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宫观应该发挥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孙克诚[1]（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董博璇[3]（2020）在《基于山岳型道观园林环境特征的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初探 ——以罗浮山自然保护区南入口文化主题公园为例》文中指出宗教文化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三大分支中独具魅力的一支。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已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绵延发展了一千八百多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道教文化成为了中国丰富文化洪流中不可或缺的一股浪潮。对道教文化主要载体——道教宫观及园林环境的研究,尤其是与道教本义相辅相成的山岳型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的研究,无论是其所深蕴的道家哲学自然观还是传统道观园林环境营造理论与手法,都能为当代传统文化景观的塑造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意义。本文以山岳型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特征为研究视角,从道教文化及其本源出发,以诸多中国传统山岳型道观园林为研究实例,在对山岳型道教宫观园林布局理法、庭院环境和自然环境空间营构手法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文化景观营构且尤以宗教文化为特色、山岳为自然环境基底的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进行归纳总结。第一,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园基底思想可从道教生态美学观中得到重要启发,“无为”之造园观和天人合一的生态造园境界都是当代文化园林塑造保有更高生命活力的法宝;第二,从文化景观布局理法的角度出发,在相地选址方面应秉持地理环境因子与道教文化精髓共同参与的科学择址观,以“天路历程”线性道教宫观群落布局和打造整体“神山仙境”网状道教宫观群落布局为启发,建构突出文化脉络的立体式群落格局,打造“构园无格”的景观单元布局;第三,要善于运用“以少胜多”“巧妙借用”的庭院景观营构手法塑造朴素自然却内涵深蕴其中的文化景观,将道教宫观园林的造园哲学运用到空间实景中来;第四,通过对“空间单元”重复节奏的把控来掌握整个园林空间布排的节奏,在渐变与突变、拉长与缩短的韵律把控中将传统道观园林空间序列的精髓融糅其中。通过以上讨论以期为当代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提供可参考的价值。
李诗阳[4]（2020）在《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及景观环境研究》文中提出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在吉林省的发展并不顺利。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人们在精神需求上的逐渐丰富,道教宫观开始在吉林省内大量建设,但在相关理论层面仍缺乏具有地域针对性的深入研究。论文以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对比分析为主要方法,首先对我国道教思想起源、道教宫观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概括,总结对吉林省道教发展产生影响的历史政治因素、地理文化因素等,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吉林省道教宫观的选址和布局地域性特点,并进一步从自然地域、人文文化和风水思想等方面总结其道教思想体现。其次,在现有道教宫观实例基础上,从建筑空间使用功能入手,研究总结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的基本类型,并对其构成要素、空间特点及空间功能等进行分析归纳。此外,从景观界面的视线分析出发,归纳三种景观界面类型;对吉林省道教宫观景观小品进行分类概述,总结吉林省道教宫观景观环境的特色组织。整体来说,本论文以现场调研为基础,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吉林省范围内的道教宫观进行研究,概括总结了吉林省道教理论、思想的发展过程及现状,梳理归纳了吉林省重要道教宫观建筑的分布及建设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吉林省道教宫观在空间序列、空间等级、空间内涵三方面的空间形态特征,以及在景观主旨、造景手法、构景艺术三方面的景观环境特征。可以说,本论文是对吉林省道教宫观的一次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总结。
贺英[5]（2020）在《宋至清代陕西药王山与地方社会研究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考察宋至清代陕西药王山道教发展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探讨道教、官绅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道教地方化的历史机制和时代特征。药王山地处陕西关中,这一地理区域所受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影响深远。宋代以前,药王山佛教和道教文化长期并存。宋代以后,由于王朝的大力倡导,道教逐渐成为药王山的主流文化,一改之前佛教的主导地位之局面。宋至清代,药王山的道教发展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演变过程。宋徽宗时期,赐封孙思邈为真人,药王山开始出现官方祭祀活动。金元时期,药王山不仅成为地方官员和皇室成员的祭祀场所,全真道在药王山的活动达到鼎盛。明代,孙真人信仰逐渐与中央疏远,反而同民间世俗社会产生密切联系。从祭祀规模来看,明中期以前祭祀孙思邈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庵静明宫,明中期以后祭祀中心转移至北山太玄洞,与此同时静明宫的祭祀活动也在有序开展。药王山道教的演变趋势与时代特征,与不同时代的人群密切相关。从参与主体上来看,从宋代开始至明代以前,祭祀活动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道教宫观和人员享有特权。明代以后全真道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下降,尤其是到了清代,全真道势力走向衰落,促使其转变发展方式,积极融入地方社会之中。与此同时,官方逐渐退出,地方士绅、商人、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员参与度明显增强。清代以后,药王山的孙真人祭祀活动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出现,实现了道教地方化历程。
包晓寒[6]（2020）在《上海道教社会服务初探 ——以上海城隍庙、上海白云观等宫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过去,我国有关宗教开展社会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却很少被研究。实际上,道教一直有在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且越来越多的提供社会服务。因此,研究者想探究上海道教提供社会服务提供的现状,了解其为何提供社会服务以及如何提供社会服务,阐述上海道教开展社会服务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打算。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选取了上海城隍庙、上海白云观、上海三泾庙和上海十泽道院这上海的四所道教宫观进行访谈和观察,开展个案研究。研究发现上海道教界开展社会服务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宗教信仰与社会服务划清界限,宗教信仰与社会服务的关联并不紧密。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推动社会服务发展,上海道教界成立了基金会、功德会等非营利组织,这使得道长拥有神职人员和公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服务是由庙观主导开展,上海道教可以被视为社会公益慈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海道教界内部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存在专业化不足、规范性不足以及资金和人员紧张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是存在宗教身份难以被认同的问题。研究者从提升社会服务团队的专业化程度、加强整合和链接资源的能力这两个方面为上海道教界未来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提出建议。
左攀[7]（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指出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尹航[8]（2019）在《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其范围主要涵盖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东、北、南三面环海。胶东半岛历来为道教发展的前沿地区,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就云集求仙的方士,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方仙道、黄老道的形成,半岛地区的低山丘陵如崂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伟德山、铁槎山、马山、成山等历来为道教活动集中之处。自金元时期,形成了以全真道为主流,以崂山、昆嵛山为两大核心的道教山群。胶东半岛道教的形成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且道派以内丹派全真道为主,故本研究对于发掘滨海山地道教景观特色,发掘内丹派全真道宫观园林环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学科交叉、图形论证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背景探查、基础梳理部分以文献分析法为主,各尺度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研究主要以田野调查法、学科交叉法、图形论证法为主。本文的研究内容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即本文的绪论及研究背景。第二,概括胶东半岛自然景观、地理环境特征,梳理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明确胶东半岛道教的派系特征及其在道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从宏观至微观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宏观研究发现,宫观总体布局呈现出“双核散点、倾向海洋”的特征,并具有“风水聚炁”“海上仙境”“海上仙山”三种模式。宫观园林择址的自然环境呈现出“三分规律”“偏于支流”“倾向有光”“巧避刚风”的特征,基址周围的山水组合具有7种“环境单元”、6种“道家文化特征”。中观研究发现,宫观群环境的景观序列具有“戒、定、慧”三境,与内丹经典《内经图》所绘景象与空间具有较大相似性。微观研究发现,宫观园林庭院构成与空间具有“先尊后卑”“四象格局”“渐次聚焦”“阴阳分明”的特点。第四,以史为鉴,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原则与对策。总体论之,本文从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结合道教文化、义理,基于古籍资料,从名山缘起、资源梳理、历史沿革、总体布局特征、择址特征、景观序列、庭院空间等方面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了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群的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宫观园林从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空间特征及其内涵。研究发现,半岛低山丘陵宫观园林和环境空间的营造与道教义理关系紧密,且表现出地域性特征。宫观园林的环境与空间,自宏观至微观视角,依风水理论可分为风水大聚局、中聚局、小聚局、微聚局。在这四重尺度下,宫观园林倾向分布之地,多为风水术在相应尺度下所崇尚的理想环境。不同风水“聚局”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性道教理论、文化的微妙关系。在风水“大、中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布局、择址与齐地古代神仙文化关系紧密。在风水“小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的分布、景观序列表现出与全真道文化、内丹理论的相关性。在风水“微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则主要与全真道组织文化联系密切。除此之外,各尺度下宫观园林选址与环境空间的营造,均表现出倾向海洋的特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成果创新——综合历史、宗教、地理、地貌、气象等学科内容,建立胶东半岛山岳宗教文化景观的研究体系,发掘半岛滨海山岳道教文化景观的“海洋”特征,填补研究空白。（2）研究视角创新——以地域整体地貌区划作为研究范围,以区内群山宫观园林作为研究对象,将风水理论拆分为大、中、小、微“聚局”四重尺度,分别对宫观园林环境空间进行分析。（3）研究方法创新——风景园林学与风水学理论交叉,生成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的4级分层——4重“聚局”;通过“概念拆分,量化分析”的方法,多指标、多角度对宫观布局与择址的自然环境特征进行分析。
唐欢[9]（2019）在《《洞霄诗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洞霄诗集》文本为研究对象,在紧扣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洞霄诗集》文本生产的地域洞霄宫的起源与兴盛、洞霄宫地域中的自然景观与建筑景观,叙述《洞霄诗集》的文本特性,包括其成书、版本与体例,分析探讨《洞霄诗集》内部文学性,涵盖了作家作品、诗歌主题、歌咏中心、写景手法、文人心态以及洞霄宫仙话与《洞霄诗集》的关系五个方面。第一章从历史时间中考订叙述了《洞霄诗集》生成的地域——洞霄宫。洞霄宫源起于汉武帝时投龙仪式,得名于宋真宗崇道时期赐名,兴盛于宋室南渡后,成为了全国性的道教圣地,其声势一直保持到《洞霄诗集》成书的元代。洞霄宫中有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与宏伟的建筑景观,其中自然景观以大涤洞与天柱山为代表,它们都是道教中的洞天福地。同时因为苏轼首倡,后人追随的一系列诗歌也塑造出来贤岩与翠蛟亭两个景观。第二章考述《洞霄诗集》的成书、版本与体例。《洞霄诗集》在宋代已经有一个早期的版本,但早已散佚,因此元代道士孟宗宝在洞霄宫住持沈多福的指派下,利用旧有资料编纂《洞霄诗集》,最终《洞霄诗集》结集刊刻时间在大德六年。《洞霄诗集》现存三个版本,分别为知不足斋十四卷刻本、宛委别藏十四卷刻本、台湾成文书局《洞霄图志》后附录的《洞霄诗集》六卷抄本,其中前两个版本较为完整,但第三个抄本可以补足前两个版本中脱落与讹滥之处。《洞霄诗集》的体例分十四卷,其中唐一卷、宋四卷,分别收录宋代文人,宋高道一卷、宋高僧一卷、宋本山高道一卷,元代,卷九至卷十四为元代作品,不区分作者身份。第三章分析研究《洞霄诗集》文本的文学性。《洞霄诗集》收录有221位诗人的439首诗和10首词,从作者的不同身份来看,本山道士诗歌中多抒发山居生活的感兴与修道的体悟。洞霄宫诗歌的歌咏多以景观为中心,如大涤洞、九锁山,而苏轼的诗歌便创造出了来贤岩、翠蛟亭、宜霜亭三个人们所歌咏的景观。《洞霄诗集》在写景上,诗人们采用了静观写实与运用神话想象的虚写两种手法,前者描摹刻画,抒发诗人当下细微的感兴,后者借助想象与神话创造出一个虚拟的空间,能让诗人与读者驰骋天马行空的关于神仙的想象。洞霄宫中的仙话大多是围绕着在洞霄宫得道的郭文、许逊两位真人,洞霄宫仙话不仅仅是《洞霄诗集》中诗人创造诗歌采用的题材,更是他们驰骋想象灵感的来源,与仙话相关的金丹、丹砂更是成为《洞霄诗集》中一种道教的文化符号。论文结语概括《洞霄诗集》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探讨《洞霄诗集》研究可能的继续深入的方向。
刘亚丽[10]（2019）在《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二、宫观应该发挥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宫观应该发挥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基于山岳型道观园林环境特征的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初探 ——以罗浮山自然保护区南入口文化主题公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义 |
| 1.2.1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哲学自然观 |
| 1.2.2 传承传统寺观园林环境营造理论与手法 |
| 1.2.3 促进罗浮山道教文化主题旅游产业的发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山岳型风景名胜研究 |
| 1.3.2 道教及道教文化研究 |
| 1.3.3 道教宫观及道观园林环境研究 |
| 1.3.4 罗浮山与道教渊源研究 |
| 1.3.5 文化景观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 道教及道观园林环境概述 |
| 2.1 道教概述 |
| 2.1.1 道教的发展、道派和主要思想 |
| 2.2 道教宫观概述 |
| 2.2.1 道教宫观的产生与发展 |
| 2.2.2 道教宫观的功能及特点 |
| 2.2.3 道教宫观的营构思想 |
| 2.2.4 道教宫观的文化 |
| 2.3 道观园林环境概述 |
| 2.3.1 宗教园林环境特点 |
| 2.3.2 道教思想与道观园林艺术 |
| 3 山岳型道教宫观园林 |
| 3.1 道教思想与山岳景观 |
| 3.1.1 山岳景观对道教的影响 |
| 3.1.2 道教思想对山岳景观的影响 |
| 3.2 山岳型道教宫观布局理法分析 |
| 3.2.1 山岳型道教宫观的择址特征分析 |
| 3.2.2 山岳型道教宫观的布局特色 |
| 4 山岳型道教宫观自然环境空间营构 |
| 4.1 引导空间 |
| 4.1.1 引导空间的功能作用 |
| 4.1.2 引导空间营构 |
| 4.1.3 引导空间的结构体系 |
| 4.2 宫观周围自然环境空间园林化 |
| 4.2.1 地貌景观因借与经营 |
| 4.2.2 建筑设施营建与点染 |
| 4.2.3 水系景观组织与经营 |
| 4.2.4 植被景观保护与重塑 |
| 4.3 小结 |
| 5 山岳型道教宫观庭院环境营构 |
| 5.1 庭院空间构成与类型 |
| 5.1.1 中庭 |
| 5.1.2 天井 |
| 5.1.3 后院 |
| 5.2 台层处理 |
| 5.2.1 垂直式立面 |
| 5.2.2 阶梯式立面 |
| 5.3 庭院植物配置 |
| 5.3.1 植物选择 |
| 5.3.2 栽植形式 |
| 5.3.3 配置方式 |
| 5.4 水系组织 |
| 5.4.1 自然泉池的园林化 |
| 5.4.2 雨水设施的景观化 |
| 5.5 小结 |
| 6 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 |
| 6.1 道教生态美学观引领的营园思想基底 |
| 6.2 山岳型道观布局理法启发下的文化景观理法 |
| 6.2.1 地理环境因子和道教文化共同参与的科学择址观 |
| 6.2.2 突出文化脉络的立体式群落格局 |
| 6.2.3 “构园无格”的景观单元布局 |
| 6.3 “以少胜多”“巧借妙用”的庭院景观营构手法 |
| 6.3.1 营造朴素自然的庭院园林 |
| 6.3.2 巧借妙用的造园手法 |
| 6.4 “单元重复”的自然环境空间营构节奏 |
| 6.5 相关案例分析 |
| 6.5.1 “天路历程”之武当山道教宫观 |
| 6.5.2 散点式布局之青城山道观 |
| 6.5.3 泰山“开篇”王母池 |
| 6.5.4 “巧于因借”斗母宫 |
| 6.5.5 抱朴道院园林意境营造 |
| 6.6 小结 |
| 7 罗浮山自然保护区南入口文化主题公园规划设计 |
| 7.1 项目背景 |
| 7.1.1 区位分析 |
| 7.1.2 场地范围及用地性质 |
| 7.1.3 上位规划解读 |
| 7.1.4 自然条件分析 |
| 7.1.5 人文背景分析 |
| 7.2 场地现状分析 |
| 7.2.1 场地及周边用地性质分析 |
| 7.2.2 山水格局分析 |
| 7.2.3 交通条件分析 |
| 7.2.4 地形条件分析 |
| 7.2.5 植被条件分析 |
| 7.2.6 场地及周边建筑分析 |
| 7.3 设计依据与原则 |
| 7.3.1 设计依据 |
| 7.3.2 设计原则 |
| 7.4 设计目标与策略 |
| 7.4.1 目标定位 |
| 7.4.2 设计策略 |
| 7.5 总体设计 |
| 7.5.1 景观营造策略 |
| 7.5.2 概念与结构 |
| 7.5.3 功能分区与节点 |
| 7.6 专项设计 |
| 7.6.1 植物专项 |
| 7.6.2 道路交通 |
| 7.6.3 游线设计 |
| 7.6.4 竖向设计 |
| 7.6.5 服务设施 |
| 7.6.6 照明系统 |
| 7.6.7 标识系统 |
| 7.6.8 铺装设计 |
| 7.6.9 建筑及小品造型设计 |
| 7.6.10 技术经济指标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 附件 |
（4）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及景观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道教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
| 1.4 目前国内学术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4.1 对道教与道教文化研究 |
| 1.4.2 对道教宫观的研究 |
| 1.5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5.1 研究范围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吉林省道教宫观的历史文化特征 |
| 2.1 道教及道教宫观 |
| 2.1.1 道教的思想起源 |
| 2.1.2 道教的发展历程 |
| 2.1.3 道教宫观的历史沿革 |
| 2.2 吉林省道教及道教宫观 |
| 2.2.1 吉林省道教兴起发展历程 |
| 2.2.2 吉林省道教宫观的历史 |
| 2.2.3 现存吉林省道教宫观概述 |
| 2.3 吉林省道教宫观的选址及布局分析 |
| 2.3.1 道教宫观的选址及布局意义 |
| 2.3.2 吉林省道教宫观的选址特色 |
| 2.3.3 吉林省道教宫观的布局思想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研究 |
| 3.1 引导空间 |
| 3.1.1 蹬道 |
| 3.1.2 牌楼 |
| 3.1.3 广场 |
| 3.2 主体空间 |
| 3.2.1 入口建筑空间 |
| 3.2.2 祭祀建筑空间 |
| 3.2.3 辅助建筑空间 |
| 3.3 庭院空间 |
| 3.3.1 院落空间轴线规划 |
| 3.3.2 院落空间功能划分 |
| 3.3.3 院落空间等级体现 |
| 3.4 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特征 |
| 3.4.1 三段式的整体空间序列 |
| 3.4.2 高台空间烘托空间等级 |
| 3.4.3 民居化与世俗化的空间内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道教宫观景观环境研究 |
| 4.1 道教宫观景观界面的视线分析 |
| 4.1.1 视线聚焦型 |
| 4.1.2 视线导向型 |
| 4.1.3 视线开放型 |
| 4.2 道教宫观景观小品的类型分析 |
| 4.2.1 古树名木 |
| 4.2.2 道教标志 |
| 4.2.3 亭、桥 |
| 4.2.4 石兽 |
| 4.2.5 碑碣、石刻 |
| 4.2.6 掇山置石 |
| 4.2.7 香炉 |
| 4.3 吉林省道教宫观景观环境特征 |
| 4.3.1 顺应自然的景观主旨 |
| 4.3.2 古典园林的造景手法 |
| 4.3.3 孤植重意的构景艺术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宋至清代陕西药王山与地方社会研究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药王山碑刻现状 |
| 一、宋代以前药王山的宗教活动 |
| (一)地理环境与行政归属 |
| (二)宋以前药王山的宗教活动 |
| 二、宋金时期孙思邈崇拜的道教化 |
| (一)生平事迹 |
| (二)赐额封号 |
| 三、金元时期全真道的进入与静明宫的祭祀活动 |
| (一)全真教与药王山 |
| (二)作为官方祭祀之地的静明宫 |
| (三)经济实力的增长 |
| 四、明代静明宫的重建与祭祀中心的转移 |
| (一)静明宫的修葺 |
| (二)祭祀中心的转移 |
| (三)北洞建筑的创修 |
| 五、清代以来宫观的兴建与地方社会 |
| (一)药王山宫观的兴修 |
| (二)民间会社的出现 |
| (三)药王山与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研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上海道教社会服务初探 ——以上海城隍庙、上海白云观等宫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 (三)概念界定 |
| 1.道教 |
| 2.社会服务 |
| 二、文献回顾 |
| (一)宗教与社会 |
| 1.宗教的社会功能 |
| 2.宗教与非营利部门 |
| 3.宗教与公益慈善 |
| (二)道教与社会服务 |
| 1.道教相关介绍 |
| 2.社会服务 |
| 3.道教与社会服务 |
| (三)道教的社会服务 |
| 1.服务概况 |
| 2.服务内容 |
| 3.现存问题 |
| 4.发展建议 |
| (四)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架构与资料搜集 |
| 1.研究架构 |
| 2.资料搜集 |
| (四)研究伦理 |
| 四、上海道教与社会服务 |
| (一)道教在上海的传播与发展 |
| 1.道教在上海的传播 |
| 2.明清时期上海道教持续发展 |
| (二)上海道教界开展社会服务的影响因素 |
| 1.道教信仰影响 |
| 2.环境因素影响 |
| 五、上海地区道教宫观社会服务现状 |
| (一)上海地区道教宫观社会服务提供 |
| 1.上海城隍庙 |
| 2.上海白云观 |
| 3.上海三泾庙 |
| 4.上海十泽道院 |
| (二)上海道教宫观社会服务相关归纳 |
| 1.服务历程 |
| 2.服务对象及服务提供方式 |
| 六、上海道教提供社会服务之讨论 |
| (一)上海道教如何提供社会服务 |
| 1.组织形式 |
| 2.资源获取 |
| 3.人力资源 |
| 4.外部连结 |
| (二)道教信仰与社会服务之关系 |
| 1.无关形式 |
| 2.被动形式 |
| 3.邀请形式 |
| 4.关系形式 |
| 5.整合形式 |
| 6.强制形式 |
| (三)现存问题与未来发展 |
| 1.现存问题 |
| 2.未来发展 |
| 七、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1.上海道开展教社会服务的动机 |
| 2.上海道教社会服务设计与实施 |
| 3.上海道教社会服务的资源获取 |
| 4.道教信仰与社会服务的关系 |
| 5.上海道教开展社会服务的困难与规划 |
| (二)研究建议 |
| 1.对上海道教界开展社会服务的建议 |
| 2.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 (三)研究限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7）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汉唐之际玄武意象及功能考析 |
| 第一节 玄武溯源:四灵和四象的结合 |
| 第二节 玄武形象:从神龟到龟蛇的转变 |
| 第三节 世俗玄武: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 |
| 第四节 道教玄武:守护人体及阳宅祖茔的北方精灵 |
| 第二章 北帝派对龟蛇玄武的人格化改造 |
| 第一节 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 |
| 第二节 北帝神格的演变和北帝派的兴起 |
| 第三节 五代川蜀北帝派道士与玄武的人格化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真武神格的提升与完善 |
| 第一节 宋真宗与真武神格的跨越式提升 |
|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真武神格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三节 南宋时期真武信仰的完善与传播 |
| 第四节 真武专属道经出世时间蠡测 |
| 第四章 北极四圣的兴衰与真武信仰的崛起 |
| 第一节 天蓬、天猷、黑杀神格演变考 |
| 第二节 北极四圣组合的形成和演变 |
| 第三节 四圣信仰与两宋皇权嬗代 |
| 第四节 四圣的没落和真武的崛起 |
| 第五章 从佛道共存到真武独尊——真武大帝与武当山 |
| 第一节 六朝隋唐武当山的佛教历史与法脉传承 |
| 第二节 汉宋之际武当山的神仙传说与道教史迹 |
| 第三节 宋末元初真武传说在武当山的落实 |
| 第四节 从新武当山现象看真武信仰的传播 |
| 第六章 真武大帝的神格功能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伏魔之神与护国之神 |
| 第二节 北方之神与水火之神 |
| 第三节 治世福神与万能之神 |
| 第七章 真武信仰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真武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
| 第二节 真武信仰的孝道内涵和劝善功能 |
| 第三节 从真武经典看道教放生观 |
| 第四节 从真武信仰看唐宋以降道教神灵信仰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8）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胶东半岛“仙境”之源 |
| 1.1.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的特殊性 |
| 1.1.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发展的主要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范畴 |
| 1.3.1 胶东半岛 |
| 1.3.2 低山丘陵 |
| 1.3.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 |
| 1.3.4 宫观风景与园林环境 |
| 1.3.5 时间范畴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山岳风景名胜相关研究 |
| 1.4.2 道教及道教文化相关研究 |
| 1.4.3 道教宫观建筑相关研究 |
| 1.4.4 道教园林环境相关研究 |
| 1.4.5 园林美学及理法相关研究 |
| 1.4.6 滨海山岳景观、滨海道教相关研究 |
| 1.4.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框架 |
| 2 中国道教与宫观园林发展概述 |
| 2.1 道教的发展、道派及主要思想 |
| 2.1.1 “道”的由来 |
| 2.1.2 道教始祖与老子 |
| 2.1.3 道教的主要流派 |
| 2.1.4 内丹道派的发展及其理论思想 |
| 2.2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发展及特点概述 |
| 2.2.1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的发展 |
| 2.2.2 道教宫观的筑建思想 |
| 2.2.3 道教宫观的文化 |
| 2.3 道教思想与宫观园林艺术 |
| 2.3.1 宫观的筑建与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 |
| 2.3.2 宫观的筑建与符号景观——天人合一 |
| 2.3.3 宫观的筑建与神仙信仰——人间仙境 |
| 2.4 小结 |
| 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自然、人文景观概述 |
| 3.1 胶东半岛的自然景观特征 |
| 3.1.1 气候与气象 |
| 3.1.2 水文条件 |
| 3.1.3 地质地貌 |
| 3.1.4 植被状况 |
| 3.2 胶东半岛山脉的山、水条件 |
| 3.2.1 半岛总体山、水形势 |
| 3.2.2 昆嵛山低山丘陵区 |
| 3.2.3 朱雀山招虎山低山丘陵区 |
| 3.2.4 崂山中低山丘陵区 |
| 3.2.5 艾山、牙山低山丘陵区 |
| 3.2.6 大泽山低山丘陵区 |
| 3.3 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发展的人文因素 |
| 3.3.1 道教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
| 3.3.2 秦汉时期——神仙思想催生道教 |
| 3.3.3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分化、发展 |
| 3.3.4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迅速发展 |
| 3.3.5 北宋时期——道教兴盛 |
| 3.3.6 金朝——全真道创立 |
| 3.3.7 蒙元——全真道鼎盛 |
| 3.3.8 明代——全真龙门支派兴起 |
| 3.3.9 清代——龙门中兴 |
| 3.4 小结 |
| 4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总体布局 |
| 4.1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调查情况概述 |
| 4.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时空演变和总体布局 |
| 4.2.1 至秦、汉时期 |
| 4.2.2 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时期 |
| 4.2.3 至金、元时期 |
| 4.2.4 至明、清时期 |
| 4.2.5 建造年代不详的宫观分布 |
| 4.2.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地带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特点 |
| 4.3 影响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的地理环境因子 |
| 4.3.1 山川大势与风水形势 |
| 4.3.2 “海上仙境”模式 |
| 4.3.3 “海上仙山”模式 |
| 4.4 小结 |
| 5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择址特征分析 |
| 5.1 宫观择址与自然环境因子 |
| 5.1.1 地形相关性分析 |
| 5.1.2 水系相关性分析 |
| 5.1.3 光照相关性分析 |
| 5.1.4 风环境分析 |
| 5.2 宫观择址与山水组合关系 |
| 5.2.1 “环境单元”的基本类型 |
| 5.2.2 诸山脉宫观群的山水组合关系 |
| 5.3 宫观择址与道教文化 |
| 5.3.1 道家堪舆文化——纳真炁,藏“风”又得“水” |
| 5.3.2 道家仙境文化——仿仙居,一“山”一“仙境” |
| 5.3.3 道家组织文化——分层级,上“宫”而下“院” |
| 5.3.4 道家洞天文化——坐环堵,前“宫”而后“洞” |
| 5.3.5 道家农耕文化——打尘劳,上“圃”而下“田” |
| 5.3.6 道家美学文化——勾山水,“画”中觅“福地” |
| 5.4 小结 |
| 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环境的景观序列与空间分析 |
| 6.1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内涵 |
| 6.1.1 景观序列之“意”——“仙、人”对话 |
| 6.1.2 景观序列之“规律”——“三关三境界” |
| 6.1.3 景观序列之“组成”——“一关一境一意象” |
| 6.1.4 景观序列之宏观、微观模式 |
| 6.2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空间特征分析 |
| 6.2.1 “三境”与“六远” |
| 6.2.2 景观序列之空间转换 |
| 6.2.3 景观序列节点之布局规律 |
| 6.3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实例分析 |
| 6.3.1 “三谷”谷前之“戒境” |
| 6.3.2 “三谷”谷中之“定境” |
| 6.3.3 “三谷”谷末之“慧境” |
| 6.3.4 “三谷”景观序列之空间分析 |
| 6.4 小结 |
| 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空间特征分析 |
| 7.1 宫观园林的规模与类型 |
| 7.1.1 “溪谷”之内 |
| 7.1.2 “溪谷”之外 |
| 7.1.3 宫观之规模分类 |
| 7.2 宫观园林与风景环境的组合规律 |
| 7.2.1 轴线与山体之关系 |
| 7.2.2 风水“微聚局”之环境模式 |
| 7.3 宫观园林的构成与规制 |
| 7.3.1 宫观园林的总体构成 |
| 7.3.2 宫观园林之建筑组成 |
| 7.3.3 宫观园林的建筑规制 |
| 7.4 宫观园林的空间特征 |
| 7.4.1 院落组合特征 |
| 7.4.2 院落空间尺度特征 |
| 7.4.3 院落空间的渗透与交融 |
| 7.5 宫观庭院的风水文化解读 |
| 7.5.1 寻龙、观水与察砂 |
| 7.5.2 穴地与立向 |
| 7.5.3 阴阳、四象与五行 |
| 7.5.4 宫观风水聚局模式总结 |
| 7.6 小结 |
| 8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保护与发展对策探讨 |
| 8.1 保护对策 |
| 8.1.1 注重地域风景地脉与历史文脉 |
| 8.1.2 重新划分道教宫观保护单元 |
| 8.1.3 确保宫观庭院的原真性 |
| 8.1.4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
| 8.2 发展原则及对策 |
| 8.2.1 发展原则 |
| 8.2.2 发展对策 |
| 9 结论 |
| 9.1 研究总结 |
| 9.2 创新之处 |
| 9.3 研究展望和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9）《洞霄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道教胜地洞霄宫 |
| 第一节 洞霄宫的盛衰——边缘与中心的嬗变 |
| 一、前洞霄宫时代 |
| 二、陈尧佐与真宗赐名洞霄宫 |
| 三、作为道教中心的洞霄宫 |
| 第二节 洞霄宫的自然山水景观与建筑景观 |
| 一、洞霄宫的洞天福地 |
| 二、洞霄宫中的建筑景观与来贤岩 |
| 三、洞霄宫与苏轼有关的景观 |
| 第二章 洞霄诗集的成书、版本与体例 |
| 第一节 《洞霄诗集》的编纂成书过程 |
| 第二节 《洞霄诗集》的版本 |
| 第三节 《洞霄诗集》的体例 |
| 第三章 《洞霄诗集》的诗歌 |
| 第一节 《洞霄诗集》的作者作品 |
| 第二节 本山道士与山外人的歌咏 |
| 一、本山道士的山中感兴 |
| 二、纪游——山外人的寻幽与访道 |
| 第三节 以自然景观与建筑景观为核心的歌咏 |
| 一、以大涤洞为中心的歌咏 |
| 二、以来贤岩、翠蛟亭为中心的歌咏 |
| 第四节 《洞霄诗集》写景手法与文人心态 |
| 一、静观写实与神话想象 |
| 二、游览洞霄宫的山外文人心态 |
| 第五节 《洞霄诗集》与洞霄宫的永生仙话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10）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及税收规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以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为展开 |
| 二、对两组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
| 第二节 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之必然 |
| 一、宗教组织的需要 |
| 二、社会信众的需要 |
|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不自洽税收规制之必要 |
| 一、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的意义 |
| 二、宗教组织经济不自洽的影响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现行税收规范 |
| 四、宗教组织税收相关信息公开的规范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二、宗教组织应税界定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四、对宗教组织的税收监管规范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
| 一、宗教组织相关税收法律滞后 |
| 二、受宗教自养免税政策的影响 |
| 三、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不协调 |
| 第三章 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 |
| 第一节 政教合一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财税支持的基础及表现 |
| 二、宗教组织涉税法制评析 |
| 第二节 政教主从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政教主从下的宗教经济 |
| 二、宗教组织“不徭不役” |
| 三、宗教组织“亦徭亦役” |
| 第三节 政教分离下宗教组织涉税理论及评析 |
| 一、社会型理论依据及分析 |
| 二、经济型理论依据及评析 |
| 三、宗教组织涉税之本文观点 |
| 第四章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 |
| 一、内在特殊宗教性 |
| 二、外在特殊法原则 |
| 第二节 对宗教组织征税的正当性分析 |
| 一、对宗教组织征税与主权概念不冲突 |
| 二、对宗教组织征税不违反宗教自由原则 |
| 三、对宗教组织征税应有所限制 |
| 第三节 对宗教组织税收减免的正当性分析 |
| 一、政教分离原则实质上是适当的分离 |
| 二、宗教组织税收减免不违反政教分离 |
| 第四节 国家税收与宗教组织的互惠作用 |
| 一、国家税收对宗教组织的支持作用 |
| 二、宗教组织教义对国家税收的遵从 |
| 第五章 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的应税规范 |
| 三、宗教组织的信息公开 |
| 四、宗教组织的税务稽核 |
| 第二节 日本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法人纳税主体规范 |
| 二、宗教法人的减免税优惠 |
| 三、宗教法人有特色的制度 |
| 四、对宗教法人的税务调查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 |
| 二、宗教组织的税收优惠 |
| 三、宗教组织的监管制度 |
| 第四节 域外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对宗教组织免税资质的审查规范 |
| 二、注重对宗教组织经济活动的应税规范 |
| 三、注重对宗教组织捐赠抵扣的税收规范 |
| 四、注重对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 |
| 第六章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规范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法律规定 |
| 一、宗教组织应予以特别的税收规范 |
| 二、民间宗教组织纳入应税主体范围 |
| 三、完善宗教组织的纳税主体要件 |
| 第二节 明确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一、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界定的前提 |
| 二、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三、宗教教职人员收入的应税规范 |
| 第三节 改进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税收机制 |
| 一、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积极法律定位 |
| 二、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具体税收措施 |
| 第四节 加强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法律规定 |
| 一、转变宗教组织税收监管观念 |
| 二、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内容 |
| 三、切行宗教组织税收监管措施 |
| 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宫观应该发挥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基于山岳型道观园林环境特征的传统山岳型文化景观营造初探 ——以罗浮山自然保护区南入口文化主题公园为例[D]. 董博璇.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4]吉林省道教宫观空间形态及景观环境研究[D]. 李诗阳. 吉林建筑大学, 2020(02)
- [5]宋至清代陕西药王山与地方社会研究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D]. 贺英.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上海道教社会服务初探 ——以上海城隍庙、上海白云观等宫观为例[D]. 包晓寒.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8]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D]. 尹航.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9]《洞霄诗集》研究[D]. 唐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丽.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