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席卷中国，周恩来差点辞职——（《19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一、“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论文文献综述）

刘旭明^[1]（2019）在《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文中提出“异化”在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古老又不断发展的概念,整体上具有脱离、转让、疏远等意。依据对其哲学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异化的要点有四:新事物出现并且与人的创造活动分离;实现目标需要的手段、过程或结果与初衷相背离;人的类特性丧失——被“新事物”所控制;群体的类特性丧失。普通高校体育是在高等教育环境下,通过体育课、体育运动、竞赛活动等途径,以帮助学生习得运动技能、培养自主进行体育锻炼习惯、实现身心全面发展为目的,对大学生开展的一系列身体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本文认为,我国的普通高校体育发生了异化。第一,它在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只留下一些形式化的公共体育课,大量逃避体育活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持续下降,仍有许多学生未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能,大量学生缺乏自主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第二,理论层面普通高校体育的边界模糊,迄今缺乏独立、清晰、科学的概念理论体系,相关政策规定或学术研究大多以学校体育为参照。第三,我国的普通高校体育更像是教学、体育活动、运动竞赛、学科科研、社会服务、体育培训等一系列工作的集合体,且那些工作遵循不同的管理归属和发展逻辑。第四,大学的生态环境日益迫使高校体育任务的执行主体——体育院系的工作重心向维系自身生存发展转移,而不是完成“对学生进行身体教育”的根本任务。基于高等教育阶段对于人才培养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过程和本质两个方面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进行研究。本文将普通高校体育视为一种开放系统视角下的“组织”,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对异化的现象、过程进行解读和解释。金观涛认为,应该从最普遍的可证实的概念开始,作为整体哲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对“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作历史追溯和概念辨析后发现,源自于西方的近现代“体育”最初即“Physical Education”,是学校中的身体教育。汉字“体育”是一个舶来品,且它自晚清时期进入中国后,指称对象不断泛化,导致社会大众各有其“体育观”。泛化后的汉字“体育”是以西方Sport运动项目为核心开展的系列活动总和,而不是学校的身体教育。核心概念的不准确,是异化的根源,且贯穿于整个异化过程。由于作为“身体的教育”的本质属性被遮蔽,学校体育在中国缺乏明确科学的理论指引,而是在政策任务的要求下,模仿一些国外学校体育的活动开展手段、方式。学校体育关于“帮助学生习得运动技能、养成自主锻炼习惯”的任务迄今难以完成,甚至那些手段反而会取代、背离目标本身。并且,基于二者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讨论需要以“学校体育异化”为基础。异化的完整判定需要将异化要点与过程解析相结合。历史考察发现,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可以分为发端、发展以及复杂化三个阶段,且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受制于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理论依据和解析模式也不完全相同。纵向来看,中国古代体育、清末民初体育以及建国后中国体育的外部政治、经济等环境对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相继产生作用。最初,制度环境在强意义上主导了学校体育异化的发端和发展。清末民初“体育救国”催生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但从一开始西方“Physical Education”只是形式、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的“学校教育”的活动场域,并没有从根本上进入中国的“教育”。西方Sports和“Physical Education”的体系、内容和外延功能被混杂着引进中国的学校体育（China school tiyu）外衣之内。中国的学校体育在本质内核和功能上都不同于西方的学校体育。本质上,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相当于系列身体活动项目、内容、组织方式的集合;功能上,政治功能取代了“健全人性”成为根本功能,目的在于强体救国。文革之后,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逐渐体现在中国体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学与普通高校体育组织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之中。此时需要采取“组织-结构”的分析模式进行考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体育直接主导了学校体育的整体工作内容,模糊了其本质属性、目标。与此同时,教育系统中的应试教育和政策干预迟滞不仅没有扭转学校体育的与其本质的“偏离”;反而在围绕“应试”展开的诸种机会主义、功利主义行为的推动下,进一步模糊了学校体育的内容和边界。再加上中国大学特殊的生态环境,普通高校体育被迫遵循“合法性”机制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总之,中国体育、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的系列发展变化一环又一环的作用于高校体育院系,最终使其在今日之大学的场域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困境。当体育院系自己开始逐渐将其传统“三大工作”推向边缘的时候,很可能是普通高校体育组织职能转移的前兆。如此一来,看似高校体育院系在不断地进入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但是实质上他们的行为与学校体育的根本功能渐行渐远。本文还从中微观行动者的角度,结合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观点,考察普通高校体育院系遵从“合法性”背后采取的系列“反抗”之举。即各个层面的行动者在履行学校体育任务时存在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大多数行为具有强同化性。同时,正式制度的约束无形中向“权力关系”转移,即关键行动者和资源反而成为制约普通高校体育工作的核心要素。此外,有些异化源自于相关行动者在资源制约下的无奈之举或意外后果。普通高校体育异化过程发生于行动者的认知、行为与组织结构的循环互动之中,其本质在于组织功能的异化。对于组织系统而言,异化表现为组织运行过程中开展活动的手段对于目的、任务的背离,最初设定的那些应然性目标沦为象征或者口号。对普通高校体育而言,异化则体现为“完人”发展目标被工具理性导向下的“组织工作”所取代,甚至“维系体育院系生存发展”变成了新的组织目标。其根本功能是政治性的,教育属性和本质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与身体的教育活动越来越远。另外,从组织演化的角度看,系统内目前并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我们所看到的诸多“有问题”的现象,是普通高校体育组织中许多子系统的功能异化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组织力量汇集交织的结果。

刘晓海^[2]（2018）在《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曲艺的瑰宝——苏州评弹,数百年来流行于江南地区,是城乡居民普遍喜爱的地方曲艺之一。评弹的不断发展得益于有效地传承。这其中,跟师制、学校制是评弹传承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模式。十九世纪中叶,马如飞等评弹艺人重建光裕社,光裕社这一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针对拜师学艺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行会掌控下的跟师传承模式逐步形成。光裕社通过社规将评弹传承掌握在自己手中,规范化的跟师制促使评弹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使得评弹传承深受地域、血缘、性别等因素制约。伴随着上海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评弹在融入上海文艺市场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艺术本体为了适应市场而产生的变化,在不经意间影响了评弹固有的传承模式。光裕社失去了对于传承的绝对掌控权,地域、血缘、性别这些传统上制约评弹传承的因素逐渐消除。评弹传承的新变化,使得评弹艺术水准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发掘评弹的政治宣传功能,力图将评弹塑造成“文艺轻骑兵”。在“改人、改戏、改制”的原则指导下,评弹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评弹传承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自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政治掌控下的学校制传承模式开始进行探索。这一阶段的评弹教育以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艺人的目标。由此,思想政治、文化知识第一次进入了评弹学生的学习之中。根据组织的需要,青年学生最终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工作者。进入评弹团体的青年艺人,学校教育的成果受到团体的考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学校制的探索过程中,教学工作受到了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对艺术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黄勇军^[3]（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认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王洁^[4]（2017）在《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文中认为现有对新闻发布会的研究多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本文以人类学角度切入发布会,采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我国新闻发布会的时空脉络,论述预备立宪后我国记者会实践、形态与结构的变革,论述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发布的管理思想以及制度的嬗变与发展。确定110年间记者会的时间结构、空间边界与格局、称谓结构以及形式结构。论证晚清至今我国记者会实践持续存在。论述新政背景下记者会的生发,确定我国记者会发端于清末而不是民初,阐述清政府政务发布内外有别,对内慎重发布、秘而不宣的思想。论述北洋政府新闻发布管理思想与记者会在国家层面的实施和制度建设,确定记者会发展于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首任内阁开创中央政府记者会的先河,继任内阁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推动记者会制度建设。论述新闻统制背景下,国民党新闻发布管理思想与记者会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持续建设,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内及高层官员普遍展开记者会实践,并特别重视国际宣传,外记者会为单独的类型广为运用。开办外记者会,这一媒介管理方式思路源于清政府,实践于北洋政府,发扬光大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多个部门和部分省市政府出台记者例会制度和发布新闻办法、条例、法规。论述建国后30年间,记者会表现出国家的主导与民间的退场的特点,记者会空间边界表现出对内的压缩与对外的扩张特点。建国后,我国政府国际传播组织相当得力,境外记者会地理分布范围较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大为扩展,境内外国政府记者会规格和层次大大提高。考证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内既往学界认为是典型而阐述并不清晰的记者会并勘误。论述改革开放后记者会多元发布主体的均衡发展,国家与民间的对接,记者会空间边界的内外扩张,以及参与媒体层级的下移。其次,在此基础上,以我国新闻发布会的发展历程为支撑,对发布会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阐释发布会的仪式属性及建构。重新定义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是具有明确目的和策略的仪式实践,权力及权力控制隐藏在仪式行为之后。以人类学视野观察,发布会是以社会位阶较高的人群为执礼主体,基于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思想在现代社会盛行,实施社会控制的民主仪式。论证提高发布会效力的因素,仪式形式、仪式规格、仪式程序直接作用于发布会的仪式效力。又次,新闻发布会作为舶来的仪式,在中国本土着陆实践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发,其形态和结构应能体现出中国特色。论述百余年间我国记者会称谓具有类型繁多、灵活多变,同一称谓存在多个变换形式等特点,分析记者会称谓的七个类型,确证招待记者、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为百余年间最为流行的三类称谓。各类称谓之间无本质差别,为同一仪式活动的不同能指。最后,论证我国发布会的仪式结构和形态的特点,并分析其文化个性。

张凯^[5]（2016）在《《资本论》第一卷诠释史研究 ——以中国为范围的考察》文中认为《资本论》是1848年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之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最初发表于1867年。1899年中国刊物《万国公报》中《大同学》一文,开启了《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论》不断地进行着理解和诠释,形成了《资本论》在中国的诠释史。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人民在《资本论》基本原理指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纵观《资本论》在中国的诠释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9年《资本论》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可以称为“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直到现在,可以称为“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资本论》在中国的诠释是围绕“救亡图存”的主题展开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从零星介绍、翻译到对《资本论》主要理论的解读,再到应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都在为本阶级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资本论》的诠释,逐步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在这一时期,《资本论》并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经典文本,各阶级对它的诠释也并非是一种纯学理性的探究,而是服务于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诠释范式。经世致用、泛政治化和各取所需是这一诠释范式的特点。这种诠释范式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伟大历史使命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囿于当时的时代条件,这种诠释范式也存在对理论本身研究不足或者研究深度不够的情况,割裂了《资本论》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第二个时期,即“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已经彻底完成,《资本论》在中国的定位也由“革命的武器”转向“建设的科学”。这一时期,《资本论》中译本的修订完善以及重译工作基本完成;宣传、解说和注释《资本论》的通俗化读本陆续出版;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学术争鸣一度活跃起来。与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相适应,这一时期中国不仅翻译出版了苏联《资本论》通俗化诠释和学术化研究方面的着作,而且在《资本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学术取向上,都烙上了苏联印记。直面历史性经典文本,通过对文本含义和作者原意的把握,挖掘《资本论》一般性普遍性原理,进而应用这些原理,去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这一时期各种诠释的共同之处。这种从历史性的维度出发,运用翻译、通俗化阐释和学术争鸣等诠释方式展开的对经典文本含义和经典作家原意的理解和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哲学—经济学”的诠释范式。回归经典、求真求同和单向听从是这种诠释范式的特点。这一诠释范式下的《资本论》的理解和诠释,较好地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却忽视了诠释者自身独特的诠释学情境,没有把《资本论》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具有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倾向,未能开启经典文本的时代意义。第三个时期,即“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诠释者通过反思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论》研究的经验与教训,逐渐意识到对《资本论》的理解与诠释不能停留在对其普遍性原理的把握上,而应将普遍性原理与当下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开启经典文本的时代意义。这一时期,作为“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深化和补充的“实践哲学—经济学”的诠释范式逐渐形成。反思现实、创生意义和互有倾诉构成了“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的特点。该诠释范式下的《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在目标取向上逐渐由面向历史文本,追寻作者原意走向结合中国现实,开启文本新意;在理解重心上由偏重事实性考量走向注重价值性判断;在理解过程上,由“视域转换”走向“视域融合”。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已经由“照着说”走向了“接着说”,开启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资本论》研究。“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顺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符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理论精神。总体而言,《资本论》在中国的诠释史,不能简单视为单纯的文本诠释史,可以认为,它是以文本诠释的方式折射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对《资本论》诠释史的梳理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典在中国社会的翻译、介绍、传播的历程,有助于对《资本论》这部伟大经典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诠释,而且也有助于发现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意义,甚至也有助于以《资本论》的普遍原理为依据,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江丽^[6]（2016）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从纵向上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演进轨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萌芽主要集中于其中学时期、大学时期及短暂的"《莱茵报》时期"。出身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由于亲眼目睹工人被剥削的非人遭遇,转而抨击资本主义对外部自然及工人自身自然的双重迫害,其生态思想正萌生于此。伴随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他们主要阐述"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指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现实的变革实践,代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彻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建立在更为系统完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提出"生态"的术语或概念,但其诸多着作中却蕴含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两章以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为依据,分别从生态要素论、生态危机论、生态经济论、生态社会论、生态伦理论及生态审美论等六个方面对其生态思想进行尽可能深入的横向阐明,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深刻意蕴。第四章主要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前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和回应的理论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与科学检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一球两制之间的生态环境博弈背景下的种种问题。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在理论上是内在契合的,二者在实践中的不契合恰恰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背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理性认识诸多制约因素,同时也须正视诸多现实契机,积极迎接挑战,抓住重要机遇,坚持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等优势,建设"美丽中国"和"绿色中国",把"生态大国"转变成"生态强国"。第五章主要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和具体实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深化。本章从人口资源环境观、发展观、科技观等三个维度概括提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出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前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力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等四个环节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从而为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林春香^[7]（2015）在《论中国新诗政治性的彰显历程》文中研究说明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因其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最便捷、最迅速的特点使得中国诗歌早早地与政治发生联系,政治抒情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政治抒情诗不但包含体现民众疾苦的现实诗歌和表现战争残酷的悲壮诗歌,而且包含那些抒发政治抱负和理想的抒情诗歌；不但包含政治受挫之后的失意之情,也包含着政治新进的那种满怀壮志之情；不仅包括除了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政治运动、革命和战争）做出直接的反映之外,也包含着对政治进行批判的讽刺诗歌。中国政治诗歌在发展过程中,政治性在逐渐加强,尤其是进入20世纪的新诗阶段,先锋性是新诗的一大特点,新诗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白话诗运动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产物,20世纪又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岁月,政治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也影响了新诗的发展。因此“政治抒情诗”是新诗中的一种特殊体裁,从共和国建立时的“颂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讽刺诗”,都与政治关系密切。在“文革”时期,政治性已达到巅峰,诗歌毫无审美性可言,最终导致了人们因过于惧怕政治而使政治诗歌淡出诗歌舞台。诗歌的审美性与政治性必须平衡才能使中国诗歌健康发展。

孟文博^[8]（2014）在《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郭沫若的生平分为这样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前期，成立之后为后期。本文即把郭沫若前期的诸多文艺论着作为校勘和研究的对象，所谓论着，是指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两部文艺着作，和最初发表在各个报刊上，后又收入到各个版本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以及《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和《沫若文集》十三卷“集外”中去的文艺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判定各篇文献资料是否是“文艺论文”的标准，是看郭沫若有无在其中提出文艺观点，所有提出文艺观点的论文，都算作是“文艺论文”。本文之所以选择对郭沫若前期发表的这大量文艺论着进行版本校勘，并标注出他在日后进行的所有改动，就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郭沫若研究学界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对其前期文艺思想进行研究或者对其文艺论着资料加以引用时，都没有注意到郭沫若总是习惯于利用把自己最初发表的文艺论文收入进各个文集之机，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自我思想观念的改变，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在做完这些修改完后，又从不加以具体说明，结果这种文本修改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欺骗性的历史地表，对他很多最初的思想观念形态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在日后发生转变的真实状态造成了一种遮蔽，如果不仔细严谨地对这些不同版本文献加以考证校勘，便很难窥视到这种遮蔽之下真实的历史流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本论文写作之前，学界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的校勘工作极为缺乏，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黄淳浩先生出版过一部《<文艺论集>汇校本》，并且此汇校本对依据“一般文字变动”“则不一一录出”的编写原则，并没有真正全面细致地还原《文艺论集》各个版本历史流变的全貌，同时《文艺论集》中所收入的文艺论文，也仅仅占郭沫若前期发表并在日后又加以修改的所有文艺论文中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其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文艺论着都是处在从未加以校勘的状态，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文是首次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而完整地校勘。在最终形成此篇论文定稿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内，笔者通过从相关网站进行下载，从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复印、从私人手中进行购买等方式，基本找全了郭沫若前期所有发表过的文艺论着最初版本，以及日后又由各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收入有这些文艺论着的各种文集。在拥有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文艺论着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对比的方式，找出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对其最初版本文艺论着所做的所有修改，最后把这些异文加以汇编，便形成了各章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笔者在编写这部分“校勘成果汇编”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学界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注意到郭沫若的这大量文论修改，从而没有涉及乃至结论错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阐释和评论，这就是每一章“学术发现”部分的内容。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的校勘。《文艺论集》是郭沫若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最初由上海的光华书局于1925年出版，之后由该书局又于1929年、1930年再版，最后一版就是郭沫若于年于1959年进过较大改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卷中的版本，本节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就是以其中各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为底本，与其他日后各版《文艺论集》中的版本进行校对，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异文汇编”。第二节是依据《文艺论集》校勘成果，对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阐述进行的梳理与评论。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初登文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断转变，因此这就让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非常难以把握和研究，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转变自然与他总是积极参与时代进步浪潮的性情与人生选择紧密相连，同时反过来也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角色选择与认同，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的特色，因此厘清和明晰这个问题，对我们全面而正确的认识郭沫若的文艺观，考察他所处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众多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此问题相关言论的大量修改，以至在研究结论上莫衷一是，甚至造成结论的错讹和重大偏差。笔者在重新校勘了这些文艺论着版本之后，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此问题上不断转变，但是从本质层面来说，却有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点始终不变，那便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坛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等知识分子“权力”的寻逐与把握。第二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的校勘。《文艺论集续集》收录了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共十一篇文艺论文，这十一篇文艺论文全部是体现其无产阶级文艺观的作品，因此总体上看郭沫若日后对其的改动并不算大，但是也有很多细节部分很有研究价值。本节是第一次把这部论文集进行了全面校勘，并标注出了所有异文。第二节是考察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观念内因。以往学界几乎都认为郭沫若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是文学革命成功的必要保障，从而把他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郭沫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对“五四”文学革命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他表面上所强调的那些“公子派”、“好事家”没有“产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在更本质层面上源于对其个人“权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名利”的考量。当“五四”文学革命在国内风起云涌之时，郭沫若因还在日本留学，错过了这场难得的历史机遇，结果造成他虽然日后文名渐盛，却不能及时转化为实际利益，依然经济困窘。之后郭沫若敏锐地感到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洪流，并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利用无产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际功绩，为自己在文坛及社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开辟道路。可以说，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正源于其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第三章第一节是对《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部分和《羽书集》中所有文艺论文进行的校勘。这两部分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是发表于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大体可以以郭沫若回国参加全面抗战为界限，分成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内，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由于受不同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而尤其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言论，往往又被其在日后进行大幅度的改动。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基于校勘工作之上，对郭沫若与李石岑、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真实关系的考察评论。郭沫若与李石岑历史恩怨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这段恩怨纠葛从二十年代初期一开始便体现了郭沫若鲜为人知的一种负面心态：偏狭，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他的这种偏狭心态都始终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都还有回响。关于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人们总是根据郭沫若在解放后编篡的《沫若文集》来认识考察，认为郭沫若是反蒋斗士，但殊不知郭沫若在编篡自己的《沫若文集》时，把他解放前创作中所有涉及蒋介石的言论都删改过了，而这种删改便对他们关系的真实状态形成了巨大遮蔽，尤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抗战时期的关系。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郭沫若在言论上对蒋介石是非常恭敬的，甚至到了献媚的地步，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势力对他的极力争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改变。而从郭沫若更深层的心态考察，无论是他对李石岑的负面评价，还是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献媚态度，其背后都有郭沫若对自我“权力资本”的争取和维持。第四章第一节是对《蒲剑集》、《今昔集》两个集子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两个集子中的文艺论文均创作和发表于1939至1943年间，也就是全面抗战转入持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态的巨大转变，国内政治形势随之发生急剧转变，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到了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言论，使他的言论极具时代色彩，而日后他对这些论文的改动，也是非常大的。第二节是对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考察评论。“民间文艺”观一直是郭沫若文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却至今一直处于被边缘甚至被忽略的状态，笔者通过校勘其文艺论文发现，郭沫若并非像学者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关注民间文学事业”，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不同的态度，其中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有着较低的评价。郭沫若对待民进文艺的态度，与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权力”意识紧密相联。第五章第一节是对《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三个部分中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主要发表于从四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大约八年的时间内，郭沫若的人生在这一时期内颇为跌宕起伏，他先是被蒋介石免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之后他所领导的“文工会”也被解散，由此便彻底结束了其在国民党体制内“交大运”的历程，但在与此同时，他却在共产党方面获得极高的认可，被定为“鲁迅的继承者”，获得了“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因此他的文艺观言论也明显地向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靠拢，因此日后郭沫若对这一部分文艺论文的改动，并不算非常大。第二节是笔者基于这校勘工作，发现并阐释了郭沫若在解放前对毛泽东毛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真实状态。历史的实情是解放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从最初仅仅印象深刻，到之后欣赏敬仰，再到最后达到崇拜歌颂，这样不断进行转变的。这一转变过程本质上体现了郭沫若在不同的历史机遇期中对“权力”的寻逐。总的说来，本文是郭沫若研究九十多年来，首次对他所有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勘工作，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诸多久已被遮蔽的重要问题，以及以往学者们由于不清楚郭沫若的这大量修改所得出的错误研究结论，笔者在每一章的“学术发现”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厘清和阐释，并对错误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纠正。在研读和校勘郭沫若大量前期文艺论着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文艺观念上有着明显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特点，但是在他的这些观念在不断转变的背后，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心态在起着决定作用，那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文化资本”的努力获取，以及在此“文化资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有着直接影响力的“权力资本”的寻逐与把握。

宋嵩^[9]（2014）在《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历史小说。与此前的“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状况相比较，80年代的历史小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堪称继“五四”时期以后又一个历史文学创作高峰。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述史传统，从巨大的历史着作宝库中拣选题材，加以具有现代意识的审视与思考；又借鉴了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意识，如对历史与现实关系思考、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对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考量等，尤其是受80年代时代语境的影响，作家们将当时流行的“现代性”问题和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投射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使古老的“历史”和“历史小说”这一文体形态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本文拟采用近年来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颇具成效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对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与接受进行考察。具体研究方式是，选择几位在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风貌、但却被日后的读者和文学史所“遮蔽”的作家及其作品，详细考察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体现出的创作流变，并力争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出作家个人与时代“主流”之间的“共名”和“张力”。绪论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小说从诞生到20世纪中期“十七年”时期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简要概括；继而简介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情况，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最后着重分析、总结“重返八十年代”这一研究范式的演变、特征和具体方法，指出其对于“80年代文学”（包括历史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以萧军创作于50年代却出版于80年代初的《吴越春秋史话》为主要考察对象，指出这部作品是作者在经历了十几年心灵折磨之后的寄托之作。萧军长期以“鲁迅精神”为指导，大力发扬知识分子主体性，坚持艺术的自由与独立性以及由此衍伸的作家（“人”）的自由和独立，积极参与革命文艺活动，但他的思想同党的指导思想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因此在四、五十年代屡遭批判。他将心中的不平之气投入到《史话》的写作中去，借两千多年前古人的遭遇和心理反映自己长期以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发出了对“真诚”、“信任”的呼唤。但由于作者此时“历史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以及力争使作品获得出版的考虑，他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小说形态差别较大、而更接近通俗历史读物的文体形态来创作该书，使《史话》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同时，《史话》在体现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一方面与陈翔鹤等人在60年代初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发生了共鸣，而与同类题材的《胆剑篇》等历史剧作相比则迥然有别。无论是在创作的年代，还是在出版的年代，《史话》都在某一方面与时代格格不入，故而成为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异类”、“奇葩”。第二章以杨沫后期创作作为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与缩影。通过对杨沫后期三部长篇小说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杨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心理型”作家的典型，他们的创作受个人心理波动的影响特别明显，常常将个人心理的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中。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因素在其创作过程中的掣肘现象越来越明显，更使其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中去，因而其后期的小说创作成就，远远比不上《青春之歌》。由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已经将此类型作品的创作可能开掘、发挥到了极致，虽对后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使创作难以创新。杨沫后期小说中的有限尝试很难与“新时期”小说领域内的其他成绩相提并论。再加上读者接受兴趣上的新变化，种种迹象都表明“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进入了窘境，如不加以改革，必然难以为继。第三章选择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骥才的历史小说创作作为考察对象。他以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登上文坛，此后又兼及历史小说、伤痕小说、文化反思小说等题材领域。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继《义和拳》之后又创作了《神灯前传》和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在内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义和拳》受“文革”主流文艺路线的影响，属于“文革”时期主流的“主题先行”式的小说，不仅艺术水平不高，且体现出一种借义和团“历史”反映“革命历史”的动机，是一部披着“近代史”外衣的“革命历史小说”。《神灯前传》因作者的兴趣转向而成为“未完成”形态的小说，但该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在创作风格、技法上的重大转变，在“怪事奇谈”小说中最终完成。冯骥才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小说形式对其进行展示与反思、批判。但由于表现方式上的特别，以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存在差异，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如果用他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文化理论回望这些作品，便可以理解他的创作初衷。第四章选择对姚雪垠《李自成》后三卷进行重读，出发点是针对《李自成》创作与评价上明显存在的“断裂”现象。姚雪垠在80年代初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后，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创造力衰退、卷入论争牵扯太多精力等种种原因，小说后两卷迟迟不能定稿，在创作和出版周期上“无限期延宕”，影响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情。最终得以出版的第四、五卷也只是呈“初稿”“草稿”状态。同时，由于文坛主流思想倾向的转移，小说前两卷中的缺陷在此时被过度凸显、放大，对作品艺术成就的评价持续走低。经历了“《评<甲申三百年祭>》风波”和“姚刘之争”，姚雪垠开始对自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初衷进行有限地修正，在小说后三卷中，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等形象与前两卷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此过程中作者又畏首畏尾，从而导致人物形象的断裂和矛盾；在对待少数民族先进人物的态度上，又犯了“主题先行”的老毛病，不切实际地试图将其塑造成“改革者”，以致呈现出人物形象与构思严重不符的情况。种种原因导致小说后三卷逐渐沦入平庸，甚至成为作者创作生涯上的“污点”。结论部分，重点指出论文所涉及的四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被遮蔽”“被忽略”“被遗忘”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家在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未能彻底解放思想，没有摆脱建国后三十年文艺创作上的不良倾向；面对后起之秀的挑战，有的作家主动求变，转移创作方向和风格，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但也有一些作家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不良影响，反而寄希望于有限度地“配合”时代语境和文坛风向的转变，对原有的创作思路加以修正，最终导致创作上的失败，这一教训值得当下的历史文学作者深思。

朱君奇^[10]（2014）在《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苏同盟”仅仅存在了十余年，而真正的“蜜月期”更不过是数年而已，但苏联之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直到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党政机关的建制及名称，到政府干预角色突出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再到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苏联红歌《喀秋莎》，乃至城市规划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苏联模式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但苏联之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并非起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而是早在民国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潮。可以说，中国走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而且并非光说不练，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战后都对发展计划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是割不断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新中国继承了民国的计划经济遗产，并系统引进了正统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万余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五计划的锤炼打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初步的搭建了起来，但其统的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之后，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毛泽东主导的两次矫枉过正的大规模“放权”改革运动，把刚刚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破坏殆尽。虽然在随后的两次经济“整顿”中有所恢复，但已经不复当年。取代苏式理性计划经济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运动经济”，即通过诉诸革命激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计划经济是与集约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经济，而运动经济则是脱胎于根据地经济的、与分散的小农生产相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经济。中式运动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的大异其趣，其实质便是“中央集权、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专家治国”与“各自为政、浪漫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分野和对立。两种体制处处针锋相对，它们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改革前经济体制的定性，本文没有因循旧说，而是认为“外生”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冲毁了，“内生”的运动经济只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外观”而已。苏式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幼年早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真正的计划经济在1958年之后便被抛弃了，以致中国最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与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不是破除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是告别运动经济，恢复苏联长期坚持、在中国“一五”时期也一度建立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前经济体制（即改革起点）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中苏两国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实际效果的差异。正所谓“反者道之动”，苏东的计划经济运行得还算成功，这反而增加了转轨的难度，使得苏东的改革就像“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运动经济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反而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运动经济既反市场又反计划，因此相较于苏联、东欧、印度，中国的改革具有“恢复市场”和“重建计划”的双重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恢复重建，市场经济也在体制外潜滋暗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计划和市场此消彼长的“双轨并行”期之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的改革才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才走向根本性的衰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1930年-1957年，计划经济从思潮的勃兴到体制的建构，此为一“起”；1958年-1961年，第一次“放权”改革严重破坏了计划经济，此为一“落”；1962年-1965年，经济整顿重新“收权”，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此为二“起”；1966年-1974年，第二次“放权”改革再次重创脆弱的计划经济，此为二“落”；1975年-1991年，计划经济得以恢复重建，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此为三“起”；1992年-2005年，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式微，此为三“落”。我们从计划经济在中国“兴起、变异、衰败”的“三起三落”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现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二、“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4）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资本论》第一卷诠释史研究 ——以中国为范围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中国新诗政治性的彰显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8）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9）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异化的过程与本质研究[D]. 刘旭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2]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D]. 刘晓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3]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4]仪式的解构与建构 ——我国新闻发布会历史研究[D]. 王洁. 厦门大学, 2017(08)
• [5]《资本论》第一卷诠释史研究 ——以中国为范围的考察[D]. 张凯. 安徽师范大学, 2016(05)
• [6]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江丽. 湖北大学, 2016(06)
• [7]论中国新诗政治性的彰显历程[D]. 林春香.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2)
• [8]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D]. 孟文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9]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D]. 宋嵩.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D]. 朱君奇.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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