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王炳杰[1]（2021）在《苏州市房地产行业“去库存”政策的政府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田腼[2]（2021）在《S县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审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潘亮亮[3]（2021）在《乡村振兴视角下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对移民搬迁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以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为研究对象,结合史密斯政策过程理论,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移民搬迁政策的执行展开了研究。首先,本文对政策执行、移民搬迁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乡村振兴与移民搬迁的概念进行界定,对本文所使用的理论进行介绍,重点对史密斯政策过程理论进行阐述,明确本文分析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其次,以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为案例分析对象,对东平县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从政策目标、政策执行措施、政策实施过程和实施管理、政策保障等方面对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政策实施进行客观描述,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对移民搬迁助推乡村振兴的效益进行分析。再次,本文通过对搬迁群众的问卷调查和对政策执行机构的深度访谈了解对政策执行的客观评价,从社区建设、资金筹措、产业发展、社区管理、移民融入五个方面论述搬迁存在的问题,并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基于政策设计、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因素分析东平县移民搬迁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成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搬迁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其他县（区）政府执行移民搬迁政策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刘琨[4]（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姚连营[5]（2021）在《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认为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塑造中国制度优势、创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治理机制之一。本文研究聚焦于政策试点运作过程这个“黑箱”,深入探究政策试点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具体运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通过怎样的组合和路径对试点的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文献研究本文选取政策试点运作过程中的“试点如何发起”“试点方案清晰度”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类标准,将政策试点分为“选点试验”“发标申报”“申请授权”“自主探索”四种模式,并基于这四种模式的分类,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对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度解析,从实践层面对试点机制运作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提炼。同时,本文从过程论的视角,把政策试点看作是一个政策创新和扩散的复合过程,引入政策创新扩散相关理论,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进行概括总结。进而,综合案例提炼和文献总结,本文提出了影响政策试点运作成效的综合分析框架,即一个基于行动者-互动-场域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包含试点批准机关、试点地方政府的行动者,试点行动者围绕试点开展的互动,以及试点具体运作的场域三个维度,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试点的行动者、互动过程、和试点场域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析出9个变量,据此分别提出研究假设,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采用2013年12月-2018年4月纳入浙江省委改革办台账管理的417项政策试点,量化编码提取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更进一步,为了验证本文分析框架中各要素的组合形态（组态）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我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总结分析出了政策试单各类结果产生的影响因素和清晰路径。研究发现,“试点批准机关的权威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等因素对试点的执行成效和扩散成效都产生显着影响,这其中“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执行和扩散两个阶段产生着相反的影响,即对试点的执行成效产生负向影响,但对于已经取得经验的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扩散成效产生正向的影响。试点地区官员任期、试点地区财政收入试点的范围等场域因素只对试点执行成效产生显着影响,而对试点的扩散成效产生的影响不显着。此外,有些影响因素在不同领域的试点上表现出异质性,如,“试点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着,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着等等。最后,基于QCA的分析,使我们从多重并发的角度对政策试点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单独进行起作用的,往往是以组态方式存在的,也即多种因素并发对试点的执行和扩散产生影响。有意义的发现是,在有些关键因素的缺失的情况下,搭配合理的组态,试点仍然可以取得好的成效,而有些具备较多有利条件的试点,也会往往因缺乏一个条件的搭配,而导致试点不能顺利执行或扩散。比如,回归分析显示,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具有弱地方财政,甚至有些还具有较低的官员动机等不利因素,容易导致试点成效不好,但在组态的视角下的研究发现,搭配以“有力的督查评估”“试点经费支持”等因素,依然能得到试点成功路径。再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试点设置方式显着影响试点的成效,自上而下设置的试点成效好于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但考虑组态效应,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如果组合有力的督查评估和高权威的批准机关等其他因素,也同样推动试点取得成效。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们通过梳理归纳上文实证分析结论,明确分析试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几个视角和改进试点工作的原则,并通过深度挖掘案例、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政策试点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从合理界定试点批准机关在试点过程中的职责,根据试点事项属性和复杂性恰当选择试点地区,在试点批准机关与试点地区政府之间建立健全良性沟通机制,配置良好的试点运作的场域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提升试点运作成效的建议。
郑夏青[6]（2020）在《“模糊-冲突”理论视域下试点政策执行类型演变研究 ——以WJ区宅基地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戴燕[7]（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认为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刘劲杉[8]（2020）在《减税降费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X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在经济“稳中有变”出现下行压力、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适时推出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减税降费政策。X市地处我国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经济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执行有效降低了X市经济实体的税费负担,充分释放了各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力,制造业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获得很大提升。本文通过对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现状的调查和归纳整理,并且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等基础理论知识,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等研究方法,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在X市的执行存在减税降费政策制定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税务机关执行政策面临困境、纳税人政策理解能力和参与度不够、政策执行环境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推进存在限制等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结合对美国和浙江省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先进经验进行研究借鉴,从减税降费政策的制定应更加注重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断提升税务机关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力、强化纳税人的政策理解能力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在X市的执行对策,为政策的全面有效执行提供参考。
张煜然[9]（2020）在《基于间断均衡视角的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于1998年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正式开启了住房商品化的时代。随后的20年里,我国房地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居民的住房情况也得到不断的改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市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蓬勃发展并维持了十余年的相对稳定。但从2016年以来,沿海城市的炒房热波及成都,受多方影响,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波动情况加剧,房价也一路走高,引起了全国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总结,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仅仅只是研究成都市制定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而应将成都市施行的国家层面和四川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纳入研究范围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概念、内涵和边界进行了界定,本文研究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商品住房市场的政策。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对政策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住房保障政策、一般管理性政策构成了我国房地产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梳理了1998年以来成都市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通过间断均衡框架的分析,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和2016年“限购令”的颁布为分界点,将1998年来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变迁划分成三个阶段。1998年—2008年是政策初期,主要是构建住房制度、完善住房市场;2008年—2016年是政策均衡期,但焦点事件爆发引发了新政策的出台,主要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变化,仍是进一步鼓励住房消费;2016年—2018年是政策间断期,宏观价值取向的改变和政府注意力变化导致政策出现180度的转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间断均衡框架,对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一焦点事件、2016年“房住不炒”新定位引发的宏观价值取向改变和城市人口策略引发的政府注意力变化进行了深度分析,结合成都市这一典型案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文章最后,对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构建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并结合成都市当前实际,就落实房住不炒新定位新要求,就成都市如何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赵津津[10]（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城乡生态环境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乡生态关系理论逐步完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迈上新台阶,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以及促进城乡利益协调。美丽中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统筹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创新,施行最严密的法治,是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则是有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城乡利益协调采取的重要举措有:第一,统筹城乡空间规划。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第二,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多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森林生态补偿在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和地方实践各层面都做出丰富的探索。第三,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我国重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补齐农村环境短板,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但也应看到,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依然面临现实挑战,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二、省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视角下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现状 |
| 1.2.2 移民搬迁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乡村振兴与移民搬迁 |
| 2.1.1 乡村振兴 |
| 2.1.2 移民搬迁 |
| 2.1.3 乡村振兴与移民搬迁的耦合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政策执行理论 |
| 2.2.2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式 |
| 2.2.3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影响因素 |
| 第3章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实施分析 |
| 3.1 东平县基本概况 |
| 3.1.1 区位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3.1.2 迁出区基本情况 |
| 3.2 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政策实施情况 |
| 3.2.1 移民避险解困工程政策执行概述 |
| 3.2.2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概述 |
| 3.2.3 黄河滩区迁建工程政策执行概述 |
| 3.3 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政策执行经验分析 |
| 3.3.1 实体化运作创新组织准备推进机制 |
| 3.3.2 “宣传工作五法”打牢搬迁群众思想基础 |
| 3.3.3 政策实验带动整体搬迁逐步解决搬迁问题 |
| 3.3.4 充分整合政策资源保障移民可持续发展 |
| 3.4 移民搬迁“三大工程”助推乡村振兴的效益分析 |
| 3.4.1 产业兴旺的产业根基逐步培育 |
| 3.4.2 生态宜居的环境基础有效提升 |
| 3.4.3 乡风文明的硬件支撑逐步强化 |
| 3.4.4 治理有效的管理机制初步建立 |
| 3.4.5 生活富裕的增收渠道有效拓宽 |
| 第4章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执行调查访谈情况 |
| 4.1.1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目标群体调查 |
| 4.1.2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执行机关访谈 |
| 4.2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2.1 社区建设前期工作准备不足 |
| 4.2.2 地方资金筹措压力巨大 |
| 4.2.3 后续产业培育发展难度较大 |
| 4.2.4 搬迁后社区管理混乱 |
| 4.2.5 移民搬迁后融入社区生活滞后 |
| 4.3 东平县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问题原因分析 |
| 4.3.1 政策设计因素:安置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不完善 |
| 4.3.2 执行机构因素:上下级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畅 |
| 4.3.3 目标群体因素:搬迁移民自我发展适应能力不足 |
| 4.3.4 政策环境因素:搬迁制度环境要素支撑不足 |
| 第5章 乡村振兴视角下完善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政策设计 |
| 5.1.1 提高移民搬迁规划的弹性 |
| 5.1.2 加大移民后续产业的支持力度 |
| 5.2 提高政策执行能力 |
| 5.2.1 深入调研解决突出矛盾 |
| 5.2.2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 |
| 5.2.3 探索社区管理体系改革 |
| 5.3 提高移民综合素质 |
| 5.3.1 强化移民创业就业培训 |
| 5.3.2 引导移民参与政策执行 |
| 5.3.3 转变移民观念和习惯 |
| 5.4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
| 5.4.1 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 |
| 5.4.2 优化土地流转利用 |
| 5.4.3 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 |
| 结论 |
| 致谢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键概念辨析 |
| (二)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相关研究 |
| (三)政策试点成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研究的限制 |
| (一)主要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限制 |
| 第一章 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解析 |
| 一、笼统认识带来的困境 |
| (一)试点的目的:“试对”还是“试错” |
| (二)试点的设置:“指派”还是“争取” |
| (三)试点的执行:“控制”还是“有选择的控制” |
| 二、政策试点主要模式划分及其运作过程:基于案例描述 |
| (一)选点试验:国家级“多规合一”试点 |
| (二)发标申报:“坡地村镇”改革试点 |
| (三)申请授权:太阳能光伏产业“五位一体”创新综合试点 |
| (四)探索追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
| 三、政策试点的内在运行机制解析 |
| (一)选点试验模式:中央(上级)主导的政策试验 |
| (二)发标申报模式:央地互动中的政策创新 |
| (三)申请授权模式:基层诱致的改革突破 |
| (四)自主探索模式:中央对地方经验的吸纳-辐射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一、政策试点是创新与扩散的复合过程 |
| (一)政策试点的阶段:“点上创新”与“面上扩散” |
| (二)政策过程与创新扩散理论的引入 |
| (三)一个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二、政策试点中的“行动者” |
| (一)试点的授权方:中央(上级政府) |
| (二)试点实施者:地方政府 |
| 三、政策试点运作中的“互动” |
| (一)选点设置 |
| (二)经费支持 |
| (三)督查与评估 |
| 四、政策试点运作的“场域” |
| (一)试点场域中的利益复杂性 |
| (二)试点场域的空间与资源 |
| (三)试点的时间跨度 |
| 五、政策试点运作的结果:创新与扩散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单因素的影响效应 |
| 一、研究假设 |
| (一)行动者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互动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三)场域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的设定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的测量 |
| (二)模型的构建:离散选择模型 |
| 四、统计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政策试点影响因素的总效应分析 |
| (三)不同政策领域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多重并发关系与主要影响路径 |
| 一、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适用性 |
| 二、案例、变量和校准 |
| (一)案例选择 |
| (二)变量设计 |
| 三、试点各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一)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二)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执行效应 |
| (三)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扩散效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试点运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职责履行不到位,试点运行多点受阻 |
| (二)试点地方政府认识模糊、创新动力不足,试点功能异化 |
| 二、从互动的视角看 |
| (一)选点设置和顶层设计对基层需求回应不够 |
| (二)配套经费支持不够精准 |
| (三)多数试点督查评估环节缺失 |
| 三、从场域的视角看 |
| (一)单项型试点缺少系统集成,整体效应难以发挥 |
| (二)部门间利益一致性协调难,合力抓试点的机制未形成 |
| (三)试点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设置不合理 |
| 四、从试点经验推广扩散的视角看 |
| (一)试点“吸纳-辐射”机制不健全,试点成效多停留在点上 |
| (二)创新采纳的动力激发不足,试点自发学习机制不畅 |
| 第六章 提升政策试点成效的建议 |
| 一、在全局视野中正确定位行动者的角色和功能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要根据试点模式把握好“参与度” |
| (二)地方政府在试点工作中要关照全局 |
| 二、优化政策试点的互动机制 |
| (一)畅通上下协同机制,确保选点设置的科学性 |
| (二)区分不同试点领域合理发挥经费激励与支持作用 |
| (三)把握试点执行中的模糊性特征,用好督查评估手段 |
| 三、科学配置政策试点的场域资源 |
| (一)正确处理好单一事项改革与综合改革之间的关系 |
| (二)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部门利益成为创新的障碍 |
| (三)根据政策成熟度合理设置试点范围和时间跨度 |
| 四、构建整体性扩散结构,推动试点经验扩散 |
| (一)建立完善的吸纳-辐射机制 |
| (二)畅通区域间自发学习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减税降费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X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五、论文的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减税 |
| 二、降费 |
| 三、政策执行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服务型政府理论 |
| 二、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
| 第二章 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X市基本情况 |
| 一、X市情况简介 |
| 二、减税降费政策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取得的成效 |
| 一、X市的整体税收负担显着降低 |
| 二、针对自然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取得的成效 |
| 三、针对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取得的成效 |
| 第三章 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
| 一、减税降费政策不完善 |
| 二、税务机关执行政策不到位 |
| 三、纳税人政策理解和参与度不够 |
| 四、政策执行环境限制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执行 |
| 第二节 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减税降费政策不完善、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 |
| 二、税务机关执行政策不到位的原因 |
| 三、纳税人政策理解和参与度不够的原因 |
| 四、政策执行环境存在限制性的原因 |
| 第四章 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税改政策执行经验梳理 |
| 一、减税政策制定合理,适应性强 |
| 二、减税政策执行机构配置完善 |
| 三、纳税人主动参与度高 |
| 四、多部门配合的政策执行环境高效有利 |
| 第二节 浙江省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经验梳理 |
| 一、减税降费政策具体、针对性强 |
| 二、税务部门政策执行快捷高效 |
| 三、纳税人积极主动参与减税降费政策执行 |
| 四、政策执行环境良好有利 |
| 第五章 推进X市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减税降费政策制定更加注重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
| 一、简化减税降费政策制定 |
| 二、政策的普惠性应更加全面 |
| 三、细化地方政策执行举措 |
| 第二节 不断提升税务机关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力 |
| 一、优化税务机关政策执行的整体基础 |
| 二、不断提升执行人员的政策执行能力 |
| 三、完善系统性执行效果考核体系 |
| 第三节 强化纳税人的政策理解和参与度 |
| 一、纳税人应不断完善自身政策理解和参与能力 |
| 二、开展政策宣传培训,强化引导纳税人的政策参与 |
| 第四节 营造良好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环境 |
| 一、地方政府优化产业机构,增强政策适应性 |
| 二、多部门联动合作形成良好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问卷 |
| 附录2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企业部分) |
| 附录3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自然人部分) |
| 附录4 “减税降费”政策统计表(截至2019年6月30 日) |
| 致谢 |
（9）基于间断均衡视角的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性 |
| 第2章 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 |
| 2.1 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概念 |
| 2.2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内涵 |
| 2.2.1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主体、客体、目标、边界 |
| 2.2.2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时代价值:决定城市发展的未来 |
| 2.3 研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的理论框架 |
| 2.3.1 公共政策分析的间断均衡框架 |
| 2.3.2 间断均衡框架在我国政策变迁分析中的运用场景和研究评估 |
| 2.3.3 间断均衡框架在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研究领域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
| 第3章 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的回顾与评估 |
| 3.1 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与间断均衡框架的相关性分析 |
| 3.2 基于间断均衡框架的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阶段 |
| 3.2.1 均衡期:初期政策(1998——2008) |
| 3.2.2 均衡期:焦点事件引发新政策(2008——2016) |
| 3.2.3 间断期:根本性变化(2016——2018) |
| 第4章 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 |
| 4.1 行政命令牵引:政策变迁的主要形式 |
| 4.2 焦点事件爆发:汶川大地震 |
| 4.3 宏观价值取向的改变:房住不炒的新定位 |
| 4.4 政府注意力转移:城市人口发展策略 |
| 第5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5.1 间断均衡框架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的解释限度 |
| 5.2 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 对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动力的评估 |
| 5.4 借鉴国内先发城市经验、结合成都市实际的有关政策建议 |
| 5.4.1 继续沿用抑制投机的措施 |
| 5.4.2 根据人口情况合理确定住房供应结构和规模 |
| 5.4.3 加大住房保障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 |
| 5.4.4 摆脱卖地困境:探索城市运营新方式 |
| 全文总结及局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1.1998年——2018年国家层面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清单 |
| 2.1998年——2018年四川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清单 |
| 3.1998年——2018年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清单 |
（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萌芽 |
| 一、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二、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
| 第一节 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 |
| 一、国土空间布局表现出较为合理的趋向 |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趋势得以扭转 |
| 第二节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 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
| 二、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
| 第三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
| 一、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实现程度大幅提高 |
| 二、生态补偿取得明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 |
| 第一节 高屋建瓴制定发展战略 |
| 一、美丽中国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第二节 推动政策制定和法制化进程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密集出台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加速推进 |
| 第三节 推动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 |
| 一、自上而下层层推动 |
| 二、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 |
| 三、以生态环保责任制强化落实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二:促进城乡利益协调 |
| 第一节 城乡利益协调的理论阐释 |
| 一、城乡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 |
| 二、以城市利益让渡调整利益格局 |
| 三、城乡互利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统筹城乡空间规划 |
| 一、坚持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导向 |
| 二、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
| 三、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 |
| 四、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 |
| 第三节 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 |
| 一、推动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二、推动森林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第四节 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 |
| 一、以城带乡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
| 二、补齐农村环境短板锚固城市生态本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 |
| 一、城乡空间规划仍不平衡不协调 |
| 二、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能力不平衡 |
| 三、生态农业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 |
| 第二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 |
|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二、要素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三、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不健全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有待完善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 三、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不彰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
|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领城乡空间发展 |
| 二、坚持“生态价值论”和“两山论”理念引领生态补偿 |
| 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生态保护修复 |
| 第二节 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 |
| 一、平衡协调城乡空间规划 |
| 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
| 三、挖掘生态农业发展潜力 |
| 第三节 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 |
| 一、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 |
| 二、以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城乡统筹推进机制 |
| 三、健全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
| 一、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 |
| 二、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
| 三、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省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苏州市房地产行业“去库存”政策的政府执行研究[D]. 王炳杰. 新疆大学, 2021
- [2]S县保障性安居工程绩效审计问题研究[D]. 田腼.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3]乡村振兴视角下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移民搬迁“三大工程”为例[D]. 潘亮亮. 山东大学, 2021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5]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姚连营.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6]“模糊-冲突”理论视域下试点政策执行类型演变研究 ——以WJ区宅基地改革为例[D]. 郑夏青. 南京理工大学, 2020
- [7]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D]. 戴燕. 吉林大学, 2020(08)
- [8]减税降费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以X市为例[D]. 刘劲杉.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9]基于间断均衡视角的成都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迁研究[D]. 张煜然.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D].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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