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针灸学的基本走向——21世纪青岛针灸发展论坛随想（论文文献综述）
曾睿林[1]（2021）在《对“法国针灸之父”苏烈针灸文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梳理17世纪至20世纪针灸在法国的传播史,厘清苏烈的生平及其对针灸在法国传播的主要贡献乃至对针灸在欧洲传播发展的影响;2.明晰针灸文物的定义和价值,探索针灸针具和针灸铜人的发展演变历史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挖掘苏烈的三件针灸文物的年代、特点和价值。内容:1.法国针灸传播史略及苏烈的生平:从针灸理论以及针灸临床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法国针灸传播史略;以时间线的顺序铺陈苏烈学习汉语、来华任职而后学习针灸,及其回到法国开展针灸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的经历。辅以他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针灸着作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苏烈的丰富人生;2.苏烈的针灸文物:包括现藏于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博物馆的金针、清末针具和“雍正”铜人。阐释苏烈的针灸文物的来龙去脉,重点描述三件文物的外观、用途、与苏烈的联系以及与同类针灸器具的对比。方法:1.文献研究法:在中外文数据库、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官网以及学术分享和开放性期刊网站等检索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2.实验研究法:使用游标卡尺和电子秤等对两套针具和铜人的长度、重量等数据进行测量;肉眼观察（结合显微镜）针具和铜人的各项细节同时进行记录;3.翻译:在查阅相关文献时需要进行法文、英文甚至部分德文、拉丁文翻译;与国外博物馆、图书馆或大学的工作人员通信（邮箱）时需要使用外文交流。结论:1.针灸在法国的传播与发展,与其历史上有关人员翻译和撰写针灸文献、从事针灸理论与临床实验研究和建立针灸协会与培训机构等有关。苏烈的针灸实践在法国针灸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法国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本文所探讨的三件文物都是针灸器具史上重要的见证,为针灸发展史注入了部分新知且为完善针灸发展史乃至中国医学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刘立安[2]（2020）在《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史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本文旨在对宋以前的灸疗学术传承和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就灸疗学术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若干学术论点进行尝试性挖掘。灸疗学术史的考证、分析是中医针灸学科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先秦。本文研究目的是以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对先秦至宋代的灸疗学术进行纵向的考证、分析,并形成总结,以全面地梳理这段时期灸疗学术成果,并揭示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轨迹。探寻在该段历史时期内灸疗学术沿革的内在规律,初探学术发展背后的社会动因,填补灸疗专科学术沿革研究的空白。本研究进一步借学术史研究中所见学术发展与社会、文化推进的联系性,结合社科领域为主的多学科对照,从横向上对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过程中若干相关学术论点进行尝试性挖掘与拓展,探究其学理的贯通、旁通、变通规律,拟为以后的灸疗学术挖掘、学理研究提供新视角性的借鉴和启示。研究方法:本义主要通过全面搜集、梳理宋以前灸疗文献、史料,结合典型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和综合研究方法,进行灸疗学术传承、发展的研究及若干学术论点的挖掘。典型分析方法乃于研究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人物及其成果和相关着作文献,后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其学术特点、利弊得失与学术规律。理论分析方法是通过理性思维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其通过在思想上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特征、属性、关系等,再从本质上加以界定和确立,进而通过分析、综合,把握其规律性。综合研究方法即在大量占有学术传承、发展史料基础上,通过纵向、横向、多维度的分析、综合、比较,以呈现学术发展的成果,揭示其特征、利弊和规律。研究结果:依据宋及以前灸疗学术传承、发展客观事实与规律,本文将该段时期灸疗学术发展历程划为五个历史分期:（1）自三代之前至《灵枢》、《素问》成书前,为灸疗学术的萌芽阶段。该阶段,可见一些与灸疗相关的出土物,有关灸疗的记载散见于儒、道等诸子作品中,《马王堆帛书》中见载经脉的雏形,但并未见成熟的灸疗指导理论体系;（2）自《黄帝内经》成书至晋皇甫谧写成《针灸甲乙经》时期,是灸疗学术体系初建阶段。在该阶段,古人总结了此前的中医及灸疗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在详述人体的经络腧穴基础上,《内经》、《针灸甲乙经》等文献全面论述了灸疗适合地域、从业适合人员、适用情况判断、施灸原则、灸疗补泻、穴位灸禁及与他法联合应用等灸疗基础理论,至此灸疗学术基础理论体系初步建立;（3）自晋代葛洪着《肘后备急方》到唐初甄权、张文仲等医家论灸,是灸疗学术的发展丰富阶段。在该阶段,灸疗急救思想及急症施灸发展迅速,外科、伤科、痈疽之灸方均丰。灸法上也大有丰富,首开隔物灸先河。灸疗临床见经外奇穴的选用;（4）自唐孙思邈着《备急千金方》到北宋政府编就《圣济总录》,可以称之为灸疗学术的繁盛阶段。该阶段,王焘等不少医家“重灸思想”鲜明。灸疗学术在魏晋南北朝丰富基础上,出现第二次总结。该时对于腧穴、灸材、艾炷形制、灸法、灸量、施术、灸疮护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定,明确提出了灸例、腧穴标准、疗程等内容,灸方也极大丰富。在大总结基础上,可见灸疗思想及方法的进一步发展;（5）自《灸膏肓俞穴法》、《西方子明堂灸经》等民间灸疗专书出现延续到宋代以后,为灸疗学术争鸣与门派初现阶段,本阶段民间灸疗专着多方出现,在灸疗学术探讨上不再追求全面,而多针对灸疗学术体系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医家各有所主张,各有所长,各有灸疗学术所挖掘的点,初步可见学术分门别派之端倪。在对宋以前灸疗学术演变进行纵向历史分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方法,探讨了灸疗在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沿袭创新、利弊得失,并阐述了灸疗学术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本文剖析出宋以前灸疗的学术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大体上有相合性,这也折射出学术发展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性因素的影响。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故可进一步窥见灸疗学术发展与文化的联接。综合可见,中医药体系中的灸疗学术发展与文化、社会的发展有紧密关联。启示我们在当下,结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发展灸疗学术有其必要性,据此笔者提出了后续灸疗学术发展选题的建议。一者,对于当前“老龄化”社会将至,灸疗学术探索在老年病领域或大有可为:再者,在当前国家“健康中国”战略下,社会医学倡议逐渐由“以疾病为中心”转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上,提倡并重视疾病预防,故对保健灸疗的研究也是可取的方向;三者,在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艾灸发挥了防疫作用,面对复杂且日益全球化的疫病流行趋势,灸疗防控传染病研究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方向。这也表明,对于传统灸疗学术的挖掘,回归和联系传统文化并进行多学科互参式的研究是可取方式之一。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综合分析研究方法,通过对宋以前灸疗学术的全景式梳理与总结,抓取了灸疗学术体系发展的整体视角,进而回溯针灸及中医整体学术理论体系,以多学科对照、贯通思路,对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过程中若干相关学术论点进行了横向挖掘与拓展,对于“艾”的本义与阴阳的联系、“腧穴取穴法”的系统性、“奇经八脉”理论、灸疗手法、“古音六字诀”音韵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以为后续灸疗学术理论研究乃至针灸和中医学术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借鉴。研究结论:通过对宋以前灸疗学术史的纵向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结合综合分析和理论研究,得到以下四点结论:（1）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五期;（2）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历程与社会更替历史进程有相合性,且宋以前灸疗学术演进背后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动因;（3）宋以前灸疗学术的沿革对于今后灸疗学术研究的选题有所启示;（4）在针灸乃至中医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多学科对照、贯通探索是可取途径之一。
鲁旭[3]（2020）在《《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医富含中国传统特色,是我国无可替代的瑰宝;《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因此,将二者相结合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可以让我们加深对《红楼梦》本身的理解和感悟,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医。而探究《红楼梦》中医元素的俄译,对掌握传统中医术语的俄语翻译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帕纳秀克版本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中出现的中医元素翻译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以及科米萨罗夫等值翻译角度研究《红楼梦》中医元素的俄译规律,探讨影响中医翻译准确性的因素和中医翻译的原则及策略,并尝试探究《红楼梦》中的中医理论、中医疾病证候、中医诊断治疗、中医药材药方、饮食养生文化等方面的翻译得失。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总结了《红楼梦》俄译历程,梳理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指出研究过程中的难点以及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概述了翻译美学理论和科密萨罗夫等值翻译理论,探讨了影响中医翻译准确性的因素,并就此提出中医翻译的原则和翻译策略。第二章总体梳理了俄语中对中医元素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早期、中期和现今,从宏观上介绍中医元素在俄罗斯的翻译发展状况。第三章以第二章划分的三个时期为基础,概括了中医元素俄译的三个阶段特点。第四章是本文重点,将《红楼梦》中出现的中医元素划分为六类:中医理论知识的俄译;中医疾病证候的俄译;中医诊断和治疗的俄译;中医药材、药物和药方的俄译;中医饮食养生的俄译以及香疗法和西洋药的俄译,结合翻译美学理论和科密萨罗夫等值翻译理论进行分析,总结中医元素的翻译方法,并对其中出现的部分误译提出修改方案。最后一章为本文的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总结,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陈少宗,朱兵[4]（2018）在《应当发展开放、包容的现代针灸学——针灸在欧美的本地化挑战与对策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针灸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针灸在国外的本地化。美国"干针"事件的发生,除了利益竞争之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针灸在美国的本地化进程。"干针疗法"是以人体解剖和生理学等生物医学理论为基础,与传统中医学的经络理论、脏腑理论、气血理论无关。在传统中医学体系之外探求针灸理论基础的本地化努力,对我国学术界提出了严峻挑战,发展以神经-内分泌-网络学说及腧穴作用规律、针刺作用四大规律为理论核心的现代针灸学体系才能引领学术潮流。现代针灸学与传统针灸学不能相互取代,二者是一种补充关系。
刘洋[5]（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胡天烨[6]（2017）在《浙江近代灸法学术流派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源多流、流派纷呈"是中医临床与学术传承创新的基本特征,是贯穿于中医发展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中医临床特色优势的体现,也是打造名医和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重要途径。继承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首要,历史上产生了许多学术流派,丰富了中医的学术思想,发展了中医诊疗方法。本课题通过查阅整理浙江灸法发展史料,梳理流派传承脉络,采用口述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整理收集文献,对灸法专家及相关人员调研,整理灸法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深入挖掘整理流派历代传人传记及代表性着作、典籍、医话等文史资料,概括整理了浙江灸法的古代源流,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以时间为轴线,梳理出浙江灸法的理论源流,同时整理了现代灸法学术流派研究进展,以周楣声等在灸法方面有特殊贡献的医家为代表,简述了全国灸法的发展。其次,提炼整理了四家近代浙江灸法流派的学术思想、诊疗技术和临床经验,分别是以严定梁为代表人物的严氏灸法、以施延庆为代表人物的施氏灸法、以高镇五为代表人物的高氏灸法、以罗诗荣为代表人物的罗氏灸法。其后,总结了浙江的特色灸法以及浙江灸法的特点,即重视经典、针灸药并用、灸法种类丰富、开拓创新。最后概括介绍了浙江灸法对全国灸法产生的影响。
孙海舒[7]（2016）在《《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研究意义针灸知识来自于医疗实践,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经过多人、长期的积累,凝炼之后,在一定的地区为人们普遍接受,则形成了针灸理论。现存的《内经》、《难经》是针灸学的经典理论来源。无论是公共科目或者针灸专科书目,历代作为国家颁定的教材有《脉经》、《素问》、《甲乙》、《难经》、《黄帝针经》、《脉诀》、《铜人针灸经》、《圣济总录》等。此后,经过漫长的筛选与构建,逐渐形成了现存的《黄帝内经》、《难经》为来源的古典针灸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针灸理论也有着相应的发展轨迹,“知识是现实的镜面反映”。针灸知识的演化路途,是现实的反映。针灸知识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还是建立在社会构建现实的基础之上。考察针灸知识及其在历代针灸教材体系中的异同,发现理论的构建基于以下几点：解决现实疾病问题；受到背景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针灸理论经过多次构建,逐渐发展到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为代表的针灸理论体系,纳入了一部分来自古代医籍的内容,也有结合现代技术、受到背景因素影响的“新”知识纳入。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命名的针灸专书到2012年的第九版《针灸学》,其知识体系经历了探索、初创、改革、完善、发展、成熟的阶段。虽然《针灸学》教材作为针灸知识的特殊载体,承担着扩散针灸知识、塑造（学生）针灸理论的重要功能,然而遗憾的是,长时期以来。对于这些规规矩矩、对医生乃至人类健康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教材,学术界尤其是学院派的学术界,并没有将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至少没有从理论角度审视教材知识体系对整体针灸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最重要的文本,却缺乏最恰当的关注。因此,对于《针灸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深入研究针灸理论的需要。（2）探索《针灸学》教材研究的现实意义。（3）是理解针灸理论在当代发展特点的需要。（4）为针灸理论研究提供先行研究的基础。2.研究目的探索《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特点,研究《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3.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方法：围绕历版《针灸学》,限定时间范围,采集《针灸学》教材资料,对内容进行梳理、比较。（2）文献计量学方法：以“针灸学”为检索词,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对纳入文献用分类统计的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3）历史研究方法：引入目录学方法、背景因素分析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基于目录学方法研究《针灸学》知识分类；研究背景因素对《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4）理论分析法：分析《针灸学》知识纳入与排除,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的特点；试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试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4.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面向中医本科学生的《针灸学》教材（1961年-2012年）。研究内容：（1）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以“针灸学”命名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包括两部分：①截止2012年,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数据库纳入文章30,000余篇；②书籍图片库,数据量2.0GB。（2）考证古代针灸教材,通过《针灸学》知识体系与古代针灸知识体系的比较、与对外交流教材的比较,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从经络分部、腧穴主治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古代针灸知识体系与《针灸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互相影响。（3）梳理《针灸学》教材,呈现、分析其知识分类、知识体系、知识构建。通过考察某些知识点的纳入和排除,分析针灸知识体系对针灸理论的影响与联系。（4）按教材的历史阶段,分析社会背景因素等对教材涵盖的针灸知识的影响,以及对针灸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5）描述以教材为载体的针灸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分析特征。（6）从知识论的角度认识针灸教材的知识体系。研究教材知识体系的变化对于针灸理论的影响。以“赤医针”、“针刺麻醉”、“组织疗法”等现象加以分析。5.研究结果通过比较与分析,结果如下：（1）古代针灸教材中的针灸理论本论文研究的古代针灸教材是：《黄帝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政和圣济总录》。上述教材涉及的针灸理论包括：相同或相似的针灸知识,由于编撰者构建方式的不同,即层级结构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古代教材中存在的经络分部,有不同的排列方式,而《针灸学》只拣选了其中一种,随着历版教材的固化,《针灸学》中所选择的排列方式,有取代其他方式的趋势。关于腧穴主治,由于某些理论没有被纳入《针灸学》知识体系,对腧穴的定位与适应症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教材的发展,某些既有的针灸理论,被教材选中纳入教材的理论体系当中,由于被纳入的范畴不同、层级设置不同,反而影响了该理论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背景因素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影响明显。《针灸学》知识体系的设置,对“新”治疗方法纳入方面,提供了一个“入口”,并逐渐完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1961年之前冠以“针灸学”的文献,是对知识体系的探索。以南京中医学院为代表,前贤对于教材知识体系的构建,做了许多基础性研究。（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背景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赤医针”、“穴位注射”、“针刺麻醉”等知识的纳入,显示了《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灵活性和开放性。（3）古代针灸教材,面对的是类似或相同的针灸知识,然而编制者不同,依然影响其知识体系的构建。（4）对外教材与古代教材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基础理论的拣选。6.结论（1）《针灸学》知识体系,是理论与知识的融合体,理论能够达到预测的作用,及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知识是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升华为理论,没有升华为理论的针灸知识,对临床的意义在于规范。（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处理好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3）《针灸学》知识体系,并非基于“新”知识的新体系,而是面对相同或相似针灸知识,受到不同因素影响,编制者拣选了不同的知识排列方式而进行的知识体系重构,《针灸学》知识体系不能代替针灸理论,但是可以纳入既有而未被拣选的理论或知识,同时需要考虑纳入的标准,纳入后知识层级的设置。
张阳[8]（2016）在《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调控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干预脑缺血神经再生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观察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调控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干预脑缺血神经再生的效应。方法采用线栓法建立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模型,选取健康雄性清洁级Sprague-Dawley（SD）大鼠9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电针组、丰富康复组及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组（针康组）。模型组、假手术组不予任何治疗,电针组采用电针治疗,丰富康复组采用丰富环境和康复训练（平衡木、转棒、网屏）治疗,针康组采用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治疗,分别于3d,7d,14d后处死取材。采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观察各组术后4h,3d,7d,14d大鼠神经功能缺损情况;采用行为学功能评分观察各组大鼠术后4h,3d,7d,14d行为学功能改变情况;采用TTC染色法检测脑梗死体积;采用透射电镜观察术后14d各组大鼠缺血侧皮层和海马神经元及突触超微结构的变化;采用HE染色法检测术后14d各组大鼠缺血侧大脑皮质和海马的病理组织学变化;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术后14d各组大鼠缺血侧大脑皮质和海马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Ng R、LINGO-1、p75NTR、TROY）表达的变化。结果1.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假手术组术后各时间点（4h,3d,7d,14d）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为0分;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各个时间点（4h,3d,7d,14d）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显着高于假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4h,3d,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低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14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均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与丰富康复训练组和电针组比较,针康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显着低于丰富康复训练组和电针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行为学功能评分:（1）平衡木行走测评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各个时间点（4h,3d,7d,14d）的平衡木行走测评评分均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4h,3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平衡木行走测评评分均低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14d,丰富康复训练组、电针组与针康组较模型组平衡木行走测评评分均显着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比较,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平衡木行走测评评分均显着低于电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针康组平衡木行走测评评分显着低于丰富康复训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转棒行走测评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各个时间点（4h,3d,7d,14d）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均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4h,3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均低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针康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14d,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比较,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均显着低于电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丰富康复训练组比较,针康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低于丰富康复训练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网屏测评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各个时间点（4h,3d,7d,14d）的网屏测评评分均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术后4h,3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网屏测评评分均低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14d,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网屏测评评分均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比较,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网屏测评评分均显着低于电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丰富康复训练组比较,针康组转棒行走测评评分低于丰富康复训练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脑梗死体积检测:假手术组无梗死灶,模型组梗死灶明显,经过治疗后,各干预组脑梗死体积缩小;术后3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脑梗死体积均小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d、14d,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与针康组脑梗死体积均显着小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与丰富康复训练组和电针组比较,针康组脑梗死体积显着小于丰富康复训练组和电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缺血侧皮质和海马神经元及突触结构:模型组可见缺血区皮层和海马神经元形态不规则,神经毡内突触明显减少,细胞边界不清或消失,细胞空泡样变,线粒体肿胀,嵴变形扭曲甚至断裂,粗面内质网扩张,突触前后膜不清晰,突触前终末不清,突触小泡数量显减少。各干预组均能使缺血区皮层和海马神经元胞膜完整,促进神经毡内突触数量增多,改善线粒体、粗面内质网结构,改善神经元凋亡和坏死。针康组保护缺血区皮层和海马神经元和突触超微结构效果更明显。5.病理组织学观察:假手术组,脑组织层次分明,神经细胞形态结构正常;模型组,脑组织水肿明显,结构疏松,细胞排列紊乱,空泡样改变明显,细胞核固缩深染,核仁消失等病理变化。术后14d,各干预组大鼠缺血侧皮质和海马病理改变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术后14d,针康组大鼠缺血侧皮质和海马周围炎性浸润较其他治疗组减轻明显,神经元数量有所增加,变形、坏死神经元减少,损伤明显减轻。6.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各组分（NgR、LINGO-1、p75NTR、TROY）的变化（1）NgR:脑缺血后缺血侧皮层和海马NgR阳性细胞数明显增高,假手术组可见Ng R阳性产物少量的表达。模型组Ng R阳性细胞数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Ng R阳性细胞数均显着低于模型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比较,针康组Ng R阳性细胞数显着低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LINGO-1:脑缺血后缺血侧皮层和海马LINGO-1阳性细胞数明显增高,假手术组可见LINGO-1阳性产物少量的表达。模型组LINGO-1阳性细胞数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LINGO-1阳性细胞数均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相比较,针康组LINGO-1阳性细胞数均显着低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p75NTR:脑缺血后缺血侧皮层和海马p75NTR阳性细胞数明显增高,假手术组可见p75NTR阳性产物少量的表达。模型组p75NTR阳性细胞数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p75NTR阳性细胞数均显着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相比较,针康组p75NTR阳性细胞数显着低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4）TROY:脑缺血后缺血侧皮层和海马TROY阳性细胞数明显增高,假手术组可见TROY阳性产物少量的表达。模型组TROY阳性细胞数显着高于假手术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丰富康复训练组和针康组TROY阳性细胞数均显着低于模型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相比较,针康组TROY阳性细胞数显着低于电针组和丰富康复训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1.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能促进局灶性脑缺血后大鼠神经功能重建,优于单纯电针治疗与丰富康复治疗;2.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能提高局灶性脑缺血大鼠平衡、行走及抓握能力,增加患肢肌力优于单纯电针治疗,在提高平衡能力方面优于丰富康复治疗;3.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能够缩小局灶性脑缺血大鼠脑梗死体积,优于单纯电针治疗与丰富康复治疗;3.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能够改善大鼠缺血区皮层和海马神经元、突触超微结构和脑组织病理改变,优于单纯电针治疗与丰富康复治疗;4.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能够下调大鼠缺血区皮层和海马NgR、LINGO-1、p75NTR、TROY的表达,降低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的形成,阻止轴突生长锥体坍塌和促进神经生长,这可能是电针联合丰富康复治疗法促进脑缺血后神经功能重塑的相关机制之一。
胡秀武[9]（2013）在《针灸学中五行学说源流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关于五行学说在针灸学中源流及其应用的专门研究目前尚属空白。部分学者在研究针灸学史的过程中稍有涉略。有鉴于此，笔者欲在系统整理和研究古今有关针灸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针灸学中五行学说的内容，力求做到全面反应五行学说在针灸学中的源流及应用情况，为客观详实的反应五行学说进入针灸学及在针灸学中各方面运用的全过程，也为进一步系统整理针灸学理论，提高针灸临床疗效，丰富针灸学文化奠定基础。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通过机查和手动查询相结合的方法。机查主要通过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及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场所，查阅中国知网1951年-2013年所有有关针灸学和五行学说的文献，然后通过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也进行同样操作，删除三者查询的重复文章。结合超星数字图书馆，查阅相关着作。采用手动查询的方法，查阅了上述图书馆相关馆藏文献。最后对查询到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成果：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笔者认识到五行学说在进入中医学和针灸学前，先进行了自身的发展，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发展到朴素的哲学，逐渐完成了哲学化的历程。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五行生克关系的认识，标志着五行学说理论体系的成熟。在历史的同一断层，针灸学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发展，但是理论零散不成体系。到《黄帝内经》医学时期，通过引入五行学说，才使针灸学的理论体系化。后世针灸医家不断应用和发展，提出了自身新观点。结论:1、五行学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自身哲学发展。2、五行学说进入针灸学的现实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中医思维发展到这时期已经较为成熟，具有理性思维，为理论的系统化做了思维上的准备；二、在《黄帝内经》前，医学实践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积累，亟需要系统理论来归纳总结；三、《黄帝内经》前，哲学上除五行学说盛行外，气和阴阳学说也已经形成，为五行学说进入针灸学做了全面的哲学准备。3、五行学说在《黄帝内经》医学时期进入针灸学，包括两个环节：五行学说与脏腑学说结合、脏腑学说与经络学说结合，最后才实现五行与经络的结合。4、早期的针灸学与五行学说结合的过程是在经络学说中完成的，然后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指导下，结合医学化了的五行配位图式，通过五行、脏腑、经络、四时、天干等体系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五行学说在针灸学各领域的运用。5、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五行学说与针灸学的关系。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后），五行学说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继承《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对五输穴理论进行了论述，包括五输穴的五行属性，五输穴四时五脏配法和五输穴补母泻子法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完善了五输穴理论。由于玄学的影响，部分针灸医家还通过四时与五行对应关系，根据脉象，应用五行旺相休囚理论推测疾病的预后。隋唐时期，五行学说在论述脏腑疾病证候中发挥重要作用。王冰把五运六气理论引进中医学，针灸学也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提高自身临床疗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五行学说在针灸养生中也得到发展。宋金元时期，五行学说在针灸学中的运用出现了新的方向——创造了子午流注针法。明清时期，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五行学说在针灸学中的运用较少。到民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的思辨色彩，针灸学面临废止的风险。到新中国建立后，针灸学的发展倾向经于典理论的验证和微观针刺机理研究，而关于五行的运用甚少。
邱玏[10]（2011）在《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医古籍,是1911年以前的以纸为主要载体抄写或印刷的中国古代医学图书。这些汗牛充栋的古籍文献,不仅忠实地见证了历代医药学家防病治病的精湛医术和方药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所蕴藏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类医药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英译,指的是对中医古籍文本直接进行的英语翻译,包括全译、节译,而不涉及间接的宣传和介绍；历史,则侧重于中医古籍英译方法和策略的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一.研究内容本文综合运用问题史学、文献学、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方法等,首先按照中医古籍英译各时期的特点,划出中医古籍英译的4个历史分期。然后,通过对每一时期出现的中医古籍英译作品的翻阅,以时间为经、译本为纬,力图在东西、古今古籍英译的描述对比中,提炼、归纳每一时期英译方法和策略的演变和发展特点,初步形成中医古籍英译方法和策略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在中医对外交流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展示其对中医古籍英译方法的影响；在古今中外不同译者的对比中,展示其英译思想的特色和异同,形成一部纵横交错、层次丰富的中医古籍英译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中医古籍英译的建设性意见,以期为中医对外交流的开展提供历史借鉴,促进中医古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世界医学的共同发展。二.研究意义中医古籍,伴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这些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原本,是任何现代着作都无可替代的。它们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它们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正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整理,可以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当今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同时,可以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弥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薄弱和不足,更加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三.中医古籍英译发展历程从1736年第一部中医古籍英译着作诞生以来,中医古籍英译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程,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为中医古籍英译的起步阶段,处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历史时期。此阶段诞生了4部中医古籍英译本：《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之《脉诀》《本草纲目》和道家养生着作,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翻译的《补注洗冤录集证》以及英国传教士德贞翻译的《医林改错》脏腑部分和中医导引气功着作。英译者全部为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同时,也热爱中国文化。古籍类别集中在中医本草、脉学、脏腑、养生学着作等,多为介绍性翻译,且呈现两种互相矛盾的翻译结果：一方面,译者对中医学的理解有限,不乏穿凿、省略或错译的情况,或完全从西方文化和西方医学的角度解构中医理论；另一方面,尊重中医文化的独特性所在,促使中医思维方式为西方人接受。从译法来看,多节译或编译,异化和归化法并存,其中异化法的使用,对于大部分中医文化负载词,均保留音译之法或汉字字形,在此基础上,灵活结合意译、直译和释译之法,保留拉丁化译法。2.1900年至1950年为中医古籍英译的缓慢发展阶段,处于西医强烈冲击中医、中医科学化盛行的时代。此阶段主要诞生了3部较有影响的中医古籍英译着作：英国药学家伊博恩英译的《本草纲目》和《救荒本草》、美国医史学家威斯英译的《黄帝内经·素问》前34章。这个时期的中医古籍英译多为西方医药学研究者、中国学者共同参与,但以西方研究者为主；所选古籍集中在中医本草、理论奠基着作等,为满足当时中药科学研究和解决战荒的需要,或出于对医学史研究的兴趣,古籍版本的选择较随意。此时,一方面,西方药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中医古籍着作的原貌以及医学、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全面的体现,另一方面,从医学史的角度,对中医经典文献加以译介,大量中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和对中医古籍文本的深入研究表明：再现古籍医学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意识已初见端倪,中医古籍英译缓慢向前发展；从译法来看,多节译,采用夹注和脚注补充翻译,以归化法为主,大量地借用西医学术语表达中医学概念,保留拉丁化译法。3.1951年至1991年为中医古籍英译的理论初探阶段,处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时期,以针灸为先导而形成的世界性“中医热”、“针灸热”,推动了中医的普及和发展。此阶段总共出现了《内经》（2部）、《难经》、《伤寒论》（4部）、《洗冤集录》、《医学源流论》、《濒湖脉学》、《金针》等7种11部中医古籍英译本。此时期,英译的人群从国外转向国内,出现了中国人独立英译中医古籍的情况,所选古籍多集中在中医理论奠基着作以及针灸、脉学、个人专着等临证着作,多为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医史文献研究的需要,并开始从文献学和医史学的角度精选古籍版本。此时期,中医古籍的医学理论、临床价值和历史、文化内涵日渐被人们所重视,英译时或着重挖掘古籍文字背后的医学理论,紧密联系现代临床,或结合医史文献学方法,深入再现其历史文化价值,多体现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从译法来看,初步出现了个人翻译理论的总结,如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提出了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翻译中医的翻译理论,加拿大人吕聪明博士提出了“忠实于原文,并着眼于中医古籍医学价值的挖掘”的翻译理论等；多归化和异化译法并存,但呈现转向异化法的趋势,WHO《针灸经穴命名国际标准》出台后,多遵循其标准,除药物名外,基本终止拉丁化译法。4.1992年至今的近20年时间为中医古籍英译的理论争鸣阶段,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着提升。中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阶段共出现了30余部中医古籍英译着作,国内外译者共同投入,热情高涨,国内译者成为了翻译的主力军；古籍种类已全面增加,除《内》、《难》、《伤寒》等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外,已扩展到针灸、脉学、妇科、眼科等临证专科着作及医家个人着作,译者多从学术研究等角度,严肃认真选择古籍版本；此时多将古籍着作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之作来译介,或着重体现它的医学价值,或对西方学习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人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进行普及和介绍,或全面再现它的文化、历史、哲学方面的价值,翻译结果已趋多样化。从译法来看,多呈现英译理论争鸣的局面,争鸣的焦点表现在以魏逎杰为代表的魏氏直译法,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反对；他“以原文为导向”的翻译理论与班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形成了中医翻译的两大流派,此时期多以异化法为主,译者多重视中医的文化独立性和完整性,拉丁化译法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四.中医古籍英译脉络分析通过中医古籍英译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一些历史发展脉络：从英译的人群来看,经历了从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西方科学工作者和中国学者合作——西方学者为主,中方学者为辅——中方学者为主的这样—个发展过程；从英译的古籍内容来看,经历了从中医本草、解剖、脉学、养生着作——中医经典和本草学着作——中医经典着作为主——古籍种类全面拓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英译的目的来看,经历了从普及和介绍中医——医学史和药学研究——深入医学内涵——全面再现古籍医学内涵和文化价值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英译的方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发展特点：1.经历了异化和归化并存——归化为主——异化和归化并存——异化为主的这样一个曲线发展过程；2.经历了无英译理论——探索英译理论——争鸣英译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3.经历了节译编译为主——全译为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4.经历了保留拉丁化译法——终止和反对拉丁化译法这样一个发五.几点建议通过对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医古籍英译目前正处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大好时机,应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加强中医古籍英译的理论建设,汲取中医古籍英译的历史经验,探索和规范适应中医古籍本身的英译理论,致力于中医古籍医学内涵、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全面对外传播,重视西方人的接受过程和程度。从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中医古籍英译应首先加强中医古籍文献和传统文化的研究；2.中医古籍英译应结合目前开展的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促进双方的交流和互动；3.分层次和阶段加强中医古籍的对外翻译；4.中医古籍英译语料库建设应全面推广；5.发挥中西方人员的优势,形成中西方合作的翻译模式。六.结论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中医古籍英译历史,梳理中医古籍英译发展脉络,并初步提出中医古籍英译的建设性意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影响因素对中医学的兴衰存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医古籍英译的人群、结果、古籍种类、方法等的不断变化；2.不同译者的知识背景、国籍等对译者的翻译目的、取向和内容等影响较大；3.中医古籍英译基本呈现曲线向前发展的趋势,目前遇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正逐步走向高潮；4.应以异化为主的方法,尊重中医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英译时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医特色；以归化为主的方法,注重欧美人的接受过程和接受程度,英译时遣词造句尊重欧美人的表达习惯；5.探索和规范适合中医古籍英译的翻译理论、方式和途径,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本研究的创新点表现在：1.首次对中医古籍英译历史做系统性研究中医古籍英译已经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概括来说,有对某一时段中医古籍英译情况和历史的回顾和梳理,有对专书翻译方法的归纳和总结,有对相同古籍、不同译本的比较,有对古籍翻译理论的摸索和探讨。然而,迄今为止,系统论述中医古籍英译的历史,梳理中医古籍英译方法和发展脉络的专文和专着还未出现。本研究立足更加可靠丰富的历史文本,首次对中医古籍英译历史做较为系统性研究,如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梳理发展脉络,阐释其特点及贡献,是中医对外交流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2.资料更加丰富和完整本研究有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电子数据库作后盾,并且国外大学馆际互借的途径和国内文献传递途径也已打通,克服了早期资料和国外资料难以查找的困难。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资料将更加可靠、真实、丰富和完整。例如,通过上海复旦大学高曦副教授的帮助,疏通了国外图书馆馆际互借功能,并通过其在哈佛大学访学时获取的信息,获得了英国汉学家德贞的着作和论文,多为国内难得的第一手文献；通过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和馆藏记录,获得了《补注洗冤录集证》的两个珍贵的英译本；通过北京大学“早期英文图书在线”及“十八世纪作品在线”数据库,获得了《中华帝国全志》两个英译本的电子文本等。3.纠正前人研究中沿袭的错误本研究通过翻阅真实可靠的译本,纠正了前人研究中涉及英译史实的诸多错误。如：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德贞翻译了一部中医养生着作。前人研究多认为是《遵生八笺》或《万寿仙书气功图谱》的英译本,通过阅读后发现,该译本主要涉及了《遵生八笺》、《福寿丹书》、《服气祛病图说》、《卫生易筋经》4部中医气功导引古籍的英译；又如20世纪20、30年代,英国药学家伊博恩英译了两部中医本草学着作《本草纲目》和《救荒本草》,以往多认为两部译作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原着的精髓,通过翻阅后发现,这两部着作更多的是从西方药理学和现代植物学的角度对中药作鉴定和分析,原着的医学理论已经荡然无存。4.提出个人建设性意见本研究将中医古籍英译方法和发展脉络的梳理置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和中医对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下,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得结果更为真实而立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建设性意见,对于推动中医古籍英译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中国针灸学的基本走向——21世纪青岛针灸发展论坛随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针灸学的基本走向——21世纪青岛针灸发展论坛随想（论文提纲范文）
（1）对“法国针灸之父”苏烈针灸文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苏烈——法国针灸之父 |
| 一、针灸在法国的理论源头 |
| (一)17世纪和18世纪针灸在西方的理论来源 |
| (二)19世纪和20世纪针灸在法国的发展 |
| 二、法国针灸临床实践的源头 |
| (一)苏烈的名字 |
| 1.中文译名 |
| 2.法文本名 |
| (二)苏烈结缘针灸 |
| 1.汉语启蒙 |
| 1.1 戈缇耶女士 |
| 1.2 丁敦龄先生 |
| 2.来华任职 |
| 2.1 北京(1901-1903) |
| 2.2 上海(1903-1906) |
| 2.3 昆明(1906-1909) |
| (三)苏烈回法后的针灸实践与传播 |
| 1.针灸着作 |
| 2.针灸临床 |
| 3.临床反馈 |
| 4.非法行医 |
| 5.法国针灸协会和培训机构的成立 |
| (四)苏烈在法国针灸界的地位 |
| (五)苏烈的针灸文物 |
| 1.博物馆与苏烈纪念廊 |
| 2.文物概述 |
| 第二章 金针 |
| 一、研究方法 |
| (一)观察与测量 |
| (二)文献资料的翻译与整理 |
| 1.馆藏实物资料 |
| 2.网络数据库资料 |
| 二、研究结果 |
| (一)金匣 |
| (二)匣内针灸针 |
| (三)苏烈《针灸法》中的金针 |
| 1.针的金属成分 |
| 2.针的粗细与长度 |
| 3.针的形制 |
| 4.苏烈与民国金针名家方慎盦 |
| 三、讨论 |
| (一)与其他金针的对比 |
| 1.西汉满城汉墓金针 |
| 2.现存传世金针 |
| 2.1 阮氏家传金针 |
| 2.2 六寸金针与毫发金针 |
| (二)金补银泻 |
| 1.国内研究 |
| 2.国外研究 |
| 3.结论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针具 |
| 一、研究方法 |
| (一)测量 |
| (二)标签翻译 |
| (三)观察 |
| 二、研究结果 |
| (一)针套 |
| (二)针灸针 |
| (三)标签 |
| 1.针套标签 |
| 2.针灸针标签 |
| 三、讨论 |
| (一)针套 |
| (二)针灸针 |
| (三)标签的字迹与单词 |
| (四)与其他针具的对比 |
| 1.英国科学博物馆藏针具 |
| 1.1 针具信息 |
| 1.2 对比 |
| 2.北京民俗博物馆清代针具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雍正”铜人 |
| 一、研究方法 |
| (一)观察与测量 |
| (二)文献资料收集、翻译和整理 |
| 二、研究结果 |
| (一)铜人外形 |
| (二)铜人身体各部位测量结果 |
| (三)铜人全身孔穴分布 |
| 三、讨论 |
| (一)铜人年代、性别与形象 |
| (二)苏烈书中的铜人 |
| (三)与英国科学博物馆藏针灸铜人对比 |
| 1.外观 |
| 2.书函文字 |
| 3.与乾隆铜人对比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一、针具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金针 |
| 1.黄石屏/黄氏金针及其传承 |
| 2.北方金针 |
| 3.藏医金针 |
| 4.其他金针 |
| (二)其他针具 |
| 二、针灸铜人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科研课题 |
（2）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灸疗文献及灸疗学术相关研究综述 |
| 综述二 灸疗史相关研究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史与若干相关学术论点研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 灸疗 |
| 2 学术与学术史 |
| 3 解构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范围、内容和方法 |
| 1 研究范围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方方法 |
| 第二章 宋以前灸疗学术史发展考察与纵论 |
| 第一节 《马王堆帛书》及其前的灸疗学术钩沉 |
| 1 先秦灸疗学术钩沉 |
| 2 汉初《马王堆帛书》中灸疗相关论述提取 |
| 第二节 《内经》、《针灸甲乙经》时代之灸疗基础理论体系形成 |
| 1 《黄帝内经》对灸疗基础理论体系的总结 |
| 2 《伤寒杂病论》的灸疗学术发挥与灸证对应 |
| 3 《针灸甲乙经》对灸疗理论与应用体系细化 |
| 4 《黄帝虾蟆经忌》论灸疗择时与八木取火 |
| 5 华佗、曹翕灸论辑考 |
| 第三节 灸疗急救与灸疗学术体系的丰富 |
| 1 《肘后备急方》详论灸治急症与隔物施灸 |
| 2 《小品方》辑佚部分灸疗特点析 |
| 3 范汪、深师、陶弘景等灸家的灸疗临证 |
| 第四节 《诸病源候论》至《外台秘要》时期的灸疗学术总结与推进 |
| 1 《诸病源候论》的背俞施灸与温热病可灸论 |
| 2 敦煌残卷论灸考 |
| 3 孙思邈《千金方》对灸疗理论体系的再次总结与发展 |
| 4 王焘《外台秘要》对唐初以前灸疗学术的汇总 |
| 5 该时期其他灸家的论述 |
| 第五节 官方灸疗学术继承和民间灸疗学术丰富与分流 |
| 1 政府主持编写医籍的灸疗学术传承 |
| 2 民间灸疗学术丰富与分流 |
| 3 该时期其他学者对灸疗学术的探讨 |
| 本章小结: 宋以前灸疗学术沿革纵向整体析 |
| 第三章 宋以前灸疗学术史若干相关学术论点横向挖掘 |
| 第一节 象思维的离析、贯通与灸疗乃至中医理论解构 |
| 1 根于象本义的象思维离析 |
| 2 象思维与中医文化领域的初步对接 |
| 3 象思维在灸疗乃至中医理论解构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参合古兵学文献的针灸奇经八脉理论考证与解构 |
| 1 结合古兵学文献的“奇正”整体义训 |
| 2 奇正思想下奇经八脉理论解构 |
| 第三节 纵横捭阖理论与若干针灸理论贯通研究 |
| 1纵横经纬贯通考 |
| 2 纵横理论与经络气血析 |
| 3 纵横学说与针灸基本手法逻辑系统性重构 |
| 第四节 针灸髓海理论考掘与脑户穴应用 |
| 1 髓海之输范围性考 |
| 2 从脑主神志与心主神明矛盾到四海与精气神的对应 |
| 3 由髓海之输范围面到线再到点:督脉与脑户穴 |
| 4 有关脑户穴应用的古今文献提取与统计 |
| 5 关于脑户禁刺讨论与骨空体系展望 |
| 第五节 参考“天人合一”思想的古音六字诀音韵学溯源 |
| 1 时间上追溯中古音 |
| 2 地域上转至吴音 |
| 3 构音时间因素与地域因素的参合 |
| 4 从天人合一视角对古音六字诀溯源 |
| 5 天人合一下古音六字诀的续贯通性 |
| 第六节 腧穴取穴法的考证与应用 |
| 1 腧穴取穴法理论体系层次划分及其考证 |
| 2 取穴方法体系应用性修正及初步形成模式 |
| 本章小结: 针灸乃至中医学术理论研究思路探索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研究创新点 |
|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3）《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本文的选题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红楼梦》俄译研究 |
| 1.4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6 本论文的研究难点 |
| 1.7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第1章 理论基础 |
| 1.1 翻译理论 |
| 1.1.1 翻译美学理论 |
| 1.1.2 文化空缺及补偿翻译 |
| 1.1.3 归化和异化 |
| 1.1.4 科米萨罗夫等值理论 |
| 1.2 影响中医翻译准确性的因素 |
| 1.3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中医元素俄译的历史和现状 |
| 2.1 中医药在俄罗斯之早期(18世纪末以前) |
| 2.2 中医药在俄罗斯之中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后期) |
| 2.3 中医药在俄罗斯之近期(21世纪初至今)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医元素翻译特点 |
| 3.1 第一阶段特点 |
| 3.2 第二阶段特点 |
| 3.3 第三阶段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红楼梦》中医元素的翻译探究 |
| 4.1 《红楼梦》中的中医理论知识 |
| 4.1.1 《红楼梦》中的中医理论知识概述 |
| 4.1.2 《红楼梦》中的中医理论知识的翻译 |
| 4.2 《红楼梦》中的中医疾病症候 |
| 4.2.1 《红楼梦》中的中医疾病症候概述 |
| 4.2.2 《红楼梦》中的中医疾病症候的翻译 |
| 4.3 《红楼梦》中的中医诊断和治疗 |
| 4.3.1 《红楼梦》中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概述 |
| 4.3.2 《红楼梦》中的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翻译 |
| 4.4 《红楼梦》中的中医药材、药物和药方 |
| 4.4.1 《红楼梦》中的中医药材、药物和药方概述 |
| 4.4.2 《红楼梦》中的中医药材、药物和药方的翻译 |
| 4.5 《红楼梦》中的饮食养生文化 |
| 4.5.1 《红楼梦》中的饮食养生概述 |
| 4.5.2 《红楼梦》中的饮食养生翻译 |
| 4.6 其他中医元素的翻译 |
| 4.6.1 《红楼梦》中的香疗法 |
| 4.6.2 《红楼梦》中的西洋药 |
| 4.7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目录 |
| 致谢 |
（4）应当发展开放、包容的现代针灸学——针灸在欧美的本地化挑战与对策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针灸国际化与本地化挑战 |
| 2 针灸本地化的反思 |
| 3 发展现代针灸学才能引领针灸发展的国际潮流 |
| 4 现代针灸学与传统针灸学不能相互取代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浙江近代灸法学术流派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绪论 |
| (一) 流派的概念 |
| 1. 从形成来看 |
| 2. 从形式来看 |
| 3. 从功能来看 |
| (二) 现代灸法学术流派研究进展 |
| 1. 澄江学派与灸法 |
| 2. 岭南医派与灸法 |
| 3. 新安医派与灸法 |
| 4. 陆氏灸法 |
| 5. 周氏灸法 |
| 6. 热敏灸 |
| 7. 脐灸 |
| 二、浙江灸法古代源流 |
| (一)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 |
| 1. 灸治急症 |
| 2. 提出隔物理论 |
| 3. 取穴重四末 |
| (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
| 1. 预防用灸 |
| 2. 艾灸选穴 |
| 3. 艾灸顺序、时间、大小及生熟 |
| 4. 热证可灸 |
| 5. 发展隔物灸 |
| (三)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 |
| 1. 重灸轻针 |
| 2. 艾灸养生与补泻 |
| 3. 制图释穴 |
| 4. 涉猎各科,临证用灸 |
| (四) 宋代闻人耆年《备急灸法》 |
| 1. 遵循古训,整理文献 |
| 2. 灸法急救,适应证广 |
| 3. 取穴精简,控制灸量 |
| 4. 直接灸法,艾药结合 |
| (五) 明代张景岳《类经图翼》 |
| 1. 重视灸法温补的作用 |
| 2. 艾灸方法丰富 |
| 3. 施灸顺序与禁忌 |
| (六) 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 |
| 1. 艾灸顺序、补泻、大小、壮数 |
| 2. 重视揣穴体位 |
| 3. 重视针灸药结合 |
| 4. 特色灸穴 |
| 5. 重视灸后调摄 |
| 三、浙江近代灸法流派概述 |
|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内容 |
| (二) 浙江近代灸法流派学术源流和学术思想 |
| 1. 严氏灸法 |
| 2. 施氏灸法 |
| 3. 高氏灸法 |
| 4. 罗氏灸法 |
| (三) 浙江特色灸法 |
| 1. 化脓灸 |
| 2. 温针灸 |
| 3. 铺灸 |
| 4. 艾卷灸 |
| 5. 麦粒灸 |
| 6. 百会压灸 |
| 四、浙江灸法学术流派特点与影响力 |
| (一) 浙江灸法学术流派特点 |
| 1. 溯本求源 |
| 2. 疗法全面 |
| 3. 开拓创新 |
| (二) 浙江灸法学术流派的影响力 |
| 五、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7）《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现代《针灸学》教材概况 |
| 1. 《针灸学》教材基本情况 |
| 2. 《针灸学》教材多元化 |
| 3. 《针灸学》研究现状 |
| 4. 对外《针灸学》教材概述 |
| 小结 |
| 综述二 古代针灸教材研究概况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针灸学”教材体系 |
| 1.1 基于神经理论的“新针灸学” |
| 1.1.1 《新编针灸学》知识体系 |
| 1.1.2 《新针灸学》知识体系 |
| 1.1.3 《针灸学手册》知识体系 |
| 1.2 基于经络学说的“针灸学” |
| 1.2.1 “针灸学”教材体系概述 |
| 1.2.2 “针灸学”教材体系的知识设置 |
| 1.3 以“针灸学”命名的其他参考教材(1949-1961) |
| 小结 |
| 2.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 |
| 2.1 第一版至第五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 2.1.1 知识体系概况 |
| 2.1.2 第一版与第二版教材的知识体系比较 |
| 2.1.3 《针灸学》知识体系构建知识的特点 |
| 2.2 第六版至第九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 小结 |
| 3. 古代针灸教材知识体系 |
| 3.1 古代针灸教材 |
| 3.2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及其知识体系 |
| 3.2.1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概况 |
| 3.2.2 《针灸甲乙经》知识体系 |
| 3.3 《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知识体系 |
| 3.4 《政和圣济总录》知识体系 |
| 小结 |
| 4. 古今教材知识体系比较 |
| 4.1 古代教材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影响 |
| 4.2 《针灸学》知识体系对于腧穴排列的影响 |
| 4.3 《针灸学》对于腧穴知识的影响 |
| 4.4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的层级设置 |
| 4.4.1 不同类型《针灸学》知识体系比较 |
| 4.4.2 对外教材知识体系举例 |
| 小结 |
| 5. 《针灸学》知识体系影响因素 |
| 5.1 背景因素概述 |
| 5.1.1 地域资源 |
| 5.1.2 学术传承 |
| 5.1.3 社会因素 |
| 5.1.4 文化传播 |
| 5.2 背景因素与知识体系 |
| 小结 |
| 6. 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8）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调控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干预脑缺血神经再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实验材料 |
| 1.2 实验方法 |
| 1.3 图像采集与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2.1 各组脑缺血大鼠各时间点神经功能缺损 |
| 2.2 各组脑缺血大鼠各时间点行为学功能评分 |
| 2.3 脑梗死体积检测 |
| 2.4 各组大鼠缺血侧皮质和海马神经元及突触超微结构变化 |
| 2.5 脑组织病理观察（HE染色） |
| 2.6 各组大鼠缺血侧皮层和海马NgR、LINGO-1、p75~(NTR)、TROY表达的变化 |
| 3 讨论 |
| 3.1 实验模型的选择 |
| 3.2 缺血性脑卒中中医学认识 |
| 3.3 脑卒中康复干预手段与中枢神经再生 |
| 3.4 各组大鼠实验结果比较与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基于髓磷脂相关抑制因子探讨针灸干预脑缺血损伤后神经再生的作用机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9）针灸学中五行学说源流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论题的历史来源 |
| 二 本论题的现实来源 |
| 三 本论题研究的难点及创新点 |
| 四 文章的结构说明 |
| 第一章 近现代以来五行学说与针灸学相关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五行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
| 二 关于五行学说的概念研究 |
| 三 关于五行学说的内容研究 |
| 四 关于五行学说如何进入针灸学的研究 |
| 五 关于五行学说在针灸学中的应用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帝内经》前五行学说的发展 |
| 一 五行学说的起源 |
| 1 五行观念萌芽——原始人类的自然崇拜 |
| 2 五行观念的形成及其中间环节——四方观念到五方观念的过渡 |
| 二 五行学说的发展——哲学化历程 |
| 1 五行哲学化的标志——《尚书》中的五行 |
| 2 五行哲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认识——五行相杂以成百物 |
| 三 五行学说内容的丰富——五行相生相克 |
| 1 五行相生 |
| 2 五行相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结合的现实条件 |
| 一 《黄帝内经》前中医思维的发展 |
| 1 简单的原始中医思维（原始社会） |
| 2 带有宗教色彩的中医思维（夏商周时期） |
| 3 具有理性的中医思维（春秋至《黄帝内经》时期） |
| 二 《黄帝内经》前医学实践与知识的积累 |
| 1 简单医学印象的积累（原始社会） |
| 2 简单医学文字符号的积累（夏商周时期） |
| 3 较为系统的积累（春秋至《黄帝内经》时期） |
| 三 《黄帝内经》前关于气、阴阳的认识 |
| 1 《黄帝内经》前关于气的认识 |
| 2 《黄帝内经》前关于阴阳的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中的针灸与五行 |
| 一 《黄帝内经》中针灸学与五行学说结合的过程 |
| 1 五行与五脏的结合 |
| 2 经络与脏腑的结合 |
| 二 《黄帝内经》针灸学中五行学说的具体应用 |
| 1 在经络腧穴方面的应用 |
| 2 在经络病候方面的应用 |
| 3 在针刺原则方面的应用 |
| 4 在针刺方法方面的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世医家对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一 秦汉时期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黄帝内经》后）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三 隋唐时期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四 宋金元时期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五 明清时期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六 近现代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1 社会文化背景 |
| 2 针灸学发展概况 |
| 3 针灸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应用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问题史学研究方法 |
| 1.3.2 文献学方法 |
| 1.3.3 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方法 |
| 1.4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
| 1.4.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和文化内涵 |
| 1.4.2 对世界医学的启示和推动 |
| 1.4.3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借鉴和参考 |
| 1.4.4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综述 |
| 2.1.1 古代和近代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 |
| 2.1.2 现当代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 |
| 2.1.3 结论 |
| 2.2 国内中医古籍英译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主要英译研究方法 |
| 2.2.2 主要英译理论研究 |
| 2.2.3 主要英译译法研究 |
| 2.2.4 结论 |
| 3 中医古籍英译的起步阶段(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 |
| 3.1 历史背景 |
| 3.1.1 西学东渐与医学传教 |
| 3.1.2 西方汉学研究 |
| 3.1.3 中医西传 |
| 3.2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的医药部分——中医古籍英译之最早者 |
| 3.2.1 《脉诀》的英译 |
| 3.2.2 《本草纲目》的节译 |
| 3.2.3 不知名的养生着作 |
| 3.2.4 结论 |
| 3.3 翟理斯和《补注洗冤录集证》英译本 |
| 3.3.1 关于翟理斯 |
| 3.3.2 译本的缺点 |
| 3.3.3 主要英译方法和特点 |
| 3.3.4 结论 |
| 3.4 德贞与《医林改错》和中医导引气功着作英译本 |
| 3.4.1 关于德贞 |
| 3.4.2 《医林改错》节译本 |
| 3.4.3 中医导引气功着作英译本 |
| 3.4.4 结论 |
| 3.5 小结 |
| 4 中医古籍英译的缓慢发展阶段(1900年至1950年) |
| 4.1 历史背景 |
| 4.2 伊博恩和《本草纲目》、《救荒本草》英译本 |
| 4.2.1 关于伊博恩 |
| 4.2.2 《本草纲目》英译本 |
| 4.2.3 《救荒本草》英译本 |
| 4.2.4 结论 |
| 4.3 威斯和《黄帝内经》英译本 |
| 4.3.1 英译背景 |
| 4.3.2 英译内容 |
| 4.3.3 主要英译方法和特色 |
| 4.3.4 译本错误 |
| 4.3.5 结论 |
| 4.4 小结 |
| 5 中医古籍英译的理论初探阶段(1951年至1991年) |
| 5.1 历史背景 |
| 5.2 《内经》、《难经》英译本 |
| 5.2.1 吕聪明的《黄帝内经·灵枢》和《内难全集》英译本 |
| 5.2.2 文树德与《难经》英译本 |
| 5.2.3 结论 |
| 5.3 《伤寒论》英译本 |
| 5.3.1 许鸿源译本 |
| 5.3.2 罗希文译本 |
| 5.3.3 其他译本 |
| 5.3.4 结论 |
| 5.4 麦克奈特与《洗冤集录》英译本 |
| 5.4.1 英译背景 |
| 5.4.2 译本内容 |
| 5.4.3 主要英译方法和特点 |
| 5.4.4 结论 |
| 5.5 其他 |
| 5.5.1 《金匮要略》英译本 |
| 5.5.2 《医学源流论》英译本 |
| 5.5.3 《濒湖脉学》英译本 |
| 5.5.4 《针灸大成》英译本 |
| 5.6 小结 |
| 6 中医古籍英译的理论争鸣阶段(1992年至今) |
| 6.1 历史背景 |
| 6.2 《黄帝内经》英译本 |
| 6.2.1 Mao shing Ni本 |
| 6.2.2 漫画本 |
| 6.2.3 吴氏父子本 |
| 6.2.4 朱明本 |
| 6.2.5 吴景暖本 |
| 6.2.6 文树德本 |
| 6.2.7 李照国本 |
| 6.2.8 罗希文本 |
| 6.2.9 结论 |
| 6.3 《伤寒论》英译本 |
| 6.3.1 关于魏逎杰 |
| 6.3.2 译本主要内容和特点 |
| 6.3.3 魏氏翻译思想和主要争鸣 |
| 6.4 采用魏氏术语的中医古籍英译本 |
| 6.5 罗希文和《本草纲目》英译本 |
| 6.6 文树德和《银海精微》英译本 |
| 6.7 其他 |
| 6.8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中医古籍英译发展特点分析 |
| 7.2 中医古籍英译发展脉络分析 |
| 7.3 几点建议 |
| 7.3.1 中医古籍英译应首先加强中医古籍整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
| 7.3.2 中医古籍英译应结合目前开展的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促进双方的交流和互动 |
| 7.3.3 分层次和阶段加强中医古籍的对外翻译 |
| 7.3.4 中医古籍英译语料库建设应全面推广 |
| 7.3.5 发挥中西方人员的优势,形成中西方合作的翻译形式 |
| 8 结论 |
| 创新点分析 |
| 1. 首次对中医古籍英译历史做系统性研究 |
| 2. 资料更加丰富和完整 |
| 3. 纠正前人研究中沿袭的错误 |
| 4. 提出个人建设性意见 |
| 9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四、中国针灸学的基本走向——21世纪青岛针灸发展论坛随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对“法国针灸之父”苏烈针灸文物的研究[D]. 曾睿林. 云南中医药大学, 2021
- [2]宋以前灸疗学术发展史研究[D]. 刘立安.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3]《红楼梦》俄译本中医元素俄译研究[D]. 鲁旭. 武汉大学, 2020(03)
- [4]应当发展开放、包容的现代针灸学——针灸在欧美的本地化挑战与对策思考[J]. 陈少宗,朱兵. 山东中医杂志, 2018(12)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6]浙江近代灸法学术流派整理与研究[D]. 胡天烨.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7(07)
- [7]《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D]. 孙海舒.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6(01)
- [8]电针联合丰富康复训练调控勿动蛋白受体复合体干预脑缺血神经再生研究[D]. 张阳.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16(03)
- [9]针灸学中五行学说源流及应用研究[D]. 胡秀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3(07)
- [10]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D]. 邱玏.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