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

一、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论文文献综述）

白瑞^[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战略,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不断发展的重要指南。十九大以来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首,该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中心的党中央结合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改进发展,使得我国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教育事业持续发力,国际竞争力不断攀升,在世界舞台的地位逐渐向领跑发展。本文尝试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战略在各个时期目标的变化,从而推动战略演进的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启示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该战略的研究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论述科教兴国战略的相关基本问题。论述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通过对该战略的核心思想、根本途径、内在动力和基础前提出发理解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给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从提升综合国力和实现现代化等方面论述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意义。第三章首先从国内外背景出发,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来临是大势所趋,各个国家都加紧对科教事业的统筹安排,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相较于当时国内落后的科教事业而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教兴国战略按照酝酿阶段、确立阶段、发展阶段和丰富阶段四个阶段进行演进。首先酝酿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确立科教事业优先发展地位,对科教事业进行恢复和初步改革,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打下坚实的基础。确立阶段,则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教事业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发展阶段则是在步入新世纪科教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目标,我国科技方面是以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主要目的,教育方面则是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努力。丰富阶段在总结之前科教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对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新的目标,要建立科教强国。第四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兴国战略在科技和教育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产生的经验启示。

孙树彪^[2]（2019）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事关当代教育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述,深刻诠释了内涵式教育的本质使命是培养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在新形式下如何发挥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已成为当前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要求,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立德树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产生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开辟了人的发展新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德才兼备的劳动者是民族振兴的重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内涵式发展中立德树人工作显得非常重要。立德树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会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功利主义等腐朽思想,能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而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内容,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内涵式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教育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和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关键,显示了大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会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新时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对新时期高校及相关社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功能。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和方法,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主要阐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说明了内涵式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科教兴国战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履行教育本身立德树人使命的需要,对突破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局限有着积极作用。第三部分则为“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科学地分析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了“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立德树人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第四部分是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结合现实需要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和人才的重要性。明确了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人的价值导向等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了人和人才二者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新形势下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法,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并结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和优化途径,明确了新时期立德树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尝试从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角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程文^[3]（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何蓉^[4]（2018）在《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图书馆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之上的新兴产物,它突破了传统实体图书馆的物理边界,使图书馆不限于空间和时间而长久存在,并因在馆藏、检索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赢得了更多青睐,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然而,由于传统的着作权法无法完全适应网络环境,且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制度尚未成熟,数字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缺乏可适用的着作权限制,使得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受到了现有着作权法的制约。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网络环境中的数字图书馆,既包括有与实体图书馆相配套的数字图书馆,还包括没有实体图书馆的纯虚拟的数字图书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研究范围针对着作权权利行使和着作权权利内容的限制,主要包括无需取得权利人同意亦无需支付使用费用的方式和无需取得权利人同意但应支付使用费用的方式,即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此外,还包括针对数字图书馆专门设置的限制着作权人的权利内容、着作权权利行使方式、保护期限和管辖等限制方式。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阐释关于数字图书馆及其着作权限制的基本问题。数字图书馆以现代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为技术支撑,它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更是整个社会信息变革的必然结果。数字图书馆是传统实体图书馆在数字技术环境中的一种延伸,虽然数字技术改变了二者的作品传播方式和服务方式,但是二者相同的文化使命,扮演着相同的社会角色,那就是作为着作权人和用户之间的传播媒介。在解决数字图书馆的着作权问题时,应坚持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主体性质不动摇,同时对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的性质作细致分析,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对数字图书馆的部分营利性服务做特性处理。一方面,尽管数字图书馆开展了部分的有偿服务,但是根据数字图书馆的公益性使命,数字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仍然为公益性质;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不是具有单一法律地位的简单主体,而是具有多重属性的权利主体,根据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不同性质的服务,它既是最终用户,还是网络内容提供者和数字内容的传播者。本文选取“着作权限制”一词,研究范围针对着作权权利行使和着作权权利内容的限制,包括有着作权法定性限制和着作权声明性限制。着作权法定性限制主要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以及针对数字图书馆专门设置的其他限制。着作权声明性限制指依据着作权人自我意愿作出的让渡着作权某项专有权利的意思表示,即着作权授权许可机制。从目前各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之适用困境主要体现为:各国着作权法中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空间狭窄、数字图书馆被排除在法定许可情形之外、数字图书馆实施授权许可成本高,以及技术保护措施给数字资源开发带来障碍。所以,研究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问题也应当着重从这几方面入手寻求解决路径。第二章对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展开正当性分析。从利益平衡的法理学角度来看,利益平衡是现代着作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在数字图书馆法律关系中,着作权制度应维护的利益关系包括创作者、使用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着作权人私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着作权在数字环境中的扩张以及着作权的强保护趋势导致了数字图书馆法律关系各方利益的失衡。在数字图书馆的着作权问题中,无论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学家之利益权衡的正义乃较强需求的体现的角度来看,还是斯多葛派法学家之利益权衡的正义乃集体幸福的必要条件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在处理着作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问题上,应关注较强利益群的呼声,或着说更关注集体幸福的实现。在给予着作权人基于其创作成果的专有权保护的同时,也应考虑针对集体幸福和社会共同福利的实现途径。为维护着作权人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实现着作权法之保护作者权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双重目的,应完善与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从文化自由的宪法学角度来看,着作权和公民文化权是两项基本的人权,在本质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文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其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重要保障。根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一项政策是否体现和保障文化自由,表现为人类是否有机会考虑多种可能性、是否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数字图书馆所负有的公益使命决定了其必然承载着保障公众文化自由和文化权利的重任,然而出版商等传播媒介通过运用法律使文化禁锢合法化,通过运用技术使文化隔离规模化,侵害了民众的文化自由和文化权利,违反了着作权法之增加知识、提升社会福利、促进文化与科学事业发展的宪法性目的。如何对抗文化的极端主义和信息的封建主义思想,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一大担忧。通过理论辨析和欧洲国家的司法实践分析得出,在数字图书馆的着作权利益关系中,对着作权人的保护不得损害公众的文化自由,不得成为公民行使基本文化权利的人为阻碍。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有利于发挥文化在人类发展和社会上层建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回应着作权保护和公众文化自由之间平衡的现实需求。从着作权制度效率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法经济学中效率评价的两种标准,无论是帕雷多最优原则所宣扬——真正的效率对各方都具有效益,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原则所主张——借助补偿的可能性来实现社会总体财富的最大化,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都是具有效率的。对现行数字图书馆着作权制度效率进行分析认为:从着作权制度的本身效率来看,由于着作权法律制度无法通过自我修复以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着作权法律制度自身所具备的垄断性特征导致了其制度运用的低效结果;从着作权制度的社会效率来看,着作权制度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馆藏资源数字化的进程;从着作权制度的结构配置效率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着作权制度耦合度低、着作权制度缺失和着作权制度冲突。通过采用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与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开发共享的正外部性成正相关的影响因素为着作权授权许可模式、着作权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和着作权制度结构的耦合度,与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开发共享的正外部性成负相关的影响因素为着作权保护力度和着作权交易成本。具体体现为:第一,着作权授权许可模式越具有多样性、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越广泛、着作权制度结构的耦合度越高,则着作权制度越促进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开发共享;相反的,着作权授权许可模式越严苛越单一、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越狭窄、着作权制度结构的耦合程度越低,则着作权制度对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开发共享越具有阻碍和抑制作用。第二,着作权法对着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越强,着作权交易的成本费用越高,则着作权制度对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开发共享越具有促进作用;相反的,着作权法对着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越弱,着作权交易成本费用越低,则着作权制度对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开发共享越起到阻碍作用。有鉴于此,应促进和加强与数字图书馆建设正外部性成正相关的影响因素、减少和降低成负相关的影响因素,具体改善建议为:坚持着作权人利益保护和成果共享的利益平衡原则,秉持着作权适度保护原则,拓宽着作权限制的适用范围,整合各种着作权制度,拓展多样的着作权授权许可模式,减少着作权交易成本,加强着作权制度的耦合性。第三章对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分析探讨。合理使用制度在数字环境中遭遇适用困境,导致数字图书馆着作权纠纷在世界范围内频发,从法律制度方面解决数字图书馆资源开发困境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是重构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通过对上述制度的正当性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第一,基于洛克劳动财产理论得出的着作权的根本目的乃保护作者之天然权利的观点是具有瑕疵的。从整体全局来看,着作权法是保护创作者、传播者和消费者的法律,着作权根本目的的实现还有赖于着作权利益平衡的维系,构建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从根本上不存在对着作权人利益的损害,而是矫正着作权强保护导致的着作权人权利扩张的失范局面;第二,构建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不仅有助于推动数字版权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还有助于回应参与式文化的需求,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到文化民主进程当中;第三,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不具有可替代性。经过对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和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域外研究和比较分析得出,合理使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缺乏应对数字环境中着作权纠纷的灵活性,合理使用因素主义立法模式中的合理使用“四要素”判定标准和转换性使用理论为数字图书馆着作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出路。在重构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的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着作权利益平衡原则、着作权适度保护原则和知识文化社会共享原则。在合理使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应采取规则主义与要素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而将法律解释的自由空间与法律明文规定的稳定性有机结合。在要素主义和规则主义的关系选择上,要素和规则之间应是补充关系,即要素是规则的补充。在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完善方面,应引入合理使用“四要素”判定标准和转换性使用理论。首先,在列举式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合理使用的一般性判定规则;其次,明确转换性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作品新的表达形式,着重实现新的功能和价值,在判定使用者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时,应着重分析使用行为是否对作品具有替代性,是否赋予了作品新的价值和新的功能;再次,明确着作权法是关系到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权利的法律,改善使用者的弱势地位,在保护作者着作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使用者的表达自由和文化权利的维护;最后,应逐渐将转换性使用规则转化为体系化的标准,将判例规则发展成为法律制度规则。此外,为应对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空间造成的碾压,应设置图书馆规避技术错的着作权例外,以满足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的需求。第四章探讨针对数字图书馆专门设置的限制着作权人的权利内容、着作权权利行使方式的其他着作权限制,授权许可机制作为着作权权利行使的一种限制,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内容。面对信息网络环境中的海量作品,授权许可问题成为了数字版权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此问题在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尤为突出。传统着作权许可模式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无法改善数字时代中着作权占有规则与传播规则的不平衡局面。有鉴于此,应根据新技术条件、结合新技术环境的特点对着作权法律规则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数字时代中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合宜的秩序,以达到网络环境中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平衡。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环境中的着作权问题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数字环境中着作权问题的解决除了依靠现有着作权法律规则之外,也应该综合考量市场运作的规律。因此,解决数字环境中的着作权问题应聚焦于如何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用市场手段构建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着作权许可机制,以促进作品有效快捷地流通。通过对面向数字图书馆的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现状进行检视得出,这种许可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着作权授权许可的交易成本,解决海量作品的获权问题,为数字图书馆大规模的数字资源开发提供便利,还能大力发展以中文信息为核心的中文文献资源库,促进我国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的传播与交流,极大地维护我国利益,增进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因而可以根据信息网络技术的特征,构建专门面向数字图书馆的法定许可,并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详细规定其适用方案。面向数字图书馆的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主体应限制为由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而针对营利性数字图书馆,具体解决办法应从授权许可模式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良,具体包括有:面向数字图书馆的着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着作代理模式、授权要约模式、着作权补偿金模式、数字权益管理模式、开放存取模式和创作共用模式。解决数字图书馆的授权许可问题不仅需要依靠法律制度来进行规制,还需从文化意识层面进行观念的转变,将强调着作权私权保护的观念逐渐转化为重视信息资源共享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就创作而言,它是一项关乎到社会福祉增进的团体工作,团体工作的目的不是零星出现的作品,不是图书馆里尘封的书籍,也不是埋没于土地中沉睡的雕像,而是文化,也就是被分割开的全部,和所有文化作品都聚集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存在于作品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做以总结的意识之中;它不存在于不能充分接受它的个体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包含所有个体意识、并连接隔代人的民族意识的总和之中。在完善着作权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开拓多元化的着作权授权模式,扫清数字版权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障碍,才能将数字技术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形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第五章是本文的落脚点,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难点之一。本章首先阐述分析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及建设过程中的着作权问题,整合我国现有数字图书馆发展模式,在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律制度基础上,探寻针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的改良方案。目前而言,我国的着作权法律法规尚未直接对数字图书馆进行规定,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法制环境。并且伴随着数字图书馆经营者的不断探索,也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数字图书馆经营模式,或在现行着作权法框架内采用法律允许的方式解决获权问题,或创造性地在合同法或者民法范畴内开创新的授权许可机制,以此解决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中的着作权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数字图书馆运作模式更多地是一种策略选择,采取通过优化授权模式解决权利获取问题也是出于对法律缺失这一现实所迫的无奈选择。从实践来看,还需从法律制度革新中寻求对问题的根本解决。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没有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困难重重。因此,为建设我国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信息资源文化共享工程,应大力发展数字图书馆,丰富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应改良面向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具体措施包括有:第一,完善信息资源共享语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首先,完善合理使用一般条款,重构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完善合理使用判定标准,引入转换性使用理论;其次,改进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明确规定享有着作权限制的主体资格条件。第二,构建面向数字图书馆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制度。首先,数字图书馆应深入参与到农村文化扶贫之中,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文化扶贫作用,打破城乡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加快文化下乡进程,以文化带动发展;其次,拟定面向数字图书馆扶助贫困法定许可制度的具体方案,严格限制该制度适用的地域范围、群体范围和作品范围,明确规定使用方式。第三,构建面向数字图书馆的着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不断完善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同时,明确制定着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的具体内容,指定执行主体,严格限制适用条件,详细规定操作程序,确立公平合理的许可使用费收取办法和利益分配机制。第四,构建针对数字作品传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穷竭制度。通过对欧美的相关判例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司法现状研究分析认为,应构建数字环境中的权利穷竭制度。由于首次销售原则实质上是对作品原件和复制件所有权的确认,是对发行权和所有权冲突问题的处理,它并不是着作权法一种独立的限制制度,而是针对发行权的行使作出的必要补充和合理解释,因此,首次销售原则仅适用于传统的发行权。进一步地,从语义学、历史学、法律解释学和所有权转移的角度分析得出,“发行”不能延伸至虚拟的数字环境,数字作品的转售不属于发行行为的范畴,故而不能适用传统的首次销售原则。为维护着作权人、使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建立知识产权法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应改良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有限用尽原则,即附条件附期限的用尽原则,以满足数字作品二手市场的发展需求。第五,整合数字图书馆的授权许可机制,可以采取优化授权要约模式、着作权补偿金制度、着作权代理模式,以及结合新的区块链技术来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授权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王文彦^[5]（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任路伟,韩晶^[6]（2015）在《国兴科教抑或科教兴国》文中指出科教兴国战略是国家为实现社会发展,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论断为理论基础而做出的重大方针政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适时之举。国兴科教与科教兴国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商榷,作者在结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几点见解,并立足国兴科教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提出几点建设性的建议。

张轶瑶^[7]（2015）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世界经济竞争已经逐渐演化成人才竞争,中国能否在21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要看培养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特别是一大批博士生能否在知识经济挑战中为世界瞩目。为了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但是在注重量的背后,质的需要却被忽视了,博士生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声讨与质疑。因此,加强博士生培养管理工作,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已成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头等大事。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简称“全国优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鼓励创新,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质量。政策出台后引起了高校、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各高校纷纷出台措施,积极开展全国优博的争创工作,但随着活动的开展,优博评选的弊病日益显现,博士生培养越来越功利化,不少专家学者对全国优博评选开始提出争议,甚至有调查显示博士生教育质量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这一政策的初衷似乎并未能得以实现,持续了15年的评选后,2014年全国优博评选最终却戛然而止。本文从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分析入手,在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中,反思该优博论文评选活动背后的弊端,探索合理有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评价方式。本研究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提出问题,阐述研究的意义,并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界定相关概念,最后说明本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过程。要想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进行整体性研究,首先需要找寻到这一政策的源头,明晰当年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情况。本章主要就优博论文评选政策出台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多方背景,对优博论文评选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解读,并对优博论文评选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以完整、清晰地呈现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情况。第二章主要是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实施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对历年来全国优博评选办法的变化进行梳理,体现了优博论文评选活动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其次归纳了其评选过程的具体步骤；最后对优博论文的评选结果进行了学科、单位、地域分布分析,归纳其分布特征。第三章在对全国优博论文整体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省、各校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政策以及优秀博士论文培育政策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背后所带来的跟随效应、利益之争和功利主义弊端,对优博评选政策深入反思,解释其走向终结的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通过分析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这一“选优”政策的象征性评估本质,预示着这一政策实质上必然阻碍博士生教育,进而提出了必须实现博士生论文评价方式由“选优”向“去劣”转向,才是有助于实现博士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

孙翠菊^[8]（2008）在《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扩展与不断深入,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以及综合国力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与深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在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科教兴国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经验,依据我国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这些都证明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演变过程以及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研究。第一部分,科教兴国战略形成的背景。为迎接新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发展科技与教育全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大力扶持知识产业、通过创建高科技工业“园区”实现科研与生产的“联姻”、通过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科技产业化、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科研创新实现科研与企业的“双赢”等措施。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站在国家安全、民族富强的战略高度,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依据国情,寻找基点,准确定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所依赖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坚定不移地选择科教兴国之路。第二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关于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观点与理论,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教育是立国之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些观点与理论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成就与不足。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技术在工农业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功能大为增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进展突出,基础性研究发展迅速,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教育在体制改革、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飞速发展,其优先发展的地位得到切实体现。同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如科技与教育的竞争力低、科学技术产出少、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功能体现不充分、科技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在2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树立科学人才观加强科技队伍建设、藉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加速农村科技教育发展等,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汪开寿^[9]（2005）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科学内涵包括战略地位、战略目标、战略思想、战略方针、战略保证等几个基本方面。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奠定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由科技和教育的内在作用所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重视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科教兴国,重在落实。

杜扬^[10]（2005）在《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日益突出、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建构和实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科教兴国战略,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课题,必将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国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利益,逐步走向更加繁荣的明天,拥有更加灿烂的前景。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集体在跨世纪的崭新历史时期,把握住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其中的科技和教育思想,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的基础上,为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系统、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学说体系。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新世纪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和未来的宽广眼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阐述了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总结了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现实启示和伟大意义。研究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对于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揭示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兴科教抑或科教兴国（论文提纲范文）

（7）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8）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9）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演进研究[D]. 白瑞.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2]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D]. 孙树彪.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着作权限制研究[D]. 何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5]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6]国兴科教抑或科教兴国[J]. 任路伟,韩晶. 科教文汇(中旬刊), 2015(05)
• [7]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D]. 张轶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3)
• [8]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D]. 孙翠菊. 山东师范大学, 2008(08)
• [9]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J]. 汪开寿.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4)
• [10]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研究[D]. 杜扬. 东北林业大学, 2005(08)

标签：科教兴国论文;  数字图书馆论文;  知识经济论文;  立德树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