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安危——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赴俄纪事（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于峰[2]（2021）在《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师范音乐教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师范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对师范音乐教育进行了初步摸索。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萌芽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探索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期。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呼吁有识之士从事教师职业,对当时教师忽视音乐课程的现象与音乐课程无序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法进行了批判,认为音乐课程在整个师范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师范学校,编写师范音乐教材,《小学各科教授法》为主要代表,对唱歌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萌芽期,列宁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广泛设立,师范教育呈现出“四维”结构。师范学校音乐教师队伍有以徐特立、李伯钊等人为代表的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他们把从苏联等国家留学所得介绍到中国,有以石联星、缪敏等人为代表的革命者。师范学校均开设有音乐课程,课外文娱活动与宣传革命与生产的音乐活动丰富。师范音乐教材如闽西列宁师范的《教学法》,永新县寒期教师讲习所的《教学法》,短期列宁师范的《教育大纲》等,对音乐课程的视唱法、听唱法进行了分阶式阐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探索期,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以抗战为中心,与根据地实际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特色主要有两点,一是专业音乐教师培养机构的建立,盐阜师范学校音乐组及音乐教师训练班;二是高等学校师范教育院系音乐科的建立,开创了根据地“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先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进入发展期,这一时期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典型特点是“新型正规化”。在“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师范音乐教育朝着“新型正规化”迈进。师范学校加大音乐课程在内的文化课程比重,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力求正规化,在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上,以合唱、指挥、器乐、音乐基础知识等为主,与抗战时期以教授抗战歌曲为主形成对比。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历史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了传承与发展。重视培养社会需要与素质全面的音乐师资、重视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与教育实习、重视师范音乐教材建设,师范音乐教育呈现出制度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趋势。
李岚[3]（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李唐[4]（2020）在《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的生平和爱国思想为线索,研究其在辛亥革命、抗战以及新中国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哪个时期中,陈浴新的人生始终以民族觉醒和国家复兴为最高目标。现根据其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以下三段经历。第一段经历为陈浴新参加湖南辛亥革命运动的时期。文献资料则以陈浴新回忆录为主,结合地方志以及学者研究探寻湖南辛亥革命时期政局变迁。他在这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围绕湖南会党与革命政党为中心。他人生目标的制定是在这一时期而形成的,并受到湖湘文化的积极影响,是近代湘人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一种尝试。第二段经历则为民国时期陈浴新抗战救亡、追求民主的时期。以陈浴新的军旅生涯为主线,探索陈浴新抗战军事思想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来源。陈浴新在北平陆军大学求学期间,编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丛编》和《宣传战》两书,以宣传总体战理论。陈浴新毕业后回湖南主持军事教育,多次以总体战理论教育湖南基层官兵和民众。在对总体战理论的认识过程中,陈浴新逐渐完成以精神国防为主向以提倡建立国防经济为主的转变。在他军事理论中,无论是总体战构想还是实际战术理论,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抗战救国。第三段经历则为建国之后陈浴新在文化事业上的工作经历。以建国后陈浴新主持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南省文管会）的工作为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开始主持湖南省文管会的主要工作,对建国初期湖南文化事业做出较大贡献。从1950年到1957年的时间里,他主持下的湖南文管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为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邱铁鑫[5]（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王佳[6]（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张福强[7]（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提出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郭常顺[8]（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陶野[9]（2018）在《杨振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初年,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了宣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与思想。其中,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新时代文人墨客的努力下,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了。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众多教育家、作家的推动,而杨振声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杨振声在近现代史上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但是,杨振声对中国新文学以及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应该被铭记的。杨振声先后接受了私塾、新式中小学、大学、国外留学教育,成为了民国时期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民主、科学的精神作为执着的信仰。在结束学生生涯后,杨振声投身大学教育事业,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及从事行政工作,一生致力于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改革大学国文教育。在近现代的社会变迁中,杨振声作为一名“五四”闯将,不仅在“五四”运动时身先士卒践行民主、科学的精神,更是将“五四”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事标准,在之后的诸多场合下都体现出了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坚守。在思想上,他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束缚,对腐朽的旧文化道德嗤之以鼻,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热烈欢迎;在课堂上,他教学民主,与学生平等交流,深受学生喜爱;在生活中,他待人平和、风度翩翩,与很多文人结交朋友,又非常洒脱,不与人争锋。杨振声作为一名教育家,吸收了前辈的先进办学经验,在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时,从严治校,广招人才,身体力行传道授业,打造了山东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其他学校,杨振声也是积极改革中文系教育,力图将现代文学教育引入大学课堂。他用新颖的教育思想、灵活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众多新文学人才。在从事教育工作之外,杨振声还积极参与新文学作品的创作、新文学刊物的编辑及国文教科书编写等工作,用文学作品剖析社会,用文学理念改造思想,为推广现代文学奉献了毕生精力。以《玉君》为代表的反对封建旧俗、提倡婚姻自由,反映民间疾苦的小说,已成为杨振声文学作品的名片。杨振声淡泊名利、正气凛然、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平等待人、甘于奉献,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教育、文学事业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也是“五四”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然而这样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现在却慢慢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其中的深层原因,也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探究。通过对杨振声的整体研究,希望能将一个饱满的杨振声的形象呈现出来,将他的文教思想及历史影响发扬光大。
叶宇涛[10]（2018）在《张之洞癸卯年心态、诗作及政治转向》文中研究指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底,湖广总督张之洞奉诏北上入觐,至当年底请训回湖广总督原任,张之洞在京中大约度过八个月碌碌无为的时光,史称“癸卯入觐”。此次入觐,张之洞本有入枢之望,结果却遭到政敌狙击,不仅入枢无望,还被迫滞京九个月,最终只能郁郁回任。张之洞滞京期间有意主持学制、推行改革,却发现京中政情复杂、派系斗争激烈,几乎一事无成。如果算上去年再署江督以及两江议事的部分,那么张之洞则在武昌、北京以及金陵三地荏苒两岁、漂泊万里,所见所感,一一见之于诗。同时,此段时期亦是清末新政期间,清帝国上层实施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张之洞不仅全面参与其中,实际上也是核心人物之一。这不仅为后人通过相关诗文来揣摩张之洞晚年政治心态提供了可能,也为学界提供了窥探清末新政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的新视角。笔者以为,癸卯以后,张之洞在政治上不再谋求入枢、转而悉心经营湖北,心态上逐渐转为保守,同时重新拾起文学故技,为自身正名。由此,是为第一章“可怜白首朝天日——张之洞与癸卯入觐”。张之洞癸卯入觐的失败在于其缺乏可靠的政治盟友。因此,笔者则重点考察了张之洞权力网络的变化,来观察张之洞晚年政治走向。笔者以为,张之洞的权力网络由清流旧友、门人弟子以及幕府成员三个部分组成。甲申政潮以来,清流集团受到中枢持续打压,因而张之洞与清流旧友关系一直处于相当微妙状态。张之洞、张佩纶关系的破裂,意味着张之洞实质上已经同清流决裂。戊戌-庚子政局中,张之洞门下趋新士人因种种原因伤亡略尽,张之洞受声名影响又难以吸纳新兴士人。随着幕府成员的不断离散,张之洞不仅在癸卯入觐中一败涂地,其晚年在政治上也难以发挥较大作用。不仅新政主持权转而落入袁世凯集团手中,实质上清廷也丧失了能够平衡或者说制衡袁世凯集团及满洲亲贵的最后力量。是为第二章“神仙郭李原无党——张之洞权力网络的瓦解”。张之洞在意识到自身权力网络濒临瓦解的同时,试图通过笼络新兴的留日学生群体来重建自身权力网络,以应对即将开始的新政中袁世凯集团的挑战。为此,必须从庚子以来张之洞与留日学生关系入手,观察张之洞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与离合。自立会事件之后,张之洞与留日学生关系彻底破裂,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论战。随着张之洞在舆论层面的失败及对实际政治利益的考量,张之洞开始有意识吸纳、笼络留日学生群体,以加强自身权力基础。癸卯年学潮爆发后,《湖北学生界》事件、拒俄运动事件、苏报案事件此起彼伏。由于张之洞在朝局之中的特殊处境,其与顽固派以及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的关系成为主导学潮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最终学潮风起云涌、张之洞声名扫地,从而丧失最后挽救自身政治前途的机会。是为第三章“治术不言言学术——张之洞与癸卯学潮”。
二、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安危——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赴俄纪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安危——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赴俄纪事（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史料来源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选题创新点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溯源 |
| 第一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师职责与音乐教学提出要求 |
| 一、推崇教师职业,对教师职责与素质提出要求 |
| 二、倡导教师音乐教学内容与方法须从学生实际出发 |
| 三、批判教师忽视音乐课程之现象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师范音乐教育,注重师范生培养 |
| 一、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及在乡村教育中的价值 |
| 二、师范学校须凸显师范特色,重视音乐师资培养 |
| 三、师范生须担负双重责任,具备音乐素质 |
| 第三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一、在师范学校求学与任教 |
| 二、对师范学校进行整顿与管理 |
| 三、在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编写师范音乐教材 |
| 一、师范音乐教材以娱乐性为原则,以音乐教学法为主要内容 |
| 二、《小学各科教授法》唱歌科的教学目的与方法 |
| 三、《小学各科教授法》唱歌科的教材选择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萌芽期) |
| 第一节 “四维”师范教育结构的形成 |
| 一、“四维”师范教育结构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四维”师范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 |
| 三、“四维”师范教育结构下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的开办 |
| 第二节 列宁师范学校的教育宗旨与人才培养模式 |
| 一、培养师资干部的教育宗旨 |
| 二、音乐教师来源与音乐教育活动 |
| 三、学校招生、实习与就业 |
| 四、人才培养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三节 列宁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与教材 |
| 一、课程结构与音乐课程设置 |
| 二、编印音乐系列教材 |
| 三、音乐教材中的音乐教学法 |
| 第四节 列宁师范学校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
| 一、课外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团体 |
| 二、开展音乐宣传活动 |
| 三、开展课外文娱活动 |
| 第五节 教师训练班的音乐教学管理 |
| 一、开设教师训练班以短期快速培养师资 |
| 二、教师训练班音乐课程设置与课外音乐活动 |
| 三、教师训练班毕业生进入小学和社会教育组织工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探索期) |
| 第一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师范教育的类型与特点 |
| 一、师范学校培养现任与未来师资干部的教育宗旨与教学管理 |
| 二、中等学校附设师范班以培养师资 |
| 三、教师训练班是短期训练师资的“捷径” |
| 四、高等学校教育院系的设立开创了根据地“高等师范”的先河 |
| 第二节 师范学校音乐课程设置 |
| 一、音乐课程设置的“实际性”原则 |
| 二、音乐课程设置的层次性 |
| 三、代表性师范学校班级编制与音乐课程设置比较 |
| 四、音乐课程以抗战歌曲为主的教学内容 |
| 五、中等学校附设师范班音乐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
| 第三节 师范学校专业音乐教师培养 |
| 一、音乐教师的来源与代表性音乐教师 |
| 二、毕业生从事学校与社会教育双重工作 |
| 三、培养专业音乐教师的师范学校音乐组与“高等师范”音乐科 |
| 四、鲁艺音乐系毕业生担任音乐教师 |
| 第四节 师范学校开展课外文娱活动 |
| 一、学生团体自我管理的性质与组织构架 |
| 二、学生团体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的任务与具体分工 |
| 三、学生团体开展课外文娱活动以活跃校园气氛 |
| 第五节 师范学校开展抗战宣传音乐活动 |
| 一、“一切为抗战服务”方针下的学校抗战宣传工作 |
| 二、利用歌咏与秧歌开展抗战宣传 |
| 三、开展抗战宣传音乐活动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发展期) |
| 第一节 “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下的师范教育 |
| 一、教育会议对“旧式正规化”教育的纠正 |
| 二、“新型正规化”教育方针要求建立正规化教育 |
| 三、师范教育的“旧式正规化”偏向和“新型正规化”探索 |
| 第二节 “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音乐课程设置 |
| 一、加大文化课程比重是“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的主要特色 |
| 二、师范学校重视包括音乐课程在内的文化课程建设 |
| 三、师范学校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新型正规化” |
| 第三节 “新型正规化”师范教育课外音乐活动 |
| 一、师范教育要求限制课外音乐活动 |
| 二、对师范教育限制课外音乐活动的批判 |
| 三、师范教育课外音乐活动由限制转为支持 |
| 第四节 “新型正规化”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
| 一、高等师范教育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二、教育方针要求加快高等师范教育建设 |
| 三、高等师范音乐系部建设 |
| 第五节 战时教育方针下的师范音乐教育 |
| 一、战时教育方针要求学校配合战争动员 |
| 二、师范学校音乐课程“酌情”开设 |
| 三、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为宣传战争服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历史作用、特征与经验传承 |
| 第一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宣传作用 |
| 一、运用音乐形式宣传战争符合战争环境的要求 |
| 二、运用音乐形式宣传生产保证军民粮食供给 |
| 三、运用音乐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发动群众 |
| 第二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培养音乐师资干部的作用 |
| 一、开设师范学校与教师训练班以培养音乐师资干部 |
| 二、师范教育培养音乐师资干部的目标明确 |
| 三、师范教育为根据地培养了急需的音乐师资干部 |
| 第三节 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的实用性特征 |
| 一、从实际出发的教育理念 |
| 二、音乐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
| 三、音乐教学方法的实用性 |
|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经验的传承 |
| 一、重视培养社会需要与素质全面的音乐师资 |
| 二、重视师范学校课外音乐活动与教育实习 |
| 三、重视师范音乐教材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A:代表性红色师范学校一览 |
| 附录B:报刊所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及相关范畴 |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断限 |
| 1.4 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5.1 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 1.5.2 国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的研究 |
| 1.5.3 近代太原城市史的相关研究 |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框架 |
| 2 太原近代城市建设背景和历史分期 |
| 2.1 太原城市的自然地理基础 |
| 2.1.1 太原概况 |
| 2.1.2 山川形势 |
| 2.1.3 交通条件 |
| 2.1.4 资源环境 |
| 2.2 太原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 |
| 2.2.1 行政建置沿革 |
| 2.2.2 晋商都会 |
| 2.2.3 地方历史名人 |
| 2.3 近代以前太原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
| 2.3.1 城市起源与城址变迁 |
| 2.3.2 明代军事重镇及城市格局 |
| 2.3.3 清代城市功能的转变与发展 |
| 2.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
| 2.4.1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依据 |
| 2.4.2 各历史分期的主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 |
| 3.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的萌芽和发展计划的制定 |
| 3.1.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与地方自治 |
| 3.1.2 广泛探索到地方自治 |
| 3.2 实业初创与城市近代化发展 |
| 3.2.1 交通体系的发展 |
| 3.2.2 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变迁 |
| 3.2.3 城市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 |
| 3.3 本章小结 |
| 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 |
| 4.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和制度建立 |
| 4.1.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变化 |
| 4.1.2 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 |
| 4.2 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十年建设计划 |
| 4.2.1 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 |
| 4.2.2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 |
| 4.2.3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的思想评析 |
| 4.3 若干重要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评析 |
| 4.3.1 督军府 |
| 4.3.2 傅公祠 |
| 4.3.3 同蒲铁路 |
| 4.3.4 西北实业公司 |
| 4.3.5 环城公路 |
| 4.3.6 学校及新式文化建筑 |
| 4.3.7 公园整修与开放 |
| 4.3.8 植树造林 |
| 4.3.9 古迹保护 |
| 4.3.10 其它市政建设 |
| 4.4 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活跃阶段的原因 |
| 4.4.1 特殊的政治环境 |
| 4.4.2 太原的基本经济状况 |
| 4.4.3 太原的人口状况 |
| 4.4.4 具有先进思想和地方营建经验的人才推动 |
| 4.5 阎锡山地方自治理念探源 |
| 4.5.1 阎锡山和“山西自治”“太原试验” |
| 4.5.2 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理念 |
| 4.6 本章小结 |
| 5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 |
| 5.1 日本占领时期制定的《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 |
| 5.1.1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社会背景 |
| 5.1.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
| 5.1.3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
| 5.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与其它城市规划的比较 |
| 5.2.1 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其它都市计划的比较 |
| 5.2.2 与不同时期国人制定的城市规划比较 |
| 5.3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建设 |
| 5.3.1 交通运输 |
| 5.3.2 工矿企业 |
| 5.3.3 水道建设 |
| 5.3.4 其它方面建设 |
| 5.4 本章小结 |
| 6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 |
| 6.1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建构 |
| 6.1.1 太原的军事防御布局机制 |
| 6.1.2 太原军事防御工事构筑设施 |
| 6.1.3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的影响 |
| 6.2 新中国成立前太原的城市规划 |
| 6.2.1 建城问题讨论以及对太原城市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
| 6.2.2 新版城市规划生成 |
| 6.2.3 市政改善工程 |
| 6.3 本章小结 |
| 7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影响 |
| 7.1 西方文化输入与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近代化 |
| 7.2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
| 7.3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嬗变 |
| 7.4 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它城市的比较 |
| 7.5 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
| 7.6 小结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一章 辛亥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所涉辛亥史事考证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参与湖南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所涉若干辛亥史事的考证 |
| 一、1964年陆丹林对陈浴新先生回忆的质疑 |
| 二、“岳麓山游山会”事件真实性的考证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军事思想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军旅生涯 |
| 一、陈浴新先生在谭延闿主政湖南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二、陈浴新先生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三、陈浴新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的军事思想及其价值 |
| 一、“总体战”战略理论 |
| 二、以步兵为主体,多兵种配合的战术理论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在文物保护上的贡献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主持下的湖南省文管会所做工作 |
| 一、曾国藩藏书的接收 |
| 二、四羊方尊的收集及修复 |
| 三、长沙地区古墓葬的保护和发掘 |
| 四、市场收购古籍图书 |
| 五、文管会接收他人捐献的情况 |
| 六、文管会的文化遗址保护工作 |
| 第三节 陈浴新先生个人的古籍收藏与捐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6）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 一、家世与家风 |
| 二、生活与学术 |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 四、职务变动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 三、社会的冲突 |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 一、人才培养 |
| 二、学术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 小结 |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吴泽霖论着目录 |
（8）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杨振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杨振声的早年生活和求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世及早年生活 |
| 第二节 求学北大 |
| 一、从古板到灵活的教育经历 |
| 二、早期朋友圈的影响 |
| 三、新潮社与《新潮》杂志 |
| 第三节 “五四”闯将 |
| 第四节 留学深造 |
| 第二章 职业生涯 |
| 第一节 初出茅庐：早期高校从教经历 |
| 第二节 渐入佳境：国立清华大学 |
| 第三节 从教生涯第一个高峰：国立青岛大学 |
| 一、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出任校长 |
| 二、开展学校工作,促进学术繁荣 |
| 三、经费困难、学潮危机,黯然离职 |
| 第四节 回归北平 |
| 一、教育工作：从编写教科书开始 |
| 二、文学工作：在刊物编辑中迎来创作高峰 |
| 三、其他工作 |
| 第五节 从教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 一、抗战开始后的内迁 |
| 二、不辱使命,主持工作 |
| 三、文学事业的新发展 |
| 第六节 不辞劳苦,从教至终 |
| 一、北大复校,坚持工作 |
| 二、跨越新时代的教育家 |
| 三、为教育事业奋斗至终 |
| 第三章 杨振声与社会政治变迁 |
| 第一节 宏大时代：“五四”运动 |
| 第二节 风起云涌：大变革浪潮 |
| 第三节 存亡关头：“教育”抗日 |
| 第四节 历史选择：留守北平 |
| 第四章 杨振声与“五四”启蒙思潮 |
| 第一节 对封建思想的摒弃及对启蒙思潮的支持 |
| 第二节 对“五四”精神的坚守 |
| 第三节 对“五四”思潮精神的思考 |
| 第五章 杨振声教育思想及实践 |
| 第一节 从严治校,规范管理 |
| 第二节 广罗人才,不拘一格 |
| 第三节 科学设科,创新文教 |
| 第四节 教研教辅,平衡发展 |
| 第五节 教学灵活,激励学子 |
| 第六章 杨振声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文学思想及文学贡献 |
| 第七章 杨振声的人际交往 |
| 第一节 与文人同事朋友的往来 |
| 第二节 与后辈的交往 |
| 结语：杨振声为什么会逐渐被人们淡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张之洞癸卯年心态、诗作及政治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走向多维——近二十年来张之洞研究与展望 |
| 三、材料与方法 |
| 四、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可怜白首朝天日”——张之洞与癸卯入觐 |
| 一、“流转江湖鬓已皤”——癸卯入觐的政治背景 |
| 1、京官情节 |
| 2、入觐准备 |
| 3、湖园入觐 |
| 二、“调停头白范纯仁”——张之洞与癸卯政局 |
| 1、满汉之争 |
| 2、新旧之争 |
| 3、张袁之争 |
| 三、“不耻粗官且说诗”——诗文创作与政治表达 |
| 1、京师人文的关注 |
| 2、流连山水的无奈 |
| 3、学术空间的重构 |
| 4、政治失意的表达 |
| 四、结语 |
| 第二章 “神仙郭李原无党”——张之洞权力网络的瓦解 |
| 一、“谁编元祜初年事”——清流党人的聚合与离散 |
| 1、张之洞早年政治取向 |
| 2、政治倾轧中的清流 |
| 3、清流记忆的重构 |
| 二、“一夜狂风国艳残”——门人幕僚的亡叛 |
| 1、门人之死 |
| 2、梁鼎芬的背叛 |
| 3、用人方式问题 |
| 三、“天下英雄向本初”——袁世凯的挑战 |
| 1、练兵处饷银摊派问题 |
| 2、留日学生任用问题 |
| 四、结语 |
| 第三章 “治术不言言学术”——张之洞与癸卯学潮 |
| 一、“杀同种以媚异种”——张之洞与自立会事件 |
| 1、《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的发表与影响 |
| 2、张之洞对留日学生政策的调整 |
| 二、“宫保于今仍复忙”——张之洞与《湖北学生界》事件 |
| 1、《湖北学生界》之创办 |
| 2、拒俄运动与湖北学潮 |
| 3、处理措施的拟定与张端分歧 |
| 三、“涓涓不塞,将为江河”——学潮的解决与影响 |
| 1、苏报案的解决 |
| 2、王璟芳事件 |
| 3、《湖北学生界》事件之影响 |
| 4、《约束游学生章程》的制定与反响 |
| 四、结语 |
| 第四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安危——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赴俄纪事（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中国红色师范音乐教育研究（1921-1949）[D]. 于峰.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D]. 李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6]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9]杨振声研究[D]. 陶野.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10]张之洞癸卯年心态、诗作及政治转向[D]. 叶宇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