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污染致食源性疾病病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子慧,黄芮,梁骏华,闻剑,张永慧[1]（2022）在《2018—2020年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米酵菌酸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相关米酵菌酸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米酵菌酸中毒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相关米酵菌酸中毒事件进行分析。结果 2018—2020年广东省共报告5起因食用河粉类食品引起的米酵菌酸中毒事件,中毒21人,死亡9人,病死率为42.9%;临床特征出现较多的症状是呕吐、腹泻、腹痛;主要发生在第三、四季度。广东省5起米酵菌酸中毒事件涉事食品均为食品加工厂批量生产的湿淀粉制品或湿大米制品,且发现涉事河粉存在异于传统的特点:添加了较大量的淀粉;使用了脱氢乙酸钠;在常温下保存超过24 h,但并没有明显的腐败变质。结论该5起河粉类食品中毒事件是罕见的由加工食品引起的米酵菌酸中毒,需要进一步分析该类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同时加强消费提示和食品安全知识宣教,引导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合理保存食品,并在保质期内销售和食用。
陈超兰[2]（2020）在《《食品安全管理：在食品零售企业中实施食品安全计划》（节选）汉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重于泰山,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理应关注食品安全的管理。本报告笔者选取《食品安全管理:在食品零售业务中实施食品安全计划》（Food Safety Management:Implementing a Food Safety Program in a Food Retail Business）的第一、二、三和第五章的内容进行汉译实践与分析,节选部分主要介绍了美国零售企业实施食品安全管理计划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实施计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具体的解决方案。本报告的理论指导为格特在继承和发扬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格特认为译者在原文与译文的推理过程中要发挥主动性,以达到最佳关联性。笔者结合原文本的内容与语言特点将其归为科技文本中的信息指导类文本,并且在汉译过程中发挥主动性以达到最佳信息关联性,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对节选文本从引用符号、术语和长难句三个层面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对于引用符号的处理,采取了移植与转换标点符号以及分类处理图表符号的翻译方法;词汇层面主要是处理多类型术语的翻译,结合最佳关联性原则具体组织机构术语、确定生物病菌术语、调整商业术语;长难句主要聚焦于修饰成分的逻辑分析与判断,采取顺译法翻译并列成分、分译法处理主从成分以及重组法处理多修饰成分。本报告旨在总结信息型指导类文本的引用符号、术语以及句子修饰成分的汉译方法,为此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些参考;同时为我国食品零售企业的专业人员提供食品安全管理经验,从而提高我国食品零售企业的食品安全水平。此外,将关联翻译理论原则与笔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有助于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同时有利于译文读者获取最佳信息。
李为为[3]（2020）在《2016-2017年济宁市基于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研究》文中指出背景食源性疾病是世界范围内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中,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WHO统计,全世界每年高达6亿人罹患食源性疾病,每10个人就有1人因食用被污染的食物而生病,每年由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42万人,其中5岁以下儿童有12.5万。我国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也不容乐观,平均6.5人中就有1人。食源性疾病不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据估计,每年美国由食源性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约为360亿美元,而在我国每年仅由细菌性食源性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高达132.15亿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旅游和留学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食品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知的食源性疾病的流行范围和发病率不断上升,未被认识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且致病菌耐药性的不断发生和增强,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均未得到有效控制,仍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我国食源性疾病防控形势也非常严峻,研究我国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及其发生的危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有效做好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的防控工作,本研究对2016-2017年济宁市食源性疾病流行特征进行了研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目的:依托济宁市食源性疾病哨点医院和疾控中心构建的食源性疾病监测和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体系对济宁市散发病例和暴发病例进行综合分析,了解济宁市的食源性疾病的分布特征和流行趋势,掌握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和高危食品,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掌握病原体的流行趋势,为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的治疗、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指导,以降低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率。资料与方法:1材料收集（1）选择济宁市35家食源性疾病哨点医院接诊的食源性疾病病例、主动监测哨点医院接诊的主动监测病例和11县市区调查处置上报的暴发事件为研究对象。（2）利用“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和“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收集并整理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2统计分析利用Excel2007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率和构成比对病例、病原体、暴发事件的时间分布、人群分布、可疑暴露食品等指标进行统计学描述,应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病原体的检出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2016-2017年济宁市35家哨点医院共监测食源性疾病病例17770人,发病主要集中在5-9月份,男女比例为1:1.04;25-34岁年龄组人数最多,其次是0-5岁年龄组;地区分布以任城区最多,其次为邹城市和嘉祥县。2.食源性疾病病例的可疑暴露食品主要是水果类及其制品（包括果脯和蜜饯）,其次为肉与肉制品和蔬菜类及其制品;可疑进食场所主要为家庭,其次为饭店（酒店）和街头食品。3.2016-2017年在主动监测哨点医院共采集病例生物标本648例,阳性标本为182例,检出率为28.09%,其中诺如病毒138例,致泻性大肠埃希菌54例,检出率分别为21.30%和8.33%,不同病原体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14,P<0.00l）。4.病原体及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第三季度出现高峰,检出率分别为37.72%和 16.17%（χ2=11.25,P=0.010;χ2=22.24,P<0.001）;诺如病毒在第三季度检出率最高。病原体及诺如病毒在45-65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39.42%和 33.58%（X2=17.67,P=0.003;χ2=19.16,P=0.002）;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45-65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病原体、诺如病毒及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农民及民工中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38.54%,29.76%和12.20%（X2=25.53,P=0.001;X2=19.12,P=0.014;χ2=17.23,P=0.028）。进食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患者中病原体及诺如病毒检出率最高,分别为36.36%和36.36%（X2=28.51,P=0.003;χ2=24.22,P=0.012）。5.对病原体检出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原体在第三季度更易检出（OR=2.043,95%CI:1.075-3.882）;职业为农民及民工（OR=5.039,95%CI:1.380-18.398）、散居及托幼儿童（OR=29.972,95%CI:2.489-360.898）、离退人员（OR=9.857,95%CI:2.136-45.492）,年龄在 25-45岁（OR=2.952,95%CI:1.279-6.810）和 45-65 岁（OR=4.673,95%CI:2.132-10.245）,进食过水产动物及其制品（OR=6.690,95%CI:1.190-37.598）、肉与肉制品（OR=5.155,95%CI:1.082-4.558）、水果类及其制品（包括果脯和蜜饯）（OR=6.551,95%CI:1.435-29.912）、粮食类及其制品（含淀粉糖类、焙烤类及各类主食）（OR=6.230,95%CI:1.347-28.826）、蔬菜类及其制品（OR=5.634,95%CI:1.216-26.102）的病例更易检出病原体。6.对诺如病毒检出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诺如病毒在散居及托幼儿童（OR=19.658,95%CI:1.440-268.396）,25.45 岁（OR=2.687,95%CI:1.095-6.592）和 45-65 岁（OR=4.054,95%CI:1.755-9.364）年龄组,进食过水产动物及其制品（OR=8.384,95%CI:1.485-47.339）、水果类及其制品（包括果脯和蜜饯）（OR=4.815,95%CI:1.039-22.318）、粮食类及其制品（含淀粉糖类、焙烤类及各类主食）（OR=5.065,95%CI:1.081-23.737）等食品的病例更易检出。7.对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检出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第二季度不易检出（OR=0.228,95%CI:0.078-0.671）;在职业为农民及民工（OR=2.592,95%CI:1.219-5.511）、散居及托幼儿童（OR=7.727,95%CI:2.002-29.816）的病例中更易检出。8.济宁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要集中在5-9月份,占总起数的73.42%,34月份住院率较高（66.67%,69.23%）,不同月份住院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1.20,P<0.001）;发生场所主要为家庭,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均最多（51.90%,36.59%）,发生在街头摊点和农村宴席的住院率较高（63.64%,57.50%）,不同发生场所住院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69,P<0.001）;查明致病因素的事件中,化学性因素引起的事件数最多（15.19%）;微生物性因素导致的发病人数最多（20.30%）,有毒动植物及其毒素类引起的住院率最高（100%）（χ2=50.68,P<0.001）。查明病因食品的事件中,肉与肉制品引起的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18.99%,29.07%）,进食有毒植物类和罐头类食品引起的住院率较高（100%,100%）,进食不同食品引起的住院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8.95,P<0.001）;查明引发因素的事件中,食品加工不当引起的暴发事件起数和发病人数最多（13.92%,20.30%）,误食误用引起的住院率最高（66.67%）,不同引发因素引起的住院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0.40,P<0.001）。结论1.食源性疾病在济宁市呈现明显的季节趋势,夏秋季高发,发病集中在25-34岁和0-5岁年龄段,家庭为好发场所,水果类及其制品、肉与肉制品为主要好发食品。2.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病例的主要病原体为诺如病毒（以GII基因型为主）,其次为致泻性大肠埃希菌（以EAEC为主）;诺如病毒呈现全年流行状态,在散居及托幼儿童,25-45岁和45-65岁年龄组,进食过水产动物及其制品、水果类及其制品（包括果脯和蜜饯）、粮食类及其制品（含淀粉糖类、焙烤类及各类主食）等食品的病例中更易检出。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在农民及民工、散居及托幼儿童中更易检出。3.济宁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主要集中在夏秋季,好发家庭,肉与肉制品为主要好发食品,主要致病因素为化学性因素,以亚硝酸盐和农药为主,食品加工、储存不当及误食误用是暴发事件发生的主要引发因素。
梁胜翔[4]（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刘永华[5]（2020）在《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辽东湾是渤海三个海湾之一,位于渤海东北部,此海湾盛产扇贝、鲍鱼、对虾、牡蛎等,是辽宁近海重要的海产捕捞区和人工养殖区。辽东湾有多条河流携带大量陆源污染物汇入其中,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特殊的地理地貌导致辽东湾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较差,变相加剧了此地的污染。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重要渔业资源种群衰退,对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辽东湾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是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生物污染可引起人的食物中毒、感染患病及海洋生物患病甚至死亡。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均是具有潜在风险的环境污染物,其毒性效应对人类具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生活在泥沙滩涂中（如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或固着在礁石上（太平洋牡蛎和紫贻贝）,或生活在坚硬海底（虾夷扇贝）,通过沉积取食或过滤取食从沉积物或海水中获取浮游生物与海藻营生,这种取食方式极易富集重金属和微生物。因此,开展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主要重金属污染水平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对辽东湾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产品安全标准修订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2013-2017年,选择辽东湾近海沿岸的普湾（S1）、鲅鱼圈（S2）、二界沟（S3）、凌河口（S4）、老河口（S5）、葫芦岛（S6）和沙后所（S7）7地作为采样点,每年7-8月,采集双壳贝类（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太平洋牡蛎、紫贻贝和虾夷扇贝）和表层沉积物,对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调查并做生态风险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双壳贝类生物污染调查:在7个采样点采集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通过PCR检测和生化鉴定的方法检测样品中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并进行污染状况分析。2、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及风险评估: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的Cd、Cr和Pb含量,用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检测As和Hg含量,并分析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程度、分布特征及组织积累情况;利用重金属含量计算目标危害系数（THQs）和最大日消费量（CRmax）,评价贝类中重金属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3、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调查及生态风险分析:检测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通过对表层沉积物中地累积指数(Igeo)、污染指数（Cfi）、污染程度指数（mCd）和污染负荷指数（PLI）的计算,分析该地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通过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i）、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和沉积物质量标准（SQGs）分析,评估重金属污染的潜在生态风险。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辽东湾双壳贝类主要生物污染情况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检出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率分别为10.29%、7.49%和9.74%,被检贝类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平均感染率为9.28%。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有病毒存在,其中甲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为8.19%,诺如病毒的感染率为3.62%,A群轮状病毒的感染率为8.81%。在普湾和沙后所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尼氏单孢子虫,感染率为2.10%;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沿岸单孢子虫,感染率为1.26%。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和虾夷扇贝中检出微细胞虫,感染率为1.01%。在普湾、凌河口、老河口和葫芦岛的紫贻贝中检出条纹槌虫,感染率为1.57%。2、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情况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5种金属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As含量缓慢降低,Cd和Cr含量下降明显,Hg和Pb的含量有波动。在沙后所As的含量远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三种贝类中Cd污染严重,葫芦岛、沙后所菲律宾蛤仔中Cd含量接近海洋生物质量III类标准,其他采样点Cd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普湾贝类中Cr的含量、凌河口贝类中Hg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显着高于其他采样点;各采样点Pb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老河口贝类中Pb的含量高于其他点,但低于海洋生物质量II类标准。整个辽东湾贝类中As、Cr和Hg的含量较低,低于或接近各金属的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Cd和Pb的含量在各个金属海洋生物质量I类和II类标准之间。3、辽东湾东西两岸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分布特点辽东湾西岸四角蛤蜊中As、Cd和Cr的含量,菲律宾蛤仔中As、Cd、Cr、Hg和Pb的含量,毛蚶中As、Cd和Pb的含量均显着高于东岸（p<0.05）,其他重金属东西岸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的金属污染指数（MPI）按S5>S6>S4>S7>S3>S1>S2的顺序降低,菲律宾蛤仔的MPI按S6>S4=S7>S5>S3>S1>S2的顺序降低,毛蚶的MPI按S5>S6>S7>S4>S1>S3>S2的顺序降低。西岸（S4-S7）的MPI都高于东岸（S1-S3）,这些结果表明,辽东湾西岸的重金属污染比东岸严重。4、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组织特异性及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内脏中的As、Cr和Hg含量显着高于肌肉组织（p<0.05）;而肌肉组织中Cd含量显着高于内脏（p<0.05）,Pb在两种组织中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THQs均高于其他重金属且大于1,其他重金属的THQs<1,说明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污染最重,对人体存在健康风险,而其他金属对人类没有显着风险。三种贝类中Pb的CRmax相对较高,Cd的CRmaxs最低,显着低于其他重金属的CRmaxs,表明食用这三种贝类,由Cd带来的健康风险概率高于其他重金属。5、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检测结果及生态风险分析与其他采样点相比,沙后所表层沉积物中As和Cd的含量略高,但差异不显着,凌河口的Hg、普湾、鲅鱼圈、二界沟和沙后所的Pb含量较高,但都低于海洋沉淀物质量I级标准。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Igeo和Cfi显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是Cd>Pb>As>Hg>Cr。Cd为轻度污染,其他重金属为清洁级,表明Cd是该地区的主要污染物。m Cd和PLI分析都表明该地区无污染或污染程度很低。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Cd和Hg的Eri值逐年缓慢下降,其他3种重金属无明显变化,结果表明辽东湾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顺序为:Cd>Hg>As>Pb>Cr,Cd存在一定生态风险。RI分析表明,各种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逐年降低,2013-2014年的凌河口、2013-2016年的沙后所RI值在130-260之间,为中等污染,其他各点为低污染。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平均RI值小于130,为低污染水平。通过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的计算分析,表明As、Cd、Cr、Hg和Pb这5种重金属的组合对环境造成毒性风险的几率为21%,毒性风险不大。以上结果表明,双壳贝类体内和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造成的健康风险不重,但是这些污染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连续监测。
苏彦萍,江南,周景林,高静,王双,王艳春[6]（2020）在《一起旅游团聚集性腹泻疫情回顾性队列流行病学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一起旅游团聚集性腹泻疫情的致病因素,提出旅游团聚集性疫情的防控措施。方法应用回顾性队列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开展个案访谈,采集有关生物标本和样品开展实验室检测,对相关危害因素进行调查。结果本起疫情的罹患率43.4%（23/53）,临床症状以腹泻（95.6%）、腹痛（60.9%）、呕吐（56.5%）为主。发病时间集中在8月20日0～1时之间,平均潜伏期为6.5 h。采集12份样品和4份生物标本,其中1份便标本中检出副溶血弧菌。回顾性队列研究提示某美食城19日晚餐提供的套餐是可疑危险食物[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2.844,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232～6.562]。结论该起旅游团聚集性腹泻符合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特点。可疑食物是8月19日晚餐时在某美食城食用的套餐,致病因素可能与食物交叉污染、室温下放置较长时间导致细菌增殖有关。
李柏谖[7]（2020）在《甘肃省312岁儿童家长食品安全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兰州市和陇西县为例》文中指出目的:以甘肃省兰州市和陇西县为例,了解甘肃省312岁儿童家长的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分析对家长食品安全知信行的影响因素,通过调查分析评价,探索切实有效的宣教干预手段,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教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提升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提供政策建议。方法:选择兰州市和陇西县作为本次研究的城市点和农村点,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在每个点分别抽取4所小学、2所幼儿园,每所学校以年级分层,每所小学随机抽取1个班级,每所幼儿园抽取2个班级,共调查家长3600人。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以及围绕食品购买、储存、处理等方面展开的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及行为问题。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SPSS22.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对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来检验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的得分差异是否受到不同的社会人口参数（如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采用?2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对具体题目率的差异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分析法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及行为三者间的相关性,采用四象限分析法确定食品安全教育的重点人群。结果:兰州市、陇西县3-12岁儿童家长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为69.80%,各知识点的知晓率为3.44%95.58%之间,存在明显的知识死角,食品安全相关态度的正确持有率在41.30%96.30%之间,大多数家长（83.01%）对食品安全问题表示关注或非常关注,食品安全相关行为正确率具有率在18.25%92.38%之间。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居民地的家长食品安全知识及态度方面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文化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水平越好,家长的食品安全认知情况也越好,城市家长的食品安全认知情况总体优于农村家长。四象限分析法结果显示;43.38%的家长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和行为习惯,16.61%的家长在知识和行为两方面均有待提高。结论:1.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的要求,兰州市和陇西县家长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还有待提高,总体食品安全态度较为良好,83.01%的家长对食品安全问题表示关注,不同行为正确率差异较大。2.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家长知信行状况相对较好,女性优于男性、城市优于农村,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知信行情况越良好。3.根据四象限分析法确定的第Ⅰ象限（知识、行为都较好）人群比例还有待提高,应根据不同象限人群的特点,提供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干预策略,促使其尽快提高自身食品安全知信行水平。
李志远[8]（2020）在《国民健康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6年,习近平在首届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康不仅可以提升个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健康经济产业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新动力。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健康问题更是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因此,全面客观评价国民健康水平状况以及研究可能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外部因素,对提升地区健康水平以及增强社会健康意识具有现实紧迫性。本论文在研究国民健康水平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前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现状如何?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并综合评价国民健康水平及区域差异?第三个问题是国民健康水平受哪些外部宏观因素影响?针对问题一,基于卫生统计数据,从国民疾病死亡原因、身体健康状况、健康生活环境和健康医疗条件四个角度衡量国民健康水平现状及地区差异;针对问题二,基于国内外研究基础,筛选出19个代表性指标构建国民健康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0-2018年的国民健康水平进行综合及区域差距评价。针对问题三,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城乡收入、教育投入、技术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方面,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其对我国整体及三大区域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目前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相对较高,2010-2018年国民健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从空间角度来看具有从东到西国民健康水平逐渐降低的特征。虽然有些年份国民健康水平有所回落,但除个别省份外,相较于8年前,2018年的国民健康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且西部地区国民健康水平改善程度相比东部地区更高。（2）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整体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入对国民健康水平具有正向影响;R&D经费投入对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负向效应。（3）三大经济区域分析中,东部地区国民健康水平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国民健康水平显着负相关,R&D经费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显着正相关;中部地区国民健康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教育投入、R&D经费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呈正向关系;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国民健康水平虽然近年来有了很大提升,但健康事业发展仍然稍有滞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西部地区国民健康水平具有抑制作用,教育投入对国民健康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陈君石[9]（2019）在《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三个方面来回顾中国的食品安全,并展望将来。中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从单一部门管理为主,演变为多部门的分段管理,又发展为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为主。法律层面也从《食品卫生法》发展为遵循风险分析框架的新《食品安全法》（2015年10月实施）。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也从食品卫生标准发展为食品安全标准,从互不协调、相互矛盾的三套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为一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覆盖面、技术水平、实用性,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国际公认的风险分析框架,从缺乏认识,到增加理解和认真实施,在全面开展风险监测、建立适合国情的风险评估制度、加强风险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进步。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当前在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和控制还比较薄弱,食品掺假或欺诈还相当普遍,风险交流面临严峻挑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过度担心）。为了尽快提升中国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一是要做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保障,二是政府要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无缝监管。
张青磊[10]（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二、环境污染致食源性疾病病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境污染致食源性疾病病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2018—2020年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米酵菌酸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潜伏期及临床表现 |
| 2.3 季节分布 |
| 2.4 地区分布 |
| 2.5 年龄与性别分布 |
| 2.6 原因食品及加工制作过程 |
| 3 讨论 |
（2）《食品安全管理：在食品零售企业中实施食品安全计划》（节选）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任务背景 |
| 1.2 任务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翻译文本分析 |
| 2.1 文本来源及内容 |
| 2.2 文本类型与特点 |
| 第三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3.1 译前准备 |
| 3.1.1 原文本与平行文本的梳理 |
| 3.1.2 关联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
| 3.1.3 辅助工具的准备 |
| 3.2 译中过程 |
| 3.2.1 制定翻译计划 |
| 3.2.2 建立术语表 |
| 3.2.3 分析翻译难点 |
| 3.3 译后审校 |
| 3.3.1 自我校对 |
| 3.3.2 翻译软件辅助校对 |
| 3.3.3 他人校对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4.1 引用符号翻译的最佳关联性 |
| 4.1.1 标点符号的移植转换 |
| 4.1.2 图表符号的分类处理 |
| 4.2 术语翻译的最佳关联性 |
| 4.2.1 组织机构名称的具体化 |
| 4.2.2 生物病菌名称的确定 |
| 4.2.3 商业术语的调整 |
| 4.3 句子翻译的最佳关联性 |
| 4.3.1 并列成分的顺译 |
| 4.3.2 主从成分的分译 |
| 4.3.3 多种修饰成分的重组 |
| 第五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5.1 经验与启发 |
| 5.2 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原文及译文文本 |
| 附录2 术语表 |
| 附录3 辅助工具及平行文本 |
（3）2016-2017年济宁市基于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资料来源 |
| 3 研究方法 |
| 4 质量控制 |
| 结果 |
| 1 2016-2017年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 |
| 2 2016-2017年济宁市食源性疾病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 |
| 3 2016-2017年济宁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流行病学特征 |
| 讨论 |
| 本研究的优势与局限性 |
| 1 优势 |
| 2 局限性 |
| 结论与建议 |
| 附录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信息表 |
| 附录2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生物样本检验结果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5）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调查的背景及意义 |
| 1.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特征 |
| 1.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性污染现状 |
| 1.2.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现状 |
| 1.3 双壳贝类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
| 1.3.1 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2 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3 基于辽东湾近海沉积物重金属总量的生态风险评价 |
| 1.4 辽东湾近海贝类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1.4.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2 辽东湾近海贝类重金属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3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和设备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常见溶液配制 |
| 2.1.4 引物序列 |
| 2.2 试验总体设计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样品采集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双壳贝类中常见生物污染的检测 |
| 2.3.2 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3 辽东湾近海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4 数据统计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双壳贝类中细菌检测结果 |
| 3.1.1 贝类中细菌PCR产物电泳结果 |
| 3.1.2 细菌培养结果 |
| 3.1.3 细菌感染情况分析 |
| 3.2 双壳贝类中病毒检测结果 |
| 3.2.1 贝类中病毒PCR产物电泳和测序结果 |
| 3.2.2 辽东湾双壳贝类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
| 3.3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检测结果 |
| 3.3.1 贝类中主要寄生虫PCR产物结果 |
| 3.3.2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
| 3.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检测结果 |
| 3.4.1 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不同采样点三种贝类中重金属含量分析 |
| 3.4.2 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中五种重金属的年际变化情况分析 |
| 3.4.3 辽东湾东岸和西岸近海三种贝类中重金属的地理分布特点 |
| 3.4.4 菲律宾蛤仔肌肉和内脏中重金属的累积分析 |
| 3.4.5 贝类中重金属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价 |
| 3.5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分析 |
| 3.5.1 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情况 |
| 3.5.2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I_(geo) |
| 3.5.3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C_f~i |
| 3.5.4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mCd |
| 3.5.5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PLI的空间分布 |
| 3.5.6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E_r~i的时空分布 |
| 3.5.7 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 |
| 4 讨论 |
| 4.1 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检测点、检测对象的确定 |
| 4.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生物污染分析 |
| 4.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的细菌和病毒污染分析 |
| 4.2.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寄生虫的感染分析 |
| 4.3 辽东湾近海重金属的来源 |
| 4.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分析 |
| 4.5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潜在健康风险评价 |
| 4.6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 |
| 5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论文中英文缩写对应中文名称 |
| 附录 B 论文参考相应标准 |
| 附录 C 双壳贝类图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一起旅游团聚集性腹泻疫情回顾性队列流行病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剂与仪器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病例基本信息 |
| 2.2.2 研究方法 |
| 2.2.3 标本采集与实验室检测 |
| 2.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病例临床表现 |
| 3.2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
| 3.2.1 时间分布 |
| 3.2.2 人群分布 |
| 3.2.3 可疑餐次分析 |
| (1)8月18和19日午餐分析 |
| (2) 8月19日晚餐分析 |
| 3.2.4 回顾性队列研究 |
| 3.3 危害因素调查 |
| 3.4 实验室检测 |
| 4 结论与讨论 |
（7）甘肃省312岁儿童家长食品安全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兰州市和陇西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食品安全概述 |
| 1.2 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
| 1.3 “知信行”理论模式 |
| 1.4 国内外关于食品安全知信行的研究 |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调查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统计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情况 |
| 3.3 不同人口学特征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总体得分情况 |
| 3.4 不同人口学特征家长食品安全知识具体情况 |
| 3.5 不同人口学特征家长食品安全态度具体情况 |
| 3.6 不同人口学特征家长食品安全行为部分具体情况 |
| 3.7 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logistic回归分析 |
| 3.8 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 |
| 3.9 分析确定应开展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甘肃省3-12岁儿童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及行为现状 |
| 4.2 不同社会人口学儿童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3 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Logistic回归分析 |
| 4.4 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及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 |
| 4.5 健康教育重点人群的确定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5.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国民健康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健康的内涵 |
| 2.2 健康度量指标研究 |
| 2.2.1 主观健康度量指标 |
| 2.2.2 客观性健康度量指标 |
| 2.3 健康指标体系的研究 |
| 2.3.1 国外健康指标体系综述 |
| 2.3.2 国内健康指标体系综述 |
| 2.4 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收入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
| 2.4.2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国民健康状况现状分析 |
| 3.1 国民疾病死亡原因分析 |
| 3.2 国民身体健康状况分析 |
| 3.2.1 人均预期寿命状况 |
| 3.2.2 妇幼保健状况 |
| 3.2.3 居民患病状况 |
| 3.2.4 居民心理健康状况 |
| 3.3 国民健康生活环境分析 |
| 3.3.1 城市健康生活环境分析 |
| 3.3.2 农村健康生活环境分析 |
| 3.3.3 环境污染情况分析 |
| 3.4 国民健康医疗条件分析 |
| 3.4.1 医疗卫生设施分析 |
| 3.4.2 医疗卫生人员分析 |
| 3.4.3 医疗卫生费用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健康水平指数测算 |
| 4.1 指标选取 |
| 4.1.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1.2 指标筛选 |
| 4.1.3 数据来源 |
| 4.1.4 数据归一化 |
| 4.2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指标权重测算 |
| 4.2.1 模型检验 |
| 4.2.2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2.3 权重计算结果 |
| 4.3 评价结果分析 |
| 4.3.1 综合分析 |
| 4.3.2 三大区域差异分析 |
| 4.3.3 省域间差异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 |
| 5.1.1 城乡收入因素 |
| 5.1.2 教育水平因素 |
| 5.1.3 技术创新因素 |
| 5.1.4 固定资产投资因素 |
| 5.2 整体回归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5.2.2 模型回归结果 |
| 5.3 区域回归模型构建 |
| 5.3.1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5.3.2 模型回归结果 |
| 5.4 回归结果分析 |
| 5.4.1 整体回归结果分析 |
| 5.4.2 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及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2.1 增强医疗健康领域技术研发及应用 |
| 6.2.2 促进健康事业城乡之间平衡发展 |
| 6.2.3 缩小健康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 |
| 6.3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1995—2008年) |
| 1.1 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
|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1.3 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 |
| 2 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在(2009—2019年) |
| 2.1 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
| 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2.3 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 |
| 3 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以及当前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 |
| 4 中国食品安全的将来 |
（10）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环境污染致食源性疾病病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2018—2020年广东省河粉类食品米酵菌酸中毒事件流行病学分析[J]. 陈子慧,黄芮,梁骏华,闻剑,张永慧.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22(01)
- [2]《食品安全管理：在食品零售企业中实施食品安全计划》（节选）汉译实践报告[D]. 陈超兰. 湘潭大学, 2020(02)
- [3]2016-2017年济宁市基于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研究[D]. 李为为. 山东大学, 2020(02)
- [4]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5]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D]. 刘永华.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7)
- [6]一起旅游团聚集性腹泻疫情回顾性队列流行病学调查[J]. 苏彦萍,江南,周景林,高静,王双,王艳春.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0(10)
- [7]甘肃省312岁儿童家长食品安全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兰州市和陇西县为例[D]. 李柏谖. 兰州大学, 2020(01)
- [8]国民健康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志远.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9]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 陈君石.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19(04)
- [10]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