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力资本的二分法——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看待智力资本（论文文献综述）
郑晨[1]（2020）在《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的测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投资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知识资本是企业一项独特的战略资源,其已成为创造企业收益的主要来源,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测算知识资本的收益分成率,评估知识资本的价值,是探究企业价值创造途径的起点,也是企业管理的依据之一。知识资本具有内隐性和成本弱对应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不适用于知识资本的价值评估。但从知识资本的概念和本质来看,对知识资本价值的评估依然要从知识资本创造的收益入手。从资产的获利角度出发,收益分成法能更好地体现知识资本的成长能力和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适合用来评估知识资本的内在价值。但实务中收益分成法里分成率的确定往往主观性较强、公信力较低。本文在对国内外知识资本价值评估方法的梳理、归纳与分析的基础上,从收益分成法的基本思路出发,引入对知识资本产出贡献率的讨论,测算了知识资本在企业总体收益中的贡献分成,构造了大数据环境下针对具体行业的收益分成率取值体系,以降低收益分成率取值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提高行业针对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确定了知识资本收益额、风险和收益期限的度量方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知识资本收益折现策略,对知识资本的内在价值进行评估。具体来讲,在对知识资本概念的界定、知识资本的分类及测度方法、收益分成率等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总结后,本文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首先针对该行业的知识资本特点,构造了一个涵盖了知识资本的人力、创新、结构、关系四大内容的指标体系。再利用熵权法给二级指标以及一级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出每个样本企业知识资本四个维度指标的得分和知识资本整体的综合评价值。然后,利用样本企业的相关数据构造平衡面板,借助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软件服务行业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进而计算出知识资本对企业收益增长的贡献率为31%,以此作为知识资本的收益分成率测算知识资本的价值。进一步地,为了研究不同企业内部知识资本异质性对知识资本收益贡献能力的影响,本文还按照知识资本四个维度的得分,选择四类资本中得分最高的企业的数据作为类种子,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法将软件服务行业的企业分成人力资本、创新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丰裕的四类企业。对四类企业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得到人力资本、创新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丰裕的企业中知识资本的收益分成率分别为23.90%、31.48%、26.37%和16.8%。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证实了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和传统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应地,由数据分析得出知识资本对微观主体的产出贡献也高于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另外,企业内部知识资本的异质性会影响知识资本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程度。企业要强化知识资本的内部管理,重视知识资本的耦合作用,让各类知识资本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构造的收益分成率测算体系为知识资本价值评估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式,从微观视角对已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在资产评估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郜爽[2]（2020）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
彭邦文[3]（2020）在《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新型冠状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也说明了整个世界经济随时要面临着纯负向的外生冲击考验,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同时,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以及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升,依靠原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拓展对外贸易的传统路径将难以为继。在目前的状况下,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来提升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出口贸易可持续的增长。那么何种因素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从现有研究来看,鲜有文献注意到金融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系列配套制度供给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所起到的作用。鉴于此,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两方面作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基于生产要素视角来分析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效应与中介机理,论证了金融结构如何通过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升级与以及人力资本结构等中介机制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但由于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又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制度环境、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因素会显着影响金融结构作用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方向与强度。因此,本文在分析了总体效应与中介机理之后,又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探讨了政府行为视角下长期制度调整和短期政策支持等因素在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中国金融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经验事实出发,经过数据测算得到了中国30个省份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结合静态面板OLS、动态面板GMM、门槛效应检验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分为总体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与调节效应检验三个部分,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根据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总体效应方面。金融结构只有与经济体的整体产品质量升级风险结构相匹配时,才会带来整体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金融结构的完善会通过出口产品质量的“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促进高、中、低不同技术类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此外,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效应,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比例过高或过低,都不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从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行业与区域异质性来看。金融结构对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最大,其次是高技术行业和中技术行业;金融结构的改善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而对中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不显着。第二,中介效应方面。金融结构会改善整个经济体的资本配置效率。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错配的情况得到改善,从而提升不同技术风险类型的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并降低资本市场利率。融资可获得性的增加以及资本利率的降低又会使得企业进一步拥有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动力。此外,金融结构的改善会直接促进实体经济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而提升整体技术水平;金融结构的改善也会直接通过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和跨国智力回流效应来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结构。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技术水平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会提升企业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结构可通过资本配置效率、技术水平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更细致的实证结果看,金融结构改善有助于通过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低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没有明显促进中等和高等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不同水平技术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模仿、模仿创新和技术创新均在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存在中介作用,且模仿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大,自主创新次之,技术模仿的作用最小;技术创新不同类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在金融结构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实用新型专利的中介效应最大。此外,金融结构能够通过影响中技能人力资本占比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第三,调节效应方面。首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对不同的融资方式带来正向影响,而政策性金融支持也会通过“信号效应”改善不同融资方式下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所以制度环境的改善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强度的增加会促进金融结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强度。其次,制度环境对股权融资带来的正向影响要高于对信贷融资带来的正向影响,而且随着行业产品质量升级风险的提高,制度环境在金融结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随之增加;制度环境在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调节效应更大,对西部地区的调节效应则不明显,这也与中东部地区以高技术高风险的出口产品质量为主的特征相适应。最后,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带来的信号效应对银行等金融中介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改善的程度要小于对金融市场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改善程度。所以,政策性金融支持对金融结构影响高技术高风险行业以及以高技术高风险行业为主导的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调节作用最大,而对金融结构影响低技术低风险行业以及以低技术低风险行业为主导的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小。
许璐[4]（2019）在《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作用研究 ——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已然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研发创新已然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基于“资源—行为—成长绩效”视角,揭示中小企业获得成长性的清晰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智力资本交互作用、研发投入以及企业成长三者置于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聚焦于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以智力资本三个子维度（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的交互作用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作为研究主线,探索了交互作用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机制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其次,通过对研究假设的归纳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最后,选取我国中小企业板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实证分析,在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解释。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及关系资本三者均显着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成长,而且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智力资本三要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而且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促进企业成长时存在差异;研发投入在交互作用与企业成长之间起中介作用;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一期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正向且显着,滞后二期产生正向影响但不再显着。本研究有以下成果:首先,深入智力资本内部,跨维度地分析智力资本各要素的交互作用,为智力资本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作了有益补充;其次,深入和完善地研究智力资本和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证明研发投入在智力资本交互作用与企业成长之间起中介作用;最后,提出中小企业智力资本应集群发展来获得智力资本积累,建立产学协同关系并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实践,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成长。
李阳[5]（2017）在《智力资本及其价值效应 ——基于GMM前沿方法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改造经济社会的步伐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正处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我国将不再仅仅是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基地,而是要依靠技术进步与高素质人才培养逐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本也将不再是资金、劳动抑或自然资源,而是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概念最早仅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随后其内涵逐渐丰富,变为包含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内的一个综合指标。它反映的是经济组织所拥有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决定着经济组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正因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公司层面、城市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均将智力资本的评估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内容。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尚不深入,相应的实证研究也较为稀缺。从深化智力资本相关研究的视角出发,本文系统梳理了智力资本已有研究,测度了不同层面经济组织的智力资本水平,并考察了智力资本的价值效应。针对智力资本话题的研究现状,本文试图从理论、模型和方法三个角度去深化现有研究,以做出相应的的创新和贡献。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智力资本的内涵、测度以及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澄清了相关概念,总结了现有的研究进展。通过构建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框架,填补了国内研究在智力资本价值效应方面的研究空白,使得智力资本相关研究更为完整、丰富。在模型选择方面,为了更好地刻画实际经济情况并深入探讨智力资本的经济影响,本文引入相应动态模型和带阈值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这在研究范式上推动了智力资本研究的发展。在估计方法选择上,在提取因子、确定因子个数时,有别于传统的主成分方法,本文进一步使用最新的动态因子模型和相应的检验方法来确定动态因子个数;在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时,为克服可能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使用了最新的因子GMM估计思路。在估计带阈值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时,同样需要使用相应的阈值估计方法。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上的进步,有助于深化关于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在公司、城市和国家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智力资本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的研究结论。在公司层面,本文使用了上市公司1999-2011年度微观数据,以手工整理的人力资本变量和组织资本变量来衡量公司智力资本水平。基于系统GMM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结果显示:公司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不会促进公司当期价值的改善;公司组织资本水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当期为负下一期为正。这一研究发现,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管理”的重要性高于“人才”重要性的现象。在城市层面,基于我国289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城市智力资本变量,并对主要城市智力资本进行了排名比较。基于因子的GMM估计结果发现,城市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正面影响,且在大中型城市和服务业比例较高的城市,这种价值效应尤为显着。分项来看,城市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尚不明显,主要起作用的是城市组织资本与城市关系资本。在国家层面,使用我国与主要OECD国家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各国的智力资本变量并进行相应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智力资本水平落后于OECD国家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同时,由于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效应,我国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作用,也要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姚进忠[6]（2017）在《可行能力、需要与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残疾人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数量大问题多,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对象。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是当前发展残疾人事业的重要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能力为导向对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特性和制度安排进行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探索性地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可行能力为本的残疾人需要研究框架。研究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围绕可行能力的五个核心维度（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经济参与、心理健康、福利保障）,对厦门市残疾人和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展开实证调研,运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档案法收集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实证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功能空间多维度考察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特性,在此基础上评估与审视现行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状况,分析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与需要满足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探讨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满足缺失与制度设置缺位的影响因素,并对未来残疾人福利制度如何转型以充分满足现实需要进行系统研究,最后基于研究发现对可行能力概念进行本土的扩展讨论。通过分析,本研究发现:一、可行能力理论下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政治参与方面,残疾人对于选举这样的政治参与表现的很冷漠,认为这种形式可有可无;而在利益诉求上,残疾人则有着强烈的欲望,可是他们却无法获得有效的利益表达的指导,呈现一种随机和混乱的迷茫状态。社会参与方面,残疾人在社会参与意识中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但却表述的很隐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需要要被满足存在各种障碍,因而他们在行动上只能无奈接受止步不前。经济参与方面,残疾人的需要主要呈现在就业环境改善和就业能力提升两个方面。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强烈地需要一个具有公平包容性的就业环境;在就业能力提升上,他们渴望政府和社会可以给他们一个针对性强的个性化的培训平台和机会。心理健康方面,残疾人在心理调节方面的需要表现较为内敛,从其话语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他们有很强的调节需要,但并没有很强烈地向社会表达,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需求是加强援助体系建设。福利保障方面,当前在残疾政策的可及性上,残疾人渴望消除获得性门槛,能够较为顺利支持残疾人生活;在惠及面上,残疾人希望福利政策可以适度扩展,弥补一些福利真空。二、可行能力理论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现状剖析发现,福利制度安排的理想建构与现实样态存在差异。在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安排的应然状况上,国家基于公平优先、尊重人权的政策理念,以公民权利为理论指引,设置各类各级残疾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但在有些维度上仍存在制度空白。残疾人社会政策的设置虽然没有明确地具体设置有关提升与扩展残疾人可行能力的制度,但在政策文本的表达上具有较强的增能意向。国家期待通过促能型的政策,努力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服务目标。在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制度的实然运作状况上,基于经济文化社会的现实,各服务主体在促进提升残疾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经济参与、心理建设和福利保障这五个方面各有所特色:宏观设置与微观作为互动,保证与推动残疾人政治参与;环境改造与平台建设多维作为,协助与扩展残疾人社会参与;重点突破与全面服务,促进与提升残疾人经济参与;专业引入带动基层自我探索,援助与支持残疾人心理建设;普惠性与针对性结合,提高残疾人福利保障水平。三、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下剖析对照残疾人需要和服务供给的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安排在福利分配基础、福利给付形式、福利组织输送和福利目标导向都存在一定的困境,一定程度影响当前残疾人社会福利的供给质量和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这些困境的出路就是对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以可行能力的提升为引导,结合调研的数据提炼,残疾人社会福利改革的可能角度是:个性化走向、优势化导向、整体性治理和生态性思维。从针对性服务提供、能力建设、体系整合、家庭视角的引入进行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与服务体系改革与调整。可行能力理论下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特性、供给状况、供需张力与转型可能性的呈现中有强烈的家庭要素,需要和供给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立足于这样的研究发现,将可行能力放置于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延伸的探讨,尝试将可行能力从个人延伸至家庭进行运用,并对家庭可行能力从家庭政治参与能力、家庭社会交往、家庭经济能力、家庭凝聚力、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五个维度进行解析与实践的操作化,由此提出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满足的政策践行方向。
金岚枫[7]（2015）在《资产组及其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产是会计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负债、收入、费用等要素都可由资产衍生和转化而来。但现有对资产的认识和实务操作的视角通常是关注单项设备等实物资源,带有鲜明的工业经济时代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的烙印,其计量的对象往往是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收入或利益无法得到准确计量。这种做法背离了会计准则资产定义中“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内涵,当前会计实务中的确认的资产,本质上往往只是实物或经济资源,不符合资产定义,以此为基础生成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难免受到影响。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实质来看,各项资源是在管理者的组织安排下以组合化、协同化形式参与生产经营并产生利润,绝不是单项资源的简单叠加与堆砌,如财务报表中列示的一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将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创新定义为是企业家创设各种新的组合并不断调整优化,协同理论和产业公地理论也重在分析生产要素之间的匹配、协调、交融和由此产生的技术外溢及分工合作深化,最终形成更高的产出水平和创新能力。而随着集成制造、智能工厂和互联网经济等新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日益发展,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与协作关系越来越复杂,上述脱离了资产本身定义的会计计量与确认实务更加不符合这一新趋势的要求,无疑使会计信息的内涵和质量更受影响。由此,会计对资产这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素的定义及分析视角,必须从传统经济模式下单项、零散和静态,转向新经济条件下组合化、协同化和动态调整,才能真实反映价值创造内在机理,真正符合会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文将现有会计准则中仅适用资产减值的资产组扩展应用,将已经不具有资产特性的单项设备等（在现有的会计实务中却依然被确认为资产）组合起来形成资产组,使其具备独立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回归资产的原本内涵。在详细论述了立论原因和研究目标后,本文论述了资产组与资产的差异和边界,探讨了资产组类型划分、资产组边界动态调整和多口径多类型资产组并存与嵌套等资产组定义和识别方面的基本问题。明确这些基本问题后,本文构建了资产组识别矩阵,设计了资产组认定方法,包括三个维度:（1）会计视角的资产收益确认的直接性,通常是资产之间设置的计量点;（2）技术视角的资产本身的功能变化,通常是不同资产之间的协作边界;（3）法律视角的资产的所有权边界,通常是跨企业边界的资产组认定依据。进一步的,本文以电网企业为例对电网多口径多类型资产组的认定和划分进行了说明。基于资产组反映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及成果的重要途径是对当前会计信息生成方式的优化与改进,本文分别探讨了基于资产组生成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会计信息的模式及具体内容:1、基于资产组生成财务会计信息的核心在于改变信息生成的口径,对报告方式和报告内容适度创新,基于多口径资产组的交易事项实时确认及其并发或并存是重点探索方向。2、基于资产组生成管理会计信息,主要关注效益评价,提升决策有用性。由于新技术应用和组织变革等带来的冲击,管理会计应坚持促进财务职能转变和公司价值创造的定位,形成更为灵活和高效的信息生成方式,弥补传统财务会计信息不足。本文提出了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的若干基本假设,如经营期间是资产组的永续运行与组织的随时消解共存、分析周期是无限趋近实时制并考虑全寿命周期的考察,分析了引入资产组后不同类型行业中管理会计的应用空间和影响,如离散型制造企业引入资产组深化价值创造能力分析,新经济形态引入资产组动态真实反映价值创造过程,充分反映新经济模式的特点和交叉补贴等真实利益流向。最后,以电网作为典型的网络状基础设施,引入资产组进行经济效益评价,并分析了其结论对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机制调整的可能影响。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分别对应市场和企业两大资源配置领域,但两者由于目标定位、发展历程、应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存在巨大区别而呈现相对独立甚至割裂的状态。市场和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都是价值创造,因此会计信息也应该形成统一的内在逻辑和生成方式。本文在前述内容基础上提出了以资产组为主线实现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统一的整体框架与融合路径,即以多口径嵌套资产组作为会计信息生成的基本单元,生成的多类型、多颗粒度信息并可按照“彩色报告”模式定义的会计信息的不同质量层次以分类、汇总等形式灵活转化,同时生成管理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实现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致和内容衔接转化。最后,在政策建议层面,本文尝试给出了基于资产组实现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融合的财务会计准则修订意见,对会计准则中引入资产组后的资产组的认定、分类,以及负债、费用、收入、利润等要素的计量和信息报告与披露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提出建议,并分析了执行层面的困难,认为先行通过管理会计进行尝试是较为可行的路径。
龙思怡[8]（2015）在《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提高绩效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性质的企业,又是金融系统的主体,其竞争力水平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智力资本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推演出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根据商业银行自身特点,进一步分析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的作用与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根据一定的筛选标准,获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一共24家商业银行2009年和2013年两年财务数据。借助VAIC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模型,对各家商业银行的智力资本进行测度；在阅读并总结国内外评价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套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其竞争力水平进行综合评分。最后利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以2013年数据为样本数据,对本论文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通过对比的方法,将2009年与2013年的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最终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得到以下结论：智力资本整体对商业银行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构成要素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对竞争力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在不同性质商业银行中存在显着差异。通过对比2009年和2013年两年的实证结果,发现从我国放开金融市场至今,商业银行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对其竞争力的影响趋于均衡。
曾洁琼[9]（2014）在《智力负债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描述了现有的智力负债研究文献的总体特征,然后分别从概念、计量和管理等角度分析了智力负债研究的现状,最后展望了智力负债的未来研究方向。
李亚[10]（2013）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青岛海尔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从有形的物质产品的竟争转向无形的知识、智能和技术的竞争,产品中的技术、知识含量成了竞争的基础和决胜的关键。知识已经取代资金、土地和物资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决策层都纷纷将智力资本的投入、获得与管理作为自己的战略法宝,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和发展智力资本。因此智力资本成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焦点和核心。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进行研究：第一章导论。主要讨论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及本文可能存在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对资源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理论、能力基础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进行借鉴。第三章主要从理论角度对智力资本的概念及构成要素,企业绩效的概念及影响因素,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进行思考。第四、五章对青岛海尔为例对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智力资本测度方法主要选取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法,包括物质增值系数、人力资本增值系数和结构资本增值系数；企业绩效主要采用会计绩效来衡量青岛海尔的绩效,其衡量包括企业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等指标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并利用国泰安金融库收集相关数据,构建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青岛海尔的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衡量和分析。第六章对实证分析进行总结,得出青岛海尔的企业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同向发展趋势；并从智力资本的角度对提升企业绩效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二、智力资本的二分法——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看待智力资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智力资本的二分法——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看待智力资本（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的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的相关概述 |
| 2.1 知识资本的科学内涵 |
| 2.2 知识资本价值评估的特征 |
| 2.3 知识资本收益分成的理论基础 |
| 2.3.1 知识基础理论 |
| 2.3.2 企业内生增长理论 |
| 2.4 收益分成率测算的常用方法及评价 |
| 第3章 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的测算过程及结果分析 |
| 3.1 样本行业的选择及其发展现状 |
| 3.2 知识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1 人力资本评价指标 |
| 3.2.2 创新资本评价指标 |
| 3.2.3 结构资本评价指标 |
| 3.2.4 关系资本评价指标 |
| 3.3 知识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定 |
| 3.4 企业知识资本综合指标的计算 |
| 3.5 企业知识资本收益分成率的计算 |
| 3.5.1 分成率测算模型构建 |
| 3.5.2 分成率测算模型变量说明及统计特征 |
| 3.5.3 分成率测算过程和结果 |
| 3.5.4 知识资本收益分成率测算结果评价 |
| 第4章 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应用的案例分析 |
| 4.1 知识资本价值评估模型的构建 |
| 4.2 模型参数的确定 |
| 4.3 案例应用 |
| 4.3.1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
| 4.3.2 案例中知识资本综合指标的计算及收益分成率的确定 |
| 4.3.3 案例企业知识资本价值的计算 |
| 第5章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5.1 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
| 5.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1章 事实与价值:马克思历史唯物正义观的前提性反思 |
| 1.1 历史与传统: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
| 1.1.1 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帕斯卡尔、休谟与康德 |
| 1.1.2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对立 |
| 1.2 反思与澄清: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1.2.1 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的重叠 |
| 1.2.2 事实的“价值性”与价值的“事实性” |
| 1.2.3 重返“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的逻辑统一 |
| 1.2.4 马克思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 |
| 第2章 历史与回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形成 |
| 2.1 城邦与社会正义: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 |
| 2.1.1 古典城邦:正义的社会背景 |
| 2.1.2 经济生活:对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洞察 |
| 2.1.3 社会实践: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 |
| 2.2 历史和现实的和解:黑格尔与马克思 |
| 2.2.1 法权批判:正义的批判“靶心” |
| 2.2.2 劳动价值:人的主体的发现 |
| 2.2.3 历史—社会:历史与哲学的和解 |
| 2.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 |
| 2.3.1 继承与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2.3.2 反思与建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
| 第3章 正义与“反正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性及理论特性 |
| 3.1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正义性与“反正义”性 |
| 3.1.1 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正义? |
| 3.1.2 对所谓的“反对”的一点思考 |
| 3.2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 |
| 3.2.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的解释依据 |
| 3.2.2 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
| 3.2.3 理想与信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价值旨向 |
| 3.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特性 |
| 3.3.1 整体性 |
| 3.3.2 批判性 |
| 3.3.3 实践性 |
| 第4章 “显性”与“隐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双重形象 |
| 4.1 事实与正义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显性形象” |
| 4.1.1 历史与正义:对资本主义永恒正义的正义批判 |
| 4.1.2 剥削与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批判 |
| 4.1.3 资本与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正义批判 |
| 4.2 规范与正义的建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隐性形象” |
| 4.2.1 来源与评价:一种可能的规范视角 |
| 4.2.2 超越与复归:共产主义与正义 |
| 4.2.3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再确认 |
| 第5章 挑战与回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当代视野 |
| 5.1 “公平的正义”还是“革命的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 |
| 5.1.1 罗尔斯与“作为公平的正义” |
| 5.1.2 罗尔斯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批判 |
| 5.1.3 对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的回应 |
| 5.2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与马克思 |
| 5.2.1 证伪主义: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基础 |
| 5.2.2 “证伪”与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
| 5.2.3 共产主义:历史的必然性与创造性的合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致谢 |
（3）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基本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金融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1.1 金融结构的内涵与界定 |
| 2.1.2 金融结构的衡量 |
| 2.1.3 金融结构的分类与特征 |
| 2.1.4 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2 出口产品质量及其金融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内涵 |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 |
| 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2.4 金融性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3.1.1 金融结构 |
| 3.1.2 出口产品质量 |
| 3.2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总体效应与中介机理分析 |
| 3.2.1 生产要素视角下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 |
| 3.2.2 开放经济下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数理分析 |
| 3.2.3 主要理论假说 |
| 3.3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调节性因素分析 |
| 3.3.1 政府行为视角下调节作用的基本逻辑 |
| 3.3.2 融资时序下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数理分析 |
| 3.3.3 主要理论假说 |
| 第四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的特征事实 |
| 4.1 金融结构的测算与特征事实 |
| 4.1.1 金融结构的衡量与选择 |
| 4.1.2 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 |
| 4.1.3 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性 |
| 4.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与特征事实 |
| 4.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
| 4.2.2 出口产品质量的区域特征 |
| 4.2.3 出口产品质量的行业特征 |
| 4.3 金融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基本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Ⅰ:总体效应检验 |
| 5.1 引言 |
| 5.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2.1 基本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准模型分析 |
| 5.3.1 基准检验 |
| 5.3.2 内生性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门槛效应分析 |
| 5.4.1 模型设定 |
| 5.4.2 门槛效应检验 |
| 5.5 异质性检验 |
| 5.5.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5.5.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Ⅱ:中介效应检验 |
| 6.1 引言 |
| 6.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2.1 基本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 资本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
| 6.3.1 基准模型检验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技术升级的中介效应 |
| 6.4.1 不同水平技术升级的检验 |
| 6.4.2 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检验 |
| 6.5 人力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 |
| 6.5.1 基准模型检验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Ⅲ:调节效应检验 |
| 7.1 引言 |
| 7.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2.1 基本模式设定 |
| 7.2.2 变量说明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
| 7.3.1 基准模型检验 |
| 7.3.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7.3.3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4 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 |
| 7.4.1 基准模型检验 |
| 7.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7.4.3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作用研究 ——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企业成长的资源基础理论 |
| 2.1.2 企业成长的能力基础理论 |
| 2.1.3 企业成长的创新理论 |
| 2.2 智力资本 |
| 2.2.1 智力资本内涵及构成要素 |
| 2.2.2 智力资本测量 |
| 2.3 企业成长 |
| 2.4 研发投入 |
| 第3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3.1 文献回顾 |
| 3.1.1 智力资本要素间关系 |
| 3.1.2 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 |
| 3.1.3 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 |
| 3.1.4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 |
| 3.1.5 文献述评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智力资本要素对企业成长的直接作用 |
| 3.2.2 交互作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3.2.3 交互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
| 3.2.4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3.2.5 研发投入在交互作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 3.2.6 交互作用和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
| 3.3 假设归纳总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 |
| 4.2.1 因变量 |
| 4.2.2 自变量 |
| 4.2.3 中介变量 |
| 4.2.4 控制变量 |
| 4.2.5 变量总结 |
| 4.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4.4 模型构建 |
| 第5章 实证过程与数据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2.1 智力资本相关性分析 |
| 5.2.2 交互作用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分析 |
| 5.3.1 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绩效ROA回归分析 |
| 5.3.2 交互作用与企业成长绩效ROA回归分析 |
| 5.3.3 交互作用与研发投入回归分析 |
| 5.3.4 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绩效ROA回归分析 |
| 5.4 中介作用分析 |
| 5.5 滞后效应分析 |
| 5.5.1 滞后一期 |
| 5.5.2 滞后二期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以TQ为因变量作稳健性检验 |
| 5.6.2 以GROWTH为因变量作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智力资本及其价值效应 ——基于GMM前沿方法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智力资本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智力资本的内涵 |
| 2.2 智力资本的构成 |
| 2.3 智力资本的测度 |
| 2.4 智力资本相关研究综述 |
| 3 GMM方法的前沿发展与应用 |
| 3.1 GMM估计的提出和发展 |
| 3.2 基于因子的GMM估计 |
| 3.3 带阈值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 |
| 4 中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特征及其价值效应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
| 4.3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城市智力资本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
| 5.3 数据、变量与方法 |
| 5.4 城市智力资本的比较分析 |
| 5.5 城市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
| 5.6 本章小结 |
| 6 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
| 6.3 数据与变量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动态阈值面板模型估计的Matlab程序 |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可行能力、需要与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残疾群体规模扩大 |
| 二、残疾社会观念变迁 |
| 三、残疾福利制度转型 |
| 四、残疾福利供给困境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福利中的残疾研究 |
| 一、残疾概念的演进研究 |
| 二、残疾人社会福利理念演变研究 |
| 三、中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社会福利中的需要理论 |
| 一、社会福利中需要涵义争论 |
| 二、社会福利中需要类型争论 |
| 三、需要满足的路径研究 |
| 第三节 可行能力的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
| 一、可行能力的理论起源 |
| 二、可行能力的概念与理论发展 |
| 三、可行能力框架下福利状态的实证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定性方法的选择 |
| 二、定性方法中的资料收集 |
| 三、定性方法中的资料分析与整合 |
| 四、研究资料的信度与效度 |
| 五、残疾人研究的伦理问题 |
| 第三节 章节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的社会福利需要 |
| 第一节 残疾人政治参与需要 |
| 一、残疾人形式化的选举投票需要 |
| 二、亟需表达与回应的利益诉求需要 |
| 第二节 残疾人社会参与需要 |
| 一、残疾人隐约的社会参与强意识 |
| 二、残疾人无奈消极的社会参与弱行动 |
| 第三节 残疾人经济参与需要 |
| 一、残疾人公平就业环境建构的需要 |
| 二、实用性的残疾人就业能力提升需要 |
| 第四节 残疾人心理建设需要 |
| 一、待唤的残疾人心理求助需要 |
| 二、残疾人专门心理援助体系建设的需要 |
| 第五节 残疾人福利保障需要 |
| 一、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实施的合理优化需要 |
| 二、残疾人福利保障项目的扩展需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的社会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的应然设计 |
| 一、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福利供给制度设置 |
| 二、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福利供给制度设置的特点 |
| 第二节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的实然运作 |
| 一、残疾人福利提供体系构建梳理 |
| 二、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制度的现实运作 |
| 三、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制度现实运作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困境与改革 |
| 第一节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福利制度困境剖析 |
| 一、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分配基础两难 |
| 二、残疾人社会福利的给付形式之惑 |
| 三、残疾人社会福利的组织输送之困 |
| 四、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导向偏差 |
| 第二节 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福利制度改革论证 |
| 一、残疾人福利供给的个性化走向 |
| 二、残疾人福利供给的优势化导向 |
| 三、残疾人福利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
| 四、残疾人福利供给的生态性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讨论:可行能力的扩展 |
| 第一节 残疾人需要呈现与供给的家庭化 |
| 一、残疾人需要呈现中的家庭元素 |
| 二、残疾人福利供给中的家庭元素 |
| 三、残疾作为家庭事务的对话 |
| 第二节 基于家庭的可行能力扩展与残疾人需要满足 |
| 一、中国人生活中的家庭概念 |
| 二、基于家庭的可行能力理论对话 |
| 三、残疾人个体一家庭可行能力转化与需要满足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需要呈现 |
| 二、可行能力框架下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现状 |
| 三、残疾人社会福利供需困境剖析与改革走向 |
| 四、可行能力的扩展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残疾人访谈概况表 |
| 附录2 残疾人相关服务人员访谈概况表 |
| 附录3 残联系统工作人员概况表 |
| 附录4 残疾人访谈提纲(访谈提纲1) |
| 附录5 残疾人服务人员访谈提纲(访谈提纲2) |
| 附录6 残联系统工作人员访谈提纲(访谈提纲3) |
| 附录7 残疾人社会政策文件列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资产组及其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文献综述和本文研究方向 |
| 1.4 技术路线和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实质、新趋势及对会计的挑战 |
| 2.1 对企业资源配置和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 |
| 2.2 实务领域新模式的发展和影响 |
| 2.3 资源配置的会计计量、不足及改进设想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组的识别矩阵与分类规则设计 |
| 3.1 资产组的定义及与资产的差异 |
| 3.2 资产组类型划分 |
| 3.3 资产组边界的动态调整 |
| 3.4 多口径多类型资产组的界定与并存 |
| 3.5 资产组的认定与识别矩阵构建 |
| 3.6 多口径多类型资产组界定:以电网为例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资产组的财务会计信息:确认、计量与报告 |
| 4.1 基于资产组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目标和特征 |
| 4.2 资产组相关事项的确认 |
| 4.3 资产组的计量 |
| 4.4 基于资产组的财务会计报告改进设想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信息:效益评价和决策有用 |
| 5.1 管理会计发展的新环境和面临的挑战 |
| 5.2 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信息的定位和主要内容 |
| 5.3 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信息的目标 |
| 5.4 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分析的基本假设 |
| 5.5 不同行业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应用设想 |
| 5.6 应用案例:电网资产组经济效益评价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以资产组为基础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及准则修订建议 |
| 6.1 以资产组为基础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 |
| 6.2 两者融合的作用及影响 |
| 6.3 基于两者融合的会计准则相关内容修订建议 |
| 6.4 对企业推行基于资产组的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电网资产组经济效益评价实例 |
（8）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智力资本研究 |
| 1.2.2 国内外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智力资本理论 |
| 2.1.2 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1.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智力资本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
| 2.2.1 基于经济形态演进视角的企业竞争力分析 |
| 2.2.2 智力资本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途径 |
| 2.2.3 智力资本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条件 |
| 2.3 研究假设 |
| 2.3.1 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假设 |
| 2.3.2 智力资本对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假设 |
| 3. 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设计 |
| 3.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2 解释变量的选取和计量 |
| 3.2.1 智力资本评价模型——VAIC模型 |
| 3.2.2 商业银行智力资本各指标值的计算 |
| 3.3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和计量 |
| 3.3.1 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3.3.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3.3.3 因子分析 |
| 3.4 控制变量的选取和界定 |
| 3.5 实证模型构建 |
| 4. 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指标描述性统计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回归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重视对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 |
| 5.2.2 处理好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关系 |
| 5.2.3 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
| 5.2.4 加大对结构资本的投资与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智力负债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内外智力负债研究文献的统计和特征分析 |
| 2 智力负债的定义和确认 |
| 1)智力负债是智力资本价值的折旧。 |
| 2)智力负债是义务或风险。 |
| 3 智力负债的计量 |
| 3.1 基于“智力负债是折旧”定义的量度方法 |
| 3.2 基于“智力负债是义务或风险”定义的量度方法 |
| 4 智力负债的管理 |
| 5 结语 |
| 5.1 结论 |
| 5.2 未来研究展望 |
（10）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青岛海尔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借鉴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2.1.1 智力资本相关概念及构成要素 |
| 2.1.2 智力资本的测度研究评述 |
| 2.1.3 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2.1 资源基础理论 |
| 2.2.2 知识基础理论 |
| 2.2.3 能力基础理论 |
| 2.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思考 |
| 3.1 智力资本的概念及构成要素分析 |
| 3.1.1 智力资本相关概念 |
| 3.1.2 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 |
| 3.2 企业绩效概念及企业绩效影响因素 |
| 3.2.1 企业绩效概念 |
| 3.2.2 企业绩效影响因素 |
| 3.3 智力资本和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3.1 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 |
| 3.3.2 智力资本各要素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4章 青岛海尔企业智力资本测度和企业绩效分析 |
| 4.1 青岛海尔企业智力资本的测度与分析 |
| 4.1.1 测度方法与指标 |
| 4.1.2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4.1.3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2 青岛海尔企业绩效的衡量与分析 |
| 4.2.1 偿债能力分析 |
| 4.2.2 营运能力分析 |
| 4.2.3 盈利能力分析 |
| 4.2.4 发展能力分析 |
| 第5章 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设计 |
| 5.1.1 变量选取与含义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1.3 实证分析方法 |
| 5.2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2.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2.2 Granger因果检验 |
| 5.2.3 脉冲响应分析 |
| 5.2.4 方差分解分析 |
| 5.3 结论性评价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树立智力资本的投资理念 |
| 6.2.2 建立与完善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
| 6.2.3 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管理 |
| 6.2.4 加强结构资本的重视与开发 |
| 6.2.5 整合物质资本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参研课题和发表论文 |
四、智力资本的二分法——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看待智力资本（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资本价值评估中收益分成率的测算研究[D]. 郑晨.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D]. 郜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3]金融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D]. 彭邦文. 西北大学, 2020(07)
- [4]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作用研究 ——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D]. 许璐. 云南大学, 2019(03)
- [5]智力资本及其价值效应 ——基于GMM前沿方法的实证研究[D]. 李阳.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6]可行能力、需要与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实证研究[D]. 姚进忠. 南京大学, 2017(05)
- [7]资产组及其应用研究[D]. 金岚枫. 南京大学, 2015(01)
- [8]智力资本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龙思怡.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8)
- [9]智力负债研究述评[J]. 曾洁琼. 技术经济, 2014(05)
- [10]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青岛海尔为例[D]. 李亚. 西南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