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Zhejiang Province Sees Steady Rise in HIV Incidence（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李世瑾[2]（2021）在《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肺结核发病率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肺结核（PTB）的流行趋势,为预防、控制老年人肺结核提供流行病学等方面的依据。方法:我们收集了 2005年至2017年山东省239707例新诊断的活动性PTB患者的临床资料。我们将患者按年龄分为两组,两组分别为老年人（≥60岁）和非老年人（<60岁）。利用逻辑模型和联接点回归模型,我们对老年人（≥60岁）和非老年人（<60岁）中PTB患者的临床特征、发病率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在所有PTB病例中,老年人有77192例（32.2%）。相比非老年患者,老年患者是男性（OR 1.688,95%CI 1.656-1.722）,农村人口（OR 3.411,95%CI 3.320-3.505）和涂片阳性 PTB（OR 1.213,95%CI 1.193-1.234）的占比更大。总报告发病率、老年人群报告发病率和其中痰涂片阳性病例的报告发病率分别为35.21、68.84、35.63（/10万人）。非老年人群报告发病率和其中的痰涂片阳性病例的报告发病率分别28.58、13.41（/10万人）。2008年以来,整个人群、老年人群和非老年人群中,肺结核的年报告发病率变化为缓慢下降。连接点回归模型显示,2007年到2017年,老年人群PTB的报告发病率显着下降（APC=-5.3,P<0.05）。2008年至2017年,非老年人PTB的报告发病率逐年减少（2008-2014,APC=-3.7,P<0.05;2014-2017,APC=-8.0,P<0.05）。2005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群中痰涂片阳性PTB患者的报告发病率迅速下降（2005-2010 APC=-7.2%,P<0.05;2010-2014 APC=-22.6%,P<0.05;2014-2017 APC=-9.0%,P=0.1）。2005年到2017 年,非老年患者中痰涂片阳性PTB发病率呈下降趋势（2005-2010 APC=-4.9%,P<0.05;2010-2017 APC=-20.7%,P<0.05）。2005年到2017年,老年人群中痰涂片阴性PTB的报告发病率（11.48-38.42/100,000）增加了约235%。2007年到2014年,该值显着上升（APC=9.4,P<0.05）。2005年到2017年,非老年患者中痰涂片阴性肺结核发病率（5.48-17.52/100,000）增加了约 220%（2005-2008 APC=33.2%,P<0.05;2008-2014 APC=7.8%,P<0.05;2014-2017 APC=-6.6%,P=0.1）。结论:相对于非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肺结核的发病率更高。肺结核的主要负担可能将转移到老年人,男性,农村人口和痰涂片阴性患者。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更多的老年肺结核病防治研究将促进全球结核病控制目标的实现。
姬卫东[3]（2021）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在部分慢性传染性疾病的应用》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来分别评估中国新疆南疆四个地区乙肝发病率趋势,中国江苏省不同人口结构和结核病发病数较高的六个城市的结核病发病率趋势和中国重庆市与深圳市艾滋病发病率趋势,并分别估计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的独立影响。最后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预测不同年龄组发病率的未来趋势,并尝试通过模型拟合和预测确定疾病筛查的目标人群。方法:（1）首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抗病毒治疗管理”数据库中,分别收集2005-2017年南疆四个地区乙肝发病数据、2009-2018年江苏省结核病发病数据以及2005-2015年重庆市与深圳市艾滋病发病数据。其次,将收集的发病数据分别与新疆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与深圳市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相结合,进一步确定不同群体中具体年龄组的发病数。（2）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别估计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因素对乙肝发病率、结核发病率和艾滋病发病率的影响,并进一步针对新疆南疆四个地区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的特定年龄组乙肝发病率,江苏省不同人口结构和其六个城市的男性和女性特定年龄组结核发病率,重庆市与深圳市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以及经不同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群体的特定年龄组发病率分别进行短期预测。结果:（1）对于乙肝的分析表明:男性乙肝发病率在年龄效应影响下出现两个峰值（20-35岁及60-80岁）,女性在整个年龄范围内受到的影响相对男性较低;时期效应对男性和女性乙肝发病率的影响波动很大;四个地区男性和女性的乙肝发病率受到队列效应的影响趋势相似,都在1990年之后达到峰值,之后急剧下降趋于平稳;从2018年到2022年,四个地区35岁以上和35岁以下年龄组的乙肝发病率差异明显,四个地区35岁以下年龄组的乙肝发病率都有所下降。（2）对于结核病的分析表明:常住人口（全人群）和本地人口的男性发病率的估计年龄影响出现两个明显峰值（20-30岁及70-80岁）,在移民人口的结核病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在20-30岁时,受年龄效应的影响较大。在整个研究期间,常住人口（全人群）和本地人口的结核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出生队列效应对常住人口（全人群）和本地人口结核发病率的影响具有相似的模式。移民人口中所有女性与60岁以下女性发病率预测呈上升趋势。六个城市中男性发病率的估计年龄影响中出现两个峰值（20-30岁及60-85岁）,时期效应对男性发病率的影响基本上是女性的两到四倍。淮安、南京、南通和徐州受队列效应的影响,在1940-195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相对明显的反弹。从2019年到2023年,除苏州外,其余五个城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结核病发病率几乎是60岁以下两倍左右。（3）对于艾滋病的分析表明:重庆市和深圳市男性艾滋发病率受年龄效应的影响,在20-35岁之间和50岁左右都出现显着的峰值,女性发病率在整个年龄范围内受到的影响相对男性较低。受时期效应的影响,两个城市的男性发病率显着高于女性,并且男性发病率的上升速度显着高于女性。两个城市男性和女性艾滋发病率在队列效应上呈现出相似的模式。两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中,30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率和30岁以上的女性发病率预估未来五年急剧上升。两个城市经同性性传播的艾滋病患者在20-35岁之间的特定年龄发病率呈现出显着峰值。经异性性传播的艾滋病患者的特定年龄发病率在30岁之前急剧上升,之后出现波动,在50岁左右达到峰值。在时期效应的影响下,两个城市通过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的发病率在研究期间呈现上升的趋势。在队列效应的影响下,两个城市经同性性传播的艾滋病发病率在1985年出生的群体中达到高峰。两个城市通过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各个年龄组的艾滋发病率在未来五年内,都呈上升趋势,而通过其它途径传播的艾滋病患者的发病率则呈缓慢下降趋势。结论:本研究结果表示:男性和女性乙肝发病率存在显着差异,并且未来几年部分地区的乙肝发病负担可能仍然会增加;外地移民人口中女性60岁以下,30岁以上和30岁以下年龄组的结核发病率在未来呈上升趋势;重庆市和深圳市30岁以上和30岁以下年龄组的男性艾滋病发病率,30岁以上年龄组的女性艾滋病发病率,经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各个年龄组的艾滋发病率在未来五年内都呈上升趋势。因此希望能引起这些地区公共卫生部门的重点关注,针对不同人群分别提出控制疾病的措施,以更好地控制疫情。
程显扬[4]（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汪娟,陈任,李程跃,高翔,郝模,于明珠,徐凌忠,虞颖映,施培武,郝超,胡志[5]（2020）在《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的变化趋势,阐明法律完备程度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作用,探索指标量化的可行性方法。方法:系统收集浙沪两地所有涉及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法律文件,根据法律框架是否完备、文本是否齐全、对主要部门及问题的覆盖情况4个方面,综合计算法律完备情况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并运用Spearman相关、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其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不断提高,浙江从2000年的39.5%增加到2017年的72.7%,上海从2000年的64.7%提高到2017年的75%;两地法律完备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呈负相关（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和-0.890。结论: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体系较完备且作用初步呈现,上海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略优于浙江省,两地均有提升空间。
汪娟,陈任,李程跃,高翔,徐凌忠,于明珠,虞颖映,施培武,郝超,郝模,胡志[6]（2020）在《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探究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分析其与传染病发病率的相关关系,探索指标量化的可行性。方法系统收集所有涉及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研究文献,通过量化评价两地研究活跃程度得到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运用Spearman相关、线性回归等分析先进技术掌握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浙江省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由2000年的11.4%上升到2017年的28.7%,同期上海市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从20.5上升到46.4%。浙沪两地传染病发病率与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1和-0.891,P<0.05。结论浙沪两地先进技术掌握程度对传染病防治领域有促进作用且效果初步呈现,上海市先进技术掌握程度对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改善作用略优于浙江省,本研究对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的量化方法科学可行。
孙佳[7]（2020）在《HIV基因变异研究及其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应用》文中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基因变异最快,在流行中出现具有特定人群和地区分布的亚型及流行重组株（CRF）。HIV基因变异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可分析HIV流行规律,构建分子网络确定传播关系,分析HIV表型变化,预测CCR5（R5）向CXCR4（X4）的嗜性转换,指导和提高疗效;因而在艾滋病防治中有着广泛应用。最近研究发现,不同HIV毒株及其流行簇患者的疾病进展速度不一,且约20%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HAART）后免疫重建不良。为此,提出HIV基因和表型差异可能影响HAART中免疫重建能力的假设,并在治疗队列中开展研究进行检验,发现免疫重建受阻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本研究以HAART治疗队列和分子流调样本为基础,以HIV基因变异研究为切入点,开展HIV亚型及流行簇的基因和表型预测;以分子传播网络参数评价自述感染途径资料的准确性;使用多种方法系统分析患者免疫重建不良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包括亚型、流行簇及表型等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74名患者的亚型分析发现,CRF01＿AE和CRF07＿BC分别占63.6%和18.4%。对CRF01＿AE的分簇研究发现,4簇为主（65.5%）,其次是1簇（14.7%）和5簇（8.2%）。研究中获得两条由CRF01＿AE和CRF07＿BC重组而成的新型毒株近全长基因序列。以来自全国分子流调的1805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pol区序列构建分子网络,采用决策树模型分析,去除自报感染途径的干拢因素后,发现女性自报异性感染和男性自报同性感染的可信度很高,分别为100%和96.8%;男性自报异性感染的可信度低,仅为71.4%,错误率高达28.6%。研究显示通过引入传播网络和模型分析新参数,可显着提高流调数据精度和对疫情把控,进而促进了艾滋病的精准防控。建立674名感染者组成的队列,研究免疫重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治疗前基线CD4细胞水平,HIV-1亚型及其流行簇,病毒嗜性可以显着影响免疫重建。BC患者的免疫重建水平显着优于CRF01＿AE患者。CRF01＿AE的5簇和4簇,好于1簇。发现这种差异在于CRF01＿AE及其1簇含有较多的X4嗜性病毒,造成细胞损伤和基线CD4细胞水平下降所致。进一步研究揭示特定氨基酸突变改变V3环电荷和PNGS数量,是病毒嗜性由R5向X4转换的物质基础。研究结论:CRF01＿AE和CRF07＿BC是浙江主要流行的HIV-1毒株。根据病毒基因变异距离构建分子网络,可追踪病毒传播链,校正被社会歧视压低的男男性传播自我报告,提高了流调数据的精准度。由于HIV-1基因变异导致的X4嗜性异化,CRF01＿AE及其1簇基线CD4细胞降低,其中出现免疫重建不良,应优先给予治疗以促进其免疫功能的恢复。浙江存在高比率CRF01＿AE毒株并持续产生新重组病毒,卫生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加强监测。
汪娟[8]（2020）在《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据WHO发布的全球前十位死亡原因分析,在2016年全球5690万例死亡中,半数以上（54%）由10个原因导致,2016年下呼吸道感染在全世界造成300万人死亡,仍是最致命的传染病。虽然近几年传染病发病率有大幅下降,部分旧的传染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各种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在严重威胁我们的健康。社会环境是影响传染病防治体系的综合因素,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传染病防治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为构建科学实用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提供新的思路。目的:通过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社会环境的支撑情况进行量化评价,了解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各组成部分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影响程度,并探讨其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明确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内的优势与不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环境角度的优化建议。方法:本研究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及政策制定科学程序为指导性方法,以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及敏感性分析法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文献资料以及常规统计资料的收集,运用Excel建立初始数据库,结合SPSS软件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果:（1）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分别为55.7%和40.7%,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5.5%和47.9%,浙江省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无明显相关关系,上海市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也无明显相关关系。（2）浙沪两地法律体系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浙沪两地法律体系的保障程度分别为76.8%和72.8%,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90.4%和85.7%,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P<0.01）和-0.87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法律体系保障程度对健康结果的改善无明显作用,上海市则对健康结果有作用,解释程度为37.1%,弹性系数为-0.627。（3）浙沪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江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48.4%,达到适宜标准的56.9%,上海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50.3%,达到适宜标准的59.2%,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均无明显相关关系。（4）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31.2%和40.8%,达到适宜标准的36.7%和48%,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7（P<0.05）和-0.738（P<0.01）,回归结果显示浙沪两地文化环境均对健康结果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解释程度分别为28.7%和56.3%,弹性系数分别为-0.434和-0.767。综合上述四个指标得到总体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作用,数据显示浙沪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54.2%和51.1%,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3.8%和60.1%,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2（P<0.05）和-0.76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两地社会环境均未对健康结果的改善起到作用。结论:（1）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在稳步提升;（2）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与适宜标准仍有差距,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作用仍需从各个方面不断提升。
廖胜东[9]（2020）在《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背景:传染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以及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威胁,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很多历史上曾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解决,但传染病的防治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我们在面对常见传染病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部分少见传染病的死灰复燃以及新发传染病的层出不穷,如2003年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9年甲型H1N1流感和正在发生的新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都给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让人们和政府普遍的认识到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资源是传染病防控的基础,适宜的资源投入可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策的倾斜和大量的人、财、物和信息等均流向大城市,使得不同地区面临传染病的防治能力有很大差距,而这些防治薄弱地区正是传染病容易滋生和大范围爆发的疫源地,随着人口的流动,这些未被发现却携带病原体的病人一旦进入人口密集区或公共场合,极有可能造成该地区、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性的传播。目的:通过对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的现状描述、比较和分析,探讨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差距和影响因素,量化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为制定一流的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体系作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为指导性研究方法,系统收集2000-2017年传染病资源配置相关文献资料,并对资料进行Excel摘录和整理,借用SPSS统计工具,运用规范差距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方法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资源与健康结果（传染病发病率）进行解释和分析。结果:（1）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程度浙沪两地人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在不断提升,浙江省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已基本达到上海市水平,但浙沪两地在人员数量、能力和有效激励水平均未达到适宜的标准;量化后浙沪两地人力资源整体适宜程度分别为45.4%和45.6%,较2000年分别提升171.9%和121.4%;分析发现,两地传染病人力资源配置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分析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p<0.01）,同时浙江省的人员能力胜任和上海市的人员有效激励程度是两地人力资源提升的重点。（2）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财力资源配置程度浙沪两地财力资源整体配置程度在不断提升,但财政主导、财力投入总量和稳定增长程度还未达到适宜的标准,仅上海市稳定增长程度接近适宜标准水平,量化后浙沪两地财力资源整体适宜程度分别为45.3%和62.%,较2000年分别提升了71.9%和121.4%,上海市高于浙江省配置水平;分析发现,浙沪两地财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关系（p<0.01）,此外,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财力资源配置中均应对财力投入总量作为重点加强。（3）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物力资源配置程度浙沪两地物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在资源配置中相对较高,但物力资源的数量、齐全程度、质量和更新及时程度也均未达到适宜的标准,量化后,浙沪两地物力资源整体适宜程度分别为57.3%和62.1%,较2000年分别提升171.9%和121.4%,浙江省低于上海市,占比92.3%,但上海市与适宜标准仍有22.9%的差距;分析发现,上海市物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呈现显着相关（p<0.01）,浙江省无显着相关关系（p>0.05）,但进一步发现,浙江省物力资源质量和种类齐全程度与健康结果相关,且对结果影响较大,而上海市的物力资源种类齐全程度对健康影响也较大。（4）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信息资源配置程度浙江省信息资源提升速度快,信息广泛收集程度较高,但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互联共享与适宜标准仍有较大差距,量化后,浙沪两地信息资源整体适宜程度分别为40.9%和49.8%,较2000年分别提升1126.1%和429.9%,浙江省低于上海市,占比82.1%,但上海市与适宜标准仍有26.4%的差距,分析发现,浙江省信息资源与健康结果不相关（p>0.05）,上海市与传染病发病率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p<0.01）,而进一步发现,浙江省信息互联共享和广泛收集程度以及上海市的信息互联共享程度对健康影响相关性较强,且能有效提升信息资源配置整体水平。结论:随着我国对传染病资源配置的重视,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得到不同程度提升,但两地也同样在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方面有不同程度问题。（1）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领域人力资源中人员数量规模提升较快,但人员能力和有效激励程度程度不高,存在人员能力和素质结构问题以及薪酬等激励水平不够的问题。（2）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领域财力政府主导程度已显现,稳定增长机制较健全,但财力投入总量仍存在不足的现象。（3）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领域物力资源设施设备数量基本满足防控需要,种类齐全程度和质量较为合格,为传染病防控提供了保障。（4）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领域信息资源已基本广泛收集,但信息的互联共享和有效利用程度差,造成信息资源的严重浪费。
张微敏[10]（2019）在《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杭州市健康杭州建设的目标,全民健康发展为依据,构建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并进行应用研究。通过对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为今后健康杭州工作优化提供一定对策与建议。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研究,形成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模型。（2）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归一法分别进行指标的筛选和权重的确定。（3）通过线性加权法计算指数,并分析各要素发展情况。利用实证资料,进行杭州市2015-2017年全民健康发展指数的计算。研究结果:（1）构建了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57个四级指标,并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建立指数计算方法。（2）通过对2015-2017年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的计算,以2015年为基准,2017年全民发展指数为117.72。比较2015-2017年不同维度的发展指数情况,2016年妇幼健康指数值远高于2017年,2015至2017年间,卫生资源、精神卫生管理指数值上升明显,医疗救助和健康行为有所下降,其余全民健康相关要素在2016-2017年均保持平稳的发展。（3）对2015年和2017年全民健康发展水平进行分析,2017年全民健康发展指数比2015年增长17.72,增加值前三为健康人群、共建参与度和健康服务。结论:（1）结合健康杭州发展实际情况与指数计算分析,指数内容与结构有合理性和适用性。（2）提升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建设水平需要加强重点人群服务建设,强化个人意识,促进多主体参与。
二、Zhejiang Province Sees Steady Rise in HIV Incidenc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Zhejiang Province Sees Steady Rise in HIV Incidence（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肺结核发病率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中英文对照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 |
| 2.2 实验室方法与实验室质量控制 |
| 2.3 数据内容和定义 |
| 2.4 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病例特征 |
| 3.2 总体发病率和年发病率 |
| 3.3 时间趋势和连接点回归模型 |
| 3.4 结核病病例年龄分组和老龄化趋势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山东省肺结核发病率变化趋势和防控现状 |
| 4.2 老年人群和非老年人群中的肺结核发病率情况及差异 |
| 4.3 老龄化对肺结核发病率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区域人群中的差异 |
| 4.4 痰涂片阴性肺结核发病率的变化趋势 |
| 4.5 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第五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结核病发病率的影响因素研宄回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在部分慢性传染性疾病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1.1 乙肝 |
| 1.2 结核病 |
| 1.3 艾滋病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 统计学分析 |
| 3.1 乙肝 |
| 3.2 结核病 |
| 3.3 艾滋病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在部分慢性传染性疾病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4）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1.4.1 文章结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健康 |
| 3.1.2 健康服务业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3 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 5.2.2 政策规划 |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 5.2.4 城镇化水平 |
| 5.2.5 科技创新 |
| 5.2.6 疾病谱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 6.2.1 美国 |
| 6.2.2 德国 |
| 6.2.3 加拿大 |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量化方法。 |
| 1.2.2 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 |
| 2.2浙沪两地法律完备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
| 3 讨论 |
| 3.1 浙沪传染病领域法律体系较为完备 |
| 3.2 浙沪传染病领域法律完备程度效果初步呈现 |
| 3.3 浙沪两地法律完备程度仍有提升空间 |
（6）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传染病防治领域相关问题和部门的界定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的测量 |
| 1.3.2 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比较 |
| 2.2 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相关分析 |
| 3 讨论 |
| 3.1 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稳步提升 |
| 3.2 先进技术掌握程度提升对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工作开展的促进作用 |
| 3.3 上海先进技术掌握能力对传染病防治领域作用优于浙江,两地均有提升空间 |
| 3.4 使用定量的方法评价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科学可行 |
（7）HIV基因变异研究及其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1 绪论 |
| 1.1 国内外HIV-1流行传播状况 |
| 1.2 HAART治疗后免疫重建状况 |
| 1.3 HIV-1共受体使用的临床意义 |
| 1.4 目前国内外MSM人群HIV感染现状 |
| 1.5 本研究总体设计 |
| 1.6 参考文献 |
| 2 第一章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3-2017年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2.1 引言 |
| 2.2 主要实验材料和仪器 |
| 2.3 实验方法 |
| 2.4 实验结果 |
| 2.5 讨论 |
| 2.6 结论 |
| 2.7 参考文献 |
| 3 第二章 我国HIV-1感染者自报传播途径可信度研究 |
| 3.1 引言 |
| 3.2 主要实验材料和仪器 |
| 3.3 实验方法 |
| 3.4 实验结果 |
| 3.5 讨论 |
| 3.6 结论 |
| 3.7 参考文献 |
| 4 第三章 HIV基因型和表型差异对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 4.1 引言 |
| 4.2 主要实验材料和仪器 |
| 4.3 实验方法 |
| 4.4 实验结果 |
| 4.5 讨论 |
| 4.6 结论 |
| 4.7 参考文献 |
| 综述 高基线CD4 T细胞计数的HIV-1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状况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
| 1.1.2 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 |
| 1.1.3 传染病防治体系能力建设仍需要提升 |
| 1.1.4 研究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价值 |
| 1.2 相关概念的梳理 |
| 1.2.1 政府应关注的领域类型问题 |
| 1.2.2 传染病防治体系的部门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况 |
| 1.3.1 国外研究现况 |
| 1.3.2 国内研究现况 |
| 1.3.3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内容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 2.1.2 政策制定科学程序 |
| 2.1.3 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 |
| 2.1.4 敏感性分析法 |
| 2.2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 2.2.1 资料收集方法 |
| 2.2.2 资料评阅方法 |
| 2.2.3 量化思路 |
| 2.2.4 数据统计方法 |
| 2.3 技术路线 |
| 2.4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社会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量化评价 |
| 3.1.1 政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 |
| 3.1.2 法律体系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 |
| 3.1.3 经济发展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 |
| 3.1.4 文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引领程度 |
| 3.2 浙沪两地传染病总体社会环境与健康结果关系的量化评价 |
| 3.2.1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的内涵与作用 |
| 3.2.2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 4 讨论 |
| 4.1 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 |
| 4.1.1 政策环境决定程度评价 |
| 4.1.2 法律体系保障程度评价 |
| 4.1.3 经济发展支撑程度评价 |
| 4.1.4 文化环境引领程度评价 |
| 4.2 社会环境角度下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
| 4.2.1 确保健康战略配套政策的落实 |
| 4.2.2 提高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 |
| 4.2.3 加大经济投入,建立奖惩机制 |
| 4.2.4 加强科研建设,提高健康素养 |
| 4.3 本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社会环境对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研究 |
| 参考文献 |
（9）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
| 1.1.2 资源配置是传染病有效防控的基础 |
| 1.1.3 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提升 |
| 1.2 国内外研究现况 |
| 1.2.1 国外研究现况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对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 |
| 1.4.2 对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评价 |
| 1.4.3 分析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 |
| 1.4.4 根据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提供对策和建议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主要研究方法 |
| 2.1.1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 2.1.2 政策制定科学程序 |
| 2.2 具体研究方法 |
| 2.2.1 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方法 |
| 2.2.2 规范差距分析法 |
| 2.2.3 敏感性分析法 |
| 2.2.4 比较分析法 |
| 2.3 资料收集与评阅 |
| 2.3.1 资料收集方法 |
| 2.3.2 资料评阅方法 |
| 2.3.3 量化方法 |
| 2.4 数据统计方法 |
| 2.5 技术路线 |
| 2.6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3.1.1 人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3.1.2 财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3.1.3 物力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3.1.4 信息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3.2 浙沪两地传染病总体资源配置适宜程度与健康结果的量化评价 |
| 4 讨论 |
| 4.1 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资源配置建设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1 人力资源配置建设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2 财力资源配置建设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3 物力资源配置建设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1.4 信息资源配置建设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 |
| 4.2 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资源配置建设的主要方向 |
| 4.2.1 增强对防控人员能力的培训和激励水平的提升 |
| 4.2.2 强化财力投入总量对防控工作开展的支撑力度 |
| 4.2.3 加强对物力资源质量和种类齐全程度的再优化 |
| 4.2.4 打造信息互联共享和利用的统一防控工作平台 |
| 4.3 不足与下一步研究 |
| 5 结论 |
| 5.1 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资源配置程度正在不断优化 |
| 5.2 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控体系资源配置建设仍需加大投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国内外传染病资源配置与健康关系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10）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构建流程 |
| 2.1 构建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 |
| 2.2 构建基本框架 |
| 2.3 确立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评价指标 |
| 2.4 指标的赋权与指数计算 |
| 3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1 专家咨询调查表草案的形成 |
| 3.2 专家咨询的基本情况 |
| 3.3 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系数和协调系数 |
| 3.4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 |
| 3.5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 |
| 3.6 权重的确定与全民健康发展指数的计算 |
| 4 实证研究 |
| 4.1 数据收集 |
| 4.2 2015～2017 年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测算及其结果分析 |
| 5 讨论 |
| 5.1 指数内容与结构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
| 5.2 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状况分析 |
| 5.3 对发展指数改进的建议 |
| 6 结论 |
| 6.1 本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四、Zhejiang Province Sees Steady Rise in HIV Incidence（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肺结核发病率趋势[D]. 李世瑾. 山东大学, 2021(12)
- [3]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在部分慢性传染性疾病的应用[D]. 姬卫东. 新疆医科大学, 2021
- [4]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5]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法律完备程度分析[J]. 汪娟,陈任,李程跃,高翔,郝模,于明珠,徐凌忠,虞颖映,施培武,郝超,胡志. 医学与社会, 2020(08)
- [6]浙沪传染病防治领域先进技术掌握程度分析[J]. 汪娟,陈任,李程跃,高翔,徐凌忠,于明珠,虞颖映,施培武,郝超,郝模,胡志.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20(07)
- [7]HIV基因变异研究及其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应用[D]. 孙佳. 浙江大学, 2020(01)
- [8]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D]. 汪娟. 安徽医科大学, 2020
- [9]浙沪两地传染病资源配置适宜程度的比较研究[D]. 廖胜东. 安徽医科大学, 2020
- [10]杭州市全民健康发展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D]. 张微敏.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