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股市全流通

一、魏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股市全流通（论文文献综述）

顾闻^[1]（2019）在《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是在分类治理的背景下进行公司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有企业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并按照分类治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政府通过公益类国有企业实现其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同时实现其经济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控股,通过商业化运作,以国有资本总体上的保值和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独立市场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管理层、董事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关系以及管理和控制公司内部和外部结构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疑难杂症都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公司化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有利于有效行使国家所有权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投资者权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目前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权力界限模糊、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等问题,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第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是抽象的产权主体,在我国国资委不能有效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产权主体缺位的现状。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对公司治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第二,合理的股权结构是良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其他非国有股所占比例小。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和公司资金控制上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经理以及股东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很难实现。第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机构,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界限仍不够明晰,我国法律制度没有对不同种类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职权进行分别设置,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董事会的职权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董事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不利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第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信息披露渠道单一、缺少专门的信息披露法律细则、自愿信息披露动力不足、国有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主要表现在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缺失、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脱节、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高管薪酬标准不合理等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会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产权主体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公司治理是没有意义的。产权理论认为公共产权是天然缺位的,但法律应明确产权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公共产权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我国出资人职能转变,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是国家无法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又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但两种职能无法同时履行,很难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和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有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容易产生国有资产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我国可以借鉴新家坡淡马锡的做法,构建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将很好的分离政府和企业,实现商业类国有资产的良性运作,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类型,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良治的基础。基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的特殊问题,适当引入并建立优先股和金股等类别股法律制度,建立制衡性公司治理结构。优先股可以在商业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将商业类一类国有企业部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不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公司的控制比例大大缩减,公司的控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向制衡性公司控制结构发展。而金股制度的实质是政府虽然仅占有国有企业少量的股份,但是却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金股制度可以在商业二类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如国防、交通、能源等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上应保留控制权。适当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从股权结构上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但国有股仍拥有绝对的投票权,始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股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股减持应采用渐进式模式,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平稳过渡。同时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权力界限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针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董事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构建董事会职权独立行使的法律保障机制,按照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进行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健全董事会选拔机制,保障董事会职权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董事会的职权得到有效的制衡,完善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第一,国资委不能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明确国资委的主要职能。第二,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权即股东权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行使,从而保障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独立经营。第三,我国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党委核心领导的具体职权,以及区分党委核心领导和董事会独立经营权。第四,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通过审计署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同时对于其他非国有独资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行使其法定职责。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现状,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降低监督的成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可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披露完整的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处于竞争行业的非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制定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规范,信息披露的方式以及公开程度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而另一类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安排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区别对待。构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惩罚措施、民事及刑事责任。建立内部和外部一体化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国有资产属性教育。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薪酬合理程度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了加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建立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优化高管薪酬结构。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高管的选聘、晋升方式、薪酬标准。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由基本年薪和绩效组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的薪酬设置标准分别制定。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薪酬追回制度。我国薪酬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高管的业绩等要素独立制定合理的薪酬方案。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明确高管薪酬审查决定权的行使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审查的激励措施及法律后果,保障高管薪酬方案合理、公正。创设薪酬追回制度,规定国有企业高管因虚假、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或因为决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错误等情形的,其特定时期的薪酬全部予以追回。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胡威^[2]（2019）在《股权流动性、企业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各产业综合成本上涨,企业间竞争愈发激烈,以并购重组方式带动企业成长成为适应这一变化的重要选择。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结构上已经形成了递进式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为各类型企业的产权流动提供了有效场所,也为并购活动在资本市场上顺利开展提供了资产交易和股权转让的制度保障。尤其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公司股票全面流通,上市公司的股权流动性得到极大提高,上市公司活力得以充分释放,许多公司积极运用创新手段进行并购重组,收购模式也日趋复杂化,从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方式,转变为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二级市场公开收购、要约收购、定向增发或股权换购等多种方式;资产重组标的也从单一资产的买卖交易,转变为与股权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方式。并购重组方式的创新,不断提升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也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并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企业并购次数急速上升,并购规模和交易价值屡创新高,并购交易方式不断变化,并购涉及产业不断扩张。从形式上看,股权流动性的提高是催生上市公司大量并购重组行为的外部条件,上市公司频繁实施并购重组活动的内在动机则是追求企业高速的成长。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企业并购成为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并购重组成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行为。企业成长理论将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分为外生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从外生性成长理论出发,股权流动性的提高使企业间并购活动更为频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视角,并购活跃将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股权流动性会通过影响并购行为对企业成长造成影响。但股权流动性动因下的企业成长结果却不尽相同,通过并购活动也未必一定会促进企业成长。因此,本文认为在股权流动性影响企业并购并推动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下,并购特征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股权流动性会影响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并购决策,使并购活动呈现不同的并购特征,不同并购特征下的企业成长会出现很大差异。从企业内生性成长理论来看,企业成长受到企业异质性影响较大,这种异质性让企业的竞争手段和竞争方式呈现不一致,并导致企业的结构和效率出现高低,体现了企业独特的特征。其中,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决策和战略层次上体现了企业组织的异质性,不同的治理结构影响着企业并购,也会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公司治理在股权流动性——并购特征——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中起到了重要的后置调节作用。在实证变量设定中,自变量使用Amihud非流动指标表征股权流动性,因为Amihud非流动性指标包含了股权交易中的价格和交易量等各方面因素,能更为全面的衡量流动性。因变量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表征企业成长,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替代总资产收益率（ROA）。本文之所以没有使用托宾Q值表征企业成长,主要原因在于托宾Q值包含了股价变化的信息,与股权流动性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关联,虽然ROA使用频率不及托宾Q值,但也是表征企业成长的较好变量,因此本文最终使用ROA衡量企业成长。本文将并购特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并购类型,包括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第二类是关联交易并购,包括关联并购交易和非关联并购交易;第三类是并购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支付并购和股权支付并购。为了规避政策因素和国有股背景对并购的影响,本文选择了2007-2016年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中发生了并购行为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选择发生在2007年之后的样本,原因在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在2006年正式完成,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的股权具有同股同权、全面流通的特征,更能够表现本文研究主题。选择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受到政策因素和国有股背景的制度因素干扰较大,在实证过程中无法较好的控制住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影响,而中小板上市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并购活动受到行政因素干扰较低,能更好的验证股权流动性、企业并购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较多,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不足、时间较短。因此,从样本数量和样本质量来说,中小板的样本优于主板的样本和创业板的样本。本文采用Eviews12.0和Excel2013等统计分析工具,使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实证相结合的方式,逐一探讨股权流动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主效应关系、并购特征在股权流动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关系以及加入公司治理的调节变量后是否会出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关系,并形成如下结论和观点:第一、股权流动性越高,企业越容易发生并购行为,并且每年发生并购行为的次数也容易增加。股权流动性的提高,使得股权的交易成本下降,股权更容易变现并实现股权集中,也使得并购行为更容易发生。对于善于资本运作的企业,则更可能进行多频次的并购。第二、股权流动性的提高对于并购特征的影响显着。股权流动性越高,收购公司的并购类型更容易为资产收购,支付方式更容易为现金支付。第三、股权流动性的提高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股权流动性的提高可以推动收购公司的持续成长,这一作用可以持续到企业完成并购后的第三年。在当前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股权流动性的提高促进了股权交易的频率,为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了可能,加速了产业内的并购重组,强化了产业内现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企业成长。第四、根据并购特征的分类和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滞后期数,不同并购特征在股权流动性影响企业成长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同的中介影响。资产收购的经营协同效应在股权流动性影响当期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现金支付的财务协同效应在股权流动性影响滞后2期内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本文发现存在四条中介效应路线:股权流动性——资产收购——并购当期的企业成长;股权流动性——现金支付——并购当期的企业成长;股权流动性——现金支付——滞后1期的企业成长;股权流动性——现金支付——滞后2期的企业成长。第五、股权制衡度和高管薪酬比例对并购类型的中介作用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薪酬比例对支付方式的中介作用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在股权流动性——并购类型——并购当期的企业成长过程中,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的情况下,并购类型的中介作用更强。在股权流动性——并购类型（和支付方式）——并购当期的企业成长过程中,在高管薪酬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并购类型和支付方式的中介作用更强。在股权流动性——支付方式——并购完成滞后1期以及滞后2期的企业成长过程中,独立董事比例较大的情况下,支付方式的中介作用会削弱。

王恩山^[3]（2011）在《我国企业对CPA审计的需求 ——理论归纳、经验证据与制度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供给方面的推动与需求方面的牵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通过做大做强等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审计市场的供给。但在需求方面,多年来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这无疑不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进一步高质量地发展。本文将研究视线定位为审计需求,力求准确把握我国审计需求的现状,探究背后的制度成因,为改善我国审计需求现状、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文利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为指导,在描述审计需求现状、探究制度成因的过程中,主要取得了以下三点创新：1.构建了更一般化的企业审计需求决定模型。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的审计需求看做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审计需求的有机合成,认为企业的审计需求取决于两个因素：（1）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偏好；（2）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表达能力。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偏好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自身利益与该审计类型的一致性；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表达能力主要是指其对企业审计需求决策的影响力,这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如股权表决制度、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区域市场化程度等。2.提出了通过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股权回避的方式来完善审计委托制度的制度改革设想。现行审计委托制度下,股东大会对审计委托事项进行表决时,所有股东的股权都不回避,结果委托权实质性地落在了同时是大股东的经营者手中,经营者提供会计报表,并请人来审计自己,出现审计悖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单独表决的成功实践以及上市公司对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为我国审计委托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充分条件,于是本文大胆提出了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所持股权在表决审计事项时回避的制度改革建议。同时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外部股东监督权与经营股东经营权的制衡,建议独立董事选举时,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对应股权也应回避的制度建议。3.发现并分析了证监会的“审计需求表达困境”。我国当前的IPO制度是核准制,证监会对上市申请不但要进行形式审查还要进行实质性审查,面对千差万别数以百计的待上市公司,证监会确需高质量审计的帮助以鉴别申请资料的可信度,证监会因此成为现实中最大的审计服务消费者。自由表达自己的消费偏好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但作为“审计服务消费者”的证监会却没有这一权利,原因就是它同时是审计市场的监管者。作为审计市场的监管者理应遵循公平原则,对待被监管对象一视同仁,证监会若表现出一定的“消费偏好”,将形成权力经商,严重危害审计市场的公平竞争。所以,证监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对待自己的审计需求偏好,经常是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证监会的审计需求表达困境。全文共分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导言”。介绍本文的选题动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径与结构安排。第2章是“文献综述”。从审计需求理论假说、审计需求现状和影响审计需求的制度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为本文的研究确定理论坐标。第3章是“审计需求的决定：理论归纳”。本章包括历史回顾、概念界定与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企业审计需求决定模型、企业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偏好、以及我国审计需求制度背景初步分析等共5节,构建了企业审计需求的决定模型,为后文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本章的主要结论是企业的审计需求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偏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表达能力两个方面,而外部股东在各类利益相关者中是最需要高质量审计需求的。第4章是“审计需求的现状：经验证据”。研究我国审计需求的现状,先用历史梳理和文献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审计需求现状给出一个总体判断,然后用实证的方法分角度为这一判断提供经验证据。该章分为四节,主要内容包括：（1）我国审计需求现状的总体特征是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有三种表现：企业的低质量审计审计需求偏好、外部股东对审计质量的理性冷漠、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2）利用近三年的年报审计数据研究审计师变更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为企业的低质量审计需求偏好提供经验证据。（3）利用2005年1月至2010年4月我国A股IPO数据实证检验审计师声誉对IPO定价的影响,为人们理解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冷漠态度提供经验证据。（4）利用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战略逐步明确的支持态度,为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提供新证据。第5章是“审计需求现状的成因：微观制度解析”。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一个环节,而产权性质、股权结构则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行政权力对市场利益分配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时,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会有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只是目的不同而已。国企在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因为政府是其“大老板”,国企官员的升迁决定权在政府手中。而私企在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主要是功用性的。一股独大仍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特征,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高质量审计需求越大。当前高质量审计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其他股东缺乏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能力。而更直接的制度原因是现行审计委托制度存在缺陷。谁掌握审计委托权,企业的审计需求就更多地表现出谁的意愿。现行审计委托制度下,股东大会对审计委托事项进行表决时,所有股东的股权都不回避,结果委托权实质性地落在了同时是大股东的经营者手中,出现审计悖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流通股股东单独表决的成功实践以及上市公司对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为我国审计委托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充分条件,于是本文大胆提出了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所持股权在表决审计事项时回避的制度改革建议。在分析这一制度建议的必要性时,本文将思路稍作扩展,提出“外部股东监督权”的概念,审计委托权只是外部股东监督权的一项内容。为了公司治理的完善,建议在所有外部股东监督权事项表决中都实行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的股权回避。第6章是“审计需求现状的成因：宏观制度解析”。该章探讨宏观制度与审计需求的关系,包括五节：概述、市场化改革进程与审计需求的关系、资本市场行政监管与审计需求的关系、资本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与审计需求的关系,以及宏观制度改革建议。主要结论有：审计需求与市场化程度显着正相关；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整体表现出“前紧后松”的特点,这是导致投资者对审计质量保持冷漠态度的重要原因；证监会面对审计服务,存在角色冲突,正深陷“审计需求表达困境”,即证监会既是应一视同仁的管理者又是可以偏好明显的审计服务消费者,两者存在明显的冲突。第7是“结语”。归纳全文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和创新点,明确本文研究的局限,并对后续的研究进行展望。

王烨^[4]（2011）在《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文中研究指明以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两个文件的颁布为标志的股权激励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进程中继年薪制后又一重大举措。基于我国国资控股公司一直存在的高管长期激励不足问题,股权激励改革被市场各方视作是完善公司激励机制,提高公司价值的重要之举。并且,这次股权激励改革是在股权分置这一根本性市场制度环境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上推进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制度的改革。因此,其实施效果备受关注。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股权激励的必要性源自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下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而股权激励有效性则取决于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环境的配套和完善。与西方成熟市场不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转型经济中的新兴市场。在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资控股是证券市场的普遍现象,从而,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是转型经济中的我国国资控股公司的基本治理特征,这与美国等西方成熟的股权激励实施的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内部人控制使得股权激励成为必要,但股权激励也可能会由于“内部人寻租”问题而难以有效;政府干预如高管的行政任命等既能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抑制内部人控制,但却会因为公司目标的多元化而削弱股权激励有效性。我国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特有的治理特征对股权激励的有效性有何影响?政府干预怎样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股权激励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机制,而不会沦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是摆在监管层、学术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国内有大量文献基于高管持股对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进行了检验,但是,少有研究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治理特征特别是政府干预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而这恰恰可能是影响国资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006年股权激励制度改革以来截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已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激励计划的选择、股权激励强度和股权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对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用以下方法对政府干预程度进行度量:即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6）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的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政府干预指数——这是一种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研究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并具有较好解释力的方法。同时,辅之以“是否为国资最终控股”以及“国资终极控股权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进一步刻画。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更不倾向于选择股权激励;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小;国资控股权比重越高,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概率就越小。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影响了国资控股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的选择,使得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在初始选择环节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份额较少,激励强度较弱。而且,公司授予高管层的股权激励份额,随着其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而减少,即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就越弱。此外,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份额与国资控股权比重呈负相关,国资控股权比重越高,国资控股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强度就越弱。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不仅削弱了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意愿,而且抑制了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在股权激励效应方面,检验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国资控股公司比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不仅有更高的市场价值,而且还有更好的会计业绩;然而,政府干预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应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国资控股公司来说,政府干预弱化了其实施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不仅对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产生消极影响,而且还会削弱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这意味着,要想提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解决国资控股公司经营者长期激励不足的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各种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更需要改善政府治理,约束政府对国资控股公司的过多干预;引进市场化用人机制,改革政府对国资控股公司高管的行政任命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月生^[5]（2010）在《中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对抗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一种新的投融资制度,中国证券市场为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同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金融危机后中国如何发展证券市场并解决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问题,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源配置理论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有效市场理论、效率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综合运用历史的、逻辑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法分析了证券市场的配置资源的内容、方式、特点、效率并提出了证券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本文回顾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阐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规律及其资源配置模式的变迁,并对中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客观评价。本文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总体上是有效率的,为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微观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制度的问题。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明显带有特定的制度安排,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又成为了制约中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因素：如上市资源的行政化的配置导致的寻租行为,增加了上市成本和难度；股权分置造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国有企业改制不彻底导致产权不清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虽然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发挥,但股权分置改革遗留下来的“大小非”和“大小限”仍需解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冲击,但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剧烈震荡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其制度本身。鉴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充分利用世界正在看好中国经济的这一大好机遇,同时要以美国金融危机作警戒,加强制度创新,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完善信用制度,建立金融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相结合的机制,按照市场性、效率性和竞争性的原则来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建立健全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充分利用低碳经济这个契机,建立绿色证券市场；以培养证券市场的凝聚力来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季晓南^[6]（2009）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企业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绩效高低是判断其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问题,理论界分别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步成为普遍共识。但单纯分析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足以全面揭示问题的核心。本论文认为,产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经营激励、并购重组、监督约束等治理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些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因而,产权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执行是否有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转移、市场竞争等企业内部和外部机制主要也是通过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公司治理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绩效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构成了复合函数。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是首先对现行理论分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局限和不足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其次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优点缺点、优化机制进行了比较;再次在充分肯定股份制对大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提出要区分好的股份制与坏的股份制;四是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内涵、意义、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整体上市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应将整体上市作为路径选择;最后对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与引入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类董事会有效性差异背后的制度和机制的不同,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田满文^[7]（2010）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评价与制度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并购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微观上看,并购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做优做强；从宏观上看,并购更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从2001年开始,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真正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并购时代。尤其进入全流通时代以后,我国并购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新特征。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指出,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流动性过剩和跨国资本流动加速引起的并购规模空前巨大,外资并购风起云涌,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发生数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企业也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西方发达国家并购中国企业为主的割据,也开始转为双向互动式的并购浪潮。中国企业的并购范围不断扩大：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实业到资本,从能源资源到高新技术,从传统行业到金融行业等等,中国并购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的新时代。那么,并购浪潮的背后其并购效率究竟如何?有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的并购市场制度环境是并购效率得以改善的根本保证,在转轨时期,并购市场的制度建设进程究竟如何?市场化并购的制度环境是否形成?为提高并购效率,下一步深化改革中,现有的并购制度又如何优化?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并购的效率评价及制度优化问题,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深入完整地分析了上市公司并购的宏（中、微）观效率,并对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并购制度及政府干预对并购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并购市场化趋势提出了并购制度优化方案。首先运用规范分析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法研究了中外并购历程及制度演进历程；其次运用实证方法与均衡分析原理研究了并购的宏（中、微）观效率,进一步分析了全流通时代的并购效率改进状况,运用规范分析研究影响并购效率的制度因素；最后基于效率判断,在比较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并购制度变迁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并购实际状况,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转轨时期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及并购制度优化策略。虽然从微观效率来看,并购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做优做强；从宏观上看,并购更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但非常遗憾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目前上市公司并购的微观效率短期改善较大但长期甚微,宏（中）观效率发挥有限,并购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并没有很好的实现,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与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和外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并购的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干预过多,并购市场制度建设滞后于并购实践的发展。现有的并购制度并不能有效促进并购效率的提高与并购的市场化进程,因此,为推动市场化并购,提高并购效率,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并购制度,包括并购法律制度、申报制度、融资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有限政府制度及产权制度等。本文系统地提出了并购主要制度的优化策略,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辅助性制度创新方案,包括建立健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合格投资人制度及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等。这样从制度环境和并购主体约束等方面来创造阳光并购的制度环境,为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做出了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以利于并购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1）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之处（a）本文对并购效率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实证研究。将并购效率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效率,在微观效率上,首次区分为并购交易效率和并购整合效率以及协同效应三方面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交易效率方面,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了资产型并购、股权型并购与债务重组型并购；同属管辖并购与非同属管辖并购；关联并购与非关联并购；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区域的并购效率,同时实证分析了影响并购微观效率的因素；在整合效率上,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影响并购整合效率的因素,重点讨论了政府干预、代理成本对并购整合绩效的影响。在宏（中）观效率上,实证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效率。因此本文对并购效率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实证分析,充分揭示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改进状况以及效率损失状况。（b）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讨论了并购制度与并购效率的关系问题,分析了目前并购制度缺失对并购效率的影响,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并购市场转轨进程,提出了并购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及一系列并购制度优化对策。（2）在观点上创新之处（a）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行业及经济区域存在不同的并购效率。从并购趋势来看,行业内并购速度加快,并购行业比较集中；跨行业并购有利于资源整合,并购向效率高的行业转移。个别热门行业的并购效率要高于其它行业。并购集中于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房地产、社会服务、能源电力、商业类等行业,其并购频率相对较高。说明这些行业的高节奏和资本运作的作用突出,资源容易整合,比较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因而其并购效率相对要高,成为目前并购市场的热点领域。不同经济区域的上市公司并购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别,并购的上市公司地域分布比较集中,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b）实证分析发现：并购整合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并购后不同阶段的整合效率受制于不同的关键因素影响,不同阶段的整合具有不同的整合重点和难点,整合必须分清主次、循序渐进；并购活动中的代理成本显着降低了并购整合效率,但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表现形式因代理成本差异而有所不同；政府干预始终是影响并购整合效率的重要因素,政府出于政策性负担或政治目标通过并购活动来支持或掠夺其控制的企业。在转轨时期,并购活动还没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受政府干预较强的国有及社会控股上市公司,其并购整合效率比民企要低,政府干预不利于企业并购整合效率的提高。（C）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与动机存在多重性,大量并购效率很低,并购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在中国仍然不高；在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方面,整体上并购产业效应改善甚微,中国目前并购所产生的产业效应仍然有限,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进行结构分析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显着的行业差异,上市公司倾向于从产业效应较低的行业转向效应较高的行业,从而通过并购手段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富有吸引力和成长性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混合并购重点选择产业,而纺织服装、冶金、重工制造、传统商业、建筑建材等产业因其缺乏吸引力和成长性而逐渐衰退并逐步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产业创新型并购比非产业创新型并购具有较高的产业效应。（d）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并购申报制度的对策：适当提高申报标准,实施差别对待策略；保留现行的强制事前申报制度,增设自愿申报及事后备案制度；尽快制定反垄断审查的操作程序和并购规则,增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

蓝定香^[8]（2009）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文中提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洪利平^[9]（2009）在《全流通时代中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研究》文中提出迄今为止,关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案例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且广泛用于实践的操作。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体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在全流通时代,在中国特定的约束条件下研究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行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基于此,我撰写了本论文:全流通时代中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对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与评价,其核心目的在于构建全流通背景下国内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分析的基础。众多理论或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我国新时期全流通的背景下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从投资银行入手,介绍了投资银行的内涵和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投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步发展阶段,分业经营阶段和增资扩股、兼并重组阶段。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但整体上我国的投资银行业仍然比较滞后,文中列出了滞后的原因。第三章详细展开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行为的分析。首先是并购概述,谈到并购的概念和基本分类。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把企业的并购活动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并购前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分类,并购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按并购的出资方式分类,可分为现金并购,股票并购和混合并购;按并购是否取得目标公司的同意,可分为善意并购,敌意收购和“狗熊拥抱”收购;按持股对象针对性分类,分为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等。其次,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的角色,分别是安排兼并收购、制定反并购措施、确定并购的价格、进行交易谈判和提供融资事项等。最后,介绍了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的作用,分别是降低交易费用、规避企业并购风险、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速企业实现规模效应等。第四章分析了股权分置时代国内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特点和问题。特点是:（1）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主体多元化;（2）投资银行在国内企业并购活动中参与度较低;（3）有投资银行参与的国内并购市场多被国外投资银行占领;（4）并购方案技术含量不高,客户满意度不高;（5）国内投资银行与并购企业缺乏长期合作机制。问题包括:产权不清晰、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法制建设落后,投资银行自身原因等。第五章论证了全流通时代中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投资银行是企业从事并购活动的合理选择,投资银行参与并购活动是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两点充分说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必要性。全流通时代资本市场的完善、经济法律环境和某些券商自身的实力,提供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可能性。第六章对全流通时代改善我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提出对策。提出改革现行产权制度、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拓宽券商融资渠道,提高投资银行自身的竞争实力等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股权分置改革为通过证券市场的并购活动,发展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业务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契机。在全流通的背景下,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经济法律环境的改善和券商自身实力的提高,我国已初步具备发展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现实基础,即各种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充分发挥在国内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业务中的积极作用,本文结合股权分置时代国内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特点和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全流通时代。在此之前,无论西方还是国内都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诸多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素材。但全流通是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国外不存在,国内的研究也才刚起步,对两者的结合更是无人论及。本文则是在全流通的背景下系统地展开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曾靓^[10]（2007）在《国有股减持与全流通的理性思考》文中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在规范中发展中前行的。中国的股票市场最大的不规范就是由股份分割造成的流通股是非流通股的区分,让非流通股流通起来应该是中国股票市场规范与发展的题中之义,但这却困扰了中国股票市场长达十余年的第一大难题,如何看待股票的全流通问题,如何解决股票的全流通问题,都关系到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参与者都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改革现行国有股权管理模式,全流通下把非流通股转为优先股和非流通股向流通股股东配售。

二、魏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股市全流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股市全流通（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股权流动性、企业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企业对CPA审计的需求 ——理论归纳、经验证据与制度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4）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评价与制度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全流通时代中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有股减持与全流通的理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股市全流通（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顾闻.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2]股权流动性、企业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D]. 胡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我国企业对CPA审计的需求 ——理论归纳、经验证据与制度解析[D]. 王恩山.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6)
• [4]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D]. 王烨. 南京大学, 2011(05)
• [5]中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D]. 陈月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7)
• [6]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季晓南. 北京交通大学, 2009(11)
• [7]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评价与制度优化研究[D]. 田满文. 东北大学, 2010(06)
• [8]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 [9]全流通时代中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研究[D]. 洪利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9(S2)
• [10]国有股减持与全流通的理性思考[J]. 曾靓. 商场现代化, 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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