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的心理分析与批判

一、巫术的心理学分析与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冯争^[1]（2021）在《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文中研究说明自由是哲学与宗教探讨的永恒主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层面的自由,他们对理性主体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现实主体的缺席,而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一旦接触到现实个体的生存就会出现悖谬。对上述理性主体与理性自由观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题。其中,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立足于现实个体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思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向度:内心性向度与社会性向度。无论是内心性的自由还是社会性的自由最终都体现在真实的个体之上,自由事关自我实现。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理解的两种不同倾向。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克尔凯郭尔则走向“单一者”。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对生存个体的心理学分析。他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自我”首先体现为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现世与永恒等对立因素的综合,但“自我”并不是这综合关系本身,而是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这就决定了他更加强调“单一者”的内心性、主体性以及“单一者”面向生存的激情与决断。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解剖。他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审视个体的生存,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塑造着“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现实的个人”并非个体主义的,其内含有个体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单一者”,其生存都是在时间场域中生成,克尔凯郭尔强调生存的“瞬间性”,马克思则强调个体生存的实践性,他认为实践是人与自身、与自然、与他人建立本源性关系的关键,同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自由主体的规定相对应,克尔凯郭尔以内心性和精神性为中心展开对个体自由的分析。人的精神定性决定了其能意识到超越有限与现世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无”,“虚无”是一种生存规定性,是对存在的超越性意识。“虚无”产生“忧惧”,“忧惧”是“自由的眩晕”,亦即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促使人进行决断,而决断就是自由的彰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自由的眩晕中进行决断,于是出现了对自由的逃避。自由事关“成为自我”,而对自由的逃避则被规定为自我在自身之外的生存状态。克尔凯郭尔从“绝望”（人与自身的错误关系）以及“公众”的抽象夷平两个层面揭示了人宁愿成为他人而不愿成为自我的时代状况,并试图唤醒时人麻痹的精神,使人重新进入生存。马克思则揭露了虚无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人的偶然性。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讨论是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他对个体自由的讨论立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之中,脱离自然界和他人来谈论内在性自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的意识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人的活动性则是自由的现实性,它是对自由的确证,个体自由与其实践活动互相印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同样事关自我实现,换言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然而在商品、货币与资本构成的物化（Sache）关系中,人的自由、甚至人的自我都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才能实现,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揭露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非自由状态。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抽象夷平”与“物化统治”时的不同态度。克尔凯郭尔诉诸内心性的激情与信仰,认为只有在悖谬性的信仰中作为永恒可能性的自由才能实现,关键在于“单一者”必须与上帝建立某种悖谬性的关系。换言之,单一者正是要在不确定性中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可以构成对克尔凯郭尔的质疑,显然,悬置理性的悖谬性信仰无法为大多数人接受,难道他们就注定无法得到自由吗?幸运的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追问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王国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建构。然而,实践并非万能的问题之谜底,只要是行动和实践,就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需要经受犹疑、彷徨、绝望的侵袭,这就使激情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克尔凯郭尔对于内心性与主体性的阐发就显得十分重要。总之,社会性与内心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强调社会性的马克思并没有拒斥个体的内在性,而是为内在主体打入了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楔子。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存的生存心理学分析也可以构成对马克思的补充。只有在内心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

郝婷婷^[2]（2020）在《恩斯特·卡西尔符号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是一位思想广博、深刻的德国思想家,他所构建的文化哲学是20世纪思想史的重要成就。在卡西尔的着作中,哲学是起点,文化是重点,符号是焦点,但人性及人的存在与自由才是终点。从其早期的《实体与功能》、中期的《启蒙哲学》,一直到后期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人论》等,不管是研究科学哲学问题,还是研究人文思想史问题,卡西尔的关注点一直都是人类理解世界及彼此的各种基本形式,他一再强调哲学和思想的中心应该是人、人的现实生活,而不能只是抽象的玄学思辨。人的独特性只能从人的主观方面定义,因为康德带来的“哥白尼”革命已经宣告,人类的理性只能认识理性所建构的对象。那么,自然客体就具有偶然性,或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完全获得关于整个自然的认识。但康德也告诉我们,人的主观性中有终极的普遍要素,比如“空间”、“时间”和“量”等范畴,是任何经验判断中都不可或缺的形式前提。因此,卡西尔认为与其对本质是否存在、认识是否可能以及各个学科的优劣纷争不下,不如先建立一种以认识形式为对象的“精神形态学”,从根本上研究认识如何会有差异、差异的本质是什么。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卡西尔以建立“精神形态学”为目标,以文化整体为对象,以功能为主线,以“符号形式”为核心概念,以人的自由为价值取向,建立了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个体系的建立,与其说是解决一个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符号形式的哲学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世界及如何从符号构形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文化创造。本文尝试从这个问题切入,对卡西尔的思想做一个整体把握和研究。作为总论,第一章分别取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书名中的“符号”、“形式”和“哲学”为解读关键词,拟解决三个问题:卡西尔的哲学是一种什么哲学、卡西尔的符号指什么、这一概念的独特性是什么?第二、三、四章分别研究了卡西尔的神话思想、语言思想以及科学思想。同时,以“时间”、“空间”、“数字”等范畴的发展为线索,理清了主客体在这三种符号形式中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呈现形式。拟解决三个问题:神话为何是表达的符号、语言（及艺术）为何是表现的符号、数理逻辑为何是纯粹形式符号?第五章是结论,以“自由”概念为核心总结了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拟解决的问题是:符号的目的是什么、以何种形式实现、最终是否实现了?第一章是卡西尔的哲学观研究。卡西尔认为尽管个体的人身上充满了偶然性,但是所有知识建立和形成所依赖的基础并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这个普遍而本质的基础才应该是哲学思考的问题。也惟有哲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哲学才能撇开一般学科那种对具体内容的沉迷,以一种整体的视角去考察知识。也就是说,哲学的方法并不关注具体内容,而是通过对知识功能的思考去发现知识的先验“形式”。第二章是卡西尔的神话思想研究。神话是表达的符号,其中体现的是人与世界初遇时的强烈情感,它表面看似荒诞的情节或者偶然的因素都产生于“情感统一性”。在神话中,“形象”符号不是以某种方式代表“The thing”,它就是“The thing”,直接取代了事物的存在,如原始人认为雨神就存在于每一个雨滴之中。卡西尔认为,神话还缺乏任何可以拓展至自身之外的手段,缺乏前瞻或回顾、个体与整体等划分,神话只有瞬间印象的存在。但是,神话中已经出现了空间、时间等客观范畴的萌芽,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初步分化,隐含着走向语言、艺术,甚至科学的潜能,因此,卡西尔把神话看做是人类文化的最初源头和底层基础。第三章是卡西尔的语言思想研究。卡西尔认为传统语言研究中的指称论、观念论、反映论等,忽视了语言在文化整体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而现代语言学单从心理学或逻辑方面来研究语言问题也是很不充分的,因此以上都未能发现语言的本质。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才是核心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语言被认为是表达的符号,是对意义的代表、象征、体现、表达和描绘。语言中意义是在指涉中流动的,因此语言既具有可重复性又依赖具体语言行为。这一两面性是它的独特优势:对含混性的凸显使它具有了艺术表现力,对精确性的追求则走向了科学概念的普遍性。因此,语言是贯穿全部形式符号发展的主线,一方面它与神话同根而生,在其初期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另一方面在科学发展需要的推动下,它逐渐摆脱了其感性部分,抽象为纯粹形式。语言自身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模仿、类比和象征的方式扩充自身,这一模式在其它符号形式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第四章是卡西尔的自然科学思想研究。自然科学是卡西尔研究的一个重点,他称其为纯粹形式符号,即单纯表示意义,而不再与实在有任何层面上的相似性。经过在“可脱离性”和“确定性”两个维度上的高度发展,科学概念已经不包含任何直觉附属意义及感性色彩,它只相对于产生它的系统而存在,与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差别和联系就是它的存在目的。卡西尔认为,一个系统的产生就是一个类似于函数公式的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关系项R,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这个关系项的普遍有效性。系统是完整的,就像“fa”离开了化学则毫无意义,在系统中没有哪一项能单独存在,每一项都代表了整个序列的结构和“生产”原则。只要这个函数公式仍然成立,那么新的项就能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是一种不同于归纳和类比的生产,对它来说,现实元素和虚构元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越来越精细的概念体系是推动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纯粹形式符号比实在更真实,它既不依附于任何事物,又可以是任何事物的“化身”,使人可以进行高度抽象和预见性的思考。第五章是对卡西尔符号学思想价值维度的思考。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价值维度体现在“自由”概念上。卡西尔说符号是通往人性解放的道路,能够带来真正的自由,那么他所说的自由是哪种自由,自由的主体又是谁?卡西尔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质,任何对人性的错误和片面定义都会导致不自由。首先是自由与必然性的二律背反,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动物天然属性,但如果仅受制于动物属性,按照本能生活则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其次是自由与生存的悖论,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主体的无限延伸,藉由符号人可以突破有限性存在的限制,精神得以保存和延续。再次是自由与自然的对峙,卡西尔认为,自然对于人来说永远只能是人的自然,人感知中的任何内容显现出来的当下就已经附着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了,意义在符号活动中被进一步整理和创造,通过形式的显现,才使客观世界和主观精神澄清和透明。总之,是符号形式活动将人从毫无自我意识的本能生存中解放出来,并且依靠形式的多样性将人从单一的主体维度中解放出来。通过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卡西尔将“人是什么”这个最重要、也最难解答的问题引向了“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答案,认为只有所有符号形式组成的文化才是自由的必要前提和最终保障。卡西尔本人认为“符号形式”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事实上,从上世纪20-30年代起,这个概念的复杂和含混就一直是读者阅读和接受卡西尔的障碍。因此,《符号形式的哲学》出版后,卡西尔又几次写文章阐释自己的思想,本文所附的《符号问题及其在符号哲学中的地位》即是其中最为简明和重要的一篇。本文的写作旨通过廓清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以期推动国内对卡西尔思想的进一步理解。

李晓燕^[3]（2020）在《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社会,艺术与传播的关系日趋密切,建设艺术传播学已成现实之需,这就意味着寻找与艺术传播研究相关的思想资源将成为必然之需。杜威论着当中包含大量关于艺术传播问题方面的真知灼见。美国社会“庞大”物质基础与“贫乏”精神建筑之间的“分裂”,人类交流的“阻滞”,社会发展当中共同体的消失是杜威思考艺术传播问题,孕育艺术传播思想的逻辑前提。杜威以克服上述问题为基点展开理论思考,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学界很少注意到杜威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核心人物这样一个传播学史实。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第一重内涵表现为运用传播思维理念解决艺术难题的理论探索。杜威以传播的视域来考察艺术,提出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论。在对几种代表性的艺术起源学说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杜威提出艺术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交流之中的观点。杜威认为艺术发展离不开其所处传播环境的影响,良好的交流环境可以为优秀艺术作品的出现提供契机,为艺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杜威以传播学的思维模式与逻辑框架来审视艺术的范围、功能等问题,运用传播场域的范畴为艺术范围的厘定提供出一个理论参照系。杜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艺术作品被远距离地移置到其他传播场域已成常态,这会进一步弱化艺术的功能。杜威还揭示出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它是经验发展为圆满经验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艺术家与受众关于审美经验的共享性互动。社会因传播而存在并且就存在于传播之中是杜威提出的重要传播观点。杜威认为传播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共享性的社会互动,传播建构起人类的社会联系。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另一重内涵在于,以媒介视域进行的艺术考察。杜威对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艺术媒介的特性、艺术媒介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杜威认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不可分割,艺术生产是艺术家利用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所做的一种创造性探究。杜威对艺术媒介进行了跨视域的审视,认为艺术媒介要比新闻媒介更为自由,因为艺术家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个体,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艺术作品可以为受众提供更深层次的社会真实。基于此,杜威提出艺术是现实社会语境中唯一的、人类可以进行自由交流媒介的观点。杜威还考察了艺术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媒介在文明传承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承文明的理想媒介。杜威认为人类以艺术为媒介不仅可以建构起良好的纵向性社会联系,还能够有效克服日常交流的“阻滞”,增进理解,艺术传播可以有效地起到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遗产的作用。杜威认为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所生产、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造成了不良影响,大众文化不可能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优秀艺术作品的传播可以促进人类思维水平与创造力的提升,推动共同体发展,使人类社会向着“伟大的共同体”方向迈进。杜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系列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是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范式以及视域密不可分的,这些方法、范式与视域也一并构成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重要遗产。它为我们今后开展艺术传播研究,建设艺术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与思想镜鉴。杜威艺术传播思想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当中要对其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瑕不掩瑜,杜威艺术传播思想虽不完美,但是它却可以为艺术学难题的破解与艺术传播学发展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与丰富“想象力”。

马赫^[4]（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陈沛琦^[5]（2020）在《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伦理秩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时局的动荡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异动与断裂,志怪小说萌生于这样的背景下,经历了集中的繁荣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样式。六朝志怪小说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六朝志怪小说在搜奇列异的表征下蕴含着浓厚的伦理意味,拥有隐秘的伦理秩序肌理。本文从志怪小说的文本入手,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结合伦理学、叙事学等视域考察其中的伦理关系及伦理思想。第一章分析其中不同伦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分为人际、人鬼与人神伦理关系。人际伦理分为血缘伦理与非血缘伦理,具有对儒家传统伦理的遵从与悖反的二重倾向。人与鬼是幽明世界的主宰,人鬼关系有转化、相恋、相斗和并置等形式,人鬼伦理秩序的建构既参照人伦秩序,又与其相异。在人神伦理关系方面,人神的互动关系是由神的来源与人对神的态度造成的。六朝志怪中神只的来源体现出六朝民众“去神圣化”的造神观,蕴含着对传统伦理的异动以及强烈的普世关怀;人对神的态度则摆脱了无自我的绝对信仰状态,拥有了理性和功利的因素。第二章研究不同伦理范畴的互动,首先是民间信仰与儒家伦理的融合与博弈,其次是宗教伦理对世俗伦理的影响,这是宗教谋求自身发展的策略性需求,也是世俗伦理自我更新所必经的过程。佛教作为从域外传入中土的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与世俗伦理相结合,世俗伦理吸纳了诸多佛教思想观念如果报观等。道教也为世俗伦理提供了指导与借鉴,但人们对道教伦理的接受并非是宗教性的虔信,而渗透了功利性的现世关怀。此外,巫术是民间信仰的基底之一,巫术与巫觋延续着在民间的兴盛,但由于宗教的冲击也在逐渐祛魅。第三章研究六朝志怪小说的伦理书写。伦理内涵需要借助一定的书写方式完成,书写分为叙事和笔法两部分。故事的叙事结构有开放和闭合两种形式,不同的结构形式便于表达不同的伦理倾向。叙述视角以及详略选择同样含有作者的伦理判断。此外,写作者的叙述姿态如笔法和话语也具有伦理意义,六朝志怪小说在“史笔”的表征下萌生着文学自觉的因子,在叙述话语方面呈现出民间集体创作和官方力量隐性监督的特色,是一种作家个人与民间大众同声共鸣的文学。第四章分析六朝志怪小说中国的伦理思想及伦理书写的功能与价值,六朝志怪作为虚实之间的文体与现实既呼应又违抗,情与礼的辩证是文本中重要的伦理思想,此外还可见到女性意识的破土生长。六朝志怪的伦理书写具有解释、补偿、安慰等功能性意义,还包含着游戏与娱乐的因素。六朝志怪小说是多元伦理样态的文学探索,其叙事策略、艺术手法已经呈现出自觉的追求,创作者隐藏在“民间故事搜录者”和“民间新闻记者”身份的外壳下,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进行着文学实验。这种实验的成果——志怪小说体现出亦真亦美的美学追求。六朝志怪小说在虚实之间成为现实的映照与警策,提供了伦理秩序的多元可能性。志怪从一个边缘化的文种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传统样式之一。本文从伦理主体、伦理范畴伦理书写和伦理思想的角度对六朝志怪的伦理秩序做了文本内外的考察。六朝志怪小说构建了一个与现实既相互映照又疏离乃至违抗的伦理世界,在史书的旁路上萌生出新变的因子,逐渐摆脱最初丛残小语的低微地位而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替代的文学种类。

吴晶^[6]（2020）在《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文中指出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科学主义背景下的助人技术,心理治疗从产生伊始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种族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点。心理治疗的目标、技术都深受西方文化制约。追求普遍适用的心理规律,寻找适合于所有人的治疗方法成为自然科学心理治疗的目标。实际上,心理治疗并不是为了治好一种“病”,而是帮助人们生活的有效方式。现代心理治疗已不再重视寻求超越文化的单一模式,转而广泛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心理治疗出现整合、折中的趋势。第一章从现代心理治疗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提出回归文化、扎根文化才是心理治疗发展壮大的根本途径。从文化的角度看,东方和西方的心理治疗在治疗目的和治疗手段上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东方心理治疗重在内心醒悟和调整,使用内省、自修等向内观照的方法;西方的心理治疗重在解除症状,使用外在的技术和培训等方法。在对治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生活意义感丧失这类心理问题时,或许中国文化显得更为适宜。在寻求心理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心理学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墨菲、布雷德、荣格等西方心理学家都对中国文化倍加推崇。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决定着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二章在心理学发展资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本土心理治疗可供借鉴的六种资源形态。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仅有一短暂的历史。漫长的过去指作为资源形态存在的心理学,短暂的历史指科学形态的心理学。可以说,对漫长过去中存在的其他形态的心理学继承的多少决定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水平。相比于科学心理学短暂的历史,其他形态的心理学关于人类心理生活的探索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深入挖掘、提炼、再造这些资源,理应成为当今心理学发展的可行路径。在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养分作为发展的资源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文化都能成为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资源,需要认真的分析并提炼出适合心理治疗的理论思想。对传统文化资源应有选择的吸收,有分别的拿来,提取适合心理治疗成长的养分。哲学家对心理的考察,普通人的心理智慧,其他学科的心理经验（指与科学心理学相类同或相类似的其他科学分支中存在关于人类心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和相关成果）,宗教中的心理思想,科学形态的心理学研究都可以成为本土心理治疗发展壮大可以借鉴的资源。从这一理念生发出来,发展本土心理治疗可供借鉴的资源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的心理治疗资源、中医的心理治疗资源、宗教的心理治疗资源、巫术的心理治疗资源、艺术的心理治疗资源等等。在提取适宜资源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复制模仿中走出来,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光辉才是发展本土心理治疗的根本目的。中国文化的任务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提升心灵境界,不是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实践的心性修养。中国文化始终把人心问题、身心修养放在核心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心性论思想。心性论属于哲学思想,是传统文化的建构,并不是专门的心理学探索,但是通过转换和挖掘,心性论中仍包含有大量的心理学内容,构成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基本形态。中国文化中的心性论心理学思想从独特的文化视角,系统的思想论域,给出了人的心理的基本思想预设,给出了人的心理的核心理论依据,给出了人的心理的系统理论推演。心性心理学不同于西方心理学关于心理现象的解释和描述,是一种独特的心性修养思想,构成了特定的心理文化,千百年来起着维护国人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心性心理学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核心理念的注入和转换为心理治疗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心性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在心理治疗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知足知止、自我化育、自我超越。这构成文章的第三部分,即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第四章总结了心理治疗的过去和现在,同时指出本土心理治疗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现代心理治疗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对中国本土心理治疗来说这一历史显得更为漫长久远。在中国古代,巫和中医大致起着心理治疗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为先民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近代心理治疗以心理卫生事业的开展为开端。有识之士提出了旨在改善国人身心状况,提升身心健康水平的心理卫生运动。现代心理治疗在全面学习西方心理治疗理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在模仿跟随西方心理治疗模式的过程中,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仅凭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并不能够真正有效的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中国人心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扎根中国文化,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心理治疗体系,才能真正解决国人心理问题,治愈心理疾病,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发展和演变就应该立足、提取、运用本土的资源,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在本土文化的传统之中,建构特定的心理治疗,创造本土心理模式。中国心理治疗必然走向一条本土心理治疗的道路。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对传统心理学的理解继承不是全盘接受、不是片面截取,而是在广泛的、有选择的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汇贯通,扎根本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不仅是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出发点,也是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归宿。

韦思^[7]（2020）在《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摭议》文中提出殷商西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研究,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研究成果相对于书法史研究、书法家个案研究、书论研究、书法与文字学研究等而言,还很薄弱,从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研究入手,应成为书法审美意象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在具体陈述过程中,采用历史文献法、风格分析法、图文互证法、逻辑和分析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商周金文书法映射出人们从对巫觋与祖先神灵崇拜到“礼”、“乐”文化的尊崇,青铜器铭文的蘖变传衍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商末到西周早期金文书法在造型、铸刻痕迹上明显地表现出承袭的特点,保留殷商遗韵、甲骨意味,由殷商时期图腾、族徽文字组合的简单形式,到后来以记事为主的长篇铭文,彰显了商周时代先贤在浓厚的神灵意识笼罩下审美意识的觉醒,期间逐渐经历了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商末的天然奔放热烈、奇谲古隽,西周早期的雍容稳健、浑穆雄深,中期的规范端严,晚期的骀荡率性的风格特点,无不反映出金文审美意象特征。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审美意象”概念阐释,分别对审美意象的定义、内涵及其特征进行论述;第二部分蠡探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的成因;第三部分以商周金文书法形式美（用笔、结体、章法）观照审美意象特征;第四部分裒写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中的“图——底”关系;第五部分从“简化”、“有意味的力的样式”、“异质同构”的审美直觉心理学角度对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进行剖析。艺术欣赏是以审美意象为中介展开的特殊对话,商周金文书法艺术欣赏是以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为中介展开的特殊对话,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是商周金文书法审美心理的基元、中介,绾合了主客体,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研究,为书法审美心理活动研究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审视领域,揭示书法审美意象的内涵,扩充书法美学研究路径,发而为审美现代性的思考。

薛冬梅^[8]（2019）在《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文中研究表明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的产物,即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文化批判。霍克海默认为文化的内涵,即包含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包含了人类的精神自由,表现为经济基础与文化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个体对权力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现实,使得文化批判具有必要性。文化批判的主旨是,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使个体成为真正的主体存在。本文围绕着以上主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上,分析文化批判“如何是”的问题,它们包括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启蒙理性的工具化。大众文化的伪文化性导致艺术变成商品,理性的主观化导致宗教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文化批判通过分析权威与家庭,艺术与时代,宗教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文章分为六个部分。导言可视为第一部分。它试图阐明三个问题,即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国内外学界对霍克海默思想的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第一章“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缘起”,主要介绍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创造经历和方法构造。任何哲学思想的提出,都是时代问题和哲学的传统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综合了叔本华和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之后,面对个体遭受不断增强的控制和压抑,霍克海默希望社会哲学恢复它的批判功能,以心理学作为社会哲学的辅助学科,建立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即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第二章“文化、权威与家庭”,主要论述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文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霍克海默关于文化的自在与自为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揭示了文化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外,霍克海默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的过渡,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说明了文化批判的必要性。在权威和文化制度之间,家庭是文化批判的中介因素。第三章“大众文化批判”,通过艺术自身包含的反抗力量,表达思想与时代之间张力。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得艺术的使用价值受到高度的重视,艺术创作沦为商品生产。文化工业以大众文化为名将自己合法化,实际上文化工业是技术的产物,它以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颠覆艺术的个性和风格。文化工业总是把人们塑造为大众社会所需要的样子。第四章“启蒙理性批判”,通过论述宗教的世俗化以及后果,批判启蒙理性的控制原则。启蒙退为神话,人的觉醒变成了人对自然、以及人对自身的控制,理性成为自我持存的手段。工具理性的胜利,宗教离开了与真理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宗教的批判功能在于揭示非正义的社会现实,并且抵抗它。第五章“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总结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思考文化批判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启示,以及除了探索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之外,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结语对前面五章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反思,评价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的意义。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批判,它坚持历史和心理学相结合的原则,其目标是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在当代重新肯定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既离不开探索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也离不开探讨叔本华和马克思对霍克海默的影响。

朱雪晴^[9]（2019）在《戈雅绘画中巫术形象的演变与意义》文中指出本文主要针对戈雅绘画中的巫术形象进行探究,从戈雅早期艺术创作到晚年黑画系列中巫术形象的变化进行分析和总结。戈雅是西班牙十八、十九世纪的着名画家,在其事业发展的初期到鼎盛阶段,他主要是为西班牙的王公贵族画肖像。戈雅在接触上流社会的同时,也看见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可悲之处。受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戈雅深谙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两面性,他主动、敏锐、坚持地去观察真实的生活,并用艺术的力量将其转换成一种可图证的历史痕迹,而不仅仅是将艺术视为装饰或炫耀的工具。巫术主题一直倍受戈雅喜爱,他绘画中的巫术形象主要分布于三个板块:一是出于奥苏纳公爵家对巫术的兴趣,他们向戈雅定制了一组专题作品;二是戈雅手稿和版画中反复出现的巫术主题;而最神秘的巫术形象,还是来自戈雅晚年的黑画系列。学界目前对于戈雅巫术主题绘画的研究多为散点或断层式的考察探索,要么集中在黑画系列,要么侧重于艺术家生平事迹的描述,或者是对戈雅作品中某一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如怪诞形象,将巫术形象看作其中一个侧面。而对戈雅晚年的黑画系列,学界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缺乏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关联,随而认为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而本文试图对戈雅艺术中巫术形象的演变过程进行重点考察,特别是早期和晚期巫术形象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并分析其前后承续过程中存在的断裂现象,试图最终探寻并阐释艺术家个体艺术意象发展和变化的可能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关系是隐性的,但依然存在。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包括研究意义和现状等叙述。第二章从画作的创作背景入手,梳理戈雅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结合西方巫术概念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对戈雅之前艺术史中存在的巫术绘画进行简析。第三章分别对戈雅绘画中早期和晚期巫术形象进行阐释,并对二者进行比较,以说明戈雅巫术题材绘画演变的过程。尤其是戈雅晚期集中于黑画系列的巫术主题,这一系列是戈雅作品中最为神秘和难以琢磨的一个部分。戈雅这一时期的绘画风格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但通过对比分析,本文试图例证一些旧说、得出一些新的线索,从艺术家主体精神世界的能量守恒、个体与世界的冲突和平衡、艺术作为一种救赎力量的存在等方面,揭示出戈雅艺术发展过程里的偶然和个例中的必然性。第四章本文则站在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探讨戈雅对巫术形象的运用所产生的社会能量及现实意义。

冯俊^[10]（2019）在《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文中认为英美《离骚》的翻译和研究已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只对部分《离骚》译本、个别汉学家的《离骚》问题研究或者阶段性翻译史、研究史有所涉及,针对《离骚》在英美整体性的翻译史和研究史的研究仍属空白,因此很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论文以《离骚》在英、美国家的英译史和研究史为对象,在文化研究视域下,探讨其历时发展脉络,以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策略、模式、特点、规律有所呈现,并尝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英美《离骚》翻译史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主要有十二个译本（其中八个全译本,四个节译本）。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梳理、分析、揭示十二个译本在形式、内容以及译者抒情化改写三个方面的纵向演变历程。其中对“形式不可译”的可译性探索和“内容陌生化”的消弭演变,是一种宏观层面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译者的改写则交织了译者个体的心理和时代之需求,是微观层面下译者和译本的互动。英美《离骚》学术研究史的历史性分析也是在一个中西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对《离骚》的误读和建构,体现了中西融合初始阶段汉学家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二十世纪的英美《离骚》研究则是在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问题研究,既有在中国传统儒家诗教诠释路径解构后,《离骚》巫文化研究建构的蔚然大观,也有在荣格心理学、存在主义和平行比较文学研究路径下,对中西文化互识、互补的铺垫,还有西方学者在其学术传统“前见”影响下,对《离骚》在个人主义内涵和语言学领域的现代性建构;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当代英美汉学家,更多是在《离骚》研究路径和内容诠释上深化了中西融合之势态。具体而言,用西方文学批评诸多方法,分析《离骚》象征内涵的传统文化底色,并且延伸了极具现代性的读者心理学内涵和异化主题;在继承汉学研究的巫文化传统基础上,整合、论证和拓展了历代国内外学者的巫文化研究成果,融合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整体治学路径,结合并改造西方学术界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来梳理历代《离骚》研究史。总之,英美《离骚》翻译史的三条脉络都呈现出对源语言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接近、吸收和深入了解的纵向发展特点。这也体现了在文化研究视角下,外部的综合国力对文化内部“软实力”的一种直接深远的作用力。同时,英美的《离骚》学术史,展示出中西文化互动中从误读、建构到深入融合的过程。

二、巫术的心理学分析与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巫术的心理学分析与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论文提纲范文）

（2）恩斯特·卡西尔符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伦理秩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7）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摭议（论文提纲范文）

（8）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9）戈雅绘画中巫术形象的演变与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0）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巫术的心理学分析与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D]. 冯争. 山东大学, 2021(11)
• [2]恩斯特·卡西尔符号思想研究[D]. 郝婷婷. 山东大学, 2020(04)
• [3]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D]. 李晓燕. 东南大学, 2020(02)
• [4]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5]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伦理秩序研究[D]. 陈沛琦.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D]. 吴晶. 吉林大学, 2020(08)
• [7]商周金文书法审美意象摭议[D]. 韦思. 广西艺术学院, 2020(02)
• [8]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D]. 薛冬梅. 武汉大学, 2019(01)
• [9]戈雅绘画中巫术形象的演变与意义[D]. 朱雪晴. 四川美术学院, 2019(03)
• [10]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D]. 冯俊. 湖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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