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慧^[1]（2020）在《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韬是清末着名的政论家、史学家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学术界将其称为“晚清的特例独行者”。王韬在早年是一位忠于封建朝廷的传统儒学知识分子,上书太平天国失败后,其被清政府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这独特的海外经历使王韬真正认识到了晚清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巨大差距,认识到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在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现代化主张,为贫穷落后的晚清中国开出了走向独立富强的良方。由于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的诸多限制,王韬现代化思想在应用于实践方面相对薄弱,直到晚年才创办《循环日报》以宣传其变法革新思想,并出任格致书院院长以践行其现代化理念。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王韬虽然是19世纪末期人物,但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思考,对中国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寻仍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王韬现代化思想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综合产物。清朝末年西方各国以军事侵略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开明地主阶级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企图通过洋务运动以达到“自强”与“求富”的目标,然而洋务运动推行几十载,中国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促使王韬开始思考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性。亲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后,王韬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进而提出了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措施,为晚清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王韬现代化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四个维度。在政治上,王韬主张破除中国旧有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建立新式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主张改革中国旧式封建官僚体制以建立廉洁高效的新式官僚体制,主张通过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以缓和沉积已久的阶级矛盾;在经济上,王韬主张通过鼓励人民自主制造机器以实现与洋分利,主张通过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以实现国富民强,主张重视能源开采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以实现全面兴利;在教育上,王韬主张建立西式博物院馆以尝试塑造新式国民,主张仿效西方建立新式书院以培养专业化、综合化人才,主张改革旧有的八股科举制度以选拔适合国家发展现实需要的实用人才;在军事上,王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更新旧式武器装备,主张借鉴西方练兵之法革新传统兵制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主张加强海军建设以实现有效海防。王韬提倡男女两性之平等,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提倡方式与效果并重。其现代化思想为戊戌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为中国现代转型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崭新道路,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全新路径。但作为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晚清知识分子,王韬现代化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矛盾点,首先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扞卫专制皇权之互斥,其次是鞭挞八股科举制度与认可封建文人之矛盾,最后是憎恶西方列强侵略行径与美化西方列强侵略行径之冲突。

刘凯宏^[2]（2020）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从梳理政治文化理论入手,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结构和功能进行归纳总结,并且对政治文化的成分、类型和功能等方面也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总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基础理论方面对政治文化已经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分析,为后文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进而分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状呈现出“一主多元”的格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政治文化,并且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对他们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等都做了相应的分析研究。并且比较分析了主导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的研究,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区域的人口数量、男女比例、城乡差距、年龄结构、教育背景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情况等方面入手,分析不同区域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揭示不同地区之间政治亚文化中存在的差异。从而得出,要优化中国政治文化格局,就要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传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有益养分,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推动民族团结和平共处。

张伟军^[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提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吴春敏^[4]（2019）在《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进程具有阶段性,每一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文化特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特点是人文主义,世俗化深入发展。启蒙运动时期的特点理性主义,致力于掌握科学知识,通过理性努力获取幸福的乐观主义精神,非理性受到压抑。随着工业革命进展,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变化,整个社会弥漫着非理性的攫取利益的冲动,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受到压抑。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核心。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转向对人的现世生活的关注,将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作为一种自然的、理性的选择。宗教改革客观上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给予人以独立的、自由的思想权力。启蒙运动强化了理性的重要性,对知识的批判考察,对迷信的理性批判,确立了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基础,推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工业化深入发展,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加剧了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满足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无产阶级形成了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在欧洲、北美和东亚,工业化极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其次,创造了巨量的精神财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深入且广泛。人类自由运用知识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提高,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道德建设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趋于合理化。最后,人类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为人的发展创造充分物质条件,但是制度和文化的矛盾使之未能形成对人的发展的支撑。现代化给世界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各种问题、矛盾也层出不穷,造成各种危机。在人类社会,经济危机随着现代化的运动,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愈加严重。贫富差距未能随着生产发展得以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生态危机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终结人类文明历史。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有的国家逃避治理生态的责任。政治上,分裂的政治意识在民主的旗帜下,给各种问题的解决造成了阻碍。各国精英与草根阶层的意见分歧难以弥合。精神文化方面,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人在现实世界中愈加虚无化。文化之间的交流表现出激烈的冲突,人类未能在全球化时代为文化多样性留下足够的宽容性,反而以落后与发达、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来打压一种文明的价值。现代化变革在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文化冲突增多,精神危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先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被作为榜样被传播,被接受,被实践。而这些经验是矛盾体,即推动了进步也引发了问题,表现为理性压抑非理性,工具理性压抑价值理性,人从神祗获得解放,又陷入了对物的严重依赖;人性的、理性的、世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位于非理性的对物的贪欲。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非理性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情感、意志等作用。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运用人性、理性、非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概念对西方现代化实践过程进行哲学审视,梳理和反思现代化变革,尝试提炼精神文化发展经验,为哲学思想在现代化变革中的作用提供简单说明,为解决思想文化危机提供理论基础。追求真理,在哲学上形成简单易行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与时代需要契合,就会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具体的哲学观点,尤其是那些贴近现实、符合逻辑、近乎情理的哲学观念具有高效传播性,哲学观念掌握人,继而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从而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化需要扬弃西方文化,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而言是需要哲学的科学总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未来的现代化建设。论文的第一章是序言,第二章是现代化初始时期,哲学从神性向人性的转向,从神圣向世俗的转变,第三章是理性主义张扬及其对非理性的压抑,第四章是工具理性盛行和价值理性被贬抑的现状与哲学分析,第五章总结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第六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审视。

张旭^[5]（2019）在《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政治发展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但相对于政治制度来讲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影响力是持久稳定的,传统政治文化能影响人们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发展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政治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的特色和优势,其积极因素在实现政治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消极因素则会阻碍政治的发展。推进政治发展,必需积极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立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保障国家的有效治理。

张师伟^[6]（2019）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主要议题及研究方法反思》文中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是否能成功建构,而且也在根本上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是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最适合中国。围绕这个焦点,国内外学术界展开的讨论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环节;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源于近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在中国的实现;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民族性,坚持从传统儒家发掘现代的民族性;西方学者则关注解读和解释现代中国独立和发展的奇迹,试图从政治哲学层面发现40余年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还是遵循从概念到概念的主流模式,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局部概念分析,还不能站在中国立场上,立足和关注现实,充分运用多种政治理论资源,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的体系构造。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方法还不能满足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需要。

张迪^[7]（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唐旭旺^[8]（2019）在《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政治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南。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正处于改革深水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正确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提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民主、法治、政治参与、政治道路、全球治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改革,进而实现政治发展。研究习近平政治发展观,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有助于中国民主和法治的改革与建设,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现状,介绍了研究思路、方法及其创新之处。第二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与发展历程。首先分析了理论来源,从源流上阐释习近平对中外优秀政治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次介绍了时代背景,阐明国际国内背景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历史进程,依据习近平从政经历的时间脉络进行研究。第三章节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结合习近平关于政治发展的主要论述,从目标定位、道路设计、主体力量、动力机制、制度完善五个方面介绍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第四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基于其主要内容得出了人民性、全局性、创新性、科学性、开放性五个特征。第五章是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当代意义,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的价值和意义。

费海汀^[9]（2019）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王权、宗法伦常、经学教化、士大夫与官僚、民众与政治的关系等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相关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为学界所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则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主要政治亚文化、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等问题。4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终坚持其价值追求、现实关怀和国家视野,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呈现出从整体性研究到关注关键历史节点、从中西两分到全球认知、从现代化的道路探讨到议题分析的重要转变。

谢小飞^[10]（2018）在《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党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一定的文化涵养一定的政党政治,一定的政党政治承载一定的文化。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并以充满灵性与活力的文化要素深刻影响东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西方文明冲击下国家的巨大变革,但制度变换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销声匿迹。国家组织与制度基本特征往往能从区域性的文化类型中发现渊源,东亚政党政治的独特性亦离不开儒家文化的跨时代影响。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深刻规定了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东亚国家政党文化独特性的文化根源,而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特点与难点也隐藏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当中。本文是关于儒家文化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党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旨在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由来与演变的文化基因分析,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整体意义与特有价值,准确把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文化支持与基本路向,以期得到具有启发价值的理论思考与策略选择。基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指向,全文的分析框架除“导论”和“结语”外设五章研究内容。第一章阐释了政党政治与儒家文化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论述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表现,第五章探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全文重点论证和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1.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它深刻影响着政党政治的未来。在观念文化的意义上,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三国”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延续性不因政党政治的出现而中断。这既体现了文化的自身属性,也反映了制度变迁对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现象。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在政党精英个体方面,观念层面的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日用而不知”的态度、思维定式和情感取向,以惯例和自发力量在潜移默化中约束着政治精英的思想和行动,并经由精英的建党活动进入政党政治领域。在政党组织形态方面,早期政党尚存朋党的影子,保留了传统意义的人际关系模式,从而为儒家文化特别是权威主义的持续构造了情境。在政党体系方面,“东亚三国”传统精英政治导致了相对封闭性的政党体系,其因缺乏对社会的回应性也避免了社会文化的挑战,从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部文化生态。2.儒家文化在政党体系层面和民主过程层面塑造了“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性。政党文化就是政党成员、政党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特定思想和心理,是在政党体系层面和以政党为中介的民主过程层面所展现的认知与情感取向。政党体系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政党体系不同类别角色的认知与情感,也即对政党精英个体、对政党组织以及政党相互间的认知与情感。民主过程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认知与情感,也即政党对党政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态度。“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气质都能够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到根源,并通过国别性的儒家文化与政党政治的融合过程而呈现。这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总体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在现代政治场域中对古老儒家观念的延续。3.儒家文化在促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对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影响过程中,除了作为政党滥觞的欧美地区外,儒家文化圈是极少数稳定建立政党政治的文明中心之一。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与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有关,体现了政治精英的开放心态以及民众政治冷漠而为政党政治“试错”所造就的社会空间。这还应归功于儒家文化形成的特殊的制度条件。一方面,儒家文化很早就实现了“国家成熟”,这种“成型国家”为次系统的政党制度扎根提供了重要土壤,使政党政治进程不被建构国家的各种势力所打断。另一方面,作为悠久的世俗文化,儒家社会更容易接受现实感强烈、体现“和合”精神的国家改造方案,避免宗教势力的影响,并认可由文官系统承担国家治理权威,以致削弱了军人政权的合法性。4.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影响“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质量,是政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低创新力、低制度化、低民主、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原因。首先,“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创新能力不足。自二战后,“东亚三国”政党体系在许多关键性的特征上没有发生替代性变革。稳定性同时也意味着保守性。如果一个政治系统更多地坚守传统价值观,则生成更少的政治产品,也即政治创新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低。其次,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东亚三国”政党文化中,在“情感”与“理性认知”的紧张关系上,情感因素更容易被调动起来。由此,“东亚三国”政党即便想建构制度化的权威主义,也很难将建构于人情角色、人情关系的权威主义转变为建构于职能角色、组织关系的权威主义,推动权威主义的理性化。而情感因素又助长了“东亚三国”政党对竞争的不宽容态度和对规则的不尊重,这导致政党之间没有建立起协商与妥协的制度化渠道。再次,政党的民主职能发挥不利。在权威主义的影响下,“东亚三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为组织整体的政党所应发挥的民主职能,反而成为拥有权威的领袖（或者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由于深受家长制文化、“牧民文化”的影响,政党在从社会获得基本的合法性后,代替官僚成为家长角色,政党日渐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发展,使政党作为社会工具的地位扭曲为政党主宰和控制社会需求。最后,政党政治现代化受到制约。在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低一高”的特点,也即基于“历史成见”的影响因素在降低,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政治合法性在削弱,社会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上述特征并不明显,或者说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5.“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以政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为必要条件。“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是政党克服儒家文化中的不利影响,发挥有益成分的过程,是现代政党组织模式建构过程与政党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有效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攸关东亚三国现代化进程。从“东亚三国”已有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建设是有效利用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转化儒家文化的不利影响的关键,因而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前提和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政党组织建设与儒家观念文化结合的关键节点在于:以政党组织建设防范权威主义对政党体系稳定性的不良影响,以政党组织建设赋予民本思想以有效性,完善政党机制是焕发贤人政治生命力的关键。而在文化发展上,应更加突出和强调儒家文化存在的宽容精神,主动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弘扬现代法治精神,并最终实现具有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活力的政党文化。总的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展现了多元性世界政党政治的存在,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党文化都有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也拥有专属性的发展难题。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发展道路、制度特性、文化品格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与西方文化价值接榫,而是正视自身古老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社会实现自我更新。西方社会基于本土历史发展经验认为,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西方式民主意味着发展,而权威主义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失败。因此,儒家文化笼罩下的政党政治要么只是必然通向西方民主型政党政治道路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要么会在自身必然引发的混乱中走向崩溃。回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与儒家文化的许多观念密切相关。但“东亚三国”政党发展的经验同时表明,儒家文化充当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也为政党顺利度过发展中的危机留下了回旋余地,而亦有东亚国家在明确拒绝“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通过创造性运用儒家文化实现了政党自我更新与强大。因此,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政党政治不会是“两个必然”的二选一,而是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以自身特质和价值定位向世界宣布政党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现实可能。

二、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主要议题及研究方法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7）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王韬现代化思想研究[D]. 张馨慧.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2]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D]. 刘凯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4]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D]. 吴春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政治发展的作用[J]. 张旭. 法制与社会, 2019(24)
• [6]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主要议题及研究方法反思[J]. 张师伟. 岭南学刊, 2019(04)
• [7]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习近平政治发展观研究[D]. 唐旭旺. 南华大学, 2019(01)
• [9]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J]. 费海汀. 天津社会科学, 2019(02)
• [10]儒家文化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例[D]. 谢小飞. 山东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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