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探讨

一、县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淼^[1]（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翟磊^[2]（2020）在《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基层视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基层实践。基层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之所在,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活力源头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的地方代表,承担着落实国家意志,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重大责任。乡镇政府能否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直接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本文以乡镇（街道）政府为基层法治建设的主要行动者,以基层政府权力为考察对象,立足于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过程,剖析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现状与法治问题,旨在构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度框架。本文以“山西洪洞封灶禁煤”“上海市违法群租治理”为例,提出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目标悖论和主体角色悖论。在价值目标层面,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价值冲突,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张力。在主体角色层面,基层政府既是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稍不注意,也往往成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研究重点是聚焦规范约束基层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力争在理论上提出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统一的方案。在规范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权力存在执行性、非完整性和裁量性;在社会实证分析基础上,基层政府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存在滥作为、不作为与慢作为的异化现象。基层政府力异化现象背后,是权力配置失衡、权力行使公共性缺失、权力监督弱化的制度根源以及法律工具主义和行政特权观念的思想根源。聚焦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构建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权力监督法治化的三维制度架构,为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价值统一提供实现路径。权力配置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先决条件。为破解基层政府“职权与责任”“财权与事权”“人事权与工作任务”的权力配置失衡问题,“强镇扩权”改革试图回应基层政府的权力需求,提高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强镇扩权”改革也存在合法性质疑与有效性困境。本文认为,区县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权力关系重构应当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为乡镇政府权力配置提供系统完整的法治化路径。乡镇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须遵循“功能适当原则”“职权法定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以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关键是探索制定专门《乡镇政府组织法》。以中央立法形式对乡镇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区县与乡镇分权原则、区县与乡镇行政关系、区县与乡镇财权关系、乡镇政府人员编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等权力配置核心条款加以明确规定,最终实现基层政府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行使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行使具有非独立性、非常规性和责任主导性等现实特征,面临“运动式运行”“压力型运行”和“权责失调型运行”的法治困境。推进基层政府行政规范、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是破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困境,实现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法治化的关键。通过限定“红头文件”规范内容、加强程序规制、建构实施后评估机制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通过健全决策程序机制、建构跟踪评估机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推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治化;通过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优化行政执法资源、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健全执法协调联动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以实现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基层乡镇政府权力运行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硬腐败”,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和懒政懈怠等“软腐败”现象。实现权力监督的法治化,重点是要将权力运行的廉洁性监督与效能监督结合起来,构建权力运行协同监督制度体系。针对基层政府权力运行廉洁性监督,通过实行“垂直管理制”“任期制”“交流制”“高配制”来完善基层纪检监察监督制度;通过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流程、打造信息公开平台来完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分工制约制度、任职限制制度、重大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加强对基层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针对基层权力运行效能性监督,重点是要回应绩效考核指标内容科学性与考核基础信息失真问题,以及考核过程中基层政府博弈与投机问题,通过基层绩效考核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绩效考核的适度激励与适度问责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法治考核权重,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与效能监督制度。展望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的未来前景,本文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践行基层法治建设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基层法治建设需要正视法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推进基层法治过程中,既要旗帜鲜明批判“法治虚无主义”,也要警惕“法治浪漫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基层法治建设势在必行,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进程等不得。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层法治建设模式,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也急不得。本文认为,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背景、秉持法治现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立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基层法治建设之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

周慧慧^[3]（2019）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文中指出县域治,天下安。“县”作为我国城乡连接的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政府工作和依法治国的第一线,县级政府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在此背景下,县级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依法治国的全局状况和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这就将提升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摆在了更加突出与紧迫的位置。然而,考察县域治理实践,县级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非规施政现象依然存在,距离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法治政府的理想目标尚存较大差距。为此,我们不禁反思: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县级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力不从心?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出发,以理性官僚制等经典组织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公共行政合法性和公共行政有效性等重要议题,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进行实证考察。首先,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尝试构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模型,并在东部地区的M县和西部地区的N区两个县级政府实施问卷调查以获取样本数据。进一步针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本研究聚焦组织层面深入挖掘原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探讨组织层面的关键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本研究建构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测量模型有效成立,借助决策、执行、监督、绩效四个指标来反映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是可靠且有效的。另外,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组织层面上受到情境因素和行为因素的显着影响。具体而言,情境因素方面,目标清晰度和组织支持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法治型文化、威权领导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没有显着影响。行为因素方面,团队合作和政府回应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工作懈怠和工作破坏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没有显着影响。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组织目标清晰度,增加依法行政过程中的资源支持,加强县级政府内的团队合作,强化县级政府对民众和社会的回应等提升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对策建议。

李梦侠^[4]（2019）在《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基层执法能力”为核心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具体的执法经验,探讨在既有条件下,基层政府如何通过自我调适来补强行政执法能力,在此基础上寻求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方法。文章认为,探讨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运行实践与建设方向,关键在于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有基础性的认识。以国家能力、科层制为理论基础,以多个地区的执法实践为经验基础,文章从执法权运行、人员组织、财政保障、执法动机、执法互动五个理论维度来理解基层行政执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基层政府补强执法能力的机制进行解释,最后总结基层执法能力的结构,并在明晰执法能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建议。行政执法权的配置存在显着缺陷,弱化了基层的行政执法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来看,多数执法权没有被配置到乡镇层面,只停留在县级层面,直面基层社会的乡镇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基层站所缺乏执法权,致使执法工作渗透性不足;横向上来看,执法权的配置高度分工化、部门化、专业化,分殊林立的权力结构难以被整合,致使执法工作缺乏综合性。执法权配置的制度缺陷影响了常规执法模式的效度。为了克服执法权配置的缺陷,基层政府通过联合执法模式、综合执法模式、综合治理模式来强化执法效能、补强执法能力。上述执法模式及其相应的权力调控体现了基层政府克服制度缺陷的努力,其中党政体制为执法权的调控提供了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党政体制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具有强化作用。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齐的困境,基层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从社会中汲取人力资源,以提高执法能力。由于编制采用刚性的指标管理,因此基层政府很难通过补充公务员来充实执法人员数量,为了破解人员短缺给执法工作带来的困境,基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来组织人力。就政府内部而言,行政事业编制人员被纳入执法队伍,成为基层部门不可或缺的正式执法力量;通过合同聘用,大量的行政辅助人员被吸纳到执法队伍当中;通过政治动员和自愿参与,村社干部与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到执法工作当中。最终形成了“执法人员-辅助人员-协助人员”的队伍结构。执法队伍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专业化”是执法队伍未来的发展方向,立足于实践中的执法队伍结构,文章对“专业化”进行了重新理解,认为满足基层执法工作需求的“专业化”应包括政治性、技术性和经验性三个要素。立足于执法队伍结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建设是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可行思路。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财政保障不力的困境,主要表现是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能力难以满足执法工作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为了破解财政保障的困局,基层执法部门通过项目制获取必要的专项经费,通过选择性支出保障重点工作,通过“中心工作”制压缩执法的人力成本。三种应对措施背后体现了项目制、科层制和政治动员三种治理机制对基层财政困局的不同反应。执法的财政保障水平以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为基础,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水平,“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限制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晋升锦标赛体制则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支出方向,三个因素共同制约了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同时也限制了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在制约因素当中,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晋升锦标赛体制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只能从“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寻求提升基层政府财政活力的突破口。上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松动“乡财县管”制度有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财政活力,进而提升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力度。基层行政执法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目标替代”的困境,体制压力、部门利益和体制激励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法律规范,成为执法部门开展工作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在体制压力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偏向于依据上级部门的政策安排执行法律;在部门利益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倾向于依据部门本身的利益执行法律;在体制激励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热衷于容易凸显政绩的执法工作。科层组织所具有的自主性、层级结构和分工结构是“目标替代”得以存在的体制根源。“目标替代”消解了依法行政,生成了依法行政的实践困境。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加强依法行政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应有之意,然而由于缺乏激励功能,依法行政在基层难以从理念走向实践。以贯彻依法行政为目的,各级党委政府应该重视政治教化对于法治的推进作用,通过作风建设将依法行政的理念外部化、行为化。执法互动最大的困境在于执法部门对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缺乏回应性,国家对于社会的吸纳、国家的社会控制因此受到影响。执法部门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存在着三种模式:压制型模式、俘获型模式和妥协型模式。压制型模式体现了执法部门对社会较强的控制力,但因为缺乏回应性而频繁陷入“维稳”困局;俘获型模式通过吸纳地方精英来贯彻执法意图,执法部门因此注重回应地方精英的需求,致使基层社会出现“精英俘获国家”的现象;妥协型模式能够让执法具备一定的回应性,但是容易弱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模糊的“委托-代理”结构、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灵活变通的执行传统和结果导向的激励结构共同构成了三种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空间。回应型的执法互动模式有助于回应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有助于法治意识的传播和国家的社会控制。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基层的行政执法体制具有适应性,该特性使得基层政府及其执法部门能够在既有条件下对执法能力进行补强,但是这种补强的作用有限,依据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结构,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变革是建设执法能力的可行方式。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由执法权调控能力、人员组织能力、财政保障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互动能力构成;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复杂构成说明执法能力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提升行政执法能力需要从复杂的制约因素入手。相应地,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议。

谢能重^[5]（2018）在《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研究 ——以G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难点和关键,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及“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基本路径。有组织就有管理及目标,“以评促建”符合组织管理和激励原理,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有效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依法行政考评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动力。在考评体系中,社会评议成为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各地政府实践中反映集中的实际难题。在社会评议中,公众参与及公众满意度评价的民主性、科学性有赖于社会透明开放、公众理性表达,以及调查技术成熟可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基于依法行政的专业属性,弥补公众评价的局限,专家评议更能体现专业理性,在社会评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力图从价值和技术层面,依据地方实践及实证经验,探讨两者功能边界及其互补互证的关系,旨在为完善社会评议体系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涉及法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理论方法。通过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探讨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公众满意度评价与专家评议的法理依据、体系结构和现实条件。首先,研究立足于民主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理论、法治政府评价理论和政府绩效评价理论,认为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应体现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导向,构建“政府主导-第三方实施-公众满意度评价-专家评议”的组织体系。其次,研究认为,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现公众参与的民主性和目的性,但公众参与表面化与形式化弱化了评价的民主价值,评价大众化与依法行政的专业性形成矛盾;专家评议弥补公众评价之短,体现专业性与针对性,但专家的技术理性有赖于开放透明的社会环境,确保专家的中立性离不开评价主体的独立性。由此,政府内部主导的社会评议既要发挥二者互补互证的功能,更要引入第三方行使实施权。当然,确保评价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化和公信力,独立第三方评价（作为评价主体）不可或缺。本研究的创新:一是创新构建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体系。社会评议是依法行政考评的核心问题,确保考评的功能发挥绕不开公众满意度与专家评议及其关系,基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研究在明晰公众满意度评价与专家评议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互补互证的评价体系;二是创新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理念导向。依法行政考评及其社会评议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在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本项研究引入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弥补目标式考评不足,增强社会评议的民主性和法治价值。

孙璇^[6]（2017）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以陕西J县为例》文中指出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层级一般有四级,分别是省、市、县、乡（镇）。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是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开展情况的直接体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国的大政策下能否顺利实施,直接决定因素是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随着我国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推进,县级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实行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成绩。但是,因为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项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还是困难重重,比如现行的行政体系管理不顺畅、政府的职能转变认识不到位、缺乏足够的法制监管力度等等。本文以法治政府理论、有限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比较分析法、深度访谈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并以J县政府为研究对象进行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J县依法行政现状的研究,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如J县还存在行政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依法行政工作体制不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不完善、传统落后观念的不良影响较大等问题,具体则表现为行政行为的不合程序、不合法律法规及部门权责不一致等。从县级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外部环境改进,进一步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强化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管理水平和评估机制的建立等角度,对J县政府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给出建议。从J县政府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研究出发,由点及面,以期能够对我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对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陈灏^[7]（2017）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T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依法行政作为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更是实现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我国省-市-县-镇四级地方政府层级设置中,县级政府处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基础环节,是依法行政的前沿阵地。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设情况直接影响着全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发展,全面分析我国县级政府当前在依法行政上的建设情况,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观念比较淡薄,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需要更加完善健全,对依法行政的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的影响着我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设,所以必须从观念、制度、执行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格加以落实改变。本文在论述方面首先概括了我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现状,其次分析出依法行政问题背后的原因,最后结合当前工作实际提出了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建设的对策和建议,希望能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提出意见和参考。

张柳琦^[8]（2017）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测评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Y区为例》文中提出县级政府作为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与制度的具体执行机关,着力提升其依法行政能力关系到推进我国依法行政建设的总体进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分为认知力、体系力、行为力三个方面,认知力是指政府对依法行政观念的认知能力,即县级政府具备学习并理解法律、法规的能力,认知力是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体系力是指县级政府建立健全的依法行政组织和制度体系的能力,县级政府体系力是依法行政的保障;行为力是指县级政府在实施决策、执行、监督或其他行政行为时,按照法律程序,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能力,行为力是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效果的直接体现。以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概念为出发点,结合国内各省市的依法行政考评体系、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及县级政府实际管理情况,可以设置依法行政观念、依法行政知识、依法行政组织保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依法行政决策力、依法行政执行力、依法行政监督力等七项具体指标,建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测评体系,以此来考察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总体情况。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三个维度、七项指标的基础上,以问卷调查法为基础,结合访谈调查法、资料分析法对海口市Y区依法行政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可知,Y区重视依法行政工作,树立了依法行政观念,加强依法行政组织保障,依法行政制度建设较为完善,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有较强的依法行政行为力。与此同时,Y区也存在部分部门不重视依法行政建设,对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下属乡镇政府关于依法行政的考评体系不完善,执法机关还未严格按照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要求进行执法等具体问题。要提高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需要从提高认知力、完善体系力、规范行为力三个方面着手,树立行政人员依法行政观念,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强化依法行政组织保障,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依法规范决策行为、执行行为、监督行为,全方位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

赵倩^[9]（2018）在《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级政府在中国隶属地方行政机关体系,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重要实施主体,其依法行政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时代中国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落实程度和加快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推进历程。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需要有完善的动力机制予以驱动激活。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指的是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这个动力系统中,关于推动依法行政的各种力量的内部结构和形成机理。将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若干动因与其所依附的主体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进行联结、整合,以形成各种可以驱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这个行为运动和发展的动力,对这些动力的形成过程及其作用方式和运行机理的分析研究,就是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内生动因和外在动因分别进行分析,并将其与这些动因所依附的主体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进行联结和整合,分析当前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导向型牵引力、监督型压力、激励型动力、保障型动力这四种动力的形成方式及作用机理,以研究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导向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以及保障机制的形成。当然,对动力机制的研究不能仅讨论其形成原理,还必须对其运行过程进行分析阐释。结合动力机制的形成以及当前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实际可知,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的运行必须经过动力开发、动力转化、动力培育、动力反馈四个关键阶段,在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后,就需要对这些机制从纵向和横向上分别进行整合,以充分发挥动力系统的整体效能。结合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实际,以及动力机制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的动力匮乏的现实困境提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优化与创新的四种机制设计,从而为当前推动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提供实践层面的指导。

姚锐敏,王杰^[10]（2016）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调查表明,推动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务员的法治信仰和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上级对依法行政的监督考核、县委对依法行政的重视、县人大的监督、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公民的维权行动、民间组织的推动。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强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当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存在内部驱动力相对不足、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纵向动力、动力的能量释放途径和方式不够合理等突出问题。培育公务员的法治信仰、大力开发社会民间动力、强化正向激励机制,是增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的现实途径。

二、县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县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研究 ——以G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以陕西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T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测评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Y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县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基层政府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研究[D]. 翟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个县级政府的问卷调查[D]. 周慧慧.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4]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D]. 李梦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依法行政考评社会评议研究 ——以G省为例[D]. 谢能重.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6]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以陕西J县为例[D]. 孙璇. 西北大学, 2017(07)
• [7]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T区为例[D]. 陈灏. 山东农业大学, 2017(07)
• [8]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测评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海口市Y区为例[D]. 张柳琦. 湘潭大学, 2017(02)
• [9]中国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机制研究[D]. 赵倩.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8(01)
• [10]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分析[J]. 姚锐敏,王杰. 中州学刊,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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