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甄瑜晴[1](2021)在《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并且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国家要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实现国有企业战略转型,将国有企业向公司化进行转型。由此,如何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成为混改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对混改背景下的企业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除了选择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结合混改特征以董事会结构特征、独立性和行为与激励方面作为切入点,研究三个方面共七个影响因素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有效性的影响作用,并对其影响效果所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研究结果如下:在董事会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方面,混改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更有利于董事会有效性的发挥。而在混改企业下设专业委员会数量上并不是越多越好,可能存在设置流于形式的问题,没有发挥多数量委员会的实际作用,而且过多数量委员会的设置对董事会有效性并没有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在董事会独立性影响因素方面,考虑到混改的特殊性,本文除了选择典型的独立董事比例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的指标之一,还选择了独立董事背景的多样性和在独立董事中是否含有国有性质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影响因素的另外两个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混改背景企业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和具有国有性质背景独立董事的加入都对混改企业董事会有效性产生负向的影响。而独立董事背景的多样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是正向的,即独立董事中所包含背景种类越多,越有利于提升混改企业董事会有效性。在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影响因素方面,董事会会议次数对董事会有效性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作用,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是正向的。而且本文将样本企业根据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性质进行分组以后,与本文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后发现,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背景的混改企业在独立董事比例方面与大样本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外,其他影响因素都与大样本结果相一致。
张景源[2](2021)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企业并购决策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文中提出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事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深圳地铁并购万科集团,终结了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通常而言,企业并购决策不仅会受到企业自身业绩、资本市场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也会对企业并购决策产生影响。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重要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理论上能够对企业重大事件决策包括并购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监督作用。但由于内生性等问题的存在,当前文献对于独立董事在公司并购重组中扮演的角色尚未产生广泛共识。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独董比例在2003年6月30日之前强制达到至少1/3的达标,1/3为达标水平。这一项独立董事制度改革政策,体现了监管部门希望发挥独立董事作用、提升公司治理质量的决心。本文利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引起的独立董事比例设置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本文首先选取1999-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独董比例在2003年6月30日之前至少达到1/3的政策性外生冲击设置一个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识别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其次,独立董事改革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能还依赖于公司特征。融资约束可能就是影响因素之一,已有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抑制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在公司处于高融资约束情形时,由于投资项目筹资困难,使得大股东进行掏空性投资行为的意愿降低。因此,本文研究了当公司本身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时,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对并购活动的代理行为是否产生了不同的效应。然后,为了进一步探究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发表意见和进行投票的强制披露数据,并用Heckman两步法控制了样本自选择偏差之后,考察独立董事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本文的研究证实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事件后,对于治理环境较差、大股东掏空程度更为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对其并购行为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并购频率显着降低,有效的降低了掏空性并购风险。其次,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公司更显着,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时,治理环境差、大股东掏空现象严重的公司并购频率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后显着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较低时,大股东价值毁损型的并购投资项目筹资较为简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改革则更可能产生较强的抑制效应。最后,本文研究表明当企业出现公开质疑的独立董事时,企业的并购行为明显受到抑制,并购频率显着降低。本文从企业并购的角度研究分析当前独立董事改革机制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本文发现推进独立董事机制的改革建设、提升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立性有助于抑制大股东掏空性并购活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文的结果从一个全新角度的来分析独立董事制度改革成效。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制定与企业发展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优化上市公司决策层并购决策、提升企业并购质量提供有效方法。
闫盼盼[3](2021)在《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境并购不仅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加强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推进,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持续增长。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近十年的年度交易金额均在300亿美元以上,跨境并购活动保持活跃状态。然而,在如火如荼的跨境并购热情下,高溢价率和经营亏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的同时,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以实现“走得远、走得顺、立得住”,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跨境并购研究领域的实践焦点与理论热点。围绕着“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进行解答。学者们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客观因素,虽然制度、政治关系、文化差异、地理距离、行业特征等因素会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既定”的约束,企业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而微观层面因素的探讨则更有助于找出企业在面临相同并购环境时所呈现出差异化行为的症结所在。在微观企业层面,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众多,但企业管理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管理者在企业跨境并购前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境并购决策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治理行为。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企业权利结构的重要实体,是企业并购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控制部门,其特征和行为与企业跨境并购息息相关,其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直接影响。而董事的个人特质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高效率地履行职责。我国各级政府在加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陆续出台并提供了一系列引智引才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国际化人才进入董事会。海归背景人才的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往往使其拥有广泛的境外关系网络、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的管理技能等资源与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都已促使海归背景人才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具体到微观层面,上述优势作为一项弥足珍贵的资源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董事的海归背景能够促进董事会有效发挥职能,会对企业的绩效、创新、审计、战略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董事会作为企业跨境并购的决策和实施监督部门,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目前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海归背景董事这一视角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跨境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海归背景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作用的强弱是否受制于具体的决策情境?尽管前期探讨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关系的研究已经辨识了一系列情境因素(Laufs等,2016;李竞等,2017),但这些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目前从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出发,对何种情况下海归背景董事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较强、较弱乃至无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的海外经历及董事会职位赋予董事不同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拥有直接经验和实质性话语权才有能力和动力做出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那么,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否因其海外经历的类型及职位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2009-2017年发生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并购交易前的跨境并购发起、并购交易中的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交易后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海归背景董事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凭借其自身积累的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提升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能力,降低企业与跨境并购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帮助企业以较小的成本识别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所存在的并购机会,增强企业发起跨境并购获取潜在收益的动机。而且,海归背景董事还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不利影响。从而当企业意图并购时,海归背景董事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2)海归背景董事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并购溢价。在企业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帮助主并企业更好地开展尽职调查,提高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降低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的风险,优化跨境并购定价谈判策略,从而提高企业跨境并购定价效率,降低跨境并购溢价的支付。(3)海归背景董事可以促进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海归背景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企业跨境并购整合提供额外信息渠道和解决问题新视角的同时,还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在跨境并购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低效率行为,以此促进企业跨境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最终带来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的整合能力路径。(4)主并企业所处地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股权性质可以调节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的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决策情境的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促进作用更显着;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提升的增量贡献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大。(5)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其海外经历类型及职位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海归背景董事的分类检验发现,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归背景董事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更显着;相较于普通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关键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和跨境并购绩效的边际效用更大;相较于具有海归背景的执行董事,具有海归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更显着。综上分析,基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海归人才的社会资本积累;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实施;完善外派留学人员的现行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建设;完善有关董事会的制度。其次,从企业角度,企业不仅应引入海归背景董事,加强对董事会的建设,健全现行董事会治理机制;还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进一步优化跨境并购。最后,针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其在考虑投资对象时可以将主并企业董事会中是否存在海归背景董事作为考量标准之一,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罗星伊[4](2021)在《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区域与所有制视角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公司的代理问题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凸显,一股独大侵占小股东利益等问题都成为了公司治理中亟待解决的现象,而独立董事作为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些公司治理矛盾问题,并且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运作效率。但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发展并不是很好,原因是独立董事制度本是适用于西方国家“一元制”的治理模式,而我国现有的治理模式下已经设立了具有监督作用的监事会,独立董事作为决策和监督的角色,在作用发挥和工作职能上存在很多重叠问题,导致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诸多的研究探索,但是大多的学者都是采用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整体样本对公司绩效进行分析研究,其实在我国,所有制的不同对公司的各个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也会受到企业不同所有制的影响。其次,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区域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点,南北方经济差异会导致南北方公司在公司治理和经营方面存在本质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所以从不同所有制和区域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司性质和区域的不同是否影响独立董事的特征,进而影响公司绩效,是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研究结果也能有针对性的帮助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将对独立董事特征进行更加细致化的研究,以期获得新的发现。本文通过研究国有、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特点及公司治理差异,南北方在经济、文化、资源等区域上的差异,对独立董事特征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2012-2017年深沪两市共1415家公司作为样本,将独立董事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包括个体特征和外部特征、行为等特征,样本模型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并将样本企业按所有制分为:国企、非国企,区域分为:南方、北方两组进行分类研究,结果发现,所有制的不同,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论证了不同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差异会导致独立董事特征的不同,从而影响到公司的绩效。南北方的上市公司市场环境、发展背景和公司资源、公司文化、人员管理等也都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模式,北方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较南方更浓,同时在制度方面更偏向保守化,人才流出问题严重,而南方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市场开放程度高,技术创新性高,公司治理完善,上市公司本身的高管素质和公司治理水平都非常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大导致公司要时刻对公司战略目标进行调整以及公司治理的优化,在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中独立董事作为外部董事,对于公司绩效上的作用会相对较小一些。论证研究说明两个区域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特性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是有许多不同之处。从所有制和区域两个视角研究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具有可研究性和创新性。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通过所有制和区域分类为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能够为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邢梦梦[5](2021)在《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与投资效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导向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确保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咨询作用能够在上市公司中充分发挥,约束管理层的行为,改善上市公司投资质量,提高投资效率,规范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成为焦点。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公司治理研究中的广泛应用,独立董事网络成为各个上市公司之间交流分析资源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显然处在独立董事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独立董事能够获取的资源和信息也是不同的,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希望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对企业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分析独立董事异质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期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维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本文对于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和投资效率领域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论方面,本文将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非效率投资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构成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体系,然后将非效率投资分成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方面,进一步从理论方面分别分析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特征对投资过度、投资不足影响,同时还加入了独立董事异质性这一调节变量,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更加全面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因素。在实践方面,为企业的管理层提供了有效的意见,上市公司在聘请独立董事时,可以考虑其在独立董事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还通过优化独立董事团队结构,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网络、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和投资效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基于参考文献的梳理探讨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本文利用2013年到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由于有滞后期,实际样本数据窗口期为2014年到2019年),被解释变量投资效率通过Richardson模型测度,解释变量为独立董事网络位置,通过Pajek软件计算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获得,调节变量为独立董事异质性,其中年龄和任期异质性通过标准差系数法计算获得,性别和职业背景异质性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法计算获得。最后,利用Stata14.0数据软件进行回归,检验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独立董事异质性是否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同时也会缓解一些公司的投资不足,促进上市公司通过投资获取额外收益。第二,独立董事年龄、性别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独立董事的年龄异质性越高,可以缓解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会加剧投资过度的作用,加强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独立董事的性别异质性越高,可以缓解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会加剧投资过度的作用,而对独立董事中心度与投资过度之间的关系没有显着性。第三,独立董事的任期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着。依据本文的研究分析和实证结果,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优化公司独立董事的团队结构,提高独立董事的年龄和性别异质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微观主体和宏观市场两个方面分析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因素,而很少有研究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但是众所周知,任何个人或者企业的行为都会受到其所处的网络的影响,而且独立董事网络也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从独立董事网络这一角度来研究投资效率。第二,以往在研究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时,很少关注其他因素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将独立董事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到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的研究当中为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投资效率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
李馨[6](2021)在《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文中指出近年来,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海航集团、方正集团等被大众熟知的企业接连爆发债务危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2010-2019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债务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每年发生债务违约的上市公司数量显着增加,债务违约风险也开始从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蔓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也随之提高,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加大,这与我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目标相背离,因此,对企业债务违约影响因素的研究刻不容缓。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而关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债务违约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分析海航集团等企业债务违约的案例,可以看出,管理层过度自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因素,是引发企业债务违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将深入研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首先将与管理层过度自信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整理,并对已有文献进行评述;其次,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最后,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高;管理层过度自信通过过度投资和融资结构两条路径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在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中能够发挥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能够得到缓解,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加剧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而独立董事占比在二者之间不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视角丰富了企业债务违约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分别从过度投资和融资结构两个角度厘清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机理,验证了公司治理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能为上市公司构建科学合理的风险控制体系提供帮助,还能够为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监督管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克服过度自信心理,理性进行投融资决策,防止管理层过度自信通过过度投资和融资结构的路径造成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升;上市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公司治理对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之间的调节作用;银监会等金融机构应加强对企业信贷的审查及监管,从根源上降低不良贷款率,减少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发生;证监会应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高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缓解管理层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债务违约。
张建东[7](2020)在《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文中认为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是公司法当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目的确定与路径选择,而且还会影响到公众公司法律规范结构、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董事信义义务构成等具体制度设计,甚至触及公司独立法律人格这一现代公司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石。因此,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成为各国公司法立法与学理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公司法制发达国家,自从伯利与米恩斯于1932年洞见公众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来,即聚焦于公司权力如何适当且有效率地在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分配,并由此引发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两大理念的长期论争,至今仍未平息。我国新一轮公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公众公司权力分配模式的改革亦是其核心内容,并承载着促进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整体提高的功能使命。本文以我国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独立人格和独立利益的维护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立基于我国本土的公司法理与实践,借鉴域外相关理论成果与立法经验,对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模式的应然选择开展系统性研究。在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予以重新界定的基础之上,综合考量各项影响因素,厘定我国应当选择的分配理念与分配原理,最终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之下,提出我国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法律制度重构的具体方案。本文研究内容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部分具体展开:一、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公司机关的法律地位直接决定着其所拥有的权力内容,对此,我国现行《公司法》未曾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而是采取一体规制的方法,将股东大会界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而董事会须“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在此基础之上,赋予了股东大会过于庞大的权力,而使董事会沦为其办事机构。由此导致在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的现实境况下,公司独立法律人格难以彰显,以及董事会独立性被严重弱化等弊端。为破除上述立法缺陷,我国学界提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经理层中心主义以及董事会中心主义等多种改革方案,但均未臻完善,故仍有予以重新深入思考探究的必要。二、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关于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揆诸全球公司法学理论,始终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的理念——股东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两大理念在公司治理的目的与路径方面,持有迥然不同的立场。前者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故在公司权力分配方面,应当将公司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力保留给股东。而后者则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应当是实现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董事会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绝对权力,以使其发挥公司内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中枢功能。理念的纷争无疑会对公司权力分配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故有必要从基本立场与法理基础等方面深入探究这两大理念,并剖析其对公司权力分配所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以期为公司权力分配合理化方案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司法正在整体上发生着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融合、趋同乃至一体化的深刻趋势性变化。(1)其中,公司法制发达国家关于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制度,历经上百年的发展演进,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虽受各国具体国情的影响,公司内外部权力分配的具体法律规则难以完全统一,但各国公司法制发展进程中早已达成高度共识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公司法改革工作期间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国情予以适当借鉴。因此,基于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代表性国家相关立法的全面考察并总结其共识性立法经验,能够为我国未来公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镜鉴。经对比分析,域外两大法系的公司法发展均表现出股东大会权力逐渐弱化与董事会权力逐渐增强的特征,即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是现代公众公司相关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公司法应当依此作出相应调整。四、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受到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公司股权结构、经营效率、利益冲突以及公司社会责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在对相关制度重构进行理念选择和方案设计时,应当予以全面考量,不宜所有偏颇。我国立法与学理对于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一致认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依然高度集中以及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等现实条件,共同决定了董事会中心主义应为我国重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制度更为适当的理念。未来公司立法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以及法律效力,也应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并变革。五、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在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之后,公众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离,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体系也应当随之进行重构。股东大会的权力应当采取具体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具体而言,应将其权力严格限定于选择管理者和监督者并同时确定他们薪酬方案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于公司章程修改、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变更终止等结构性重大变更事项的决定权。与此同时,董事会的权力则应当采取概括式的界定方法,即除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股东大会权力之外的其它公司经营决策权均归属于董事会独立行使。概言之,股东大会的法定权力即是董事会权力的“负面清单”,对董事会的法定权利公司立法不适宜进行具体列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下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商业实践需要。
王洪盾[8](2020)在《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形势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就要求挖掘自身潜力,减少对国外技术与市场的依赖,这就需要加强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逐年提升,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频频在核心技术上对我国企业卡位,对我国的重要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充分地说明企业自主创新对企业自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影响我国企业研发的关键因素,如何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围绕上述问题,全文运用2008-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展开分析。以往的研究中,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探究企业研发的尝试并不多,关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正基于此,全文立足于我国投资者保护法律不完善,股权集中度高的典型事实,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考察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针对如何激励企业研发,分析了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论证了二者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全文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沿着“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企业绩效”的逻辑主线展开。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绩效,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二权之差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控股股东的二权偏离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其它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控股股东的国有股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国有控股股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2)董事会规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导致董事会规模不能给公司的效率提升带来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影响;同样在控股股东控股的股权结构之下,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难以独立,无法真正地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着;此外,由董事长兼任CEO的上市公司,其企业TFP增长率显着低于其他两职分任的公司,说明两职兼任对企业TFP增长率有负向作用。(3)高管薪酬可以显着地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高管的股权激励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并无显着作用,只对企业短期价值的提升有促进作用。(4)从股权性质差异做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二权分离率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并不显着;这说明缓解非国有控股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5)从行业异质性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研究结果发现对于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着,说明第二类代理问题对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而我国新兴行业的许多上市公司是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一结果更凸显了解决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于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公司治理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研发。通过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就越低;分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来看,相较于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非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分行业看来看,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新兴制造业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引致的资金占用等“掏空”行为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间接抑制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对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研发投入强度存在中介效应。再次,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着作用。具体来看:(1)通过理论推导发现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可视为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二者的权重主要取决于在生产中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将研发活动分解为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引入实证模型检验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均与公司价值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对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进行量纲的标准化处理并回归,结果发现在研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专利质量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说明在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与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技术上要持续发力,提升技术创新的含金量。(2)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我国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1%,相较于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研发产出的质量,检验结果显示,专利质量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3%。最后,检验了企业研发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运用实证分析法将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三者纳入到同一框架,建立中介效应的回归方程组,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中,企业研发确实存在着显着的中介效应,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的情况下,中介效应依然显着。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逻辑主线,即公司治理是问题的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结果。公司治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企业研发)两种渠道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公司治理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第二,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解释技术创新如何提升企业价值,为理解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将企业研发的过程拆解为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三个部分,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企业绩效,解释了企业研发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
吴龙吟[9](2020)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如何打开董事会运作的黑箱对于公司而言显得日益重要。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依赖于董事会的有效决策。当前主流研究重点考察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但该路径无法完全解释公司之间在董事会决策结果上的差异。本研究认为,除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外,董事会内部还存在着对决策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隐性互动关系,当前研究较少考虑董事会成员内部由于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差异所导致的地位差序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源于社会学领域的群体动力学研究表明,非正式等级普遍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群体中,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会导致群体成员对非正式领导者的自发服从和配合。作为一类群体,董事会的决策也势必会受到其内部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当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尚未打开此逻辑黑箱,本研究意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董事成员任职信息与相关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考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特质,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纳入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范畴,以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及其启示为核心,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对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 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之后,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有利于组织双元的培养。董事会并非仅是基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平等合议式决策团队,由董事会个体成员能力差异形成的非正式等级同样会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由于董事会需要在缺乏明确程序的前提下,在有限时间内,以民主的方式做出重要的决策,拥有出色决策能力和影响力的董事往往会赢得其他成员的尊敬和服从,自愿赋予其决策主导地位并以合作的方式为之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提升了董事会决策效果和效率。在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中,塔尖董事出于维护已得到满足的他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具有充分动机去开发现有业务以满足公司短期效益,同时制定探索性决策以实现公司长期发展。而塔尖董事的意见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公司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目标,即资本保值增值和稳定分红的可持续,能够从投资决策、公司文化、组织结构、团队建设、预算支持等各方面为组织双元提供其所需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强化现有竞争优势,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组织双元的培养。第二,组织双元能够提升公司的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的基本价值是保证公司不在探索和开发二者间偏执一端。开发活动虽然有利于保证公司在可预见未来的稳定收益,但对其过于强调则会使公司难以适应未来发生的重大环境变化,而过于强调探索活动则又不可避免地会挤占开发性业务的合理资源需要,对公司当前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组织双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公司在锚定使命和宗旨的前提下,通过灵活地配置探索性和开发性资源,使开发性业务持续地得到强化,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并积极投资探索性领域,为实现公司长期发展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建设,组织双元可使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也在公司制度上得到了可持续的保证,大幅降低了间断的隐患。第三,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中介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别,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中的中介效应要强于其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部分而非完全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组织双元只是董事会影响公司绩效的媒介之一,董事会的事务性决策如预算和财务审计、薪酬设计和激励措施等同样会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别,是因为组织双元的培养本质上是对公司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的两方面培养,而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又是组织双元的重要实践过程,其创新产出则是组织双元强弱的最直接反应。此外,创新产出与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毕竟二者之间存在着市场需求、营销能力等诸多中间因素,而探索性创新相对于开发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更强。第四,CEO权力加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促进作用。从普遍性观点来看,CEO权力过大易引发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的效果和效率。但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调查样本为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董事长即控股股东及家族式管理的现象,CEO通常作为董事长家族成员与董事长利益一致,此时较大的CEO权力会强化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这一趋向会更加明显。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当CEO持股比例高于董事长时,会抑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这与普遍观点一致,即CEO过大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但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一方面,无论外部环境平稳抑或动荡,当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时,塔尖董事的个人能力和抱负都会推动其做出探索和开发的双元性决策。当外部环境平稳时,塔尖董事会居安思危,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塔尖董事会危中寻机,时刻锚定公司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本就是为公司克服外部环境束缚和行业生存周期限制才应运而生的,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具备出色组织双元的公司便可更加充分地利用该动态能力,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机会,对各类可利用资源进行一系列有形和无形配置,使组织双元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发挥,从而有效推动公司绩效的提高。第六,资源约束既能正向调节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关系,也能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促进作用。董事会须要根据公司可利用的资源来制定战略决策,当公司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时,纵然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且塔尖董事具备优秀的个体双元及相应地决策意愿,但碍于资源的匮乏,其不得不优先解决公司面临的迫切问题,有心无力于强势探索或深度开发举措,这无疑抑制了公司的组织双元潜力。另一方面,当公司用以执行双元化战略的有形和无形条件形成后,管理层同样需要必要的资源在双元化情境下进行经营实践,可用资源的多寡便成为制约公司能否实现理想的财务和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动机源头出发,论述并实证检验了组织双元的成因,推动组织双元研究向纵深发展。现有研究对于组织双元前因变量的探讨集中于两种观点,外部环境和公司领导层,但受到研究方法论和探讨深度所限,二者均未能系统和详尽的阐述组织双元的成因。外部环境观点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公司双元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种观点颠倒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矛盾运动法则,将作为变化条件的外部环境放在了首位,未能突出公司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公司领导层观点虽然考察了领导者特征、行为过程等方面对组织双元的培养,但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因素,且没有系统论述领导团队成员如何能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决策,进而影响组织双元。鉴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和重要性,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塔尖董事个人权力的关系,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个人动机和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双元性战略执行能力。通过量化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组织双元正相关的结论,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了组织双元的成因。第二,基于董事会战略参与视角,系统考察董事会治理与公司长期成长的关系,将组织双元纳入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当前的公司治理学术界虽然已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董事会对公司双元性事项的影响,但其内容基本限于对涉及公司探索或开发行为在某一方面具体应用的研究,且大多围绕双元创新,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聚焦组织双元的根本价值,即实现公司的长期健康成长。由于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诉求存在着显着差异。因此,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称职的董事会不仅应该关注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具体问题,更须要统筹全局,时刻秉持忧患意识,做好公司的舵手,在公司使命和战略高度上为公司长远发展指明方向,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决策把握当下,布局未来,并选聘和组建与之相应的高层管理团队以推动决策的执行。这不但与组织双元的基本内涵不谋而合,也符合最高领导团队是组织双元的充分条件这一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出发考查其对组织双元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以组织双元为立足点,反向推导归纳称职的董事会所应具备的根本属性的过程。由此本研究将董事会研究与董事会核心职能,即战略决策和监督,恰当地匹配融合,丰富和深化了董事会治理理论体系。第三,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范式始于“正式结构—公司绩效”,研究者们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来解释董事会正式结构,如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健全度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由于该范式忽略了公司管理层这一公司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在逻辑推导上存在理论上的明显缺陷,因而研究者将管理实践纳入其中,将其发展为“董事会正式结构—公司行为—公司绩效”范式,以弥补前者的不足。然而,由于董事会正式结构研究所依托是董事会及其成员的直接可观测变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依然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鲜有考虑现实中人的社会属性。此外,公司董事是高层次需要者,相对更加适宜以Y假设来判定其行为。因此,研究者提出“董事会非正式结构—公司绩效”和“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查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由此调和了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探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CEO权力和资源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作用边界,从而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研究范式。
陈星[10](2020)在《独立董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粗放式发展模式所累积的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安全生产事故等损害社会、政府和企业员工利益等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频发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其在保证社会安全发展方面作用越来越重要。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员工,设施设备及政府和社会等外部环境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在安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尊重和保障他们的利益。从利益的角度,从长远发展看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有利于企业利益的增长和企业发展壮大。本文分为六部分,首先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其次通过解释三者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的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与安全责任履行呈显着正相关;(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的履行呈显着正相关;(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与内部控制呈显着正相关;(4)独立董事规模大可以增强内部控制对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正向作用,反之则削弱。然后对独立董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关系的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对于选取的上市公司进行剔除并最终确立20家公司,再利用手工收集数据和指标确立研究模型。再开始进行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对本文的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先进行主成分分析,再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和内部控制对企业安全责任的影响,分析后再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研究结论即独立董事规模与安全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正向作用、独立董事规模大可以增强内部控制对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正向作用,反之则削弱。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企业进行安全责任的建设和履行时提供借鉴作用。
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混合所有制改革文献综述 |
1.2.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董事会有效性之间关系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1.4.1 技术路线 |
1.4.2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董事会有效性基本含义与特征 |
2.1.1 董事会有效性的基本含义 |
2.1.2 董事会有效性特征 |
2.2 理论基础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2.2.3 现代管家理论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2.3.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 |
2.3.2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 |
2.3.3 基于现代管家理论角度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
3.1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3.1.1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影响分析 |
3.1.2 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的影响分析 |
3.2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独立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3.2.1 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分析 |
3.2.2 独立董事背景的影响分析 |
3.3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3.3.1 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影响分析 |
3.3.2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的影响分析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1.1 样本选取 |
4.1.2 数据来源 |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4.2.1 模型构建 |
4.2.2 被解释变量选择 |
4.2.3 解释变量选择 |
4.2.4 控制变量选择 |
4.3 实证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变量间相关性检验分析 |
4.4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
第五章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
5.1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1.1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实证影响分析 |
5.1.2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实证影响分析 |
5.2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独立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2.1 独立董事比例的实证影响分析 |
5.2.2 独立董事背景的实证影响分析 |
5.3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3.1 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实证影响分析 |
5.3.2 高管薪酬激励的实证影响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6.3.1 研究不足 |
6.3.2 未来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企业并购决策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文章结构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4.1 企业并购决策文献综述 |
1.4.2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及独立性的相关文献回顾 |
1.4.3 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并购决策相关文献回顾 |
1.4.4 研究评述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基础 |
2.1 并购决策相关理论基础 |
2.2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及独立性的理论基础 |
2.2.1 独立董事制度及独立性的界定 |
2.2.2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评价体系 |
2.3 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并购决策影响的理论基础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2.3.2 资源依赖理论 |
3 独立董事制度及独立性和企业并购现状分析 |
3.1 我国企业并购现状分析 |
3.2 独董制度的改革和独立性现状分析 |
3.3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现状分析 |
4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
4.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4.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4.2.1 上市公司数据来源 |
4.2.2 并购样本筛选 |
4.3 变量定义 |
4.3.1 因变量 |
4.3.2 自变量 |
4.3.3 调节变量 |
4.3.4 控制变量 |
4.4 模型构建 |
4.5 双重差分法研究设计平行趋势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5 实证结果分析和政策建议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5.2.1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并购决策 |
5.2.2 不同融资约束下,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并购决策 |
5.2.3 独立董事独立性与企业并购决策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PSM-DID |
5.3.2 考虑不同的事件时间窗口和控制2002年改革的影响 |
5.3.3 安慰剂对照检验 |
5.4 政策建议 |
5.5 本章小结 |
6 总结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海归背景董事相关文献回顾 |
2.3 跨境并购相关文献回顾 |
2.4 文献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基础 |
3.1 高阶理论 |
3.2 资源依赖理论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进一步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影响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进一步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进一步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创新点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区域与所有制视角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相关理论 |
2.3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分析 |
2.4 上市公司区域划分及区域差异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影响分析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独立董事外部特征与公司绩效 |
3.2 独立董事个体特征与公司绩效 |
3.3 独立董事行为特征与公司绩效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定义 |
4.3 建立模型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相关性分析 |
5.3 回归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与投资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框架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有关独立董事治理效果的研究 |
2.2 有关独立董事网络与投资效率的研究 |
2.3 有关独立董事异质性的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路径分析 |
3.1 概念界定 |
3.1.1 独立董事 |
3.1.2 独立董事网络 |
3.1.3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 |
3.1.4 独立董事异质性 |
3.1.5 投资效率 |
3.2 理论分析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3.2.3 高层梯队理论 |
3.2.4 资源依赖理论 |
3.2.5 社会网络位置理论 |
3.3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投资效率影响的路径分析 |
3.3.1 基于监督作用视角 |
3.3.2 基于建议作用视角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4.1 研究假设 |
4.1.1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投资效率 |
4.1.2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
4.2 数据来源 |
4.3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4.3.1 被解释变量 |
4.3.2 解释变量 |
4.3.3 调节变量 |
4.3.4 控制变量 |
4.3.5 模型构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相关性检验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5.3.1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5.3.2 独立董事年龄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二者关系的影响 |
5.3.3 独立董事任期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二者关系的影响 |
5.3.4 独立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二者关系的影响 |
5.3.5 独立董事性别异质性对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和投资效率二者关系的影响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变量替代法 |
5.4.2 固定效应模型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政策性建议及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性建议 |
6.2.1 企业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
6.2.2 政府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框架结构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管理层过度自信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
2.1.1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2.1.2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
2.2 债务违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2.1 宏观因素 |
2.2.2 微观因素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管理层过度自信 |
3.1.2 债务违约 |
3.1.3 过度投资 |
3.1.4 融资结构 |
3.2 理论基础 |
3.2.1 过度自信理论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3.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1 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 |
4.2 管理层过度自信、过度投资与企业债务违约 |
4.3 管理层过度自信、融资结构与企业债务违约 |
4.4 公司治理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的调节作用 |
4.4.1 管理层过度自信、产权性质与企业债务违约 |
4.4.2 管理层过度自信、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债务违约 |
4.4.3 管理层过度自信、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债务违约 |
4.4.4 管理层过度自信、两职合一与企业债务违约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设计 |
5.1 研究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5.2 变量选择及定义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中介变量 |
5.2.4 调节变量 |
5.2.5 控制变量 |
5.3 模型构建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研究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2 相关性分析 |
6.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6.3.1 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 |
6.3.2 管理层过度自信、过度投资与企业债务违约 |
6.3.3 管理层过度自信、融资结构与企业债务违约 |
6.3.4 公司治理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的调节作用 |
6.4 稳健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7)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中国问题 |
第一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立法现状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一)股东大会的法律地位 |
(二)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构造 |
(二)董事会的权力构造 |
(三)剩余权力的归属 |
第二节 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
一、我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存问题 |
(一)未能区分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 |
(二)股东大会权力过于庞大 |
(三)董事会独立性的严重弱化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现有解决方案 |
(一)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模式 |
(二)经理中心主义模式 |
(三)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 |
三、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重思 |
第二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争鸣 |
第一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股东中心主义理念 |
一、基本立场 |
二、法理基础 |
(一)所有权理论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三)公司合同理论 |
(四)公司宪制理论 |
三、股东中心主义理念的最新修正 |
第二节 公司权力分配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理念 |
一、基本立场 |
二、法理基础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二)团队生产理论 |
(三)社群理论 |
(四)实体最大化及可持续性理论 |
第三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域外实践 |
第一节 大陆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德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二、法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三、日本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四、韩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第二节 英美法系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英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二、美国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三、澳大利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四、加拿大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分配 |
(二)董事会的权力分配 |
第三节 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之总结 |
一、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存异 |
(一)二元制与三元制 |
(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 |
二、域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趋同 |
(一)股东大会的权力逐渐缩小且以法律明定范围为限 |
(二)董事会的权力逐渐扩大且为概括性规定 |
第四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总体思路 |
第一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考量因素 |
一、公司人格 |
二、股权结构 |
三、经营效率 |
四、利益冲突 |
五、社会责任 |
第二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理念选择 |
一、我国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现实依据 |
(一)公司法人本质实在说的确立 |
(二)公众公司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 |
(三)公司社会责任愈加受到重视 |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下公司权力分配原理 |
(一)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标准 |
(二)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法律效力 |
第五章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的具体方案 |
第一节 公众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力配置 |
一、人事任免权 |
(一)董事提名权 |
(二)董事选举权 |
(三)董事解任权 |
(四)薪酬决定权 |
二、公司重大变更决定权 |
(一)章程修改批准权 |
(二)重大资产重组批准权 |
(三)公司终止决定权 |
第二节 公众公司董事会的权力配置 |
一、公司资本结构决定权 |
二、利润分配决定权 |
三、利益冲突交易审批权 |
四、敌意收购防御策略决定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公司治理 |
1.2.2 技术创新 |
1.2.3 企业研发 |
1.2.4 企业绩效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定性分析法 |
1.4.3 实证研究法 |
1.5 贡献与不足 |
1.5.1 贡献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1.3 技术创新理论 |
2.2 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的相关研究 |
2.2.1 内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2.2.2 外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2.3 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2.3.1 企业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2.3.2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2.4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2.4.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 |
2.4.2 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 |
2.4.3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定性分析 |
3.1 我国公司治理的制度变迁及阶段特征 |
3.2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趋势演进 |
3.2.1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反向演化趋势 |
3.2.2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呈同向演变趋势 |
3.2.3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绩效呈反向演化趋势 |
3.3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潜在问题 |
3.3.1 由控股股东把持的公司治理抑制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
3.3.2 投资者保护不足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 |
3.3.3 高控股权下的公司治理通过抑制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
3.3.4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4.1 内在逻辑分析 |
4.1.1 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 |
4.1.2 以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 |
4.1.3 以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 |
4.2 假说提出 |
4.2.0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4.2.1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4.2.2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5.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5.2 实证检验结果 |
5.3 进一步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影响的实证研究 |
6.1 研究设计 |
6.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2 变量定义 |
6.1.3 计量模型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描述性统计 |
6.2.2 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研发强度 |
6.2.3 控股股东、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 |
6.2.4 稳健性分析 |
6.3 进一步分析:行业异质性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7.1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7.1.1 实证研究设计 |
7.1.2 实证检验结果 |
7.1.3 稳健性检验 |
7.1.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7.2 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7.2.2 实证检验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2.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对企业研发作为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8.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8.2 实证检验结果 |
8.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8.3.1 内生性检验 |
8.3.2 稳健性检验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进展 |
2.1 理论依据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2.1.2 关系契约理论 |
2.1.3 地位特征理论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2.2.1 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 |
2.2.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相关研究 |
2.2.3 组织双元的相关研究 |
2.2.4 文献述评 |
2.3 中国情境下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文化溯源 |
2.3.1 注重等级的礼序观念 |
2.3.2 注重关系的社会传统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3.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 |
3.1.1 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 |
3.1.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重要性 |
3.1.3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成员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 |
3.1.4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对双元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
3.2 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 |
3.2.1 组织双元与财务绩效 |
3.2.2 组织双元与创新绩效 |
3.3 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 |
3.3.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财务绩效 |
3.3.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创新绩效 |
3.4 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调节效应 |
3.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3.5.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双元 |
3.5.2 组织双元、环境不确定性与财务绩效 |
3.5.3 组织双元、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绩效 |
3.6 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 |
3.6.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资源约束与组织双元 |
3.6.2 组织双元、资源约束与财务绩效 |
3.6.3 组织双元、资源约束与创新绩效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测量 |
4.2.1 被解释变量 |
4.2.2 解释变量 |
4.2.3 中介变量 |
4.2.4 调节变量 |
4.2.5 控制变量 |
4.3 模型设定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均值中位数差异性检验 |
5.3 相关性分析 |
5.4 回归分析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5.4.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CEO权力与组织双元 |
5.4.3 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 |
5.4.4 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替代关键变量 |
5.5.2 控制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
5.5.3 中介效应Bootstrap稳健性检验 |
5.6 内生性处理 |
5.6.1 Heckman两阶段备择模型 |
5.6.2 工具变量法 |
5.6.3 固定效应模型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启示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独立董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研究框架 |
2 相关基础与理论概述 |
2.1 相关基础 |
2.1.1 独立董事的概念及作用 |
2.1.2 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衡量标准 |
2.1.3 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概念与必要性 |
2.2 理论基础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3 内部人控制理论 |
3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
3.1 研究假设 |
3.1.1 独立董事与企业安全责任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2 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3 独立董事与内部控制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4 独立董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 本章小结 |
4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 |
4.2 变量定义与研究设计 |
4.2.1 变量定义 |
4.2.2 研究设计 |
4.3 主成分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相关性分析 |
5.3 共线性检验 |
5.4 回归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结果讨论 |
5.7 政策建议 |
5.8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D]. 甄瑜晴.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2]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企业并购决策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D]. 张景源.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3]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D]. 闫盼盼. 吉林大学, 2021(01)
- [4]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区域与所有制视角的实证研究[D]. 罗星伊. 山东大学, 2021
- [5]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独立董事异质性与投资效率[D]. 邢梦梦.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债务违约[D]. 李馨.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公众公司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分配研究[D]. 张建东. 吉林大学, 2020(03)
- [8]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D]. 王洪盾.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9]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D]. 吴龙吟. 山东大学, 2020(04)
- [10]独立董事、内部控制与企业安全责任履行的关系研究[D]. 陈星.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标签:独立董事制度论文;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公司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