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市1999～2001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姝[1]（2020）在《清代女性观剧研究》文中指出女性观剧是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面相,举凡与女性观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均属本文研究的范畴。女性观剧现象既增添了戏曲接受的女性视角,又丰富了古代妇女研究的戏曲视角,是对戏曲领域的性别关照,也是性别研究中的戏曲维度,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女性观剧研究围绕谁在看?在哪看?怎么看?看什么?能不能看?看了以后会怎样?人们如何看待女性观剧现象?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量搜集整理与女性观剧现象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遗存和民俗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戏曲学、女性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清代女性观众类型及观剧需求、观剧场所及设施、观剧习俗、观剧内容、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等方面,作一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第一章围绕谁在看的问题,从戏曲受众的角度,将清代女性观众分为宫廷、仕宦、平民、青楼、其他女性类型,并就每一类女性观众自身的特点及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做了探讨。从清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家庭角色和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女性观剧的交际、娱乐、追星、服装展示等观剧需求。认为娱乐和交际需求是女性观剧的普遍需求,而女性靓装炫服的观剧行为,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具有特殊的性别含义。是女性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女性观众对于不同性别伶人的追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多种观剧需求共同促成了清代女性观剧的盛行。第二章围绕在哪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场及设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与男性同观时,是共用一个剧场空间,特殊之处在于,各类剧场中均设置了供女性观剧的专门设施。尤以神庙剧场所存看楼,看台,女台、女厂、女亭等保存完整。女性观剧设施创设的原因,既是剧场性增强,对女性观剧行为的重视的结果,也有严男女之大防、照顾女性及牟取利益等考虑。高平市良户村田宅专门女眷观剧场所的遗存,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女性垂帘观剧现象及剧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清末北京金鱼胡同尼庵演剧的女性专场,尼庵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观剧空间,则表现出受到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影响的特征。第三章围绕怎么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的定戏、点戏、看戏、赏赐、禁忌习俗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观剧习俗深受传统礼教和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制约的影响,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观剧习俗的复杂面貌,尤以女性观剧禁忌习俗表现鲜明,女性观剧禁忌是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双重标准的结合,根源在于女性特殊生理特征而产生的普遍的“厌女情结”和“女性不洁”之观念。河南新安芦院村禁忌女性观剧年龄碑刻的发现,禁忌15-50岁女性白天观剧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女性月经禁忌和生育禁忌的影响明显。第四章围绕看什么的问题,就女性观剧内容进行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出身、审美趣味等差异,决定了女性观剧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女性作为同一性别群体,观剧内容上又存在很大的普适性。另外,文献中对女性观剧内容的载录,又呈现出基于性别、阶层差异的种种不均衡性。第五章围绕社会各界对女性观剧的态度进行讨论,大致分为反对与排斥,支持与赞同、犹豫与矛盾、中立与客观四种态度。本文就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的身份、目的、社会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持反对态度的多从维持风化的目的出发,而持赞同态度的多出于一些开明人士对妻女等的宠溺和孝亲角度考虑,持犹豫态度者多与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有关,而外籍来华人员,对女性观剧多客观中立。
孙蕊[2]（2020）在《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区域选定晋陕蒙宁地区,即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四个省份,通过描述区域整体、省级尺度及地市尺度的医疗资源和居民健康的时空分布,来分析二者的时空关系,是对区域医疗健康问题的研究,也是对健康地理学研究内容的深化。文中选取医疗卫生机构数、医疗卫生床位数、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作为医疗卫生资源研究中的指标,选取平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为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首先分析了医疗卫生资源和居民健康各指标的时空分布,进而通过熵值法测定权重分别构建了人均、地均医疗卫生资源评价体系和居民健康水平评价体系,并探讨其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情况,并运用spss及ArcGIS实现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得到研究结果如下:（1）晋陕蒙宁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在1990年到2015年间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其中山西和陕西二省居多,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南高北低。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存在个别地市降低,但整体波动增长,空间上以各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市的配置占优;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呈增加态势,在晋陕二省省会城市附近存在稳定的高值地区,而内蒙古所辖各市由于面积广大,在区域东北部地市形成稳定的低值地区。（2）晋陕蒙宁地区的各项居民健康指标和居民健康水平在2000年至2015年不断提升。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升高且由区域中部向边缘递减;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逐渐降低,在空间上前者表现为北高南低,后者在区域东北部和西南部较高而中部地区数值较低。居民健康水平始终数值略低于全国水平但增幅较高,在空间分布上以晋陕二省最高,高值地区在区域中部南北向集中,且范围逐渐扩大,低值地区在区域东北部和西南部集中,各地市间差异逐步缩小。（3）通过对2000年至2015年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探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相关分析表明,区域内人均与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都存在显着正相关,且后者相关性高于前者,就各医疗卫生资源指标而言,人均及地均医疗床位数与居民健康水平相关性最高,就各健康指标而言,各项医疗卫生资源指标均对平均预期寿命的促进作用最强;第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人均、地均医疗卫生资源的提高都会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增加,其中人均医疗床位数、人均医疗卫技人员数、地均医疗床位数对居民健康水平的促进起到更显着的作用,而人均医疗机构数对此并未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地理加权回归分析表明,人均与地均医疗卫生资源各指标对提升区域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的作用较强,而对区域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进而通过人均、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的二元回归分析,表明晋陕蒙宁地区的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是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因子。
王雨然[3]（2019）在《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前保健主要包括产前检查和产前健康教育,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生育质量的核心措施,其重点是通过在孕期提供全程性健康教育和临床检测,尽早发现并且干预高危妊娠和新生儿缺陷风险。妇女产前保健的不充分可能会导致孕产妇和新生儿面临诸多风险。妇幼健康是我国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重要内容,是实施我国人口政策和全球可持续计划的主要手段。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完善与普及妇女产前保健服务是公共卫生服务和妇幼健康促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旨在通过整合基于传统指标的宏观年鉴资料和基于新指标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妇女产前保健服务近年来的可及性水平及影响因素。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以及我国卫生统计年鉴,收集孕产妇保健服务指标等相关因素（Predisposing Characteristics）、使能因素（Enabling Resources）以及需要因素（Need）,设计调查问卷开展微观调查,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三类因素对我国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即产前保健适宜指数的影响。通过宏观数据显示,我国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各项指标均逐年增高,住院分娩率和新法接生率基本达到全覆盖,但产前检查率等指标未能全面反映出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利用是否充足和及时,对我国产前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水平有所高估;根据微观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利用适宜指数达到“充裕”水平,但产前检查的项目多数为常规检查。妇女产前保健服务的主要促进因素包括使能因素与需要因素两个方面。使能因素中参加了至少一种医疗保险、获得孕产期保健知识的途径较多以及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越高的妇女,其产前保健利用适宜指数水平越高;需要因素中是否为计划内怀孕、孕期焦虑以及是否被诊断为高危妊娠是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利用的促进因素。最后,本文根据影响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利用的使能因素和需要因素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具体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妇幼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孕产妇健康教育、社会支持等方面提出促进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的措施和建议。
罗菲[4]（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许明超[5]（2019）在《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进展综合评估 ——基于政策综合评估模型的案例分析》文中指出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最终目的。这是首次将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城市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建设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健康产业重要的着力点当前,成都市政府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建设健康城市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关于健康城市的实施路径以及具体执行都处于摸索阶段。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健康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以及出台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选取成都市ABC三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1）收集成都市政府相关文件与政策（2）采集国内部分城市人群健康指标（2012年-2017年）和成都市《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中的数据（3）运用监测,问责,报告,影响评估框架（Monitoring,Accountability,Reporting,Impact assessment,MARI）对健康城市建设的部门（爱卫办）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三种方法,对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进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估。文件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自2016年提出健康城市建设以来,出台多项政策以指导健康城市建设。数据采集结果显示,在人群健康水平上面,成都市在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上,虽然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略有差距,但是差距在缩小并且有超越东部沿海的趋势。自2012年以来,成都市的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呈现稳步变化的趋势,同时,考察期末的指标水平相比起初的指标水平均大幅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成都市的整体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改善。深度访谈结果显示,从2016年到2018年,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在前期投入阶段已经产生了改变,但在执行过程方面,尚未探索出一条成熟的建设路径。建设产出方面,存在健康城市建设团队建设的专业性有待提高,尚未有精确的数据对健康城市建设进行监测与分析,对于目标的达成停留在目标管理上,缺乏系统的评估、部门工作的局限性等问题。对此,笔者建议,通过（1）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2）健康城市经费使用维度多元化（3）加快吸烟分区与控烟立法（4）提高公众、私营部门参与度（5）转移爱卫会工作重心,加入健康城市国际网络（6）建立更精准的指标体系,设定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并定期进行评估等方式对目前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加以改进,为成都市成为全国一流健康城市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
段纯[6]（2019）在《“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二孩政策执行情况发布会上指出,全面二孩新政效应逐步凸显出来,但是相应的生育辅助政策同公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还存在一定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育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以此来鼓励生育。妇幼保健服务是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孕产期的母婴保健服务的提供,直接关系到孕产妇与婴幼儿的生存与健康状况,对此,本文从同妇女儿童息息相关的妇幼保健着手,研究在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现状,探讨其在政府供给层面应进行怎样的政策改进。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结合我国在妇幼保健方面颁布的相应政策文本与政府公开的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配置、孕产妇健康水平与保健状况、儿童健康水平与保健状况这三方面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策演进与政府供给现状。其次,调查我国公众对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状况的评价,也就是了解我国当前政府提供的妇幼保健服务效果如何,并建立生育意愿影响模型,对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的关键指标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妇幼保健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和政府政策改进的方向。最后,对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妇幼保健服务工作建设进行梳理,主要从各国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服务提供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各国在妇幼保健服务建设中的先进经验,以此来对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完善提供政策改进建议。本文在梳理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现状后,结合国外妇幼保健服务先进经验,主要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政策改进建议:（1）重视对不同人群的妇幼保健服务的供给,尤其是重视对非孕产期妇女以及弱势群体提供妇幼保健服务。（2）加大妇幼保健卫生资源的供给与利用,要完善妇幼保健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妇幼保健服务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3）提升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要提高孕产期保健和幼儿保健的服务质量,重视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中的发展性需求,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分级诊疗体系,规范妇幼保健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我国在妇幼保健事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健康状况有了显着提高,但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妇幼保健工作中仍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在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还需砥砺前行。
田孟[7]（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叶萍[8]（2017）在《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创立之初,便被奥古斯特·孔德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基本门类。此后,诸多社会学家基本遵循与继承了“社会静力学”的研究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使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相反地,“社会动力学”因缺少社会学家们的青睐,使它并未得到同步发展,这也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直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静态”社会的向往,并逐渐推动社会学界形成了以研究“社会变迁”为重点内容的历史社会学。而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发轫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其改革效益的不断外溢,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加入到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当中,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着作。但是这些研究中多数只是发现了哪些社会因素正在变化,但对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变迁的内外部动力是什么、变迁的动力源是什么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步入改革的行列虽晚,但也正迎头赶上。生于新疆,成于新疆,见证了这场改革给新疆大地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不禁让人对这场变革产生了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结合新疆多民族的地域特色,本文选取了“新疆哈萨克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回答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本文基于社会变迁是为了追寻“幸福生活”这一终极目的,通过建立起“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借助生活质量的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来对新疆哈萨克族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进行测量与评析。具体而言:本文从“作为人活着”、“明白地活着”、“体面地活着”和“富足地活着”四种生活状态出发,设计了与之相对应的“生存指数”、“智识指数”、“尊严指数”和“发展指数”四个指数,在四个指数下又设计了十个具体测量领域,并确定了具体指标,以构建起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广泛收集的各类统计资料,通过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分阶段地侧描了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的一幅幅壮丽图景,以更好地把握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方向,并就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质量与新疆整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加以对比,以突显变迁的程度。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总体质量稳步提升,但各方面略有差异。（2）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并非呈现出单一线条的变迁趋势,其内部愈加复杂,形式越发多样,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运作机制日益复杂。（3）提出新疆哈萨克族的发展需要在遵循“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基本理念下,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以此来全面推动哈萨克地区的发展。（4）本文构建起的哈萨克族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有着借鉴作用。最后,本文基于博士研究期间的个人经历与主观感受,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社会学者的自觉与社会学想象力等方面展开了反思与讨论,以期推动后续研究的更好开展。总而言之,生活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发展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步入深水区时,本文的研究或许能为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定珠[9]（2016）在《迪庆州2000-2014年孕产妇死亡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对45例死亡孕产妇进行回顾调查,分析原因,为降低我州孕产妇死亡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根据迪庆州2000—2008年妇幼保健常规报表、孕产妇死亡卡、死亡调查报告、调查附件表等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我州自2000—2008年共活产63162例,孕产妇死亡60例,死亡率为94.99/10万。死因顺位依次是:产科出血（53%）、合并内科疾病（31%）、产褥感染（90%）、妊高征（7%）。进一步对产科出血分析,以胎盘滞留引起的出血占79%。合并内科疾病中以心脏病为主。从分娩地点分析以产家分娩为主（85%）。接生人员以产妇家人为主。从死亡地点分析,以未就诊死于产家为主（64%）。讨论:根据死亡情况进行详细讨论,提出从提高住院分娩、加大相关知识和惠民政策宣传、加强业务培训、保障危急孕产妇抢救绿色通道、完善妇幼保健机构等建议,切实降低我州孕产妇死亡率,使我州妇幼保健工作进一步提高。
田园[10]（2012）在《规制对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影响的案例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背景健康公平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均有机会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良好的卫生服务系统,保证健康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受到经济水平、外部环境等的影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卫生服务公平性列为卫生系统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此后各国围绕健康和卫生服务公平性开展了广泛研究,来自妇幼保健服务领域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孕产保健服务利用不公平,是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孕产妇死亡率形成巨大反差的原因之一。我国学者对孕产妇健康和服务利用公平性的研究虽有限,但结果均提示,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和孕产妇健康存有不公平,而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和孕产妇死亡上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距,已成为城市孕产保健服务系统面临的挑战。经济因素和卫生服务系统是影响我国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两个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引起贫富差距增加,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变得愈加不公平；而卫生服务改革的市场化倾向,以及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改善卫生服务尤其是公共卫生服务公平性上的职能缺位,使得卫生服务公平性进一步下降。规制的源起之一,是希望达到公平、实现权力等社会目标,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规制是政府和卫生系统的责任,是促进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工具,通过政府制定各种规则对卫生服务市场进行适度规制,规制相关参与者的行为以确保其履行职责,以强化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保障人人享有健康这项人类的基本权利。因此,寻找改善我国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途径,将不可避免的涉及我国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服务规制体系。在缩小孕产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上,我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近十年来全国住院分娩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显着改善,揭示了有效的政府规制对促使改善公平的政策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对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研究中,针对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尚未见到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深入分析孕产保健服务规制对公平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正是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以促进孕产保健服务规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孕产妇健康公平性的不断改善。二、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描述与分析我国孕产保健服务的公平性现况的基础上,利用规制理论和规制效果评价框架,以上海某区紧急产科保健服务为实证案例,分析有效的政府规制如何影响健康公平性,探讨规制的要素对规制效果的影响,并以此为借鉴,在了解该区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公平性及其相关规制的基础上,以良好治理和有效政府规制为理论框架,提出进一步改善孕产保健公平性的政策建议。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1、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为二次数据来源,采用公平性的评价理论和分析方法,分析2000-2009全国孕产妇健康公平性以及2005-2009全国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和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以期对我国孕产保健服务的公平性现况做出较为全面的描述,并通过分析全国住院分娩服务利用公平性显着提高的原因,初步探讨有效的政府规制对落实公平性政策、改善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公平性的作用。2、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上海市某中心城区为研究现场,选择与上海市紧急产科保健服务相关的4类参与者共22人进行关键知情人半结构式访谈,结合使用文献分析法,评价紧急产科保健服务规制对改善上海市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健康公平性的影响,并分析规制的环境、过程、参与者和机制对紧急产科保健规制效果的影响。3、采用该区2004-2011年妇幼卫生报表作为二次数据来源,分析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对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并通过现场调查的方法在全区1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436名产后6个月内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进一步分析2011年该区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对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和影响因素,通过定性研究的关键知情人半结构式访谈,了解通过规制进一步改善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方向和关键环节,并以良好治理和有效规制为理论框架,提出进一步改善公平性的政策建议。四、主要研究结果1.2000-2009年的10年间,全国的MMR持续下降,并以西部地区下降趋势最显着,2003-2009年间,东部和中部地区的MMR分别下降了44%和52%,而西部地区的MMR下降了62%。以极差法衡量2000-2009年全国及不同地区孕产妇健康公平性,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差距变化不大,10年间MMR的率差约维持在10-20/10万之间,虽然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差距最大,但这种差距缩小的趋势却最明显,由2003年的65.43/10万缩小至2009年的27.80/10万。以集中指数反应健康公平性,无论是省际还是地区间,2000-2009年的集中指数全为负值,表明孕产妇死亡集中于人均GDP较低的省份或地区；10年间,省际和地区间的集中指数均在-0.2～-0.3之间波动,与2000年相比,2009年的集中指数绝对值变化极小,提示10年里全国孕产妇的健康公平性未得到明显的改善。2.2005-2009全国产前检查、住院分娩、产后访视和系统管理四类孕产保健服务的集中指数均大于零,表明服务利用存有不公平,按人均GDP衡量,经济水平越低的省市,孕产妇对保健服务利用越差。四类孕产保健服务中,系统管理的集中指数绝对值最大,表明公平性最低；产前检查的集中指数绝对值最小,公平性最好。2005-2009年,除住院分娩服务外,其他三类服务的集中指数变化很小,公平性未见明显改善,而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集中指数由2005年的0.0593迅速下降至2009年的0.0177,表明公平性持续且明显改善,这离不开”降消”项目在这一地区所取得的成功,也表明了有力的政府规制对改善公平性的作用。3.上海市孕产妇健康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流动和户籍孕产妇死亡的健康公平性上,10年间,非户籍孕产妇是全市孕产妇死亡的主流,加强危重孕产妇转诊、会诊抢救,是降低MMR尤其是非户籍孕产妇MMR的主要途径之一。围绕紧急产科保健上海市制定了一系列规制,并以2008年颁布的规制发挥了最为核心的作用,定性研究表明,该规制的出台和执行,有效提高了危重孕产妇抢救成功率并推动了全人群尤其是非户籍孕产妇MMR下降,达到了预期效果,孕产妇的健康不公平缩小,而规制的执行过程也很好的体现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4.规制产生效果的促成因素包括：规制的目标与内容契合国内外所倡导的母亲安全的政策环境；制定过程中以信息为基础的设计、自上而下行政和技术管理的密切结合、规制执行前必要恰当的解读；孕产妇死亡评审、问责制、考核、惩罚、激励等机制的综合运用,尤其是问责制对相关的参与者所形成的有效监督与约束；各级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作为规制主要参与者,其权利和能力保证了规制的有力执行和良好效果。研究同时也表明,规制效果及持续性的阻碍因素包括：财政部门这一关键参与者的缺位,紧急产科保健服务可持续受限；激励机制未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影响了执行层面参与者的积极性。5.对紧急产科保健服务规制的研究所得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减少危重孕产妇的发生、进一步缩小健康不公平,仅对紧急产科保健服务进行规制还不够,必须关口前一,重点规制基本孕产保健尤其是产前保健。而目前上海市对基本孕产保健服务所进行的规制主要是2010年出台的围绕孕产妇全覆盖管理的规制,这一规制旨在发动社区支持组织的力量完善社区孕情监测网络,加强全人群尤其是非户籍孕产妇对孕早期建册和系统管理服务利用。6.以率差和集中指数评价2004-2011年上海市某区户籍和非户籍对6类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早孕建册、规范产检和系统管理三类服务利用不公平最为明显且2004-2009年有扩大趋势,但2010年该区全面推行全覆盖孕产保健服务管理后,早孕建册和系统管理服务利用公平性显着改善：早孕建册的集中指数由2004年的0.1308上升至2009年的0.1746后,于2010年下降0.1034,2011年继续降至0.0594；而系统管理的集中指数由2004年的0.1434逐步升至2009年的0.1804,于2010年开始迅速下降至0.1054,并于2011年继续下降至0.0652,这种明显改善部分反映了全覆盖规制的效果。7.现场调查共纳入436名研究对象,其中户籍孕产妇238名,非户籍孕产妇168名。分析表明,该区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的学历、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覆盖率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且两类人群对早孕检查、规范产检、产后访视三类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存在明显差异；以率差衡量,最不公平的是早孕建册服务利用,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早孕建册服务利用的率差为29.4%,率比为1.44,集中指数为0.0816；对8次以上产检服务利用的率差为26.3%,率比为1.41,集中指数为0.1104；产后访视服务利用不公平性最小,率差为22.6%,率比为1.34,集中指数为0.0798。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对其他保健服务如产前筛查、孕妇学校和导乐分娩服务利用也存在明显不公平,并以孕妇学校最为明显,率比为1.6。影响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是孕产妇的户籍、学历和生育保险。上海户籍、有生育保险的妇女,更有可能在孕早期建小卡并完成规范（整个孕期≥8次）的产前检查。除户籍因素外,学历水平越高的孕产妇,更有可能寻求和利用产后访视服务。8.定性研究进一步提示,全覆盖规制对改善该区户籍和非户籍孕产妇在早孕建册和管理服务利用公平性发挥了明显作用,但关键参与者的缺位（财政部门、社区支持组织等）影响了规制的效果及可持续性。五、基于良好治理和有效规制理论进一步改善上海市孕产保健公平性的政策建议1、进一步改善我国及上海市孕产保健服务的公平性,应重点关注产前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以项目推动服务的改善并通过政府规制落实为常态,是可行的途径之一。2、环境因素影响规制的效果。新医改推行的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是改善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契机,改善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规制,需要抓住这一良好的环境促成因素,以强化规制效果。3、改善公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规制,需要在良好治理的框架下,纳入更多参与者并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共治,推动规制持续发挥作用,对于全覆盖规制,财政和公民社会是两个重要的参与者,应当发挥更大作用。（1）、财政部门是保障规制顺利执行和持续发挥效果的重要参与者,孕产保健服务的规制不论是设计、管理还是执行,都理应纳入该参与者。（2）、发挥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为孕产保健服务规制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持和保障。4、完善全覆盖孕产保健服务规制的内容,增加对孕妇学校、规范产检服务的规制内容,从多个环节推动上海市孕产保健服务利用的公平性。5、改善全覆盖孕产保健服务规制的可持续性,需要加强规制制定过程的程序性和规范化,并通过对规制的解读增强规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以改善执行的效果。6、发挥全覆盖规制改善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的作用,需要综合运用激励、惩罚、考核等多种机制,保证相关参与者充分履行职责,在财政部门纳入规制过程的前提下,应更多的采用经济性激励机制以确保规制执行者更加主动积极的参与规制的过程,实现规制的目标。
二、成都市1999～2001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都市1999～2001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妇女史研究概述 |
| (二)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述评 |
| (三)清代女性观剧史料来源及书写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观众 |
| 第一节 女性观众的类型 |
| 一、宫廷女性 |
| 二、仕宦女性 |
| 三、平民女性 |
| 四、青楼女性 |
| 五、其它女性 |
| 第二节 女性观众观剧需求 |
| 一、娱乐需求 |
| 二、交际需求 |
| 三、服装展示 |
| 四、追星动机 |
| 五、其它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观剧场所及设施 |
| 第一节 各类剧场中的女性观剧现象 |
| 一、宫廷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二、商业性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三、神庙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四、会馆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五、私人宅第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六、舟船水畔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七、其他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第二节 女性专门观剧设施 |
| 一、看楼 |
| 二、看台、女台、子台 |
| 三、看棚 |
| 四、花场 |
| 五、女厂 |
| 六、女亭 |
| 七、其它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设施创设原因 |
| 一、剧场性的增强及对女性观剧的重视 |
| 二、照顾与限制 |
| 三、牟取经济利益 |
| 第四节 女性观剧专场 |
| 个案研究一:山西高平良户村田宅女性剧场考述:兼谈垂帘看楼与明清女性观剧场所的变迁 |
| 个案研究二:清末北京尼庵演剧女性专场考述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观剧习俗 |
| 第一节 定戏习俗 |
| 第二节 点戏习俗 |
| 一、点戏人的选择 |
| 二、点戏的讲究和礼节 |
| 三、点戏物件类型 |
| 四、男女观众点戏之区别 |
| 第三节 看戏习俗 |
| 一、男女分观习俗 |
| 二、男女落座方位 |
| 第四节 赏赐习俗 |
| 一、从施赏者角度看 |
| 二、从受赏者角度看 |
| 三、从赏赐品类看 |
| 第五节 禁忌习俗 |
| 一、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的结合 |
| 二、对女性观剧的诸多禁忌 |
| 第六节 个案研究:河南新安芦院村女性观剧年龄禁忌碑的文化阐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一节 女性个体差异与观剧内容 |
| 一、女性剧场环境差异与观剧内容之雅俗 |
| 二、女性阶层差异与所观内容的差别 |
| 三、女性个体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
| 四、女性地域及生活理想差异与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二节 女性观剧内容的普适性 |
| 一、婚恋爱情剧 |
| 二、全本情节戏 |
| 三、家庭伦理戏 |
| 四、喜庆戏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内容文献载录的不均衡性 |
| 一、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阶层因素 |
| 二、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性别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 |
| 第一节 反对与排斥 |
| 一、反对的方式 |
| 二、反对的人群 |
| 三、禁限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支持与赞成 |
| 一、家庭成员的赞同 |
| 二、社会各界的支持 |
| 三、女性个人的努力 |
| 第三节 犹豫与矛盾 |
| 一、汉人官员的审慎和节制 |
| 二、旗人官员的犹豫和矛盾 |
| 第四节 中立与客观 |
| 一、对女性观剧“直言直笔”的书写特点 |
| 二、女性与戏曲作为保存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区概况 |
| 1.2.1 自然地理概况 |
| 1.2.2 社会经济概况 |
| 1.3 核心概念与数据来源 |
| 1.3.1 核心概念 |
| 1.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1.4 研究述评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3 研究述评 |
| 1.5 研究方案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技术路线 |
| 2 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时空变化 |
| 2.1 医疗卫生机构数的时空变化 |
| 2.1.1 省级尺度医疗卫生机构数的时空变化 |
| 2.1.2 地市尺度医疗卫生机构数的时空变化 |
| 2.2 医疗卫生床位数的时空变化 |
| 2.2.1 省级尺度医疗卫生床位数的时空变化 |
| 2.2.2 地市尺度医疗卫生床位数的时空变化 |
| 2.3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时空变化 |
| 2.3.1 省级尺度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时空变化 |
| 2.3.2 地市尺度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时空变化 |
| 2.4 医疗卫生资源水平评价 |
| 2.4.1 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水平评价模型构建 |
| 2.4.2 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评价 |
| 2.4.3 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评价 |
| 2.5 本章小结 |
| 3 晋陕蒙宁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变化 |
| 3.1 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时空变化 |
| 3.1.1 省级尺度平均预期寿命的时空变化 |
| 3.1.2 地市尺度平均预期寿命的时空变化 |
| 3.2 孕产妇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2.1 省级尺度孕产妇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2.2 地市尺度孕产妇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3 婴儿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3.1 省级尺度婴儿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3.2 地市尺度婴儿死亡率的时空变化 |
| 3.4 居民健康水平评价 |
| 3.4.1 居民健康水平评价模型的建立 |
| 3.4.2 居民健康水平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4 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 |
| 4.1 地市尺度人均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 |
| 4.1.1 地市尺度人均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 |
| 4.1.2 地市尺度人均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
| 4.2 地市尺度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 |
| 4.2.1 地市尺度地均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 |
| 4.2.2 地市尺度地均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
| 4.3 地市尺度人均、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3）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妇女儿童健康发展状况 |
| 1.1.2 我国妇女儿童发展相关政策 |
| 1.1.3 产前保健是妇女儿童健康的重要保健因素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1 产前保健 |
| 2.1.2 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概念及测度方法 |
| 2.1.3 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和评价指标 |
| 2.2 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相关理论 |
| 2.2.1 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相关理论 |
| 2.2.2 基于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的理论框架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我国产前保健服务现状相关研究 |
| 2.3.2 产前保健服务利用适宜指数相关研究 |
| 2.3.3 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3.研究方法 |
| 3.1 我国妇女产前保健服务现状的二手资料分析 |
| 3.1.1 资料获取方法及内容 |
| 3.1.2 分析方法 |
| 3.2 妇女产前保健服务问卷调查 |
| 3.2.1 研究对象与抽样 |
| 3.2.2 问卷设计 |
| 3.2.3 问卷收集 |
| 3.2.4 质量控制 |
| 3.2.5 分析方法 |
| 4.研究结果 |
| 4.1 我国妇产前保健服务现状的二手资料分析 |
| 4.1.1 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逐年下降 |
| 4.1.2 我国孕产期保健服务覆盖率高 |
| 4.1.3 我国孕产期保健服务指标存在着不足 |
| 4.2 妇女产前保健网络问卷调查结果 |
| 4.2.1 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现状 |
| 4.2.2 妇女产前保健可及性描述性分析 |
| 4.2.3 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单因素分析 |
| 4.2.4 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多因素分析 |
| 4.2.5 稳健性分析 |
| 5.讨论 |
| 5.1 我国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现状 |
| 5.2 影响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的相关因素 |
| 5.2.1 倾向因素中妇女年龄与健康信念影响显着 |
| 5.2.2 能力因素中医疗保险与社区能力影响显着 |
| 5.2.3 需要因素中计划怀孕与孕期焦虑影响显着 |
| 6.结论 |
| 6.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6.2 促进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对策建议 |
| 6.2.1 确保妇女医疗保险基本覆盖,减少报销制度分割 |
| 6.2.2 多元化健康教育路径,提高妇女产前保健意识 |
| 6.2.3 关注妇女孕产期心理健康,构建良好社会支持环境 |
| 6.2.4 加强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孕产期保健服务模式 |
| 6.3 本研究存在不足与展望 |
| 6.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妇女产前保健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稳健性分析数据表格 |
| 附录三 图表目录 |
| 致谢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5）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进展综合评估 ——基于政策综合评估模型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趋势描述性分析法 |
| 1.4.3 深度访谈法 |
| 1.4.4 对比分析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健康城市的内涵 |
| 2.1.2 健康城市的标准与原则 |
| 2.2 健康城市理论与评估模型 |
| 2.2.1 健康城市元理论 |
| 2.2.2 政策综合评估模型 |
| 2.2.3 欧洲健康城市第三阶段评估模型:MARI |
| 2.2.4 欧洲健康城市第五阶段评估模型:现实主义综合模型 |
| 2.2.5 小结 |
| 3.我国、成都市健康城市概况 |
| 3.1 我国健康城市概况 |
| 3.1.1 我国“健康城市”发展历程 |
| 3.1.2 从卫生城市到健康城市 |
| 3.1.3 我国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发展历程 |
| 3.2 成都市健康城市概况 |
| 3.2.1 成都市基本情况 |
| 3.2.2 成都市A区基本情况 |
| 3.2.3 成都市B区基本情况 |
| 3.2.4 成都市C县基本情况 |
| 4.成都市三地健康城市建设进展评估 |
| 4.1 文件分析: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相关政策 |
| 4.2 数据采集:三大健康指标与《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
| 4.2.1 国内城市健康水平---三大健康指标:成都市、苏州市、杭州市、上海市 |
| 4.2.2 成都市城市健康水平:A区、B区、C县 |
| 4.2.3 健康环境 |
| 4.2.4 健康社会 |
| 4.2.5 健康服务 |
| 4.2.6 健康人群 |
| 4.2.7 健康文化 |
| 4.2.8 小结 |
| 4.3 深度访谈:基于MARI框架 |
| 4.3.1 访谈设计 |
| 4.3.2 结果分析 |
| 5.国内外健康城市实践经验 |
| 5.1 国外健康城市实践简述 |
| 5.2 国内健康城市建设经典案例:苏州市 |
| 5.2.1 试点启动阶段(1999-2002) |
| 5.2.2 全面发展阶段(2003-2006) |
| 5.2.3 项目推动阶段(2007-2010) |
| 5.2.4 稳步发展阶段(2011 至今) |
| 6.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政策推进方面 |
| 6.1.2 指标体系方面 |
| 6.1.3 访谈方面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政策推进:提高领导重视程度,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 |
| 6.2.2 经费投入与建设重点:多维度投入健康城市建设 |
| 6.2.3 控烟:加快吸烟分区与控烟立法 |
| 6.2.4 团队建设:提高公众、私营部门参与度 |
| 6.2.5 促进跨部门合作:转移爱卫会工作重心,加入健康城市国际网络 |
| 6.2.6 数据与监测:建立更精准的指标体系,设定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并定期进行评估 |
| 6.2.7 实施:扩大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加强健康城市的研究与教育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一: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
| 附件二:MARI框架英文版(原版) |
| 附件三:MARI框架中文版(翻译) |
| 附件四:本土化MARI中文版访谈提纲 |
| 附件五:三大人群健康指标、《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数据 |
| 附件六:《2018 年各区(市)县爱国卫生创建目标任务表》 |
| 附件七:《成都市2018 年度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 |
| 致谢 |
（6）“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二孩新政 |
| 2.1.2 妇幼保健服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策演进与政府供给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策演进 |
| 3.1.1 我国不同时期妇幼保健政策概述 |
| 3.1.2 现阶段妇幼保健服务的相关政策内容概述 |
| 3.1.3 妇幼保健服务政策工具分析 |
| 3.2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分析 |
| 3.2.2 我国孕产妇健康水平和保健情况分析 |
| 3.2.3 我国儿童健康水平和保健情况分析 |
| 第四章 妇幼保健服务政府供给的效果分析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指标设计与关键指标识别 |
| 4.1.2 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
| 4.2 政府供给的妇幼保健服务的效果分析 |
| 4.2.1 服务可及性分析 |
| 4.2.2 政府主导性分析 |
| 4.2.3 提供服务频率分析 |
| 4.2.4 服务专业性分析 |
| 4.3 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效果关键指标识别——基于生育意愿影响分析 |
| 4.3.1 对生育意愿的测量 |
| 4.3.2 妇幼保健服务关键指标分析 |
| 第五章 国外妇幼保健服务供给经验借鉴 |
| 5.1 美国妇幼保健 |
| 5.1.1 美国妇幼保健体系 |
| 5.1.2 美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提供与利用 |
| 5.2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 |
| 5.2.1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体系 |
| 5.2.2 澳大利亚妇幼保健服务内容 |
| 5.3 俄罗斯妇幼保健 |
| 5.3.1 俄罗斯妇幼保健体系 |
| 5.3.2 俄罗斯妇幼保健服务内容 |
| 5.4 对我国妇幼保健服务建设的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妇幼保健服务供给政策改进 |
| 6.1 重视对不同人群的妇幼保健服务供给 |
| 6.1.1 重视非孕产期妇幼保健服务供给 |
| 6.1.2 改善弱势群体妇幼保健服务 |
| 6.2 加大妇幼保健卫生资源的供给与利用 |
| 6.2.1 完善妇幼保健人才培养机制 |
| 6.2.2 提高妇幼保健服务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
| 6.2.3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
| 6.3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提供效果 |
| 6.3.1 提高孕产期保健与幼儿保健服务质量 |
| 6.3.2 重视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中的发展性需求 |
| 6.3.3 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分级诊疗系统 |
| 6.3.4 规范妇幼保健服务价格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妇幼保健服务政策一览表 |
| (二)政策文本内容编码示意表 |
| (三)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 |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8）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心口上的朱砂痣:研究缘起 |
| 二、记忆里的哈萨克: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研究基础: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进化理论流派 |
| 二、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 |
| 第二节 我国社会变迁研究回顾 |
| 一、我国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趋势 |
| 二、我国社会变迁研究的侧视图 |
| 第三节 哈萨克族研究文献回顾 |
| 一、哈萨克族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研究 |
| 二、哈萨克族居民生活保障发展研究 |
| 三、哈萨克族文化生活习俗变迁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视角:生活质量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耙梳: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脉络 |
| 一、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先导阶段 |
| 二、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异军突起 |
| 三、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阶段 |
| 第二节 回眸: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历程 |
| 一、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探索时期 |
| 二、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政策导向时期 |
| 三、对我国生活质量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借鉴:生活质量典型指标评析 |
| 一、我国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
| 二、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
|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指标 |
| 四、农村生活供给与需求系统 |
| 五、启示与借鉴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方法 |
| 第一节 指标构建的理念、思路与方法 |
| 一、指标构建理念 |
| 二、指标构建思路 |
| 三、指标构建方法 |
| 四、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 |
| 第二节 数据获取方法 |
| 一、客观数据的获取 |
| 二、主观满意度调查 |
| 第四章 作为人活着:生存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生存指标的选取 |
| 一、公共安全指标的选取 |
| 二、社会保障指标的选取 |
| 三、健康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社会安全状况变迁 |
| 一、社会治安状况变迁 |
| 二、交通安全状况变迁 |
| 三、社会稳定状况变迁 |
| 第三节 社会保障状况变迁 |
| 一、社会保障的平稳发展期 |
| 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时期 |
| 第四节 健康状况变迁 |
| 一、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期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期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明白地活着:智识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智识指标的选取 |
| 一、教育资源指标的选取 |
| 二、教育成果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教育状况变迁与发展水平 |
|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变革和奠基期 |
| 二、重要的政策制定和快速发展期 |
| 三、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期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体面地活着:尊严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尊严指标的选取 |
| 一、生态环境指标的选取 |
| 二、生活环境指标的选取 |
| 三、社会公正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状况变迁 |
| 一、游牧与农业经济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期 |
| 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严重破坏期 |
| 三、意识觉醒后的环境保护期 |
| 第三节 生活环境状况变迁 |
| 一、居住环境的变迁 |
| 二、出行环境的变迁 |
| 三、通讯情况的变迁 |
| 第四节 社会公正状况变迁 |
| 一、以性别差异为主的社会不公正期 |
| 二、以地域差异为主的社会不公正期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富足地活着:发展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发展指标的选取与测量 |
| 一、物质福利指标的选取 |
| 二、闲暇生活指标的选取 |
| 三、精神生活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物质生活状况变迁 |
|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物质生活变化 |
| 二、21世纪以来的物质生活变迁 |
| 第三节 闲暇生活状况变迁 |
| 一、闲暇生活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变迁 |
| 二、闲暇娱乐方式的传承与变革 |
| 三、闲暇娱乐生活的城乡分异 |
| 第四节 精神生活状况变迁 |
| 一、哈萨克族居民的宗教生活状况变迁 |
| 二、跨民族交往状态的变迁 |
| 三、国家归属感的建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新疆哈族生活质量指数变化及对比 |
| 第一节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变化及对比 |
| 一、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测算 |
| 二、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第二节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四类指数变化及对比 |
| 一、生存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二、智识/教育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三、尊严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四、发展指数变化及其全疆对比状况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结论 |
| 二、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提升的设想 |
| 三、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研究的展望 |
| 第二节 讨论与不足 |
| 一、生活质量研究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 |
| 二、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 |
| 三、社会学想象力与学者的自觉 |
| 四、研究不足 |
| 结语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主观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9）迪庆州2000-2014年孕产妇死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孕产妇死亡分析 |
| 1.1 死亡情况:我州自2000—2014年共活产63162例,孕产妇死亡60例,死亡率为94.99/10万。逐年死亡率为: |
| 1.2 死亡孕产妇的基本情况: |
| 1.2.1 年龄构成:年龄小于20岁共15人,占25%,在20—30岁共33人,占55%。大于30岁共12人,占20%。 |
| 1.2.2 与计划生育关系:在死亡的60例孕产妇中,计划内妊娠49例,占82%,计划外妊娠11例,占18%。 |
| 1.2.3 从文化程度分析:高中以上共6人,占10%,初中以上文化10人,占16.6%,小学文化21人,占35%。文盲共23人,占38.33%。 |
| 1.2.4 从居住环境条件分析:居住在山区共49人,占80%,居住坝区仅仅11人,占20%。 |
| 1.2.5 从经济收入情况分析:年人均收入低于100元共37人,占62%。收入大于100元共23人,占38%。 |
| 1.3 孕产妇主要死亡原因分析。 |
| 1.4 死亡孕产妇分娩及接生情况分析。 |
| 1.4.1 分娩情况: |
| 1.4.2 接生人员情况: |
| 1.4.3 分娩地点:在产妇家中分娩34例,占85%,在乡级医疗机构分娩4例占10%,在地、县级医疗机构分娩仅仅2例,占5%。 |
| 1.5 死亡及就诊情况: |
| 1.6 接受妇幼保健服务情况: |
| 1.6.1 死亡孕产妇的孕次、产次:在死亡的孕产妇中,孕1—2次的占80%,孕次大于3次占20%。 |
| 1.6.2 接受妇幼保健服务情况:整个孕期从未进行产检占56%,进行产检的占44%其中产检1-2次占55%,大于3次以上占45%。 |
| 1.6.3 孕产妇死亡评审。 |
| 2 讨论 |
| 2.1 孕产妇死亡反映的主要问题: |
| 2.1.1 贫困、交通不便造成不住院分娩是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因素: |
| 2.1.2 孕产妇本身的文化水平: |
| 2.2 孕期妇幼保健服务质量差,高危筛查管理不规范。 |
| 2.3 各级医疗保健人员相关知识及产科技术力量及管理薄弱: |
| 2.4 妇幼卫生基础设施薄弱。 |
| 2.5 计划外生育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 3 对策和建议 |
| 3.1 提高住院分娩率: |
| 3.2 多年来,产科出血一直是我州孕产妇死亡的首要死因。 |
| 3.3 保证危急孕产妇抢救“绿色通道”畅通。 |
| 3.4 提高孕产期保健筛查及管理质量。 |
| 3.5 严格按照“降消’项目的要求,加强对下属机构的监督、检测、指导的力度。 |
（10）规制对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影响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研究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一、卫生服务公平性理论和评价方法 |
| 二、政府规制理论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方法 |
| 五、研究的伦理 |
| 第三章 我国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现况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与分析 |
| 四、质量控制 |
| 五、结果与分析 |
| (一)、2000-2009年我国孕产妇健康公平性 |
| (二)、2005-2009年我国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公平性 |
| (三)、2005-2009年我国孕产保健服务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
| 六、讨论 |
| 第四章 规制对改善孕产妇健康公平性的案例研究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规制 |
| 三、研究现场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抽样方法 |
| 六、资料分析 |
| 七、质量控制 |
| 八、结果与分析 |
| (一)、上海市孕产妇健康公平性与EmOC规制的背景 |
| (二)、EmOC网络的发展与规制的完善过程 |
| (三)、规制出台的背景 |
| (四)、规制的目标与内容 |
| (五)、规制的过程 |
| (六)、规制的参与者及其角色和能力 |
| (七)、规制的机制 |
| (八)、规制的效果和主要发现 |
| 九、讨论 |
| 第五章 上海市某中心城区基本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及其相关规制的现状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三、结果与分析 |
| (一)、2004-2011年该区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及公平性 |
| (二)、2011年该区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公平性及影响因素 |
| (三)、该区基本孕产保健服务相关规制现况 |
| 四、讨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基于治理与规制理论进一步改善孕产保健公平性的政策建议 |
| 一、研究主要结论 |
| 二、基于治理与规制理论进一步改善上海市孕产保健公平性的政策建议 |
| 三、本研究的特色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1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2 文献分析模板 |
| 附件3 研究的规制 |
| 附件4 现场调查问卷 |
| 附件5 发表文章 |
四、成都市1999～2001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女性观剧研究[D]. 王姝.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晋陕蒙宁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研究[D]. 孙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王雨然.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5]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进展综合评估 ——基于政策综合评估模型的案例分析[D]. 许明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6]“二孩新政”下我国妇幼保健服务的政府供给与政策改进研究[D]. 段纯.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8]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D]. 叶萍. 武汉大学, 2017(07)
- [9]迪庆州2000-2014年孕产妇死亡分析[J]. 定珠. 健康之路, 2016(08)
- [10]规制对孕产保健服务公平性影响的案例研究[D]. 田园. 复旦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