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品格观

一、老舍的人物塑造观（论文文献综述）

饶倩倩^[1]（2020）在《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文学大师,茅盾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发表了数量颇丰的文学评论、理论文章和研究论着。在茅盾的文艺观中隐含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短篇小说理论观念。茅盾的文论文章为其短篇小说观的发掘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发展演变,大致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建国前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完成了从“为人生”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转换,提倡的创作内容从题材、人物到主题都以多样化为主导,倡导的创作方法从外来的自然主义逐渐过渡到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建国后茅盾短篇小说观的文学主张则由为无产阶级转向为社会主义,提倡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鲜明的时代题材、人物和主题上,倡导的创作方法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复杂历程。茅盾建国前后短篇小说观的演变,其原因主要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和茅盾自身政治抱负的驱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短篇小说观主要由构思观、结构观、人物观、语言观、风格观等理论要点构成。茅盾重视短篇小说写作前的选材、剪裁等构思过程,主张短篇小说采用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样式;强调短篇小说应以人物为主,人物可分为主次人物和典型人物,人物塑造可运用心理描写、言行刻画、环境渲染等多种方法。茅盾还提倡使用口语,重视风格创新。茅盾短篇小说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茅盾短篇小说观产生的重要基础;外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引进与学习,则是它的直接来源。茅盾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短篇小说政治功能的选择,期刊编辑的身份成就了其短篇小说阅读经验与理论思考的融合,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理论审视,作家的身份则完成了其短篇小说观的理论运用与反思。茅盾短篇小说观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来说,茅盾的短篇小说观既指导了茅盾自身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对其他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短篇小说理论方面来说,茅盾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对人物性格的重视和对作家个人文学风格的强调等理念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理论。茅盾短篇小说观也存在政治化、单一化和理论意识缺乏等不足之处。茅盾的短篇小说观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无疑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对于中国化的短篇小说理论建设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静静^[2]（2020）在《经济视角下的文学关怀 ——吴组缃的“破产题材”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吴组缃（1908-1994）是活跃在1930年代文坛的现代小说家。最初,他以短篇“破产题材”小说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重视,被司马长风称赞为“第一流的小说家”。本论文试图从文学的经济视角出发,以皖南经济图景、多元叙事机制和经济人物形象这三个方面,结合西方叙事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阐释吴组缃30年代破产题材小说的艺术风格和价值意义,以期为我们探索1930年代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些许启发。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梳理吴组缃“破产题材”小说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以经济动态和徽州文化为聚焦点,分析吴组缃小说对皖南经济图景建构的小说艺术。从农村经济的动态性书写、皖南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徽州地域情调等方面,探讨隐藏在皖南经济动态表征下的作家对徽州文化深层内里的审美书写,分析经济动态观照下的徽州文化“变迁”。第二章探讨经济视角审视下的多元叙事机制,及其传递出的作家创作理念。结合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吴组缃是如何借助于插叙机制的适当引入、反讽叙事的亦悲亦喜、“光明的尾巴”的有意疏离等叙事机制,表现作家以经济视角观察到的人物移位现象、“异常”经济行为等,阐释其在叙事机制上的情感倾向、创作理念及叙事艺术。第三章论述经济人物形象的书写价值。重点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1930年代的时代语境,分析其刻画的“破产农民”、“失业店伙”、“落魄乡绅”等系列人物形象的现实情境及其生存挣扎,表明作家塑造了极富“经济人”色彩的麻木“看客”、“苦闷者”和“弱势乡绅”形象,在经济语境下对传统形象进行了新开掘。结语归纳全文,阐述吴组缃的“破产题材”小说与左翼文学、社会剖析文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其既承接了20年代乡土文学的地域情调,又影响了40年代革命文学的艺术追求。吴组缃擅长描摹皖南地域的经济动态与风土人情,运用多元叙事机制讲述“破产故事”,刻画了多类在“经济破产”语境下的经济人物形象,显现出一种“经济视角下的文学关怀”。吴组缃的“破产题材”小说摆脱了当时“革命文学”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开始转向个性鲜明的“写实文学”创作,因此具有历史过渡性的重要意义。

牟宗惠^[3]（2019）在《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指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祺以作家身份介入批评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极具个性的文学批评,展示了别样的批评风采。本文以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综合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联系他的文学创作实绩和艺术经验,探究他文学批评的特征,考察他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下进行文学批评的动因,从而确定他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及对于当下的意义。首先,论文对汪曾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四个聚焦点——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及结构进行分析。这四点既是汪曾祺的文学批评的聚焦点,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关注点,他自己的艺术经验、写作技巧、审美追求便成为了批评的品鉴标准。汪曾祺认为,作家要选取熟悉的生活作为作品的内容,把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感悟化为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语言及结构都统一于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之下,作家要对笔下的人物满怀同情和爱意,选用符合人物身份和作品题材的语言,按照要表现的生活本来的样式来选定结构。贴近生活是它们统一的前提,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汪曾祺在这四点上对生活的强调,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照和创作上的现实主义追求。其次,对汪曾祺文学批评的特征进行探析。汪曾祺的文学批评总体呈现出感悟印象式特征,他运用直觉感悟的办法,捕捉审美印象,又辅以理性的分析和条理性的表述。他的批评以个人审美趣味为导向,呈现出“美文化”的特征。汪曾祺的感悟印象式文学批评是感悟式批评在“新时期”的延续,也是传统文论在现当代“复活”的一种表现,对于突破文学批评过于理论化、客观化的倾向,唤起作家和读者对文学审美性、艺术性的追求有重要意义,是一种珍贵的批评资源。再次,对汪曾祺的文学批评的历史生成进行考察。作家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一脉相通、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言说着汪曾祺的文学主张。汪曾祺在批评实践中的审美取向、品评标准便是来自于他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经验和审美追求。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以“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指导,并通过对各种文学资源的继承、转化与整合而逐步形成的。在这个继承、转化与整合的过程中,汪曾祺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艺术实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汪曾祺在八九十年代发表的系列文学批评,是他的文学思想和当时的文化语境、文学氛围、批评状况相撞而激起的火花,是他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呼唤,更是他对于学院派批评的理论崇拜的矫正。最后,结语部分探究汪曾祺的文学批评的价值。他的感悟印象式作家批评是一种以个人趣味为导向的审美性创造,同时又带有很大的可读性,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第一,他的文学批评对是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的言说,是他的另一种“文学创作”,在八十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发挥了呼唤文学的审美功能回归的作用。第二,他的文学批评接续了中断近三十年的现代感悟批评传统,并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转换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第三,他的这种创造性批评有助于改善重视理论、方法而轻视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批评盛行的现状,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淼^[4]（2018）在《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帝王师”,指的是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君主的臣下,又是君主的导师,着重强调的是后一种身份。“帝王师”形象是指以“帝王师”为主要特点形成的一类人物形象,具有敏锐的政治目光和超现实神奇能力,与君主之间关系融洽,寄予了封建时代文士的政治理想。明清两朝五百余年,涌现出大量的“帝王师”形象,尤其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塑造出的以“帝王师”为特点的“诸葛范型”后,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成为明清小说史上独特的风景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儒道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特点鲜明,内涵丰富。论文以明清神魔小说为研究文本,以《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女仙外史》中的吕师贞、《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草木春秋演义》中的决明子、《孙庞演义》中的孙膑、《宋太祖三下南唐》中的苗从善、《说唐三传》中的徐茂公等七个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主题学、形象学等相关知识,对“帝王师”所呈现的特点与文化内涵作出系统的分析与论述。论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就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范围与方法进行探讨。第二章为明清神魔小说“帝王师”形象概说,主要是对“帝王师”的概念界定、“帝王师”形象的发展概况及其形成原因进行论述。第三章是论文的核心章节,主要探讨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的特点与内涵:从忠心为主、谋略过人、沉着冷静、胸襟开阔、淡泊名利、渐染世俗等六个方面对“帝王师”的形象特点进行分析;从“内圣外王”“以道守身”邪不胜正因果报应等方面对“帝王师”形象的内涵进行阐释。第四章从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方面阐释了“帝王师”形象塑造的手法。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高度概括全篇。作为明清小说人物形象中独特的一类,明清神魔小说中的“帝王师”形象展现了中国士人的政治理想,蕴含丰富的儒道文化内涵。对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明清神魔小说的研究成果,推进学界对明清神魔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认识,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程大立^[5]（2017）在《小说与散文的会通 ——以汪曾祺小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汪曾祺一直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汪曾祺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作家,以儒家“仁爱”思想、老庄“人道”情怀和佛教“善因”情结为精神追求,写普通民众的平凡生活,关怀社会底层的精神诉求;汪曾祺也是一个自觉的文体“革新”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努力进行着打通散文、诗歌的实践,形成了“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独特范式。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创作,是在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和中国古典文学教育的文化背景上,借鉴中国古代散文,包括秦汉史传文学、唐宋八大家散文和明清小品文,特别是会通桐城派散文基础上获得的成功。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比较论证和案例实证等方法,分别从“仁爱”伦理的延续、诗性文体的营构、平朴淡雅的民间素材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汪曾祺小说与散文的文化会通,从直觉语言的挪移和新用、以俗为雅的叙事和抒情、在气氛中塑造人物的气味与情味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叙事方式。

李强迪^[6]（2017）在《老舍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研究》文中提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着名幽默家,社会批判家,现实主义作家,抗日作家。在他作品里出现无数的人物,有一些明显是丑类,有一些是英雄,大部分是普通人,他们大多是最底层的人。老舍在中国的作家中比较特殊,是因为他受到许多不同的西方作家的影响,比如狄更斯或者康拉德。他的作品与人物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的变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特殊的历史家。通过老舍的作品我们能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事情,可是我们不能说描述中国社会是老舍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其是他作品最重要的因素,老舍作品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人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也都是通过这些人物,通过他们,老舍跟读者说他自己的理想,对许多事情的意见,这些人物不但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常常代表一个阶层。因为这些原因,我认为老舍作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人物。我的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老舍家庭人物形象研究”,这一章里面我研究了父母、兄弟,姐妹再加上邻居形象。第二章是“老舍社会（职业）人物形象研究”,这里我根据他们的职业或者社会上的角色把人物分为乡下人,士兵,教师,学生等等,我们除了关注人物本身,也要关注他们的角色和职业对他们的人生有了什么影响。第三章为“老舍人物形象相互对照的精神面貌”,这里我们谈到了在老舍作品中常出现的具有对照性的人物如“英雄”和“丑类”,“好人”和“坏人”,“朋友”和“仇人”等等,然后还有“中立人物”等等。第四章是“老舍叙事文学中的其他人物”,有几个人物分类不适合在我们其他的几章里面,可是他们还是值得我们关注,因此我设计了这一章。“老舍叙事文学人物的思想研究”,也就是第五章里面我研究人物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如何随着时代改变,这里我们也谈到了老舍自己的价值观。研究一个文学作品就算我们关注人物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它里面的艺术成分,因此第六章为“老舍人物形象的艺术研究”。一看这些分类我们能看出来一些人物会同时在几章里面出现,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物是我写这个论文的目的之一,因为我们如果想真的了解一个人物我们不但要了解他在家里怎么样,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他在社会上怎么样,他的思想怎么样,另外为了了解一个人物我们也需要了解他的对照物,如果没有黑就没有白,通过对照我们能更好地看出来人物的特征。

邓建琴^[7]（2014）在《曹雪芹与鲁迅小说艺术比较论》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作为曹雪芹的一部经典之作，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者研究的高峰。当前看来，很多研究者大多把视点放在他们各自的探讨上，很少去关注二者的平行比较。因此本文将从艺术的角度切入，试图从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其中穿插一些影响比较研究。首先，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成长环境影响了他们小说在人物取材上的悬殊，但相似的苦难经历又使他们共同关注社会的黑暗，这使得二者在思想和心境上更为接近；其次，二者所处的时代位置不同，造成他们的小说结构一个以长篇出现，一个以短篇呈现。而由于长短篇结构的限制，一个以网状式为主，一个以向心式为主。同时，二者都追求诗意性写作，因而都表现出一种复调结构；再次，在语言上，一个深受古典文化和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语言共同呈现出文白杂糅的特点。但由于鲁迅处在历史中间物的位置上，白话形式更彻底些，而《红楼梦》则更倾向于雅俗大全；最后，通过二者在艺术创作上的相同与不同手法，导致在美学风格上的不同体现，一个是优美的凄艳，一个则是崇高的奇崛。

赵焕冲^[8]（2005）在《老舍与英国文学》文中提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曾阅读过大量的西方着作,与外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老舍所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从萨克雷、狄更斯、梅瑞狄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中受益匪浅。本文拟从老舍对英国文学接受的缘由、影响与超越以及美学风格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讨,主要以老舍与狄更斯的关系为例。

程丽蓉^[9]（2004）在《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文中提出作为在现代文学整体构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类型，小说及其研究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相当大的比重。然而，综观数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仍是极其薄弱的学术暗区。主要体现在：1、小说理论研究与小说作家作品现象性研究严重失衡，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小说研究和小说史研究的难以深化和缺乏关联性系统研究；2、小说理论的专门研究极为薄弱，多被纳入“文学思潮”整体研究之中，严重缺乏体系性和专门性；3、至今可见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论着，或者只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进行“史”的编程和描画，或者陷于对现代小说理论材料本身的归纳分析。从话语研究角度讲，已有的这些研究基本上仅仅只是对中国小说理论话语“本文”的研究。整体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线性研究”和条块分割的零散状态——雅俗分割；传统渊源与国外来源的影响研究各自独立，或者仅见“影响”而严重忽视理论主体的自觉选择；拘于某人某派的小说理论清理，而未有“关系结构”研究及由此而来的整体感和历史感等等。这种状态显然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文艺学发展的形势，也不能真正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很好地联系起来，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开辟出一条新路。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小说理论长期以来被打入冷宫，一个关键原因就在其理论本身相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理论的落后性和幼稚性，如果这块领域的研究仅仅停留于对现代小说理论本身的清理和分析、解说，除了“史”的价值外，意义不大。但是，现代小说理论乃是处于古代与西方小说理论相交接的重要地带，在这里混杂着中西文化与文学观念交锋的印迹，因此它具有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理论迥异的语境、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以及话语流通状态。显然，在这个领域研究中，关键的问题不在“说的是什么”，而在“谁在说”、“如何说”和“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因此，借鉴话语分析理论，从比较文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弥补前述研究缺陷的重要途径。 本文的研究突破以往研究或仅止于“史”的线性勾画，或陷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资料中作分割、零散研究的局面，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最重要的话语，展开纵横交错的“关系结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本文”，而且更加重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各个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包括话语说话人、受话人、语境以及话语交流沟通的条件、状况等。这有利于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其他领域的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和间接地推进中国现代小说、小说史和小说家的研究工作，进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话语和西方小说理论话语的深层互动关系，以及后二者的交融、转化如何在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自主选择下生成新的小说理论话语，并深入探索这种交融、转化、生成的内在规律，由宏观而微观，注重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关联性研究。本文的研究还十分注意彰显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个体选择和阐述对西方小说理论话语的改造和变异作用，突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以利清除长期以来笼罩在这块领域头上的帽子—“西方小说理论的翻版”—对该领域研究的阻碍，不仅为该领域 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基础，而且有助于为当今学术界探索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提供历史鉴证和解决思路。 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论组成，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在概述和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写作取向和主旨，对本文涉及的一些关键词，如“话语”、“对话”以及“权力”等，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章揭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总体性特征。第一、二节着重探讨‘说话人”的主体意识—现代精英意识和创造意识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生成中的作用，充分揭示说话人在中国现代多方对话场景中的主体性和决定性作用，突显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相对于中国古代、近代和西方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区别性特征;第三节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流通条件和 II状态，着力讨论大众传媒和现代文学制度对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影响，特别是团体控制、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对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形成和变化的双重作用。 第二章清理、阐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重要话语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着力在话语涵义的历史变迁中，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话语的现代化过程和状态。第一节以“雅”、“俗”、“大众化”为论述对象，考察这一组话语在现代的涵义变化及其原因，着重讨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对古代小说“通于俗”和“使俗通”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关注“雅”在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中的缺失现象及其成因，并试图匡正当今研究界存在的一些误解和混乱说法;第二节论析古代小说理论?

连勇^[10]（2003）在《叙事写人：明清小说美学中的人物塑造观》文中研究说明明清小说美学的理论样式主要表现为小说评点，其中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人物性格塑造理论。本文立足于明清小说评点本身，从中国自身的叙事理念出发，提出“叙事写人”命题，以此作为统率全文内容的纲领，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观照。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了“叙事写人”在小说叙事文中的地位以及美学追求；第二章探讨了叙事主体对叙述对象也即“事”、“人”的认识以及叙事主体的审美体验论；第三章则重点考察了几种如何“写人”的叙事策略。

二、老舍的人物塑造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老舍的人物塑造观（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经济视角下的文学关怀 ——吴组缃的“破产题材”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小说与散文的会通 ——以汪曾祺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老舍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曹雪芹与鲁迅小说艺术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8）老舍与英国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论文提纲范文）

（10）叙事写人：明清小说美学中的人物塑造观（论文提纲范文）

四、老舍的人物塑造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短篇小说观研究[D]. 饶倩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2]经济视角下的文学关怀 ——吴组缃的“破产题材”小说研究[D]. 钱静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3]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研究[D]. 牟宗惠. 重庆大学, 2019(09)
• [4]明清神魔小说中“帝王师”形象研究[D]. 张淼. 延边大学, 2018(12)
• [5]小说与散文的会通 ——以汪曾祺小说为例[D]. 程大立.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7(02)
• [6]老舍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研究[D]. 李强迪. 安徽师范大学, 2017(05)
• [7]曹雪芹与鲁迅小说艺术比较论[D]. 邓建琴. 江西师范大学, 2014(03)
• [8]老舍与英国文学[J]. 赵焕冲. 社会科学家, 2005(S2)
• [9]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D]. 程丽蓉. 四川大学, 2004(02)
• [10]叙事写人：明清小说美学中的人物塑造观[D]. 连勇. 华南师范大学,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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