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的战友——论晚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群体自我概念

一、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论文文献综述）

赵伟,邓洪波^[1]（2021）在《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提学设官后,由于职责与职权未能平衡,因此有的提学官试图打破令甲所限,在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来走出制度困境。明代提学官所建书院有衙署、祭祀、聚徒讲学三大类型。影响最大的是聚徒讲学型书院,其中的精英教育以省级书院成就最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学系统中省一级的空白,是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的先导。中晚明王学兴起后,王门后学利用担任提学官的机会,通过建设书院来传播新思想,更将讲会制度引入官办书院,通过思想与制度的双重渗透瓦解了官学体制中的师生秩序,以讲学同志的连属形成团体。此时,秉持取士之权的提学官在选拔讲学团体成员时面临私相授受的指控,进而引发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明令提学官"不许别创书院"。此后,提学官通过建设书院来"教士"的行动遭到打击,逐渐向专于"校士"的职能转变。

宋韵雯^[2]（2020）在《黄媛介的家国与身世书写》文中指出本文从明清嬗递之际的特殊时代背景出发,选取有着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闺塾师独特身份的才媛黄媛介为研究对象。从现存资料来看,明清易代之际秀水黄媛介是诗词书画俱的才女,加之她广泛的交游经历,不仅使得她在明清之际声名远播,也为她在明清女性文学占据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媛介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她走出闺门进入公共空间的生活方式备受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关注。黄媛介才情出众,生平着述颇丰。但因年代久远与女性文学作品受重视程度不高,现多已失佚,诗文作品散见于诸家选集之中。笔者在对黄媛介作品进行辑录时,有幸寻得先前散佚诗集《湖上草》和长篇叙事诗《离隐歌》。前者作为黄媛介现唯一可见的别集,展现了家国覆灭之后诗人的心路历程。后者则以回忆叙写的方式记录了诗人乙酉鼎革被清兵所劫一事和转徙江南各地漂泊流离的经过。个人遭际与板荡时局的不幸结合,黄媛介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书写易代乱离,见证乱亡的时代,也寄托了个人身世感怀。黄媛介作为明清之际出入公共空间的女性代表人物,她的文艺作品也有别于以往局限于闺阁生活的女性。她绘画作品的题材有以往女性较少涉及的山水画和文人画,并在画作上留下题咏和钤印。她在易代书写中效仿男性文人涉足家国议题,表达对百姓的关怀,对政治的批判。作为明清才女群体的一员,黄媛介以其才情和独特性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本文通过黄媛介现存文艺作品及相关史料研究,以求真实再现黄媛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王悦^[3]（2014）在《“互以对方为重” ——论梁漱溟的群己观》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群己关系的探讨呈现出重视个人的趋势。梁漱溟认为,对个人的重视是西方社会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欠缺之处,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种新的“团体”以建设新的社会。在新的团体中,个人与团体“互以对方为重”。梁漱溟的群己观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革,群己关系的重新建构也是价值体系重建的重要内容。“团体”是新的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它根植于传统意义的“群”,并在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方,梁漱溟在乡村践行群己关系的理论。新的团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辅之以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履行“互以对方为重”的义务。个人是团体的构成单位,团体中的个人与传统五伦关系中的个人有所不同,后者更注重履行自身的伦理义务,前者则强调出于为他人考虑而做出道德行为,个人的主体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在团体组织中,梁漱溟引入“权利”和“义务”两个概念。与西方不同的是,他并不主张个人伸张权利而是履行义务。个人与个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权利已经存在其中。梁漱溟对团体组织的关注,体现出其思想从精英的儒家文化到农民的儒家文化的转变,他提倡团体组织实施贤者政治与多数政治相结合的方式。梁漱溟的“团体”是一种价值的共同体,团体中的个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比起以权利为核心的共同体,这种团体组织更加稳定。

范凡^[4]（2013）在《晚明士人王宗沐经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宗沐晚明着名思想家、政治家,是海运开禁以来唯一一位成功主持海运漕粮的官员。文章利用孤本《海运志》及其他史料,考述王宗沐的漕运改革、海运实践、兴教办学、讲学授徒、地方管治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而探讨了王宗沐经世思想的渊源、内涵及其历史影响。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考述王宗沐的学派归属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并将王宗沐的学派归类于“在朝王学”；第二章阐述王宗沐经世思想的渊源；第三章分析王宗沐经世思想的社会践行活动；第四章总结王宗沐经世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笔者认为以王宗沐为代表的“在朝王学”派中的某些思想家在晚明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中显然具有一定意义的萌动或先导的作用。王宗沐的经世实学思想,通过明清学者编纂的《经世文编》和众多士人的着述流传后世,足以体现其思想的历史价值。

张伟^[5]（2011）在《明代中后期儒学讲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讲学之风是明代学术最突出的特点。包括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在内的明代学说,皆以讲学为其传播学说、交流讨论以及学派建设的关键性机制。讲学的风气发端于明代初期曹端、薛瑄等人,盛行于明代中后期的湛若水、王阳明之后。王阳明以不世之功业,精湛之学问,倡导致良知之学,激起讲学之风气,并延续百年之久。北京大学着名哲学教授吴震也说:“在16世纪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社会风气。甚至可以说,讲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主要话题”。与“讲学”二字相关联的还有“讲会”二字。讲会即讲学之会,大批的学者定期聚集在某个地点一起讨论理学问题。讲会是讲学之风发展到明代而趋于高峰时的产物。本文主要探讨明代百年间讲学的发展历程、规模盛况,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思想、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学术思想、社会道德等问题与讲学的夹杂不清,并由此带来的各种流弊,使得百年间明代的讲学历经了一个由热情奔放、激情四溢的开放时代向含蓄内敛、逐渐趋于封闭保守的风格转变,讲学主流的社会道德感逐步增强,讲学的宗旨也由阳明之学向程朱理学回归,风格趋于保守,活力逐渐耗尽。

范国盛^[6]（2009）在《聚和·讲会·自鸣于朝 ——论明代狂儒何心隐的社会教化实践与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何心隐是儒家平民学派——泰州学派中的一位重要代表。泰州学派诸公被视为“掀翻天地,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的狂者,而何心隐尤为其中狂者典型。何心隐继承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发扬积极入世的儒家传统,重点关注社会教化,试图通过其社会教化实践,使整个社会臻于大同。本文第一章为引言,重点论述了何心隐从下至上社会教化思想产生的学术根源和时代背景。本文第二章主要论述何心隐的宗族教化思想。宗族教化的实践是在家乡建“聚和堂”。宗族教化思想则是“聚和”、“善俗”、“育欲”。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何心隐的民众教化思想。民众教化的途径主要是“讲会”。何心隐重视“讲会”的宣传教化作用,希图使整个社会成为“会”一般的组织。“会”内,众人关系如师友般平等一致;同时“会”中诸人相亲相爱,“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会”中诸人应该自强不息,农工超而为商贾,商贾超而为士,士超而为圣贤。本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何心隐对朝廷官员的教化思想。对于朝廷官员的教化,何心隐主要是通过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自鸣于朝来表达。对朝廷官员的教化思想可以概括为要求朝廷官员放弃官位,出身以主大道,补天下之大空;同时朝廷官员不应与民争利,而要“欲与百姓同欲”。最后为分析与思考,简要论述了何心隐社会教化思想对今天的一些启示以及对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进程做了一个粗糙的梳理。

陈时龙^[7]（2004）在《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6—1626》文中指出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六章、结论、附录四个部分，主要探讨了明代中晚期从王阳明讲学至东林学派的讲学之间约一百年的讲学发展历程，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明代的讲学运动是明王朝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达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在阳明学学派建构中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中，讲学运动依托书院、会馆、精舍、山房、宗祠、贡院、寺庙、道观及山川秀美之处，遍布大江南北，尢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王阳明晚年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讲学活动中，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并鼓励像惜阴会之类地域讲会的大量出现。阳明逝世之后，朝廷对王阳明的不公正的待遇激发了其弟子们以讲学来发扬师说、以建设书院来祭祀先师的热情。地域讲会开始流行，同门意识增强。学者们非但在各自的家乡讲学，又联合同门举行江浙大会，即便为官者也讲学不辍。然而，蓬勃发展的讲学运动所夹带的弊端，以及阳明后学之流弊，使讲学运动在嘉靖末年达于巅峰之后，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尽管禁讲学的背后，不能不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在万历十年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讲学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赋予讲学运动必须维护或重建社会道德的责任。代表性的人物即耿定向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在这一历程中，政治、学术、道德诸问题与讲学缠杂不清，使得讲学活动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乃至引发天启六年大规模地禁毁书院活动，而首善书院的被毁标志着明代讲学风潮的结束。因此，综观明代中晚期的一百年的讲学运动历程，其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从开放到内敛的取向。这与一般思想史上对晚明思想活跃、启蒙的定性似乎不同。但是，笔者认为，讲学活动以王阳明和王艮为源头而分为两系，即学院式讲学和庶民式讲学。当嘉靖年间两系讲学基本重合、互相支持时，讲学运动是开放的、活跃的、激进的；然而政治的打击以及正统的学者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使庶民式讲学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而学院式讲学则越来越保守，两系讲学渐行渐远。学院式讲学挟政治、经济之实力，不断压缩庶民讲学的空间，最终将庶民讲学的思想家逐出讲学之主流圈外。至此，晚明讲学内敛、卫道的性格基本形成，并为清初的讲学活动所继承。

张琏^[8]（2002）在《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文中指出 一 前言 “晚明”系指十六世纪後半至明亡（1550—1644）前後下到一百年的时期,大约自十六世纪以降的明代,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动,後人对这段时代的看法仁智互见,有誉称为启蒙时期,有视为堕落的时代,也有认为是摸索时期等不同的观点。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自然阐述出来不同的面向,若从文化层

二、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2）黄媛介的家国与身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互以对方为重” ——论梁漱溟的群己观（论文提纲范文）

（4）晚明士人王宗沐经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中后期儒学讲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聚和·讲会·自鸣于朝 ——论明代狂儒何心隐的社会教化实践与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6—1626（论文提纲范文）

四、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J]. 赵伟,邓洪波. 学术研究, 2021(05)
• [2]黄媛介的家国与身世书写[D]. 宋韵雯.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3]“互以对方为重” ——论梁漱溟的群己观[D]. 王悦.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1)
• [4]晚明士人王宗沐经世思想研究[D]. 范凡. 杭州师范大学, 2013(10)
• [5]明代中后期儒学讲学活动研究[D]. 张伟. 河北大学, 2011(11)
• [6]聚和·讲会·自鸣于朝 ——论明代狂儒何心隐的社会教化实践与理论[D]. 范国盛. 江西师范大学, 2009(S2)
• [7]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6—1626[D]. 陈时龙. 复旦大学, 2004(01)
• [8]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J]. 张琏. 中国文化, 2002(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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