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我省GDP预期增长10%（论文文献综述）
郑荣林[1]（2022）在《8.8%里的“进”与“优”》文中研究说明年初捷报传。1月21日，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发布2021年江西经济成绩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为29619.7亿元，比上年增长8.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美元；工业增加值迈上新台阶，首次突破1万亿元……千难万险何所惧，大战大考炼真金。这份在极不平
苟廷佳[2]（2021）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文中指出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青海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和“亚洲水塔”,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大江大河发源于此,惠泽我国20个省区以及东南亚5个国家,是维系全国乃至亚洲水生态安全命脉的腹地,拥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和战略地位,是国家至关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屏障和生态产品供给地,为维护中国乃至亚洲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亚洲、北半球乃至世界气候变化的预警区、敏感区和启动区,对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发挥着指示和前瞻的重要作用。然而,三江源脆弱的生态系统环境导致环境保护和修复成本高;受生态产品外部性影响,三江源地区积极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并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长期被无偿享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加上三江源因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而被限制产业的发展,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上述因素导致当前三江源地区三生空间矛盾突出,同时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压力。因此,通过研究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探索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现人地和谐的发展模式,打造三江源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路径,实现三江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围绕“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题”,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分析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和困境,全面系统的提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为缓解生态脆弱区人地矛盾、实现三江源可持续发展、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论文的创新点和主要贡献体现在:（1）系统的构建了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中包括: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构成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系统性框架、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并提供指导。（2）建立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将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三江源生态产品总价值为6568.56亿元/年。同时在绿色GDP指标基础上,提出构建“三江源经济-生态生产总值（SJYGEEP）”指标评价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突出三江源的生态地位和生态价值,对于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3）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需求”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受三江源居民“生态补偿满意度”和“生态旅游业认识”的影响;需求意愿受“淡水资源支付意愿”、“机会成本支付意愿”、“共享牧场支持度”、“对口支援省份是否享受生态产品特别优惠”等因素的影响。（4）从生态产品构成视角出发,全面系统研究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的具体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基于三江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三江源生态产品分类、价值实现现状和面临困境,提出贴合国家现行政策与三江源实际、突出三江源特色的价值实现路径,并结合路径,提出“调查监测-核算评估-经营开发-保护补偿-制度保障-持续推进”的系统性价值实现机制。由于三江源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并存,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生态产品供给地,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对促进当地生态产业发展和融合、保障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持续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缓解人地矛盾、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彩霞[3]（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提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王薇[4]（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郝辑[5]（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6]（2021）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及“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的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省人大常委会:根据会议要求,现将"十三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及"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报告如下。一、"十三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发展极不平凡和取得巨大成就的五年。面对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的深刻影响,全省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实施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突出"四个强省"工作导向,建设"六个浙江",
张玉[7]（2021）在《山西省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
任波[8]（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曹文婷[9]（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韩菲[10]（2021）在《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全球大气污染问题仍然严重,是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我国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特别是由颗粒物污染导致的“雾霾”天气显着增加了居民的致病和致死风险。因此,有效防治大气污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缓解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路径。2018年起,环保税法开始实施,其能否在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趋缓和大气环境风险递增的压力下,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被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出发,在详细考察了当前全球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和环保税法实施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围绕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环保税法实施中的问题及提出了完善建议和优化路径。本文首先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以及该效应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来讲:（1）分别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区地面站点监测的PM2.5浓度数据及本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数据,采用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对我国环保税法的PM2.5减排效应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环保税法对全国和31个省份的PM2.5年均浓度及本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均产生了减排效应。第二,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PM2.5减排效应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且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的PM2.5年均浓度减排效应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环保税法对各地工业类PM2.5排放总量减排效应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第三,环保税法对我国大陆各省PM2.5的减排效应与各省PM2.5的污染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PM2.5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环保税法的减排效应也较好;反之,则较差。（2）采用了贝叶斯LASSO回归模型对环保税法PM2.5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大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选择的10个变量中,有5个变量被认为显着影响了环保税法对地区PM2.5年均浓度的减排效应,即地区旅游业收入占GDP比重（TOV-GDP）是负相关影响因素,城镇化率（UR）、大气污染的环保税税率（TRAP）、地方环保税收入占GDP比重（ETR-GDP）和地形起伏度（RA）等是正相关影响因素;而有6个变量被认为显着影响了环保税法对地区工业PM2.5排放总量的减排效应,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PC）是负相关影响因素,第二产业比例（PSI）、环保税税率（TRAP）、环保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ETR-GDP）、地形起伏度（RA）和植被覆盖度（VC）等是正相关影响因素。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量化了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3）由于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所以本地地面站点监测的PM2.5浓度是各个地区排放出的PM2.5污染物经过区域空气流通后导致的最终观测结果,因而在前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测度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空间溢出程度的指标,并根据该指标计算了2018-2019年我国省级区域环保税法对PM2.5污染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指数,结果显示:环保税法对PM2.5污染的减排效应具有空间溢出性,且不同省份空间溢出的程度和方向不同。其次,本文从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对工业污染企业外迁的影响效应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经济效应。（1）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数据源,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程度综合指标,并在控制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等五个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时空层次岭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2013-2017年排污费制度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和2018-2019年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比较了这两种环境经济手段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影响效应的强弱。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并控制了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基础上,2013-2017年排污费制度和2018-2019年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都具有正向影响效应;第二,通过比较排污费率和环保税率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回归系数大小可知,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正向影响效应要强于排污费制度的影响效应。（2）本文以2018—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数据源,根据本地区环保税税率与周边地区环保税税率的关系,将31个省区分为“税率高地”和“税率洼地”两类区域,并在剔除了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污染工业外迁混杂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带有空间滞后项的贝叶斯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实证研究了环保税法对“税率高地”省区的污染工业是否具有迁出效应,对“税率洼地”省区的污染工业是否具有迁入效应。结果显示:第一,环保税法的实施对于本地污染工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本地环保税率与周边省区环保税税率的不同确实会促使污染工业企业向环保税率低的地区迁移,即“税率高地”向周边迁出,周边向“税率洼地”迁入;第三,“税率洼地”环保税税率的提高,会对其规模以上企业个数和高污染工业企业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均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第四,“税率高地”地区的环保税率对本地高污染工业还未表现出显着的抑制效应。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发现环保税法在制定和实施中的存在税率设置不够清晰明确、缺乏污染物排放量的有效监测机制、环保税收益分配和使用不合理等问题。因而,本文建议（1）在设计环保税的计算规则时,需综合考虑污染的社会成本、治理成本,特别是不同主体的污染治理或防范成本,区分不同情况,来选择适当的计税办法。（2）在征管体制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税务与环保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充分利用环保部门的专业优势和经验以加强污染排放量监测工作,并加强对监测主体的资源支持和责任约束。（3）在收益分配和使用方面,应当根据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权分配收益并专门用于环保支出。此外,应当将环保税的征管裁量权主要赋予地方政府,鼓励其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当的污染综合治理机制。
二、2003年我省GDP预期增长1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我省GDP预期增长10%（论文提纲范文）
（1）8.8%里的“进”与“优”（论文提纲范文）
| 跑起来的“三驾马车”支撑经济大盘 |
|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彰显结构之变、质量之变 |
| 鼓起来的“三只口袋”彰显发展成色 |
（2）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分析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文献分析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研究述评 |
| 2.4 国内外经验启示 |
| 2.4.1 国际经验和启示 |
| 2.4.2 国内经验和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框架 |
| 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1.1 生态产品形成的基础理论 |
| 3.1.2 生态产品价值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1.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
| 3.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 |
| 3.2.1 相关概念及辨析 |
| 3.2.2 生态产品价值 |
| 3.2.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3.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梳理 |
| 3.3.2 基于产权-需求矩阵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3.3.3 生态产品分类的价值实现路径 |
| 3.4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框架 |
| 3.4.1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供给-需求”二元回归模型 |
| 3.4.2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性框架 |
| 3.4.3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遵循的原则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的价值 |
| 4.1 三江源概况 |
| 4.1.1 地理位置 |
| 4.1.2 自然条件 |
| 4.1.3 社会经济条件 |
| 4.1.4 生态地位 |
| 4.1.5 生态保护 |
| 4.2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2.1 三江源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 |
| 4.2.2 三江源生态资产总值 |
| 4.2.3 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 4.2.4 三江源发展机会成本估算 |
| 4.2.5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意愿分析 |
| 5.1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问卷调查 |
| 5.1.1 调查地区选取及原因 |
| 5.1.2 问卷基本情况 |
| 5.1.3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1.4 描述性统计 |
| 5.1.5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1.6 三江源生态产品供给意愿分析结果 |
| 5.2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问卷调查 |
| 5.2.1 问卷基本情况 |
| 5.2.2 数据收集和检验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2.4 空间交叉分析 |
| 5.2.5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5.2.6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意愿分析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分类 |
| 6.1.1 生态农畜产品 |
| 6.1.2 淡水资源产品 |
| 6.1.3 清洁能源电力产品 |
| 6.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6.2.1 畜牧业发展现状 |
| 6.2.2 水资源价格和交易现状 |
| 6.2.3 绿电交易现状 |
| 6.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6.3.1 市场基础不健全 |
| 6.3.2 生态畜牧业发展受限 |
| 6.3.3 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升 |
| 6.3.4 科技和人才支撑薄弱 |
| 6.4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6.4.1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直接交易路径 |
| 6.4.2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生态产业化路径 |
| 6.4.3 三江源生态物质产品产业生态化路径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分类 |
| 7.1.1 三江源固碳释氧产品 |
| 7.1.2 三江源土壤保持产品 |
| 7.1.3 三江源水源涵养产品 |
| 7.1.4 三江源净化产品 |
| 7.1.5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产品 |
| 7.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7.2.1 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现状 |
| 7.2.2 三江源生态补偿现状 |
| 7.2.3 三江源生态补偿成效 |
| 7.2.4 对口支援三江源的成效 |
| 7.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7.3.1 政府主导下三江源生态产品购买力度有待增强 |
| 7.3.2 基础制度和政策工具仍待完善 |
| 7.3.3 市场化交易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
| 7.4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7.4.1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市场化路径 |
| 7.4.2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横向生态补偿 |
| 7.4.3 三江源生态调节产品纵向生态补偿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资源 |
| 8.1.1 三江源旅游资源 |
| 8.1.2 三江源文化资源 |
| 8.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现状 |
| 8.2.1 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SWOT分析 |
| 8.2.2 三江源各地区旅游发展现状 |
| 8.3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困境 |
| 8.3.1 生态文化产品开发和传播有待提升 |
| 8.3.2 生态文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 8.3.3 生态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不高 |
| 8.3.4 三江源自然条件制约性明显 |
| 8.3.5 地区发展与保护矛盾依旧突出 |
| 8.4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
| 8.4.1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顶层设计 |
| 8.4.2 三江源生态文化产品基础建设 |
| 8.4.3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生态产业化 |
| 8.4.4 三江源生态旅游的产业生态化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
| 9.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监测确权交易机制 |
| 9.1.1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信息普查 |
| 9.1.2 推进三江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
| 9.1.3 构建三江源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机制 |
| 9.2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
| 9.2.1 推行三江源绿色产品认证标准 |
| 9.2.2 实现三江源生态产品供求平衡 |
| 9.2.3 拓宽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
| 9.2.4 促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增值 |
| 9.3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 |
| 9.3.1 完善三江源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 9.3.2 建立三江源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 9.4 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
| 9.4.1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法律制度保障机制 |
| 9.4.2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考核机制 |
| 9.4.3 建立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导向机制 |
| 9.4.4 加大三江源绿色金融支持力度 |
| 9.5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
| 9.5.1 强化行政职能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2 设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 |
| 9.5.3 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5.4 健全三江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受益付费制度 |
| 9.6 建立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机制 |
| 9.6.1 构建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体系 |
| 9.6.2 制定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 |
| 9.6.3 推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用 |
| 9.7 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建议 |
| 9.7.1 持续发挥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和体制改革优势 |
| 9.7.2 持续推进三江源生态补偿提标扩面 |
| 9.7.3 加快实施三江流域协同保护共建共享机制 |
| 9.7.4 推进对口支援助力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 9.7.5 打造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
| 9.7.6 加快推动三江源特色生态产业发展 |
| 9.7.7 建立健全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保障 |
| 第十章 结论、贡献与讨论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三江源生态产品需求情况调查 |
| 附录二 三江源居民生态产品供给情况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3）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2 体育及相关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体育产业、城市化与相关系统耦合发展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本章小结 |
| 2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耦合、机理、关联耦合与耦合协调 |
| 2.1.2 体育产业与体育产业系统 |
| 2.1.3 城市化与城市化系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集聚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域外经验: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分析 |
| 3.1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1.1 英美日体育产业演进特征 |
| 3.1.2 英美日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2 英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2.1 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2.2 英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3 美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3.1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3.2 美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4.1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4.2 日本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5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
| 3.5.1 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基础 |
| 3.5.2 提升经济贡献: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外核 |
| 3.5.3 发展主导产业: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核 |
| 3.5.4 强化市场主体: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保障 |
| 3.6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本土借鉴 |
| 3.6.1 耦合内在前提:体育产业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演进 |
| 3.6.2 耦合外在前提:城市化演进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
| 3.6.3 耦合内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 |
| 3.6.4 耦合外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7 本章小结 |
| 4 耦合机理: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
| 4.1 体育产业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1.1 体育产业的演进历程 |
| 4.1.2 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4.2.1 体育产业发展现实状况 |
| 4.2.2 城市化发展现实状况 |
| 4.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基础 |
| 4.3.1 联结的理论支撑 |
| 4.3.2 体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外部经济效应 |
| 4.3.3 城市化:服务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 |
| 4.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4.1 政治因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 |
| 4.4.2 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不断优化 |
| 4.4.3 社会因素: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等不断向好 |
| 4.4.4 科技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不断渗透 |
| 4.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互动内涵 |
| 4.5.1 耦合要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
| 4.5.2 耦合重点: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 |
| 4.5.3 耦合特征: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 |
| 4.5.4 耦合目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
| 4.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方式 |
| 4.6.1 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
| 4.6.2 城市化: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 |
| 4.7 本章小结 |
| 5 耦合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效应分析 |
| 5.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互动方式 |
| 5.1.1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 5.1.2 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 5.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呈现形式 |
| 5.2.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经济效益 |
| 5.2.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社会效益 |
| 5.2.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生态效益 |
| 5.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评价方式 |
| 5.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耦合效应评价 |
| 5.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效应测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耦合效应测度 |
| 6.1 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1.1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1.3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1.4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1.5 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1.6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2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2.1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2.3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2.4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2.5 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2.6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3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与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3.1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 |
| 6.3.2 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7 关联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分析 |
| 7.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选取 |
| 7.1.2 数据来源 |
| 7.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具有中等或较强关联耦合关系 |
| 7.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 |
| 7.4 讨论与启示 |
| 7.4.1 以增强体育产业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两系统关联耦合发展 |
| 7.4.2 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4.3 以推进经济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5 本章小结 |
| 8 协调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
| 8.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8.1.1 指标选取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8.2 实证分析 |
| 8.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3 结果与分析 |
| 8.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呈现上升态势 |
| 8.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有从失调向协调发展态势 |
| 8.4 讨论与启示 |
| 8.4.1 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
| 8.4.2 促进体育产业融入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等发展之中 |
| 8.4.3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贡献、基础等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不足 |
| 9.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环境税的产生 |
| 1.2.2 环境税的发展历程 |
| 1.2.3 环境税的效应研究 |
| 1.2.4 我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 |
| 1.2.5 我国环保税法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行性分析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大气污染规制 |
| 2.1.2 环保税 |
| 2.1.3 环保税法的效应 |
| 2.2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理论基础 |
| 2.2.1 大气污染产生的经济学解释——基于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大气污染导致外部性问题——基于外部性理论 |
| 2.2.3 大气污染外部性问题的矫正——庇古税与科斯定理 |
| 2.2.4 庇古税规制大气污染的目的——基于社会成本理论 |
| 2.3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作用机理 |
| 2.3.1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的作用机理 |
| 2.3.2 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经济效应的作用机理 |
| 2.4 小结 |
| 第3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及问题 |
| 3.1 大气污染的现状及危害 |
| 3.1.1 全球大气污染的趋势和现状 |
| 3.1.2 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及成因 |
| 3.1.3 大气污染的危害 |
| 3.2 大气污染规制的现状 |
| 3.2.1 大气污染规制的国际现状 |
| 3.2.2 大气污染规制的中国现状 |
| 3.3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及困境 |
| 3.3.1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现状 |
| 3.3.2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困境 |
| 3.4 小结 |
| 第4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研究 |
| 4.1 环保税法对PM_(2.5)的减排效应——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估计结果 |
| 4.1.3 基于地面站点监测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4 结果与讨论 |
| 4.2 环保税法的PM_(2.5)减排效应—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2018、2019 年省级工业类PM_(2.5)排放清单数据估计结果 |
| 4.2.3 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4 基于PM_(2.5)排放清单数据的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5 结果与讨论 |
| 4.3 环保税法对PM_(2.5)污染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研究 |
| 4.3.1 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的空间溢出指标构建 |
| 4.3.2 中国省区环保税法减排效应空间溢出结果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我国环保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1 环保税法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 |
| 5.1.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1.2 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
| 5.1.3 基准回归结果 |
| 5.1.4 稳健性检验 |
| 5.1.5 机制检验 |
| 5.1.6 结果与讨论 |
| 5.2 环保税法对企业迁移的影响效应 |
| 5.2.1 理论假设 |
| 5.2.2 实证过程 |
| 5.2.3 贝叶斯回归结果 |
| 5.2.4 安慰剂检验 |
| 5.2.5 机制检验 |
| 5.2.6 结果与讨论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环保税法环境效应的研究结果 |
| 6.1.2 环保税法经济效应的研究结果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计税方法合理化设置 |
| 6.2.2 污染物排放量监测机制的完善建议 |
| 6.2.3 收益分配和使用机制的优化路径 |
| 6.2.4 环保税法与其他大气污染规制的配合机制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2003年我省GDP预期增长10%（论文参考文献）
- [1]8.8%里的“进”与“优”[N]. 郑荣林. 江西日报, 2022
- [2]三江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D]. 苟廷佳.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3]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
- [6]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及“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的报告[J].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人大(公报版), 2021(01)
- [7]山西省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张玉. 辽宁大学, 2021
- [8]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9]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10]环境保护税法规制大气污染的效应研究[D]. 韩菲.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