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论文文献综述）
谢安民[1]（2021）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交往转向及当下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哈贝马斯一生都关注公共领域的理论主题,构建了公共领域的类型学。除了一般意义的公共领域概念外,在特殊公共领域的层面,他早期专门论述了自由型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衰落的历史过程;后期重构了自由型公共领域的当代理想,也即交往型公共领域,并将其视为规范权力运作的决定性条件。这一理论转向有助于诊断当代社会中的民主状况,但其过程及意义被大多数学者忽视或者低估了,需要学术界重新加以关注。
马云志[2]（2021）在《女性公共领域与全球正义的建构——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女性公共领域之运思》文中认为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是现代女性的永恒主题。南茜·弗雷泽在《公共领域的跨国化》一书中,从她的再分配—承认—代表权的三维正义理论出发,批判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未能有效地将女性公共领域理论建构其中,解蔽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结构,重释了"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跨国公共领域"等概念,指出了全球化时代女性解放和发展的路径是女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跨国公共领域,将女性从单一的女性发展空间发展至多元的、综合性的具有自由流动精神的跨国公共领域,提出应当强化女性的政治代表权,让女性在政治维度获得充分发展,进而有步骤、有理路地实现再分配的经济维度和承认的文化维度的充分发展。弗雷泽重构了女权主义的"宏大叙事",从理论上挚画了全球化时代女性公共领域的解放和发展的图式,开拓了西方左翼女权主义的研究视域,但是,理论的预设性也决定了她的实践方案只能停留于言词中,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女权主义的种种问题,才能在追求全球正义中找到女性解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李冰[3]（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谢春涛[4]（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孙颖[5]（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陈珂[6]（2021）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既是形成对事物一般认识的过程,又是在思维中回溯概念生成的过程。在此视角下,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逻辑体现为“两重过程”的统一,即形成对市民社会的一般认识和超越市民社会概念意识形态遮蔽的统一。所谓“上升”则意味着,马克思摆脱经济范畴抽象性的束缚,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市民社会概念生成的历史性、解剖其中的根本矛盾,从而把握其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过程。可见,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分析与批判的关键枢纽。市民社会这一用语的产生具有历史性,它只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将市民社会观念追溯至古希腊“国家共同体”的看法,只不过是力图将代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诉求的市民社会观念永恒化的启蒙言说。随着17、18世纪启蒙理想从高扬到陨落,市民社会观念也经历了从建构到批判的转折,形成了两大理论传统。一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勾画理想社会蓝图的建构传统;二是从浪漫主义批判到辩证认识的批判传统。这构成了马克思把握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语境。在“市民社会问题”的驱使下,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呈现出“整体性”。所谓“市民社会问题”,即是在以平等交换为原则的市民社会中何以必然滋生出社会分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派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症结所在。在政治哲学视角下的感性批判阶段,马克思从形式上沿用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将市民社会视为不包含经济关系的市民团体。在交往关系视角下的抽象阶段,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与舞台”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只是马克思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用词,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主导逻辑。在此时,马克思已经区分了作为分析工具的市民社会和“真正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解剖,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衍生。资本的生产关系以交换领域的平等、自由掩盖了生产领域的劳动剥削与剩余价值占有。由此,马克思并非仅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把握为社会结构层面的经济基础,而是一个将抽象、理想的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过程。解构市民社会概念的抽象性质,成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生成逻辑的旨归,“劳动一般”的抽象性成为古典经济学构建市民社会理想形式的观念基础。斯密将交换领域中购得的劳动量作为主导逻辑,使其弘扬主体性的劳动价值论沦为商品拜物教的观念补充。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超越在于区分经济范畴的概念形式与社会形式。通过对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不仅解构了“抽象统治”的现实生成,而且回答了“抽象”为何必然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把握市民社会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方法论对于回应当代市民社会乌托邦思潮仍然在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论既是马克思对自身抽象性认识的超越,也体现于马克思对“抽象成为统治”时代症候的追问及解构。在这一过程之中,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囿于“抽象理性”的批判,使哲学的视野面向现实;另一方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对“抽象存在”的崇拜,把握了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于走向对市民社会的辩护或“直观”的旧哲学,马克思以对市民社会真实本质的揭示,实现了立脚点的根本转化。
田兆臣[7]（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杨冬珍[8]（2021）在《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文中认为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原名阿道夫·米利班德（Adophe Miliband）,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英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享有盛名。米利班德的学术地位主要来源于其国家理论,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承继和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面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通过对其理论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纵向勾勒其生成演进,横向剖析其内容特点,力求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理论整体,了解其理论核心,同时亦指出其理论不足。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对其国家理论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翻译,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对其理论不同阶段的进阶进行了概括和划分。通过对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性考察,认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以工具主义为主的分析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反对给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贴上绝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标签。本文共设置6章,分析框架从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谈起,通过其不同时期的文章和着作来梳理其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在厘清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对其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统治的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控制国家的阶级与拥有资本的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和裙带关系的捆绑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将其理论核心思想与本质特征及构建方法综合整理后,再现米利班德国家理论产生之后的影响。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辩证评价,探寻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境遇中的理论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我们的启示。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消极方面也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在当下,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两者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同时对二者的本质区别要有清醒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回归实践,在现阶段的中国,必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此,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主体部分完成。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结。国家理论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国家理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是他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二战之后,英国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已有的观点和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每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米利班德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其理论主要是立足英国并对英国未来走向进行思考的理论。在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最符合我国国情,并能有效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新结合,对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刘怡彤[9]（20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着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在这部经典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完成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逻辑起点的“科学的世界观”的理论建构,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时代精神的高度、人民价值的体认、实践力量的自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真正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全部哲学。从而也为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注入了“思想的闪电”,提供了“精神武器”。通过研究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语境可以发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现有两卷六个章节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深邃的学理命题、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价值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回答和追问的前提性基础命题。开展《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梳理、总结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思想论述,从而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奠定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了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和重要论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勾连起来,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的深入挖掘能够廓清前提和澄明本质。这就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在“前提批判”的意义上加以概念辨析,从而为深入展开后续的文本研究提供具有较为明确的总体规定和内容界域。通过考察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提炼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三个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范畴的本质内涵,能够总结得出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高度的内在同质性,从而可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意识形态性以后,能够进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这一历史规律为基本依据,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历史纵向联系上,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相互关系。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为核心视域,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社会横向联系上,理解到“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的社会阶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阐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内在矛盾,基于对两者内在矛盾的根本判断,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自我内在联系上,总结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消灭”的现实必然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的内在矛盾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精神现象发展进程的经典论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努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其次需要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并且“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最后需要用“实际手段”来施行。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揭露”“批判”“唤醒”三个手段,坚持做到不破不立、立破并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探讨了市民社会理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践哲学、异化劳动、德国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现代国家学说、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精神现象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冲突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重要内容,可以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三个维度归纳和整理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思想教育”维度中,包括“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发展思维的能力”三个方面内容。在“道德教育”维度中,包括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以及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三个方面内容。在“政治教育”维度中,包括产生革命意识,信仰共产主义,联合无产阶级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考证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概念范畴的本质内涵,梳理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方法论原则和主要内容,可以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教化。基于此,可以运用系统性观念和整体性思维,从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与渗透心理世界的双重研究视野,提炼和概括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们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建构着自身信仰、意义和情感等多重维度的精神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想创造出“真正的精神财富”,则需要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作出真实反映与真切关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了人的思维、精神、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根本性质和地位作用,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导致人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从而也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切实发挥出凝魂聚气、固本培元的功能作用,则不仅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世”,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产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影响;而且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心”,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获得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和自觉接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刘慧[10]（2021）在《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局限》文中指出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极具复杂性和争议性。自古希腊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两大理论传统,但直到1949年,T.H.马歇尔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中对“公民身份”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和系统概括,才奠定了现代公民身份的经典形态。之后,西方公民身份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推进以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公民身份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围绕公民身份的概念涵义、公民主体以及公民身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单一性与多重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另外,还有各种新的公民身份概念也纷纷出现。如生态公民身份、移民公民身份、原住民公民身份、性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等。其中,女性主义公民身份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研究的兴起,一方面与当时政治思想中公民身份研究的热潮和对公民身份的重新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求有关。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实质就是从性别视角广泛介入各种公民身份理论的论争,揭示主流公民身份理论的理论局限和性别缺失,并尝试改造或重构传统公民身份理论,以解决女性在公民身份理论和实践中的受排斥地位。女性主义公民身份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视角,也是女性主义探讨性别政治和女性政治地位的重要主题。本论文拟对女性主义公民身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梳理女性主义对西方各种公民身份理论的性别化批判,分析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基本模式,总结和提炼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诉求和政策构想,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对其价值和不足作出合理的评价。本文首先通过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审议民主等各种公民身份理论的批判说明女性主义公民身份建构的理论语境和背景,阐明各种主流公民身份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点和理论逻辑。女性主义的批判表明,各种公民身份理论虽然对公民主体有不同的预设,但都是抽象化的、男性化的;虽然对公、私领域有着不同的划分和评价,但都存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和对立;虽然对公民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理解,但都不同程度存在对公民的同质化理解,存在对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排斥和压制。女性主义的性别化批判揭开了主流公民身份理论虚假普遍主义的面纱和男性化本质,对蕴含在公民身份理论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男性化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形成重要挑战。女性主义认为,公民身份对女性的排斥与公民身份性别化的理论建构密切相关。但是,囿于单纯的性别视角和抽象的理论批判的视野,女性主义的批判没能从政治、道德以及文化层面上升到经济学层面,从而忽视和遮蔽了资产阶级公民身份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实质以及女性不平等公民地位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其次,本文对各种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模式和主要代表进行梳理。女性主义要求克服公民身份理论中的性别盲点和理论局限,构建一种对女性更加友好的、更加包容、多元的公民身份模式。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目标方法,在批评和借鉴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审议民主等公民身份理论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对新的公民身份模式进行了各种理想设计。从目标取向来看,大体呈现出性别中立、性别差异、性别多元三种基本形态。从理论渊源来看,则呈现出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多种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流派。从典型代表来看,则有苏珊·莫勒·奥肯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模式,玛丽·迪策、瑞恩·沃特等人的共和主义模式,琼·埃尔希坦等人提出的母性主义公民身份、尚塔尔·墨菲的“性别多元”的激进民主模式、艾利斯·马瑞恩·扬的“群体差异”模式等。这些理论设计对于克服主流公民身份理论的性别局限,在多元变动的社会背景下真正包容女性的多元差异和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总体来看,她们的模式选择没有超越抽象人性论的束缚,仍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单一片面的理解;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只要求对现有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观念等进行一些渐进的改革;割裂了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难以成为广大被压迫女性团结的理论基础。再次,在梳理女性主义各种公民身份模式以及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综合不同模式在有关公民身份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对话和论争,揭示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困境和基本理论诉求。总起来看,在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夹缝和碰撞中,如何摆脱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性别本质论的束缚,在平等和差异、普遍性和特殊性、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开放式的、动态的平衡,成为当代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基本理论诉求。女性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突破了西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预设,对西方理论传统中抽象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以及二元逻辑形成重要挑战。但是,由于女性主义囿于理论哲学“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她们难以找到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真正根源和消除二者对立的现实途径。最后,承接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困境和诉求阐明其在公民政治实践中的政策构想和制度安排。女性主义在综合平等与差异、普遍性与特殊性、关怀与正义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政策框架,以求从各个实践维度释放公民身份对女性包容的潜能。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政策构想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公私边界,使得公民身份开始与关怀、草根参与、身体、亲密关系、性等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相联系,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对全球公民身份进行了探讨。这些政策构想和制度安排扩展了公民身份的空间,拓展了原有公民身份权利和责任的范围,对于在现实社会中提升女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政策只要求在现有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主要依赖于政府行为进行渐进的零星的改革,因而它在社会变革及女性解放中的效力也较为有限。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女性解放的进程中,我们要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有益的理论成果。但同时,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我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认识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宏观视野,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土壤。
二、法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交往转向及当下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自由模式的理想 |
| 二、交往模式的过渡 |
| 三、交往模式的确立 |
| 四、交往模式的意义 |
| 五、结语 |
（2）女性公共领域与全球正义的建构——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女性公共领域之运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论 |
| 二、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 |
| 三、女性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建构 |
| (一)建立“下层反抗性公共领域” |
| (二)构建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 |
| 四、全球化时代女性公共领域的出路 |
| (一)对传统“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结构的解蔽 |
| (二)对女权主义发展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五、对弗雷泽女性公共领域理论的反思 |
（3）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 2.3.1 革命性 |
| 2.3.2 彻底性 |
| 2.3.3 现实性 |
| 小结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 小结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 小结 |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 小结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 6.3.1 消灭私有制 |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 小结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5）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6）“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评析与展望 |
| 1.3 研究内容、重难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重难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之处 |
| 2 思想史溯源:市民社会概念产生的现代语境 |
| 2.1 从古代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的概念断裂 |
| 2.1.1 古希腊时期的国家共同体 |
| 2.1.2 现代市民社会内涵的转变 |
| 2.2 从建构到批判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
| 2.2.1 Civil Society所勾画的理想社会维度 |
| 2.2.2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schaft所标示的现实批判维度 |
| 2.3 两种话语系统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效应 |
| 2.3.1 市民社会异化批判的两种不同逻辑 |
| 2.3.2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从单向度批判到辩证认识的转变 |
| 3 逻辑演进:从抽象到具体的市民社会概念 |
| 3.1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进展的逻辑方法 |
| 3.2 政治哲学批判视角下市民社会概念的感性特殊性 |
| 3.2.1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直观“沿用” |
| 3.2.2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下的市民社会批判 |
| 3.3 交往关系视角下市民社会概念的抽象形象 |
| 3.3.1 唯物史观基本框架下市民社会概念的辨正 |
| 3.3.2 阶级关系视角下“真正的市民社会”的历史生成 |
| 3.4 生产关系视角下市民社会概念的具体形象 |
| 3.4.1 从阶级关系到生产关系的逻辑必然 |
| 3.4.2 “市民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回响” |
| 4 历史还原:市民社会概念的抽象性质的生成与破解 |
| 4.1 作为市民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基础的“劳动一般” |
| 4.1.1 现代劳动范畴的经济规定 |
| 4.1.2 现代劳动概念的哲学言说 |
| 4.2 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矛盾与方法论根源 |
| 4.3 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历史还原 |
| 4.3.1 “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批判 |
| 4.3.2 “劳动力”概念通向剩余价值生产 |
| 4.4 理论效应:当代市民社会乌托邦批判 |
| 4.4.1 祛魅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 |
| 4.4.2 打破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的政治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过程规范性增强 |
| (二)社会交往扩大引起的行为规范消解 |
| (三)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社会制度失范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 |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与分工协作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思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标志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时期 |
| (二)制度权威思想的主要认识及代表作 |
| 第二章 制度权威的价值分析 |
| 一、启蒙运动中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追求 |
| (一)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的呼唤 |
| (二)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前提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制度权威 |
| (一)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使命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中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统一 |
| (三)制度权威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保障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认识 |
|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根源的剖析 |
| 第三章 制度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
| (一)制度的定义 |
| (二)制度的内涵及本质 |
| (三)制度的属性及功能 |
| 二、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一)制度权威的要素 |
| (二)制度权威的内容 |
| (三)制度权威的特点 |
| 三、制度权威的本质 |
| (一)制度权威的客观性 |
| (二)制度权威的主观性 |
| (三)制度权威的能动性 |
| 第四章 制度权威的表现形式 |
| 一、经济制度权威 |
| (一)经济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经济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经济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二、政治制度权威 |
| (一)政治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政治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政治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三、文化制度权威 |
| (一)文化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文化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文化制度权威的作用 |
| 第五章 制度权威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权威的唯物性 |
| (一)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的根源 |
| (二)生产关系是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三)客观规律是制度权威的遵循 |
| 二、制度权威的阶级性 |
| (一)阶级的产生及发展 |
|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制度诉求 |
| (三)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与发展 |
| 第六章 制度权威的演变 |
| 一、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呼唤与推动 |
|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认识 |
| (二)人的自由与制度权威的相互依存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基础 |
| 二、马克思对制度权威变迁的思考 |
|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整体性研究的方法认识 |
| (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权威的构想 |
| 三、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演变的认识 |
| (一)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二)制度权威演变的基本逻辑 |
| (三)制度权威演变的方向 |
| 第七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制度创新发展的推动 |
| 二、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作用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引领 |
| (四)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原因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原因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 |
| 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时代条件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 2.1.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
| 2.1.3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
| 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 |
| 2.2.2 哈罗德·拉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 2.2.3 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理论的影响 |
| 2.2.4 塔尔科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 |
| 2.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
| 2.3.1 英国民主制的传统 |
| 2.3.2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 |
| 2.3.3 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 |
| 2.3.4 改良主义的传统 |
| 第3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 |
| 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初步阐发 |
| 3.1.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起点 |
| 3.1.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准备 |
| 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 |
| 3.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逐步展开 |
| 3.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雏形 |
| 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完善 |
| 3.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走向成熟 |
| 3.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表述 |
| 3.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不断丰富 |
| 第4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基本架构 |
| 4.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构建方法 |
| 4.1.1 阶级分析方法 |
| 4.1.2 结构功能范式 |
| 4.1.3 经验主义方法 |
| 4.1.4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 |
| 4.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 |
| 4.2.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
| 4.2.2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
| 4.2.3 资产阶级依然维护着统治的合法性 |
| 4.2.4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 4.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特点 |
| 4.3.1 立足于现实 |
| 4.3.2 富有批判精神 |
| 4.3.3 敏锐的政治责任感 |
| 第5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影响 |
| 5.1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 |
| 5.1.1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开始与《新左派评论》的创立 |
| 5.1.2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的曲折发展 |
| 5.1.3 米利班德在“新左派”运动和《新左派评论》中的作用 |
| 5.2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的论辩 |
| 5.2.1 第一次“米普论辩” |
| 5.2.2 第二次“米普论辩” |
| 5.2.3 第三次“米普论辩” |
| 5.2.4 围绕“米普论辩”的论辩 |
| 5.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历史效应 |
| 5.3.1 论辩各方对其国家理论加以补充完善 |
| 5.3.2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探讨得以增强 |
| 5.3.3 多学科理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
| 第6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评价 |
| 6.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性 |
| 6.1.1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观点的坚持 |
| 6.1.2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方法 |
| 6.1.3 在对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中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 |
| 6.1.4 坚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 |
| 6.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局限性 |
| 6.2.1 对阶级概念的误读 |
| 6.2.2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
| 6.2.3 改良主义方案及实现途径的模糊 |
| 6.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启示 |
| 6.3.1 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
| 6.3.2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 6.3.3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拉尔夫·米利班德学术作品目录(1924—1994)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概述 |
| 1.1.1 选题意涵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域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同质性分析 |
| 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的本质内涵 |
| 2.1.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功能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3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目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3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性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
| 第三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 |
| 3.1 历史发展规律 |
| 3.1.1 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
| 3.1.2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
| 3.1.3 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
| 3.2 社会阶级规律 |
| 3.2.1 “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 |
| 3.2.2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 |
| 3.2.3 “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 |
| 3.3 内在矛盾规律 |
| 3.3.1 “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 |
| 3.3.2“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现实必然性 |
| 3.3.3 “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 |
|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 |
| 4.1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
| 4.1.1 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 |
| 4.1.2 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 |
| 4.1.3 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 |
| 4.2 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 |
| 4.2.1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
| 4.2.2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
| 4.2.3 “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
| 4.3 用“实际手段”来施行 |
| 4.3.1 “揭露”手段 |
| 4.3.2 “批判”手段 |
| 4.3.3 “唤醒”手段 |
| 第五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 |
| 5.1 思想教育内容 |
| 5.1.1 “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
| 5.1.2 “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 |
| 5.1.3 “发展思维的能力” |
| 5.2 道德教育内容 |
| 5.2.1 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 |
| 5.2.2 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 |
| 5.2.3 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 |
| 5.3 政治教育内容 |
| 5.3.1 产生革命意识 |
| 5.3.2 信仰共产主义 |
| 5.3.3 联合无产阶级 |
| 第六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 |
| 6.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整体构想 |
| 6.1.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内涵及要素 |
| 6.1.2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结构 |
| 6.1.3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 |
| 6.2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世”问题 |
| 6.2.1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关键点位 |
| 6.2.2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核心问题 |
| 6.2.3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视角转换 |
| 6.3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心”问题 |
| 6.3.1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实践基础 |
| 6.3.2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内在机理 |
| 6.3.3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路径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局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 公民身份的理论传统和当代论争 |
| (二) 主流公民身份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 |
| (三)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研究兴起的原因 |
| (四)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状况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和逻辑结构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女性主义对主流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
| 一、自由主义公私划分对家庭领域的排斥 |
| 二、对自由主义自主、理性公民主体的批评 |
| 三、自由主义普遍公正的“谎言”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对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批评 |
| 一、共和主义严格的性别化的公私划分对女性的排斥 |
| 二、共和主义积极参与的公民概念的狭隘界定 |
| 三、共和主义公意、共善的“神话”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对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的批评 |
| 一、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 |
| 二、社群主义会忽视多元性、压制差异 |
| 三、社群主义性别视角的缺失 |
| 第四节 女性主义对审议民主公民概念的批评 |
| 一、审议民主的公民概念不能超越自由主义的公私划分 |
| 二、对于理性共识的过于追求 |
| 三、“交往乌托邦”对各种结构性不平等的忽视 |
| 四、公民交往理性和交往资质预设的理性化、男性化本质 |
| 第五节 女性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的担忧 |
| 一、少数文化权利会使家长制文化永久化 |
| 二、多元文化主义没有或很少关注私人领域 |
| 三、多元文化主义会导致经济分配问题的边缘化 |
| 四、文化差异和文化群体的本质化、凝固化 |
|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女性主义性别化批判的有限性 |
| 一、没有对资产阶级公民身份的抽象人性论基础进行全面批判 |
| 二、没有揭露资产阶级公民身份的实质 |
| 三、没有触及女性不平等公民地位背后的的经济根源 |
| 第二章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基本模式和主要代表 |
| 第一节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公民身份 |
| 一、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自由主义理想 |
| 二、苏珊·莫勒·奥肯“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 |
| 第二节 母性主义公民身份 |
| 一、琼·贝思克·埃尔希坦的“伦理政体” |
| 二、萨拉·鲁迪克的“母性思维” |
| 第三节 共和主义的女性主义公民身份 |
| 一、玛丽·迪策积极参与的民主的公民身份观念 |
| 二、瑞恩·沃特“积极的性别平等的公民身份”模式 |
| 第四节 艾莉丝·马瑞恩·扬“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 |
| 一、艾莉丝·马瑞恩·扬的“群体”概念 |
| 二、艾莉丝·马瑞恩·扬的“异质公众”概念 |
| 三、艾莉丝·马瑞恩·扬的“群体代表权” |
| 第五节 尚塔尔·墨菲激进多元主义的公民身份 |
| 一、对本质主义的“女性”范畴的解构 |
| 二、对激进民主公民身份的建构 |
| 三、激进民主公民身份对女性主义的意义 |
|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的缺失 |
| 一、没有超越抽象人性论的束缚 |
| 二、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
| 三、割裂了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 |
| 第三章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困境 |
| 第一节 性别“平等”抑或性别“差异” |
| 一、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的二元困境 |
| 二、解构主义对“平等”与“差异”二元划分逻辑的解构 |
| 三、综合“平等”、“差异”和多元 |
| 第二节 普遍主义抑或多元主义 |
| 一、女性主义对多元主义和非本质主义公民身份的疑虑 |
| 二、对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理想的回归和辩护 |
| 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公民身份的综合和平衡 |
| 第三节 公私领域的重塑 |
| 一、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的重新界定 |
| 二、对私人领域的重新理解 |
| 三、公私领域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 |
| 四、公私边界的流变性和多重性 |
| 第四节 关怀与正义之辩 |
| 一、正义伦理对关怀伦理的贬低和排斥 |
| 二、性别化、私人化的关怀伦理的理论局限 |
| 三、正义与关怀的融合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困境的消解 |
| 一、女性主义难以真正摆脱二元困境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理论困境的消解 |
| 第四章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政策构想 |
| 第一节 身体维度 |
| 一、传统公民身份中身体的缺席 |
| 二、女性主义对身体权利的争取 |
| 三、关于女性身体自主的争论 |
| 第二节 政治参与维度 |
| 一、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之间 |
| 二、在场政治与观念政治之间 |
| 第三节 关怀维度 |
| 一、政府要以保证公民的关怀权利为核心目标 |
| 二、关怀政策的制定要以“需求解释的政治”为基础 |
| 三、关怀政治以消除关怀劳动的性别化、提升性别平等为重点 |
| 四、关怀政策和体制不能消除关怀的私人尺度 |
| 第四节 全球维度 |
| 一、女性主义公民身份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 |
| 二、女权与人权的连接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政策构想的得失 |
| 一、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政策构想的意义 |
| 二、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政策构想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主持项目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法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交往转向及当下意义[J]. 谢安民.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1(06)
- [2]女性公共领域与全球正义的建构——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女性公共领域之运思[J]. 马云志. 贵州社会科学, 2021(10)
- [3]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4]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5]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生成逻辑研究[D]. 陈珂. 浙江大学, 2021(01)
- [7]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8]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D]. 杨冬珍. 吉林大学, 2021(01)
- [9]《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D]. 刘怡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局限[D]. 刘慧. 山东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