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学发生“地震般的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刘桐宇[1]（2021）在《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变迁对岛内政治的影响》文中认为社会与政治一直都是双向互动的,二者是彼此影响、互相介入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变迁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对政治架构也具有重要影响。1949年后,台湾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步入了经济腾飞阶段,社会阶级结构、民众政治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民党当局于1986年开启了政治转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变迁,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标志着台湾政治转型的完成。台湾社会的变迁与政治的推动具有很大关系,没有政策的调整与政府的支持,台湾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并不会如此迅速;另一方面,由政治所启动和推动的社会变迁,又对当代岛内政治产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影响与挑战,要求并导向对已有政治运行方式的调整。本文将以社会变迁视角,通过阐述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几方面的具体变化,分析其对岛内政治产生的影响。首先,本文在阐明社会变迁及政治转型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变迁理论中的冲突学派的观点,认为冲突在能够被社会系统容忍、不会引发革命的情况下,推动了社会变迁,并促进社会规范不断创新或改进。通过观察台湾社会的构成要素,分析出在台湾社会变迁的众多观察指标中,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三个要素对岛内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次,本文以台湾省政府机构发布的各项社会数据为参考,通过对比其在政治转型后历年的变化,分析出岛内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再次,本文分析了上述三方面变迁对岛内政治的作用方式。最后得出结论:社会阶级阶层的变迁提升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扩大了政治制度吸纳能力,经济结构的变动影响了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政治动员、选举决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进而对岛内的社会运动,政治文化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以上论述,最后分析出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变迁对岛内政治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着重对选举生态、政党格局与政治文化三方面得影响进行阐述。选举方面,政党选举政策走向发生变化,传统选举方式不断改变;政党生态主要包括国民党与民进党民众接受度的变化,还出现了政党格局碎片化的特征;社会变迁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从反传统现象增加、悲情心理对政治的作用不断减弱与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三个角度进行论述。
杨小红[2]（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杨艺谋[3]（2020）在《灾异论与西汉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灾异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西汉的政治运作。本文主要探讨灾异论与西汉政治之间的互动,其中尤为关注灾异论如何影响西汉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政治斗争对灾异论的影响。为了便于观察灾异论的演变,本文将其分成五个阶段。汉文帝因日食而下“罪己诏”以及陆贾的灾异论述对此后灾异论影响颇大,故将汉文帝时期视作灾异论的萌芽期。汉武帝时期则以董仲舒的灾异论为主线,探讨此时阐发灾异论的政治背景以及政治动机。下一阶段则讨论眭弘提出“禅让制”的原因以及宣帝如何利用灾异论提高皇位的合法性。元帝、成帝、哀帝时期是灾异论发展的巅峰期,此时期还伴随着强烈的复古化思潮。因此灾异论与复古的关系便成为这一阶段的论述主题。另外,此时期借助灾异论进行的政治斗争亦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最后,本文将尝试着对王莽时期灾异论的衰落做出解释。本文希冀能够通过灾异论这一视角,加深对西汉政治文化的理解。
戎卿文[4]（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表明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王丽珍[5]（2020）在《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犯罪预备是否具有可罚性一直是刑法中见仁见智的争论性课题。针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存在三种处罚模式:不予处罚、普遍处罚、以不处罚为原则,但处罚部分严重犯罪预备。随着社会风险的加剧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犯罪行为模式出现形态、对象、结果等多重“变异”,传统刑法的滞后性日益凸显。因此,是否将部分罪名的法益保护“节点”提前,是否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罚犯罪预备,这不仅是刑法理论要深入研究的难题,更是司法实践面临的困境。本文以犯罪预备具有可罚性作为研究的主要脉络。首先,从犯罪预备的概念、性质、分类等基本问题剖析入手,区分犯罪预备、犯意未遂、犯罪表示等概念之间的不同,从而廓清犯罪预备的内涵与外延,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含义。其次,横向剖析国外刑法对犯罪预备的法律规定和处罚方式,对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不同规定,总结经验和启示。再次,对犯罪预备可罚性依据及限制的相关学说理论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提出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要遵守罪刑法定主义、刑法谦抑性原则和重大法益及时保护的刑事政策。最后,以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规定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论证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进行普遍处罚是不合理的,进而对我国犯罪预备处罚范围提出合理建议:应当在我国刑法总则中明确对犯罪预备原则上不予以处罚,对部分重要法益的犯罪预备例外加以处罚,同时,处罚的罪名应以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为限。在我国,对犯罪预备处罚这一问题,应以刑法总则规定为总指导,综合考量犯罪预备的性质、危险程度及实害结果的大小,并结合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加以适用。通过织构这样的法律模式,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的处罚应限定在以下章节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对刑法分则中其他章节的犯罪预备,原则上不进行处罚。希冀本文关于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制度创新的研究,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略有裨益。
周鑫[6]（2020）在《东周赋税新政与社会变迁 ——以鲁国“用田赋”为切入点的考察》文中指出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节点,其中赋税制度的变化,是春秋以来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表现,这种变革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又在统治者的引导和利用之下促成了社会其它方面的巨大变化。赋税制度的变革前后延续了三百多年,时间跨度虽大,但基本原则相同。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征收依据,打破“公田”与“私田”的界限,重新规划整合土地并“履亩而税”,将土地更合理的分配以保证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了个体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从宗族之中逐渐独立出来。另一方面是赋税量的增长,到季氏“用田赋”时,鲁国赋税已达到“十之二”,哀公仍然感觉不足,除了财政开支巨大、统治者欲壑难填等原因,客观上也反映了土地产出量提高,劳动者手中有剩余物品可供剥削。本文论述这一问题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鲁国“用田赋”一事的考析,根据孔子所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将“用田赋”置于赋税发展变革的轨迹之中,追述赋税发展的历史渊源。再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对“用田赋”材料进行考释,分析“用田赋”一事的前因后果及其反映的赋税合流趋势。第二部分,探讨春秋时期其它国家的赋税变革,主要有齐“相地而衰征”、晋“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分析“用田赋”之后赋税合流趋势产生的整体背景,探讨春秋赋税新政的整体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分析赋税变革影响下的社会变化,重点探讨赋税变革完成前后国家管理模式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理解土地赋税制度变化与宗族解体,户籍的产生和个人意识觉醒等问题的内在联系。最后是结语部分,在前面三章讨论的基础上对本文观点进行总结。
崔燕[7]（2020）在《《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文学史序幕,以《晨报副刊》创办十年（1918.12——1928.06）时间段为研究样本可看到,短短十年间,由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一批怀着炽热中国心的新文化主将努力,现代文坛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晨报副刊》和其他进步报刊为新文学的创生与发展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传播作用,新文学刚在这块古老土地诞生就留下一个坚实脚印。研读新文学史可清晰地看到大众传媒发挥的渡航引进、摇旗呐喊的巨大传播作用;尤其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传媒功绩最为显赫的应是《晨报副刊》。作为一份存在于现代新闻史十年之久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和徐志摩,不但刊登了鲁迅的惊世之作《阿Q正传》、转载了新文学史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而且借助传媒平台扶植了一批文学新人在现代文坛迅速成长。这些均是载入新闻史册和新文学史册的传媒业绩。现代社会,文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传播与助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只是学术界较少从《晨报副刊》视域关注报刊媒介对新文学的传播意义。未能见到运用大数据对《晨报副刊》进行传播效能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成果;而这恰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创新点。论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构架如下:绪论部分由研究背景、研究价值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组成,阐述《晨报副刊》研究背景并概述其在新闻传播史和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深入同行学者研究成果的“内里”,分析其学术贡献和价值以及未能涉及的研究盲点;阐述本论文研究思路与论域、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晨报副刊》的创刊及其发展流变。从媒介发生学视域探究由《晨钟报》到《晨报》再到《晨报副刊》的媒介史,以新文化的勃兴为已任的现代报人传媒理念,新文学传播模式的构建,新文学鼎力传播的媒介定位。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创办十年刊登的新文学作品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晨报副刊》指标体系、传播效能评估体系、运用SPSS软件和大数据统计学方法,对新文学作家在《晨报副刊》的发文量进行数据量化分析;从大数据视角对《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效能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章《晨报副刊》历任主编新文学传播业绩。重点关注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的新文学传播功绩,并对一直未能被学术界注意的其他主编《晨报副刊》编辑业绩分析研究。第四章《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从新闻传播学视域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渊源及传媒业绩。目标定位于《晨报副刊》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的媒介支持,探讨新文学社团对媒介的掌控力;文学社团借助媒介聚合人气、努力开拓新文学传播空间的举措。第五章《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考辨《晨报副刊》与现代文学文体变革,探究新闻文体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等新文学文体特征;从传媒视域分析新文学文体。余论 归结本论文核心观点与研究结论,提出有待后续探讨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何加玮[8]（2019）在《新时期以来知青小说中的知青形象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青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知青文学记录了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发展轨迹,塑造了一大批迥异于中国现代文学长廊上的其他人物形象的经典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流逝,知青作家笔下的知青形象产生了流变,本文试图通过对知青形象流变历程的研究,来探究知青一代在新时期的情感自省、生命自省及文化自省。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新时期”、“知青”、“知青文学”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进行了概说。其次对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的知青形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阐明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对流变中的知青群像进行了细致的阐释。第一类知青形象经历了血统论的受害者形象到被压抑者形象的流变,体现了知青作家对知青所遭受的苦难思考的深化;第二类知青形象经历了由革命建设者到城市奋斗者形象的流变,体现了知青作家对于时代、对于命运的深刻反思;第三类知青形象经历了“向后”寻找到“向前”思考形象的流变,反映了知青一代返城后的生存困境,凸显了其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第四类知青形象经历了由施难者形象到反叛知青形象的流变,突出了人性的恶与知青小说的成熟。第二章从三个方面阐释了新时期的知青形象产生流变的深层次原因,首先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文化传播理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隐性影响;其次从人道主义、社会转型及创作方法等角度分析了其对知青形象流变的影响;最后通过对知青作家人生经历与代际体验差异的探究来分析其对知青形象流变的影响。第三章阐释知青形象的流变所隐含的递进式的理性反思,从弃与被弃,看与被看两个方面阐释知青们如何由革命的建设者、社会的接班人沦为城市的放逐者和乡村的流浪人;通过具体作品分析人性如何随着社会环境和生存境遇的改变而表现出其隐性、黑暗的一面,个体生命如何在物质贫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遵循自我生命意识去生活;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入手考察知青形象所体现的文化自省。结语总结了新时期以来的知青小说随着知青形象的演变走向了成熟与开放。
王慧杰[9]（2018）在《少数人权利的承认——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历程及其原因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引言（一）问题来源2015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决宣告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同性恋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这当然同样适用于美国社会。但受传统宗教观影响,美国社会对同性恋一直持有深刻偏见,同性恋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界定为一种精神疾病。同性恋群体受到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挤,同性恋权利更是被长期忽视。1969年的"石墙事件"[1]意外成为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随后20世纪70～80年代同性恋权利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在此期间同性恋实现去病化;[2]同时,民众对同性恋群体的认同感也日益增强,但同性婚姻问题却一直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993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才通过判决率先承
孙岩帝[10]（2018）在《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文中提出“新保守主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股政治思潮。撒切尔（1979年）、里根（1981年）和中曾根康弘（1982年）三位保守派政治强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以及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和日本自民党宣布成立“国际民主联盟”（IDU）,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三国正式产生,也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右倾化进程。就日本而言,如果说中曾根康弘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小泽一郎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那么安倍晋三就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强有力“践行者”;而由中曾根启动、小泽和安倍加速推进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不但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局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而且对亚太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对日本新保守主义及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就选题背景与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价值与意义、创新之处与不足等进行了必要的阐释,为正文五章系统全面研究作了铺垫。第二章,集中就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与欧美国家的新保守主义更多反映在经济领域不同,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突出体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极具日本特质的民族主义。（2）中曾根能够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既与执政期间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抬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重新确立、日本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等国内因素息息相关,也与当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日美同盟强化、中国快速崛起等国际背景密不可分。（3）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以谋求“政治大国”为目标,以修改“和平宪法”为核心,夯实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其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则主要通过“公职”参拜靖国神社、防卫费突破GNP1%限制、强化日美同盟等来展开。无论理念层面还是实践方面,中曾根都吹响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号角,启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程,也从而确立了自己日本新保守主义“奠基人”的地位。第三章,集中就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本章通过探讨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政治右倾化”是战后以来日本政治演变的一个总趋势,尤其从1993年以来,其政治右倾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渗透到了国家机构和国民意识层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认识。（2）小泽一郎在日本新保守主义演变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和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保守两党制”、“普通国家论”两大政治理念,承中曾根康弘之“上”、之“前”,启安倍晋三之“下”、之“后”。小泽虽然未曾登上首相宝座,但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不宜低估。（3）小泽一郎通过提出“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论”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自己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而其将这两大政治理念尤其“保守两党制”付诸实践并取得重要进展,又让自己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尽管小泽一郎已进入个人政治生涯的暮年阶段,但其两大政治理念早已成为日本保守势力共同的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并将持久而深刻地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第四章,集中就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实践及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与中曾根、小泽以理论见长不同,安倍是以实践见长。加之尚在首相任上并有望成为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作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强有力践行者,将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政治人物。（2）作为新生代政治家,安倍能够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关键人物,一方面缘于“政治DNA”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安倍内阁所处时代密不可分。即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中日经济总量的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等,为安倍顽固践行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提供了政治空间。（3）鉴于安倍首相有望执政到2021年,尚有充足的时间供其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尤其“强军修宪”政策,故有必要密切关注安倍及其内阁的政治动向。因为“和平宪法”一旦被安倍彻底抛弃,日本将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迅速“向战前回归”。从鹰派大佬中曾根称赞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年轻政治家”、右翼教授中西辉正称其是“肩负着日本历史使命”的人来看,对安倍及其内阁的后续动作的确不能掉以轻心。第五章,重点就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异同点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本章通过探讨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中曾根、小泽、安倍三位政治强人,不仅在日本新保守主义延长线上分别扮演了“奠基人”、“理论旗手”、“践行者”的角色,而且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各自的关键作用。如果说中曾根和小泽侧重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建构,那么安倍则侧重于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化和实践化。（2）三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相同点在于:均以建立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目标;都主张通过“修宪”走向“普通国家”;都主张通过扩充军力建设“强大日本”;都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等。（3）三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的不同点在于:中曾根和小泽认为象征天皇制最适合于日本,而安倍主张恢复天皇的战前国家元首地位;在日美同盟的目标指向上,中曾根强调“（前）苏联威胁”,而小泽和安倍强调“中国威胁”;中曾根和安倍均持错误的历史观,而小泽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历史,该道歉时就道歉”;中曾根上台前和上台后“修宪”主张有所不同,而小泽和安倍始终“表里如一”、力推“修宪”。第六章,重点就日本新保守主义及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日本新保守势力秉持的错误历史观,源于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炮制的“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英美同罪史观”等错误观点。对日本右翼知识精英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论,必须及时予以回应。（2）日本新保守势力支持“台独”的背后,隐藏着重新染指台湾、阻挠两岸统一、遏制中国崛起等阴险的战略图谋。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3）日本新保守势力制造和升级钓鱼岛争端,旨在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掠夺东海巨量能源。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撰着的宗旨有二:一是,通过对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三位政治强人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系统研究,弥补既有相关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二是,通过对日本新保守主义开启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进行全面探讨,准确把脉日本当前的政治动向和正确预测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为党和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为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北京大学发生“地震般的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大学发生“地震般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变迁对岛内政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学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基本内容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的基本概念 |
| (一)社会变迁的内涵 |
| 1.社会变迁的含义 |
| 2.社会冲突对社会变迁的正向功能 |
| (二)社会变迁中影响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 |
| 1.台湾社会的构成要素 |
| 2.对政治发展影响较大的社会因素 |
| (三)台湾政治转型的界定 |
| 1.政治转型的概念 |
| 2.台湾政治转型概述 |
| 二、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变迁的演变 |
| (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
| 1.社会阶级阶层细化 |
| 2.下层阶级构成两极化 |
| 3.社会流动速度放缓 |
|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
| 1.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 2.消费结构:发展需要比例不断增加 |
| 3.经济发展欲振乏力 |
|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
| 1.教育的多重变化 |
| 2.社群网络的崛起 |
| 3.价值取向的转变 |
| 三、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社会变迁对岛内政治的作用方式 |
| (一)社会阶级阶层的变迁产生的作用 |
| 1.上层阶级掌管权力的格局逐渐“解冻” |
| 2.中层阶级扩大了政治制度吸纳能力 |
| 3.下层阶级参政意识增强 |
| (二)经济结构的变迁产生的作用 |
| 1.产业结构的完备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 |
| 2.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民生议题倾向性的提升 |
| 3.经济乏力加强对政党执政能力的反思 |
| (三)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作用 |
| 1.教育对政治文化多样性的促进 |
| 2.社群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渠道 |
| 3.价值取向多元化改变政党的选举策略 |
| 四、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社会变迁对政治发展产生的后果 |
| (一)选举生态发生变化 |
| 1.政党选举策略走向发生变化 |
| 2.改变岛内传统选举方式 |
| (二)政党格局发生变化 |
| 1.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度下降 |
| 2.民进党支持者数量饱和 |
| 3.政党格局碎片化 |
| (三)政治文化发生变化 |
| 1.反传统现象增加 |
| 2.悲情心理的作用不断减弱 |
| 3.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宋初文化生态困境与表现暨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一节 士风的浇薄 |
| 一、隐逸 |
| 二、因循 |
| 三、奔竞 |
| 第二节 文坛之浮弊 |
| 一、“四六”骈文:文胜于质的润饰藻丽 |
| 二、徐铉与李昉:忽略社会关怀的体效乐天 |
| 三、九僧与林逋:专注精意锻炼的超然世事 |
| 第三节 统治者的改革与垂范 |
| 一、修文偃武 |
| 二、儒道重建 |
| 第四节 田锡出现之意义 |
| 第二章 时代背景下的人格选择——田锡思想渊源与心理结构论析 |
| 第一节 儒学为主的兼容并蓄:蜀地传统文化浸润 |
| 一、蜀地历史沿革 |
| 二、以儒学为宗的蜀学传统 |
| 三、佛道思想在蜀地的发展 |
| 第二节 平民精神之初显:家学渊源 |
| 第三节 河洛主流文化熏陶:仕前游学经历 |
| 第四节 自信心与凝聚力的仰望:汉唐文化精神情结 |
| 一、儒学为主的文化导向 |
| 二、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 |
| 三、自信进取的时代精神 |
| 第三章 承唐为宋——田锡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反思与建构 |
| 第一节 两蜀典章文物对李唐之承袭 |
| 第二节 正统之争:越承李唐与直承后周 |
| 第三节 崇儒重道: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
| 一、儒家思想体系之重塑 |
| 二、儒家传统政治观念之因革 |
| 第四节 由外向至内敛:宋文化之形态初具 |
| 一、自我完善:守身行道与修己为人 |
| 二、华夷之辨: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坚守 |
| 第四章 淑世与同治——田锡与士大夫自我角色认同及自觉精神之崛起 |
| 第一节 宋初统治者士权认知变迁 |
| 第二节 士大夫群体认知:历史语境下的君子之党 |
| 一、得君行道下的经世精神之觉醒:赵普与张齐贤 |
| 二、上翼君道,下振逸民:田锡之益友——三君子与王禹偁 |
| 第三节 直言敢谏:士大夫风骨的再现与话语权的行使 |
| 第四节 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初步凸显 |
| 一、士大夫淑世精神的回归 |
| 二、与君王共天下意识之觉醒 |
| 第五章 文学的复古与革新——田锡的散文创作及理论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论观 |
| 一、“文”“道”之关系 |
| 二、执政与教化 |
| 第二节 文法自然:儒道合流的前奏 |
| 第三节 田锡与宋初古文家 |
| 一、柳开 |
| 二、王禹偁 |
| 第四节 田锡的散文创作 |
| 一、奏议:典实相济,伉直危切 |
| 二、政论:文以气盛,长于说理 |
| 三、书信:以才动人,以情动人 |
| 四、辞赋:雄壮豪健,雅正清丽 |
| 五、箴铭:匡世修身,文质意远 |
| 六、制诰与考词:中正典雅,趋于古道 |
| 第六章 唐音至宋调的转捩——田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田锡的诗学思想 |
| 一、创作目的:美刺与自适的平衡 |
| 二、语言风格:雅正与艳丽并举 |
| 第二节 以文为诗的宋调初探 |
| 第三节 各体兼擅的诗歌创作 |
| 一、体效元白:平易晓畅 |
| 二、以李杜为师:沉郁雄浑 |
| 三、诗学谢公:清新自然 |
| 第七章 斯文之先觉,儒道之悬衡——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人格:砥砺士风之先驱 |
| 一、忠义之风 |
| 二、朋党之风 |
| 三、对高昂士风的推动 |
| 第二节 道德楷模:范仲淹与司马光 |
| 一、范仲淹 |
| 二、司马光 |
| 第三节 文学圭臬:欧阳修与“三苏” |
| 一、欧阳修 |
| 二、“三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灾异论与西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灾异释名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目的 |
| 第二章 文帝时期的灾异说:萌芽期 |
| 第一节 罪己诏与灾异论 |
| 第二节 罪己诏背后的政治考量 |
| 第三节 陆贾的灾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武帝时期的灾异论:创说期 |
| 第一节 灾异论兴起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董仲舒的灾异论 |
| 第三节 公孙弘的奏对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昭宣时期的灾异论:扩张期 |
| 第一节 灾异论与禅让说 |
| 第二节 灾异论在政治上的运用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元帝至哀帝时期的灾异论:巅峰期 |
| 第一节 灾异论兴盛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灾异论与改制 |
| 第三节 言灾异者与言礼制者 |
| 第四节 京房的灾异论 |
| 第五节 灾异论的集成者 |
| 第六节 “再受命”说的出现 |
| 第七节 外戚利用灾异论 |
| 第八节 小结 |
| 第六章 王莽时期的灾异论:衰落期 |
| 第一节 新朝的建立 |
| 第二节 灾异论衰落的原因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八章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结构体系与创新点 |
| 一 结构体系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犯罪预备概述 |
| 第一节 犯罪预备基本理论概述 |
| 一 犯罪预备的概念 |
| 二 犯罪预备与预备犯 |
| 三 犯罪预备与预备行为实行化 |
| 第二节 犯罪预备的特征及分类 |
| 一 犯罪预备的特征 |
| 二 犯罪预备的分类——理论划分视角 |
| 第三节 犯罪预备与其他犯罪形态的辨析 |
| 一 犯罪预备与犯罪中止 |
| 二 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 |
| 三 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 |
| 第二章 域外犯罪预备可罚性的限定及启示 |
| 第一节 域外刑法对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之规定 |
| 一 美国对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的规定和特点 |
| 二 德国对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的规定和特点 |
| 三 日本对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的规定和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刑法规定的经验与启示 |
| 一 不予处罚 |
| 二 普遍处罚 |
| 三 原则上不予处罚,但处罚部分严重犯罪预备 |
| 第三节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处罚范围之准则 |
| 一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要遵守罪刑法定主义 |
| 二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要遵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
| 三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要遵守重大法益及时保护的刑事政策 |
| 第三章 犯罪预备可罚性之依据与限制 |
| 第一节 犯罪预备可罚性之依据 |
| 一 犯罪预备可罚性理论依据之一:主、客观主义责任理论 |
| 二 犯罪预备可罚性理论依据之二:风险刑法理论 |
| 三 犯罪预备可罚性理论依据之三:犯罪构成要件理论 |
| 四 犯罪预备可罚性依据之刑事政策 |
| 第二节 犯罪预备可罚性之限制 |
| 一 犯罪预备普遍处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
| 二 犯罪预备普遍处罚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
| 三 犯罪预备普遍处罚存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 |
| 四 犯罪预备普遍处罚存在现实的困境 |
| 第三节 犯罪预备可罚性之我见 |
| 一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应当遵循适度犯罪化原则 |
| 二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符合社会现实 |
| 三 合理限定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是实现刑法效益价值的需要 |
| 第四章 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的制度改善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中犯罪预备的特点及问题 |
| 一 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的规定及特点 |
| 二 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
| 三 我国学者对犯罪预备处罚的观点及建议 |
| 第二节 对我国犯罪预备处罚范围的改善 |
| 一 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规定的理想立法模式 |
| 二 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限缩处罚的合理范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东周赋税新政与社会变迁 ——以鲁国“用田赋”为切入点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鲁国“用田赋”考析 |
| (一)孔子所述“籍田”与西周“籍田” |
| (二)“用田赋”制度 |
| 二、从鲁国“用田赋”看春秋时期赋税新政 |
| (一)齐国“相地而衰征” |
| (二)晋“作爰田” |
| (三)鲁“初税亩” |
| (四)楚“蔿掩庀赋” |
| 三、赋税变革下的社会变迁 |
| (一)赋税变革与宗族解体 |
| (二)个体意识的觉醒 |
| (三)户籍的产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概述及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晨报副刊》的创刊及其发展流变 |
| 第一节 《晨报副刊》:彰显新文化副刊媒介特色 |
| 一、《晨报副刊》始末 |
| 二、传媒视域解读《晨报副刊》 |
| 第二节 《晨报副刊》传媒定位:鼎力传播新文学 |
| 一、灵活多变的新文学传播策略 |
| 二、《晨报副刊》与新文学共融发展 |
| 第二章 《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
| 一、《晨报副刊》作品编码表 |
| 二、《晨报副刊》历任主编业绩数据统计分析 |
| 三、《晨报副刊》作家发文量VS主编单因素ANOVA分析 |
| 四、《晨报副刊》戏剧发文＆自然科学文章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
| 第二节 《晨报副刊》发文量实证研究 |
| 一、《晨报副刊》作品编码统计暨数据可视化分析 |
| 二、《晨报副刊》发文类别及结构矩阵分析 |
| 第三节 《晨报副刊》作家作品样本抽取与数据分析 |
| 一、鲁迅作品与《晨报副刊》实证研究 |
| 二、《晨报副刊》作家作品样本抽取与量化分析 |
| 三、中国知网作家被研究量VC《晨报副刊》发文量 |
| 第三章 《晨报副刊》历任主编新文学传播策略与业绩 |
| 第一节 李大钊和孙伏园的新文学传播策略与业绩 |
| 一、李大钊:《晨报副刊》首任主编 |
| 二、孙伏园:以新文学的勃兴为己任 |
| 第二节 徐志摩和其他主编的编辑思路与编辑实践 |
| 一、徐志摩:《晨报副刊》另类主编 |
| 二、其他几任主编 |
| 第四章 《晨报副刊》与新文学传播 |
| 第一节 《晨报副刊》与周氏兄弟 |
| 一、鲁迅:文学家兼传媒人 |
| 二、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的耕耘者 |
| 第二节 《晨报副刊》:新文学社团的传媒场域 |
| 一、文学研究会人气聚合的平台 |
| 二、助推创造社扩大新文学影响力 |
| 三、新月社同仁的挚爱 |
| 第五章 《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 |
| 第一节 《晨报副刊》与新闻文学文体 |
| 一、新闻文体小说历史回眸 |
| 二、助推报告文学的创生 |
|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的建构 |
| 一、杂文、小品文的缘起 |
| 二、话剧文体的建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治与教育的关系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新时期以来知青小说中的知青形象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界定 |
| 二、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的知青形象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流变中的知青群像 |
| 第一节 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压抑 |
| 一、血统论的受害者形象 |
| 二、被压抑者形象 |
| 第二节 建设的热情与城市的奋斗 |
| 一、革命建设者形象 |
| 二、城市奋斗者形象 |
| 第三节 理想的彼岸与灵魂的十字架 |
| 一、“向后”寻找的知青形象 |
| 二、“向前”思考的知青形象 |
| 第四节 人性的自私与形象的颠覆 |
| 一、施难知青形象 |
| 二、反叛知青形象 |
| 第二章 流变的深层追问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隐性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的发展及创作方法的流变 |
| 第三节 下乡经历与代际体验的差异 |
| 第三章 递进式的理性反思 |
| 第一节 理性反思之情感自省 |
| 第二节 理性反思之生命自省 |
| 第三节 理性反思之文化自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缘起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中曾根康弘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轫 |
| 2.1 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生涯与新保守主义产生的背景 |
| 2.1.1 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生涯 |
| 2.1.2 中曾根康弘“新保守主义”的内涵 |
| 2.1.3 日本新保守主义产生的背景 |
| 2.2 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
| 2.2.1 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 |
| 2.2.2 中曾根康弘的“修宪”主张 |
| 2.2.3 中曾根康弘的“鹰派”历史观 |
| 2.2.4 中曾根康弘的安全观 |
| 2.3 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 |
| 2.3.1 首开八一五“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 |
| 2.3.2 首次突破防卫费不超过GNP1%的限制 |
| 2.3.3 强化日美同盟与构建保守主义国际统一战线 |
| 2.4 中曾根康弘：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 |
| 2.4.1 吹响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号角 |
| 2.4.2 启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小泽一郎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化 |
| 3.1 小泽一郎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政治右倾化 |
| 3.1.1 小泽一郎的政治生涯 |
| 3.1.2 小泽一郎与日本政治右倾化 |
| 3.2 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
| 3.2.1 小泽一郎的“保守两党制”政治理念 |
| 3.2.2 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政治理念 |
| 3.3 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 |
| 3.3.1 “保守两党制”政治实践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 |
| 3.3.2 “普通国家论”政治实践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 |
| 3.4 小泽一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 |
| 3.4.1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实际推手 |
| 3.4.2 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安倍晋三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践行 |
| 4.1 安倍晋三的右翼政治基因与从政生涯 |
| 4.1.1 安倍晋三的右翼政治基因 |
| 4.1.2 安倍晋三的从政生涯 |
| 4.2 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
| 4.2.1 安倍晋三的“美丽国家”之内涵 |
| 4.2.2 安倍晋三的“修宪”主张 |
| 4.2.3 安倍晋三的右翼历史观 |
| 4.3 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 |
| 4.3.1 “公职”参拜靖国神社 |
| 4.3.2 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 |
| 4.3.3 强推“密保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 |
| 4.3.4 加快“强军修宪”步伐 |
| 4.3.5 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行围堵中国外交 |
| 4.4 安倍晋三：日本新保守主义的践行者 |
| 4.4.1 “摆脱战后体制”的右翼政治强人 |
| 4.4.2 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中的转折性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新保守主义比较研究 |
| 5.1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之比较 |
| 5.1.1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相同点 |
| 5.1.2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不同点 |
| 5.2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之比较 |
| 5.2.1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的相同点 |
| 5.2.2 中曾根、小泽、安倍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的不同点 |
| 5.3 中曾根、小泽、安倍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综合评价 |
| 5.3.1 中曾根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启动者 |
| 5.3.2 小泽一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推动者 |
| 5.3.3 安倍晋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提速者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6.1 日本新保守势力错误的历史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6.1.1 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的战争翻案谬论 |
| 6.1.2 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战争翻案行径 |
| 6.2 日本新保守势力支持“台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6.2.1 日本新保守势力支持“台独”的具体行径 |
| 6.2.2 日本新保守势力支持“台独”的主要原因 |
| 6.3 日本新保守势力制造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6.3.1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由来 |
| 6.3.2 日本新保守势力使钓鱼岛问题尖锐化 |
| 6.3.3 日本新保守势力不断挑起钓鱼岛争端的主要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 致谢 |
四、北京大学发生“地震般的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台湾政治转型后社会变迁对岛内政治的影响[D]. 刘桐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3]灾异论与西汉政治[D]. 杨艺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4]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5]犯罪预备可罚性范围研究[D]. 王丽珍. 郑州大学, 2020(02)
- [6]东周赋税新政与社会变迁 ——以鲁国“用田赋”为切入点的考察[D]. 周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D]. 崔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8]新时期以来知青小说中的知青形象流变研究[D]. 何加玮.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8)
- [9]少数人权利的承认——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历程及其原因探析[J]. 王慧杰. 社会中的法理, 2018(01)
- [10]日本新保守主义研究 ——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为中心[D]. 孙岩帝.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