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城市化策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郑凌霄[2]（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刘傲然[3]（2021）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扩张响应模式、机理及策略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文中认为
张帅[4]（2021）在《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进入重要的转型发展阶段,过去高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资源短缺与环境约束条件下已经难以实现,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开始显现。城市收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命题。加强中国城市收缩研究,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未来发展方向,高效、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资源,实现人地高效、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将收缩概念引入到城市系统中开展研究。首先界定城市收缩的内涵及特征,构建中国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即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赋值,并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即加权求和法计算中国城市综合收缩及人口收缩、经济收缩和社会收缩指数,对中国城市收缩及其时空分异进行总体评价。其次,基于传统的人口视角,从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区域空间结构等不同层面,对城市人口收缩进行结构化解析。再次,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先对城市收缩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之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并结合综合视角和结构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影响其收缩的内在驱动机理。最后,提出中国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综合视角,中国收缩城市明显增长且区域差异显着。在收缩城市数量及严重程度上,2012-2018年综合收缩城市有25个,人口收缩城市59个,经济收缩城市45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在收缩城市的时空演变特征上,2015-2018年相较于2012-2015年各类型收缩城市数量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从以东北三省为主开始向全国其他省区蔓延。在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上,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经济-社会全维度收缩型和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且全维度收缩型城市和双维度收缩型城市在数量上均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在城市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的识别上,各类型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而老工业城市的收缩占据东北收缩城市的主体地位,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少于短期收缩城市。（2）基于结构视角,中国城市收缩因等级规模和区位分布而不同。从收缩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看,2012-2018年收缩城市中的小城市数量最多,有23个,其次为中等城市,有17个,大城市9个,特大城市1个,而超大城市没有出现收缩现象,且2015-2018年较2012-2015年收缩城市中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而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变化不明显;另外在空间分布上,无论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均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从收缩城市的区域空间结构看,2012-2018年城区增长-郊区和周边县市增长型与城区增长-郊区和周边县市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而城区收缩-郊区和周边县市增长型与城区收缩-郊区和周边县市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其空间分布特征也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自相关看,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东北三省成为典型的收缩城市集聚区。（3）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理具有自身特色。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市内交通、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医疗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城市收缩的关联度值均在0.7以上,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而其中的市内交通、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更为显着,根据识别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其作用机理。由此归纳总结基于驱动机理的城市收缩类型,主要包括核心城市吸附型,资源主导产业枯竭型,行政区划调整型,政策导向型以及其他因素型,而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心城市或区域的极化效应依然显着,导致周边城市或区域出现收缩现象,这是中西方城市收缩成因的最大不同。（4）应对中国城市收缩的策略应当多元化。首先,要基于城市的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所在具体区域的自然本底条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并按照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振兴城镇化战略、城市精明收缩以及提升城市韧性水平等角度来灵活应对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比如,对于不适宜大规模开发的生态脆弱型城市要选择适当的精明收缩以谋求发展;适合大规模开发的城市要鼓励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收缩区域增长极,并积极引入新兴产业,制定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提升城市活力,加快城市转型发展;而对于所有收缩城市,提升城市的韧性是实现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杨天娇[5]（2021）在《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已步入“十四五”的发展新征程,“2030年前与2060年前先后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着力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存在一些欠缺和短板,加之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要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因此,实现国家整体减排目标,不仅需要重视全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整体转型,更需要立足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节能减排工作。作为除工业、交通外能源消耗的重要领域,建筑行业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其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抓手。与此同时,建筑能源基础数据也成为测算碳排放量、分析节能潜力、制定节能目标的关键基础支撑。但当前,国内建筑能源的基础数据存在着可用性不足、精细化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不仅阻碍着深层次了解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情况,也给分类、分层、分区推进建筑节能减排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在此背景下,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灯光遥感影像数据,提取出中国区30个省、360个市、2778个县的灯光亮值,探索建立建筑碳排放与灯光亮值之间的关系模型。其次,据此模型测算出省级、市级、县级三种尺度的建筑碳排放量,借助空间探索性分析与地理统计分析方法,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综合分析不同尺度建筑碳排放的变化特征,可视化揭示建筑碳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空间分布格局与重心演化规律。最后,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影响不同省市建筑碳排放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效果,并针对不同区域从技术、管理层面提出相关减排策略与建议,为国家、地方政府制定因地制宜、精细有效的节能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不同地区节能工作的协同、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建筑碳排放与灯光亮值间存在一种均衡的平稳关系。东部、中部与西部3个区域的碳排放与灯光亮度面板数据集均通过平稳性检验,且均为1阶单整的平稳序列,说明建筑碳排放与灯光亮度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平稳关系。（2）中国民用建筑的碳排放总量虽呈增长趋势,但年均增长率正逐渐放缓。2000年至2003年,中国建筑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61%。2003年后,建筑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至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1.82%,2007年至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0.09%。而到2012年后,碳排放量增速逐渐放缓。到2018年,中国民用建筑的碳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60%。（3）中国省、市、县3种尺度的建筑碳排放的时空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均呈现向东部转移趋势。从建筑碳排放的时空方向性分析结果看,国内省、市、县级尺度的建筑碳排放均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差异性特征,同时不同尺度建筑碳排放的标准差椭圆面积相差不大,结果表现一致,说明各尺度建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椭圆分布整体均呈现向东部变化的趋势。（4）不同因素对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建筑碳排放量的影响呈现出差异化效果。在建立碳排放影响因素的GTWR回归模型后发现: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例、居民消费水平、每百户家庭电器拥有量、建筑面积6个影响因素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空间、同一空间但不同时期建筑碳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并不相同,各个影响因素呈现差异化的作用效果。
叶欣[6]（2021）在《基于改进案例推理模型的矿业城市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与模拟》文中认为矿业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城市布局的无序扩张,由此带来了土地破坏和耕地侵蚀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区域环境质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开展矿业城市格局时空演变驱动机制及趋势预测研究,能够揭示矿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进而为矿业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是有力保障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典型矿业城市-黑龙江省鸡西市为研究区,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手段,采用“演变规律分析→模拟分析与模型改进→模型验证→趋势预测”流程,具体工作包括:（1）利用鸡西市2005、2010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综合分析了鸡西市城市格局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地形因素、矿产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与人口、交通道路、政策规划方面对矿业城市扩张驱动力进行了分析。（2）采用城市扩张CBR模型对鸡西市2015年城市格局进行模拟,通过对模拟结果的检验,提出改进的UGSCBR（Urban Growth Simulation Case Based Reasoning）模型,改进包括两方面:（1）针对传统CBR模型在模拟过程中仅检索出单一的案例作为推理依据的问题,本文提出将案例按照其演变结果进行分类,再对每种案例检索出多个最相似案例的综合检索策略;（2）考虑到矿业城市住房空置率不断增加,本文基于夜间灯光数据,首次制作并引入能够反映矿业城市人为因素的住房空置区指标,以控制城市空间格局模拟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扩张现象。（3）利用UGSCBR模型再次模拟鸡西市2015年城市格局,检验、分析模拟结果并对模型进行优化。采用CA模型模拟鸡西市2015年城市格局,并与UGSCBR模型进行对比。（4）利用鸡西市城市扩张UGSCBR模型模拟2020-2035年城市扩张格局,并对城市未来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2005-2015年间,鸡西市城市格局分布多集中于平坦地区,城市扩张以占用低地势区的耕地为主。受到煤炭资源枯竭及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城市扩张规模逐渐放缓,尽管城市整体格局松散,但研究期间呈现出在空间上聚集发展的趋势,且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地呈现在中心城区。（2）地形因素、矿产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交通网络及政策规划是影响矿业城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其中,矿产资源分布作为矿业城市的特殊驱动因素,对城市用地的空间发展起到了即吸引,又排斥的作用。“一核多心、点轴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确立了鸡西市中心城区组团式城市结构的发展战略;而鸡西市作为煤粮复合区,基本农田集中区成为最重要的鸡西市城市用地扩张限制因素。（3）采用改进的UGSCBR模型模拟鸡西市2015年城市格局,结果显示,当检索数量参数x=10时,模拟效果最好,总精度为97.02%,kappa为85.51%,Fo M值为0.1700,与城市扩张CBR模型相比模拟精度提升了57.8%。通过与CA模拟结果的对比,发现UGSCBR模型能够更好地在本研究中模拟出城市扩张趋势,模型的构建更加简单且易于理解。（4）在现有的发展趋势下,鸡西市2020-2035年城市用地面积将继续增加,但扩张规模将持续下降;城市扩张的趋势表现为从各城区中心向外扩张,中心城区将进一步聚集,使得城市格局的紧凑度逐渐提高。
张丽[7]（2021）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策略研究 ——以草海30年保护史为例》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自然本底、维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各国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措施。西部贫困地区的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生态环境脆弱、周边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贫困、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类作为自然保护区人地关系演变的推动者,其保护态度和行为决定着自然保护区人地关系的演变方向,因此对西部贫困地区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策略的研究,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缓解人地矛盾,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紧迫诉求。本研究以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将草海与周边社区视为复合生态系统,通过文本分析法、半结构化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以草海30年保护史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草海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三个阶段的保护历程,总结了不同阶段的保护策略。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构建草海保护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分析草海保护策略的演变特征,归纳了草海保护的经验,提出以实现草海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保护策略。首先,文章通过对草海保护史的梳理总结出草海的保护策略在矛盾冲突阶段（1985-1991年）是抢救式的保护策略,抑制社区发展;在价值开发阶段（1992-2014年）是“以发展促保护”的策略,探索社区参与保护的模式,加强草海生态旅游的开发;在严格管控阶段（2015年至今）是“以严治守生态”的策略,对草海进行严格管控,加强环境治理,禁止旅游。其次,对草海保护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分析发现,草海保护策略存在两种演变过程:（1）“以发展促保护”策略演变过程。各行动者围绕强制通行点“社区参与保护”寻求各自的利益,草海保护区管理处为该阶段的关键行动者,各行动者在关键行动者的利益征召下完成动员过程,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行动者网络,随着行动者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后期产生了新的强制通行点,即“加快城市化进程”,保护策略逐渐失效。（2）“以严治守生态”策略演变过程。关键行动者转变为政府,征召方式转变为以政策征召为主,社区居民、游客、企业组织等行动者利益受损,网络存在诸多异议。最后,通过上述分析归纳得出以下保护经验:（1）关键行动者通过利益征召的方式,满足社区居民核心需求,能有效缓解草海保护区的人地矛盾;（2）若社区参与保护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社区不需要对草海投入维护成本就可以利用其景观价值带来益处,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3）各行动者参与保护的话语权不平等,会削弱各行动者参与保护的动力,容易产生异议影响网络稳定。通过对草海保护策略的研究认为,西部贫困地区自然保护区在制定保护策略时要正确认识自然保护区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要结合历史谈经验,结合现状谈保护。要以关键问题为导向,协调好各行动者之间的利益;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权利,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力;以全局观、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把握好对非人类行动者角色的定义;平衡各人类行动者参与保护的权利,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广泛采纳各方行动者的保护意见;以多元化的征召方式维系保护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稳定。
王永仓[8]（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屹然[9]（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李震宇[10]（2021）在《罗马帝国潘诺尼亚行省治理研究（公元前35年至公元284年）》文中研究表明在公元1至3世纪的罗马帝国前期,潘诺尼亚是帝国在多瑙河地区最重要的边疆行省之一,罗马对该行省的治理始终服务于帝国的整体战略。由于潘诺尼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重要的战略定位,罗马在治理该行省的过程中,在军事、行政、经济与文化多方面体现出其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亦对帝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世纪危机,社稷危难之际,出身潘诺尼亚的军人皇帝力挽狂澜,在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由引言、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罗马的武力征服与镇压起义,并最终在潘诺尼亚确立起行省统治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罗马人先后吞并了伊利里亚与潘诺尼亚,却疏于治理,导致潘诺尼亚起义。潘诺尼亚起义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军事扩张能力,迫使帝国放弃大日耳曼尼亚,从战略扩张转为战略收缩。罗马为巩固对潘诺尼亚的统治,决定将行省制度引入该地,罗马建立潘诺尼亚行省正是服务于帝国整体战略的必然选择。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在军事方面的治理。保卫边疆防线是罗马在潘诺尼亚最重要的战略目标。面对潘诺尼亚复杂多变的边境态势,罗马分别采用重点区域防御体系、沿河防御体系、附庸体系以及纵深防御体系来加以应对。尽管罗马在长达3个世纪的边防建设中成功地保卫了边境安全,却不得不面对驻军数量的激增与军事将领实力的膨胀所引发的后果——军人干政现象的频繁发生。这一历史现象造成了双向性影响,既对前期罗马帝国统治的“乱世”具有不可推卸之责,亦对晚期帝国统治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基础。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在行政方面的治理。罗马继承了帝国在治理行省过程中的基本管理框架,又因地制宜,在潘诺尼亚先是推动城市化进程,其后完善上层行省管理体系的建构,以确保罗马所建立的管理体系适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罗马出于军事因素对行省进行分割,这体现出罗马对“分而治之”政策的一种创新,即“分区抗敌”,既确保行省可以应对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又可保障帝国统治的长治久安。第四章主要阐述了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在经济方面的治理。罗马在潘诺尼亚进行了地中海模式与边疆模式两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实践,两者的区别在于消费品主要是依赖进口还是本地生产,共性是军队均在消费端起主导作用。罗马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最终发展出以中小地主与自耕农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并为帝国中后期提供一个可靠的优质士兵来源地。第五章主要阐释了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在文化方面的治理。在公元1至2世纪期间,罗马对于向潘诺尼亚推广罗马文化并不重视,因此导致了本地文化的繁荣。然而在马克曼尼战争后,潘诺尼亚原有族群关系被打乱,族群的混杂使该行省成为民族的“熔炉”,加速了罗马化进程。与此同时,随着潘诺尼亚军人成功拥立塞维鲁称帝,潘诺尼亚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这加强了潘诺尼亚人对罗马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并彻底完成了罗马化,最终形成了对帝国后世影响深远的罗马-伊利里亚人。纵观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3个世纪的治理,始终深受帝国重大事件的影响。行省军队的影响力深入渗透到行省事务的方方面面,其中,罗马化的彻底性是罗马治理潘诺尼亚的最大特色。罗马对潘诺尼亚的治理具有双向性影响力,伊利里亚诸帝的崛起是治理成效的最佳表现。这是因为,军事治理导致的军人干政植入了伊利里亚诸帝崛起的历史基因,经济治理导致的小农经济提供了伊利里亚诸帝崛起的军事人才优势,文化治理激发的罗马-伊利里亚人的国家情怀奠定了伊利里亚诸帝崛起和他们尝试结束乱世的思想基础,行政治理导致的“分而治之”政策的革新应用奠定了伊利里亚诸帝及后世君主“四帝共治”或“东西分治”政策的雏形。
二、西部城市化策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城市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 2.2.3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
| 2.2.4 人口转变理论 |
| 2.2.5 城市精明收缩理论 |
| 2.2.6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综合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分异特征 |
| 3.1 城市收缩的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3.1.1 城市收缩的总体评价思路 |
| 3.1.2 综合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与依据 |
| 3.1.3 城市收缩的评价方法与指标权重分析 |
| 3.2 城市收缩的类别与时空分异特征 |
| 3.2.1 城市收缩的类别分析 |
| 3.2.2 城市综合收缩时空特征 |
| 3.2.3 分要素城市收缩时空特征 |
| 3.3 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组合分析 |
| 3.3.1 全维度收缩城市特征 |
| 3.3.2 双维度收缩城市特征 |
| 3.4 城市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的识别 |
| 3.4.1 长期收缩城市空间分布特征 |
| 3.4.2 短期收缩城市空间分布特征 |
| 第四章 结构视角下城市收缩时空分异特征 |
| 4.1 城市收缩指标选择 |
| 4.1.1 规模结构视角下城市收缩指标选择 |
| 4.1.2 区域结构视角下城市收缩指标选择 |
| 4.2 主要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2.1 收缩度模型与判定标准 |
| 4.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2.3 数据来源 |
| 4.3 规模结构视角下的城市收缩特征 |
| 4.3.1 小城市收缩特征 |
| 4.3.2 中等城市收缩特征 |
| 4.3.3 大城市收缩特征 |
| 4.3.4 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收缩特征 |
| 4.3.5 不同规模结构城市收缩的横向对比 |
| 4.4 区域结构视角下的城市收缩特征 |
| 4.4.1 城区收缩-郊区和周边县市收缩型城市特征 |
| 4.4.2 城区收缩-郊区和周边县市增长型城市特征 |
| 4.4.3 城区增长-郊区和周边县市收缩型城市特征 |
| 4.4.4 城区增长-郊区和周边县市增长型城市特征 |
| 4.4.5 城市间收缩与增长的空间集聚特征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收缩的驱动机理分析 |
| 5.1 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 |
| 5.1.1 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1.3 市内交通的影响 |
| 5.1.4 环境质量的影响 |
| 5.1.5 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1.6 生活水平的影响 |
| 5.1.7 医疗条件的影响 |
| 5.2 城市收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2.1 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 |
| 5.2.2 主要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3 主要影响因素的识别 |
| 5.2.4 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
| 5.2.5 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 基于城市收缩驱动机理的类型划分 |
| 5.3.1 中心城市极化型 |
| 5.3.2 支柱资源枯竭型 |
| 5.3.3 区划调整收缩型 |
| 5.3.4 政策引导收缩型 |
| 5.3.5 其他因素收缩型 |
| 第六章 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 |
| 6.1 应对思路和应对原则 |
| 6.1.1 应对思路 |
| 6.1.2 应对原则 |
| 6.2 振兴城镇化战略 |
| 6.2.1 打造收缩区域增长极 |
| 6.2.2 营造良好市场投资环境 |
| 6.2.3 鼓励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 |
| 6.3 城市精明收缩战略 |
| 6.3.1 控制用地规模,进行生态重建 |
| 6.3.2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 |
| 6.3.3 加强社会保障,提升城市服务功能 |
| 6.4 提升收缩城市韧性水平 |
| 6.4.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韧性水平 |
| 6.4.2 加强合作,实现城市间优势互补 |
| 6.4.3 吸引人才,适度鼓励生育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创新点 |
| 7.2 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项目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学术会议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 |
（5）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 |
| 1.2.2 碳排放的空间化研究 |
| 1.2.3 灯光亮度与能源的关系研究 |
| 1.2.4 相关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数据源现状 |
| 2.1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范围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地理学定律 |
| 2.2.2 空间效应理论 |
| 2.3 建筑碳排放数据源现状 |
| 2.3.1 能源统计数据源 |
| 2.3.2 专项调查数据源 |
| 2.3.3 模型测算数据源 |
| 2.3.4 现存问题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数据测算模型 |
| 3.1 基础数据的处理及适用性分析 |
| 3.1.1 数据的来源渠道 |
| 3.1.2 数据的处理方法 |
| 3.1.3 数据的适用性分析 |
| 3.2 碳排放分区测算模型的构建 |
| 3.2.1 模型的建立前提与假设 |
| 3.2.2 数据获取与平稳性检验 |
| 3.2.3 碳排放测算模型的建立 |
| 3.3 碳排放分区测算模型的结果 |
| 3.3.1 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 |
| 3.3.2 模型的选择设定结果 |
| 3.4 碳排放分区测算模型的精度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时空变化的特征分析 |
| 4.1 多尺度下建筑碳排放的时间变化特征 |
| 4.2 多尺度下建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2.1 碳排放空间关联性特征 |
| 4.2.2 碳排放空间集聚性特征 |
| 4.3 建筑碳排放时空变化总体特征分析 |
| 4.3.1 碳排放的整体变化趋势 |
| 4.3.2 碳排放的重心移动轨迹 |
| 4.3.3 碳排放的时空分布方向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 |
| 5.1 GTWR模型的选择与确定 |
| 5.1.1 空间权重函数选择 |
| 5.1.2 带宽的确定与优化 |
| 5.2 影响因素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2.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5.2.2 变量数据的处理 |
| 5.2.3 回归模型的建立 |
| 5.2.4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 GTWR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各因素影响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总结 |
| 5.4 建筑碳减排策略及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工作及结论 |
| 6.2 可能的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基于改进案例推理模型的矿业城市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与模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城市扩张研究现状 |
| 1.2.2 CBR的研究现状 |
| 1.2.3 矿业城市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研究区位置和范围 |
| 2.1.2 自然条件概况 |
| 2.1.3 社会经济概况 |
|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
| 2.2.1 遥感影像数据 |
| 2.2.2 土地利用数据 |
| 2.2.3 夜间灯光数据 |
| 2.2.4 其他数据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案例推理的城市扩张模拟原理与方法 |
| 3.1 城市扩张相关概念与内涵 |
| 3.1.1 城市用地 |
| 3.1.2 城市扩张 |
| 3.2 案例推理的认知机理 |
| 3.2.1 案例推理的基本内涵及优势 |
| 3.2.2 案例推理的认知模型 |
| 3.2.3 案例检索策略 |
| 3.3 土地利用变化案例推理模型简述 |
| 3.3.1 土地利用变化CBR模型的案例表达模式 |
| 3.3.2 土地利用变化CBR模型的案例相似性计算与推理 |
| 3.3.3 模型存在的问题 |
| 3.4 城市扩张案例推理模型设计 |
| 3.4.1 模型数据的组织与获取方法 |
| 3.4.2 城市扩张案例相似性计算与推理过程设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矿业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4.1 鸡西市城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4.1.1 鸡西市城市格局时空分布特征 |
| 4.1.2 鸡西市城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 |
| 4.2 鸡西市城市扩张驱动力分析 |
| 4.2.1 自然地理驱动因素 |
| 4.2.2 经济、政策及社会驱动因素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矿业城市空间扩张案例推理模型的改进与优化 |
| 5.1 鸡西市城市扩张驱动指标 |
| 5.2 鸡西市城市扩张CBR模拟流程 |
| 5.3 鸡西市城市扩张CBR模型的检验 |
| 5.4 改进的鸡西市城市扩张UGSCBR模型 |
| 5.4.1 模拟过程的改进 |
| 5.4.2 住房空置率指标研究 |
| 5.5 鸡西市城市扩张UGSCBR模型的优化 |
| 5.6 UGSCBR模型的评价 |
| 5.6.1 模拟过程的有效性评价 |
| 5.6.2 与CA模型的对比评价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鸡西市未来城市格局预测及分析 |
| 6.1 鸡西市2020-2035 年城市格局预测结果 |
| 6.1.1 鸡西市2020-2035 年城市用地数量预测 |
| 6.1.2 基于UGSCBR模型的鸡西市2020-2035 年城市空间格局预测 |
| 6.2 鸡西市2015-2035 年城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主要结论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策略研究 ——以草海30年保护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回顾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2 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3 研究区概况与保护现状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草海保护与发展的成效 |
| 3.3 草海保护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草海30 年保护史 |
| 4.1 矛盾冲突阶段(1985-1991 年) |
| 4.2 价值开发阶段(1992-2014 年) |
| 4.3 严格管控阶段(2015 年-至今) |
| 4.4 草海30 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草海保护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
| 5.1 “以发展促保护”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
| 5.2 “以严治守生态”策略演变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
| 5.3 网络演变的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优化草海保护策略 |
| 6.1 社区参与保护制度的策略设计 |
| 6.2 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
| 6.3 政府积极调度各方资源配合保护工作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7.3 拟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10）罗马帝国潘诺尼亚行省治理研究（公元前35年至公元28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史料分布与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行省建立:武力征服与镇压起义 |
| 第一节 罗马征服潘诺尼亚 |
| 一、潘诺尼亚地理与人文 |
| 二、罗马入侵伊利里亚 |
| 三、罗马吞并潘诺尼亚 |
| 四、罗马镇压潘诺尼亚起义 |
| 第二节 起义影响:罗马放弃扩张寻求稳固统治 |
| 一、起义遏制罗马扩张行为 |
| 二、起义损耗罗马军事实力 |
| 三、起义诱发“瓦鲁斯灾难” |
| 第三节 潘诺尼亚行省的建立 |
| 一、伊利里库姆行省的分割 |
| 二、行省治理进程的开启 |
| 第二章 军事治理:建设边防重地与引发军人干政 |
| 第一节 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与成效 |
| 一、多种防御体系的构建 |
| 二、对防御效果的评价 |
| 第二节 行省军人干政的成因与影响 |
| 一、军人干政的历史脉络 |
| 二、军人干政的历史成因 |
| 三、军人干政的历史影响 |
| 第三章 行政治理:完善治理体系与革新治理策略 |
| 第一节 行省行政治理体系的推广与完善 |
| 一、城市化:罗马式地方治理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二、行省治理机构的推广与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 |
| 第二节 分割行省:行省治理策略的革新 |
| 一、分割行省的历史背景 |
| 二、“分而治之”政策的革新应用 |
| 第四章 经济治理:推广罗马模式与形成边疆范式 |
| 第一节 罗马经济模式的推广与融入地中海经济圈 |
| 一、推动罗马式农业经济的出现与发展 |
| 二、建立罗马式手工业的发展模式 |
| 三、完善贸易线路建设,融入帝国经济循环 |
| 第二节 边疆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农业生产的提高与兵农合一体制的出现 |
| 二、市场需求刺激本土手工业崛起 |
| 三、贸易相对萎缩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影响 |
| 一、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
| 二、行省经济发展对帝国产生的影响 |
| 第五章 文化治理:渗透罗马文化与走向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本土文化的兴盛与罗马化进程的缓慢 |
| 一、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
| 二、罗马文化的缓慢渗透 |
| 第二节 罗马化进程的加速与最终完成 |
| 一、马克曼尼战争与族群变迁 |
| 二、行省罗马化的完成与表现 |
| 第三节 罗马-伊利里亚人的形成 |
| 一、罗马-伊利里亚人形成的原因 |
| 二、罗马-伊利里亚人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潘诺尼亚行省治理的独特性 |
| 二、潘诺尼行省治理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西部城市化策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3]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扩张响应模式、机理及策略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D]. 刘傲然. 西北大学, 2021
- [4]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理研究[D]. 张帅.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城镇民用建筑碳排放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D]. 杨天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基于改进案例推理模型的矿业城市空间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与模拟[D]. 叶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策略研究 ——以草海30年保护史为例[D]. 张丽.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8]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9]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10]罗马帝国潘诺尼亚行省治理研究（公元前35年至公元284年）[D]. 李震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