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写照——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评述

一、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肖像——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张玉娴^[2]（2021）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教育在世界各地愈加受欢迎,尤其是作为“国际教育领跑者”的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简称IB）教育在全球不断扩展,但也在很多民族国家引发了质疑和争议,表现出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持续张力。美国是全球IB学校最多的国家,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高校在IB的本土化进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支持?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实施效果究竟如何?IB课程在美国遭受了什么样的争议,以及如何看待这种争议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意义、核心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框架和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IB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进行了梳理,指出IB课程在美国经历了引进、增长、加速三个阶段,IB在美国快速扩展的同时也从精英走向了大众,而美国政府是主要的幕后推手。第二章还考察了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现象,即IB美洲区域办公室（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mericas,简称IBA）主动提出IB课程要与美国《州立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CCSS）相匹配和融合。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于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三个重要行动者,包括联邦政府、州和高校,它们推行的政策为IB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联邦层面,多个教育政策文件都将IB作为一种高学术标准予以支持,尤其是在财政拨款上;在州层面,各州政府对IB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差异,形式也非常多样,这也是IB在美国各州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在高校层面,IB在美国高校中的认可度非常高,并且提供了学分转换、奖学金等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学生选择IB。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本土化所带来的影响和实施效果。其中,第五章通过对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实践报告的分析,从宏观上指出IB对美国教育带来了四个积极影响:包括提升学业成就、促进公平、推动公立学校走向国际化以及提升教师质量。第六章基于学区层面、高校层面和学校层面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从侧面佐证上述的实施效果。第七章和第八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引起的争议,以及从IB自身全球化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争议。尽管IB为美国教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IB学校规模的迅速壮大,IB在美国社会各界也引发了各种争议。针对IB进行批判的主要是保守派,他们质疑IB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视野,担心影响本国公民的归属感。那么IB又是如何回应这种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呢?第八章从IBO自身的总体理念或使命、课程设计和运营策略三个维度对这一种张力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IBO正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下逐渐实现其“全球梦想”,把IB打造成有全球影响力的K-12国际课程,并且致力于实现更大的良善与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第九章做出了总结,IB为美国带来了更高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国际化水平以及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IB造成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应该以一种开放且谨慎的态度去对待IB之类的国际教育。最后,结合IB课程在我国的发展,提出针对我国国际教育治理的若干启示。

王吉宇^[3]（2020）在《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政治生态学思想作为高兹的代表性理论思想,对于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分析在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生态危机,深思后现代处境下的人的存在方式,都是重要的文化焦点与理论窗口。高兹思想理论渊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与坚定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继承性与发展性,都显示出研究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形成既与其存在主义的哲学根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更与其所处时代生态科学的发展、生态危机的加重有着重要关系。所以从萨特那里继承来的存在主义观点构成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积淀,环境污染问题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生态科学的勃兴又成为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之维。申言之,二战以后弥漫于社会之中的存在主义焦虑使高兹看到了“后工业社会”需求幻象下的存在危机与虚假欲望下分裂且异化的存在方式,所以他力求在存在主义的逻辑下对时代问题进行原初意义上的回应,以便为处于生态危机之中的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成为更有意义的存在找寻出路。基于此,生态学就不得不进入并成为高兹重要的理论视野。在面对这样充满焦虑的生存处境并反思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时,高兹一方面坚持与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吸收与创新;另一方面又在萨特的影响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坚持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探索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路径,构筑理想化的生态社会主义图景。可见,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逻辑是从存在主义、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交织中勾勒出来的。沿着这样的理论逻辑进发,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蕴涵逐渐丰富与显现出来。他将经济理性、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作为自身的批判靶向与理论焦点,逐渐完整地建构起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其将经济理性的全面批揭作为自身的批判基点,深刻澄清了经济理性统治下人的存在变成了单向度的、无法完整发展的“经济人”;将不断被赋予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视为政治座架,揭示了科技在执行意识形态的宰制功能与同质化手段时所释放出的政治导向力与“法西斯主义”性质。基于此,高兹指出,只有合理利用政治学的分析视角,重筑生态理性的社会基石,才能具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希望与可能。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即对作为生态发展的自由政治权利的关注、对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诱因分析以及对救赎生态危机的政治主体的重新判定。从对资本主义自由不自由的批判来看,高兹分析了资本逻辑与逐利本性使其走向了发展道路的自我背反;发现了通过“他治”到“自治”,能够实现生态政治社会管理的新转变;明细了将“自给自足”引向“自我设限”,将是治理生态政治方案的新谋划。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诱因来看,高兹强调它从生产领域快速转移到消费一段,这与“制造匮乏”、“丰裕的贫困”、“受控”、“消费异化”等行为现象是紧密相关的。从对重新判定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体来看,高兹认为工人阶级即将告别历史舞台而退场,新的“非阶级—非主体”正在成为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面对这样的存在处境与主体消亡困境,高兹提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蓝图与实践构想。支撑这一蓝图的是劳工战略、教育变革与生态理性重塑。高兹试图将陷于劳动与科技宰制的工人解救出来,尝试对资本主义异化教育与生活世界殖民化加以重塑,提醒工人的教育应当进行激烈变革,敞开自由全面的实践,最终在生态理性的构筑与高扬中建构起生态社会主义。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既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也暴露出理论局限。一方面,高兹以政治视角分析了作为社会问题的生态问题,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开辟出独特的生态危机分析路向;一方面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误读导致其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实践、“高开低走”的理论作风。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其高远的顶层设计、深刻全面的社会实践以及具有人类性、时代性、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完成了对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超越。

刘静^[4]（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李昊^[5]（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陈晨^[6]（2020）在《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要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变化,结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工作实际,将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研究内容,以期在理论梳理归纳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意义。研究考察了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阶段特征,深入到哈维资本积累理论、解放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思辨等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等理论视角,提炼了其中蕴含的以空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要观点,特别是厘清了空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明晰了空间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作出了空间性通用矩阵的意识形态分析。基于对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总体把握,研究尝试将其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展开比较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肯定了哈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创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拓新、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思想内涵丰富等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指认其存在对唯物史观历史本质解读偏差、对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判断缺失、对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祛魅构设简化等方面的理论局限。总体来看,哈维从空间出发对新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为我们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斗争提供了启示,而其对空间意识形态属性的界定、对时空体验与意识形态转变关系的判断、对争取空间正义的构思等观点,对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特别选取贯穿哈维理论思想始终的“空间”作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间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空间生产中国化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观,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础;其二,发挥空间作为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强化对空间的政治文化形塑宣教和意识形态释义赋义,促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空间生产的引领作用,在“三生空间”规划和发展的广泛领域贯彻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意志,有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认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三,在空间演变趋势中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借助景观社会、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发起的更加隐蔽、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挑战,开展更具艺术性、更为策略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工作,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权”,把握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布局好党引领舆论导向的点线面,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季念^[7]（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研究表明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谭舒文^[8]（2019）在《论阿里夫·德里克的后殖民主义文论》文中指出阿里夫·德里克（以下简称德里克）是美国着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左派学者、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从中汲取了一些关于后殖民问题的启示。在将这些启示用于后殖民研究时,他先批评了传统后殖民理论对于历史的误解和非历史化研究的倾向,揭露了隐匿于其中的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后殖民历史化的观点,明确反对历史和文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化和抽象化。在揭示了全球化的真面目和霸权主义实质后,他考察了与全球化理论有关的阶级、地域、知识分子身份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关注本土化文学建设和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文学写作的问题。最后,他将得到的结论重新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出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本文以德里克的后殖民主义文论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和阐述其文论思想和观点的基础上,反思其创新和局限性。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对德里克的后殖民主义文论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研究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两部分。国外对德里克后殖民主义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批评和后殖民话语上;国内研究则是分为历史语境,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德里克后殖民主义文论的思想来源。本文在简述德里克成长经历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福柯的权力话语、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五个方面分析了他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后殖民理论中的法农、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阿罕默德五位理论家,对于德里克思想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第三部分是德里克后殖民主义文论的方法论原则。本文从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开始,分析了德里克坚持后殖民历史化的原因。第四、五部分是德里克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四部分阐述了德里克对全球化真面目的揭示,以及他对第三世界文学、地域意识和阶级身份、重建本土化文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分析和反思。第五部分阐述了德里克对后殖民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从身份认同展开讨论,并用中国知识分子和华裔作家为例影射整个后殖民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第六部分是对德里克后殖民主义文论意义的评价,包含其文论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局限性,在后殖民文论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启示。第七部分是结语。

韩拓^[9]（2019）在《共同体危机—作为解决方案的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众多新发明创造的应用,以及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人类又开始面临更多、更为严峻的新问题。首先,新技术的应用,确实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同时,新技术把人类禁锢在了技术的囚笼之中,无法自拔。其次,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标志着技术已经从生产部门进入金融部门,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的产品和消费渠道,蔓延至资本环节。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和新技术达到了空前的融合。过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新技术作为生产手段出现,现在它已经作为金融手段进入经济领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也要求新的方式出现。最后,在文化方面,资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生产国际化了。同时,资本又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无人性的关系,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为了人类尊严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一趋势越发紧张,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共同体面临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技术的发展始终是现代化的,所以这里所用的现代化一词并非哲学语境下作为后现代批判对象的现代化,它仅仅是新技术在现时代应用,即技术的不断现代化）给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和发展,乃至人类在共同体形式下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理论界对共同体这一人类生存形式的争论,从共同体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这其中主要的争论焦点有:第一,共同体是否可能;第二,如果共同体是可能的,那么,它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建构的。第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同体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上。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理论立场的问题,究竟是采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还是其他理论的立场。这两个争论将是我在这篇论文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会围绕这个立足点阐释共同体这个古老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在开始探讨共同体问题之前,必须遵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这一观点的核心,除了与形成共同体有关的、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存在的个人——即人类个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生命”二字,这将是本文考察共同体概念及其发展史,进而为整个共同体理论展开的基础和前提。“生命”在我看来暗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基础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恰恰是本文重新思考共同体概念及共同体理论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共同体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着重探讨当今社会共同体概念所凸显的理论危机,为之后进一步分析、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中的共同体危机寻找理论根据。本文根据笔者自己提出的共同体的定义、要素和特征,系统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下,共同体的“成员危机”“认同危机”和“前提危机”,并最终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对破解共同体危机的不可能性。其次,本文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剖,揭露资本增殖的逻辑。并沿着这个暗藏在当代资本主义肌体下的逻辑,展现矛盾背后资本增殖造成的人类共同体的“成员危机”“认同危机”和“前提危机”。之后,本文根据共同体的定义和要素,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表现为生态危机的共同体的“前提危机”,并说明资本主义（资本）的生态修复的虚妄性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破解“前提危机”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因为这种虚妄性和不可能性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总之,这就是人类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逻辑,也是人类共同体“前提危机”的资本实质。要想破除这一危机,不是要资本去限制自身而是要限制资本。换言之,破除表现为生态危机的人类共同体“前提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破除滋生这一前提危机的资本本身。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和革命家始终在追求的历史目标。再次,本文对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理路——理论旨趣、理论发展阶段、理论最终指向——进行了阐述。进而,对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实践——巴黎公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论述,厘清这些实践的本质特征、实践意义和失误。以上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的实践,在本质上都已经脱离的马克思原本的理论旨趣。之后,本文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现实性、科学性做铺垫。最后,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共同体的旨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所践行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论述,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解,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未来方向的结论。

蒋萍^[10]（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二、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肖像——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肖像——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8）论阿里夫·德里克的后殖民主义文论（论文提纲范文）

（9）共同体危机—作为解决方案的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提纲范文）

（10）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肖像——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D]. 张玉娴.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8)
• [3]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D]. 王吉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6]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D]. 陈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7]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8]论阿里夫·德里克的后殖民主义文论[D]. 谭舒文.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9]共同体危机—作为解决方案的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D]. 韩拓.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10]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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