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英语世界展现风采(论文文献综述)
姜雪[1](2020)在《余华小说英译本与原着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觉醒与复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了必经之路,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作品从1995年便开始陆续走进英语世界,从朴素深沉的《活着》到粗粝温情的《许三观卖血记》再到荒诞凛冽的《第七天》,余华始终以虔诚的内心、冷静的态度与细腻的笔触,打破日常语言规范,为我们构建出一个来源于现实世界却也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文本世界。当这样怪诞的文本被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白睿文、安德鲁·琼斯、白亚仁引入异域世界之后,在中国图书,尤其是翻译类图书不畅行的市场背景下仍然受到了主流出版社的大力推介,这是作者和译者共同的成就。译本是由原着衍生而来的,译者进入不熟悉的语言体系中将其转化为具有同等艺术价值的另一种语言体系,在这样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揣摩原作者的意图,还要考虑到源语与目标语的转换、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再加之作者、译者与读者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英译本与原着在细节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艺术风格上的差异。统观国内外对余华英译本的研究状况,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出发,其研究成果对英语翻译教学有指导意义;国外研究者对余华的研究则多为短评且带有强烈的猎奇色彩,关注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的人性状貌。国内外立足于文本本身,细致探讨作品人物、语言、用词的研究可以说凤毛麟角。针对这一留白,本文选取上述三部作品,采取比较研究法,第一章对《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及余华其他小说的英译本诞生过程、译者、英译本的传播与接受进行概述;第二章对英译本与原着中人物语言、人物动作、典型环境与细部描写四个部分进行对比研究,进而得出二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异同;第三章通过修辞技巧与效果、变幻的句式搭配、陌生化的词语搭配三个方面的对比研究挖掘英译本对原着叙事语言的调整;第四章通过民间文化负载词、历史文化负载词以及典故文化负载词的对比研究挖掘英译本与原着因文化负载词使用导致的差异化的艺术风格;第五章从历史文化背景差异、译者主体性的积极发挥以及读者群的期待视野三方面探讨英译本与原着产生差异的原因。以期借此挖掘英译本与原着各自蕴藏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生命哲学价值,为提高文学翻译质量、推动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杨安文[2](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李向勤[3](2019)在《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行动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至关重要的技能之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指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主动参与语言实践活动,运用所学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交流,逐步发展学科核心素养;随着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省市直接把英语听说能力考查纳入高考,强化对英语口语的考察。然而,目前我国高中英语教学中“哑巴英语”、“一言堂”以及“满堂灌”等现象严重,学生缺乏语言实践和活动的空间,很难发展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本研究旨在探寻能够突破目前高中英语教学瓶颈的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策略,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目前的高中英语教学环境下通过英语演讲学习来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并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重点问题:(1)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有效教学方式是什么?(2)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可操作性教学途径有哪些?(3)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有效教学评价策略有哪些?本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语言输入输出理论为基础,运用项目学习和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教学理念,主要采取行动研究法,按照行动研究的基本步骤开展,整个研究共分为三轮:第一轮属于尝试和探索阶段,重在让学生“有机会开口说英语”;第二轮属于调整和改进阶段,主要让学生“更愿意登台讲英语”;第三轮属于提升和完善阶段,重点聚焦于让学生“更好地公开‘秀’英语”。通过量化测试、师生访谈、学习反思、英语综合水平考察、问卷调查以及活动比赛等多种方式采集数据资料,分析对比,多角论证,总结归纳。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的英语演讲能力、英语口语水平等语言综合素质以及合作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自信心等人文素养均获得了明显的提升与增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策略,并提出具体操作建议。本研究结论如下:(1)英语演讲项目学习是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教学方式;(2)发挥学习小组的支架作用和最大功能是保障学习效果的有效教学手段;(3)通过多种方式的输入活动开展专题培训是英语演讲知识学习的主要教学途径;(4)开发“以输出为驱动”的课堂英语演讲学习活动是提高英语演讲能力的重要渠道;(5)循序渐进地开展足量的英语演讲实践活动是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关键途径;(6)形成性评价为主的综合评价体系是提升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有效教学评价策略。本研究创新点有:⑴针对我国高中生的具体特点,构建了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策略和具体操作建议,为愿意从事相关相关实践和研究的同行提供可模仿和解读的范本。同时,为新高考的“口语考试”提前探寻教学路径,促进高中英语口语教学模式的建构。⑵严格规范地构建了“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评价量表”,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本表灵活的内部动态调节功能,指引学生的学习方向和达成目标,成效显着。⑶英语演讲项目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满堂灌”、“哑巴英语”等陈旧教学方式,学生成为学习主体,教师起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合作者的作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得以重新塑造。⑷国内外相关研究几乎都是从大学生或成人视角探讨,而本研究主要从高中生视角开展,学生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参与者,拓展了英语演讲教学的研究视角。
王若婷[4](2019)在《《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界均对其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英语世界对《桃花扇》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内容丰富,对国内研究具有工定启发意义。本文以《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研究为研究对象,分为三部分:首先,简要概述了《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具体翻译及研究状况;其次,对《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全译本及选译本进行了具体分析与比较;最后,选取了《桃花扇》在英语世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个案进行了探讨分析。在对《桃花扇》的译本进行研究时,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将张心沧、宇文所安的选译本与阿克顿、陈世骧、白之的全译本进行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就张心沧选译本与阿克顿全译本来说,他们对于戏曲各要素的翻译各有千秋,张心沧的处理使得剧本更具有可表演性,戏曲层次感更丰富,而全译本的处理则更偏向对可阅读性的青睐,但就柳敬亭人物塑造来说,张心沧的译文更胜一筹,他巧妙调整了人物宾白语句的句式,充分展示了柳敬亭胆略过人、巧言善辩的形象特点。而就杜威廉选译本与阿克顿全译本来说,单纯针对史可法沉江及其形象的朔造,二者难分伯仲,但是杜威廉的译文注意到了不同宾白所具有的话语功能的差异性,从而有效调节了戏曲的节奏。宇文所安选译本与阿克顿全译本虽然都在形式上注意到了李香君的称谓的先后变化,但是宇文所安从中解读出命名对个体的重要意义,非常具有开拓性。在对《桃花扇》研究个案的分析中,笔者通过对吕立亭的《人物、角色与心灵——<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何赖林《文化变迁与中国历史剧的思想:两部清初戏剧》、袁书菲《世俗的舞台:17世纪中国戏剧》的分析,明晰了国外学者对于《桃花扇》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并对西方学者感兴趣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展开,有助于进一步开拓《桃花扇》的释义空间。
王文强[5](2019)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着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着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着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着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着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着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张蓓[6](2019)在《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国内文体学界对“语言风格”界定的“总和特征论”和“常规变异论”以及黎运汉对“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的界定,本研究尝试将“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界定为作家一系列作品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谋篇等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总和。鉴于此,本研究以变异修辞为切入点,对沈从文小说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上述各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进行考察,以期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整体再现情况作出评价。笔者发现,在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相关论述就“变异修辞”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充分,对“变异参照系”的认定众说纷纭,无法为变异修辞方式的判定提供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和统一的判定依据,此外,相关研究对变异修辞方式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也不甚统一,从而导致了变异修辞方式的归属性混乱。可以说,这些变异修辞研究大都各自为阵,尚未形成统一的变异修辞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直接用来对本选题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均结合大量实例对众多变异修辞方式的结构和修辞效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沈从文小说中变异修辞现象的结构和修辞效果的分析乃至再现效果的评价都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引入了陈望道在其构建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提出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概念,指出其与“常规修辞”和“变异修辞”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在此前提下,本研究通过将“常规修辞”即“消极修辞”指定为变异修辞的变异参照系,将陈望道所构建的“积极修辞”纲领移用为“变异修辞”纲领,从而将陈望道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的“积极修辞”部分改造为“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并以统一的变异参照系和“变异修辞”纲领为依据,对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归纳出的变异修辞方式的变异性进行了重新判定,同时根据改造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将本研究中所认定的变异修辞方式进行整合和分类,从而形成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式变异修辞研究框架,以此作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理论及结构框架。在该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对沈从文小说及其英译本进行了比对性细读,从中挑选出反复且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这四个方面的六种变异修辞现象,将其设定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的考察参数。译例分析表明:在“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所关注的多为其基本语义的传递,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常搭配所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或诗学意义的再现。以“同词相应”的英译为例,只有43.8%的译文兼顾了原文用词的呼应性再现及构成呼应关系的词语/词素语义的传递。另以“乡土语言”再现为例,在“方言詈辞”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大多只关注方言詈辞的字面或语用意义的传递,忽略了其詈骂功能及其他语用功能的再现,而在“地方俗语”的转换过程中,仅有36%的译文兼顾了其语言表达形式移译和语用意义传递。再如“叙事语言中的押韵现象”的翻译,押韵现象的转换率则更是不足17%,而即便有译者尝试进行照应,其译文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较大程度地偏离了作者的用韵风格。在“比喻”的再现方面,对于“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尽管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的再现率高达83.3%,但由于延伸主词英译失当,译文中比喻或难以成立,或无法与原文比喻实现对等或近似对等的修辞效果;对于“联喻”的英译,译文在各分喻语义信息的传递和修辞手法及修辞效果的再现方面,在各分喻之间相关性和呼应性的再现以及各分喻配合使用所实现的组合修辞效应的再现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就“飞白”的英译而言,只有22.2%的译文通过在译入语中重造飞白再现了与原文飞白在修辞效果方面的对等。上述分析表明,多数译者更注重变异修辞现象语义信息的传递,忽略了表达形式和修辞效果的再现。由此,我们认为,从变异修辞视角来看,不少情况下,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未得到充分再现。译者在变异修辞现象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翻译倾向一方面反映了莫娜·贝克所总结的翻译文本的普遍性特征如“明晰化”、“去模糊化和简化”、“传统语法规范化”、“避免重复”以及“夸大译入语特征”等,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当译文在该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时,译者往往倾向于以现有的目标语文化规范为依据进行翻译策略选择,从而导致不充分的译文的产生。此外,这种翻译倾向还与以下因素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译者普遍对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缺乏整体性认识,未能意识到变异修辞转换之于沈从文小说整体语言风格再现的重要意义;二、英语母语译者即便拥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较之汉语母语译者,也依然缺乏对汉语敏锐的感知力,因而无法对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及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进行透彻的理解和传递;汉语母语译者尽管能够更好地识别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在转换过程中,却往往因缺乏应有的语感及相应的表达能力而同样无法传递出变异修辞手段所承载的风格信息;三、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上的差异性也为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及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认为,要充分再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译者应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认真细读,从而获得对其作品中种种变异修辞现象等反映原作风格的语言现象的敏锐感知力。在此基础上,若能采用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既充分发挥汉语母语译者在识别原作中的变异修辞现象和理解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方面的优势,又充分发挥英语母语译者在英语表达方面的优势,以变异译变异,充分再现原作中变异修辞现象的修辞效果,并传递出变异修辞现象所承载的风格信息,则有望将沈从文这位蜚声中外的小说家的风采展现于英语世界。
康艳[7](2019)在《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小说中穿插诗词的写法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有其深刻悠久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特征。《红楼梦》中的小说诗词就数量和功能而言又有别于一般的小说诗词,其翻译难度非同一般。考察红诗的英译史可以发现,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百年来中外译者却仍然前赴后继地在做出努力和尝试。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十二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做全面系统的对比和研究。本研究作者希望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多个译本中诗词英译的特征,其中既包括语言特征的整体趋势,也能体现出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本研究主要试图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言背景下的译者在翻译诗词时,在内容上做了哪些取舍,采用的翻译策略如何;2.各个诗词译文在宏观的语言维度上有什么样的特征或倾向;具体而言,主要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进行分析;3.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红楼梦》诗词的音美、形美、意美等文学和审美价值传达效果如何。《红楼梦》中的诗歌皆因人物和情节而创,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上起着极大的作用,作者手段高超,诗词穿插在小说中非但不多余,反而使情节更加紧凑合理,诗词韵文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考察红楼梦诗词的翻译简史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红楼梦》的英译本中的诗歌翻译篇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其中编译本是市场普及度最高的译本,其对象为普通读者,为了提高可读性,所选择诗词篇目最少,因此可以视为一个例外。在定量研究部分,作者主要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考察各个译本的高频词、类符形符、词汇密度、词汇级别、平均词长、平均句长、主题词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把握各个译本的语言特征。通过定性考察英译诗词在保留诗歌的特有形式、音韵效果、处理修辞格、传达诗词的隐喻含义、再现原文意象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很难完美的传递《红楼梦》诗词的文学特色,译本的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文化敏感度以及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以《红楼梦》诗词为窥视孔考察该小说的英译史可发现,《红楼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才在西方世界中逐步显现出完整的面貌;各种译本的共存使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红楼梦》真实的面目,以往在节译本、编译本中被误译、删改、扭曲的形象,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多个译本而得到修正。多个译本的共存也帮助建构出真实多面的《红楼梦》诗意的世界。本研究排除主观和经验主义的预设,利用语料库进行数据分析和采集,根据量化数据做出合理的阐释与推断,从而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翻译语料新。本研究共涉及12个红楼梦译本中的诗词,涵盖面较广。2)研究方法新。将所有译本中的诗词译文创建语料库,通过系统的数据对比分析,描写多个译本的翻译风格。3)研究视角广,从历时角度考查社会历史文化对译者和译本风格的影响,从而拓宽和挖深《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
丁立福[8](2019)在《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统领众多门客兼采诸子百家之言精编而成,意欲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和备帝王之道,因其旨近老子而成为汉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淮南子》既为中央朝廷统治献策,又为诸侯王国独立辩护,与封建君主专制大势不甚吻合,故在面世不久即遭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束之高阁。此时先秦诸子典籍及其思想早已积淀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底色,然而《淮南子》及其思想还没来得及传播开来便遭厄运,于国内传承要更加艰难,于国外译介要更加滞后。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而言,迟至2010年才诞生第一个《淮南子》全译本,准确地说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是翟江月携手牟爱鹏合译的Huai Nan Zi,国外第一个全译本则是美国学者梅杰携手罗浩、桂思卓和麦安迪合译的The Huainanzi。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虽然同年问世,但译者分属于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阵营,因此在诸多方面存有差异,尤其是副文本层面差距甚大。基于阿皮亚倡导的厚翻译理论和热奈特倡导的副文本理论,两个全译本的副文本风格可从装帧、序言、注释和附录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就装帧而言,翟译本Huai Nan Zi装帧采用“大中华文库”系列图书的统一设计,用一泻千里的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以其倾泻、咆哮之态隐喻当今国人主动热情译介引以为傲的文化典籍;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装帧,承袭西方图书封面“三段水平格子”的经典设计理念,融合东方尤其是汉代的文化元素符号,处处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浓厚气息。就序言而论,翟译本Huai Nan Zi序言仅包括“大中华文库”之“总序”和该译本的“前言”,共用词12721个,篇幅相对较短,但内容上洋溢着传播译介典籍及其文化的高度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包括致谢、全书前言和篇章前言,共用词79044个,不仅篇幅相对较长,而且内容上深入阐释了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深厚的学术性。就注释而论,需要在熟悉相关注释理论和两译本注释实情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注释分类标准,继而对两译本的所有注释进行分类和剖析。翟译本Huai Nan Zi采用文内夹注形式,仅有581条,合4053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7个,可谓简洁、实惠,便于读者快速获知相关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体现出传承、普及和译介典籍的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主要采用脚注形式,多达1885条,合55712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30个,可谓充实、实用,便于读者充分构建更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译介、研究和阐释典籍的学术功底。注释类别上,翟译本Huai Nan Zi的581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55条、专有名词类514条、背景信息类11条、文内互文类0条、文外互文类0条、译校说明类1条,整体而言总数相对较少且类型分布相对不均,主要集中在“汉语言文化释疑”和“专有名词”类,以快速提供预期读者阅读译文所需要的扼要信息;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的1885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165条、专有名词类847条、背景信息类113条、文内互文类182条、文外互文类274条、译校说明类274条,整体而言各类译注都有而且内容饱满,既能提供读者所需扼要信息,又能对其来龙去脉做充分说明。就附录而言,文中宽泛地指附于翻译正文之后且与正文有一定关联、相对独立的所有附属性文字及图表。依此考察两译本发现,翟译本Huai Nan Zi翻译正文之后没有配置任何便于读者使用乃至文化传播的附录。相反,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设有附录A、附录B、附录C和索引,总字数达55188个单词,合占116页,可谓长篇大论了。其中,附录A名为“关键汉语术语及其翻译”,兼附一个“术语英汉对照表”;附录B“分类术语”,实含“天文术语”、“历法术语”、“相关宇宙学术语”、“音律术语”、“度量衡”等五大分类术语,其间还插有9张相关小类术语体系的图表;附录C“《淮南子》文本简史和《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先扼要梳理了《淮南子》诞生后的传承历史,继而重点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版本,最后全面地提供了相关《淮南子》研究的众多分类文献目录;索引按照惯例被置于“附录”之后,其标目按英文字母顺序先后排版,篇幅长达34页。事实上,国内专着很少配置附录尤其是索引,但是梅译本The Huainanzi却设有如此详实、长篇的附录和索引,确实值得国内学人重视和学习。总之,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在副文本上各有特色。其中,前者由国内学者翻译并由国内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熟悉的国内读者阅读;后者则由国外汉学家翻译并由国外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不甚了解的国外读者阅读。如若进一步考虑国人译介典籍之初衷,也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创设副文本方面坚定不移地向国外汉学家及其所译典籍学习,为典籍译本创设种类较为齐全、篇幅较为适度、内容较为适当的副文本,以期能够为预期读者提供其阅读中国典籍所必需但又往往缺乏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最终通过他们的有效阅读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彭瑶[9](2018)在《薛涛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变异研究》文中认为薛涛被誉为“唐代女诗人之冠”,她才华横溢,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其诗作不仅得到中国历代文人的认可与赞赏,而且扬名海外。薛涛属于受到英语世界关注较早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之一,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便有不少着名诗人和学者大量译介薛涛的作品。除此之外,西方还有学者创作了以薛涛为主人公的小说。然而,由于受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薛涛其人其诗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产生了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本论文主要以英语世界的薛涛英译诗歌文本以及描写薛涛生平的小说文本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借鉴阐释学和变异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英语世界薛涛译介、研究成果的概况总览,以及对代表学者、代表性成果的深入分析,考察英语世界薛涛译介和研究的万象百态和丰富内容,展现英语世界薛涛接受与变异的特点及内涵,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个性及规律,进一步透视他者视野下的东方女性和东方文化。论文总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论文对薛涛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以及传播情况进行概况综览和历时性梳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思潮,将薛涛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翻译的历史发展轨迹划分为滥觞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加以总结。然后,通过研读英语世界有关薛涛的小说以及英译的薛涛诗,分析薛涛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他国化现象。最后,从文化误读、文化过滤、文化缺失三个方面切入,探讨薛涛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现象,对薛涛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特点加以总结,深入挖掘生成变异的原因,并阐明薛涛在英语世界的他国化为国内研究所带来的启示。
叶艳[10](2018)在《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文中指出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到英语世界展现风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到英语世界展现风采(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小说英译本与原着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余华小说的主要英译本评述 |
(一)《活着》的英译本及其译者 |
(二)《许三观卖血记》的英译本及其译者 |
(三)《第七天》的英译本及其译者 |
(四)余华其他小说的英译本概述 |
二、人物形象的变化:英译本与原着对比研究之一 |
(一)人物语言 |
(二)人物动作 |
(三)典型环境 |
(四)细部描写 |
三、叙事语言的调整:英译本与原着对比研究之二 |
(一)修辞技巧与效果 |
(二)变幻的句式搭配 |
(三)陌生化的词语搭配 |
四、文化负载词的使用:英译本与原着对比研究之三 |
(一)民间文化负载词 |
(二)历史文化负载词 |
(三)典故文化负载词 |
五、英译本与原着产生差异的原因 |
(一)历史文化背景差异 |
(二)译者主体性的积极发挥 |
(三)读者群的阅读期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2.1 柏桦生平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2.4.1 香港 |
2.4.2 台湾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3.1 译介概况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3.2 译介主体 |
3.2.1 译者背景 |
3.2.2 译者类型 |
3.2.3 翻译模式 |
3.3 文本选择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3.4 传播媒介 |
3.4.1 出版机构 |
3.4.2 网络媒介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3.5.1 早期:1988-2007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4.1.1 接受概况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4.4.3 海外评价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5.1.1 文本概述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高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缘由 |
1.1.2 新高考制度的变化:听力口语考试走进英语高考 |
1.1.3 笔者的教学理念:相信学生能够在适合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
1.1.4 培养英语演讲能力的重要作用 |
1.2 问题的提出 |
1.2.1 初始的研究问题 |
1.2.2 问题的提炼与聚焦 |
1.3 研究意义 |
1.3.1 实践价值 |
1.3.2 理论价值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研究 |
2.1.1 关于演讲概念的研究与界定 |
2.1.2 英语演讲 |
2.1.3 关于演讲能力的界定与研究 |
2.1.4 关于(英语)演讲能力的培养研究 |
2.2 英语演讲学习与教学的研究现状 |
2.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2.2.2 国外新近研究现状 |
2.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合评述 |
2.3 行动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研究的应用 |
2.3.1 行动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
2.3.2 行动研究的概念界定 |
2.3.3 行动研究的特点 |
2.3.4 行动研究的过程 |
2.3.5 行动研究与传统教育研究的区别 |
2.3.6 行动研究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
2.3.7 本课题所采用的行动研究模式 |
2.4 相关理论基础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2.4.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2.4.2 语言输入输出理论 |
2.4.3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
2.4.4 项目学习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测量工具的编制 |
3.1 研究对象的背景分析 |
3.2 研究对照样本的选择与确定 |
3.3 研究方法 |
3.4 研究思路与过程 |
3.4.1 总体思路 |
3.4.2 .实施步骤 |
3.4.3 研究过程 |
3.5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
3.5.1 数据收集 |
3.5.2 数据分析 |
3.6 研究的伦理考量 |
3.7 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测量工具的编制 |
3.7.1 明确研究目的,研究相关理论和文献资料 |
3.7.2 研究对象的特征与英语学习现状 |
3.7.3 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的维度与量化指标的初步确认 |
3.7.4 修改、完善量化指标,确定具体测量题项 |
3.7.5 评价量表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3.7.6 确定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评价量表 |
3.8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第一轮行动研究:尝试和探索——让学生“有机会开口说英语” |
4.1 第一轮行动问题确立与假设 |
4.1.1 问题的确立 |
4.1.2 对问题的假设性分析 |
4.2 制定和实施行动研究计划 |
4.2.1 制定行动计划 |
4.2.2 实施行动研究 |
4.3 第一轮行动研究总结与反思 |
4.3.1 研究过程总结 |
4.3.2 行动研究结果 |
4.3.3 第一轮行动研究反思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第二轮行动研究:调整和改进—让学生“更愿意登台讲英语” |
5.1 第二轮行动问题确立与假设 |
5.1.1 问题的确立 |
5.1.2 问题假设性分析 |
5.2 制定和实施行动研究计划 |
5.2.1 制定行动计划 |
5.2.2 实施行动研究 |
5.3 第二轮行动研究总结与反思 |
5.3.1 研究过程总结 |
5.3.2 行动研究结果 |
5.3.3 进一步总结与反思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第三轮行动研究:提升和完善—让学生“更好地公开‘秀’英语” |
6.1 第三轮行动问题确立与假设 |
6.1.1 问题的确立 |
6.1.2 问题假设性分析 |
6.2 制定和实施行动研究计划 |
6.2.1 制定行动计划 |
6.2.2 实施行动研究 |
6.3 第三轮行动研究总结与反思 |
6.3.1 研究过程总结 |
6.3.2 行动研究结果 |
6.3.3 第三轮行动研究反思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结论 |
7.1 三轮行动研究总结 |
7.1.1 测试数据 |
7.1.2 问卷调查 |
7.1.3 学生的学习反思 |
7.1.4 笔者的教学反思 |
7.1.5 访谈 |
7.2 研究反思 |
7.2.1 研究对学生的影响 |
7.2.2 研究对笔者及课堂教学的影响 |
7.2.3 研究对学校整体教学生态的影响 |
7.2.4 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策略的构建 |
7.2.5 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
7.3 研究结论 |
7.4 本研究的创新点 |
7.5 研究局限和有待改进的空间 |
7.6 研究展望 |
7.7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国内关于《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翻译及研究的研究 |
1.2.1 国内关于《桃花扇》英译本的研究 |
1.2.2 国内关于《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研究的研究 |
1.3 《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及研究概览 |
1.3.1 《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概览 |
1.3.2 《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概览 |
1.3.2.1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中的《桃花扇》 |
1.3.2.2 英语世界中关于《桃花扇》的期刊论文 |
1.3.2.3 英语世界中关于《桃花扇》的学位论文及论着 |
第二章 《桃花扇》在英语界的翻译 |
2.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译介 |
2.1.1 译本概述 |
2.1.1.1 1973年张心沧选译本 |
2.1.1.2 1976年阿克顿、陈世骧、白之全译本 |
2.1.1.3 1976年杜威廉选译本 |
2.1.2 《修札》《投辕》:张心沧与阿克顿译文之比较 |
2.1.2.1 译文中戏曲各要素的处理 |
2.1.2.2 译文中柳敬亭形象的塑造 |
2.1.3 《沉江》:杜威廉与阿阿克顿译本之比较 |
2.1.3.1 译文中史可法形象的塑造 |
2.1.3.2 译文中对语言的处理 |
2.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译介 |
2.2.1 译本概述 |
2.2.2 宇文所安与阿克顿译本之比较 |
2.2.2.1 译文中戏曲各要素的处理 |
2.2.2.2 译文中李香君形象的塑造 |
第三章 《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个案 |
3.1 吕立亭:《桃花扇》中的主体身份 |
3.1.1 对团扇的处理——画作的假与主体的真 |
3.1.2 戏剧与仪式 |
3.1.2.1 对戏剧的处理——戏剧中主体的“真诚”问题 |
3.1.2.2 对仪式的处理——多变的主体自我与消解 |
3.1.2.3 戏剧、仪式与政治的关系——关于忠诚 |
3.2 何赖林:《桃花扇》中“情”与“文”的传统 |
3.2.1 对桃花扇的处理——突破传统传奇的“情” |
3.2.2 对戏剧的处理——何谓“真实”的戏剧 |
3.2.2.1 戏曲中的“常情” |
3.2.2.2 《桃花扇》中的角色置换 |
3.2.3 对仪式的处理——艺人传统与文人传统的相互作用 |
3.2.3.1 对秦淮世界的象征 |
3.2.3.2 与现实历史世界的连接 |
3.3 袁书菲:对文人话语权造成挑战的说书人 |
3.3.1 说书人对文人话语权的挑战 |
3.3.1.1 十七世纪文人话语权的焦虑 |
3.3.1.2 矛盾的《桃花扇》文本 |
3.3.2 从说书人看《桃花扇》儒道取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西游记》英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3.1 本文对《西游记》英译文本性质界定 |
1.3.2 本文对《西游记》的翻译界定 |
1.3.3 英语世界的《西游记》 |
1.3.4 本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及历史阶段的划分 |
1.4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1.4.2 海外研究综述 |
1.4.3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述评 |
1.5 本研究所涉及的翻译理论 |
1.5.1 描述翻译学派 |
1.5.2 翻译史学研究 |
1.6 研究内容 |
第2章 传教士汉学家对《西游记》的译介研究(1822-1916) |
2.1 本阶段《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隐性传播”探究 |
2.1.1 开创《西游记》英译史的《华英字典》 |
2.1.2 艾约瑟对《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介绍 |
2.1.3 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中的《西游记》 |
2.1.4 明恩溥《中国人的德行》中的《西游记》 |
2.1.5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隐性传播”贡献 |
2.2 作为“显性传播”的《西游记》英译文 |
2.2.1 詹姆斯·沃尔对《西游记》的译介 |
2.2.2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翻译与改写 |
2.2.3 晚清时期其它《西游记》英译文 |
2.3 本阶段《西游记》“显性译文”的译者身份探析 |
2.4 本阶段译者的译介动机考察 |
2.5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2.5.1 李提摩太其人其译 |
2.5.2 李提摩太“援佛入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2.5.3 李提摩太翻译《西游记》动机探析 |
2.5.4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2.5.5 走向基督—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人物的“改造” |
2.5.6 李提摩太眼中的《西游记》宗教成分 |
2.6 本时期《西游记》译介之不足 |
2.7 本章小结 |
第3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启蒙期”(1917-1932) |
3.1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对《西游记》的介绍 |
3.2 文仁亭《中国神话与传奇》中的《西游记》 |
3.3 东方佛学的“西游记”——海伦·海耶斯《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3.3.1 译者海伦·海耶斯的身份探析 |
3.3.3 海耶斯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认知 |
3.3.4 海耶斯译本中孙悟空的形象建构 |
3.3.5 “东方智慧丛书”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选材 |
3.3.6 海耶斯《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与底本 |
3.3.7 本章小结 |
第4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繁荣期(1942-1968) |
4.1 倾听译者的心声——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4.1.1 阿瑟·韦利其人其译 |
4.1.2 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介绍 |
4.1.4 《猴》的译介语境与读者接受 |
4.1.5 韦利对原着创造性的裁剪与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 |
4.1.6 韦利对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及对唐僧形象的“还原” |
4.1.7 倾听译者的心声——韦利思想倾向在《猴》中的折射 |
4.1.8 译,还是不译——韦利对《西游记》诗词的删减原因探析 |
4.2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教材的《西游记》研究 |
4.2.1 梅仪慈对《西游记》的介绍 |
4.2.2 陈绶颐《中国文学史述》中的《西游记》 |
4.2.3 黎明《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 |
4.2.4 白之《中国文学选集》中的《西游记》 |
4.2.5 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中的《西游记》 |
4.2.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的《西游记》 |
4.3 作为儿童文学与幽默小说的《西游记》英译本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当代《西游记》英译的学术转向——以余国藩译本为中心 |
5.1 余国藩其人介绍 |
5.2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探析 |
5.2.1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底本选择以及对小说第九回的认识 |
5.2.2 谁是作者?余国藩对《西游记》作者的认知 |
5.2.3 余国藩对《西游记》小说中诗词的认知 |
5.2.4 《西游记》的宗教意蕴 |
5.3 坚持“可译性”——余国藩《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 |
5.3.1 余国藩对《西游记》称谓词的翻译 |
5.3.2 余国藩对《西游记》典故的翻译 |
5.3.3 余国藩对《西游记》比喻、成语的翻译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本研究的发现 |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6)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 |
1.1.1 文献搜集及宏观分析 |
1.1.2 各主题研究现状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学术价值 |
1.3.2 现实意义 |
第2章 变异修辞与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英译再现研究 |
2.1 中、西方修辞研究发展历程概述 |
2.2 汉语修辞的定义及分类 |
2.2.1 汉语修辞的定义 |
2.2.2 汉语修辞的分类 |
2.3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 |
2.3.1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的界定 |
2.3.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述评 |
2.4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及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4.1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 |
2.4.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5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2.5.1“语言风格”的定义 |
2.5.2 语言风格与变异修辞的关系 |
2.5.3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第3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意味的英译再现 |
3.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 |
3.1.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定义 |
3.1.2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译例分析 |
3.1.3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 |
3.2.1 同词相应的译例分析 |
3.2.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3 乡土语言的英译再现 |
3.3.1 方言詈辞的英译再现 |
3.3.2 地方俗语的英译再现 |
第4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1 辞的音调的定义及分类 |
4.1.2 沈从文小说对辞的音调的运用 |
4.2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译例分析 |
4.3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5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格的英译再现 |
5.1 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1“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2 联喻的英译再现 |
5.2 飞白的英译再现 |
5.2.1 飞白的定义 |
5.2.2 飞白的译例分析 |
5.2.3 飞白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6.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7)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3 《红楼梦》诗词英译的研究现状 |
1.3.1 《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概况 |
1.3.2 《红楼梦》诗词英译较早时期研究概况 |
1.3.3 《红楼梦》诗词英译新世纪研究概况 |
1.3.4 《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倾向和主要问题 |
1.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1.4.1 描述翻译研究 |
1.4.2 语料库翻译研究 |
1.4.3 译者风格研究 |
1.5 研究方法 |
1.5.1 实证分析法 |
1.5.2 描写法 |
1.5.3 文本细读法 |
1.6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1.7 本研究的框架结构 |
第2章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 |
2.1 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的传统 |
2.1.1 萌芽: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
2.1.2 发展:唐宋时期 |
2.1.3 成熟:宋元时期 |
2.1.4 盛极而衰:明清时期至五四运动 |
2.2 《红楼梦》诗词的特点及功能 |
2.2.1 代拟诗——按头制帽,模拟声腔 |
2.2.2 诗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红楼梦》英译史中的诗词翻译简述 |
3.1 《红楼梦》诗词零星摘译 |
3.1.1 德庇时:1829 年《汉文诗解》 |
3.1.2 梅辉立:1867 年《浪漫小说》 |
3.1.3 翟里斯:1901 年《中国文学史》 |
3.2 节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3.2.1 包腊:前八回节译本《红楼梦》 |
3.2.2 乔利:五十六回节译本《红楼梦》 |
3.3 编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3.3.1 王际真编译本中的诗词 |
3.3.2 麦克休姐妹转译本中的诗词 |
3.4 全译本中的《红楼梦》诗词 |
3.4.1 邦斯尔译本中的诗词 |
3.4.2 霍译本中的诗词 |
3.4.3 杨译本中的诗词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定量研究 |
4.1 全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4.1.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4.1.2 词表和高频词 |
4.1.3 形符、类符和类符/形符比 |
4.1.4 词汇级别 |
4.1.5 平均词长 |
4.1.6 主题词 |
4.1.7 平均句长 |
4.2 节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4.2.1 语料库创建说明 |
4.2.2 高频词 |
4.2.3 类符形符比 |
4.2.4 词汇级别 |
4.2.5 平均词长 |
4.2.6 主题词 |
4.2.7 平均句长 |
4.3 编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4.3.1 王际真译本中的诗词 |
4.3.2 麦克休姐妹译本诗词 |
4.4 摘译本中诗词的定量研究 |
4.4.1 德庇时英译《西江月》 |
4.4.2 梅辉立英译《红楼梦》诗词 |
4.4.3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中英译的诗词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英译《红楼梦》诗词的定性研究 |
5.1 诗歌形式的保留 |
5.2 音韵效果的保留 |
5.3 修辞格的处理 |
5.3.1 对偶 |
5.3.2 典故 |
5.4 隐喻意义的传达 |
5.5 意象的再现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会历史视角下的《红楼梦》诗词英译 |
6.1 摘译本:去工具化的开始 |
6.1.1 德庇时:见诗词而不见《红楼》 |
6.1.2 梅辉立:见诗词且见《红楼》 |
6.1.3 翟里斯:小说初现轮廓 |
6.2 节译本:逐渐显现真实面貌 |
6.2.1 包腊:第一次严肃的译介 |
6.2.2 乔利:第一个单行本出版的英译本 |
6.3 编译本:通俗文学作品 |
6.3.1 王际真:出版社赞助的译本 |
6.3.2 麦克休:巨大的市场成功 |
6.4 全译本:建构真实多面的诗意世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本研究的发现和结论 |
7.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拓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8)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翻译风格与副文本综述 |
第一节 翻译风格概述 |
一、翻译风格命题 |
二、翻译风格外延 |
三、翻译风格内涵 |
第二节 由“深描”走向“厚译” |
第三节 由厚翻译走向副文本 |
第三章 装帧风格:现代热度vs历史厚度 |
第一节 装帧概述 |
第二节 翟译本装帧:现代热度 |
第三节 梅译本装帧:历史厚度 |
第四章 序言风格:传播热度vs学术厚度 |
第一节 序言概述 |
第二节 翟译本序言:传播热度 |
第三节 梅译本序言:学术厚度 |
第五章 注释风格:普及热度vs研究厚度 |
第一节 注释概述 |
第二节 译注类型 |
第三节 翟译本译注:普及热度 |
一、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概述 |
二、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分类 |
第四节 梅译本译注:研究厚度 |
一、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概述 |
二、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分类 |
第六章 附录风格:0vs |
第一节 译着附录概述 |
第二节 梅译本附录探析 |
第七章 结论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第二节 局限与展望 |
一、研究局限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9)薛涛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变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对象及内容 |
第一章 薛涛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
第一节 滥觞期(20世纪初期) |
第二节 发展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 |
第三节 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
第二章 薛涛在英语世界的他国化形象 |
第一节 热情奔放的薛涛形象:《孟沂的故事》 |
第二节 勇于反抗的薛涛形象:《问流水》 |
第三节 “有雌声”的薛涛形象:以英译薛诗为例 |
第三章 英语世界薛涛接受的变异分析 |
第一节 文化误读下的诗歌意象 |
第二节 文化过滤下的写作风格 |
第三节 文化缺失下的中国典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创新点 |
1.4 选题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莫言小说译介现状梳理 |
2.1.1 莫言小说译介语种概览 |
2.1.2 基于OCLC的收藏莫言小说英译本的全球图书馆数量 |
2.1.3 基于亚马逊网站评论的一般读者接受现状 |
2.2 文献综述 |
2.2.1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综述 |
2.2.1.1 莫言小说翻译的总体研究趋势 |
2.2.1.2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
2.2.1.3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关键词网络图谱 |
2.2.1.4 莫言小说翻译为论题的硕博士论文概览 |
2.2.2 莫言小说修辞翻译研究综述 |
2.3 理论基础 |
2.3.1 修辞学理论 |
2.3.1.1 域外修辞学研究演变 |
2.3.1.2 中国修辞学发展流变 |
2.3.1.3 广义修辞学理论 |
2.3.2 巴赫金理论 |
2.3.2.1 巴赫金语言哲学——对话主义 |
2.3.2.2 历史诗学——复调诗学 |
2.3.2.3 文化诗学——狂欢化诗学 |
2.3.3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 |
第三章 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及其英译 |
3.1 莫言的文学修辞思想 |
3.2 莫言小说明喻修辞及其英译 |
3.2.1 《红高粱家族》明喻本体的特征 |
3.2.2 《红高粱家族》明喻喻体的特征 |
3.2.3 《红高粱家族》明喻的英译 |
3.3 莫言小说通感修辞及其英译 |
3.3.1 莫言文学中的通感修辞建构 |
3.3.2 通感修辞的定义及属性 |
3.3.2.1 通感的修辞维度 |
3.3.2.2 通感的认知维度 |
3.3.2.3 通感的哲学维度 |
3.3.3 通感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及其翻译 |
3.3.4 葛浩文与莫言的审美共通感 |
3.4 莫言小说超常规句式及其英译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及其英译 |
4.1 杂语修辞及其英译 |
4.1.1 杂语修辞 |
4.1.2 杂语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 |
4.1.3 杂语修辞在英译文中的翻译 |
4.2 戏仿修辞 |
4.2.1 莫言小说文本中的游戏性戏仿建构 |
4.2.2 仿拟修辞的定义 |
4.2.3 仿拟的基本属性及心理认知过程 |
4.2.4 仿拟和互文性 |
4.2.5 莫言小说仿拟修辞在译文中的翻译和建构 |
4.2.5.1 词汇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4.2.5.2 短语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4.2.5.3 句子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4.2.5.4 风格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4.2.5.5 篇章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4.2.6 仿拟修辞的认知诗学建构与翻译 |
4.3 民间诗学 |
4.3.1 猫腔叙事及其英译 |
4.3.1.1 开章引子中的猫腔及其英译 |
4.3.1.2 正文中的猫腔唱段及其英译 |
4.3.1.3 猫腔叙事在译文中的修辞建构 |
4.3.2 莫言文本的类书场叙事及其英译 |
4.3.2.1 莫言的类书场文本建构概述 |
4.3.2.2 《天堂蒜薹之歌》类书场歌谣的英译 |
4.3.2.3 《酒国》类书场文本建构及其英译 |
4.3.3 莫言民间诗学的异质性与可译性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莫言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5.1 修辞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
5.2 莫言小说的反讽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5.2.1 反讽及西方反讽理论体系 |
5.2.2 反讽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5.2.3 反讽在莫言文学中的建构及英译 |
5.2.3.1 言语反讽 |
5.2.3.2 叙事反讽 |
5.2.3.2.1 戏仿性反讽 |
5.2.3.2.2 结构性反讽 |
5.2.3.2.3 语态性反讽 |
5.2.3.2.4 视点性反讽 |
5.2.3.3 总体反讽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6.1 研究总结 |
6.2 不足与局限 |
6.3 展望与前景 |
参考文献 |
后记 |
简历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四、到英语世界展现风采(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小说英译本与原着的对比研究[D]. 姜雪.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3]高中生英语演讲能力培养行动研究[D]. 李向勤.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桃花扇》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D]. 王若婷.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9)
- [5]《西游记》英译史研究[D]. 王文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6]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D]. 张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研究[D]. 康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 丁立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薛涛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变异研究[D]. 彭瑶. 贵州师范大学, 2018(12)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叶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