德系统 |
| 第四节 虚拟暴力的负功能:暴力血腥与玩家攻击倾向 |
| 一、暴力电子游戏对玩家攻击性影响的问题存在争议 |
| 二、如何看待暴力电子游戏对人类攻击性产生影响的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三、相关文献资料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主流电影基督教意识概述 |
| 第一节 基督教意识在电影中的体现 |
| 一、圣经故事的世俗化改编 |
| 二、主流电影中的基督教意识 |
| 第二节 非主流的福音电影 |
| 一、有别于世俗价值观的福音 |
| 二、福音电影的实际效果 |
| 本章总结 |
| 第二章 美韩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历史原因 |
| 第一节 美国的建国与单一信仰 |
| 一、记在丰碑上的建国历史 |
| 二、美国基督教意识的现实表现 |
| 三、基督教意识的低谷 |
| 第二节 韩国顽强的人本主义思想 |
| 一、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土壤 |
| 二、基督教在韩国的现实影响 |
| 三、实用主义信仰特色 |
| 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核心教义在电影中的表现 |
| 第一节 启示意识的表现 |
| 一、启示的教义本意 |
| 二、电影中称义与堕落的启示表现 |
| 第二节 悔改意识的表现 |
| 一、悔改的转折作用 |
| 二、电影中悔改与顽梗的表现 |
| 第三节 因信称义意识的表现 |
| 一、称义的信仰目的 |
| 二、称义与堕落的相反表现 |
| 本章总结 |
| 第四章 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引导 |
| 第一节 美韩主流电影的审美立场 |
| 一、希腊神话中的“神” |
| 二、希伯来文明中的“神” |
| 三、希腊神话中的“人” |
| 四、希伯来文明中的“人” |
| 第二节 美韩主流电影中的苦难与拯救 |
| 一、韩国电影中的苦难 |
| 二、美国电影中的得胜启示 |
| 第三节 主流电影中的罪 |
| 一、韩国电影中相对的罪 |
| 二、美国电影中绝对的罪 |
| 第四节 称义与堕落的审美取向差异 |
| 一、韩国电影的堕落审美取向 |
| 二、美国电影的称义审美取向 |
| 本章总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新约》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本文的主旨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主旨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意义 |
| 一、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 一、研究途径与方法 |
|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三、文章的总体结构 |
| 第一章 基督教与《新约》价值观 |
| 第一节 《新约》的形成 |
| 一、《新约》的形成过程 |
| 二、《新约》形成的背景 |
| 三、《旧约》对《新约》成书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约》的阐释传统 |
| 一、早期教父哲学家对《新约》的初步阐释 |
| 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新约》的注解 |
| 三、近现代新教神学家对《新约》的理解和阐述 |
| 第三节 基督教与《新约》价值观 |
| 一、基督教与《新约》 |
| 二、《新约》与《新约》价值观 |
| 三、《新约》价值观与《旧约》价值观的异同 |
| 第二章 《新约》价值观的基石——上帝 |
| 第一节 上帝的存在 |
| 一、《新约》文本隐含的上帝预设和证明 |
| 二、《新约》与《旧约》上帝概念的区别 |
| 三、基督教哲学家论证上帝存在的努力 |
| 四、近代西方哲学家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
| 第二节 上帝的属性 |
| 一、“三位一体”的上帝观 |
| 二、“基督神-人同性论” |
| 第三节 上帝与人 |
| 一、上帝对人的意义 |
| 二、人的宗教感 |
| 三、对人需求满足的关照 |
| 第三章 《新约》的价值指向 |
| 第一节 人的拯救 |
| 一、耶稣的受难 |
| 二、《旧约》对耶稣的预表 |
| 三、《新约》对《旧约》拯救范围的扩展 |
| 四、“预定论”的讨论 |
| 第二节 新天新地 |
| 一、《旧约》对“新天新地”的预言 |
| 二、《启示录》对“新天新地”的进一步描述 |
| 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
| 第四章 《新约》的核心价值 |
| 第一节 信 |
| 一、信仰与信心 |
| 二、《使徒信经》对信仰的概括 |
| 三、信仰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望 |
| 一、“主祷文” |
| 二、“原罪”与“救赎”的问题 |
| 三、“永生”的盼望 |
| 第三节 爱 |
| 一、“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
| 二、上帝之爱与个人之爱的关系 |
| 三、“爱的颂歌” |
| 第五章 《新约》的价值原则 |
| 第一节 信仰的绝对与唯一 |
| 一、“不可有别神” |
| 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
| 第二节 遵守律法 |
| 一、律法的内在约束 |
| 二、律法的外在体现 |
| 第三节 爱人如己 |
| 一、“效法基督” |
| 二、“登山宝训”关于“爱”的教导 |
| 三、“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
| 第六章 对《新约》价值观的评价 |
| 第一节 《新约》价值观的价值 |
| 一、对基督教的价值 |
| 二、对个人的价值 |
| 三、对社会的价值 |
| 第二节 《新约》价值观的局限 |
| 一、受众群体的有限性 |
| 二、应用范围的有限性 |
| 三、实践过程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新约》价值观的难题 |
| 一、上帝存在的相关问题 |
| 二、“恶的存在”和“人的苦难”问题 |
| 三、无神论及其他宗教的回应 |
| 第四节 《新约》价值观的影响 |
| 一、对基督教的影响 |
| 二、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
| 三、对世界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BDNF高表达永生化间充质干细胞细胞系的建立、分选及鉴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场地及细胞 |
| 2.2 主要实验仪器 |
| 2.3 主要实验试剂 |
| 2.4 实验试剂的制备 |
| 2.5 实验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构建hTERT质粒 |
| 3.2 筛选传代细胞中高表达BDNF细胞亚群 |
| 3.3 质粒共转染 |
| 3.4 ELISA测转染组与未转染组各个MSC细胞系BDNF浓度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克隆”与永生不朽（论文参考文献）
- [1]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J]. 刘纳.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人格同一性研究 ——从洛克到新洛克主义[D]. 徐汉南. 吉林大学, 2020(03)
- [3]永生的不可欲性——评伯纳德·威廉斯的永生观[J]. 冯雨晴,潘天群.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0(10)
- [4]生育问题的哲学之思[D]. 马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虚拟身体传播与后人类身体主体性探究[D]. 赵海明. 西南大学, 2020(02)
- [6]从竞争对抗走向暴力：电子游戏的暴力文化传播倾向研究[D]. 杨洋. 吉林大学, 2019(02)
- [7]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D]. 白松旭. 吉林大学, 2019(02)
- [8]《新约》价值观研究[D]. 蔡梦雪. 湖北大学, 2019(05)
- [9]BDNF高表达永生化间充质干细胞细胞系的建立、分选及鉴定[D]. 蒋喆. 南华大学, 2019(01)
- [10]人类增强与人权[J]. 卢风.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