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质工作者摇篮——庆祝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建站50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李梦诗[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发展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职责。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之一,在高等教育当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围绕着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百花齐放,是提升教育内涵、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中的重要一环。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发出新的活力,但同时也显露出一定问题。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以此为起点,通过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研究,深一层地创新校园文化,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更好地培养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文尝试从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发展的研究入手,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阶段、类型及特点、评价、发展要求与对策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第一,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了解和掌握,研究问题提出的缘由以及研究意义,研究状况,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全文奠定研究基础。第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校园文化的发展,为研究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总结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类型。以相关文件发布的时间为界点,将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为界点,1986年至1994年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兴起探索阶段,第二阶段以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界点,1994至2004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平稳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以2012年十八大报告为界点,2004至2012年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紧跟时代脉搏阶段,2012年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进入新时代。本文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探索在不同阶段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特点,从整体上呈现出自主性增强、与互联网结合更紧密,个性化特征明显、社会意义更突显的特点。第三,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进行评价,在炼造校园精神、主题活动开展、品牌活动创建和创新活动载体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但由于多元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冲击,高校缺乏统筹设计和长效机制、忽视地域文化因素的挖掘等多重原因,导致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依然存在创新力不足,活动主体意识薄弱,活动育人效果不明显,活动形式较单一缺乏吸引力的问题。第四,探索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要求和路径,从探索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内在发展规律入手,坚持开放性和批判性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继承性和创新性结合、科学性和人文性结合的要求,并从思想建设、活动环境、网络建设、管理体制建设、品牌创立几个方面提出了几点粗浅的建议,以促进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更好发展。
陈广华[2]（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李罡[3]（2018）在《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泥河湾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拥有丰富的第四纪沉积物,蕴藏着距今200万年至新石器时代史前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近200余处。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科研背景和工作基础。泥河湾盆地成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重要区域之一,被誉为“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在国际学界占据显要位置。本文主要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兼顾其相关学科,对近百年泥河湾盆地科研历程分五阶段进行阶段研究评述,是初步构建泥河湾考古研究史的初步尝试。泥河湾盆地的科考活动最初始于1921年,直至1948年召开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才将泥河湾层地质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这一阶段的科考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研究方面。早期地质学者发现了泥河湾盆地发育面积广大的河湖相地层,“泥河湾层”得以建名及被初步研究,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得以确立,并引起国际学术界对泥河湾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泥河湾层蕴藏远古人类遗迹的早期猜想并引发相关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成为泥河湾盆地研究活动的主力。“泥河湾层”成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之一。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迎来新的发展,同属于泥河湾层发育区的山西大同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遗址。泥河湾盆地成为寻找更古老人类遗存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在对火山及新构造运动方面也有相关研究。1965年,在阳原盆地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泥河湾盆地进入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发展时期。19721974年,发现、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群。19731977年发掘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将早期北京猿人文化和晚期的峙峪文化联结起来,充当了过渡桥梁。1978年,发现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此后大规模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并取得显着成就。新的考古发掘技术开始被尝试和推广,碳-14年代测定法、铀系法、古地磁年代测定手段等开始应用于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及研究。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遗址数量的不断扩充,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发展序列,丰富了旧石器文化内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完善。泥河湾盆地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同时,在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泥河湾层的划分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1990年开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进入辉煌时期。一系列发现及科研成果,促成中美考古合作项目的启动,飞梁、东谷坨遗址发掘得以实施,新的发掘技术得到推广,研究水平明显提高;石制品拼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遗址的埋藏环境、人类行为学研究受到重视;更古老的文化遗存被发现,人类的活动历史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取得初步成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受到重视;古地磁测年技术得到较好的应用,相关领域也有新的进展。2012年,作为国内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之一的泥河湾专题博物馆建成使用。泥河湾盆地科研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果,为考古学界及中央、地方政府所认可,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得以立项。2013年项目启动,围绕马圈沟遗址、侯家窑遗址等开展发掘、调查工作,多学科、多科研单位研究力量注入到泥河湾的学科发展中,使多角度认识和解决泥河湾盆地考古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一些学术分歧和模糊认识获得以新角度和新思维进行探讨和确认的条件。项目开展后,对泥河湾盆地地质、地貌及古环境、旧石器考古及古人类学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多学科、多学术机构对泥河湾的共同研究,使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学迎来继周口店发掘之后的又一次复兴。
陈彩彩[4]（2017）在《中国近现代考古教育史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考古学而产生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伴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一些由民国政府主导的考古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中国的考古教育也应运而生。民国时期的考古教育主要由一些专门考古研究机构挑起重任。民国时期,国内的高校还未曾设立考古学专业来培养考古人才,所以民国时期的考古教育没能走上专业化、系统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解决考古人才匮乏的问题,北京大学于1952年率先设立了考古专业。随后的一段时期,全国各综合性大学陆续开设考古专业,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中国考古教育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的考古教育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一方面开设考古教育的高校数量在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各高校考古教育逐步走上专业化、系统化的道路。各高校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断完善,历史考古、科技考古、边疆民族考古、博物馆学、古文字、动植物考古等考古方向和考古学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极大的丰富了考古学科的内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了调整,考古学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考古学逐步形成独立的阐释系统,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而出,为考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我国的考古教育所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本文期望通过对我国考古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更加清晰地阐明考古教育的价值所在,一方面肯定考古专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考古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探究考古专门人才对考古事业的推动作用。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考古教育问题,更好地推动考古事业的发展。
董玉森,徐冉,袁晏明,杨坤光[5]（2014）在《街景地图在周口店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文中提出街景地图为用户提供了360°的高分辨率全景地图服务。结合周口店实践教学的需求,分析街景地图在实践教学中的优势和不足,认为街景地图能够培养学生在野外地质观察中的空间认知能力,为实践教学提供有效的辅助手段。
蒋怀柳[6]（2014）在《论高校德育校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近些年来,我国德育理论界通过世界关注、传统回归和现代创新,在前一种理论体系“还没有足够时间在实践中生根”就义不断创新德育新理论,在德育目标、德育本质、德育功能等诸多方面开展百家争鸣,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生活德育理论”、“生命德育理论”、“生态德育理论”、“生本德育理论”等,开始重视德育在物质、制度和理念等全方位构建,反映了德育人学研究的走向。但任何德育的理论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实践的验证,要不然,德育始终想“一个能用健全的双腿走路的人却拄着拐杖走路”一样,只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仅仅持有德育的知识、理念和思维并不能令德育发挥作用,只会加剧社会对德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争论。德育研究要想取得新进展,需要在研究中回避两类问题,一是就理论谈理论,或者借用时髦的命题或哲学思辨直接和德育实践中的复杂现象挂钩,生搬硬套政治学、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另一类是仅停留于经验研究之上,缺乏科学定量分析和理论概括。这两类问题,都忽视了对德育学科中间层次的研究,没有建立起德育学的中层理论。在理论和事实结合上,缺乏内在的必要的场所,“应把一般经验升华上去,把一般原理渗透下去,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建立这种上下之间的中层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问题意识”和“交义学科视野”,尽量回避传统研究中只关注单个学科及其发展的“体系取向”,而以德育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和着眼点,深入研究对象实际,在具体的对象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研究解决问题,同时,在大量的问题研究基础上积累经验,拓展研究视野。校本研究是面向“问题”的一种教育教学研究方法。“校本”概念在国外兴起,发展的原因是人们对教育领域中与工业化运动相匹配的“工具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主张回归到教育实践中。风靡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提倡的社会现象“多元”形态、“之中心”、“反对同一,崇尚差异”等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教育界对“校本”理论的认识程度和运用决心,校本运动在国外教育界蓬勃发展。80年代“校本”理论传入我国并在基础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究其原因,85年我国中小学校开始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校长负责制的推行以及学校办学自主权日益扩大,成为“校本”进入教育研究视线的先决条件,而95年国家中小学课程改革成为校本实施的直接动因,“校本课程”成为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指标。从源头考察,“校本”能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得以广泛应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发展促进了人的个性张扬,教育激发了社会对人的创造精神的高度关注,以及教育理论与实践日益扩大的张力使得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转向具体的学校实践,校本成为教育振兴的巨大实践。基础教育领域的校本理念能否为高等教育服务,能否为高校德育研究作用?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就目前看,“效果危机”正成为高校德育的严峻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则进一步强化了危机,教育部16号文件中提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①文件还提到,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探索高校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新实践是德育实践和德育理论研究亟需攻克的难题,校本研究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效果导向为高校德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基础,着眼当前德育研究范式转换的趋势,运用德育学科交义的视野,引入和使用基础教育领域“校本研究”理念,开展德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旨在面向具体高校用学校的方法解决德育实效性问题,为学校德育实践的开展提供范式指导。论文从三个步骤分五个部分展开,三个步骤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逻辑陈述论证,即首先回答“是什么”,介绍并指出基础领域的校本研究可以为高校德育所用,也即校本研究的高校德育研究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德育校本研究进行了界定,讨论了高校德育校本研究的内涵；其次回答“怎么用”,对德育校本研究的主体和方式方法进行了阐述,并基于校本研究的特征和德育实践的需要论述了方式方法实践取向的特征；第三步着重回答“使用效用”,阐述了德育校本研究对现实的推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别展开。理论层面德育校本研究推动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包括德育观、德育范式、德育模式及德育队伍等；实践上,论文选取了具体的学校为例,对校本研究在具体学校德育实践中的开展步骤、方式方法、表现形态及具体效果进行了现实分析。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阐明研究背景,表明德育校本研究的研究原因,并对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的构想进行阐述。“问题即研究”,德育研究亦是如此,本章从当前学校德育面临的新环境、新情况出发,着眼于当前德育理论研究中关于德育价值观的人本转向、德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趋势,着眼于德育环境中高等学校的异质性竞争及德育工作者的专家化、职业化要求,着眼于德育对象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及德育如何发挥最大效益的问题,提出并引入基础教育领域的校本概念,开展高校德育校本研究。在引入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本研究的思路、内容、方法、难点和创新点等基本研究构想。论文第二部分为基本理论论述和概念界定,回答了德育校本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本章认为,关于校本研究在高等学校的研究和运用在目前只是刚刚破土的嫩芽,在显示其勃勃生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关校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高校尚未达成共识,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认同,比如虽然已有研究者将校本理念引入高等教育的一些领域,但至今尚未有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领域校本研究的内涵和运用方法。研究高校德育校本研究,首先就要回答什么是德育校本研究,高校德育校本研究的内涵和属性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文章在深入分析校本研究概念的基础上,首次对高校德育校本研究的概念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对其内涵做出揭示,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其特征,并对其进行分类,为高校德育校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打下基础。论文第安部分主要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即德育校本研究开展的主体和基本方法。研究主体及方法的确定是开展研究的基本前提,德育校本研究的主体可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分别界定和阐述,就目前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设置而言,学生工作部或者学生工作处是当前德育校本研究的组织实施单位,就个体而言,德育工作者范围较广,目前主要为与学生关系密切的一线学生工作者,本章从辅导员的角度给予阐述。德育校本研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基本遵循了校本研究的一般方式方法,但又充分结合了德育研究的基本要求,提出了校本德育研究的基本取向,即践行务实有效、倡导方法多元、尊重本土知识和关注累积渐进。本章实际上提出并论证了普遍意义或者基础教育领域的校本研究方法在高校德育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其表现的特殊性,是校本研究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阐述。论文第四部分从理论维度回答了德育校本研究对当前德育理论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本文来源和论述都是基于德育范式转换的历史背景,范式研究一直是德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德育研究者用“范式”来衡量德育发展水平。随着对德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德育研究范式也得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范式创新不是范式重建和革命,任何一种范式都是对前一种范式的继承,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新范式实际上都是对前一范式的改良,或者是前一范式的拓展。本部分从四个和德育范式密切相关的维度,阐述了德育校本研究范式对当前德育范式的历史转型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基于德育观和德育范式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本章首先论述了德育校本研究对德育观人本化演进的进一步推进,并提出了德育校本研究下德育价值的平民化取向；从德育范式转换的角度,基于当前德育范式的人学趋势,阐述和论证了校本研究范式和德育人学范式的本质契合,德育校本研究具有人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人学范式在具体学校中的实践范式；从推动教育管理模式变革角度,德育校本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校本德育管理,而德育管理的校本化也必然会反过来促进德育校本研究。最后,从德育校本研究的实施主体,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维度,论述了德育校本研究对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推进。论文第五部分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阐述了德育校本研究在具体学校中的运用,从实践维度回答了校本研究的实践模式和表现形态,也从侧面证实了实施效果。校本研究主张,学校中的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解决,要讲究问题的设计、操作的程序、成果的总结等。德育校本研究视野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包含学校中的问题、现实中的问题、相对稳定的问题、关键问题和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等。本章从校本研究“基于学校、为了学校、在学校中”的逻辑特征,对校本研究如何在具体的学校中开展和实施进行了论述。论述以叙为主,摆案例、讲方法、论实效。如何“基于学校”,本章从学校和学生两个方面,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详细剖析,对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整体把握,重点在发现问题。如何“为了学校”,本章从德育校本研究运行的机制体制角度开展了研究,实际上是从管理如何确保德育校本研究开展的可能性和高效性角度进行论述,列举了学校在保障德育校本研究开展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办法,从顶层设计到中层管理再到后续评价激励,全面保障德育校本研究在学校中的顺利进行。如何“在学校中”本章从校本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角度,通过对校本文化的内涵挖掘,最大限度发挥校本文化的德育资源对本校学生的德育意义。本章从整体上力图为德育校本研究展现一个具体情境,也是德育校本研究的实践案例分析。高校德育校本研究承认德育是一项复杂系统,多样性、复杂性是理解、阐释和建构校本德育的基本出发点。德育校本研究尊重和提倡德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承认德育范式的整体转型、德育观念的历史变迁、德育发生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只承认简明性、惟一性和模式化,德育校本研究的实施和完成具有不可精确控制和计算性,但它确实体现了德育从科学范式向人文范式的历史转向,这种转向表明了学校德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进步和提升,丰富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和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切实提高了德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夏文华[7]（2013）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文中认为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异质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在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开始进入学术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文化也随之开始步入理性发展轨道,以现代科学的专业知识为载体,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12-1949这几十年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建制独立出来,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逐渐明确,中国科学文化开创了新的局面。对这一新局面进行的无论何种方法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示范意义。再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纷繁复杂,又遭受外族入侵,当时的社会文化多所变迁,种种的时代特征均给予科学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科学文化倍受学者重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截取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断面,提出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模式,对该历史时期的科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这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所在。鉴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探讨。笔者在综合考量了各种研究之后,发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研究的对象有所局限,如科学史研究者关注点在于科学家,人文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家,无形中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分解,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事实上,在科学文化的兴起过程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一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纳入共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理解。本文共十四章,从结构上可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结构、维系、研究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第三章主要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进行分析,探讨他们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科学文化塑造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1131名成员的整体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共同体成员在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社会联系与特征,并分析原因,进而探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第五章将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与同一时期另一重要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的核心成员——会员——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在各个方面的异同；第六章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共同体成员的科学文化实践活动对科学事业与科学文化的贡献。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十章）全面阐述科学文化共同体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贡献。第七章探讨了以中央研究院成员为主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科研机构的贡献；第八章考察了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参与科学学会的建设,并探讨中国现代科学学会在促进学科发展,团结科学家群体,增进国际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九章考察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特殊贡献；第十章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图书馆为例,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对承载着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功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作用与科学考察实践。第十一章主要以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学术示范作用,并以中央研究院的一份科学刊物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十二章主要以两次典型的科学调查活动来说明科学实践与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部分（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在科学文化上的独特贡献。第十三章着重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第十四章通过科学文化共同体对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塑造以及后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设立,来阐明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结束语：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所做的全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主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实践完成,共同体成员通过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文化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他们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注入了别样的内容,对中国现代科学与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通过全文的研究,说明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纳入同一科学文化共同体更加有利于探寻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塑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也可以提供借鉴。
李益龙,张宁,徐冉,袁晏明[8]（2013）在《周口店野外地质教学中变质岩教学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各种变质岩的岩性特征,包括化学成分、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和地质产状;查明不同类型变质岩的原岩性质和形成时的物理化学条件;探讨变质岩组合与大地构造环境和地壳演化过程的关系;寻找与变质岩有关的各种矿产。本文结合周口店地质实践教学的体会和变质岩石学的学科特点,探讨如何在周口店野外地质教学中较全面的进行变质岩的实践教学,使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的全面理解变质岩课程的内容及其包涵的地质思维,并能初步运用变质岩石学基本原理分析自然界中的变质作用。
左文喆,韩秀丽,邢文晋[9]（2009）在《普通院校地质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地质专业的地位和地质实践教学现状,分析了非地质类普通院校地质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地质行业发展方向和院校自身特点,提出了非地质类普通院校完善地质实践教学环节的方法。
张静[10]（2008）在《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中黑红转变的分子微生物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地质历史中,白垩纪被认为是温室气候的典型范例,发生了众多重大地质事件,其中黑色页岩和大洋红层为认识地球历史时期碳循环发生的重大变化提供了窗口。松辽盆地是我国大型白垩纪陆相含油气盆地,发育有完整的白垩纪陆相沉积纪录。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位于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对整个白垩纪进行连续取芯。本文运用分子微生物学技术,对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在黑红转变界限附近采集的地质微生物样品进行分析,对其微生物群落组成、新陈代谢机制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讨论,从分子生物学和地质学相结合的角度,讨论白垩纪松辽盆地黑红转变的过程,以及环境响应。主要实验方法包括:X射线荧光衍射;PLFA磷脂酸分析;16S rRNA基因分析技术和基因序列分析。根据研究目的,选取了两个岩芯样品B2-03和B2-05。B2-03取于1117m灰黑色泥岩,B2-05位于1215m暗红色泥岩,两样品中的生物量相当约为2×107cells/g。通过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得到细菌的16S rRNA,但缺失了古菌的16S rRNA。基因序列多样性分析发现,细菌的序列大多数属于低G+C%的G+菌和变形菌,嗜盐碱菌。在灰黑色样品B2-03中扩增得到的DNA序列较接近于水生金属硫酸盐还原菌,表示一种缺氧的还原环境;而红色样品B2-05中扩增得到的DNA序列更接近于水生金属氧化菌,指示一种富氧的氧化环境。通过X射线荧光衍射分析,在灰黑色样品B2-03中检测到了黄铁矿,指示还原环境,而红色样品B2-05在中测得了方沸石,指示氧化环境。通过岩相分析,说明灰黑色样品B2-03指示一种半深湖-深湖的还原环境,而红色样品B2-05指示一种深湖氧化环境。本文首次将分子微生物学技术运用到白垩纪陆相沉积的研究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质微生物学实验方法,并且取得的研究结果和白垩纪海相记录中的研究结果很相似,通过测量不同岩相岩芯样品中的生物量,对岩芯中保存的DNA进行16S rRNA基因多样性分析,发现不同岩相的岩芯样品中所含16S rRNA基因序列也不同,而且很好的对应了他们所在的地层的沉积环境,是很好的分子化石。
二、地质工作者摇篮——庆祝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建站50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质工作者摇篮——庆祝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建站5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发展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 问题背景 |
| 2.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3. 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 |
| (一)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类型 |
| 1. 思想道德类 |
| 2. 学术科技类 |
| 3. 文体艺术类 |
| 4. 社会实践类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阶段 |
| 1. 兴起探索阶段:1986年-1994年 |
| 2. 平稳发展阶段:1994年-2004年 |
| 3. 紧跟时代文化脉搏:2004年-2012年 |
| 4. 新时代开拓阶段:2012年至今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特点 |
| 1.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学生自主性增强 |
| 2.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更加注重与互联网的结合 |
| 3.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 |
| 4.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社会意义更加突显 |
| 二、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评价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成功经验 |
| 1. 加强精神依托,炼造校园精神 |
| 2. 唱响时代主题,树立优良校风 |
| 3. 抓住教育契机,开展主题活动 |
| 4. 打造精品文化,创建品牌活动 |
| 5. 创新活动载体,引领社会潮流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 |
| 1. 活动内容缺乏创新性 |
| 2. 活动主体意识薄弱 |
| 3. 活动形式缺乏丰富性 |
| 4. 活动育人效果不明显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 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
| 2. 文化活动建设缺乏统筹设计和长效机制 |
| 3. 忽视地域文化因素的挖掘 |
| 三、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要求与对策 |
| (一)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要求 |
| 1. 开放性和批判性相结合 |
| 2.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 |
| 3. 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 |
| 4. 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 |
| (二)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发展对策 |
| 1.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引导 |
| 2. 建设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环境 |
| 3. 构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管理机制 |
| 4.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网络建设 |
| 5. 提升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品牌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李济生平与治学背景 |
| 第一节 李济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李济的治学背景 |
| 第三节 李济的早年学业与志向 |
| 一、早年国内学业 |
| 二、留学美国 |
| 第二章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李济的考古生涯 |
| 第一节 西阴村遗址发掘 |
| 一、发掘经费与组织 |
| 二、发掘过程与结果 |
| 第二节 殷墟与城子崖 |
| 一、殷墟与城子崖发掘历程 |
| 二、殷墟发掘成果 |
| 三、殷墟研究成果 |
| 第三章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的考古人类学思想 |
| 第一节 李济的考古学思想 |
| 一、考古学术语体系的构建尝试 |
| 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探索 |
| 三、点线面结合,建设多样化的考古学 |
| 第二节 李济的人类学思想 |
| 一、人类学立场与观点 |
| 二、心理学、双语互证、人类学三者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人类学的研究探索 |
| 第三节 创建中国现代器物学的基础 |
| 一、对待器物的科学态度 |
| 二、进化论影响下的器物分类 |
| 三、器物纹饰研究 |
| 第四章 “考古学中的历史感”:李济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正当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全新的史料观 |
| 第三节 史学方法 |
| 第四节 史学境界 |
| 第五节 中国上古史重建之路 |
| 一、古史重建的学术背景 |
| 二、利用考古学重建古史 |
| 三、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让科学在中国生根”:李济的科学情怀 |
| 第一节 道森氏·晓人案件 |
| 第二节 李约瑟之间与科学思想的推进 |
| 一、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 |
| 二、如何推进科学思想 |
| 三、以身作则推进科学 |
| 第六章 李济的治学特色 |
| 第一节 李济谈治学 |
| 一、开阔包容的学术视野 |
| 二、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 |
| 第二节 李济治学特色 |
| 一、历史叙事中的实证与想象 |
| 二、多学科综合的科际整合 |
| 三、专精与广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对泥河湾盆地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范例说明 |
| 第一章 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及初步研究(1921～1948) |
| 第一节 泥河湾的发现 |
| 一、泥河湾教堂的文森特神甫 |
| 二、桑志华和北疆博物院 |
| 三、巴尔博命名“泥河湾层” |
| 四、桑志华的6次泥河湾之旅 |
| 第二节 泥河湾哺乳动物群 |
| 一、身为神甫的科学家——德日进 |
| 二、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确立及对泥河湾古人类的预测 |
| 第三节 粗糙的手斧 |
| 一、步日耶的发现 |
| 二、关于“手斧”的争论 |
| 第四节 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
| 一、泥河湾层的划分 |
| 二、中国的“维拉方层”——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 |
| 第五节 滥觞于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泥河湾旧石器考古 |
| 第二章 北方下更新统标准地层的建立和新的认识(1949～1964) |
| 第一节 标准地层的确立及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 一、华北地区的早更新世标准地层 |
| 二、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 |
| 第二节 泥河湾盆地火山活动与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一、火山活动的(早期)研究 |
| 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第三节 峙峪遗址的发现 |
| 第四节 对泥河湾层的新认识及古人类遗存的猜想 |
| 第三章 旧石器考古的发展及相关领域的大发现(1965～1989) |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时期 |
| 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三部曲(1965～1980年) |
| 二、泥河湾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的进一步完善(1981～1989年) |
| 三、对1984～1989年的调查试掘时期的评价 |
| 四、一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大量发现 |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 二、鱼类化石 |
| 三、软体动物化石群的研究 |
| 四、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五、孢粉分析 |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的新进展 |
| 一、生物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二、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三、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 第四节 大同火山的研究进展 |
| 第五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 三、泥河湾盆地古地理环境研究 |
| 第六节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及第四纪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
| 第四章 承前启后(1990～2011) |
| 第一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辉煌时期 |
| 一、中美合作的开展及影响 |
| 二、主要旧石器遗址的发现 |
| 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及存在问题 |
| 四、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工作者 |
| 五、综合研究及理论与方法论的进展 |
| 第二节 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一、哺乳动物化石研究 |
| 二、微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
| 三、孢粉分析 |
| 四、叠层石的发现和研究 |
| 第三节 泥河湾盆地地层学研究 |
| 一、磁性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 二、泥河湾层划分的深化和研究 |
| 第四节 泥河湾盆地古环境与古地理方面的研究 |
| 一、泥河湾古湖的演化研究 |
| 二、泥河湾盆地古环境的研究 |
| 第五节 火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
| 第五章 泥河湾发展的新机遇——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方兴未艾(2012～2016) |
| 第一节 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及相关研究机构组建的意义 |
| 一、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 |
| 二、其他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对泥河湾的规划、保护,让文物活起来 |
| 第二节 东方人类探源工程 |
| 一、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启动 |
| 二、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研究内容 |
| 三、目前进度及已取得的成果 |
| 第三节 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新进展 |
| 一、旧石器考古发掘及调查活动 |
| 二、主要研究成果及认识 |
| 第四节 其他领域的进展 |
| 一、哺乳动物化石 |
| 二、地层学方面的进展 |
| 三、新构造火山运动 |
| 四、古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近现代考古教育史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教育的研究现状 |
| 一、专着方面 |
| 二、论文方面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考古教育——考古教育的萌芽时期（20 世纪20年代—50 年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考古教育萌芽的背景 |
| 一、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背景下，时代呼唤考古学 |
| 二、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现实催生考古研究 |
| 三、民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促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产生 |
| 四、民国时期考古教育的思想萌芽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考古教育的相关机构和教育形式 |
| 一、专门考古研究机构 |
| 二、普通高校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考古教育的实践 |
|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实践 |
| 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考古实践 |
| 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考古实践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的考古教育——考古教育的初步发展（20 世纪50年代—1978 年）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考古教育初步发展的背景 |
| 一、配合大型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亟需考古人才 |
| 二、建国初期的考古发现促进考古学发展 |
| 三、建国初期的学术争论促进考古研究 |
| 四、文物管理机构逐渐健全、文物法规日趋完善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考古教育的相关机构和教育形式 |
| 一、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
| 二、普通高校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考古教育的实践 |
| 一、建国初期高等院校的考古教育实践 |
| 二、建国初期考古教育实践与考古学的发展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古教育——考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78 年——2000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教育进一步发展的背景 |
| 一、考古法规日趋完善 |
| 二、考古新发现取得重大进展 |
| 三、考古学术研讨交流日益频繁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教育的相关机构和教育形式 |
| 一、设考古系的高校考古教育 |
| 二、考古专业设在人类学系下的高校考古教育 |
| 三、考古专业设在历史系下的高校考古教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教育的实践 |
|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的考古教育实践 |
| 二、改革开放以来考古教育实践与考古学的发展 |
| 第五章 新世纪的考古教育——考古教育的逐步完善（21 世纪以来） |
| 第一节 新世纪考古教育逐步完善的背景 |
| 一、考古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为考古教育提供发展空间 |
| 二、新世纪以来的重点科研支撑考古教育发展 |
| 三、考古科技的创新为考古发展提供了可能 |
| 第二节 新世纪考古教育的教育形式 |
| 一、开设考古专业的高等院校 |
| 二、独具特色的高校考古专业 |
|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的考古教育实践 |
| 一、新世纪以来高等院校的考古教育实践 |
| 二、新世纪以来考古教育实践与考古学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街景地图在周口店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前言 |
| 2 街景地图简介 |
| 3 街景技术在周口店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
| 4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5 总结 |
（6）论高校德育校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选题来源和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校本研究的研究 |
| 1.2.2 校本研究在高校的应用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德育校本研究的概念及内涵 |
| §2.1 校本及校本研究 |
| 2.1.1 校本 |
| 2.1.2 校本研究 |
| §2.2 相关概念比较 |
| 2.2.1 院校研究 |
| 2.2.2 特色研究 |
| §2.3 德育校本研究 |
| 2.3.1 德育校本研究的内涵 |
| 2.3.2 德育校本研究的属性 |
| 第三章 德育校本研究的主体及方法 |
| §3.1 德育校本研究的主体 |
| 3.1.1 学生德育管理部门 |
| 3.1.2 学生德育工作者 |
| §3.2 德育校本研究的方式方法 |
| 3.2.1 基本方式 |
| 3.2.2 基本方法 |
| §3.3 研究方法的特征和取向 |
| 3.3.1 基本特征 |
| 3.3.2 实践取向 |
| 第四章 德育校本研究推动德育理论发展 |
| §4.1 推动德育观的演进 |
| 4.1.1 德育观决定德育范式 |
| 4.1.2 德育观的演变 |
| 4.1.3 校本德育观 |
| §4.2 推动德育范式的转型 |
| 4.2.1 德育范式的内涵 |
| 4.2.2 德育范式的转换 |
| 4.2.3 校本研究范式 |
| §4.3 推动德育管理模式变革 |
| 4.3.1 政本管理模式 |
| 4.3.2 校本管理模式 |
| 4.3.3 校本研究促进校本管理 |
| §4.4 推动德育队伍专业化 |
| 4.4.1 整体专业化 |
| 4.4.2 个体专业化 |
| 4.4.3 校本研究促进专业化建设 |
| 第五章 德育校本研究推进德育实践发展—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 |
| §5.1 德育校本研究的对象分析 |
| 5.1.1 学校分析 |
| 5.1.2 学校发展评价 |
| 5.1.3 学生分析 |
| 5.1.4 学生社会评价 |
| §5.2 德育校本研究的机制建立 |
| 5.2.1 校本德育顶层设计 |
| 5.2.2 校本德育管理 |
| 5.2.3 校本德育评价 |
| §5.3 德育校本研究的资源建设 |
| 5.3.1 校本资源的开发 |
| 5.3.2 校本资源的利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问卷 |
| 附件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学生心理状况调查问卷 |
| 附件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问卷 |
| 附件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辅导员职业状况调查问卷 |
（7）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三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后续研究 |
| 第一章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必要、可能与意义 |
| 1.1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必要 |
| 1.2 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可能 |
| 1.3 开展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结构与研究内容 |
| 2.1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 |
| 2.2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结构与维系 |
| 2.3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内容 |
| 第三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核心成员的分析 |
| 3.1 中央研究院的核心行政人员 |
| 3.1.1 中央研究院院长 |
| 3.1.2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
| 3.1.3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 |
| 3.2 中央研究院的核心研究人员 |
| 3.2.1 专任研究人员 |
| 3.2.2 兼任研究人员 |
| 3.2.3 国外研究人员 |
| 3.3 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人员 |
| 3.3.1 两届评议员分析 |
| 3.3.2 首届院士分析 |
| 第四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地缘、亲缘、学缘、业缘分析 |
| 4.1 共同体成员的地缘关系分析 |
| 4.1.1 籍贯分布特点与原因 |
| 4.1.2 地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4.2 共同体成员的亲缘关系分析 |
| 4.2.1 科学文化精英家世的基本情况 |
| 4.2.2 家世对科学文化精英的影响 |
| 4.2.3 共同体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个案分析 |
| 4.3 共同体成员的学缘关系分析 |
| 4.3.1 学缘结构特点与原因 |
| 4.3.2 学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4.4 共同体成员的业缘关系分析 |
| 4.4.1 职业分布特点与原因 |
| 4.4.2 业缘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 |
| 第五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学分析的比较研究 |
| 5.1 “院士”与“会员”之比较 |
| 5.2 “院士”与“会员”的年龄分析 |
| 5.3 “院士”与“会员”的籍贯分析 |
| 5.4 “院士”与“会员”的留学情况分析 |
| 5.5 “院士”与“会员”的任职情况分析 |
| 5.6 “院士”与“会员”的去向 |
| 第六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学分析的两个案例 |
| 6.1 竺可桢的科学文化实践轨迹与社会使命 |
| 6.1.1 在科研机构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2 在科学社团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3 在教育文化事业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1.4 在政府部门中的科学文化实践 |
| 6.2 胡适与科学文化共同体社会网络的个案研究 |
| 6.2.1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同学关系 |
| 6.2.2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师生关系 |
| 6.2.3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同事关系 |
| 6.2.4 胡适与共同体成员的书信来往 |
| 第七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1 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2 与私立科研机构的发展 |
| 7.3 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发展 |
| 第八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学会的发展 |
| 8.1 创立专门学会 促进学科发展 |
| 8.2 组织学术活动 沟通国内同人 |
| 8.3 创办科学刊物 传播科学文化 |
| 8.4 审查科学名词 统一学术用语 |
| 8.5 加强国际科学交流 扩大中国科学影响 |
| 第九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
| 9.1 大学科学教育的核心力量 |
| 9.2 大学办学的掌舵人 |
| 9.3 编着中文教科书的实践者 |
| 第十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
| 10.1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博物馆 |
| 10.1.1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设立 |
| 10.1.2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要组织者 |
| 10.1.3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普工作 |
| 10.2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图书馆 |
| 10.2.1 科学图书馆事业的设置 |
| 10.2.2 科学文献资源建设 |
| 10.2.3 工作人员情况分析 |
| 第十一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 |
| 11.1 科学文化共同体发表学术论文的考察 |
| 11.1.1 发表论文的整体情况 |
| 11.1.2 发表论文的学科分析 |
| 11.1.3 发表论文的刊物分析 |
| 11.2 科学文化共同体与科学期刊 |
| 11.2.1 植物研究所创办刊物概况 |
| 11.2.2 《植物学汇报》的内容与植物所学科建设 |
| 11.2.3 《植物学汇报》作者情况分析 |
| 11.2.4 《植物学汇报》的特点与影响 |
| 第十二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考察实践 |
| 12.1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科学成就与文化意义 |
| 12.1.1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组建 |
| 12.1.2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调查经过及成绩 |
| 12.1.3 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科学文化价值与影响 |
| 12.2 积石山探险：一次失败的科研合作活动 |
| 12.2.1 “积石山探险事件”本末 |
| 12.2.2 中国科学界对“积石山探险”的态度 |
| 12.2.3 对“积石山探险事件”的文化反思 |
| 第十三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 |
| 13.1 科学文化中的学术自由 |
| 13.2 科学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
| 13.3 科学文化中的现实观照 |
| 13.4 科学文化中的实践特性 |
| 13.5 科学文化中的社会担当 |
| 第十四章 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影响力 |
| 14.1 科学文化的传播 |
| 14.2 科学精神的塑造 |
| 14.3 科学精英的培养 |
| 14.4 科学奖项的设立 |
| 结束语 |
| 附录 中央研究院职员录(1927-1949)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周口店野外地质教学中变质岩教学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变质岩石学课程的基本内容 |
| 1. 局部变质作用: |
| 2. 区域变质作用: |
| 二、周口店地区的变质岩 |
| 1. 区域变质岩。 |
| 2. 接触热变质岩。 |
| 3. 动力变质岩。 |
| 三、周口店地区变质岩野外教学的探讨 |
| 1. 雾迷山组 (Pt2w) 。 |
| 2. 洪水庄组 (Pt2h) 。 |
| 3. 铁岭组 (Pt2t) 。 |
| 4. 下马岭组 (Pt3x) 。 |
| 5. 龙山组 (Pt3l) 。 |
（10）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中黑红转变的分子微生物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与项目依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1 黑红转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2 地下生物圈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2 区域地质背景 |
| 2.1 盆地构造背景 |
| 2.2 研究区地层概况 |
| 2.3 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简介及研究井段的选择 |
| 3 松科1 井南孔姚家组岩相分析 |
| 3.1 松科1 井南孔姚家组岩芯描述 |
| 3.1.1 描述标准 |
| 3.1.2 姚家组岩性总体特征 |
| 3.1.3 松科1 井南孔姚家组地层剖面详细描述 |
| 3.2 姚家组内地质微生物取样处的岩相解释 |
| 3.2.1 姚家组岩相划分 |
| 3.2.2 地质微生物取样处岩相特征 |
| 4 地质微生物样品分子生物学分析 |
| 4.1 地质微生物基因组 DNA 的提取与多样性分析 |
| 4.1.1 材料 |
| 4.1.2 方法 |
| 4.1.3 结果与分析 |
| 4.1.4 讨论 |
| 4.2 地质微生物样品的 PLFA 和 XRD 分析 |
| 4.2.1 PLFA 磷脂酸分析 |
| 4.2.2 X 射线荧光衍射分析 |
| 5 讨论及问题 |
| 5.1 结论与讨论 |
| 5.1.1 地质微生物样品取样位置的岩相分析和古环境讨论 |
| 5.1.2 地质微生物样品的分子生物学分析 |
| 5.1.3 地球化学分析讨论 |
| 5.2 问题与构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论文专有术语中英对照表 |
| 个人简历 |
四、地质工作者摇篮——庆祝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建站5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发展的研究[D]. 李梦诗.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2]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3]泥河湾盆地考古史研究[D]. 李罡. 河北大学, 2018(12)
- [4]中国近现代考古教育史初步研究[D]. 陈彩彩. 河南大学, 2017(05)
- [5]街景地图在周口店实践教学中的应用[J]. 董玉森,徐冉,袁晏明,杨坤光.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4(16)
- [6]论高校德育校本研究[D]. 蒋怀柳. 中国地质大学, 2014(12)
- [7]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D]. 夏文华. 山西大学, 2013(12)
- [8]周口店野外地质教学中变质岩教学的探讨[J]. 李益龙,张宁,徐冉,袁晏明. 教育教学论坛, 2013(06)
- [9]普通院校地质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J]. 左文喆,韩秀丽,邢文晋. 中国地质教育, 2009(02)
- [10]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中黑红转变的分子微生物学研究[D]. 张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