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21世纪上半叶水资源需求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韩勇,杨倩楠,李占斌,蒙小俊[1]（2022）在《近20年中国供用水结构变化与政策调控》文中提出供用水结构研究是制定水资源发展利用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供用水效率和效益,乃至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以2000—2019年全国降水量、水资源量、供用水量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及趋势分析,对全国供用水结构变化特征及原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2000—2019年间,随降水量缓慢增加,全国水资源量呈缓慢增加趋势;供用水总量均呈先增加,于2013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小的变化趋势;农业仍为最大用水行业（占比为63.5%）,其次为工业（占比为22.2%）,但二者占比均呈不显着的逐年下降趋势;虽然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占比均较小,分别为12.4%、1.9%,但均呈较为显着的逐年上升趋势。各主要行业用水量变化受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明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会致使生活用水量增加,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会推动生态环境用水量的增加。研究有助于提高对我国近20年供用水结构变化的总体把握和国家层面进行政策调控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康丽娜[2]（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刘贵玺[3]（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赵勇,李海红,刘寒青,王丽珍,何国华,王浩[4]（2021）在《增长的规律：中国用水极值预测》文中研究指明用水发展趋势及其增长极值事关水资源管理宏观决策和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布局,本文提出了"经济社会规模-生产水平-水资源供给"用水变化三元驱动机制,构建了受制于资源约束的适应性用水增长曲线（AIR曲线）和增长规律,总结提出了达到用水极限峰值时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数与定量判别依据。研究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分类判别了全国358个地级行政区用水量增长趋势,集合预测了全国及分区用水极限峰值及其发生时点,结果显示: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框架和既有工程规划体系下,中国用水极限峰值约为6480亿m3,极值时点大概率会出现在2037年。综合中国用水历史规律和未来预测,提出了现状用水总量拐点的假象和供给"天花板"现象,研判了分行业需求增长趋势,探讨了中国用水极限峰值的不确定性。
杜海龙[5]（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于海澔[6]（2017）在《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区系组成、分布格局与扩散途径》文中认为中国内陆水域生态环境正面临诸多的危机,如水体富营养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等。我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来源广、种类多、区系复杂、物种鉴定困难等,亟待进行全面普查和分类编目。我国对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研究多停留在个体和种群层面,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对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机制的研究较少。因此,亟需深入研究我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分类与分布、来源与扩散途径,对水域生态环境的危害等,以对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生态入侵进行预警和防控。本论文是在六年来对全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大范围野外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主要工作有:清查了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区系组成,进行了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系统分类与编目,考证了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原产地与引入途径;总结了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分布格局与扩散途径,归纳了外来种对我国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危害;调查了影响原生水生植物群落可入侵性的关键生态因子,分析了造成水生植物入侵种在水体中泛滥成灾的原因;初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共有62科158属478种,其中蕨类植物门（Pteridophyta）8 科 9 属 23 种;种子植物门（Spermatophyta）54 科 149 属 455种,其中裸子植物亚门（Gymnospermae）1科1属3种,被子植物亚门（Angiospermae）53 科 148 属 452 种（单子叶植物纲（Monocotyledons）24 科83属258种、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s）29科65属194种）。在水生植物四种生活型中,挺水植物物种数目最多有239种,占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总种数的50%;沉水植物有186种,占外来种总种数的38.91%,浮叶植物外来种有35种,占外来种总种数的7.32%;漂浮植物外来种有18种,占外来种总种数的3.77%。按不同分类阶元统计,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最大科是天南星科（Araceae）,含15属63种,占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总属数的9.49%和总种数的13.18%;第二大科是泽泻科（Alismataceae）,含6属44种,占外来种总属数的3.8%和总种数的9.21%;第三大科是睡莲科（Nymphaeaceae）,含7属36种,占外来种总属数的4.43%和总种数的7.53%。中国水生植物含有外来种最多的属是隐棒花属（Cryptocoryne）,共有36种,占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总种数的7.53%;第二是刺果泽泻属（Echinodorus）,共有29种,占外来种总种数的6.07%;第三是睡莲属（Nymphaea）,共有19种,占外来种总种数的3.97%。按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原产地统计,原产于亚洲的外来种最多,有166种;其次是原产于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外来种,分别有143种和126种。从引种目的统计观赏与园林引入的水生植物外来种种类最多,有456种。已逸生建群形成较大危害的严重入侵种有42种,约占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总种数的8.79%;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重大影响的恶性入侵种有12种,约占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总种数的2.51%。由于水生植物外来种人工引入种类多,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有利于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外来种生存,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水生植物外来种最多的国家之一。外来种入侵改变了我国水生植物区系组成和群落结构。除逸为野生的有害入侵种外,在公园湿地和水族馆中栽培的水生植物外来种具有潜在的威胁,要对其逸生归化后的生态入侵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防控其可能造成的危害。2.水生植物外来种已入侵到全国的25个省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平原区和云贵高原,其分布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3,凤眼莲（Eichhhornia crassipes（Mart.）Solms-Laub.）、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Mart.）Griseb.）和大薸（Pistia stratiotes L.）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的三个外来种,与它们曾作为“三水”（水葫芦、水花生、水浮莲）饲料植物在全国推广和将其应用到水污染治理和水产养殖有关。因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域退化程度等的不同,水生植物外来种数目和危害程度也有差异;西南、华南和中东部地区的水生植物入侵种危害较大;西南地区入侵种数目、出现频率和覆盖率在七个地区都是最高的。除伊乐藻（Elodea nuttallii（Planch.）St.John）外其余8种水生植物有害入侵种本区都有,出现频率为81.48%,分布面积占该区总面积的41%。中东部地区除了细叶满江红（Azolla filiculoides Lamarck）和埃格草（Egeria densa Planchon）,其余7种有害入侵种都有分布,出现频率为76.22%;入侵种分布面积占该区总面积的26.8%。华南区域有4种水生植物入侵种,出现频率为69.57%,分布面积占该区总面积的33.15%。在华北、西北和东北区域,都只有1种水生植物入侵种,出现频率分别为3.23%,4.38%和0.53%,入侵种分布面积分别占三个区域总面积的1.2%,1.62%和0.27%。在青藏高原地区发现两种水生植物入侵种凤眼莲和埃格草,出现频率为1.68%;分布面积分别占该区总面积的0.05%。3.在不同纬度区,水生植物外来种数目差异较大,随着纬度增加,水生植物外来种数目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北纬25度线附近分布的外来种最多;该纬度处于我国南亚热带区域又毗邻北回归线,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地形起伏、生境异质性高,生物多样性丰富;南北水生植物种类在此交汇,此区是热带种分布的北界和温带种分布的南界。入侵时间和入侵方式决定了外来种的分布模式,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分布模式有:a、单点分布、b、散点和岛状分布、c、连续片状分布。三种模式。虽然入侵种凤眼莲和喜旱莲子草在分布区域上有高度的重叠,但是种间竞争和生态适应导致凤眼莲和喜旱莲子草的分布格局和建群规模呈现互补格局。4.中国水生植物群落中本地种与外来种的丰度之间相关性不显着,但随着本地种平均生物量和相对盖度的增加,外来种的丰度显着减少;群落中水生植物外来种的丰度随着水体中TN、TP和COD的增加而显着增加;群落所在的纬度和生境大小对群落中外来种的丰度没有影响。说明本地水生植物多样性、覆盖度和水体营养等都能增加原生群落的可入侵性,此时要防控外来种入侵和建群。天敌采食和打捞等措施防治外来种在局部和短期有效,但难以在大尺度格局下长期控制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入侵。5.群落中入侵种的相对盖度随着本地种丰度、相对盖度、生物量、生境大小和纬度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水体中的TN、TP和COD的增加而增加,海拔高程和叶片被摄食比例对入侵种的盖度无影响。群落中入侵种的平均生物量随着本地种丰度、相对盖度、生物量和生境大小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水体中的TN、TP和COD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纬度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海拔、叶片被摄食比例对入侵种的平均生物量无影响;表明本地水生植物生物多样性和覆盖度的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生境片段化和全球气候变暖都会加剧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入侵,要对此加强预警。入侵种相对盖度与群落中本地种的相对盖度、平均生物量、丰度和水体中TN,TP,COD的差异密切相关。表明提高水生植被中本地种的覆盖度和多样性,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和降低有机质含量,是防控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与消除其危害的有效途径。6.参照《中国入侵植物名录》将中国入侵植物划分为7个等级的原则,将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划分为2级3类6个亚类:有害外来种包括恶性入侵种和局部严重入侵种;温和外来种包括轻危害外来种和未定外来种;新增有益外来种一类,下隶观赏外来种和食用外来种。按照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世界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生物名录和我国公布的《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参考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和《全球淡水入侵物种手册》中水生植物入侵种名单进行物种归类。
蒋忆文[7]（2016）在《DSSAT模型在黑河流域的适用性评价及节水灌溉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水资源是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条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全球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水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水资源短缺会导致粮食减产,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于远离海洋,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水资源极其匮乏。以地处西北地区的张掖为代表的黑河中游河西走廊平原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是该地区降水稀少,年降水在100-250 mm左右且年内分布不均匀,而年蒸发量达到1200 mm以上,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该地区的主要灌溉方式为大水漫灌,由此造成大量的深层渗漏和无效蒸发,灌溉水利用效率极低,中游的过度用水会导致下游来水的减少,造成下游生态环境恶化,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研究中游地区种植作物的需水规律,针对性地进行灌溉,对于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黑河中游典型的绿洲灌区—盈科灌区作为研究区,针对研究区内广泛种植的玉米作物,以DSSAT（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gro-technology Transfer）模型为技术支撑,探究了玉米的最佳播种日期、玉米生长期内的需水规律及灌溉需水关键期,并对不同降水年型下的适宜灌溉量进行了模拟研究,最后对节水潜力做了进一步估算。具体来说,本研究首先利用2006、2007、2008三年的作物产量数据、物候期以及土壤含水量等相关资料对DSSAT-Maize模型参数进行调试与验证,评价DSSAT模型在盈科灌区的适用性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立不同播种日期、生长关键期灌溉组合的假设情景,利用DSSAT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对比最终输出产量探究玉米在该地区的最佳播种日期、关键灌溉期以及适宜灌溉量;随后对张掖气象站1971-2010年共计40年的降水资料,利用P-III型频率曲线方法进行分析,选出三个典型水平代表年,包括丰水年、平水年以及枯水年,针对选定的三个不同水平年对其灌溉关键期进行不同灌溉量的灌溉模拟,分析得到不同降水条件下的最佳参考灌溉量,探讨区域灌区的最佳灌溉管理制度;最后利用小波分析对40年的降水资料进行周期分析,得到该地的降水主周期,在此基础上对比最佳灌溉制度与当地实际采用的灌水定额指标,估算盈科灌区的最大节水潜力。结果如下:第一,对于玉米的最终产量以及物候生长期（出苗、开花、灌浆期）等数据资料,校准期与验证期内模型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均达到了较好的一致性:校准期内,物候期模拟偏差只有两天,产量的标准化均方根误差nRMSE为6%;验证期内产量的nRMSE值在2006年为4.95%,2008年为2.96%,表明DSSAT-Maize能够适用于张掖盈科灌区,基本实现了模型的本地化。同时对于2008年种植期内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过程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也达到了较好的一致性,各层均方根误差RMSE均远小于0.2,模型能够准确地模拟作物根部土壤层中的水分过程,可以用于模拟不同灌溉量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第二,对于4个不同的播种日期,4月5日与4月20日播种产量更为接近,其中4月5日播种的产量最高,而5月5日与5月20日播种的产量远小于前两个播种日期,因此,在张掖盈科灌区,最适宜玉米种植的时间为四月中上旬。第三,针对玉米5个生长关键期:出苗期、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成熟期设置不同的灌溉组合进行限量灌溉模拟,结果表明:拔节期与抽雄期是玉米灌溉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组合的灌溉处理方式下作物产量达到最大值,随着灌溉次数以及灌溉量的不断增加,产量变化量的增幅极其微小甚至存在产量降低的现象。因此在玉米的拔节期与抽雄期对其进行适量灌溉高效且经济。第四,不同水平年下适宜灌溉量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枯水年（1989年）灌溉需水量最大,为480 mm;在平水年（1992年）,灌溉需水量次之,为420 mm,略小于枯水年的最佳灌溉量;而在丰水年（1972年）,灌溉需水量最少,只需要100 mm。第五,当地降水主周期为5年,通过对比当地现行灌溉管理定额与参考最佳灌溉管理方式,可以发现,一个降水周期内节水潜力可以达到18700 m3/ha,将近一半的水资源都能够被节省下来供给其他用水,或下泄至下游供给下游生态环境用水。
叶芳芳[8]（2015）在《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水资源的非航行利用急剧增加,世界淡水资源日益匮乏,水资源的加速利用又带来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水质的逐渐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水短缺问题,各国围绕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摩擦、冲突和争端不断发生,如何公平、合理、最佳利用跨界河流水资源,缓解淡水匮乏危机,避免跨界水冲突,促进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合作是目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中国的跨界河流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中国在这些跨界河流中多数居于上游国位置,在利用水资源上相对具有优势,易对下游国产生影响。随着沿岸各国对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中国正面临着与其他沿岸国在跨界河流的利用和保护问题上的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跨界河流问题就是一个已提上解决日程的问题。中哈跨界河流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条最大的河流一一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上,特别是水资源的分配。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都面临缺水和需水的现实压力,因而在对两国都意义重大的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争水态势。哈萨克斯坦从独立之初就一直希望与中国解决跨界河流问题,并将该问题列为与中国对话的最重大问题。中国对中哈跨界河流的现有利用符合现有跨界河流国际法,也未对哈萨克斯坦造成明显损害,甚至中国将来对中哈跨界河流的增加利用也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在中国境内的河段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本应不容他人置喙,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无视各种非议,继续开发利用位于自己境内的中哈跨界河流部分。但是,哈萨克斯坦运用国际法则中的联系原则与中国进行关联博弈,它将中哈跨界河流问题同它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相联系（如能源、安全、经贸等方面的问题）。中哈两国目前以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合作与两国的区域安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等国家根本利益紧密相关,这些国际合作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这些利益是国家核心利益层面上的,其权重远远超过对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利益。所以,中国仍需与哈萨克斯坦在跨界河流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为了避免我国国家利益的损失,中哈跨界河流上需要一套既能维护我国的跨界水资源主权和利益,又能保持和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友好关系、并有利于促进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同时又与跨界河流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制度。中哈跨界河流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分配和保护问题,特别是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但是目前,除了几条界河,中哈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现有法律制度未对中哈之间的跨界河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做出总体安排。解决跨界河流问题的核心是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中尚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水资源及其收益的分配理论、分配规则和分配标准。国际社会目前存在着立场各不相同的五种国际水权分配理论（绝对领土主权论、绝对领土完整论、在先占用学说、有限主权论与共同利益论）。国际社会中关于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的两个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一一《赫尔辛基规则》与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也未对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提供具体的解释条文,但它们在跨界河流的利用与保护问题上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与国际合作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它们抽象、模糊、不确定,在解决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为跨界河流的利用与保护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更不能彻底解决跨界河流存在的现实问题。它们只能在沿岸国解决水资源分配利用等问题上,提供一些指导。考察各国在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上的条约与实践,可以发现:由于跨界河流具有“自然连续”和“社会跨界”双重属性,各国在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上的条约实践差异很大,几乎是“一河一议”,具有难以复制性。事实上,跨界河流水文及沿岸国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都存在独特性,如果采用统一的分配标准和规则,会造成国家利益的缺失。所以,在中哈跨界河流问题上,中国也应根据中哈跨界河流的具体情况,在符合公认的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一般原则的基础上,采用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在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领域的国家实践中,主权仍旧是一个国家对跨界河流享有权利的基础,国家主权原则也仍然是国家开发利用跨界河流最主要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在跨界河流问题上,首先也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其次,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已成为跨界河流利用与保护领域中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中国不能置这个原则于不顾,而应当重视和尊重这个原则,但要结合自身实践加以运用。再者,中国在跨界河流上,水量贡献大;开发利用率低;作为上游在生态环境保护、防汛减灾、节水灌溉等方面还做了很多贡献,牺牲了很多利益。因此,中国在与哈萨克斯坦解决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利用与保护问题时,需要强调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与受益补偿原则,在制定水量分配制度的同时应纳入受益补偿制度和利益交换制度。此外,全球首个国家间跨界水资源合作法律框架性国际公约——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使用法公约》已于2014年8月生效,但公约存在重大缺陷,亦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不宜加入该公约,但是也不能无视公约,而应理性对待它。
黄治勇[9]（2008）在《变“天大的事”为“天大的利”——关于洪水资源利用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武汉城市圈水资源现状、水资源利用中存在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对武汉城市圈暴雨洪水监测和预警、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武汉城市圈暴雨洪水防御和合理利用的建议。
孙爱军[10]（2007）在《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水资源保障和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在工业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环境的变化对工业的影响，核心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关键是提高用水的技术效率。借鉴技术效率定义，针对工业用水系统，提出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的概念，总结运用随机生产函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面板数据、随机成本函数等三种不同形式计算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的方法。计算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用水技术效率，分析并预测耗水量，为工业用水规划、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依据。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1953—2004年间的工业水资源利用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分析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指数和TFP，建立预测工业耗水量的误差修正模型模型。结果表明：工业用水技术效率变化平稳，总体来看，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引入技术效率变量，用误差修正模型预测工业耗水量，对未来工业耗水量预测的精确度明显提高，如2005年的耗水量预测误差仅为4.96％，而没有引入技术效率时的误差超过80％。工业化导致的废水排放，严重污染环境。考虑到工业用水技术效率，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基础上，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量化研究中国工业产值增长、工业用水技术效率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业经济增长、用水技术效率分别与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废水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技术效率对废水排放量的贡献逐渐平稳。工业用水量与工业用水技术效率密切相关，从成本角度出发，建立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计算工业用水技术效率。引入技术效率变量，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预测未来的工业用水量，对确定适当的工业供水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缓解用水危机十分重要。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与水环境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其与用水技术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城市经济的用水技术效率。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改进协调度测算方法，计算典型城市的城市经济和用水技术效率的协调度，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原因与对策。
二、我国21世纪上半叶水资源需求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21世纪上半叶水资源需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近20年中国供用水结构变化与政策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1 概述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分析 |
| 3.1 水资源量变化 |
| 3.2 供水结构变化 |
| 3.3 用水结构变化 |
| 3.3.1 统计特征 |
| 3.3.2 比例变化 |
| 3.4 相关政策 |
| 4 结论 |
（2）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4）增长的规律：中国用水极值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背景 |
| 2 用水驱动机制与增长规律 |
| 2.1 用水驱动机制 |
| 2.2 用水增长曲线 |
| 2.3 用水峰值特征 |
| 3 中国用水极限预测 |
| 3.1 需求增长分区 |
| 3.1.1 分区标准 |
| 3.1.2 全国分区结果 |
| 3.2 极值判断依据 |
| 3.2.1 增长时间 |
| 3.2.2 增长幅度 |
| 3.2.3 总量规模影响 |
| 3.2.4 供给支撑保障 |
| 3.3 用水总量极限 |
| 4 中国用水极值讨论 |
| 4.1 拐点的假象：用水总量变化现象 |
| 4.2 供给“天花板”：受胁迫的用水需求 |
| 4.3 分行业研判：差异化需求分析 |
| 4.4 不确定性分析：未来用水极值预测 |
| 5 结论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6）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区系组成、分布格局与扩散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前言 |
| 1.2 生物入侵有关概念 |
| 1.2.1 水生植物的定义 |
| 1.2.2 外来种与生物入侵的基本科学术语 |
| 1.2.3 外来种的特性及其入侵后的影响 |
| 1.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3.1 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危害 |
| 1.3.2 我国水域环境恶化有利于外来种入侵 |
| 1.3.3 水域生态系统退化有利于外来种入侵 |
| 1.4 中国的水生植物外来种研究进展 |
| 1.4.1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生活史研究 |
| 1.4.2 营养对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影响 |
| 1.4.3 采食对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影响 |
| 1.4.4 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繁殖特征 |
| 1.4.5 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生态适应 |
| 1.4.6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遗传多样性 |
| 1.4.7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防控 |
| 1.5 我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调查区域与研究方法 |
| 2.1 调查区域 |
| 2.1.1 野外调查范围 |
| 2.1.2 全国野外调查的主要流域和关键区域 |
| 2.2 野外调查与研究方法 |
| 2.2.1 水生植物标本野外采集与分类鉴定 |
| 2.2.2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编目的原则和方法 |
| 2.2.3 有关地点和指标的缩写表 |
| 2.2.4 群落调查 |
| 2.3 水化学因子测定 |
| 第三章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种类组成及区系特征 |
| 3.1 引言 |
| 3.2 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 |
| 3.3 结果 |
| 3.3.1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分类与编目 |
| 3.3.2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生活型谱分析 |
| 3.3.3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科属分类群数目 |
| 3.3.4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属下分类群比较分析 |
| 3.3.5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来源地 |
| 3.3.6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区系成分分析 |
| 3.3.7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引入途径与归化的物种 |
| 3.3.8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生态属性 |
| 3.3.9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初步分类尝试 |
| 3.4 讨论 |
| 3.4.1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属性与分级尝试 |
| 3.4.2 扩散途径与我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迁入与归化 |
| 3.4.3 外来种入侵使我国水生植物区系成分发生改变 |
| 3.4.4 我国湖泊水生植物乡土种消失导致外来种入侵 |
| 第四章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危害和分布格局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 |
| 4.3.1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分布 |
| 4.3.2 中国不同区域水生植物入侵种数目、出现频率和覆盖率 |
| 4.4 讨论 |
| 4.4.1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分布格局与传播方式 |
| 4.4.2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入侵性与扩散途径 |
| 4.4.3 中国水域自然地理特征有利于外来种的入侵 |
| 4.4.4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生态空间与分布模式 |
| 第五章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影响因素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数据采集 |
| 5.2.2 数据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影响水生植物群落可入侵性的生物和非生物因子 |
| 5.3.2 水生生态系统中影响水生植物入侵种扩散的因素 |
| 5.3.3 导致入侵种在水域生态系统中爆发成灾的关键因子 |
| 5.4 讨论 |
| 5.4.1 乡土种消失为外来种入侵提供了冗余生态位 |
| 5.4.2 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爆发成灾的原因及其危害 |
| 5.4.3 竞争排斥与资源限制对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影响 |
| 5.4.4 水生植物外来种入侵的限制因子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果 |
| 6.2 主要结论 |
| 6.3 创新点 |
| 6.4 将来拟开展的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完成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论文 |
| 致谢 |
（7）DSSAT模型在黑河流域的适用性评价及节水灌溉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作物模型研究进展 |
| 1.3 DSSAT模型研究进展 |
| 1.3.1 DSSAT模型在国外的研究进展 |
| 1.3.2 DSSAT模型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
| 1.4 研究目标、内容及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气候条件 |
| 2.1.3 河流水系 |
| 2.1.4 水文地质 |
| 2.2 社会经济概况 第三章 DSSAT模型建立与适用性评价 |
| 3.1 DSSAT模型简介 |
| 3.1.1 DSSAT模型结构及组成 |
| 3.1.2 DSSAT模型模拟原理 |
| 3.2 DSSAT模型数据库组建 |
| 3.2.1 气象站建立 |
| 3.2.2 土壤数据库建立 |
| 3.2.3 作物品种遗传参数建立 |
| 3.2.4 实验文件建立 |
| 3.3 模型调试与验证 |
| 3.3.1 模型评价标准 |
| 3.3.2 模型校正 |
| 3.3.3 模型验证 |
| 3.4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播种日期及灌溉条件对作物最终产量的影响 |
| 4.1 播种日期的模拟试验设计 |
| 4.2 不同灌溉模拟试验设计 |
| 4.3 播种日期模拟结果分析 |
| 4.4 灌溉模拟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典型年份灌溉情景设计与节水潜力评估 |
| 5.1 水平年的选取 |
| 5.2 不同灌溉量模拟试验与结果分析 |
| 5.3 灌溉节水潜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当前研究中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2.1 特色与创新点 |
| 6.2.2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致谢 |
（8）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文献的梳理 |
| 四、研究范围及限定 |
| 五、研究进路和方法 |
| 六、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释义及范围界定 |
| 一、跨界河流 |
| 二、跨界河流国际法 |
| 三、跨界河流水权 |
| 第二节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的传统理论 |
| 一、绝对领土主权论 |
| 二、绝对领土完整论 |
| 三、在先占用学说 |
| 第三节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的新理论 |
| 一、有限领土主权论 |
| 二、共同利益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实践中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中产生的问题 |
| 一、中哈两国在跨界河流上形成争水态势 |
| 二、中哈跨界河流水资源污染严重、生态退化 |
| 第二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两国都存在缺水与需水的客观现实 |
| 二、损失厌恶效应下哈国的主观心理 |
| 第三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问题解决之必要性 |
| 一、实现地缘战略的需要 |
| 二、保障能源安全的需要 |
| 三、维护新疆稳定的需要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制度现状 |
| 一、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相关协定 |
| 二、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合作机构 |
| 三、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合作实例 |
| 第二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对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没有规定 |
| 二、对跨界河流水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规定缺乏具体措施 |
| 三、法律文件层次较低,规定原则、抽象 |
| 第三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中哈跨界河流问题复杂 |
| 二、两国在跨界河流上的利益难以调和 |
| 三、条约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 |
| 小结 |
| 第四章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国际法规则的考察 |
| 第一节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一般国际法 |
| 一、《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
| 二、《赫尔辛基规则》 |
| 三、一般国际法规则可适用性分析 |
| 第二节 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特殊国际法 |
| 一、跨界河流水分配条约 |
| 二、跨界河流合作开发条约 |
| 三、跨界河流保护与管理条约 |
| 四、特殊国际法规则可借鉴性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国家主权原则 |
| 二、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
| 三、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
| 四、受益补偿原则 |
| 第二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具体法律制度 |
| 一、水资源分配制度 |
| 二、水资源开发利用制度 |
| 三、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争端解决制度 |
| 一、争端解决方式 |
| 二、争端解决方法 |
| 三、争端解决机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 |
| 后记 |
（10）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理论研究 |
| 1.2.2 应用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基于SFAP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测算与耗水量预测 |
| 2.1 基于SFAP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 |
| 2.2 工业用水技术效率测算 |
| 2.2.1 基于SFAP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测算 |
| 2.2.2 变量与数据 |
| 2.2.3 工业用水技术效率测算结果 |
| 2.3 工业耗水量预测 |
| 2.3.1 预测模型 |
| 2.3.2 引入用水技术效率对预测结果的改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工业用水技术效率与产值对废水排放量的脉冲响应 |
| 3.1 技术效率与产值、废水排放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2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与因果关系检验 |
| 3.2.1 平稳性检验 |
| 3.2.2 因果关系检验 |
| 3.3 技术效率与产值对废水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分析 |
| 3.3.1 基于VAR的理论方法及实证分析 |
| 3.3.2 效率与产值对废水排放量的脉冲响应 |
| 3.3.3 效率与产值对废水排放量的贡献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SFAC的用水技术效率测算与工业用水量预测 |
| 4.1 基于SFAC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的测算 |
| 4.2 工业用水量预测 |
| 4.2.1 预测工业用水量的方法 |
| 4.2.2 我国需水量预测成果与问题 |
| 4.3 基于技术效率的工业用水量预测 |
| 4.3.1 影响工业用水量的因素 |
| 4.3.2 工业用水量预测模型 |
| 4.3.3 数据的检验和计量经济分析 |
| 4.3.4 预测结果的评价 |
| 4.4 与灰色预测的工业用水量结果的对照 |
| 4.4.1 模型和方法 |
| 4.4.2 工业用水量预测 |
| 4.5 与线形预测结果的比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协调度分析 |
| 5.1 城市用水技术效率的测算 |
| 5.1.1 计算方法 |
| 5.1.2 变量选择和数据 |
| 5.2 城市经济与技术效率的协调度 |
| 5.2.1 城市经济的综合评价 |
| 5.2.2 耦合协调度 |
| 5.3 典型城市的协调度分析 |
| 5.4 协调度提高途径 |
| 5.4.1 原因分析 |
| 5.4.2 对策与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1.1 主要研究结论 |
| 6.1.2 创新点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我国21世纪上半叶水资源需求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近20年中国供用水结构变化与政策调控[J]. 韩勇,杨倩楠,李占斌,蒙小俊. 水利规划与设计, 2022
- [2]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3]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4]增长的规律：中国用水极值预测[J]. 赵勇,李海红,刘寒青,王丽珍,何国华,王浩. 水利学报, 2021(02)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6]中国水生植物外来种的区系组成、分布格局与扩散途径[D]. 于海澔. 武汉大学, 2017(01)
- [7]DSSAT模型在黑河流域的适用性评价及节水灌溉应用研究[D]. 蒋忆文. 兰州大学, 2016(09)
- [8]中哈跨界河流非航行利用法律问题研究[D]. 叶芳芳. 南京大学, 2015(01)
- [9]变“天大的事”为“天大的利”——关于洪水资源利用的思考[A]. 黄治勇. 武汉区域气象中心城市群发展气象服务工作论坛优秀论文汇编, 2008
- [10]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工业用水技术效率研究[D]. 孙爱军. 河海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