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哲存：人性与文化思维的探索

一、施蛰存:人性的探索和文化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敏^[1]（2021）在《施蛰存与爱伦·坡小说颓废主题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牛浩宇^[2]（2021）在《1930年代施蛰存创作的审美革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施蛰存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核心作家,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坛开辟了新的美学形态,浸润着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美学精神,显现出对生命感性独有的审美偏好。他的审美革新以创作者、文本、欣赏者和文化等因素互渗的动态方式源源不断地流溢感性。既是他尊重文学本身和在乎现代文学发展前途的理想追求,又是聚焦生命个体的感性状态和重视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感性经验的表现。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就施蛰存创作过程中所表现的审美革新的内涵和理念进行梳理,这一内涵和理念构成了将审美作为策略进行文学革新的基础。没有留学经历的他对传统美学和古事题材天然贴近,把它们和世界性的文学思潮一起作为发展自由创作和追寻审美独立的现代性资源进行转换,追求新奇的审美风格,消减了学院主义意识,以抽象的自由和破坏性的先锋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第二章从审美对象具体审视施蛰存创作中所包蕴的审美革新之内在本质。在以感性为主题词灌注的记忆、情感、爱欲和精神下,采集了江南古镇、收藏物、身体、怪异幻象四个审美对象详细观照。揭示了它们寄托的不同的文学意义和主观价值,有的表现远离货币体系的无功利倾向,有的显露自由真实的生命本能,有的传达生命迷狂下的内在反应。第三章从审美方式继续审视施蛰存创作中所包蕴的审美革新之内在本质。在内容上,指出施蛰存在创作中舒展生命的审美方式,主要包括重视生命感觉、保持内心救赎和实现游戏人生等,展现个体的生命感性。在内容和形式的共存上,揭示出施蛰存将诗和心理学嵌入到文学的创作方式,既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方法,又记录生命思索和深层意蕴。第四章对施蛰存创作的审美革新之价值从几个方面进行评析。由于对当时文坛固守的创作方式表示不满,施蛰存将审美革新作为策略尝试改变这一现状,但又遵从一定的文学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他的创作成为“冲突”与“效忠”的曲折表达。一面透过文本传达现代文化的感性经验,一面通过欣赏者和文化背景对之进行增补,对审美文化充满反思和救赎的力量。

蒋悦颖^[3]（2021）在《哥特小说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以《奥特朗托堡》《弗兰肯斯坦》《黑猫》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哥特小说在西方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意义。“哥特小说”原本专指在18世纪最后十年和19世纪前二十年在英国短暂出现、流行、又几乎销声匿迹的一种小说体裁。但这股哥特风潮后续影响了各时期、各流派一流英美作家的重要创作,由此形成英美文学独特的哥特传统。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主流学术批评界视哥特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哥特小说已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得以进入文学的中心和发展的主流。本文针对国内学术界在民国时期哥特小说译介和接受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薄弱,确定以《奥特朗托堡》《弗兰肯斯坦》《黑猫》三部哥特小说经典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分析,考察哥特小说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五章:绪论:哥特小说其内涵的延展过程正是哥特小说批评话语延展的过程,本章拟从该角度出发,对国外（即英美）的研究概况和国内译介与研究情况分别加以梳理和分析;概要阐述本课题研究的价值、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奥特朗托堡》具有哥特小说开创意义。本章以1914-1915年沪江大学校刊出版的豪杰译《铁冠缘》和1920-40年代四部早期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考察作为晚清翻译活动延续的《铁冠缘》,译者做出了怎样的文化选择,以及观照《奥特朗托堡》是如何以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进入知识界。第二章:《弗兰肯斯坦》是19世纪哥特小说的代表作,1931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开创了好莱坞恐怖类型片,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本章以环球《弗兰肯斯坦》影片及其序列片为研究对象,考察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从好莱坞到中国,影片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两个误读现象、明星传播及电影被修剪禁映情况。第三章:爱伦·坡开创的“心理哥特”推动了恐怖“由外及内”的“心理化”进程,是英美哥特传统发展的转折点,是研究美国哥特最具代表性样本。本章聚焦于坡“心理哥特小说”在民国时期的译介、接受概况,并以《黑猫》的四个现代译本为例,以坡短篇创作的两大艺术特征“黑猫Pluto意象”、“恐惧心理化描写”出发作文本比较分析。总结:探索和总结哥特小说在现代中国不为主流文学重视的原因、及哥特小说在通俗文艺界的改编和传播的意义。

高爽^[4]（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林琳^[5]（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依蔓^[6]（2020）在《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文中指出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结合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探究作家是在何种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的影响下参与空间的意义建构,进而分析作家复杂的文化立场。半殖民语境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作为“空间殖民主义”的输入,同时扮演着“现代”与“殖民”的双重角色,复杂的空间体验促使海派文学的空间书写交织着认同与批判的双重话语。空间双重话语背后暗含着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暧昧,显示出其在复杂空间体验中的矛盾心态。然而,正是在双重空间话语的编码中,凸显出半殖民上海多元化、立体化的面貌。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梳理本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其次,评述国内外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发展,揭示空间视域下海派文学研究的开拓性意义。最后,对空间视域下的海派文学研究文献和研究情况进行归纳述评,针对西式娱乐空间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的界定,阐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论述半殖民语境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体验。首先,结合历史资料与文献追溯西式娱乐空间兴起的半殖民背景,揭示西式娱乐空间蕴含的文化殖民策略。其次,分析西式娱乐空间所扮演的“现代”与“殖民”双重角色,由此带给上海知识分子艳羡与屈辱并存的复杂空间体验。第三章论述海派文学中西式娱乐空间的双重书写。首先,梳理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对文本内容进行具体分析,以海派文学中典型的电影院、酒吧、舞厅和公园书写为例,阐发作家在复杂的空间体验下对西式娱乐空间的丰富隐喻与想象。其次,揭示海派文学书写中对西式娱乐空间既认同又批判的双重话语,探析作家在现代性诉求与民族意识的导向下参与空间的意义建构。第四章论述双重空间话语中的知识分子主体矛盾。首先,从双重空间话语中阐释半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立场选择的暧昧。具体分析海派作家与左翼作家面对西式娱乐空间的矛盾心态,海派作家对空间的评判交织着世界性文化想象与殖民的焦虑,左翼作家对空间的评判交织着阶级批判与现代性生活的向往。空间评判的双重话语昭示着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普遍的矛盾心态。其次,分析双重空间话语的文学生产意义,正是双重的空间话语促成了文学空间的丰富性,揭示了半殖民上海都市丰富而立体的面貌。本文将以这四个章节对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进行分析,以期从空间视角来考察半殖民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空间体认与文化立场抉择。

罗佳艺^[7]（2020）在《灵与欲之舞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叶灵凤小说研究》文中提出1924年,是叶灵凤初入文坛的时间,此后一生里,他笔耕不辍,留下众多作品。但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其创作形式新颖、内涵丰富。他对小说的理解十分独到,在他的努力和探索下,与当时一批作家共同把现代小说的水平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由于其创作理念有所超前,又坚持独立的写作风格,不盲从主流文学思潮,故而并未被纳入主流作家之列,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其真正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彰显,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的发展环境又多处于非正常的状况,致使叶灵凤的创作实绩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尊重,而且被刻意忽略,甚至受到批判和冲击。因此,对其认识和评价,要经历一个重新评估的过程。先是矫正,而后还得把他及其作品置于理性和客观的学术范畴里,进行梳理和研究。今天,对叶灵凤关注者虽然不太多,但提起他时,态度已相对平和,对他坚持独立的创作理念,均能给予理解和认可。近年来,评论界对叶灵凤作品的讨论明显增多,但有分量的研究文章还是极其有限。对此,本文意图在精神分析视域下,对叶灵凤小说创作进行一番梳理分析,探究叶灵凤作品与时代、作品与个体、作品与作家自身的联系,借此对叶灵凤作品的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使其作品能够被更广泛地接受和传播。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作家生平入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叶灵凤创作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以及他的成长经历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整理与作品细读,指出作家个体经验与作品的联系,探究个体经验对叶灵凤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从爱欲、死亡、本能、梦境、归属感与追求自由创作方面对文本进行多维度解构和诠释,对小说角色的行为与目的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叶灵凤小说中表达的精神分析元素,分析叶灵凤对个体幸福与生命价值的理解、对道德的态度以及对个体自由的看法,以及他对创作观念的选择与演绎。第三部分探讨叶灵凤作品的精神意义、时代意义与审美意义,指出叶灵凤跨越时代、悬置道德规约的原因,从中剥离出叶灵凤关注个体幸福的终极创作目的,肯定叶灵凤作品中呈现的精神力量与艺术价值。

杨微^[8]（2020）在《传统“鬼话”通约现代“怪诞” ——施蛰存小说创作论》文中指出作为现代史上具有特别贡献的作家与学者,施蛰存因心理分析小说而名噪一时,但与别的“新感觉派”作家不同,施蛰存更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重回被五四摒弃的志怪传统,借鉴自己特有的外语能力与传统诗词功底,将中国传统意境放在现代小说里,以“含魅”的想象与虚构的艺术方式,创作出一批虚实难分的怪诞小说。以心理分析的方式叙写现代人的“心中鬼话”,表现出现代人迷离恍惚的生存处境。出于写作艺术性及实验意义上的考量,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法及归纳研究法,将研究对象放在施蛰存含有怪诞意味的文学创作上,力图从作家颇具志怪意味的文本中,梳理出作家如何将传统的志怪传奇转换成现代怪诞小说,并探究“中西合璧”的怪诞小说创作的内在价值,进而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试验进行统筹关照,以思考此类“承上启下”的创作试验对后世的启发意义。本文包括绪论、主体三章及结语。绪论部分从“研究综述“、“怪诞艺术理论阐释”、“论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点”三方面阐明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通过对小说涉及“艳遇情节”的故事线索、“追魂索命”的书写模式、“诡异氛围”的审美偏好进行扼要的梳理,考量在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下,作家如何传达出对传统“鬼”文化魅力的追求。第二章作为论文主体部分,在引入西方现代“怪诞”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施蛰存的创作在继承志怪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如何与现代主义“怪诞”艺术进行接洽、融合;作家在“历时”与“共时”的双重语境下,如何通过“超验叙事”与“超越规范”的关系建构,以空间布局的反常与都市男女阉割式的文化,状写出现代“怪诞”与传统志怪的“和而不同”。最后一章将作家置于现代文学史的框架内加以审视,作出基于殖民身份困境、回归传统的现代性认知的总结性论述:施蛰存在理论与文本实验上所表现出的对本土现代性的艰难探索。结语部分从施蛰存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对“本土现代性”的探索两个角度,总结施蛰存“怪诞”小说创作的意义,厘清施蛰存所传达出的另一种文学史构成的可能。

张敏^[9]（2020）在《漫游·反思·想象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景观书写》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1],新感觉派的独特性在于他们真正正面面对并书写了“都市”,他们依据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城市漫游者视野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风景线进行了感性描绘。景观的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审美工程,物质和心理都参与其中,但它在具备现代主义品质之时,物质和心理就各自发展成独立的景观。“物质”是在漫游者的张望和震惊之中具备了独立的审美品质,“心理”则随着精神漫游的履迹聚焦于本我人性的畸形、病态和记忆、梦境的清晰画面。总的来说本论文是从作为现代主义的文化体验切入,探究新感觉派作家以城市漫游者视角将漫步于上海都市空间的过程中产生的感觉感知、情绪情感、价值取向、审美个性等方面的新异变化落脚在对物质景观、情感意象、心理时空和审美图景等层次的细致描摹之上进而传达出的第一波中国现代主义城市诗学内涵。“‘物质’对本雅明来说,意味着感官体验的信息的总体”[2],李欧梵重绘上海心理地图的努力也是从漫游者的感觉体验出发的。所以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基于本雅明在感觉碎片中窥见整体的方法和李欧梵建构心理地图的方法分析新感觉派小说中都市物质全景的感觉化建构过程。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物质景观的书写抛却了传统客观写实的方法,将自我的街道漫游体验融入到了文本书写之中,描画的是漫游者在与都市空间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个从体验新鲜感觉到感知异质文明,直至空间认知地图完整生成的心理转换过程,最终用漫游者城市认知地图的铺展来呈现都市物质空间的全景概观。这实际是一个双向地指涉过程:现代都市重塑了人们的感知,人们对异质空间的新鲜感知也重塑了都市,描画出了崭新的都市图景。所以本章的第一节是对小说中物质空间的感觉主体和空间范畴进行分析,也就是对城市漫游者的登场和街道空间的崛起进行简单分析;第二节是分析作为感觉主体的漫游者在新鲜的街道空间之中生成的官能性感知结构和欲望化认知经验;第三节是在第二节的基础上分析漫游者在欲望化认知经验的指引下生成的物质空间的认知地图。用凯文·林奇提出的建构城市意象的五种元素分析漫游者的认知图示,最终分析得出漫游者对区隔租界内与外的边界元素的深刻认知,对通行道路元素的忽视、对南京路区域元素和三大百货公司的标记物元素以及城市和街道互动生成的阴角节点元素的欲望化认知使街道经验的内涵成为一张充满物质性、开放性的另类都市文化地图。本论文的第二章从新感觉派对都市心灵图景的立体化描绘层面进行分析。“漫游一方面是他的姿态,一方面也是抗议”[1],身体的漫游与精神的漫游存在错位和反差。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都市心灵的病态现象被隐喻成了一种遍布荒芜的“孤城”景象,漫游者作为最先觉醒的人群,也最先展开了对“孤城”的防御与突围。波德莱尔认为大城市孩子的经验首先表现在“梦的起伏的波纹和意识的突然跳跃”[2]上。在新感觉派小说中,梦境画面的织就和记忆时空的回溯成了行之有效的防御和突围方式。第二章第一节主要探究的是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孤城”景语所隐喻的病态人性内涵和孤寂心理内容;第二节主要以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作为探究对象,阐释了漫游者在找寻城市的过程中,找寻自我的精神旅程;第三节则关注漫游者的记忆时空图景,围绕穆时英和施蛰存的回忆系列小说展开,通过探究“旧宅”这一意象化空间中陈设布景和情感画面的意义承载来窥析小说中的漫游者以及作为漫游者的作家潜意识底层的精神碎片。第三章分析了新感觉派小说中审美空间的混杂布景。身体与心灵的漫游铺展了现代物质和心理图景,而物质与心理结构性生成的是“审美”这一诗性结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多元文化呈现出并置与博弈的状态,所以分析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审美图景是把握作家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切入点。第三章第一节阐释的是都市物质空间的典型景观布展。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之中,漫游者浮光掠影之一瞥定格住的是瞬间性的身体欲望景观与全息的商业景观,漫游者的沉沦姿态彰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兀进上海取得的世俗胜利;第二节从被刻意放大的异域情调入手,分析了漫游者对异域风情追逐与营造的热情,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在“安全的文本距离内体验文学创作的‘神游’性满足感”[3];第三节则以漫游者的城乡空间转移为切入点,分析了他们脆弱的乡土情结以及他们逐渐勃兴的“城镇意识”,并得出了他们在理想化的城镇空间中构建乌托邦的结论。

李昊^[10]（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二、施蛰存:人性的探索和文化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施蛰存:人性的探索和文化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1930年代施蛰存创作的审美革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哥特小说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以《奥特朗托堡》《弗兰肯斯坦》《黑猫》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独幕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灵与欲之舞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叶灵凤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传统“鬼话”通约现代“怪诞” ——施蛰存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9）漫游·反思·想象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景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10）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施蛰存:人性的探索和文化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施蛰存与爱伦·坡小说颓废主题比较研究[D]. 黄小敏. 西南大学, 2021
• [2]1930年代施蛰存创作的审美革新研究[D]. 牛浩宇.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3]哥特小说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以《奥特朗托堡》《弗兰肯斯坦》《黑猫》为中心[D]. 蒋悦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5]中国独幕话剧研究[D]. 林琳.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6]论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西式娱乐空间书写[D]. 李依蔓.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灵与欲之舞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叶灵凤小说研究[D]. 罗佳艺. 集美大学, 2020(08)
• [8]传统“鬼话”通约现代“怪诞” ——施蛰存小说创作论[D]. 杨微.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漫游·反思·想象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景观书写[D]. 张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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