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检查组来我省检查指导

一、中办国办督查组来我省检查指导（论文文献综述）

姚连营^[1]（2021）在《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塑造中国制度优势、创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治理机制之一。本文研究聚焦于政策试点运作过程这个“黑箱”,深入探究政策试点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具体运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通过怎样的组合和路径对试点的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文献研究本文选取政策试点运作过程中的“试点如何发起”“试点方案清晰度”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类标准,将政策试点分为“选点试验”“发标申报”“申请授权”“自主探索”四种模式,并基于这四种模式的分类,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对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度解析,从实践层面对试点机制运作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提炼。同时,本文从过程论的视角,把政策试点看作是一个政策创新和扩散的复合过程,引入政策创新扩散相关理论,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进行概括总结。进而,综合案例提炼和文献总结,本文提出了影响政策试点运作成效的综合分析框架,即一个基于行动者-互动-场域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包含试点批准机关、试点地方政府的行动者,试点行动者围绕试点开展的互动,以及试点具体运作的场域三个维度,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试点的行动者、互动过程、和试点场域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析出9个变量,据此分别提出研究假设,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采用2013年12月-2018年4月纳入浙江省委改革办台账管理的417项政策试点,量化编码提取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更进一步,为了验证本文分析框架中各要素的组合形态（组态）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我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总结分析出了政策试单各类结果产生的影响因素和清晰路径。研究发现,“试点批准机关的权威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等因素对试点的执行成效和扩散成效都产生显着影响,这其中“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执行和扩散两个阶段产生着相反的影响,即对试点的执行成效产生负向影响,但对于已经取得经验的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扩散成效产生正向的影响。试点地区官员任期、试点地区财政收入试点的范围等场域因素只对试点执行成效产生显着影响,而对试点的扩散成效产生的影响不显着。此外,有些影响因素在不同领域的试点上表现出异质性,如,“试点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着,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着等等。最后,基于QCA的分析,使我们从多重并发的角度对政策试点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单独进行起作用的,往往是以组态方式存在的,也即多种因素并发对试点的执行和扩散产生影响。有意义的发现是,在有些关键因素的缺失的情况下,搭配合理的组态,试点仍然可以取得好的成效,而有些具备较多有利条件的试点,也会往往因缺乏一个条件的搭配,而导致试点不能顺利执行或扩散。比如,回归分析显示,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具有弱地方财政,甚至有些还具有较低的官员动机等不利因素,容易导致试点成效不好,但在组态的视角下的研究发现,搭配以“有力的督查评估”“试点经费支持”等因素,依然能得到试点成功路径。再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试点设置方式显着影响试点的成效,自上而下设置的试点成效好于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但考虑组态效应,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如果组合有力的督查评估和高权威的批准机关等其他因素,也同样推动试点取得成效。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们通过梳理归纳上文实证分析结论,明确分析试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几个视角和改进试点工作的原则,并通过深度挖掘案例、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政策试点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从合理界定试点批准机关在试点过程中的职责,根据试点事项属性和复杂性恰当选择试点地区,在试点批准机关与试点地区政府之间建立健全良性沟通机制,配置良好的试点运作的场域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提升试点运作成效的建议。

陈琰^[2]（2020）在《多元治理视域下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显,党中央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长期以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局部生态破坏问题非常突出,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西北这一生态安全屏障功能。201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等发出通报。通报发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精神,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而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初步控制。本研究从多元治理的视域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的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述。然后,从政府不担当不作为、立法放水、执法不严、整改不力,企业违法成本低、存在利益交换、缺乏社会责任感,公众法律意识薄弱、参与途径不畅、参与度低等三个主体的角度对该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再次,对生态环境问题被通报后所采取的整改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并对整改工作取得的成效以及还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整体评价。最后,结合国外生态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做法,对当前如何进一步扎实有效地做好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从构建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六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为做好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蒋晨光^[3]（2020）在《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文中认为干部驻村帮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一种农村工作方式,历经土地革命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精准扶贫的各个历史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精准扶贫场域中,干部驻村帮扶的实际效用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高度一致的结构制度安排形成了令人困惑的反差。这是为什么?干部驻村帮扶究竟是如何运行的?现有相关研究分别从运动式治理、制度分析、干部特质和嵌入性视角给出了相应的解释,然而前三种视角之间难以调和个体与集体、微观与宏观、结构与行动、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论”鸿沟,嵌入性视角的研究意识到了这一困境,但未能填补这一裂隙。深入实践过程我们会发现,干部驻村帮扶被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所充斥,表现为由事件堆叠的散乱集合,呈现多线并行、反复交织、分散碎化的特点,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单线的推进过程,但本文也注意到,以驻村干部为中心的涉事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在事件的影响下是一以贯之、稳步演进的。因此,社会网络的中观视角是一个十分适合剖析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研究工具。在综述社会网络理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抽象出“网络特征-网络功能-网络过程”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将上述核心关切分成了三个具体问题:（1）驻村干部的社会网络有何特征?（2）驻村干部的社会网络对驻村帮扶成效有何影响?（3）驻村干部的社会网络与驻村帮扶之间的互构过程是怎样的?在网络特征方面,驻村干部的社会网络因其时空特性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为村外存量网络、村外增量网络、村内存量网络和村内增量网络四种类型。村外存量网络是干部入村前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是其入村后开展工作、拓展增量社会网络的基础和重要倚仗。村外增量网络即驻村工作开始后,驻村干部结识的并提供帮助的人。两类村外网络主要为干部提供工具性支持。村内增量网络由村民和村干部构成,作为资源接收方的他们主要为干部提供情感性支持。村内存量网络只是理论衍生物。在网络功能方面,数据分析表明驻村干部的社会网络确实对驻村帮扶成效有着显着影响,并且在制度环境、干部个体与驻村帮扶成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是,这些看似统一的概念实则在因果关系中有着不同的维度和相应的作用机制,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因果结构模型,不能仅仅通过其中的偏相关关系下结论,而应该进行整体分析。在网络过程方面,干部驻村帮扶可以分为干部选派与村外网络动员、适应融入与村内网络构建、多元协作与村内外网络交融三个阶段,上述社会网络及相关因素在不同阶段面对具体挑战时发挥各自相应作用,最终促成以驻村干部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成员协同参与驻村帮扶、完成帮扶任务。以这三个分问题的结论为注解,社会网络视角下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从理论上可以概括为“网络移植”,即干部驻村帮扶实际上通过驻村干部个体创造了更多元的社会网络集结点,并以政治权力和政策制度为外部驱动力,依靠网络成员的公共服务精神、逐利动机和路径依赖的惯性,以责任、利益、契约和交情为纽带,将以驻村干部为中心的、处在城市和科层组织、靠近更大市场的社会网络移植在偏远、涣散的贫困乡村,通过社会网络的拓展与再造,在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社会、先富与贫困人群之间织造一张合力攻坚的脱贫之网,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信、协作及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弥合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隙,最终实现扶贫、脱贫。

张紫薇^[4]（2020）在《运动式治理下精准扶贫中的评估与评估应对力场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在十八大、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在这一目标下,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巨大的脱贫压力。随着精准扶贫的逐步深入,地方治理压力日益增大,地方政府变通执行扶贫政策。为了解真实的扶贫信息,破解地方信息优势,国务院扶贫开发组委派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方扶贫工作进行评估,评估意见决定地方扶贫成效。通过对江西多个贫困地区的走访和调查,对河北、湖北、青海等多地扶贫干部、评估组员进行深度访谈,构建评估与评估应对的力场分析框架,探讨地方政府在面对精准脱贫第三方评估时的行为策略、评估应对的发生逻辑和第三方评估组对化解应对的策略。研究发现中央意志、纵向考核压力、横向政府竞争和地方官员期望触发地方政府应对评估,驱动地方政府通过构建关系,捕获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消解评估检查客观性。而第三方机构的中立性、属地回避的陌生感、纪律约束与社会监督能有效地产生对地方应对评估的抑制力,消解地方政府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应该削弱评估应对的驱动力,增强应对抑制力。建议通过平衡政府职能,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培育和调动扶贫干部公共服务动机削弱评估应对的驱动力;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制度建设、改进第三方评估组工作作风、邀请媒体和群众参与监督可以加强第三方评估加强评估应对的抑制力。另外构建纵向的权责对等体系、促进基层条块间的协同治理、增加体制内监督可以完善国家治理中政府间关系,对地方政府应对评估起到预防和抑制作用。

汪美灵^[5]（2020）在《《甘肃日报》对祁连山生态环境报道研究（1949-2019年）》文中认为祁连山在我国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位置,2017年,祁连山因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全国关注,而媒体在环境传播中作为重要一方,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在环境传播视角下,对涉及到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隔年抽样,将《甘肃日报》1949—2019年所有奇数年份的缩微以及纸质版报纸进行翻阅,将其中涉及到祁连山生态环境的报道抽取出来,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报道610条。笔者将这70年分为四个阶段,根据报道的特点分别命名为初现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在四个阶段,媒体对祁连山生态环境所关注的议题存在明显不同,初现时期媒体是在“保护——利用”林业的主题框架下,充分发挥教育与引导功能,动员群众;在形成时期,媒体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主题框架下,强调祁连山的“命脉”作用;在发展时期,媒体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主题框架下,逐渐将祁连山构建成“生态屏障”;而在成熟时期,媒体是在“保护——治理”的主题框架下,关注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改问题。议题的不同不仅反映出我国针对生态环境政策措施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出媒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担负着宣传、教育与引导的功能,并且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扮演着记录者的角色。另外,媒体在政府这一主体影响下构建祁连山生态环境时,不免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视觉图像缺失。总之,笔者在梳理相关报道时发现媒体在环境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6]（2019）在《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文中认为编者按历史是一面镜子。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现在、开辟未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纪略》突出体现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民族团结奋斗三大历史主要脉络，重?

刘召晨^[7]（2019）在《新时代山东省党委督查工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委督查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党的重大决策、工作和部署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和落实的重要手段,对于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推动党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督促检查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党的督促检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性意见。山东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督促检查工作的一系列部署要求,不断加强党委督促检查工作的力度,创新督查方式方法,建立起多种有效的督查机制,党委督查工作卓有成效。但同时必须看到,当前省委督查工作与新时代党委督查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督查工作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不强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研究和改进新时期山东省委督查检查工作十分必要。本文运用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等理论,以山东省为例,结合笔者工作实践,对党委督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山东省委督查工作的现状、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改进山东省委督促检查工作,丰富党委督查工作问题理论研究,对改进党的督促检查工作,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落实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运用系统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多角度对山东省委督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党委督查工作的定义、类型、作用和特点进行了全面阐述,通过实际工作掌握和调研了解的情况,系统梳理山东省委督查工作基本现状。其次,主要从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政治站位不高、缺乏统筹规范、方式方法单一、结果运用不充分四个方面概括存在问题,并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障碍、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分析山东省委督查工作问题产生的原因。再次,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督查权威、改进方式方法、完善评估依据、强化结果运用的解决思路措施。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利用亲身的工作实践和调查研究,以省级党委督查工作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议,使研究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和应用价值。虽然,当前党的督促检查工作面临一些新挑战,但相信在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党委督促检查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科学有效。

宋文华^[8]（2019）在《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 ——以云南省M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加快、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民族团结已经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国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便是回应这一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加强民族团结最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开展示范区建设,需要增强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认同,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省M县属云南边境县之一,县域内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不仅拥有着丰厚的多元文化资源,还是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之一,其成功的经验,创新的做法,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参考借鉴性。本研究以M县为个案,尝试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该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整体状况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综合分析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政策背景,梳理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建设的经验与成效,讨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旨在进一步促进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其他类似地区深入开展范区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由以下六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的选题缘由、文献综述、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研究设计等内容。第二章是对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及M县示范区建设的发展历程的梳理。首先,从宏观层面阐述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并对相关政策文本作了解读与分析。其次,从微观层面尝试着厘清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发展阶段和工作重点。第三章阐述了M县以多元文化教育为主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整体状况,着重探讨多元文化教育在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中的价值与作用。第四章凝练了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特色与成效。基于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现状的分析,总结概括了该县示范区建设的特色与成效。第五章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依据,深入分析了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第六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并展望了M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愿景。

戚建刚,乌兰^[9]（2018）在《克服政治公地悲剧:祁连山生态问题的行政法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政治公地悲剧意指,自然资源国家/公共所有前提下,管理资源的政府（官员）因被既得利益者所俘获,做出违法管理决策,致使资源的国家所有在本质上蜕变成政府（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私有",造成资源严重破坏。由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水电设施违法违规建设和运行,以及周边企业偷排偷放等问题突出,祁连山生态问题属于典型的政治公地悲剧。祁连山生态陷入政治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中,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其他委托方或者代理方具有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保护区的强烈动机。行政法因应形式意义上政治公地悲剧的途径是,为保护区（国家公园）各方行动者设计可置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应实质意义上政治公地悲剧的途径则是,合理确认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并为行动者合理配置保护区自然资源的产权。

沈坤^[10]（2018）在《广东省政府政务督查效率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政务督查作为地方政府抓工作落实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政府督查是指督查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督查制度,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以保证政策执行的效果。政府督查实质上是领导机关对下级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控制活动。作为一种行政管理的手段,政府督查必须追求效率,并将之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它反映的是督查机关以及督查人员的工作效率,是督查工作的产出和资源消耗之间的比例关系。然而在督查实践中,存在着不少低效问题。因此,研究地方政府政务督查,分析并解决发展中存在效率问题,对促进地方政府政务督查工作水平的提高,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和树立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政府政务督查的内涵、特征和发展历程入手逐步引申到督查效率内涵和影响因素。在深入查阅分析有限政府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客观描述广东省政务督查的现状,并找出了低效问题的表现:督查工作缺少规范、督查过于“奉命”、督查工作存在滞后性和督查工作存在形式化等。同时分析了政务督查工作低效问题的原因,并结合现有工作中的相关指导思路和基本原则,为提高广东省政务督查效率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一是完善政务督查相关制度,必须完善政务督查的立法制度,建立“大督查”工作格局和加强政务督查队伍建设;二是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政务督查效率,做到创新和丰富工作方式方法,加快推进“互联网+督查”建设以及深入推进“督考合一”和强化督查结果转化运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采取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探寻提升地方政府政务督查效率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务督查工作理论,对提高政务督查工作效率和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对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创造性参考。

二、中办国办督查组来我省检查指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办国办督查组来我省检查指导（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多元治理视域下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运动式治理下精准扶贫中的评估与评估应对力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甘肃日报》对祁连山生态环境报道研究（1949-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6）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山东省党委督查工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 ——以云南省M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克服政治公地悲剧:祁连山生态问题的行政法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0）广东省政府政务督查效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办国办督查组来我省检查指导（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姚连营.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多元治理视域下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研究[D]. 陈琰.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3]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D]. 蒋晨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运动式治理下精准扶贫中的评估与评估应对力场分析[D]. 张紫薇. 南昌大学, 2020(01)
• [5]《甘肃日报》对祁连山生态环境报道研究（1949-2019年）[D]. 汪美灵. 兰州大学, 2020(01)
• [6]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N].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青海日报, 2019
• [7]新时代山东省党委督查工作问题研究[D]. 刘召晨. 山东大学, 2019(09)
• [8]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 ——以云南省M县为例[D]. 宋文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克服政治公地悲剧:祁连山生态问题的行政法思考[J]. 戚建刚,乌兰.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 [10]广东省政府政务督查效率问题研究[D]. 沈坤.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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