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变与传统发展观的转变

一、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型与传统发展观的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钱美玲^[2]（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夏承伯^[3]（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李栋^[4]（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赵明霞^[5]（2019）在《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源上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反映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更反映了人类在利用自然环境上的失序问题。也可以说,环境问题的根源是资源生态的有序性和有限性,与人的需求和行为、关系的无限性和无序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的有序性和有限性是其事物的本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调整人的行为和关系出发。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组织还是个人,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探索如何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发展的路径。上世纪7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观和人权观的推动下,环境权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之中。对于环境权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社会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环境权是“公众在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中生活,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梳理多年来关于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发现环境权的理想性与工具性双重内涵之间存在明显的疏离,它依然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状态。虽然学者对环境权的理论研究视角多元,但视角之间缺乏一种整合性和系统性的求实态度,而在实践中,各国的环境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给环境权进一步发展的营养素材也是有限的。环境权依然是“在理论上可取、实践上难以操作”的权利类型。如何认识环境权,明确其现实价值和意义,这是破解所有问题的关键。反思之,权利的意义不是在于宣示,而在于对现实发挥切实的指引力,人权更是如此。权利的实现,其重心不仅在于权利所代表的价值和利益得到权威的认可,也在于被权威认可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并为主体所实际享有。追溯根源,环境权是因环境问题而产生,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促进环境保护、配置环境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不容否认。环境权的价值和根本任务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更新”和“制度建设”双重变革。环境权的实现就是要求公民能够切实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的环境品质,并且这一权利能够得到法律保障、社会尊重和国家保护。然而,变革之路并非坦途,因此环境权的实现也是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博弈并走向平衡的过程。本文从人权法学的视角,探析环境权的实现逻辑,并相应的构建环境权实现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用法律、道德原理,实现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合作共赢机制。论文除了导论和结论的基础论证外,将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梳理环境权的研究和发展进程。总结环境权的发展背景、理论探讨、国际组织及世界主要国家环境权的实践现状,提出环境权的研究需要务实的态度将其付诸实施,而其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引导。第二章,探讨环境权的人权属性构造。环境权作为人权的属性体现在环境权的内涵、外延和效能上。环境权是人类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品质,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具有促进环境保护、维护环境利益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其主体、客体和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人权属性。第三章,探索环境权的实现路径。作为人权的环境权,其法律实现和社会实现的途径都至关重要。首先环境权应在作为社会基本规范的法律中得到体现;其次环境权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表现为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公众等积极采取行动,履行职责义务,推定环境相关制度的实施;而环境权的实现最终在于塑造人格,塑造一种理性的规范意识和秩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第四章,分析影响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外部因素。环境权的实现并非“真空操作”,必然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影响。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等现实条件不仅影响具体的环境品质,而且也决定了各国、各区域或群体为实现环境权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和制度设计重心。第五章,构建环境权实现的机制体系。社会制度建设及其内部的有机衔接是环境权实现的关键环节。以国际环境公约为指导,以当代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为基础,构建完整的环境权利调配、保障、救济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机制体系。第六章,作为对法理分析的实践延伸,以我国国情为基础,探索环境权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状况。环境权的价值及其实现目标与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现实的契合性。在总结我国相关有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顾和梳理我国环境权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机制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尚晨光^[6]（2019）在《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时代属性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生态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发展的结果,生态文化具有完整的发生逻辑和重要时代价值,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基,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论文拟从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时代属性为研究方向对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探索》（批准号:16ZZD00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绿色技术范式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批准号:14AZX007）做后续研究,以期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化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提供支持。第一章,生态文化的一般性概述,本章主要针对生态文化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同时论述了生态文化的基本内容构成以及新时代生态文化的基本特性,进而本章指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价值主体讨论、人的主体性问题都是生态文化的主要研究指向。本章也通过对文明和文化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语境,对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二章,生态文化的发生逻辑,生态文化的兴起有着复杂的自然学科背景和生态实践基础,本章在生态实践层面分析了目前全球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工业文明发展弊端给社会造成的精神失落以及20世纪初西方世界兴起的绿色运动;本章也侧重分析了生态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复杂性科学不同阶段的学科思想分别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三章,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探析,本文认为,特定时期的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该文化对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本章分梳理了中西方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也分析了西方生态伦理学不同流派之间的生态价值观、以及来自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批判,从而在三个维度建构了生态文明时期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第四章,生态文化的时代属性,本章将生态文化的探讨聚焦实践层面,分析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生态文化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下形成了自然观、发展观、民生观三个层面的转变,同时本章还尝试分析了生态文化对现实技术活动生态维度的规约,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文化与我国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第五章,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分析,生态文化的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工程,要根据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现状确立生态文化的发展战略规划,也要完善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实现深度挖掘、进行深层次和普遍化的公民生态意识的普及教育,也能让优秀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文化成果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生态文化的兴起有着完整的发生逻辑。第二,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应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协调发展为根本指向。第三,生态文化是我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引导功能。

孟溦蕾^[7]（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赵国营^[8]（2018）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打仗要布阵,下棋要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更要做好总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深刻转变,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总规划和顶层设计,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内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中,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中。因此,总布局的表现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战略规划的理论认知和顶层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和基本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系统和制度体系,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在指导和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为三种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不同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有着不同的功能目标,但却彼此协调、相互嵌入、和谐共生,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迈进。整篇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其中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整体内容结构和理论创新点。第一章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变历程,并科学界定并概括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含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我们要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视野去关注总布局,实现用“一体”统领“五位”,避免系统中“次优化”现象出现,保证系统最高目标的实现。继而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及总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从不同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最后尝试归纳概括了三种形态的总布局的科学涵义。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具体考察和论述了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发展依据、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无论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布局,还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乃至“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每一形态的总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都是我们党在深入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并且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每一形态的总布局,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形态的总布局看作最后的、不变的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第五章从理论上解析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内在逻辑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功能不一,但又相互依存,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是围绕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导,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途径,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第六章总结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启示。首先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布局目标,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布局追求,以统筹兼顾为布局方法,以“五大发展”为布局理念。其次要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位”之间的一般关系,尤为注意的是五“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把握其核心和关键是“一体”化和整体功能优化。再次,要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上升为思维习惯、工作自觉和制度机制,要使总布局成为新的思维范式、理论工具和实践模式,学会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把实现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张灏^[9]（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关雯文^[10]（2018）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快速发展,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显得尤其突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高等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应当借助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睿智和深邃,对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价值观及方法论的指导和统摄,在“理念”上进行转型和澄明,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开启转型发展之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论文研究得以开展的理论先导,一方面从史论论证维度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演进及创新,另一方面运用这一方法论探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路。其要义:一是追本溯源。首先对马克思发展观的历史生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进行了简要阐述,接着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主要历程,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初步探索、邓小平的开拓创新到江泽民的推进拓展、胡锦涛的深化突破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与升华,为研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敞开了宽广的理论视野。二是理论论证。论证了事实求是的理论基点、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反思批判的理性追求、改变世界的致思路向、以人为本的价值旨趣和交往实践的基本视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品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调、发展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同一、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一致、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叠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鲜明特征。从对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与不同发展理论的殊异甄析、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教训、当下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问题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论证。三是现实思考。从转型的缘起入手,指出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遵循了大学功能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顺应了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应势之举、是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之后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理性诉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外部困境,并对这一困境进行归因分析。四是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运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制定学校战略规划;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找准自身“生态位”;以基本矛盾为动力,统筹推进学校全方位转型;遵从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校地互动”的良好机制;利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创建高品位的大学文化;应用普遍联系原理,创设有利于转型的内、外部环境;践行“以人为中心”理念,力促高级应用型人才全面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从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两方面探讨了转型发展中的教育价值诉求重建,并指明其理性承担。五是实践探索。以金陵科技学院作为转型发展的个案进行剖析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有助于对我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正处于实践探索中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并就这一类型的高校如何更好地开展“转型发展”从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学科转型、师资队伍、科研导向、服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路径探索。

二、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型与传统发展观的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型与传统发展观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6）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时代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哲学的范式转型与传统发展观的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D]. 赵明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时代属性研究[D]. 尚晨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7]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8]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D].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9]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D]. 张灏.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10]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D]. 关雯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标签：经济建设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