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康丽娜[1]（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指出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龙沛[2]（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认为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任跳跳[3]（2020）在《夏河流域上游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研究 ——以达麦店、当应道两村为例》文中提出当前,多民族地区的聚落研究受到地理学、建筑学、考古学、风景园林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的重视,以往只专注于传统村落考证和空间分析的研究工作已逐渐扩展到一些非传统村落名录但极具特色的聚落。夏河流域作为西北典型的多民居聚居区,其上游分布着大量的回、藏、汉、蒙古等民族,聚落承载着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信仰,经过多年的相处与融合形成了现在文化多元的族群互动型聚落。本文将族群与聚落空间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找到族群杂居村落空间共性与差异性的特质,科学解释多民族互动、融合地区聚落空间形成背后的自然气候、产业因素、民族文化等耦合驱动因子,以求更系统、更全面地认识族群互动型聚落。族群互动型聚落是乡村聚落特殊的组成部分,因为历史、自然和地理等因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仍面临经济发展总体滞后、聚落无序建设、资源环境破坏等共性问题。随着生存空间拓展和经济利益的往来使传统的空间格局日渐模糊,族群间交流互动的场所及聚落的空间形式正发生巨大变化,对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关系到民族团结与和谐人居环境的建设。文章基于夏河流域多民族交错居住的背景下,选择夏河流域上游典型的族群互动型聚落——达麦店和当应道两个自然村为研究对象,结合民族学中“族群互动”的相关理论,采取田野调查法对聚落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并深入探讨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的成因和聚落发展现状问题。首先,研究聚落的选址特征、山水、农田空间格局,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及宗教空间等,从聚落宏观空间格局到微观环境场所综合把握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的特征;其次,通过对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特征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各族群之间互动的纽带和在空间层面的表现方式,探讨族群互动型聚落的营建智慧及多元共生的内在成因,深入挖掘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目前族群互动型聚落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结合研究所思所得从促进民族和谐发展、民族特色保护及聚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可行性优化策略,正确引导族群互动型聚落的整体规划,以实现建设成多元共生的和谐人居环境。
顾超[4]（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吕文菁[5]（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黄觅[7]（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当前,全球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集聚,全球沙漠化面积持续上涨,沙漠化问题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的沙漠化问题日益严峻,从具体面积上看,当前已经沙化的土地面积约计174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国土面积中的规模占比高达18.1%,沙化所影响的人口规模已经突破4亿人,与我国当前可用耕地面积相比,沙化面积所占的比例要高出10%左右。面对这一情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分析沙化地区如何科学有效预防和治理沙化问题,支撑这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文主要借助案例分析法,针对内蒙古地区当前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剖析,并结合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唯物史观、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理论为基础,分析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影响要素。同时,紧密结合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对我国构建和发展生态法治所具备的指导价值。就内蒙古而言,十九大召开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各项经济支援,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制定了各项倾斜性政策,带动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了新的发展,为实现这一地区的生态健康和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库布其沙漠治理成功经验及其所产生的典范意义显示出人必须与沙漠这一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共生,在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环境的同时,充分挖掘沙漠资源所能创造的经济收益,以此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打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
铃木规夫,周桥[8]（2019）在《新“文明论”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什么是"文明"?从历史上看,"文明"显然是在19世纪,由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旨在支撑其世界秩序以及相关印象的意识形态。"文明"得以成立,有赖于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力学平衡关系,也有赖于对于"野蛮"作为"他者"的创出。本文对截至目前的"文明论"的概略进行了扼要的梳理,论述了创造性地建构新的文明的必要性。之所以需要建构全新的文明,乃是因为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没有意图要去建构21世纪全新的世界秩序或相关的规则印象的话,它也就难以持续地发展下去。
徐永杰[9]（2018）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文中提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面积辽阔,边界线长,与周边国家接壤多,各种战略性资源丰富,但由于新疆是多民族聚集区、多宗教并存区、国家安全战略纵深区、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区,所以维护新疆稳定事关全国改革稳定的大局,事关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全,事关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新疆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三股势力”威胁加强、西方“西化”、“分化”的活动升级。今天的新疆正处于暴恐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的“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稳定工作,并且根据历届党中央维护新疆稳定的探索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疆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性思想的提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又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新世纪治理新疆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生态建设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新疆地区必须稳定的战略意义,新疆的稳定事关全国改革稳定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分析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是研究本课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新疆稳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三股势力”的威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来阐述新疆稳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主要政策,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团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凸显了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新疆稳定所取得成果;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新疆稳定的战略布局。
张红杰[10]（2017）在《生态美学视角下伊斯兰生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生态问题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一。如今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拯救人类种族和其他地球生命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性格。人类的贪婪、无知、侵略和傲慢无礼所带来的生态问题,比起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地球更有害。所以如果要缓解并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单纯的通过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类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的转变,从关注物质利益转到关注生命的价值、人文价值,提高对生态的关怀。如果说新的时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蕴含着一种更宽广和深刻的关爱,那指的就是新时代中所包含着生态维度的新人文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寻找宗教中的生态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生态思想方面独树一帜,值得研究探讨。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强调了人、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和谐统一,并且强调代际公平,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平衡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和圣训在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权力观等方面体现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从文本上阐释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历史文化,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是在阿拉伯半岛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阿拉伯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习惯法也为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教法学家和各地穆民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进一步人文化、完整化、系统化,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基督教、佛教的特点。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普世性和相融性,对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伊斯兰生态思想,探索生态文化的内涵,从信仰的高度阐释当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思自身行为,为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提供文化方面的借鉴,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夏河流域上游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研究 ——以达麦店、当应道两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中的创新点 |
| 1.4.1 新的研究视角 |
| 1.4.2 多学科相结合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搜集归纳法 |
| 1.5.2 比较法 |
| 1.5.3 综合分析法 |
| 1.5.4 田野调查法 |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框架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聚落 |
| 2.1.2 空间格局 |
| 2.1.3 族群 |
| 2.1.4 族群互动 |
| 2.1.5 族群互动型聚落 |
| 2.2 有关聚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国内聚落的相关研究现状 |
| 2.2.2 国外聚落的相关研究现状 |
| 2.3 有关族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内族群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族群研究现状 |
| 2.4 甘南藏区聚落研究现状 |
| 3 夏河流域上游概况 |
| 3.1 夏河流域及其上游聚落概况 |
| 3.1.1 夏河流域概况 |
| 3.1.2 夏河流域上游聚落概况 |
| 3.2 自然地理概况 |
| 3.2.1 气候特征 |
| 3.2.2 河流 |
| 3.2.3 地形地貌 |
| 3.3 民族发展历史沿革 |
| 3.3.1 夏河藏族发展沿革 |
| 3.3.2 汉族发展沿革 |
| 3.3.3 回族发展沿革 |
| 3.4 社会人文背景 |
| 3.4.1 聚落的地域文化 |
| 3.4.2 聚落多元宗教文化 |
| 3.4.3 聚落经济文化 |
| 4 族群互动下的聚落空间格局特征 |
| 4.1 聚落概况 |
| 4.1.1 达麦店(行政村)概况 |
| 4.1.2 达麦店(自然村)概况 |
| 4.1.3 当应道(自然村)概况 |
| 4.2 聚落宏观的景观格局特征 |
| 4.2.1 山水-农田空间格局 |
| 4.2.2 聚落整体形状特征 |
| 4.3 聚落中观的空间特征分析 |
| 4.3.1 居住空间格局特征 |
| 4.3.2 公共空间特征 |
| 4.3.3 休闲空间特征 |
| 4.3.4 宗教空间特征 |
| 4.3.5 街巷组织特征 |
| 4.4 聚落微观的环境分析 |
| 4.4.1 聚落入口环境分析 |
| 4.4.2 达麦清真寺及其周围环境分析 |
| 4.4.3 当应道白塔、玛尼房及其周围环境分析 |
| 4.5 总结 |
| 5 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成因分析 |
| 5.1 自然条件的基础作用 |
| 5.1.1 地形地貌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1.2 河流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1.3 土地资源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2 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
| 5.2.1 半农半牧产业方式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2.2 旅游业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3 社会因素的催化作用 |
| 5.3.1 宗教信仰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3.2 相地理论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3.3 族际通婚对聚落空间的影响 |
| 5.4 民族文化的促进作用 |
| 5.4.1 语言文化对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 |
| 5.4.2 文化教育对聚落空间的影响 |
| 5.5 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
| 5.5.1 生态文明小康村 |
| 5.5.2 乡村振兴战略 |
| 5.5.3 全域旅游政策 |
| 5.6 总结 |
| 6 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的优化发展策略 |
| 6.1 聚落现状问题分析 |
| 6.1.1 聚落空间的无序扩张 |
| 6.1.2 族群互动空间的缺乏 |
| 6.1.3 生态环境问题 |
| 6.1.4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 6.2 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的优化策略 |
| 6.2.1 聚落可持续发展 |
| 6.2.2 生态环境保护 |
| 6.2.3 促进民族融合 |
| 6.2.4 因地制宜 |
| 6.3 族群互动型聚落保护和发展 |
| 6.3.1 农牧业与第三产业并重 |
| 6.3.2 自然保护与利用并重 |
| 6.3.3 民族信仰与现代生活并重 |
| 6.4 总结 |
| 7 结语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民族迁徙为族群互动型聚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 7.1.2 地形地貌限制了聚落的选址和布局 |
| 7.1.3 民族文化影响了族群互动型聚落的空间格局 |
| 7.1.4 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族群互动型聚落的可持续发展 |
| 7.1.5 政策引导给族群互动型聚落注入新的活力空间 |
| 7.1.6 文化认同促进族群互动型聚落的民族团结 |
| 7.2 研究不足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硕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二、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
| 三、新中国外交中关于文明交往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一、“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交锋 |
| 二、世界文明向何处去 |
| 三、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体系变革 |
| 第二章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维度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三个维度 |
| 一、改革开放的维度 |
| 二、交融互鉴的维度 |
| 三、全球治理的维度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鲜明特征 |
| 一、针砭时弊的时代性 |
| 二、创新作为的实践性 |
| 三、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
| 四、高瞻远瞩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以史为鉴:从世界文明的艰难发展中汲取智慧 |
| 第一节 “丛林法则”的残酷 |
| 一、文明形态产生发展的差异性是一个历史存在 |
| 二、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扩张 |
| 三、“丛林法则”留给世界文明的沉重教训 |
| 第二节 “国强必霸”的恶果 |
|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粉墨登场 |
| 二、“国强必霸”逻辑下的欧洲区域文明冲突 |
| 三、“国强必霸”逻辑下的世界文明浩劫 |
| 第三节 零和博弈的陷阱 |
| 一、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 |
| 二、“零和博弈”陷阱中的美苏争霸 |
| 三、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
| 四、冷战思维孕育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冲突 |
|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启示与认知 |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典范 |
| 二、近代中华文明遭遇的灾难历史 |
| 三、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 |
| 第四章 平等互尊: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 |
| 第一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共存引发价值评判的严重分歧 |
| 二、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的三个误区 |
| 三、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 |
| 第二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平等 |
| 一、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思想渊源 |
| 二、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内涵意蕴 |
| 第三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权利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根据 |
| 二、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多重指向 |
| 三、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自觉与自为 |
| 第四节 相互尊重是不同文明形态交融互鉴的必然规律 |
| 一、价值认知决定交往立场、态度、手段 |
| 二、相互尊重决定交融互鉴的含金量 |
| 三、相互尊重实现文明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交融互鉴: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
| 第一节 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 |
| 一、文明的交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
| 二、文明交流的四大效应 |
| 三、文明交往的两种形式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交流亟需观念更新 |
| 一、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根深蒂固 |
| 二、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存在的突出表现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文明交流观念推陈出新 |
| 第三节 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 |
| 一、“交”与“融”的辩证关系 |
| 二、交融是交往路径的历史选择 |
| 三、交融聚合人类文明的正能量 |
| 第四节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交融”与“互鉴”的辩证关系 |
| 二、互鉴的诉求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
| 三、互鉴的基础是彰显价值个性 |
| 第六章 开放包容: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喜”与“忧” |
| 一、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取得突出成果 |
| 二、新世纪世界文明交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 三、现代文明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 |
|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
| 二、世界文明发展的四大困境 |
| 三、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 |
| 第三节 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作为 |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二、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以超越文明冲突与隔阂 |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现文明平等互尊 |
| 四、助推全球化趋势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
| 五、倡导“丝路精神”、“上海精神”推动区域文明交流进步 |
| 六、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
| 结语 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 |
| 二、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 |
| 三、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依据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概述 |
| 一、人类生态思想的演进 |
| (一) 生态文明的内涵 |
| (二) 人类生态思想发展历程 |
|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形成 |
|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概要 |
| (二) 生态文明的理论规定 |
| (三) 生态法治基础理论概述 |
|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 |
| (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需要 |
| (二)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当代转换 |
|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证分析--以库布齐沙漠为例 |
| 一、库布齐沙漠治理取得的成就 |
| (一) 库布齐沙漠治理获得的成就 |
| (二) 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 |
| (三) 生态治理模式展望 |
| 二、库布齐沙漠治理的指导思想 |
| (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 |
| (二) 内蒙古少数民族的自然观 |
| (三) 内蒙古少数民族民间制度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 |
| 三、库布齐沙漠治理现存的问题 |
| (一) 荒漠化治理中的金融支持不完善 |
| (二) 荒漠化治理政策法规与监管服务不到位 |
| (三) 荒漠化治理缺乏政府的有力指导 |
| (四) 生态文明观传播力度不足 |
| (五) 生态示范省区县建设成效不足 |
| 第四章 库布齐沙漠治理问题解决的对策建议 |
| 一、强化生态环境执法 |
| 二、重视大数据应用及人才培养 |
| 三、大众积极参与荒漠化的治理与监督 |
| 四、增强执政能力,推进生态政治制度建设 |
| 第五章 启示 |
|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 |
|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基础 |
|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 |
| 参考文献 |
（8）新“文明论”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引子 |
| 一、“文明”的定义及其陷阱 |
| 二、“一带一路”构想的时代:需要创制新的“文明”概念 |
| 三、“生态文明”和伊斯兰文化圈 |
| 结语 |
（9）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新疆地区特殊的战略位置 |
| 一、新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 |
| (一)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
| (二)新疆所处的不同文化圈 |
| (三)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
| (四)新疆的稳定是历史以来的突出问题 |
| 二、新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 |
| (一)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
| (二)新疆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点 |
| (三)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地带 |
| (四)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
| 三、新疆地区的文化资源和产业文化优势 |
| (一)历史文化资源 |
| (二)民族文化资源 |
| (三)宗教文化资源 |
| (四)旅游文化资源 |
| 四、新疆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
| (一)新疆生态建设的意义 |
|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新疆人民的福祉 |
| 第二章 维护新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一、“三股势力”的威胁日趋紧迫 |
| (一)“双泛”思潮的兴起 |
| (二)国际恐怖势力对“三股势力”的影响 |
| (三)“三股势力”的暴恐活动 |
| (四)“三股势力”猖獗的后果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新疆稳定的影响 |
| (一)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 |
| (二)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困境 |
| (三)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高 |
| (四)新疆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 |
| 三、民族与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
| (一)民族间的矛盾与纠纷增多 |
| (二)宗教之间和教派之间的冲突 |
| (三)跨境民族问题 |
| (四)贯彻落实民族政策不到位 |
| 四、文化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
|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趋于激烈 |
|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对青少年的危害 |
| 五、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
| (一)生态环境的现状 |
| (二)生态建设面临的困难 |
| (三)环境恶化对新疆发展的影响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基本政策 |
| 一、坚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一)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更多的自治权 |
| (二)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三)理顺中央与民族区域的关系 |
| 二、继续推动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
| (一)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
| (二)加大中央对新疆的支持力度 |
| (三)落实好对口援疆工作 |
| (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
| (五)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程 |
| (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 三、加快新疆地区的社会建设步伐 |
|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二)大力发展全区教育事业 |
| (三)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 (四)落实好重点惠民工程 |
| (五)健全社会防控体系 |
| 四、加强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团结 |
| (一)坚持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
| (二)开展丰富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
| (三)重视少数民族民众在内地社会的融入 |
| (四)防止反恐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
| (五)积极贯彻执行党对宗教的政策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战略布局 |
| 一、维护新疆稳定的总体设计 |
| (一)新疆稳定的总体目标 |
| (二)新疆稳定的战略思想 |
| (三)新疆稳定的基本原则 |
| 二、继续发挥兵团在维护稳定中的重大作用 |
| (一)维稳戍边 |
| (二)兵地融合促进民族团结 |
| 三、坚持机关干部的“访惠聚”活动 |
| (一)开展“访惠聚”活动的内容及要求 |
| (二)开展“访惠聚”活动的重大意义 |
| 四、加强党在维护新疆稳定的核心作用 |
|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
| (二)强化党员干部的勤政廉政建设 |
| (三)改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四)严厉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 |
| 五、新时代下反暴恐斗争常抓不懈 |
| (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
| (二)严厉打击各类暴恐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生态美学视角下伊斯兰生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伊斯兰经典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
| （一）生态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和谐 |
| （二）生态发展观：代际公平，整体持续发展 |
| （三）生态价值观：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平衡 |
| （四）生态权力观：权利和义务的协调 |
| 二、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来源 |
| （一）阿拉伯半岛的生态环境与绿洲文化 |
| （二）阿拉伯民族的游牧文化传统与习惯法 |
| （三）阿拉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影响 |
| （四）中东以及其他地区宗教的影响 |
| 三、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 |
| （一）教法学家对先知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 |
| （二）阐释经典与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系化 |
| （三）伊斯兰文化中生态美学思想主要特征 |
| （四）宗教传播与各地穆民生态思想的变迁 |
| 四、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地位与影响 |
| （一）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在伊斯兰文明中的地位 |
| （二）生态美学思想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
| （三）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对穆斯林的影响 |
| （四）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相融性与普世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2]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3]夏河流域上游族群互动型聚落空间格局研究 ——以达麦店、当应道两村为例[D]. 任跳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为例[D]. 黄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新“文明论”的建构[J]. 铃木规夫,周桥.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9]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的方略研究[D]. 徐永杰.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生态美学视角下伊斯兰生态思想研究[D]. 张红杰. 河北师范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