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翻译中的“信、信、雅”——评《红字》两个版本

一、也谈翻译中的"信、达、雅"——评《红字》的两种译本（论文文献综述）

刘思佳^[1]（2018）在《英译王维诗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宇文所安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中国古典诗歌愈发得到了西方的认可,因此,很多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国家的语言文字。目前,文学翻译的研究范围中,文化研究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源于当前国内的译者将文学翻译的研究目光转向了其与文化思想的结合研究。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璀璨的一颗恒星。他以独特的诗才、画才和乐才为后代文人骚客所传颂,其诗才同样吸引了现当代各国翻译家的目光。本文通过对许渊冲与宇文所安的英译王维诗歌的文本进行对比,从译者和译本两大方面展现中国与西方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契合与差异,并试分析产生差异的思维方式的根源。本文包括绪论、文章主体内容以及结语五部分。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研究方法和思路四个部分进行论述,本部分充分阐明选题依据及意义,理清行文逻辑,为正文部分提供框架支撑。正文的第一部分就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译者主体性进行对比研究。首先,两位译者在翻译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传播中国古典诗歌,繁荣世界文学与文化。其次,因国别差异,两位译者为达到翻译目的所运用的翻译理论则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性,许渊冲奉行“三美”的翻译标准、“三化”的翻译方法,宇文所安则通过英语语体标准对汉语诗歌的不同风格进行了区分。因此,译文存在一定差异性。第二部分针对英译王维诗的译文进行对比研究。首先就选词进行对比,包括诗歌标题和诗歌内容、诗歌中的选词两方面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出许渊冲更倾向于意译,宇文所安较之于许渊冲更注重逐字翻译。其次,从王维诗歌画意特征的再现方面对比,主要通过空间布局、色彩表现、画意动静等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两译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许渊冲的译法较为灵活,译文表达的内容倾向于译出原诗的内在美,宇文所安注重传递原诗的字面含义,其译诗倾向于保留原诗字面风貌。最后,从王维诗歌禅意境界的再现方面对比两译本的翻译效果,分别通过禅宗词汇的选用、禅宗意象的再现方式、禅宗境界的再现程度三个方面的对比表明译文的差异性。第三部分就许渊冲译本和宇文所安译本的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产生不同译本的原因之一是译者所所根植的民族文化的差异,即东西方思维方式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的差异,许渊冲和宇文所安分别以本民族文化作为根基,因此也写就了不同的译本,并体现在译者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和各自的翻译作品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括,说明两译本存在差异诸多方面,而译文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则是东西方文化中思维方式的差异。

曹媛媛^[2]（2016）在《从翻译标准看《红字》两个译本的翻译》文中研究说明《红字》译本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译本,主要分为花山文艺版和译林版。虽然两种不同的翻译译本存在较大的区别,但是仍然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通过对两种不同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复译存在的隐藏消极因素。因此,从翻译标准角度出发,积极探讨了《红字》两个译本的翻译实况。

陈玲华^[3]（2015）在《操纵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文学翻译不仅受到文本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文本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译者不是在真空中翻译，因此译者通常会对原文本做出适当的调整，来使译文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符。从而能够使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使译文最大限度地被大多数读者接受。《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一场恋爱悲剧。它被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许多外国翻译者纷纷将其翻译成各国语言。到目前为止，仅汉译本就多达34种之多。本论文以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选取了《红字》两个汉译本（1954年韩侍桁译本和1996年姚乃强译本）展开深入对比研究。本文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比分析《红字》的两个汉译本，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影响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不同时代的译者，对于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在措辞、句法、甚至是篇章结构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相比姚译本，韩译本受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更为明显。姚译本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诞生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其影响的烙印没那么深。由于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个译本在措辞方面有很大差异，都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韩译本的平均句长要比姚译本更长一些，表明了韩译本更倾向于直译，而姚译本更倾向于意译。在篇章层面，韩译本直接删去了小说的序言，而姚译本则保留了序言。据此可以推测，美国文学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以及译者自身对于序言重要性的判断影响了译者究竟是删去序言还是保留序言。除了引言和结语部分，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红字》及其汉译本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概述了操纵理论，重点介绍了意识形态和诗学这两个重要概念；第三章是本论文的主体，结合操纵理论，利用典型例子并辅以一些图表，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两个汉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个译本不能简单地评出孰优孰劣，而应该把它们放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时代背景下，它们的存在都是可以理解的。

陆颖^[4]（2014）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三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三,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陈飞^[5]（2013）在《操控理论下《红字》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认为相较传统翻译在语言学范畴内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寻求对等；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范畴下的操控理论探寻的是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在译介过程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贯穿着《红字》译介的始终，让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译本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展现的是不同的文学语言和差异显着的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不是传统翻译上的错译和误译，而是原文的“来生”，是原文得以存续和流传的特质，因而值得赞颂而不是诅咒。本文运用译介学的最新理论——操控论对《红字》在民国后期、解放初期、改革开放以后三个时期的代表性译介，张梦麟译本、韩侍桁译本、苏福忠译本，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方面的译介予以考察。尽可能解读导致各译本差异的时代因素、译者个人因素和民族文化因素。毕竟翻译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下进行，而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和被接受。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一些研究基本状况予以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二章。针对目前众说纷纭操控论思想予以详细的考察说明并对《红字》的历年译介史作一记录性回顾，选出本文论述译本对象并陈述选择译本缘由。第三部分为三、四、五章。运用操控论的三因素界定，分别对《红字》译本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操控下的不同文学、诗学方面的差异性体现予以详细的论述。

魏莹^[6]（2013）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的翻译研究通常关注原文本及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并尝试制定一系列规定性原则来规范译者的行为。上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趋势的出现,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吉迪恩·图里提出了新的翻译研究理论——翻译规范理论。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图里试图找出影响整个翻译过程的翻译规范。他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认为翻译是受规范支配的活动。通过遵守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不同时期的译者会在同样原文本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同风貌的译本。作为享誉中外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红字》自1934年首次在中国译介后便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很多关注。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为小说中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写作手法及深刻的小说主题所吸引,因此出现了不少的中文译本。在这些译本中,1945年韩侍桁版本和1998年出版的姚乃强版本无疑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译本,同时也反映出了不同时期的翻译规范。本文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通过对两个中译本的分析,试图去探索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中的哪些要素影响了两个译者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规范在宏观和微观方面是怎样影响译者的翻译过程。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论文试图去重建影响译者不同翻译结果的规范,并研究了不同的翻译规范对其翻译过程的影响。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最终得出结论,两位处于不同历史时代背景的译者因为遵守了不同的翻译规范,从而产生了译自相同文本的不同翻译作品,其不同特征主要表现在翻译的完整性、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三个方面。同时,受翻译规范的影响,韩侍桁译本和姚乃强译本也都呈现出了译者对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充分尊重。由此可见,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可以客观全面地研究译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翻译活动,为揭示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译者的翻译成果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论文包括共五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作者从阐释学、女性主义等视角,回顾了《红字》翻译研究状况,并指出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及论文的必要性。第二章是理论框架部分。开始简要回顾了描述翻译理论的发展,重点介绍了图里翻译理论。并详细介绍了图里翻译理论中“规范”的定义及其分类：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三章对《红字》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指导下,论文试图去重建影响译者不同翻译结果的规范,并研究了不同的翻译规范对其翻译过程的影响。第四章在前文分析基础上主要探讨在翻译规范影响下,韩侍桁译本和姚乃强译本所呈现出的相同特征和不同特征。针对相同特征,本文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尊重来论述。本文从翻译的完整性、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了两个译本的不同特征。论文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及论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借此,本论文希望可以为《红字》的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崔琳娜^[7]（2011）在《语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翻译和语境息息相关。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的理解原文和在译文中恰当的表达都离不开语境。翻译涉及原语和目标语在意义上的对等,而意义受制于各种语言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意义的对等就是两种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功能的对等。因此,译者应尽可能复现原文的语境特征,并照顾译文的语境特征,从而最大程度传递原文语境的意义和功能。《红字》是十九世纪杰出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小说以其思想性、艺术性近乎完美的谐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原文有着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因此要想在译文中复现原文的语境特征,传达正确的意义和功能,译者必须对原文语境特征进行详细而准确的分析。《红字》在国内的译介历史虽长,译本多,但《红字》的翻译研究却不多见,还没从语境角度对《红字》的中译本进行过比较分析。本文在批判性回顾了韩礼德语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彭利元教授关于语境三要素的新观点,从语境特殊性的角度对比侍桁和姚乃强两个译本在宗教、文化、语气和修辞等方面是否再现了原文的语境。最后论文指出,语境理论可用来分析探讨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了解语境的一般性之外,更要关注语境的特殊性,从而提高译文的准确度。

刘桂兰^[8]（2011）在《论重译的世俗化取向 ——在翻译活动与价值实现的交合点上》文中认为本课题基于译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从一元规范到二元对立向多元系统的发展态势和必然,翻译研究从学术话语的边缘逐步趋向中心、从隶属于语言学和文学的“亚学科”走向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发展,旨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本位研究的文本回归出发,以翻译研究的成品即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反复受到译介的文学经典所构制的文本以及多个译本,进行文本形式与内容各要素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辨别重译文本生成和演变过程中的世俗化取向和现实意义。论文既关注传统的译本语言对比,更关注多译本之间的联系,而从译本差异中寻找一本多译间的互文互照、和融共存的世俗化轨迹。本文借用“世俗化”这一概念来说明重译事件的价值取向,指出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合时”和“入世”的特点,它是重译活动适应时世的价值取向。论文以文本理论、翻译功能目的论、“深度翻译”等理论和“陌生化”诗学追求为依据,以重译文本研究为中心,从重译文本的外延和内涵、形式与内容、译者主体和译品评判等多向度展开论述和求证重译文本的世俗化取向,即分析重译文本世俗化取向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社会效果。通过多译本、重译本的个案分析和定量例举,说明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文本分布于同一译语中不同译者的个体风格差异,以及作为重译群体的总体特征;突出前后翻译文本历经文化启蒙、发展、和复兴繁荣的不同时期,通过改写、编译、重述等方式所呈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从“改编”到“重写”、从文化实用性翻译到政治诠释性翻译到商业多元化翻译的世俗化发展历程;构织翻译个体和翻译群体合力作用下的全译本运动,从而说明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的趋世向俗的结果,即在翻译活动与价值实现交合点上的世俗化取向。论文一方面说明重译文本通过展示各译家技路的不同,找到各自译本存在的理由和其自身建构的理据。另一方面由此进一步说明多译本受制于功能目的论的指导。论文中所列举的译例都旨在说明译本自变与他变的延移过程。译本语言、译本外形、译者手法、译本服务对象等的世俗化变异反映出合力作用下翻译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中英互译领域,翻译语言是越来越自白通晓,阐释是越来越全面深刻,译本的容量是越来越宽阔,翻译技法是越来越需要奇巧新颖。重译的世俗化取向是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属性和要求。一方面,译本的可读性要求和翻译行为对文本制造的“明晰化”效果,使得翻译文本逐渐走向通俗化、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文学的艺术性本质要求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审美性,促使翻译文本也有走向陌生化的艺术追求。读者群中的高端阅读强调文学作品的“功用性”,而普通读者群则要求文学作品的“趣味性”或“娱乐性”,这种两极走向使得译者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出路、在异化与归化中寻求发展、在直译与意译中寻取平衡、在主体个性张扬和适应读者及接受环境中求得和谐。最后论文归结“重译在语言文化双道上的世俗化取向——文以载道、译有所为”的主题。论文第一章为引论;第三至第六章为本论;第七章为结论。第一章论文要素简述。首先界定论题及其关键词,介绍整个研究的源起,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选题原因、定向,简要概括论文的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及论证方法、工具等。其后是翻译研究鸟瞰。对已有的国内外的研究动向作了一个整体性回顾,对本论题涉及的国内外译学研究理论与实践作了基本归纳,本章还特别把本论文的理论支持抽取出来作为论文展开论述的重要依托。第二章讨论重译内容的世俗化取向。在重译文本的内部研究中,也就是针对多译本的内容的实证研究,论文以二十世纪前期、中期、后期的三个时段划分,分别论述文学意识形态和翻译题材选择上的世俗化取向。实际上,不同时期译本的译者主体一直都“在场”,而且不同时代译者显形显能的方式不同,因此,文化启蒙、发展和复兴以及繁荣时期通过改写、编译、重述等方式所显现出来的译本内容会有重点的偏移。第三章阐释重译规范的世俗化取向,即在翻译规范指导下的重译策略和重译方法研究。讨论重译文本在语言与文化策略选择上的双向世俗化,也就是说明重译文本世俗化取向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文本内外两方面探寻译本世俗化的规约:翻译中文内语言策略的世俗化和翻译中文外文化策略的世俗化。不同译本的不同翻译规范制约和不同的策略选择,共同构成原文本到译文本的重译环节,不同译本的规范机制相互之间既有相同的规律性存在,也有相异的合理性分布。第四章论述重译形态的世俗化取向,针对文本范畴的扩大,拟对重译文本从其外部结构上进行研究。论述多译文本客观存在构成上的世俗化取向,首先引入多译本、全译本、主文本、副文本等概念,然后从多译本的历时性演生、多译本的共时性衍生互存、多译本演生的后效三方面阐发求证。不同时期的译文本在形式结构上是有变化的,由此引出本文论述的包括主文本和副文本在内的全译本的说法,并阐发多重译本的生产过程:初译的文本改写、再译的文本还原、重译的文本衍生,这样的历史生成创造了重译本的后起生命,构筑了多译本的互补存在,译本的不同生产都有其世俗化的取向。对于重译文本的形成机制研究寓于重译形态的历时性演生和共时性衍生的研究中,也就是从译者主体性、文化诗学、意识形态和历史时代多个视角探寻重译的成因和必要与必然。由此得出结论:翻译中的重译文本是对不同层面的个体经验、历史变迁、现实多元的重写的载体,是世俗化的结果。第五章阐述重译主体的世俗化取向。本章主题为多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操作,其目的在于探讨重译文本世俗化取向产生的原因。首先对多译本译者主体进行了群体与个体的划分,追溯重译文本中不同语义内涵的异变趋向,并把重译另类主体纳入本研究之中。多译本创作主体群分三类:本土译家与外域汉学译家、作家型翻译与学者型翻译、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通过描述不同类别译家的同译作品现象,以及对译家异译策略和风格的比较分析,说明不同译家对同一原文本的不同理解和翻译。多译本创作主体的另类包括作者自译、同一译家对同一作品的前后完善。可以说,世俗化取向对译者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译者既要有学者型研究型的严谨的治学风范,又需具备灵性的有创作能力的和感知能力的作家素养。第六章论述重译评判的世俗化取向。展开对多译结果的阐述——译品社会评判的世俗化取向,或者说是重译文本世俗化取向的社会效果。通过不同译家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变异、同一译家对同一作品的前后完善,从文学作品多译的语料以及个案分析中探讨重译文本中的不同语言转换机制和语言风格;从散文重译突出闲散性、戏剧重译突出娱乐性、小说重译突出实验性、诗歌重译突出像似性四个方面,进行基于一定语料的分析和佐证;通过重译文本中意象再现之返真、形象塑造之落实、意趣表达之取巧,重构并呈现重译文本的审美效应的世俗化。第七章既对重译文本的合时入世作了归结,又对重译文本研究的延伸、多译文本的文本价值和重译功用进行进一层的演绎,全文题旨最终归结为“语言策略的世俗化取向——文以载道;文化策略的世俗化取向——译有所为”。无论是译本的共时比较还是历时变迁,译本本身都负载着原文的信息码,承受着来自现存先有文本的制约,涂抹上了现代社会的色彩,也试图在找寻它的现代发展形式和社会走向。译本以及译本的创造者对应着社会进步所急需的角色和使命,一方面呈现着现代社会必备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由此而产生的世俗化特征。无论是译本的呈现形式,还是译者主体的策略选择,还是译品的最终存在和后起生命,都仰仗于而且旨归于各自的世俗化取向。最后通过探索性的建模研究,尝试通过多译本的发生发展和共生机制模拟出译本的共通结构和文本形式,以及反映重译文本在内容上对前译本的规避策略和创新途径。本论文创新之处在于从译本的不同之处寻找规律、归纳分析群体共性和主体个性。超越译文的优劣评价,客观地看待不同译本背后的潜存规律,充分肯定各自的取道及其世俗化倾向。具体而言,本研究在观点上提出了重译世俗化取向的说法,为“明晰化”假说即“显化、简化、范化”之说补充了“世俗化”这一具体呈现方式,对重译活动的价值取向做了总体性的整合出新;在论据上,本论文对从事一本多译的不同译家作了群类划分,突出了作家型翻译和学者型翻译的差别,提出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在论证方法上,本论文结合翻译学理论、文化学理论和文学诗学理论阐述论证,尝试在较为广阔的视野上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考察。

简丽^[9]（2010）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傅东华译《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着名翻译学家傅东华（1893—1971）是第一位将美国畅销小说"Gone with the Wind"（《飘》）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译者。长期来,翻译批评家们对他这部译作中过于归化的翻译、大量删节等“不忠”现象始终持批评态度。然而,大多数评论都属于静态片面的评价,缺乏一个更加宏观、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缺乏对文本类型、翻译目的、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读者需求和接受水平等诸多重要因素的综合考虑。当代德国功能翻译派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决定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译者应对整个翻译行为负责,既要忠于原文和原作者,又要忠于目标语读者和翻译发起者。这些观点对我们客观而公正地评价译作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本文作者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托,主要从文本类型理论、目的论、功能加忠诚原则三方面着手,同时参照阐释学和影响研究的有关理论,全面探究傅译《飘》的翻译风格。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和比较研究法,通过大量的例证,综合评价傅东华翻译《飘》时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而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归化,考证他实现归化策略的合理性,以及这种归化翻译策略下傅译《飘》的译文之美,同时也说明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高玉兰^[10]（2010）在《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翻译指将一种文化向别种文化译介的过程,包括对原文中特有文化因素的翻译,以达到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对话。论文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研究文化翻译,对文化翻译进行解构。论文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语料,以中西思维差异对比为手段,揭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翻译的制约,研究译者及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从对称谓语和家族文化词的处理上总结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论文通过具体语料分析,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解构各译本因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表现出来的译者的主体性、译本的开放性,揭示了文化翻译存在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一种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文化的综合性活动,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片面的视角,而应当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九十年代末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将文化与翻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互动转向的关系。文化翻译不再把翻译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或是一种单纯两种语言文本的交互,而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里予以探讨和研究。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解构主义否定西方传统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结构主义,主张建立多元的、开放的体制,改变传统的固有模式；另外,解构主义翻译观在译学中打破一元中心的思维模式,强调一个作品可以有多个译本,译文不必拘泥于原文的意义,译作具有相对于原作的独立性、译者应充分发挥创造性并且享有与原文作者同样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在对文本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重要的是求异,而不是求同。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阅读过程的开放性,但文化翻译研究不能只看到解构主义颠覆、拆解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解构之后的建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文从解构主义的哲学起源入手,通过对德里达译论的解析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分析,比较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译论的异同,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一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化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解构中蕴涵着文本的创新,翻译赋予原文生命,“延异”暗含人的主体性。论文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对文化翻译进行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运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文化翻译问题。语言被视作统一的社会文化构成,是文化的载体,并使其与其他文化有所区分,而翻译则以语言（或文本）为依归,是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活动。两种文化通过交流拓展了彼此的视界,从而形成了共同的视界。视界的拓展过程,即是一个不断解构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解构的过程。在每种文化里,总有弥布于文化中的普遍的价值观,即“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具有规范性质。中西文化在伦理道德、历史文化背景、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价值观的差异。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奠定在“天人相分”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是奠定在“天人合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二者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迥然不同。论文从中西方思维差异角度,梳理中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对翻译的影响,探讨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不同时期的译者可以根据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翻译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信息转换与交流活动,既是语言转换的过程,也是文化的移植和传播过程。翻译活动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个方面。译者的文化取向和策略决定译本的定位和风格,读者的反馈是建立在译者的翻译选择上,因此译者的地位非常重要。而读者的多层次性和阅读目的多重性,客观上要求译本在文化翻译策略上的多样性。此外,文本的很多因素在文化框架下影响着读者的预期和接受。因此,论文分别从译者、文本、读者角度对影响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体现解构主义翻译观文本的开放性,译者的主体性。翻译中如何处理源语承载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源语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是译界关注的问题。韦努蒂提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异化具有源语文化取向,而归化则具有译语文化取向。《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译介对文化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文化翻译的研究提供了语料,两个全译本的不同翻译又受制于各自相关的文化因素。论文以《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杨译和霍译在处理具体文化翻译时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杨译倾向于异化策略而霍译多采用归化策略,杨译偏重源语文化的翻译及霍译偏重译入语文化的翻译都属于文化翻译,但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角度都是相对的。由于翻译方法的不同,译本会表现出在翻译策略上程度不同的倾向,同时不同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决定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在研究中,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中西文化翻译不同阶段的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梳理,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对文化翻译过程中影响策略选择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随后对相关语料进行了对比,以随机抽取的体现文化差异的称谓文化词和家族文化词为对象,分析并比较了处于不同文化层面的文化词在不同译者笔下的翻译策略,揭示了不同译者在各自文化处理上的倾向,并揭示各译本之间的差异和互补。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包括绪论、四个章节和结束语。分别为第一章文化翻译与中西文化差异,第二章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化翻译的解构,第三章《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翻译解构,第四章《红楼梦》英译本文化翻译语料对比。各章构成互为联系和支撑的整体,并按照背景、理论、视角和方法,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研究体系。绪论介绍论文研究的目的和现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论文的结构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阐述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并使其与其他文化有所区分,而翻译则以语言为依归,是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活动,是推动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工具。论文首先对文化翻译的定义进行了回顾,介绍了文化翻译研究现状,对文化翻译研究作了述评,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其次,论文从中西文化渊源、中西哲学思想与文化、中西价值观及审美观入手,对比中西文化和思维的差异,分析文化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通过中西方思维和文化差异的对比,说明不同译者各自独特的文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的翻译,是所有需要与其他文化交往的文化需要面临的问题,而文化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理解和策略的选择。论文第二章从翻译活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文本、译者和读者的角度,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对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解构。论文首先阐述其理论依据——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翻译观以及与文化翻译的关系。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的意义已不在原文本身,而在与他者所构成的差异关系中；译者所做就同原作者所做一样,都是对现有文本的改写,原文要想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它的“来世”还必须借助译文；翻译研究的重点不在语言符号本身,而在与其构成差异关系的他者上,翻译研究的视阈被扩展了。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认为这种策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论文通过对比传统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分析该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解释力。本章重点是基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文化翻译的解构,论文从译者的价值观、文化取向、译者风格等方面解构译者的主体性；从译文语言的文化、延异、语境等解构译文；从读者的文化喜好、审美意识、接受性等方面解构文化翻译的读者作用。文化翻译是译者翻译动机的产物,是译者主体性及其文化操作共同作用下的最终产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同时又能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去顺应这些制约因素,为翻译实践服务。论文在第三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文译本为例分析翻译的文化策略。对比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立场和社会环境,对比不同读者的阅读目的、接受层次和文化背景,同时对《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文化翻译进行解构,重点是对《红楼梦》英译本中称谓文化与家族文化的差异进行解构。由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目标读者的不同,译者的策略选择也有所不同。翻译的文化策略指译者处理文化差异时在归化和异化之间进行选择的倾向性。本章在对比《红楼梦》不同译本及分析不同译者的文化策略后指出,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带来的策略多样性,不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且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论文对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因文化翻译策略不同而产生的译文差异性和多样性。论文在第四章采用了语料库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实例对多译本之间的互补关系及其翻译策略进行比较研究。论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部分词频进行了统计,对体现译文风格特点的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对具有典型文化特色的称谓语进行词频对照；同时对译文中的亲属称谓、非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进行详尽的对比,对不同译本中所使用的具体翻译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原着与译作的文化差异,对比两个英译本翻译的策略和读者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内容、形式和文化上的互补性进行了论述。结束语对全篇进行了总结,论文从中西思维差异的视角,借助解构主义翻译观,从称谓语文化词汇这一层面解构了文化翻译策略以及在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比较两种译文的风格和特点,同时提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决定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翻译活动中,应鼓励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论文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更倾向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而杨宪益夫妇则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的原有形式。正是由于策略倾向的不同,使两者构成了良好的互补。依据解构主义翻译观,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论文总结了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因素：译者对作者和文本文化属性的了解；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译者的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和期待视野；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译者的策略选择和方法运用等。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翻译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论文通过对《红楼梦》中具体文化翻译文本的分析,从历时和文化角度研究翻译中译者和读者的文化取向、社会环境、思维差异和翻译策略。论文对杨译和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进行历时性地解构,两个译本都是解构主义“语义开放”理论的具体体现。通过两译本的对比分析,论述了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中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探索《红楼梦》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和翻译。重点是体现译者的主体性、译文语言的延异和历时、读者的历时性解读对文化翻译及其策略选择的影响和制约。虽然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也谈翻译中的"信、达、雅"——评《红字》的两种译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也谈翻译中的"信、达、雅"——评《红字》的两种译本（论文提纲范文）

（1）英译王维诗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宇文所安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从翻译标准看《红字》两个译本的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3）操纵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操控理论下《红字》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语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重译的世俗化取向 ——在翻译活动与价值实现的交合点上（论文提纲范文）

（9）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傅东华译《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也谈翻译中的"信、达、雅"——评《红字》的两种译本（论文参考文献）

• [1]英译王维诗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宇文所安译本为例[D]. 刘思佳.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 [2]从翻译标准看《红字》两个译本的翻译[J]. 曹媛媛. 新课程(下), 2016(04)
• [3]操纵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汉译本比较研究[D]. 陈玲华. 浙江财经大学, 2015(05)
• [4]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D]. 陆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5]操控理论下《红字》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陈飞. 重庆师范大学, 2013(01)
• [6]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研究[D]. 魏莹. 郑州大学, 2013(11)
• [7]语境理论视角下《红字》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D]. 崔琳娜. 湖南工业大学, 2011(06)
• [8]论重译的世俗化取向 ——在翻译活动与价值实现的交合点上[D]. 刘桂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04)
• [9]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傅东华译《飘》研究[D]. 简丽. 中南大学, 2010(02)
• [10]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D]. 高玉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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