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美“专家政治”

一、二十世纪的中美“专家政治”（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冲佩璇^[2]（2020）在《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克林顿政府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届政府,其形成的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纵观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各类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中美关系研究,可以重视智库在中美交往中的作用,从新视角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脉络、掌握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精髓。智库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是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促成的。以白宫和国会斗争为主形成的去中心化、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党组织体系松散和动员大众能力的下降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为美国智库提供了进行政策建议的真空地带。同时,经过保守主义运动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带有党派色彩,他们积极为自己归属的党派提供政策建议来进行党派斗争,自此加大了智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程度。伴随着智库“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以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为契机,美国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开始凸显。奉行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和奉行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且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智库,以及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三大派别的智库在各自外交理念指导下分别提出对华“威慑接触”、“弹性接触”和“遏制并接触”政策,三种形式迥异但目的都是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官方对华政策倾向的形成。三大派别智库依据各自的政策倾向,在对华经贸问题、涉台问题和如何应对中国能源、环境发展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遏制成份多于接触成份的特点,自由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接触成份多于遏制成份的特点,中立智库政策建议是视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是否在美国接受范围内,来决定对华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不管三大派别智库在各自信奉思想、理念指导下总体政策倾向和具体政策建议如何,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在美中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大派智库作为可以影响美国政策成型的权力二层,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充当候选总统政策设计师和政策营销手段,动员权力内层和权力外层来共同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各种政策营销方式促成克林顿政府对华“遏制+接触”政策的形成。

梁明辉^[3]（2019）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犹太人影响力的提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犹太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历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正是这一时期美国犹太人由社会边缘得以进入主流社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于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国内犹太人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国内外的学术资料,分析罗斯福总统执政前后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认同方面的差异,从而论证罗斯福总统的施政策略对于美国犹太人社会地位提升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通过回溯犹太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发展脉络,来论述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给予美国犹太人的历史性机遇,以期挖掘出罗斯福总统与美国犹太人影响力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回溯了犹太人进入美国的历史背景,并在经济生活、公众生活中对罗斯福执政前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考察。第二章主要梳理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犹太人的历史渊源。第三章则详细论述了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所出台的社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帮助美国犹太人成功摆脱贫困与歧视。第四章则是论述了罗斯福时代结束后,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公众生活等诸多方面影响力的提升。综合分析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是美国犹太人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社会发展中一些不公正政策进行了改革,从而给予了美国犹太人以“机会平等”的起点。罗斯福总统执政前的美国犹太人之所以长期徘徊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起点不平等”,美国犹太人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着社会的主要资源,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导致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病进行了调整。政府得以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深度介入到美国的经济生活中,这使得政府可以更为直接地帮助到美国的犹太群体。另外罗斯福对原有的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广泛考虑到占社会多数的中下社会群体。在这种理念下出台了社会保障法案、推进高等教育的公益化和普及化、对童工问题的整治等措施都使得美国犹太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罗斯福时代的许多政策都带有补偿性的色彩。犹太族群与主流群体之间不平等得到遏制,许多勤奋努力地犹太人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但这只是族群分层中弱势族群由被歧视状态回归到正常的发展状态而已,并没有出现所谓犹太人控制美国之类的夸张影响力。

杨惠然^[4]（2018）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社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民国四大报刊”之一的天津《益世报》,虽然从未标榜自由主义报刊的身份,但从为“五四运动”伸张正义到鼓吹宪政再到宣扬“第三条道路”,天津《益世报》一直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梁实秋和钱端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聚集在天津《益世报》,让该报成为一份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报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益世报》社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庞杂广泛,主要包括:宣扬法治、民主、宪政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式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坚信社会历史观上以天演论为基础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在报纸运营和新闻实践中坚守的自由主义传播理念和原则。其中,因为内外交困的国情,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议论和宣扬在众多思想中占据半壁江山。围绕在天津《益世报》周围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思想启蒙自清末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理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上世纪二十年代,或是留学海外,或是积极参加国内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在三十年代吸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形成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出其夹在自由主义理想和民族危亡中的矛盾和失措,以及为调和这一矛盾所尽的努力。

陈相^[5]（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教授从政类型化研究》文中提出教授从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特殊的一种政治现象,30年代的中华大地上曾一度出现井喷式的教授从政风潮,教授从政现象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原因纷繁复杂,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际结果来看,教授从政这一行为对政局内部风气肃清、专门学科的进步发展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不同类型从政教授的从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正是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将从政教授具体分为三类进行阐述,一类为虚名从政,即教授的从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触及政治的根本,却在文化领域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大多从事文化外交事业,对于国际交流和中华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也有着显着的作用。第二类为应激从政,即教授的从政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实背景事件的影响而发生的,他们在国难关头大义凛然的表现能极大的激发国人的民族热情,但应激从政也显得非常具有时效性,一旦危机解除,应激从政的教授往往不再甘心继续置身于政局之内,纷纷离职卸任,似乎对于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第三类为技术从政,即教授大多依托于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而进入政治领域,也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大放异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政局的影响依旧十分有限,无法对政局内部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教授从政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政治开明和文化繁荣,对于学科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国民政府本身强烈的专制属性以及热衷于政党争斗的掌权人,教授从政只会是一种政治手段,除稳定局势外再难有更实际的作用体现。

张晶萍^[6]（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周千祝,梅其君^[7]（2016）在《国内“technocracy”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在民国时期,"technocracy"思想东渐之初,中国知识界对其就颇为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二十五年时间里对"technocracy"的概念内涵、思想源流、理论本质、人物思想、思潮与运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近年来又逐渐摆脱了单一宏大的理论叙事,将目光转向具体领域的中微观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technocracy"的概念,揭示其理论本质,并结合相关社会、政治新理论与新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王瑞^[9]（2013）在《“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文中认为张其昀是我国现代着名学者,他不仅继承浙东学人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而且积极吸纳新知,在史地学术、教育、哲学、国防战略、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项领域,均有独到的学术贡献。张其昀的“儒生”本色,在1949年之前,主要表现在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澄思渺虑、潜心研究,不懈地为时代困境寻找出路的天下情怀上。赴台之后,他为传承道统、弘扬民族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治学重心也从地理学向历史文化倾斜,并对儒学本身做出系统的解读与阐释。研究张其昀其人其学,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不仅在传统分崩离析的二十世纪担负起传承道统的一份重任,更于中西交汇的时代机遇中,为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重要的努力。众所周知,传统儒学在二十世纪遭到了极大挑战,从内涵都社会影响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抽象的变化如何生动具体地体现在个体身上,张其昀其人其学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个体样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把张其昀的儒生情结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把人物内部的动力与外部的努力结合起来,以较为全面地诠释人物及其学术。全文以“儒生”与“学术”为关键词,前者贯穿于第一至六章,后者贯穿于第一至五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张其昀的庭训、师承,及其克勤克俭的治学、治事精神。该章以丰富的资料补充了前人论张氏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不足。前人多论其师柳诒徵、刘伯明,而较少论及竺可桢对他的教育影响。该章不但汇总、充实并深化了这三面的师承与学术源流,并提出国学大师王伯沆对其个性修养与道统意识的涵养不容忽视。前人论张氏治学、治事的细节,极为零散,该章在此方面汇总了大量的资料,并提炼出“克勤克俭”的这一核心性格要素。此要素不仅是张氏在治学、兴学上获得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了其对中国传统学人精神的传承。第二章主要梳理、论述张其昀的着述情况,及其在发展学术、文教事业方面的主要贡献。该章将人物生平与着述的发表、出版情况密切结合起来,在梳理着述概况的同时,彰显了人物在不同时段的关注重心,以及人物生平与学术关注重心的互动关系。此外,张其昀在地理学、方志学、当代史研究等方面均成就斐然,论文主要出于篇幅结构上的考虑,而未将这些列为考察重点,故在着述整理部分予以适当呈现。张其昀经历了近代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并曾组织、领导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扮演过“学术领导人”这一在现代学术事业中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该章突出了张其昀的这一特殊角色。第三章主要溯源张氏“史地结合”的治学理念,并抽象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再结合具体的治学实践,阐发张氏对“史地结合”的灵活运用,突出了该方法的优点。此外,张氏以“史地结合”的理念创办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并将其建设为民国时期国内一流的史地系,该章亦究明了张氏的“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互动关系。第四章主要抽象概括出张其昀“思想创造历史”的理论系统,并论述了张氏在这一历史观的引导下,如何认识曾创造中国历史人文的思想。思想是人类的特性,张氏主张“思想创造历史”,精英史观遂成为此一理念的伴生物。值得注意的是,张氏既认为“大人物”们主导了历史,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又申明不能神化精英人物。该章还论述了张氏学以经世,为探索新思想、新的文化动力而作出的诸端尝试与努力。第五章首先究明张其昀为什么要笔削史料,而刻意以修撰通史的方式“综合中历史文化的精华”。接着论述张氏考察国史的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最后论述了他以上述方法撰修通史的得失。第六章主要从文化信仰方面,阐释张其昀崇拜孙中山、追随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说明民族传统文化是联接华夏儿女的血脉津梁,只有充分尊重传统文化,才能博得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氏等“顽固分子”的认同,从而能获得最广大范围的华人群体的认同。张其昀一生向往孔子学说,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愿做二十世纪的“圣人之徒”。他一生孜孜治学,尤其善长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文化观念、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统一起来说明问题。他热爱学术,不仅志在传承民族学术,更在学以经世,勉力以学术强国的梦想和努力,而躬行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垂教。张氏生前在台湾高倡复兴文化,即以传统融合现代,对中西文化察其异而会其通,贯通新旧,融合文质。一方面“要以东方文化为基本,去芜存菁,除弊兴利”,一方面要深究近代科学,“采取西方文化之所长”,作为新血液,以造成现代中国的新思想。再以此新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动力,而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此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中国梦”的主流思潮遥相呼应。可知时间虽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空间虽有东西南北与海内、海外,但华夏子孙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心”却是相通的。

陈任远^[10]（2011）在《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文中认为中间路线是一条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上相对于国共路线而言的改良型路线,虽然说它以此旗号正式出现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但事实上它自20年代末国共相争开始就出没于国共路线的夹缝之中,并且随着时势的改变而日趋凸显。是以本文以国共之争为背景,以民主建国为主线,以中间派人士的言行为依据,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方法,对其发展脉络、相应特征、基本精神、具体主张进行比较详细的阐释和分析,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做出应有的评述。同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说明以民主建国为主旨的中间路线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对其推崇者——中间派人士的探索精神与爱国情怀予以充分地肯定。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一方面对选题的缘起与意义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论述,另一方面对当前有关中间路线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简扼的梳理和陈述；此外,在概念上对中间路线与中间派人士进行厘定的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也做了相应的介绍。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士人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拷问上不成功的事实,以及国共因之而出现相争的局面,从而在这样一种时势的风云际会中,中间路线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而如此的出场背景,无疑既为中间路线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了足够的生态空间,也为其日后淡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第三部分即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中间路线本身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剖析。其一,以时间为经线,对中间路线的发展脉络进行详细地梳理,同时对其在不同时段所呈出来的基本特色进行分析和论证；其二,从中间路线的历史传承、根本性质、使用手段、存在背景与表现形式等五个层面对其特性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说明中间路线不仅是一条相对于国共路线而言的政治路线,而且具有明显的自我特质；其三,在对中间路线中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同时,还对其跟中间路线相结合的原因进行详细的探讨,此外,也对中间路线所包含的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村治主义等思想进行了论述,旨在说明中间路线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四,一方面以民主和建国为基点来论证中间路线的基本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以民主与自由为视角来探讨中间路线的基本政治理念,从而在根本上达到凸显其政治主张的目的。其五,为彰显中间路线的党派立场,一则分析其与国共路线的同异,突出彼此间除却救亡这一共同的政治目标之外,在指导思想、政治手段以及党政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二则通过对中间派人士在处理跟国共关系时所扮演的矛盾角色的分析与论证,从而表明实践中的中间派人士在其路线的导引下,既充当起国民党的诤臣和诤友,也充当起共产党的对手与盟友；三则站在中间路线与国共路线的角度,对中间派人士在国共之间扮演矛盾角色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突出相互间的差异。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讲中间派人士围绕现代化问题,在社会改造、文化与经济发展诸方面提出一系列的观点和主张,进一步使中间路线具体化。就社会改造而言,主要以作为中间派人士重要组成部分——乡建派人士改造乡村为对象,一则对其对其改造乡村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梳理,二则对其在发展乡村经济、教育和医药卫生以及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的实践进行举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间路线为了救亡与建国的需要,并非只在意于政治的改良,也在关注着社会的改造。就现代化而言,在肯定中间路线必须对文化与经济现代化问题作出回应基础上,一方面对中间派人士在传统现代化问题上出现分歧的表现与原因进行评述,另一方面对其在经济现代化建设重心的确认上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及其原因进行论述。第五部分即结语,其一,从政治生态恶化的角度来论述中间路线淡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同时也对第一章中间路线的出场做出呼应;其二,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论证民盟十足道地的共和国方案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空想性,从而借以彰显中间路线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意义。

二、二十世纪的中美“专家政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世纪的中美“专家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犹太人影响力的提升（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社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民政府时期的教授从政类型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7）国内“technocracy”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9）“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二十世纪的中美“专家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冲佩璇.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美国犹太人影响力的提升[D]. 梁明辉. 郑州大学, 2019(02)
• [4]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社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D]. 杨惠然. 内蒙古大学, 2018(01)
• [5]国民政府时期的教授从政类型化研究[D]. 陈相.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国内“technocracy”研究述评[J]. 周千祝,梅其君.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6(08)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 ——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D]. 王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10]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D]. 陈任远. 湖南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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