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垃圾和多数人的暴政

一、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张运恺^[2]（2020）在《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习惯给爱伦·坡贴上“唯美”作家的标签。这一对坡的认识其实不够全面。他的作品内涵丰富,他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用艺术手法隐藏在了文本世界的想象性建构之中。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坡作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重要意义的发掘,坡的形象也变得更为全面与立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论着全面对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进行文化政治角度的阐释。本论文即从此处入手,围绕坡小说中的“异托邦”想象,来解读坡的异域表征所承载的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反思。本论文聚焦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其解读视角借鉴了福柯空间理论中的“异托邦”概念,同时也参考了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坡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出的空间符合福柯所总结归纳的“异托邦”形式。透过这些文本世界所构筑的奇异空间,坡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时间与空间挪移的变形式刻画,在看似陌生的异域空间,对美国十九世纪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对殖民扩张、帝国建构、民主制度、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也更为客观的探讨。坡的这些讨论既紧紧联系他的时代语境,也有跨时代意义,对我们反思当下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与人性仍有可借鉴之处。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坡的作品中选择深具代表性的文本,以“异托邦”的不同形式为纲,对坡的异域想象进行文化政治性的阐释,揭示坡对美国社会的彼时痼疾与未来出路的思考。论文将分为五章来展开论述。第一章是绪论。在对坡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研究坡小说中的“异托邦”书写的新意所在。在引入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之后,对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进行综合论述和分类梳理,继而阐明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对坡小说中的远征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瓶中手稿》、《裘力斯·罗德曼日记》和《凹凸山的故事》三篇小说,它们分别描绘了海洋远航、西部拓殖和殖民地时空穿越三种不同的空间跨越之旅,体现了坡对美国海外拓殖与贸易和对印第安人内部殖民的反思,表明了坡对美国继承欧洲帝国的海洋扩张野心的不安,对美国的西进运动带来的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对抗的担忧,以及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中的殖民主义原罪的焦虑。第三章对坡小说中的时间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未来之事》和《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三篇小说,它们分别通过借古讽今、借未来讽今以及死后反观生前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坡对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彼时的美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但也深受着技术至上论、人的异化、消费主义的泛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心态等问题的困扰。坡在创作时间异托邦小说时,引入新的时间维度和空间距离,对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传达了他对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的关注。第四章对坡小说中的偏离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瘟疫王》、《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陷坑与钟摆》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分别描绘了瘟疫隔离区、精神病院和监狱三个有别于日常空间的另类空间,体现着坡对十九世纪美国疫病管理机制、精神病治疗体系以及监狱惩罚体系中的生命政治机制的思考,坡在小说中揭露了权力与话语的联手运作是如何践踏着人类的生命基本权力,呼吁着人们关注病人、疯人和受监禁者的境遇,期待着美国对相关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第五章是结语。对论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坡的异托邦小说大多数看似发生在与十九世纪美国隔着遥远时间与空间距离的异质空间,但是,其想象的基底具有深刻的文化、历史与政治印痕,反映着坡所关注的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中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化进程、以及生命政治机制等重大议题。而他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所牵涉到的人与科技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具有参考意义。

张津津^[3]（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提出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张迪^[4]（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管丽峥^[5]（2019）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文中研究表明每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时,就一定会涉及到波德莱尔、法国象征诗派、唯美派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反传统的姿态、追求主观呈现的艺术立场和颓废的美学主张为现代文坛带来了一些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促进了文学的转型。在这些影响源头中,有一位作家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充分发掘,他就是被誉为现代主义先驱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作品中鲜明的审美特征和反思精神,引起了诸如鲁迅、郁达夫、于赓虞、施蛰存等众多重要的现代作家的兴趣,他们积极地翻译和介绍爱伦·坡,形成了一股可观的译介潮流。但是,因为现代文坛思想潮的更迭,以及作家和批评家在翻译介绍过程中,对爱伦·坡的中国化的改造,使得爱伦·坡的影响力逐渐弱化的同时,其一度非常鲜明的文学引导者的形象也逐渐消隐,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受到了遮蔽。基于上述缘由,本研究将梳理自1905年到1949年期间,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厘清和重新认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所起到的作用。本文有如下几个研究的层次,其一是考察他的创作对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观念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其二是探究他的文学观念对中国短篇小说理论和新诗理论的建构所作出的贡献,其三,接受者一方,也就是现代作家对爱伦·坡有何种反馈,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这些反馈既包括评价和介绍,也包括作品的借鉴,摹仿和改造。从这些反馈中,可以看出现代作家已经具备了现代性审美的意识,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话的渴望。但是,对现代性审美的敏感也使得他们面临着一种思想的困境,因为以颓废之美为追求的现代性审美,其现实态度是消极性的,而其时在中国语境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启蒙救亡意识,其现实态度则是异常积极主动的。所以,现代作家将如何解决这种抵牾,如何处理现代性审美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现代作家对于爱伦·坡反思性意识的深度把握。爱伦·坡得以进入现代作家的视野,是借助于启蒙运动创造的契机。他对传统和文学历史的反思,是相比审美趣味,更能吸引现代作家的关键原因。鲁迅和梁遇春两位作家,都是在发现了爱伦·坡作品反思意识之后,才确定了其可资借鉴的价值。爱伦·坡不仅在文学上具有进步性,且对分析中国的当代问题具有参考作用。这是爱伦·坡得以在中国流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础。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民国时期爱伦·坡重要的批评案例。现代作家们通过把启蒙的社会理想与个人的人生诉求结合在一起,纾解了在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之间原本是紧张的关系。反映在爱伦·坡的批评和介绍中,就是现代作家从审美和启蒙的双重立场出发,把爱伦·坡塑造成为在艺术上做出了超越其时代的贡献的启蒙者式的榜样。现代作家们之所以能合并两种立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拓展审美和思想启蒙是二而一的过程。第三章的重点,是梳理爱伦·坡短篇小说观念的译介历史,以及现代作家所做的相关阐释。通过这些梳理可以发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理论,是除了社会环境和作家个人选择以外,导致现代小说“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艺观念发生分野的原因之一。此外,部分作家和批评家如胡适、郁达夫、施蛰存等人,则触及到了爱伦·坡小说理论诞生的现代性背景。第四章主要分析和介绍现代作家对爱伦·坡的“反常形象”进行借鉴的具体案例。爱伦·坡笔下的反常形象,无论从外貌还是精神特征,对现代作家来说都极具参考性。因为,塑造不正常的人物形象,展现国人精神迷茫和生命力的萎缩,正是现代作家在进行现实批判时所采用的重要的艺术手段。所以通过移植和借鉴,爱伦·坡笔下的反常形象及反思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现代作家的作品之中,并对封建礼教和社会批判发挥了作用。第五章主要是通过爱伦·坡的诗歌和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出现的几个重要的传播案例,来窥见看其诗歌、诗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吴宓以古典的“忆内”诗来与《乌鸦》做主题的比较,穆木天、王独清和梁宗岱从古典诗歌资源中去寻找符合或者应对“纯诗”主张等探索,显示出他们既期望融合,同时也期望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诗学愿望。

张晓雅^[6]（2019）在《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总统选举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总统选举程序和制度,它以选举人团制度为核心,在饱含争议的社会大环境下仍在美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运行了上百年。本文以围绕着选举人团制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民主性分析为思考的重心,以美洲大陆开辟始美国式民主的诞生和选举人团制的演变和发展为历史背景,选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实时数据为论证依据,探寻美国式民主理念的政治与选举表现背后的制度架构,以及该制度深层逻辑运行下社会反馈所体现出的制度与现实的失衡。全文顺应一条逻辑线,即在民主背景的影响下,先梳理清美国设立了怎样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目标,再通过微观层面分析2016年总统大选的现实反馈,从中探寻出其背后制度框架的运行逻辑,最后以较为宏观的角度从中提炼出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差异及其原因。通过对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比较分析,本文在从不同维度得出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与现实民主脱轨结论的同时,更期望在理论上深化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在制度设计和文化层面形成一座与美国式民主研究进行有益对话的桥梁,进而更加全面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也为其他有关民主、自由和平等政治形式的研究提供思考。

卞梁^[7]（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指出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燕军^[8]（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胡义清^[9]（2017）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哲学、文化等领域观念论盛行。在文化史研究中,相当多的文化史家抱着唯心的理念夸大文化的作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拨乱反正创立唯物史观。一方面,他们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践改造。他们批判文化史家片面地拔高文化的作用并且对于文化的使用持谨慎态度,在他们的着作中文化一词出现得不多。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了社会意识的巨大的能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相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深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精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文化问题。我们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文化的社会功能是指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超越前人和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他们视文化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文化具有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还具有阶级性。文化的实践性体现在它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其内容来自实践,发展的动力是实践,文化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得到解决。马、恩反对脱离特定的历史时代、脱离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抽象地谈论文化。文化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人们的劳动生产、生活状况。文化的历史性强调文化是运动变化的,文化具有时代性、阶段性和暂时性。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文化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不可避免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创造文化的活动、与政治统治密切的法、教育、道德以及对它们的看法体现了阶级的利益与意志。某些文化形式的消失取决于阶级对立的消失。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给不同群体带来不同后果。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化阶级性的论述揭开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面纱。资产阶级打着代表全民、全社会的幌子,实则利用文化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麻痹人民的斗志,妨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看待文化的社会功能。从社会功能的视阈看,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法出发全面评价文化的作用从而超越同时代的文化史家。马克思恩格斯肯定文化对社会的正面功能,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等社会群体的负面功能。全面客观地评价文化的社会功能为逻辑上合理解释文化的某些社会功能被替代、转换、强化、弱化和消失等现象提供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科技、道德、宗教和文艺等文化形式对社会的正面功能。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加速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过渡,改进人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科技进步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道德规范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道德维护人的正当权益,保障社会公正;道德激励人向上,推动社会进步;道德还为人类发展提供导向,促使社会改善。宗教具有劝慰功能;宗教曾经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宗教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宗教提高了建筑的艺术水平。文艺提供史料,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文艺启迪人们更好地把握现实生活;文艺给人愉悦,提高人的审美水平;文艺还为革命阶级的斗争提供有力武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文化形式的负面社会功能。科技的应用导致机器排挤工人、工人的身心健康受损、工人的片面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等不良后果。基督教加速市民社会原子化,商品拜物教掩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宗教妨碍科学的发展与传播。庸俗民主主义文学空谈政治,迟滞了德国民主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阻碍德国社会发展。思辨唯心主义远离现实,敌视群众,消解哲学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直观唯物主义脱离实践,自居旁观者,无法实际地改造世界;庸俗功利主义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全面论述启发了默顿等学者完善文化社会功能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某些影响文化社会功能发生的重要因素。文化社会功能从产生、传递到被认同和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分工、交往、传统、国家权力等因素对文化的社会功能发生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分工决定文化的社会功能发生与否,分工水平制约着文化的生产水平,分工导致文化的社会功能发生过程中人们受益不均。战争和殖民等交往形式对文化传承和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传统观念和习俗影响人们接受新文化,国家权力可以直接影响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评价文化的社会功能的三条基本原则。观念形态的文化与人的心理息息相关。人的心理往往是理性和情感交织在一起,而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呈现异常的复杂性。卢梭看到了这一问题,主张区分人们在不同动机下的意志表达。"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但这种简单的"正负相抵消"远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从当下有的国家进行的选举和全民公决中可以发现这一点。文化的社会功能发生机制的复杂性对人们准确评价文化社会功能运用的效果提出了挑战。为了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人们一直在探索运用各种方法和工具来精确评价文化产生的社会效果。默顿将功能区分为正功能、负功能和显功能、潜功能为准确评价文化的社会功能运用效果提供了启示。当代文化的社会功能评价走向量化是一个进步,但是也遮蔽了某些有重要价值面又无法量化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文化的社会功能时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文化对物质的依赖性。二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些也是我们今天评价文化的社会功能应该遵循的原则。文化对物质的依赖性原则要求我们考核文化产业时坚持生产力标准。承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要求我们在评价文化建设成效时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要求在我们评估文化事业时坚持以人为本,在育人时切实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在衡量文化产品的效益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当代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启发我们扬长避短,发挥文化的正面社会功能,助推中国崛起。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发挥文化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提高中国文化生产力;促进中外文化交往,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中国崛起最大限度地团结海内外中国力量;加快智力成果转化,培育文化支柱产业为中国崛起奠定物质基础;提升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为中国崛起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总之我们要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努力建设好人民的精神家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快中国崛起。

李元元^[10]（2016）在《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与快速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得到人们广泛应用。各大传统宗教及新兴宗教也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快捷、便利、低成本等突出优势,推动宗教传播形式、宗教组织形式等方面发生变革,形成网络宗教。网络宗教具有双重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推动了宗教的快速传播,便利了宗教组织及信众开展宗教活动,消极作用表现在非法的网络宗教活动对宗教自身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造成冲击。基于网络宗教的上述发展现状,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运用宗教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知识,结合党和国家在宗教事务管理、互联网监管、新闻宣传等工作领域的方针与政策,分四个部分对网络宗教的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侧重现状描述。一是以互联网对宗教的双重作用作为切入点,通过龙泉寺等事例分析互联网对宗教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打着宗教旗号的网络诈骗、邪教通过互联网活动等事例分析了非法网络宗教活动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二是论述了网络宗教发展的现状。当前宗教网络传播与发展的主要媒介包括宗教网站、博客空间、虚拟社区（论坛）、即时通讯群组、虚拟教堂等；网络宗教的传播内容十分广泛,具体包括宗教的教义和经典,宗教领域的新闻与资讯,开展宗教仪式等宗教活动,线下宗教活动的信息与通告,宗教知识、宗教活动的感悟与讨论,等等。三是分析了网络宗教发展的新特征,包括宗教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宗教组织及活动的虚拟化、宗教信息及活动的难以监管性。第二部分侧重理论探讨。结合当前网络宗教发展实际,运用相关理论,详尽阐释了网络宗教的安全问题,一是宗教自身安全的数字化解构,包括多元通融的宗教生态遭到冲击、各大宗教思想文化混沌传播、在线宗教身份的真伪难辨、虚拟宗教场所的良莠不齐；二是政治安全遭遇去中心化,表现为信息强权进一步冲击宗教主权、传播权力分散化下的传统宗教“把关人”作用弱化、网络动员杠杆作用实现宗教政治动员的“多数人小努力”、流动性支配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分化；三是社会安全遭遇自由化冲击,表现为“网络多数人暴政”极大干扰了社会心理、舆论的“蝴蝶效应”增大涉宗教因素问题的社会风险概率、“网络意见领袖”强化宗教社会控制功能、“议题设置”主体多元化加大宗教社会冲突治理难度；四是文化安全遭遇强权化,表现为宗教文化价值负面作用放大、我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弱化、西方宗教文化网络霸权形成、我国宗教文化创新能力削弱。第三部分侧重原因分析。一是我国宗教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宗教格局的现实改变、世界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开展宗教渗透问题较为突出等；二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的存在问题,包括宗教事务管理互联网意识欠缺、宗教事务管理存在真空地带、宗教事务管理法制不完善、宗教事务管理队伍建设不足；三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存在问题,包括监管理念存在误区、监管技术条件落后、监管法制不完善。第四部分侧重机制构建。该部分以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推动网络宗教的健康发展为出发点,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线上、线下两个领域,对我国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的防范与解决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一是提出了网络宗教工作的主要原则。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网络安全观相结合；坚持中国化方向,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坚持“导”字,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二是提出要构建宗教的网络话语主导权。包括通过网络媒体讲好中国宗教故事；技术为先,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人才为重,打造高素质专业网络队伍；综合协调,建立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制度保障,提升宗教治理法治化水平。三是要抵制打击互联网下的宗教渗透。包括重点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增强国际间宗教的对话与交流。四是化解现实宗教领域的实际问题。包括切实保障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突发性事件、切实解决信教群众的民生问题。总之,对于网络宗教问题,我们要以中国化为大方向,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要目标,兴其利除其弊,探索有效的治理路径与措施,使其在不威胁我国宗教自身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网络宗教健康、有序发展。

二、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2）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3）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4）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D]. 张运恺.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3]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伦·坡[D]. 管丽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D]. 张晓雅. 云南大学, 2019(03)
• [7]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研究[D]. 胡义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10]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研究[D]. 李元元.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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