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事件

一、2000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张玲潇^[1]（2021）在《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文中认为本文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中国高铁产业自诞生以来12年间（2008—2019）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试图从共识性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建构产业认同和实现产业利益的价值。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问题:1)高铁产业诞生以来开展了哪些战略传播活动,有什么特征?2)高铁产业战略传播与产业认同建构的关系如何?3)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在提升高铁品牌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以及促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方面有哪些效果?本文主体部分有十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于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活动,从战略传播背景、运行机制、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是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国内外背景回顾;第三章是对以铁道部为主导的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研究;第四章是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借力国际会议、展览等形式的组织传播的研究;第五章是从主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关注于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战略传播。其中第六章聚焦高铁“走出去”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价值分析。第七章对“走出去”阶段的高铁多主体联动传播和多层级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第八章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高铁外交公关,与利益相关群体对话的组织传播和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三种战略传播手段进行了梳理;第九章对高铁战略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了深入探究,这个阶段传播善用第三方视角讲故事,主题更贴近受众,话语方式也更吸引人。第十章,借鉴建构主义学派的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转化理论,分析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及未来改进策略。结语,对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两个时期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回顾,得出战略传播是增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的方法。在深度挖掘、收集、整理高铁诞生十余年以来的相关史实基础上,对不同时期大众传播媒体关于高铁的报道,以及高铁产业通过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发布的新闻文本,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选取高铁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领域高校学者和高铁工程师等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并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分析和总结高铁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整体勾画。本文创新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以往关于高铁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理论视角进行的,而从战略传播角度关注高铁产业的比较少见,本文用战略传播理论考察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前人研究的较好补充。第二,论文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了整体勾画,分析并总结了其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并借用多学科理论对原始文献和调查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与解读。论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第三,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同建构理论对高铁产业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分析,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探究战略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逻辑关系,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社会急剧转型、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多重背景下,高铁产业正面临着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双重建构任务。在认同的建构中,信息的传播是核心和关键,通过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有利于实现受众态度转变和行为转化。高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多元传播主体、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渠道,针对国内外受众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是实现高铁产业国内和国际认同的有效方式,同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张健康^[2]（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提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熊辛格^[3]（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秦文平^[4]（2019）在《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段祺瑞政府是民初执政时间较长的中央政府,其治国理政方略对民初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政府执政时间自1916年6月29日段祺瑞受命组阁到1918年10月10日段祺瑞辞职,存续两年四个月。中间虽短暂辞职,但终能再掌权柄。在政府运行期间,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以稳定中央政权。学界对段祺瑞政府的研究多集中于“府院之争”、“参加一战”、“皖系独裁”等具体的政治军事事件上,而未将段政府置于民初社会的整体环境中予以系统考察。本文拟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以及这届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以窥探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价其施政得失,从而全面、客观地认识这届政府。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本章先分析洪宪帝制覆灭后中国南北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然后叙述段棋瑞受各方推戴组织政府的概况。第三部分介绍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举措。首先,清除帝制势力。针对帝制残余,政府坚决打击洪宪帝制祸首、反对张勋复辟。其次,加强中央集权。政府推出改造国会和武力统一两大举措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第四部分论述段祺瑞政府的经济政策。段政府组成后,财政总长陈锦涛即提出整顿经济的两点方针:一、恢复原状。二、整理财政。此后,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的有利时机,在财政金融、工商业、农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第五部分探讨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政策。段祺瑞政府承袭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并加以完善,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民初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部分为结语。对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以综合、客观地评价政府的治国理政举措。本文通过梳理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及其治国理政举措,认为段政府治国理政的举措是符合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的,其效果也是可圈可点的。民初中国社会新旧并存、矛盾兼与,亟待革新。段政府顺应时代要求,积极维护共和国体、加强中央权威,推进农工商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为民初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中央权威羸弱、内部官僚腐败、各省督军抵制,因而这些政策的执行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最终因派系纷争,政府下台,改革落下帷幕,这也是政府始料未及的。

黄健峤^[5]（2019）在《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文中指出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本市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更是明确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受惠于政府的重视,A股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各类改革也在近年快速推进,如:已经得到落实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还有即将启动的沪伦通和刚刚被提上日程的沪德通等。这一系列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中,以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最为典型和代表,引发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讨股票市场开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然而,与政府的努力、投资者的热情不同的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开放和外资持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采用多个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往往很难排除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到其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尤其是缺乏从微观层面探讨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及其相关经济后果的文献。实际上,对影响公司信息环境因素的探讨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上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这一分步实施的互联互通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迎合理论等,顺应着信息流的方向,通过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及年度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从信息的供给、解读及经济后果等维度探讨了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具体影响。论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从信息供给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增加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数量,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提升;而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机构持股较少的企业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进一步地,股票市场开放促使了公司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审计投入的增加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数量的提升和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意味着上述三者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其次,从信息解读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这意味着随着股票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市场上的投资者越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包括与公司相关的负面消息,增强了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而股票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当中,说明政府背景和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发达程度会对股票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此外,股票市场开放提升了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并抑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意味着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降低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股价同步性、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渠道。再次,从经济后果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水平较好的公司当中,具体表现为对于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公司和媒体关注度更高的公司,股票市场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另外,股票市场开放会通过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来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说明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意味着股票市场开放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丰富了国内股票市场开放的研究,还补充了国际上关于外资持股及股票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并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独特证据。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股票市场开放过程中外资股东的特殊影响,但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基于跨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较少有对公司信息环境的系统研究。与成熟资本市场较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不同,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差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信息环境,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检验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作用将提供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强有力的证据;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已有文献大多很难厘清外资持股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设计则不仅巧妙地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还拓展了这一领域文献,从而对于后续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本文拓展了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相关研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被认为是相对不透明的。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股票市场开放能够显着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改善新兴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现有对公司信息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研究还具有较强的实践和政策启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直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积极响应了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精神,为互联互通机制的有效实施乃至后续资本市场的深度开放提供丰富的证据支持,表明有序吸引外资参与到内地资本市场建设中来大有裨益,突出了外资政策透明、稳定、可预期对于我国微观企业乃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系列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谭淼^[6]（2018）在《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说明虽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会员大会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质上已长时间停摆,同时证监会对总经理、理事长以及副理事长具有直接任命权,证明证监会对常态化运行的总经理与理事会制度具有强影响力。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由此分离为名与实两部分——名为会员制,实为证监会集中管理的准行政机关。学者常批评交易所准行政机关的现状使其缺乏独立性。但实际上组织形态的名与实分离是为了适应制度环境与现实环境不同的要求,实质组织形态具有其存在合理性。名义上采用会员制是90年代交易所初创时模仿世界主流交易所形态以增强交易所存在合法性的方式。而实质的组织形态则需要回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1990至1997年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沪深两市相互竞争的历史可以观察到中央与地方在交易所管理权上的博弈。这场竞争显示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市场的容量而非质量,对市场参与者监管放松从而发生负面事件,由此促使证监会诞生以及交易所管理权收归至证监会。捷克与波兰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对比说明转型经济体证券市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英美自发地形成证券市场模式不同,转型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展证券市场,一开始就需要强势的行政机关以及规定高质量信息披露的法律。行政强势也会影响交易所的组织形态,在行政监管强势的波兰,华沙交易所为国有,展示了区别于英美会员制、公司制以外的组织形态的可行性,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我国交易所实质组织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韩毅勇^[7]（2016）在《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以及国民党实行的政治集权、经济推进的政策,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到1970年代初,台湾经济、教育及社会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就,中产阶级阶层崛起。一部分受过国外或台湾本地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精英利用台湾当局领导人新老交替之际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掀起“青年问政运动”,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开启了战后台湾史上意义重大的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陈鼓应是这些青年知识精英中的一员。陈鼓应是生于福建长汀客家地区的“外省人”,受到过台湾大学殷海光等思想家自由民主观念的熏染,自始至终参与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大学杂志》的创办可谓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表现为新生代知识精英的“青年问政运动”。陈鼓应在其中担任编委,参与发表过《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国是诤言》、《国是九论》等重头文章,与其他编委一起呼吁台湾当局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大学杂志》问政期间,钓鱼岛问题爆发,引起海外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和《大学杂志》知识人群体积极参与到爱国保钓舆论中,且在保钓中自觉将学运从对外扞卫领土的方向引导到向内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陈鼓应以台湾大学教师的身份在校园内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发展民主生活、开放学生运动,反响极为热烈。不过,在学生运动中也引发“民族主义论战”,“统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随着蒋经国接班大势确定,接班团队成形,当局遂恢复了对言论的控制,校园民主运动遭受打击。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发生和《大学杂志》群体的分裂,宣告“青年问政运动”和校园的学生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社会运动之火既已点燃,便很难真正扑灭。陈鼓应等追求政治革新的知识精英逐渐将视线从校园内转移到校园外,推动社会改革的方式也逐渐由言论的参与向行动的参与转变。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了维护人权的运动。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人权运动的展开多为隐蔽的、分散的,有时需要配合国外的组织和个人来进行。70年代后期出现突破这种隐蔽、分散性的新型社会运动机会,这便是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的时间到了。从《大学杂志》集团分裂出来的张俊宏、许信良等本省人,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利用合法参选的时机,逐渐与基层民众结合,发展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抗议运动。陈鼓应等外省知识分子也参与到选举当中。虽然不同省籍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认同上已经出现分歧,但他们在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目标下暂时搁置了争议。正当这场公职选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发生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事件,蒋经国借此宣布选举延期举行、停止竞选活动,使运动戛然而止,遭受重挫。陈鼓应所全程参与的台湾七十年代社会运动,显示出多种意义。其一,从中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转型不是蒋经国晚年一纸文书解除戒严那么简单,而是台湾中产阶级崛起后,社会精英一波一波逐层推进的反抗运动所积累的结果,当局最后的退让是情非得已的选择。其二,从中可以看到外省籍知识分子在台湾政治转型历程中的奋斗、牺牲和贡献,不像当代一些台独人士所宣称的民主是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翻身”,台独派以民主为名谋求去外省化、去中国化,是毫无根据的谬论。其三,从中可以看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民主与民族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向。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社会民主运动常常表现为服从急迫的民族使命,民族压倒民主,这种情形在国民党退到台湾初期仍然延续,但到了七十年代,从中产阶级内生的民主运动,却能表现出求民主之同存统独之异的一面,这种特别年代里民主先于民族的现象所形成的反差,特别值得精细了解历史运动的学者观察。

张旭杨^[8]（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YU ZHEN^[9]（2016）在《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为消除资本市场的信息障碍,提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令世界各地企业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中得到最优的估值及投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1年初重组,2003年6月公布了IFRS第1号,随后IFRS得到了不断地充实、改进和完善。2005年欧盟的上市公司强制执行该准则,同年美国将本国会计准则转向IFRS趋同。2006年2月中国公布了全面趋同IFRSs的新版会计准则,同年7月日本金融厅企业会计审议会发表了《会计基准のコンバージェンスに向けて（意见书）》（面向会计准则的趋同（意见书））,其中包括了将IFRS纳入视野以及强制采用的路线图。本文通过运用对比的方法,在对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企业会计准则和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企业会计准则,就它们制定的组织体系、历史沿革进行了简洁的对比,重点就三套准则在存货、固定资产、准备金、金融工具、商誉、销售收入、销售成本、资产减值等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处理规定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进而以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2012年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数据为例,根据分析结果所得出的映射关系对会计报表进行了由JGAAP至CAS的转换,同时就三套准则之间的差异对财务报表净损益的影响进行说明和分析。从而说明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导入和趋同的过程中,企业会计准则的以新代旧会直接导致企业财务报表结果发生变化。本文研究意义在于,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投资者向近邻的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根据本文所述的转换方法及理论,将日本当地的财务报告转换至适宜的中国财务报告,使投资时所必要的财务情报分析更加简易化。反之,其它国度的投资者也可参考。同时,根据该映射关系可以运用至新兴的XBRL系统中进行程序编制从而加快转换的速度以及准确性。

皮六一^[10]（2013）在《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的功能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证券交易活动,相应地,证券交易制度始终是证券市场的关键制度之一。证券交易所历来是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的核心,在经济发展和竞争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证券交易制度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个证券市场的竞争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因此,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研究不但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的核心课题,更是中国如何建设一个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强大的证券市场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采用了形式逻辑、数理模型、几何分析、计量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论、行为金融学分析方法、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分析工具。本文试图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比较分析,由此来分析和验证国内外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的关键因素、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从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理论,从而逐步建立一个中国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的整体研究框架。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无论其规模大小和业务多少,其核心功能始终是证券交易,证券交易制度也因此成为证券交易所的核心制度。世界证券市场20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无论哪个市场在设计与变革证券交易制度时都必须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现行的中国证券交易制度适应封闭条件下新兴加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但不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时代的全面开放和走向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在组织证券交易的能力上与国际一流交易所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致命弱点之一。为此,本文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对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进行系统研究,逐一分析证券交易制度怎么做的、现在怎么样、谁来变、将来怎么变等重大问题。本文首先专题研究海外市场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实践,回答全球证券交易制度到底是“怎么做的”。交易制度是为交易业务服务的,因此服从于业务发展,受制于实现模式。考察证券交易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两条主线：一是交易机制,二是交易组织体系。交易机制旨在解决使用什么交易方式去交易证券,以及如何控制交易进程的问题。交易组织体系旨在解决证券与机制的搭配问题和市场定位问题。不同的证券市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复杂型和简单型的交易组织体系。本文比较研究了海外主要证券交易所的具体实践,专门分析证券交易所交易组织体系的范例、成因及发展趋势,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重点剖析证券交易业务的基本类型、创新策略与发展趋势。其次,本文把中国证券交易制度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回答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现在怎么样”。如何客观地评估一个市场证券交易制度是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与纵向的历史分析两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一是根据证券交易制度设计的目标与原则,建立了证券交易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从横向上基于国际视野对我国市场证券交易制度的现状进行评估。二是从纵向角度,通过建立证券交易制度效率指数,为计算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同一证券市场证券交易制度的质量提供了定量分析工具。基于上述工作,本文设计了纵向与横向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相配套的一整套的证券交易制度比较分析工具。本文重点研究了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的主要影响因素,回答“谁来变”的问题,通过分析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演变历史,可以发现证券交易所历来在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且随着从会员制向公司制的演变,证券交易所的决定权也不断扩大,交易制度的设计目标也逐步由注重公平转向强调效率。本文通过系统研究沪深证券交易所前端控制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揭示出了隐藏在中国证券交易制度中的“监管之手”,提出监管者的意志嵌入是是中国证券交易制度设计与变革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异化现象以及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落后地位的重要原因所在。本文提出证券交易制度位于证券市场制度体系的基础部位,对证券交易制度的研究与变革能起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即通过改革在制度中位于最基础部位的制度结构,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那样地对相互关联的制度结构进行改革。本文重点了研究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变革战略及具体实施方案,回答了未来中国证券交易制度“将来怎么变”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关键在于解决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必须真正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二是监管体系必须具有高度的透明性。因此,中国证券交易制度变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差异化的目标,处理好创新、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处理好产品创新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相互匹配的关系；处理好现货产品与衍生品平衡发展的关系；处理好金融创新参与各方利益均衡的关系。本文专门设计了证券交易制度变革的三维空间战略,即市场变革战略、交易方式变革战略、产品变革战略。本文具体设计了五类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衍生品市场和柜台市场）根据各自产品类型和交易方式两维度结合后的系列创新矩阵,作为今后交易制度变革发展的指导框架。本文提出了建立差异化交易制度、大力发展大宗交易市场、尽快建立基础衍生品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逐步实施日内回转交易制度等五项证券交易基础制度变革的具体措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一个完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程度日益深化的经济体,随着人民币海外化进程的深入,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保护程度最高的部分之一也正面临全面的开放。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基于美元本位制度之上的动荡不安的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把持国际组织、联合制定国际标准并强制其他市场采用等方式事实上垄断着国际证券交易制度,因此,深入研究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积极推进其变革完善,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2000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4）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7）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0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D]. 张玲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D]. 秦文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D]. 黄健峤.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
• [6]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D]. 谭淼.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7]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D]. 韩毅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8]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9]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D]. YU ZHEN.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中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变革研究[D]. 皮六一.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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