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旱稻生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佩燊[1]（2021）在《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沈世培,鲍琴[3]（2021）在《“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与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文中研究表明南宋时期太湖地区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史料证明浙西低田稻作种植是谚语产生的主要支撑。历史上太湖流域以种植一季晚熟的粳稻为主。南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浙西低田全面开发,农业经济特别是低田水稻生产发展显着,水稻品种增多,以水稻为主的作物种植制度趋于多样化,水稻产量提高。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的进步,促进了浙西经济繁荣,提高了浙西经济地位,催生了谚语。
陈祥[4]（2020）在《《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多国家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的土壤恶化、水资源污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回顾我国悠久的农耕历史与文明,古代先民为实现生存与发展并重,农业生产稳增长与自然生态协同并进早已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北魏着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着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除了蕴涵农学、经济学、文献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以外,《齐民要术》还具有丰富的生态农业特征,书中着重记录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善于利用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微妙的生态关系,在遵循前代农书总结的农业思想基础上,保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齐民要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大型综合骨干农书,索引了众多前代农书,并对农书中的耕作思想进行了继承,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生态农业思想。首先,作者结合黄河流域农耕区的自然因素,继续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到农业体系当中,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指导农业生产。其次,贾思勰认识到了农业生产中需贯彻“三才”思想,适时而为,有所不为。其三,贾思勰认识到“土脉论”的重要性,详细记录了各种土地耕作方式,以及相应的保持土地肥力的具体措施。最后,在总结农业生产过程中,贾思勰提倡节俭,批判奢靡之风,反对过度开发和滥砍滥伐,并且提出以农治生的发展理念,在增加农民受益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齐民要术》继承的这些先哲思想,虽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农业学概念存在一些差距,但为这门学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的实践,贾思勰也做出了详细的记载:通过观察各区域特点、作物的习性以及天气情况,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利用不同作物合理间作、套种、轮作、实现绿色避害;种植救荒作物替换部分主粮,缓解灾荒造成的饥馑问题;利用生物防治虫、束草防冻、埋藏过冬等方式,以减小灾害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在优良动植物品种的繁殖和培育方面,通过增加人工干预,促进品种的不断优化,并且在实践中总结起一系列兽医技术。由此可见,《齐民要术》在记录各类农业经验和技术的同时,构建了一个循环、稳定、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系统。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治理之本,关乎到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齐民要术》在农业生产中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保护环境,坚持尊天敬地,适时人为。因此,研究《齐民要术》这些宝贵的生态农业思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中国发展生态农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耿中耀[5]（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张开[6]（2019）在《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西北地区唐代的农牧业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北地区唐代的人口、土地垦殖、农作物结构、畜牧业、农牧关系、社会因素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由于农牧业生产在古代农业社会具有传承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农业基础。在地理环境方面,对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冷暖、干湿状况进行了复原,在时间分辨率上得出更为详细的结论。结果表明,唐代的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干旱—湿润—干湿交替-湿润—干旱”的分布特征,干旱时段总体长于湿润时段,并且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在农业基础方面,重点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进程进行梳理。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发展除了受气候因素影响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农牧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该部分研究中,首先对正史记载的版籍人口进行分时段汇总考辨,接着在土地承载力的视角之下,对活动在西北地区版籍以外的人口数量进行复原。涉及长期驻军数量、隐匿人口和游牧民族人口等方面,整体来看,开元、天宝之际籍外人口几乎达到同时期本区域内编户人口规模的一半。这些结论给后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思考依据。在土地垦殖层面,本文将西北地区唐代的土地垦殖分为军事屯垦和民间垦殖两部分进行论述。在论证屯垦规模的过程中建立了两套复原模型,军事屯垦的成效用长时期驻军的数量和单位士兵的粮食消耗量来与军屯数量相互验证;民间垦殖的规模则用基于户口数据的应授田数值和基于人均粮食的消耗量、粮食作物的单产求出的生存所需耕地量进行校正。二者均选取开元天宝之际作为时间剖面。结果显示,军事屯垦的规模及其成效在西北地区内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局部地区民间垦殖和军事屯垦的规模相差无几;在军事屯垦成效明显不足的地区,民间垦殖显然承担了弥补粮食缺口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和时空特征进行了讨论。将西北地区划分为渭水流域屯垦区、关内道黄河沿线屯垦区、河湟屯垦区、河西走廊屯垦区和西域屯垦区五个区域进行论述。理清各个屯垦区内屯垦的阶段性过程,总结出空间特征。最后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对区域内部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农作物结构和畜牧业之后,可以发现粟类作物在此时的西北地区仍然居于主要粮食的地位。从赋税到官员的俸禄、从军粮到仓储系统,粮食作物都是以粟为主。畜牧业中的放养畜牧业在本研究区域内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局部地区羊、马的重要性可以与耕牛相比甚至有所超越。从农牧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放养畜牧业对粟类、豆类作物有所依赖,这些特定的农作物以草料的形式支撑着西北地区的放养畜牧业。而因放养畜牧业而起的军事行动、税草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作物结构进行调整并与之适应。这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农业选择过程。本文还探讨了农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问题。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的沙漠和山地是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限制。在适宜农牧业生产的区域内,水资源和地形地貌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综合性的。在不同区域,水资源和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长时间尺度下的温湿组合波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农作物组合,给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深远影响。在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主体和国家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人文因素。在劳动者主体层面,本文以“缓冲族群”来概括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农牧兼营者,他们的存在使该区域内的农牧业进程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国家政策方面,人口政策及对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对本区域内的农牧业影响巨大,晚唐时期唐廷对河西陇右地区的经营政策与唐代前中期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农牧业生产的衰退。但因为有“缓冲族群”的存在,西北地区农牧兼营格局依然存在并缓慢发展。
余彦[7]（2017）在《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以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知识集成。近年来,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山清水秀,素有“客家世界的香格里拉”之称,大自然为该县大地上的动植物的生殖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条件,加上先民的勤奋、开发,因此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大致可分为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技术、农业特产和农业民俗等六大类别。在农业物种方面,大埔培育了水稻、蜜柚、花生、茶叶、黄花菜等传统优良品种;在农业工程方面,遗存有以蔡仙人圳、石灰圳为代表的众多水利工程;在农业景观方面,保留了以大东坪山千亩梯田、花萼楼等典型客家地区的生态文化景观;在农业特产方面,种植有上千年的农优名产大埔蜜柚;在农业技术方面,传承了享誉全国的西岩古茶的种植及制茶技术。通过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发现,大埔县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其数量多、类型全、内容丰富,但高精尖项目少,缺乏对全县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专门研究,并且政府部门在农业发展中主要从产业扶持和旅游开发来作规划,缺乏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因此产生了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未能很好的处理经济发展、增产增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未能较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本文以大埔县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搜集整理该县有关农业历史、农业系统、农业物种、生产工具、土壤耕作、作物培养等相关的农学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厘清了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结构。此文认为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悠久性、活态性、复合性和战略性等普遍特点,还具有典型的岭南山地特点。针对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指出了当地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地方良种锐减、绿色物产污染、美丽古村消失、农业遗产破坏等问题,并提出了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在生产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动态保护途径和策略,如进行文化遗产普查,建立遗产保护多方参与机制,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推动地方遗产保护法规制定等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大埔县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从而提升该县农业附加值,有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大埔县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奠定坚实基础。
周玉婷[8]（2015）在《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文中提出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关乎农民的生产、生计、知识与生活,是研究农民发展的重要领域。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与食物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由人工构建和管理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其本身强调了农民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本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本研究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贵州花边村的实地研究,探讨农民在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如何做出选择,并具体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生计安全、农民的知识系统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展开,以揭示农民选择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尽管农业生物多样性变迁和种植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经由农民的选择实现的,但却是在政府的粮食政策引导、经济作物推广补贴与农产品商品化的市场压力下做出的。农村物种多样性变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农民的自由选择,政策、市场导向的偏向性与农民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使农民在面对生计时缺乏选择空间。在农民生计安全方面,制度安排上过度强调形成农村优势主导产业,加速了传统多物种组合应对策略的失效,而以稳定粮食产量和保障农户生计为目的的粮食补贴政策,却因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导致农民风险应对成本升高并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可选生计策略,二者没能降低农户的社会脆弱性,反而增加了农户的风险暴露,降低了农户的应对能力。在农民知识系统方面,农民知识系统产生断裂性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之一。现代农业知识的冲击使传统知识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农民不同程度地放弃,农民知识系统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农民在生产和劳动上依赖于现代农业知识,在横向和纵向上却又没能融入现代农业知识系统的核心、成为农业知识的生产者和获益者,而是成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的附庸。在农民日常生活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不断渗入农村社区,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民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的变化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习俗的保留和社区资源管理中的合作传统,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中“脱嵌”为文化共同体的存续性提出了挑战。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国家制度裹挟着市场经济制度,通过粮食安全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现代化、商品化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选择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过程形成了强干预,极大地压缩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农民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决定了农民发展的自由度,也决定了个人能动性的发展,个人自由度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化。“发展”的真正含义在于扩大农民的选择空间,增强农民的选择能力,呼吁农民主体性的回归。
惠夕平[9]（2011）在《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考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对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考古进行研究。研究以不同时期聚落选址为切入点,首先对不同时期聚落选址与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变化进行一般性讨论,以考察古代环境对聚落选址的影响以及人类的适应。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成本分析和最优路径分析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对史前至汉代不同时期聚落选址对区域内重要通道利用状况的考察,来探讨可能影响聚落选址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并利用这一研究方法对区域内重要资源的获取和流通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最后以龙山时期研究区域北部区域中心由丹土转移到两城镇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结合相关学者对复杂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讨论,对推动这一转变的可能原因进行了推测。在对环境因素进行考察的同时,本文对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特别是高等级聚落的微观布局变化进行了梳理,以考察古代社会发展在聚落内部空间布局上的变化。聚落与环境考古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区域性的聚落考古研究在国内开始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把区域系统调查与有选择的重点遗址发掘相结合,来考察广阔空间范围内长时段的聚落形态变迁和社会发展,围绕着学术界所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复杂化发展、早期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等等,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空间分析是进行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演讲中,张光直将空间分析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理论视作聚落形态研究三个同时并进的重要焦点。对环境因素的重视是近二十年来国内考古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通过对聚落发展与地形地貌、水文、土壤、降水等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来对古代社会发展及其生存环境进行探讨成为一些研究人员探讨相关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与自然环境因素结合上,地理信息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除导论部分为共分为四章。导论部分对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考古这一研究的选题缘由、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考古研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第一章对研究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全新世以来的地理环境变迁研究进行了介绍和总结。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进行古代社会研究的首要基础问题。本章、首先对研究区域内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状况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对鲁东南沿海地区全新世以来的古地理环境与海岸线变迁研究进行了梳理,最后对近年来研究区域内有关的古环境研究与重建工作进行了总结。第二章对区域内史前至汉代的聚落形态变迁与聚落选址进行讨论。由于调查报告已对宏观层面的聚落形态变迁进行了详细阐释,本章内容主要是对微观聚落形态以及不同时期聚落选址与环境因素关系的讨论。本章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进行了介绍。本章的分析以叠加分析为主,采用的数据主要是系统调查数据和各类地图及数字高程数据等。第二部分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两个方面对史前至汉代时期聚落形态变迁与聚落选址进行了讨论：一、史前至汉代聚落内部布局的变化：二、不同时期聚落选址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在对不同时期的聚落特别是高等级聚落内部布局进行分析时,根据研究区域内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现状,在分析的时候吸收和借鉴了临近区域的资料。在对不同时期聚落选址与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行讨论时,以土壤类型、地貌类型、岩石缓冲区和海岸线缓冲区为主,对史前至汉代不同时期遗址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并进行了初步分析.第三章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成本分析基本原理对区域内的聚落选址、资源获取与流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章首先介绍了最优路径分析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并在文后对考古学研究中成本因素的确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利用相关数据生成了本区域内的最佳通道,并将其与不同时期的聚落分布状况进行比较,从不同时期居民对通道的利用状况来看可能影响聚落选址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最优路径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区域内蛇纹岩、玄武岩、白陶等的获取与流通进行了初步讨论。最后把近现代的交通路线与龙山时代的重要通道进行比较。第四章在前三章分析的基础上以龙山时期研究区域北部的区域中心由丹土转移到两城镇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章首先对丹土与两城镇历年来的考古研究与发现进行了梳理,并对丹土遗址的聚落选址状况进行了考察和推测。然后结合相关学者对复杂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了可能影响区域中心转移的原因：交通因素、农业生产的适宜性与可耕地比较、稻作农业的影响等。论文最后为结语部分,对本文主要论点进行简要总结,并指出本文创新之处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文系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进行聚落考古的研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将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应用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的探讨。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考古学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发展较成熟,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尝试,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进行分析时,根据研究区域内的地理地貌特点和研究现状,在参数设置、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上进行了创新。如根据研究区域依山面海的特点,本文将海岸线缓冲区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考察不同时期聚落选址所体现出的对海洋资源的利用问题；在对聚落选址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又将地理信息系统成本分析的方法引入,利用最优路径的讨论探讨不同时期聚落选址对区域内重要通道的利用以及影响不同时期选址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最后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对对丹土到两城镇区域中心转移的可能原因进行了探讨。2.将成本分析的方法引入聚落选址与资源获取与流通等问题的研究,这在国内考古学研究中尚属首次。本文通过对聚落分布与环境因素关系的统计,并结合史前至汉代不同时期聚落选址对研究区域内重要通道的利用状况,分析探讨了影响聚落选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并对不同时期聚落选址表现出的资源开发利用和流通进行了分析。3.在研究结论上,本文认为复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短缺造成的不均衡压力是造成龙山时代研究区域内北部中心由丹土转移到两城镇的主要原因,稻作农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它因素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4.本文认为研究区域内史前至汉代不同时期的聚落选址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聚落布局和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选址倾向。通过对史前至汉代聚落内部格局变化的讨论,认为龙山文化两城镇内部布局已经由大汶口晚期的功能分区发展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分区,这是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之一。
王贵才,王金明,李朝峰[10]（2010）在《吉林省旱稻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文中提出回顾了吉林省旱稻研究的历史,概括出旱稻研究的3个发展阶段;介绍了旱稻研究现状;从节水稻作的角度,简述了吉林省水资源的情况以及旱稻需水特点;提出旱稻种植中的问题及旱稻发展前景。
二、发展旱稻生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旱稻生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4）《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现实依据 |
| 1.2.2 理论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渊源 |
| 2.1 《齐民要术》的生态农业特征 |
| 2.2 黄河流域农耕区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生产实践 |
| 2.2.1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
| 2.2.2 黄河流域的生产实践 |
| 2.3 天人合一思想 |
| 2.4 阴阳五行学说 |
| 2.4.1 阴阳学说 |
| 2.4.2 五行学说 |
| 2.5 三才理论 |
| 2.6 土脉论 |
| 2.7 反奢倡俭思想 |
| 第三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内涵 |
| 3.1 朴素的三才和谐思想 |
| 3.1.1 尊天之时 |
| 3.1.2 重地之力 |
| 3.1.3 尽人之力 |
| 3.2 变恶为美的循环思想 |
| 3.2.1 踏粪增肥 |
| 3.2.2 美田增肥 |
| 3.2.3 锄地增肥 |
| 3.3 减灾救荒的避害思想 |
| 3.3.1 杂植五谷 |
| 3.3.2 栽种代粮作物 |
| 3.4 以时禁发,取之有度思想 |
| 3.5 以农治生的发展思想 |
| 第四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实践 |
| 4.1 变废为利 |
| 4.1.1 食物链的循环 |
| 4.1.2 氮元素的循环 |
| 4.2 抗旱保墒 |
| 4.3 作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3.1 植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3.2 动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4 灾害防治 |
| 4.4.1 虫害防治 |
| 4.4.2 冻害防治 |
| 4.5 精耕细作 |
| 4.5.1 区种技术 |
| 4.5.2 中耕技术 |
| 4.6 移栽嫁接与植树造林 |
| 4.7 五谷六畜的良种选育 |
| 4.7.1 作物的选种与催芽 |
| 4.7.2 家畜的选育与疫病治疗 |
| 第五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当代价值 |
| 5.1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下反思当前危机 |
| 5.2 在新农村建设中培树农民的生态认知 |
| 5.2.1 助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 |
| 5.2.2 增强农民对乡村生态文化的主体意识 |
| 5.3 引导全社会树立积极的生态文明观 |
| 5.4 继承传统生态农业思想中的宝贵经验 |
| 5.4.1 传承先贤的农耕智慧 |
| 5.4.2 健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 一、“桄榔”的界定 |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 一、当代的争论 |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一、丰裕与匮乏 |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 二、驯化的起源 |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一、野生与栽培 |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 一、采伐与收获 |
| 二、加工与利用 |
| 三、栽培与管护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 三、作物的力量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 一、主因认定 |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 附录5:附图 |
（6）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说明 |
| (一) 时间范围 |
| (二) 关于唐代分期的划定 |
| (三) 研究地域的划定 |
| (四) 本文所用文献史料说明 |
| 三、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人口研究 |
| (二) 屯垦及农业开发研究 |
| (三)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研究 |
| (四) 畜牧业研究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气候背景与农业基础 |
| 第一节 气候冷暖干湿状况复原 |
| 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及其参考意义 |
| 二、文献记录中的冷暖干湿状况 |
| (一) 强对流天气所见冷暖气团的分布时段 |
| (二) 干湿状况与冷暖气团互动 |
| 第二节 前代农业基础的传承 |
| 一、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 |
| (一) 陇右及其以西地区的农业 |
| (二) 关内道北部地区的农业 |
| 二、魏晋至隋代农牧形势变化及其特点 |
| 三、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几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人口规模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版籍所载的户口考订 |
| 一、贞观年间户口数据 |
| 二、唐代中后期户口数据 |
| 第二节 土地承载力视角下的常驻人口推测 |
| 一、长期驻军数量 |
| (一) 唐代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变化概述 |
| (二) 史籍所载节度、军镇及其兵马数量 |
| (三) 驻军兵马数差异的军事形势解读 |
| 二、其他人口数量 |
| (一) 隐匿户、客户、僧尼的数量 |
| (二) 游牧族群的人口数量估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垦殖的规模 |
| 第一节 农耕业的制度保障及屯垦必要性的阶段变化 |
| 一、制度保障——均田制是否施行的争议、军事屯垦制度的奉行 |
| 二、屯垦必要性的转变——以军屯为例 |
| (一) 武德至贞观初屯垦的必要性 |
| (二) 贞观至天宝年间屯垦必要性的变化 |
| (三) 安史之乱后西北屯垦必要性的转变 |
| 第二节 军事屯垦的规模及成效 |
| 一、屯田数量的直接换算 |
| 二、基于军队数量的屯田成效的间接验证 |
| 第三节 民间垦殖规模估算 |
| 一、垦殖面积的重建模式及方法流程 |
| 二、垦殖面积重建的指标选择 |
| 三、西北地区天宝年间民间垦殖面积的估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及时空特征 |
| 第一节 渭水流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关内道黄河沿线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三节 河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四节 河西走廊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五节 西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六节 土地垦殖的时空特征 |
| 一、军事屯垦的整体特征 |
| (一) 关中——陇右地区是“发源地”和“战略保障地” |
| (二) 凉州、灵州——三受降城是军事屯垦的重心所在 |
| (三) 中唐以前鄯州、龟兹是屯垦的前锋地带 |
| (四) 两次军事屯垦高峰期及其分布区域 |
| 二、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 |
| (一) 贞观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二) 开元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三) 天宝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牧生产结构与农牧关系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主要粮食作物及其分布 |
| 一、粟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粟类作物的地位 |
| (二) 粟类作物的生长时限及其生产条件需求 |
| (三) 粟类作物的分布 |
| 二、麦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麦类作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 |
| (二) 麦类作物的地位变化及其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
| 三、“杂种”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稻类作物的时空分布 |
| (二) 豆类作物在本区域内的农业地位 |
| 第二节 畜牧业的分类与规模 |
| 一、畜牧业在唐代西北地区的地位 |
| 二、唐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分类 |
| (一) 传统游牧地区的游牧型畜牧业和放养型畜牧业 |
| (二) 官营畜牧业和民间私牧 |
| 三、主要牲畜品种及其生产规模 |
| (一) 主要的牲畜品种 |
| (二) 主要牲畜之间的比例及其规模 |
| 第三节 农牧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
| 一、放养畜牧业与特定粮食作物 |
| 二、“刍藁”所见的税草问题 |
| 三、税草、作物结构与放养畜牧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牧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人文的交汇 |
| 第一节 农牧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及其可能性影响 |
| 一、自然环境对农牧格局的限制 |
| (一) 沙漠山地是农牧存在与发展的天然限制因素 |
| (二) 水资源与地形地貌综合作用下的农牧格局 |
| 二、温湿组合与作物组合的可能性关联 |
| 第二节 农牧过渡地带上的“缓冲族群”及其农业角色 |
| 一、“缓冲族群”的界定 |
| 二、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缓冲族群”的存在及其变化 |
| 三、唐代西北地区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发展 |
| (一) 唐代前期的“缓冲族群”及其农牧转化过程 |
| (二) 唐代中后期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 |
| 第三节 政策与地区农牧发展 |
| 一、人口政策及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 |
| (一) 中唐以前的“招徕人口”与括户政策 |
| (二) 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及其争议 |
| 二、唐廷对河西陇右“失陷之地”的态度及后续经略 |
| (一) 失陷之际唐廷的态度 |
| (二) 晚唐社会对已经“失陷之地”的态度 |
| (三) 河西陇右的收复及唐廷的处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1.1 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 |
| 1.2.1.2 有关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1 有关农业文化遗产内涵的研究 |
| 1.2.2.2 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
| 1.2.2.3 有关农业文化遗产运用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田野调查法 |
| 1.3.3 案例比较研究法 |
| 2 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类型和内容 |
| 2.1 农业物种文化遗产 |
| 2.1.1 大埔县的作物类物种文化遗产 |
| 2.1.1.1 禾谷类 |
| 2.1.1.2 其他作物 |
| 木薯 |
| 高粱和栗（小米） |
| 芜芋 |
| 2.1.1.3 总结 |
| 2.2 农业景观文化遗产 |
| 2.2.1 农业生态景观：坪山梯田 |
| 2.2.2 农业文化景观：客家围屋 |
| 2.2.2.1 花萼楼 |
| 2.2.2.2 泰安楼 |
| 2.3 农业工程文化遗产 |
| 2.3.1 百侯蔡仙人圳 |
| 2.3.2 湖寮石灰圳 |
| 2.4 农业技术文化遗产 |
| 2.4.1 大埔县农业技术文化遗产的类型 |
| 2.4.1.1 土地利用技术 |
| 2.5 农业特产文化遗产 |
| 2.5.1 大埔县特产类农业文化遗产 |
| 2.5.2 农作物特产的分类 |
| 2.6 农业民俗文化遗产 |
| 2.6.1 大埔县农业民俗文化遗产 |
| 2.6.1.1 农业生产民俗 |
| 2.6.1.2 民间信仰民俗 |
| 2.6.1.3 农业生活民俗 |
| 3 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
| 3.1 遗产特点 |
| 3.1.1 悠久性 |
| 3.1.2 活态性 |
| 3.1.3 复合性 |
| 3.1.4 战略性 |
| 3.2 遗产价值 |
| 3.2.1 科学价值 |
| 3.2.2 生态价值 |
| 3.2.3 经济价值 |
| 3.2.4 文化价值 |
| 3.2.5 旅游价值 |
| 4 农业文化遗产困境与保护 |
| 4.1 遗产困境 |
| 4.1.1 良种推广与地方品种锐减 |
| 4.1.2 环境污染与绿色物产“中枪” |
| 4.1.3 城镇化与美丽古村消失 |
| 4.1.4 过度开发与农业遗产破坏 |
| 4.1.5 现代文明侵蚀与乡村民俗凋零 |
| 4.2 遗产保护的策略与步骤 |
| 4.2.1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
| 4.2.1.1 树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
| 4.2.1.2 正确处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2.2 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摸清家底，建立名录 |
| 4.2.3 建立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 |
| 4.2.3.1 政府起主导作用 |
| 4.2.3.2 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参与性 |
| 4.2.3.3 提高社会的参与程度 |
| 4.2.3.4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4.2.4 探索活态保护途径 |
| 4.2.5 推动地方遗产保护法规的制定 |
| 5 农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思考 |
| 5.1 遵守遗产开发利用原则 |
| 5.1.1 遗产开发利用的一般性原则 |
| 5.1.1.1 保护优先原则 |
| 5.1.1.2 科学性原则 |
| 5.1.2 遗产开发利用的特殊性原则 |
| 5.1.2.1 动态性原则 |
| 5.1.2.2 适应性原则 |
| 5.1.2.3 可持续性原则 |
| 5.2 寻求遗产开发利用的途径 |
| 5.2.1 发展生态旅游 |
| 5.2.2 发展生态农业 |
| 5.2.2.1 发展有机农业 |
| 5.2.2.2 发展休闲农业 |
| 5.2.3 建立生态博物馆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及缘起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1.4 关键概念 |
| 1.5 篇章结构与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社区介绍 |
| 1.7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
| 2.1 农民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
| 2.2 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影响因素 |
| 2.3 对农民发展意义的回顾 |
| 2.4 理论分析视角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生产方式 |
| 3.1 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推广变迁背景 |
| 3.2 花边村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变迁 |
| 3.3 谁决定了农民的选择：粮食政策主导与商品化 |
| 3.4 小结：主粮政策导向、农业推广和种业商品化 |
| 第四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生计安全 |
| 4.1 花边村农户生计安全策略变迁 |
| 4.2 农户社会脆弱性分析 |
| 4.3 小结：农业补贴政策和生产资料商品化 |
| 第五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知识系统 |
| 5.1 记忆中的知识 |
| 5.2 现代知识的“挺进”和传统知识的“式微” |
| 5.3 农民知识系统的断裂 |
| 5.4 小结：农业现代化与断裂 |
| 第六章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
| 6.1 寄托于“物”的布依族文化 |
| 6.2 传统节日变迁与生活异质化 |
| 6.3 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中的合作传统 |
| 6.4 小结：文化共同体和虚拟资本商品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选择空间的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考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目录 |
| 图表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研究课题的提出和选定 |
| 第二节 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考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的发展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 |
| 三 未来的发展趋势 |
| (一) 3S技术的整合 |
| (二) 三维重建与人机交互的实现 |
| (三) 计算机考古数据库的共享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一) 叠置分析 |
| (二) 缓冲区分析 |
| (三) 距离制图 |
| (四) 三维分析 |
| 第四节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鲁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和全新世以来地理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研究区域内的自然环境状况 |
| 一 地理位置与自然地理基本状况 |
| 二 研究区域内的土壤类型、分布及其性状 |
| 三 研究区域内的地质地貌状况及其分类 |
| 第二节 鲁东南沿海地区全新世以来古地理环境与海岸线变迁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内的古环境研究与重建工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史前至汉代聚落形态与聚落选址讨论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史前至汉代不同时期的聚落选址与聚落形态讨论 |
| 一 北辛文化 |
| 二 大汶口文化 |
| 三 龙山文化 |
| (一) 龙山早期 |
| (二) 龙山中期 |
| 四 岳石文化 |
| 五 商文化 |
| 六 两周时期 |
| 七 汉代时期 |
| 八 本章分析所选环境因素的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最优路径、聚落选址和资源获取与流通——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成本分析初步讨论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理论方法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内主要路径的生成 |
| 第四节 不同时期遗址分布与最优路径的叠加分析 |
| 一 大汶口文化 |
| 二 龙山文化 |
| 三 岳石与商文化 |
| 四 两周时期 |
| 五 汉代时期 |
| 第五节 最优路径分析与资源开发及产品流通问题的初步探讨 |
| 一 地方志和文献资料所载的矿产资源状况 |
| 二 考古所发现的重要资源的利用 |
| 三 几种资源和手工业制成品的初步讨论 |
| (一) 蛇纹岩 |
| (二) 铜矿来源 |
| (三) 玄武岩及其来源 |
| (四) 白陶的生产与流通 |
| 第六节 不同时期交通路线比对及其反应的问题 |
| 第七节 河流水文、最优路径与聚落选址 |
| 第八节 相关问题的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丹土到两城镇——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技术经济角度的考察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丹土与两城镇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历程 |
|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史语所在鲁东南一带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
| 二 建国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的研究 |
| 三 考古学研究的转型和聚落考古的新实践 |
| 第三节 丹土的聚落选址 |
| 第四节 从丹土到两城镇 |
| 一 资源流通与贸易交换通道的影响——最优路径分析 |
| 二 农业生产适宜性与可耕地的比较 |
| (一) 相关的理论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三) 坡度比较 |
| (四) 土壤类型分布及可耕性判定问题 |
| (五) 五千米半径范围内的土壤类型统计 |
| (六) 龙山时期丹土和两城镇区域的可耕地估算 |
| 三 稻作农业及其影响 |
| (一) 鲁东南沿海一带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研究状况 |
| (二) 稻作农业在龙山文化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和优势 |
| (三) 两城镇的适宜性 |
| (四) 龙山时代的复杂社会发展与农业生产 |
| 第五节 对本章所用研究方法的一点看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地图、数据、实验教程等 |
| 二、地方志与历史文献资料 |
| 三、研究专着与论文集 |
| 四、研究论文 |
| 五、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类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吉林省旱稻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旱稻研究的历史回顾 |
| 1.1 第一发展阶段 (1949~1966年) |
| 1.1.1 陆稻调查研究 |
| 1.1.2 选育陆稻新品种 |
| 1.1.3 选择适于东北中北部地区的陆稻新品种 |
| 1.2 第二发展阶段 (1977~1999年) |
| 1.2.1 轻碱地水稻机械化旱种及化学除草技术的研究 |
| 1.2.2 旱作技术推广 |
| 1.2.3 主持吉林省陆稻、水稻旱作区域试验 |
| 1.2.4 旱稻品种推广 |
| 1.3 第三发展阶段 (2000年以后) |
| 1.3.1 承担国家旱稻品种区域试验 |
| 1.3.2 旱稻新品种选育及优异资源创新研究 |
| 2 旱稻研究的现状 |
| 2.1 承担国家旱稻品种区域试验 |
| 2.2 新品种选育研究 |
| 2.3 旱稻栽培研究 |
| 2.3.1 选择品种 |
| 2.3.2 选地及整地 |
| 2.3.3 播种时期与方法 |
| 2.3.4 追肥除草与补水 |
| 3 吉林省水资源概况以及旱稻需水特点 |
| 4 旱稻种植中的几个问题 |
| 4.1 单产不高 |
| 4.2 防除杂草 |
| 4.3 灌水 |
| 4.4 农机具不配套 |
| 4.5 农业设施成本高 |
| 5 旱稻的发展前景 |
| 5.1 种植旱稻是实现节水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 |
| 5.2 旱稻研究领域十分广阔 |
| 5.2.1 旱稻新品种选育研究 |
| 5.2.2 旱稻栽培技术的研究 |
| 5.2.3 旱稻病虫草害防治研究 |
| 5.2.4 旱稻耕作机械化研究 |
| 5.2.5 旱稻绿色产品研究 |
| 5.3 旱直播种稻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
| 5.4 适地适度发展旱稻 |
四、发展旱稻生产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D]. 李佩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与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J]. 沈世培,鲍琴. 中国农史, 2021(02)
- [4]《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5]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6]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D]. 张开.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大埔县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D]. 余彦.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8]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和农民选择空间塑造 ——以贵州花边村的研究为例[D]. 周玉婷.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9]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鲁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至汉代聚落考古研究[D]. 惠夕平. 山东大学, 2011(12)
- [10]吉林省旱稻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J]. 王贵才,王金明,李朝峰. 吉林农业科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