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查询（论文文献综述）
范丽君[1]（2020）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之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到不断壮大,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进程,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同样经历了由现象到本质、由经验型到科学化的认识阶段,大致可分为管控应对阶段、主动探索阶段、深化研究阶段,并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虚拟实践性是开展体验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依据;交互主体性是构建主体间性教育思维的前提基础;隐蔽渗透性是运用潜隐性教育方式的重要依据。结合调查问卷结果检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其教育者封闭的教育思维、“去现实化”的教育内容、孤立的教育载体、单一的话语体系等问题,是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低实效性、少针对性的主要原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接受理论提出了“走向读者”这样一个新思路,由“文本中心论”转向了“读者中心论”,是美学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变。借鉴接受理论“接受者中心”、“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读者参与”、“审美经验”、“审美距离”、“偏离效应”等概念,对解决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借鉴接受理论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二者在理念、要素、过程、环节等方面的相似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理论的内在动力。针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本文借鉴接受理论构建一个包括理念创新、内容优化、载体运用、话语变革在内的创新体系,四个要素分别处于创新体系的核心层、根本层、渠道层和表象层,彼此联系、相互交织,共同发挥协同创新效应。接受理论认为读者作为接受者在文学价值结构中处于灵魂地位,是文学价值创造的直接参与者。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性和创新超越性。接受理论中“接受者中心”的观点启示教育者要树立以大学生为中心的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具有对话性、差异性和发展性。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性的本质体现,“受众至上”的互联网思维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趋势的应然选择。大学生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者要密切关注接受主体的思想行为特点、与大学生平等对话、培养大学生主体性能力来实现。“期待视野”是读者基于自身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一种审美期待,它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当代大学生的内在需求是促使其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动力。教育者要充分关注大学生指引导向需求、沟通交流需求、表达自我需求,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符合大学生的“期待视野”,又要力求满足其“创新期待”。按照生活化、人文性、时代感的优化原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以网络“三观”教育作为基础性内容,强化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政治引领,创新媒介素养教育。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阅读对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网络接受方式以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感为特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应当遵循理论性与实践性并举、目的性与渗透性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融合、教育性和参与性共存的原则,有效利用微博、微信、APP等“微”平台,开发推广“严肃游戏”,加快建设“慕课”、“微课”等“移动”课堂。“召唤结构”是由作家建构、由读者对未定点及空白进行确定和填充的结构机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教育者用话语体系建构起“召唤结构”。教育者要重视接受者的主观创造性,研究大学生的网络话语偏好,灵活运用网言网语的“偏离效应”。根据网络语言“泛话语权”、“小叙事”、“可视化”的特点,按照提高话语体系的“引导力”、“渗透性”、“柔性化”的原则变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掌握网络话语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拓展话语资源,精心组织话语形式,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夷冰倩[2]（2020）在《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网络犯罪案件的复杂化和传统犯罪案件的网络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协助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缺乏系统的程序研究和权利审视,不仅影响了协助义务的履行效率,还威胁着数据主体的隐私权利,更挑战着网络社会的信任基石。因此,为了提高侦查效率,保障隐私权利,有必要也急需要从程序维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展开分析与论证。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概述。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界定、协助义务类型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采取的侦查措施三方面入手,厘清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理论依据。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协助侦查义务中的三重身份切入,并从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协助侦查并披露公民隐私和应当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侦查义务两方面阐释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文书分析、专家访谈、案例分析等实证方法,发现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缺乏紧急协助机制,二是协助义务启动授权程序宽泛,三是协助义务履行过程缺乏监督与制约,四是数据主体权利难以救济,五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权利。第四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域外考察。笔者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地从国外的法律法规、数据分级、审查模式等方面借鉴经验。第五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规制路径。笔者在结合域外经验、学者观点与自身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一是细化数据分级,遵循比例原则开展紧急协助,并完善紧急协助机制的事后评估等配套程序规定;二是建构协助义务启动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加强对侦企合作协议的公开与监督;三是打破侦查闭环,加强外部监督,设置合理的时间限制并规定延期事项,构建刑事合规机制;四是赋予数据主体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被遗忘权和求偿权;五是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申诉、建议及抗辩的权利,并构建日常协助补偿机制及诉讼豁免机制。
许亚洁[3]（2020）在《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信息爆炸时代最为贴切。共享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和便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风险的积累和增加。信息数据是支持互联网运转的基础力量,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它珍贵如石油。有利益就有风险,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关于信息数据的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作为信息数据的典型代表,与互联网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很多新型违法犯罪问题。刑法应当如何面对新型的个人信息犯罪,成为时下前沿并具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聚焦此问题,主要探讨刑法如何从内部体系构建和外部法律协调两方面应对风险社会下递增的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人信息的内涵及其权益属性。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个人信息,因此描绘“个人信息”的全貌是文章展开的基础。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概念具有相似性,需要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定位个人信息在刑法中的法益属性。本文从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价值和类型等方面全方位解剖个人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信息的独立价值。因为如果个人信息可以被涵盖在其他概念之下,则不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因此,个人信息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是推动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研究的逻辑起点。独立性的探讨离不开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通过概念、范围和特征的对比,可以得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不同的概念。简言之,首先,个人隐私不仅包括信息类隐私,还包括个人空间、个人活动等不是信息但仍不想被外界知悉的生活事务。其次,狭义的个人信息是指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类型。可识别性是划定狭义个人信息范围的重要标准。在这些个人信息类型中,有些信息并不属于隐私范围。例如,个人的职务信息,由于个人职务信息能够间接识别特定个人,因此属于个人信息类型。但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个人职务信息往往被公开而不属于个人隐私。最后,个人隐私和狭义的个人信息可归结为交叉关系,而交叉部分则为有关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明确个人信息的属性是为了推出个人信息相关的权利和法益。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不再是被信息主体紧紧握在手里的“隐私”。相反,信息主体更希望在具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获得更加便捷的服务。个人信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意味着个人信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客体,而是可以与信息主体分离并具有一定财产属性的新型权利客体。个人信息流通产业链中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不仅只与信息主体有关,更与信息收集者、使用者等信息处理者有关。也即,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防控需要从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两方面共同着手。纵观我国个人信息相关立法,不同于从前置法到刑法的一般顺序,个人信息风险防控立法以肇始于刑法,倒逼前置法出台的倒序形式出现。个人信息成为刑法意义上的法益。基于个人信息所有和使用的分离状态,个人信息在不同处理阶段具有不同的法益属性,也即个人信息具有不同的法益层次。本文将个人信息法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人信息的个人法益层次,包括人格法益和财产法益。具体而言,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表征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人格,应当受到人格权的保护。通过人格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从民事权利保护角度来分析。那么对应到我国刑法法益,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保护具体人格权法益的一章。目前用来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性罪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就被放在此章,个人信息的人格法益属性已经得到承认。除此之外,个人信息作为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的重要部分,也参与到网络经济的运行当中。由于个人信息数据所有和使用的分离,个人信息成为可以议价的商品。此时,仅认为个人信息是人格权客体的观点已无法适应数据流通的现状,确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个人信息数据符合虚拟财产的定义,虚拟财产已经被承认为法律中的“财产”。另一方面,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的承认有利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二是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层次。当信息处理者是政府机关时,他们根据自身管理的需要会收集和产生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累积就可能涉及公共利益。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一些网络巨头公司掌握的个人信息数量十分惊人,如果发生安全泄露事件,也可能涉及公共利益。除此之外,个人信息安全也可能涉及国家法益。无国界的信息网络使信息安全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涉及国家秘密的个人信息等都涉及国家安全。第二,个人信息刑事立法的发展与比较。本部分主要探讨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发展历程、立法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立法评析。同时也对美国、欧盟等代表性国家的立法进行梳理,总结优秀的立法经验。具体而言,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以《刑法修正案（七）》为分界线。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要是以间接方式。个人信息与隐私并未区分,侵犯个人信息造成的后果基本局限于对隐私的侵犯。因此,侵犯隐私犯罪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依据,例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不过,我国刑法中已经存在保护信息的立法,即信息法益犯罪。这类犯罪将少部分特殊信息独立保护,主要保护的法益是信息法益,不是个人信息法益,但犯罪对象有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安全信息法益的犯罪、秩序类信息法益犯罪等的犯罪对象都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同时,囿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信息载体仍是传统的有形物,信息往往与信息载体结合出现,因此个人信息并没有凸显出自身独立的法益属性。比如,我国刑法中有一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例如证据类犯罪和文书类犯罪。可见,在这个阶段,个人信息尚不具有独立的法益地位,一般是通过其他犯罪类型间接附属保护。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成为独立的犯罪类型,但由于两罪属于身份犯,处罚范围比较窄。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刑法修正案（九）》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罪修改合并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该罪的主体变为普通主体,处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此,个人信息在刑法中的保护方式变为直接方式。除此之外,刑法中还新增犯罪类型对个人信息进行间接保护,主要以信息网络犯罪为代表,例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个人信息数据的法律保护理念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个人信息法益独立于隐私成为刑法保护的新法益类型;个人信息的刑事立法还突破了传统的刑法谦抑性理念、贯彻了“二次违法性”理念等。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仍然存在缺陷。具体而言,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保护不够。目前,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主要以附属保护的方式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司法解释》）中多处关于定罪量刑的标准与个人信息公共法益保护内涵相契合。例如,“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是折射出“公共法益”的保护。目前,涉及个人信息公共法益独立保护的犯罪类型是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为了强化金融秩序保障,《刑法修正案（五）》新增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个人信用卡信息与金融秩序息息相关,其公共法益属性被刑法重视并独立保护。但是,个人信息包含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都具有公共法益的属性。而目前只有个人信用卡信息的公共法益被独立保护,其他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保护仍主要依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附属保护。整体而言,个人信息公共法益的刑事保护仍以附属保护为主,独立保护不足,保护力度差强人意。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再满足于权利保护模式,而需要建立数据利用的公共秩序,调控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总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仍停留在传统权利保护路径,尚未形成相应的风险调控体系。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保护不平衡、前置法与刑法衔接不顺畅、刑事责任体系不严密等问题十分突出。本部分随之对德国及欧盟、美国、日本的个人信息立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对我国立法有借鉴之处。经比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有鉴戒意义。首先,个人信息前置性法律保护的完善。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历来重视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尤其看重个人信息的基础性保护,即民事、行政保护。但是,我国目前关于个人信息的民事和行政保护呈现碎片化、层级低等缺陷。因此,我国应当注重前置法的完善,这不仅能优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也为刑事保护提供充分的前置条件。其次,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多样化。虽然各国在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方面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不同的罪名和犯罪构成、不同的刑罚和规制手段,但它们在产生背景和作用发挥等方面殊途同归,基本上都是对个人信息泄露和非法利用的担忧。各国的刑事立法几乎都围绕这一点,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分别从个人信息的获取、收集、保管以及利用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介入。最后,个人信息范围的扩大化和细分化。以欧盟为例,欧盟立法中对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清晰界定,将个人信息区分为“个人一般信息”与“个人敏感信息”。我国也可以在个人信息内部进行类型划分,不同的个人信息类型对应不同的保护模式。个人信息的细分也有利于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合理入罪边界。第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分析。该部分主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行为、情节严重要素进行分析。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争议,主要包括隐私权法益说、信息自决权法益说、个人信息权法益说等。本文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双重性,包括个人信息权和信息管理秩序。具体而言,随着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完善,个人信息不再是与隐私相同的概念。个人信息权已经明确被确认为一种民法权利或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民事权利一章明确了自然人享有个人信息权,但是个人信息权的权能及性质都未具体规定。本文认为,根据相关立法,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权利。个人信息权是一种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综合性个人新型权利。在刑法法益理论上,个人信息权是一种个人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除个人信息权外,还应当包含信息安全管理秩序。除此之外,人格法益与公共法益之间需要平衡,在民法更偏向于严密保护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情况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应当更偏向于公共秩序的保护,这样才能平衡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同时,由于个人信息上的国家法益可以涵盖在其他罪名之中,如果再单独设置罪名保护国家法益无疑是立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信息安全管理秩序应当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之一。其次,本章以犯罪行为为基础进行讨论,具体分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和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具体而言,首先,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包括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和以其他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在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方面,通过计算机系统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者应当是想象竞合的关系。由于两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无法通过比较刑期和刑种确定孰轻孰重。因此只能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比较定罪。同时,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往往作为非法获取信息数据的手段行为,两者在刑法中是选择性罪名的关系,因此应当综合具体案件情况判断手段行为能否构成独立犯罪。在以其他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方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获取”除了“窃取”的方式,还存在“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规定属于兜底条款。兜底条款具有抽象性,为了防止滥用,应当从“同质性”角度合理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其次,讨论了非法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关系以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理解与把握。一方面,“出售”行为往往具有牟利的主观目的,同时出售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提供”行为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两者具有差异性。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提示违法阻却事由的空白罪状,并对违法性认识的判断具有实质影响。最后,本章讨论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下游犯罪结合的情况十分普遍。一方面,尽管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尚未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典型犯罪行为,但作为其他犯罪的手段行为,可以被其他犯罪评价。例如,使用个人信息实施盗骗财产犯罪、使用个人信息实施侵犯人身犯罪、使用个人信息实施侮辱诽谤犯罪。尽管有些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看作下游犯罪的准备行为,但是我国刑法规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且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见,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为预备犯或准备行为,可能不被认定为犯罪或免除处罚。但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应作为重点打击的非法行为,但却只能作为他罪的预备行为,显然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更不用说,无法被下游犯罪评价的严重非法使用行为。因此,非法使用行为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行为。一方面,非法滥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行为。另一方面,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前置性法律中被规定为典型的违法行为。被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不是抽象意义的行为而是现实中可以定型化的典型行为。这些行为既不能被刑法已经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有效涵盖,也还需要具有具体的现实危害,才有刑法规制的必要。关于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具体设置,本文认为,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不必单独成立新的罪名,并且应当将整个新修改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到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最后,本章还讨论了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情节要素的认定。本文肯定“情节严重”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具有多样化地位,刑法理论应当寻求在原则范围内的更新以适应现实司法状况并起到实质的引导作用。就“情节严重”等罪量要素的体系地位而言,除了符合不法构成要件标准的“情节严重”外,其他类型的“情节严重”尽管打破了传统理论边界,但普遍客观存在。刑法理论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定位,同时根据一定的理论标准限制类型的扩张。笔者较为赞同类构成要件复合体说和可罚的违法性说的基本立场。我国刑法中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的特殊犯罪都是情节犯。《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设置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情节要件。“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抽象性,在司法实践中的标准十分模糊,需要司法解释的引导适用。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以及2017年颁布的《个人信息司法解释》都对“情节严重”作出相应规定。从两个司法解释看,对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判断要素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的种类、数量、违法所得、社会后果、同类违法犯罪行为记录、被害人损失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文中主要对信息类型和信息数量的情节、第三方介入的情节、违法所得额的情节、特殊主体身份的情节、“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情节进行细致分析。第四,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本章主要从风险管理角度,分析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防控的路径和体系。其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控应当注重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平衡,本文肯定了风险刑法理论的积极意义,并主张对其适用严格限制。具体而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犯罪行为、犯罪主体以及犯罪对社会的影响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增加了全球的社会不安全感。社会对秩序和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现代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因为它制造了新型的犯罪活动。预防性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是风险刑法中为应对新型社会风险作出的合理回应,也得到了国内甚至国际上的刑事政策肯定。因此,与其争论风险刑法理论的真伪,不如将目光和学术讨论转移到预防性刑事立法的合理限度和边界设置。风险刑法提倡的预防性刑事立法相较于传统刑法,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保障更加重视,但同时会牺牲法律对人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因此,如果不对预防性刑事立法加以控制则可能会陷入另一个极端。预防性刑事立法可以从刑法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加以限制。在刑法内部,应当积极发挥谦抑原则的“门槛作用”。一方面,准确理解当前社会中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定义,用以检测预防性刑事立法。另一方面,通过严谨的程序保证谦抑性原则运用于预防性刑事立法。同时,法益原则也是限制预防性刑事立法的一大利器,应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在保护个人法益的刑事立法方面,不应当采用预防性刑事立法,也即风险刑法理论不应当适用于个人法益的保护。而关乎社会秩序和安全的法益则有所不同,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限于社会秩序和安全类法益的保护。这是法益原则从“质”上对预防性立法的限制。根据刑法规定,我国的刑事犯罪被限定于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大法益的行为,而预防刑法作为传统刑法的扩张形态,其针对的是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行为,相对于已经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法益侵害危险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要低。1因此,对“危险”的程度应当有所要求,也就是说只有“重大”危险才值得采用预防性刑事立法的手段。这即是从“量”上对预防性立法的限制。其二,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事一体化。在研究方法上,刑事一体化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之间突破一定程度的理论壁垒,才能实现法律保护的效应最大化。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法益的保护仅靠刑法远远不够,需要各个部门法通力合作。但是刑事治理的超前以及与其他部门法衔接不顺畅的问题客观存在。其中,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更加需要重视。本文提倡多元化刑事立法体系。随着社会风险种类的增多和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刑法的要求不断提高,刑法的预防功能需要被激发。频繁颁布的刑法修正案进一步扩张了刑法的范围,法定犯数量的增加逐步改变传统刑法的重心。一方面,刑法修正案越多意味着刑法典本身被修改的越多,刑法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这与采用一元化刑法的刑法结构体系的初衷相悖。另一方面,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立法应具有明确性。法定犯往往采用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尽管指明了应当参照的前置性法律法规,但是基于法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法定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比一般罪状更加模糊。因此,一元化的刑法体系不足以面对法定犯井喷式的增长,多元的刑法体系更具优势。在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附属刑法不仅能够分担刑法典不断扩张的罪名数量,还可以增加刑法的专业性、明确性和一体化。在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结构上,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考察。纵向即整个刑法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刑法典、刑法修正案、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类。我国的附属刑法仅存在于形式意义上,这种方式既没有发挥附属刑法应有的效用,也徒增立法的繁杂。因此,实质意义上的附属刑法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实质的附属刑法主要由两种立法模式构成,一是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金融经济法规、食品药品法规等行政法规中直接规定相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立法方式。二是编纂型立法模式,是指对非刑事法律中有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归类编纂。只有当散在型附属刑法比较完善时,才会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对我国当前一元化的刑法典体系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可能造成刑法的无限扩张。因此,散在型的立法模式更加适合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环境。上述立法模式是建立在刑法典已经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但是当立法者考虑设置新的个人信息法益保护刑法条文并采用法定犯形式时,是否可以直接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明确规定罪状和法定刑?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应当严格限制。横向的刑法结构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微观方面,是从具体的罪名着手,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宏观方面,是看整体的刑罚轻重与犯罪圈大小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个人信息法益保护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应当设置多样化刑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应当与其他相关罪名平衡协调。其三,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体系。正是基于信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以及信息风险给各个层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个人信息风险管理迫在眉睫。从本质上来说,个人信息风险管理就是在信息流通的各个阶段,从信息系统、技术、规则、制度等方面保障信息的安全。法律制度作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势必要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有所回应,刑法也不例外。通过上述分析,现代社会的个人信息数据承载着人格权、财产权的个人法益,也承载着社会、国家秩序和安全的公共法益,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益类型,并且具有多层次结构。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代表的权利和利益也有所不同,因此刑法需要构造一个多层次的刑事法律体系。基于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刑事法律需要根据个人信息所代表的不同法益类型,谨慎立法和司法。根据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风险的管理和预防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的控制和分担等方面展开。刑事立法和司法对个人信息风险的防控,也可以借鉴风险管理系统的一般理论从这几方面展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识别:安全法益分级、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预防:法益前置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分担:注意义务分配、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控制:严密刑事法网。同时,本部分还讨论了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价值理念,包括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价值及其关系、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价值平衡以及个人信息法益中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的利益衡量。第五,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的具体构建。本章围绕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构建问题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前置法的完善以及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化路径。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主要包括网络犯罪中的相关罪名、商业秘密犯罪的相关罪名、财产犯罪的相关罪名以及国家安全犯罪的相关罪名。具体而言,刑法对网络犯罪的打击不仅维护了网络的秩序与安全,同时也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与秩序进行保护。在网络犯罪体系中,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得到了附属保护。具体罪名包括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是近年来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已经客观存在于刑法典中,与其纠结该罪的立法价值问题,不如从司法角度探索如何适用该罪才能放大该罪在网络治理方面的优势,减少罪名过度扩张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利用“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要件限缩处罚范围;对犯罪后果的目的性限缩解释;犯罪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犯罪的辨析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商业秘密犯罪方面,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大数据公司的核心竞争资源。企业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往往数量巨大、类型复杂。如果企业的信息泄露,不仅会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个人信息权的侵犯,更会对经济秩序造成影响。因此,在无法通过传统财产权对企业数据库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当企业个人信息数据库符合商业秘密的认定条件时,可以通过侵犯商业秘密罪对个人信息公共法益进行保护。具体而言,当个人信息数据库符合商业秘密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时,就可以认定为商业秘密。当行为人采用盗取、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数据类商业秘密或者违法、违约披露商业秘密的,可能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想象竞合犯,需要从一重罪处罚。由于两罪的法定刑相同,只能通过其他条件综合判断孰轻孰重。在个人信息的财产法益保护上,本文认为当个人信息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中时,同时具有形态的虚拟性和价值的真实性,与虚拟财产具有同样的特征。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显而易见,就一个人的个人信息而言,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个人的个人信息已经可以直接交易产生经济价值。例如明星、政府干部等公众人物因其身份和影响,个人信息会被媒体买卖。而普通人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被网络服务商、运营商大量收集、加工、出售。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不用赘述,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网络服务商和运营商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已经成为盈利的核心资源。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都是以个人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实现经营和盈利。可见,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主体不仅是信息主体,还有数据经营者。承认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已经势不可挡。因此通过信息网络储存、分析、使用的个人信息数据也应当看做虚拟财产。同时,在刑法保护路径的选择上,单纯采用财产犯罪或网络专门路径都不足以对个人信息数据全面评价。如果仅定财产犯罪,无法对个人信息数据上附着的网络秩序法益加以评价;如果仅定计算机网络类犯罪,也未兼顾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属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全面评价侵犯个人信息数据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犯罪方面,构成国家秘密的个人信息涉及国家安全法益,刑法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保护可以分为国家安全法益的独立保护和附属保护。在刑法分则第一章中,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是典型的以国家秘密为对象的国家安全法益的犯罪类型。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被规定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因此这两罪主要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次要法益的是国家的信息安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被规定在渎职罪一章中,因此这两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以及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次要法益是国家信息的安全法益。可见,不仅国家之间国家秘密的非法获取和泄露能够成立犯罪,国家秘密在国内的刑法保护也十分完整和严格。立法者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设置相同的法定刑在立法上具有不合理性。因为从刑法学基本原理考察,过失犯罪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轻信可以避免,同时对犯罪结果是持否定态度。因此,故意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大于过失犯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应当重于过失犯罪。但是在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中,两罪在客观的违法构成要件上基本相同,只有在故意和过失的有责性判断上有所区别。因此,两罪应当区分法定刑设置。其次,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前置法需要完善。这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行政义务与刑事责任的衔接。具体而言,在刑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义务罪的犯罪主体,其管理义务是认定该罪客观行为的重要标准。但是在前置的行政法律法规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义缺乏统一权威的规定,其义务类型设置也十分泛化和模糊。本文认为,就目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类型和法律法规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已有的划分,可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中间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分类是为了科学、合理、区别地规定相应的管理义务。只有明确管理义务,才能确定其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义务类型有用户信息保密、合法获取或使用信息、发现违法信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但是,目前在法律法规中所有类型的服务者承担的义务基本相同,立法并没有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有梯度的义务类型,这样就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与义务设置不匹配,可能存在过度或不足的情况。因此,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同类型设置相应的义务。最后,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路径与模式。出罪路径的讨论和设定是对入罪的限制,在防止刑法罪名扩张上具有重要意义。本部分主要讨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基于信息权利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化事由和基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化路径。其一,技术中立行为的处罚范围和界限是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在我国刑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承担共犯责任、帮助行为正犯化责任、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责任,而这三种责任都与网络中立的帮助行为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网络中立的帮助行为在当前风险刑法理论下入罪的途径很多。为了防止过度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和抑制信息网络的发展,需要寻找合理途径为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设限。具体到网络信息犯罪,应当采用以下步骤层层“筛选”以达到限制处罚的目的。一方面,中立帮助行为应当首先作为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的评价对象,以确定是否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在有资格进入刑事评价范围的违法行为中,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二,被害人同意免罪是由是从被害人角度分析犯罪构成要件以找出合理、合法的出罪路径。被害人同意免罪是由的正当性在于法益的利益衡量。具体而言,自我决定权是指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按自己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尽管在我国民法和宪法中没有自我决定权的具体规定,但是自我决定权代表了人的一般自由,在《宪法》中仍能找到相应的依据。被害人同意的成立需要确定同意的对象和被害人的主观方面。也即,被害人同意的对象是行为还是结果亦或行为和结果。当被害人的同意存在“瑕疵”时,行为人是否还可以出罪?笔者认为可以对法益关系错误说进行修正,使其更具有合理性。第一,“同意”应当视为心理状态和外部行为的统一。第二,“同意”判断应具有双重标准,只有同时满足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才能认定“同意”的有效性。其三,违法性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是否违反刑法存在错误认识,主要存在两类形式,一是不知道法律的存在,二是错误理解法律。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以阻却犯罪,违法性认识错误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阻却违法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个人信息犯罪涉及很多法定犯。例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等。在法定犯时代下,集中争议的焦点在于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阻却责任。认定法定犯的违法性认识确实具有复杂性,很难找出统一的具体标准。但是基于法定犯的特殊性质,仍能找出比较抽象的底线性原则。具体而言,第一,法定犯都是以违反相关义务为前提的犯罪,当行为人处于专门的行业领域之内,应当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专业性知识,应当更加明确地认知自身的义务。第二,当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具有明显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即使行为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刑法的具体规定,也不能认定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第三,当行为人对行为是否违法存疑时,应当在自身能力可达到的范围内通过权威途径对行为的性质进行“验证”。
姜晓婧[4]（2020）在《网络个人数据私法保护制度研究》文中认为网络个人数据是用户在互联网活动中直接生成的以数据形式存储的个人信息,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数据产业发展与个人数据安全的矛盾日渐突出。在公法保护为主的背景下,网络个人数据的私法保护相对滞后。网络个人数据的私法保护面临保护边界不确定、法律定性不统一等问题,阻碍着保护路径的明确及后续制度的构建。通过对网络个人数据的多维解析可以发现网络个人数据既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私权属性,又具有信息传播与社会识别的公共属性,既与隐私权等人格权利相互交织,又蕴含着潜在的财产价值,既承载着数据来源人个体的利益,又扮演着大数据产业基础资源的角色。对网络个人数据的私法规制重在寻求私权保护与公共开发的平衡点,在数据来源人与数据产业者之间的博弈中开辟一条共赢之路。现有的三种主要保护模式都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对网络个人数据保护的要求。人格权保护模式对数据交易造成了阻碍,财产权保护模式的低效性较难克服,而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又缺乏正当性。理想的保护模式不应罔顾知识产权保护智力成果的原则将其盲目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宜牺牲数据产业的发展效率过于超前地采用尚不成熟的财产权保护模式,而应该兼顾人身与财产,化解权利冲突,对既有人格权保护模式进行调整,将数据来源人的利益定性为防止非法侵害的防御性自主利益,适用责任规则削弱数据来源人对个人数据的支配性,从而为数据产业者收集、使用与流转网络个人数据留出空间。同时为数据产业者设置申请行业准入许可、统一操作网络平台、履行行政登记手续的主体责任,通过前置审查程序降低数据产业中的泄露与侵权风险,加大公开力度,建立良好的备案溯源制度,保障数据来源人的知情权,为可能的侵权损害求偿奠定基础。当然还应赋予数据产业者对大数据产品的支配性权利,维护数据产业者之间稳定的竞争秩序,激励数据产业者积极投身大数据产业的建设,共同推动数据产业繁荣健康发展趋于良性循环。《网络数据法》的单独立法能够突出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构建政府数据、产业数据、个人数据三类数据的利用秩序,与《网络安全法》共同致力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其中,将网络个人数据保护的内容置于《网络数据法》中第四部分,能够实现内容的自洽与体系的完整。
徐天洋[5]（2020）在《新时代我国网络反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中央纪委网络反腐平台分析》文中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反腐工作高度重视,“打虎”“拍蝇”“猎狐”三管齐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在此之前,受互联网普及、公民意识觉醒、现实反腐需要等因素的影响,诸多网民已经开始通过论坛、贴吧、微博等社交媒体曝光官员腐败问题,被称为“网络反腐”。随着时代发展,“网络反腐”浪潮更加汹涌,党和政府主动出击,积极搭建各类网络反腐平台,探索网络反腐的综合应用,将网络反腐从民间主导的“旧时代”引入公权力主导、官民合作的网络反腐“新时代”。新时代,政府在网络反腐中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已不同往日,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通过政府层面的积极引导,将网络反腐这一利器用好,实现趋利避害,对加快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和完善廉政体系建设具有巨大积极作用。本文以中央纪委网络反腐平台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公权力主导下网络反腐现状分析,总结出我国网络反腐取得的成效,发现现阶段我国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网络反腐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我国网络反腐在平台搭建、引导民众广泛参与、预防腐败及开展反腐教育等方面的应用现状,分析其在改善社会文化氛围、优化政府政治生态、完善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主要从平台互动不完善、网络发展不均衡、隐私保护不健全等角度入手,剖析了现阶段我国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并将出现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各地区及城乡之间网络发展水平不均衡、网络信息人才缺乏、国民理性上网习惯未养成、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不成熟、网络隐私保护法规制度建设不完善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第五部分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基础建设,加大偏远、落后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注重培养信息人才、重视网络安全;二是优化互动交流,进一步强化政府网络反腐公信力,优化官方网络反腐平台用户体验,并加强民众网络素质教育;三是强化网络隐私保护法制建设,健全举报者保护制度,明确网络反腐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并通过完善网络反腐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保护举报者和被举报人的隐私不受侵犯,保障网络反腐发挥应有作用。
李辛扬[6]（2020）在《论互联网环境下隐私侵权的判定标准问题》文中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隐私理念的演进使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给隐私权的范围划定与法律保护带来困难。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采用将个人信息事项划入隐私范畴的隐私权客体界定模式,使权利救济可能遭遇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冲突、司法资源紧缺、新技术运用阻遏等多重困境;且隐私权在我国缺乏统一的立法保护,其内涵及外延的不清晰导致网络隐私侵权判断标准不明、法院裁判尺度不一。因此,有必要对互联网环境下的隐私范围界定和法律保护准则进行重新审视。本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以网络隐私侵权纠纷的司法裁判文本为基础分析视角,选取“北大法宝”网站互联网隐私侵权案件民事裁判文书214份,从原被告身份、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抗辩事由、涉私事项以及其是否被认定为隐私、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裁判法律依据、法院具体裁判意见以及裁判结果等方面对样本进行整理、分析,归纳隐私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并根据案例分析得出的我国隐私法律保护困境,对隐私侵权认定的核心要素进行针对性讨论,主要包括区分不同主体的侵权行为判定和新媒体环境下较为典型的免责事由适用情形。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不重合但存在交集;未来立法应对隐私与个人信息进行更严格的界分。具有人格尊严属性的个人信息及其他事项应归入法定隐私范畴。未涉及人格尊严的单项一般性个人信息不属于隐私,但由身份标识性信息和描述性信息共同构成的多项一般性个人信息事项之集合应被认定为“整体性隐私信息”并受法律保护。涉及私生活领域的事项属于隐私:当个体私生活事项与隐私主体的刑事犯罪行为密切相关时,此类私密事项不应再受到隐私权保护;当个体私生活事项与隐私主体的一般性违法行为相关时,对此类事项的公开是否侵权,应综合考虑私事主体的失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被伤害方或弱势方对主体违法行为的证明力度、社会公众对违法行为的整体容忍程度以及涉私事项的公开是否是弱势方维权之必要等因素;当个体私生活事项仅与主体的道德过错行为相关时,此类私事应归于隐私范畴。一般网络用户和其他主体隐私侵权行为追责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获取、保有他人隐私但未将隐私事项向非特定第三人传播的行为是否构成隐私侵权,可借鉴“合理人”标准,考虑隐私主体和侵权行为人的身份、侵害行为态样、隐私事项属性等因素。夫妻间基本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但隐私仅限于被夫妻二人知悉。在因司法裁判文本公开、转发行为引发的隐私侵权案件中,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应以是否对裁判文书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为标准。网络服务商隐私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侵权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网络服务商过失侵权应适用“明知”判断标准。“信息已被披露”和“符合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是新媒体环境下具有突出性和独特性的免责事由。对于隐私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被小范围社交圈知晓的隐私的不当扩散不应适用“信息已被披露”。媒体在对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披露与事件主体相关的私性事项是否侵权,应对涉案私性事项是否“关涉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严格区分,并考虑报道中涉及的主体私性事项是否为报道所必需、披露内容在整个报道中所占的比重等因素。出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而公开特定个体的隐私可免于侵权责任的承担,但公开应遵循一定限度。
米华全[7]（2020）在《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工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自由竞争的主要空间。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更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迫切而重要的任务。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关键之举。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了相关概念的内涵。然后,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两个维度切入,回顾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紧扣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构建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按照以上的逻辑思路,本文运用概念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网络调查法、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对策举措等,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等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厘清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本文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应对、蓬勃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并从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目标导向等方面总结了工作经验。同时结合新时代背景,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着重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思路和微观策略。一是明确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目标、理念遵循和基本原则。二是针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内容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方法创新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三是构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协同治理和运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机制等。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整体而非局部、系统而非零散的研究体系,希望能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高楚南[8]（2019）在《数据控制者安全保护义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加深,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竞争,开始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过渡,各方对于资源的争夺,开始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过渡,而虚拟空间背后的资源,是海量的个人数据。这些个人数据由各类网络服务商在其经营活动中获取,也有公权力部门在长期社会统计中获取,这些主体因其掌控个人数据的能力而成为数据控制者。数据控制者在获取大量个人数据,以此形成竞争优势的同时,实际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安全保护义务。因此,本文以个人数据保护为研究内容,从数据控制者承担义务的角度,提出全新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以期构建体系化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数据控制者作为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承担主体,最早见于欧洲的立法当中。目前我国并没有对数据控制者概念形成统一的认识,同时存在诸多如“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信息控制者”等相近的概念。GDPR把数据控制者的定义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决定个人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权力机关、代理机构或其他机构。应该说“数据控制者”这一术语包含了从源头获取个人数据的数据控制者,以及实际实施数据处理操作的数据控制者。将数据控制者这一概念引入我国,不单单在于概念的引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其承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论证。数据控制者的引入,可以认为符合获利报偿、满足信赖利益等基于物质利益基础的正当性,具备统一我国概念认识和节约社会成本的必要,以及作为数据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空间管理者双重角色承担义务的可行条件。数据控制者在获取和使用个人数据过程中的行为失范乱象频现,体现在商业广告推送背后的个人数据被过度采集和不当利用、支持算法自动化决策的个人数据的过度分析,以及云存储深度应用下的数据泄露等。数据控制者失范行为的法律成因包括:我国当前法律规范原则居多而规则较少、义务规定较为笼统、整体规范欠缺体系、内容杂乱和局限等问题,数据控制者行为失范的管制成因有:数据安全保护措施缺乏、数据管理机构职权不清以及数据保护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数据控制者承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源于对个人数据保护需求的回应。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需要从数据主体权利需求层面进行考量。虽然目前个人数据权利化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存在固有的权利化困境。但个人数据获得保护的权利,存在法益层面的价值基础,个人数据承载着人身、财产及公共利益,确有保护的现实必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构建和承担,是对个人数据法益价值的肯定。同时,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理论基础包含了公共物品理论和数据安全理论。一方面,个人数据以及承载个人数据的信息网络科看做是新时代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个人数据安全关乎国家数据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这两个方面分别从公共物品的保护需求,以及国家安全的稳定维护需要,为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无论从控制我国数据外泄、保障我国数据主权完整,还是从保障个人数据自由、维护个人私有权利的角度,通过立法设置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都十分必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具体内容构造,应当意识到基于数据自身的流动性和可分享性,数据主体掌控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数据控制者负有的安全保护周期应当涵盖个人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保护范围也应当相应延伸,但同时也应当对其中因法律、合同、单方承诺产生的个人数据服务义务进行区分。在此前提下,结合国际社会已经广泛确立的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和规则,通过强化整体透明度、设计系统保护措施、评估数据处理影响、记录数据处理行为、通知数据收集和泄露以及应数据主体要求更正与清除个人数据,并由数据保护专员监督各项义务的落实,构造具体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内容规范并提出相应的法律条款。构建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制度体系,需要针对个人数据面临的典型风险,结合权利义务平衡原则、合理期待原则以及比例原则,明确制度构建的原则和要求。从而在吸收和借鉴欧盟统一式立法和美国分散式立法模式的基础上,确立我国的统一式立法路径,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中设立单独的数据控制者义务章节。同时,为确保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得以落实,可引入第三方认证、行业公约自治以及行政层面的数据监管机制,构建由内而外的履行配套机制。并且,在数据控制者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时,通过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相结合的方式,对其施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通过以上各个层面的系统化制度构建,形成完整的数据控制者安全保护义务体系,在个人数据保护和数据产业化发展之间取得有效平衡。
陈炫伯[9]（2019）在《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由之路。就民事领域而言,从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到2019年提起审议的《民法典人格编草案》,立法机关无不通过改善我国的法律环境来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涉及着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用户三方利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其中的核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的行为并不是一种损害公民信息权的行为,而是属于个人信息规则下的一种积极的处理行为。虽然从整体来看,在缺乏系统的《着作权法》与单行的个人信息法的规制下,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并不完善,但是这个问题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写入新的一轮立法规划之中。本文从揭示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特点出发,围绕国内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现状与改进展开研究,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活动,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来为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首先,文章介绍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要求下向着作权人或者国家机关提供涉嫌侵犯着作权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的制度。又揭示了信息披露制度是作为“避风港”原则的补充,在着作权利益平衡原则指导下而诞生的。同时归纳了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三个显着特点。其次,文章通过对于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出“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三部法律中的信息披露条款推动了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笔者通过对于法律条文的分析发现我国着作权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信息披露模式:“着作权人—ISP”模式与行政执法模式。文章结合司法判例“魔女幼熙案”与学术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这两种信息披露模式的差异,并归纳出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与不足。再次,笔者通过对于以德国为代表的信息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执法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事程序救济模式,尤其美国的“确定侵权人传票”与匿名诉讼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归纳出现阶段西方主要国家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状况。揭示了西方各国信息披露制度与民事程序或者行政程序的紧密联系。最后,文章揭示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权与着作权人的财产权之间冲突,因此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利益平衡理论与证明妨碍理论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从对域外相关制度的研究中汲取精华,结合我国人身权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魔女幼熙案”中北京法院的判决意见,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的典型判例对于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马丽[10]（2019）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平台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概念,彻底大范围的改变了商业、经济和社会。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显着的效率改进、创新能力提升和扩大的消费者选择,加速商业模式更迭,引发经济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本文从多视角对平台的基本含义进行比较研究,并在网络平台分类的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网络交易平台,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即平台经济。网络交易平台在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负面问题和潜在的危害。网络交易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线下市场的大多数失灵现象,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虚拟性、开放性、网络效应等特征,同时网络交易平台中也会衍生出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网络市场失灵的法律问题,给政府公共规制带来严峻的挑战。政府对网络交易平台直接规制方式存在诸多困境,网络交易平台规模之大、信息变化之快以及参与者情况之复杂,极大地钳制的法律的直接支配能力,国家立法者常滞后于技术更新和平台经济发展的步伐,新型在线服务也无法匹配既有规制规则。在执法过程中,更因公共执法资源有限,无法有效执行与贯彻法规命令与禁止的事项。抑或是纵使理论上可为有效管制,但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因忽略平台独特的运作逻辑,实践中常遭到管制对象的拒绝配合,削弱了被管制者与规制机构分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产生公共规制危机时,治理理论对此提供了对症的良方,治理理论能更好的容纳平台经济所面临的分散化治理实践。本文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工具,探讨疏解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管理难题,触发了治理理论的更新,再通过审视和反思具体平台视域中的规制实践,从行政法视角提出平台治理体系革新的制度框架。在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动结构中,在法治框架下建立一个由“主体——行为——责任”构成的制度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在治理主体层面,国家并不具备治理绝对独占地位,平台企业、社会组织乃至用户在一定条件下皆为治理主体。根据各治理主体的相对优势与治理能力,确定各方在平台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作用,引入辅助性原则这一理论工具,厘清各治理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在合理分层的基础上建构合作关系,推动政府、平台、社会的协同合作;在治理行为层面,通过描绘行政规制工具谱系,深入分析每一种治理行为方式的优劣对比,推动单向度的命令控制型手段转向事中事后的、柔性协商的多元规制方式。此外,平台与其他适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也在自己设定规制标准并实施规制,并具有相应的技术治理手段。最后,动态审视治理过程,关注各治理行为方式在规则的制定、监督和执行三个层面的组合创新;在治理的责任层面,国家与平台服务商分享权力和共担责任,因此必须基于二者在平台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划定治理责任。从平台服务商而言,势必承担与其治理角色一致的技术治理责任。从国家角度看,责任承担方式从履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在平台治理语境中主要包括对平台自我规制的公共监督以及建构对用户的权利救济途径。论文对法治框架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摆脱以政府管制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将治理理论与行政法革新相结合,为网络交易平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与理论工具,对平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责任等内容的充实也构成了新的问题解决的实践框架或相关脉络,进而探索出了新的问题域,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平台治理的研究。
二、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查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查询（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知识借鉴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维度 |
|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
| (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阶段及成果 |
| (三)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
|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征及有效运用 |
| (一) 虚拟实践性:开展体验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石 |
| (二) 交互主体性: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前提基础 |
| (三) 隐蔽渗透性:运用潜隐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重要依归 |
| 第二章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检视及归因分析 |
| 一、教育思维封闭弱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
| (一) 教育者对网络“新变化”认识不足 |
| (二) 教育者对受众维度的考量不够 |
| 二、教育内容疏离现实降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度 |
| (一) 教育者缺少对大学生内在需求的研读 |
| (二) 教育内容对现实生活缺少解读和反思 |
| (三) 教育内容创新不足且同质化现象严重 |
| 三、网络载体孤立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度 |
| (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缺少吸引力 |
| (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未形成合力 |
| (三) 教育者网络载体运用能力有待加强 |
| 四、话语体系单一消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 |
| (一) 平等话语观念缺位 |
| (二) 话语资源单一匮乏 |
| (三) 话语方式恰适性不足 |
| (四) 话语影响力逐渐式微 |
| 第三章 接受理论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启示 |
| 一、接受理论的创立及运用 |
| 二、接受理论重要观点解析 |
| (一) “接受者中心” |
| (二) “隐含的读者” |
| (三) “审美经验” |
| (四) “期待视野” |
| (五) “召唤结构” |
| (六) “读者参与” |
| 三、接受理论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性 |
| (一) 现实需求: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
| (二) 内在动力:二者在要素、过程等方面的相似性 |
| 四、基于接受理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构想 |
| (一)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目标 |
| (二)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原则 |
| (三)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素 |
| 第四章 视角转向:树立大学生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
| 一、“接受者中心”彰显出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
| (一) 接受理论中“接受者中心”的内涵 |
| (二) 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特点 |
| (三) “接受者中心”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二、树立大学生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逻辑必然 |
| (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性的本质体现 |
| (二) 确立“受众至上”互联网思维的必然要求 |
| (三) 顺应大学生主体意识增强趋势的应然选择 |
| (四) 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逻辑起点 |
| 三、大学生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现路径 |
| (一) 关注大学生的多层次需求 |
| (二) 实现与大学生的平等对话 |
| (三) 强化大学生网络主体能力 |
| 第五章 内容优化:契合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期待视野” |
| 一、“期待视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的依据 |
| (一) 接受理论中“期待视野”的内涵及启示 |
| (二) 探究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期待视野” |
|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的内在遵循 |
| (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征 |
| (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原则 |
|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设计 |
| (一) 网络“三观”教育:突出主导性内容 |
| (二) 网络道德教育:强化根本性内容 |
| (三) 网络政治教育:优化主体性内容 |
| (四) 媒介素养教育:创新拓展性内容 |
| 第六章 载体运用: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互动” |
| 一、“互动参与”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着力点 |
| (一) 接受理论中读者参与的重要意义 |
| (二) 当代大学生网络接受方式的特点 |
|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内部考量 |
| (一)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 |
| (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特征 |
|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实践样态 |
| (一) 见“微”知着——“微”平台的有效利用 |
| (二) 身临其“境”——严肃游戏的开发使用 |
| (三) “移动”课堂——网络教育平台的搭建 |
| 第七章 话语变革:建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召唤结构” |
| 一、“召唤结构”为话语产品创设意义“空白” |
| (一) 重视接受者的主观创造性 |
| (二) 研究大学生的网络话语偏好 |
| (三) 灵活运用网言网语的“偏离效应” |
|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的内在依据 |
| (一) 网络语言特点 |
| (二) 话语变革原则 |
|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理路 |
| (一) 掌握网络话语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
| (二) 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资源 |
| (三) 精心组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 |
| (四) 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方式 |
| (五) 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结语 |
| 附录 |
|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学生卷) |
|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概述 |
| 1.1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界定 |
| 1.2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类型 |
| 1.2.1 数据留存义务 |
| 1.2.2 信息披露义务 |
| 1.2.3 技术监控义务 |
| 1.2.4 协助解密义务 |
| 1.3 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采取的侦查措施 |
| 1.3.1 协助技术侦查 |
| 1.3.2 协助查封、扣押、冻结 |
| 1.3.3 协助调取证据 |
| 1.3.4 协助其他 |
| 2 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理论依据 |
| 2.1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协助侦查义务中的三重身份 |
| 2.1.1 “侦查执法权——公民隐私权——商业利益”的博弈 |
| 2.1.2 本质是权力与权利的二元互动 |
| 2.2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协助侦查并披露公民隐私的理论基础 |
| 2.2.1 第三方原则 |
| 2.2.2 权利让渡理论 |
| 2.3 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侦查义务的理论基础 |
| 2.3.1 制度制约理论 |
| 2.3.2 正当程序理论 |
| 3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存在的问题 |
| 3.1 缺乏紧急协助机制 |
| 3.1.1 缺乏紧急协助机制的法律规定 |
| 3.1.2 紧急状态下协助程度与案件性质的匹配不成比例 |
| 3.2 协助义务的启动授权程序宽泛且缺乏监督 |
| 3.2.1 协助义务启动手续来自于侦查机关内部授权 |
| 3.2.2 侦查机关与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合作协议 |
| 3.3 协助义务的履行过程缺乏监督与制约 |
| 3.3.1 协助过程形成侦查闭环,缺乏外部监督 |
| 3.3.2 拖延履行协助义务的禁止性规定尚未明确 |
| 3.4 数据主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 |
| 3.4.1 数据主体缺乏知情权、异议权及更正权 |
| 3.4.2 数据主体缺乏被遗忘权和求偿权 |
| 3.5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与义务难以平衡 |
| 3.5.1 网络服务提供者难以主张申诉建议的权利 |
| 3.5.2 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协助补偿权利 |
| 4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域外考察 |
| 4.1 紧急情况下的信息披露 |
| 4.1.1 美国苹果公司 |
| 4.1.2 美国优步公司 |
| 4.1.3 《荷兰刑事诉讼法典》 |
| 4.2 根据隐私程度进行数据分级 |
| 4.2.1 美国“二分法” |
| 4.2.2 欧盟“三分法” |
| 4.2.3 小结 |
| 4.3 不同国家审查模式的比较 |
| 4.3.1 英国:行政审查模式 |
| 4.3.2 美国:司法审查模式 |
| 4.3.3 荷兰:准司法审查模式 |
| 4.4 尊重并保障用户的知情权 |
| 4.4.1 美国谷歌、苹果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每年发布透明度报告 |
| 4.4.2 美国社团组织每年发布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度测评报告 |
| 4.5 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权利 |
| 4.5.1 欧盟《网络犯罪公约》 |
| 4.5.2 美国《电子通信隐私法案》等相关法案 |
| 4.5.3 德国《限制书信、邮件及电讯秘密法》 |
| 5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规制路径 |
| 5.1 细化紧急协助机制 |
| 5.1.1 细化数据分级,遵循比例原则开展紧急协助 |
| 5.1.2 完善紧急协助机制的事后评估等配套程序规定 |
| 5.2 细化协助义务启动的授权程序,强化监督及审查 |
| 5.2.1 建构协助义务启动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 |
| 5.2.2 加强对侦企合作协议的公开与监督 |
| 5.3 加强协助义务履行过程中的监督与制约 |
| 5.3.1 打破侦查闭环,加强外部监督 |
| 5.3.2 设置合理的时间限制并规定延期事项 |
| 5.3.3 构建刑事合规机制 |
| 5.4 给予数据主体正当隐私权利合理的救济 |
| 5.4.1 赋予数据主体知情权、异议权及更正权 |
| 5.4.2 赋予数据主体被遗忘权和求偿权 |
| 5.5 平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与义务 |
| 5.5.1 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申诉、建议、抗辩的权利 |
| 5.5.2 构建网络服务提供者日常协助补偿机制及诉讼豁免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个人信息的内涵及法益属性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法益的基本范畴 |
| 一、个人信息的价值及其内涵 |
| 二、个人信息相关主体的权益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法益的层次结构 |
| 一、个人信息的个人法益属性 |
| 二、个人信息的公共法益属性 |
| 第二章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整体现况 |
|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发展 |
|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理念 |
| 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评析 |
| 第二节 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评析 |
| 一、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现况 |
|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经验借鉴 |
| 第三章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容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不同观点 |
|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双重法益属性 |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 |
| 一、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
| 二、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 |
| 三、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
| 第三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要素 |
| 一、犯罪构成中情节要素的合理认定 |
|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情节 |
| 第四章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的刑法调控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价值 |
| 一、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价值及其关系 |
| 二、个人、社会与国家法益的利益衡量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路径 |
| 一、风险刑法与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
| 二、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防控的模式 |
| 三、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事一体化 |
| 第三节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刑法调控的体系 |
| 一、风险识别:划分个人信息安全法益层级 |
| 二、风险预防:前置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保护 |
| 三、风险分担:分配个人信息安全注意义务 |
| 四、风险控制:严密个人信息安全刑事法网 |
| 第五章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的具体构建 |
| 第一节 侵犯个人信息关联罪名体系协调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联性罪名 |
| 二、侵犯个人信息法益关联罪名的协调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前置法的完善 |
| 一、我国个人信息权益的非刑事立法概况 |
| 二、信息安全监管行政与刑事责任的衔接 |
| 第三节 侵犯个人信息法益的出罪化路径 |
|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价值 |
| 二、基于信息权利主体被害人同意的出罪事由 |
| 三、信息犯罪主体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出罪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网络个人数据私法保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网络个人数据的保护现状述评 |
| 第一节 网络个人数据的侵权概况 |
| 第二节 网络个人数据的保护进展 |
| 一、公法保护为主 |
| 二、私法保护不足 |
| 第二章 网络个人数据的多维解析 |
| 第一节 网络个人数据的概念 |
| 一、网络环境中的信息与数据 |
| 二、网络个人数据的定义 |
| 三、网络个人数据的“可识别性” |
| 第二节 网络个人数据的属性 |
| 一、网络个人数据的性质之争 |
| 二、网络个人数据的私权属性 |
| 三、网络个人数据的公共属性 |
| 第三节 网络个人数据的分类 |
| 一、传统“领域区分”理论概说 |
| 二、传统“领域区分”理论的弊端 |
| 三、对传统“领域区分”理论的调整 |
| 第三章 网络个人数据私法保护模式探讨 |
| 第一节 多元保护模式陈述 |
| 一、人格权保护模式 |
| 二、财产权保护模式 |
| 三、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
| 第二节 多元保护模式评析 |
| 一、人格权保护模式的交易阻碍 |
| 二、财产权保护模式的低效性缺陷 |
| 三、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正当性的缺乏 |
| 四、理想保护模式的条件限定 |
| 第四章 有限人格权保护路径的选择 |
| 第一节 网络个人数据之上的权利保护位阶 |
| 一、人格利益优先 |
| 二、兼顾财产价值的实现 |
| 第二节 人格权的弱化 |
| 一、积极人格权与消极人格权 |
| 二、财产价值实现对人格权的弱化 |
| 三、网络个人数据有限人格权的初步构造 |
| 第三节 财产价值的实现 |
| 一、搁置权属争议 |
| 二、非排他制度的设计 |
| 第五章 有限人格权路径下的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人的权益 |
| 一、知情同意权 |
| 二、查询、更正、删除权 |
| 三、损害求偿权 |
| 第二节 数据产业者的义务与权利 |
| 一、数据产业者的义务 |
| 二、数据产业者的权利 |
| 第三节 网络个人数据保护的制度设想 |
| 一、《网络数据法》单独立法 |
| 二、《网络数据法》总体立法思路及框架 |
| 三、《网络数据法》之个人数据部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新时代我国网络反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中央纪委网络反腐平台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传统反腐 |
| 2.1.3 网络反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思想 |
| 2.2.2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 |
| 2.2.3 公民参与理论 |
| 2.2.4 政府回应理论 |
| 第3章 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成效 |
| 3.1 我国网络反腐的兴起 |
| 3.1.1 我国网络反腐兴起原因 |
| 3.1.2 我国网络反腐兴起历程 |
| 3.2 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 |
| 3.2.1 官方搭建平台—立体阵地已经形成 |
| 3.2.2 民众广泛参与—“下情上达”畅通无阻 |
| 3.2.3 拓展应用渠道—发挥网络技术优势 |
| 3.3 我国网络反腐取得的成效 |
| 3.3.1 社会文化氛围得到改善 |
| 3.3.2 政府政治生态得到优化 |
| 3.3.3 法治国家建设得到完善 |
| 第4章 我国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互动问题 |
| 4.1.2 技术问题 |
| 4.1.3 隐私问题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地区城乡网络发展差异明显 |
| 4.2.2 政府网络信息人才储备不足 |
| 4.2.3 网民理性上网习惯尚未养成 |
| 4.2.4 政府网络治理理念仍未成熟 |
| 4.2.5 隐私保护法规建设还不健全 |
| 第5章 网络反腐问题的相关解决对策 |
| 5.1 加强基础建设 |
| 5.1.1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城乡差异 |
| 5.1.2 重视技术升级与人才培养,提高信息安全水平 |
| 5.2 优化“官民”互动 |
| 5.2.1 加强教育,引导网民理性上网 |
| 5.2.2 夯实信任,打造合作型“官民”关系 |
| 5.2.3 强化监督,对失渎职官员严肃问责 |
| 5.2.4 与时俱进,增强平台用户吸引力 |
| 5.3 重视隐私保护 |
| 5.3.1 健全举报者保护制度 |
| 5.3.2 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义务 |
| 5.3.3 完善网络反腐法律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论互联网环境下隐私侵权的判定标准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网络隐私侵权认定标准细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二、互联网环境下隐私权的保护规则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隐私权 |
| 二、个人信息 |
| 三、归责原则 |
| 四、免责事由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网络隐私侵权纠纷现状归纳 |
| 第一节 网络隐私侵权纠纷的基本情况 |
| 一、被告身份构成与侵权行为 |
| 二、案件裁判结果 |
| 第二节 互联网环境下隐私侵权的保护困境 |
| 一、隐私客体范围的扩大 |
| 二、隐私侵权行为仍存在探讨空间 |
| 三、不同侵权主体追责应适用不同归责原则 |
| 四、免责事由标准不统一 |
| 第三章 网络隐私权客体的范围划定 |
| 第一节 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关系辨析 |
| 第二节 涉及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及事项应被划入法定隐私范畴 |
| 第三节 一般性个人信息的特定组合有构成整体性隐私信息之可能 |
| 第四节 涉及私生活领域的隐私范畴 |
| 第四章 隐私侵权认定标准的核心要素讨论 |
| 第一节 区别不同侵权主体的侵权行为 |
| 一、一般网络用户和其他主体 |
|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 |
| 第二节 涉及网络隐私侵权的免责情形 |
| 一、信息已被披露 |
| 二、符合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2 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2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3 江泽民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4 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3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3.1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 |
| 2.3.2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4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借鉴 |
| 2.4.1 政治传播及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
| 2.4.2 网络传播及“把关人”理论 |
| 2.4.3 新媒体及自媒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概念辨析 |
| 3.1 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解析 |
| 3.1.1 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
| 3.1.2 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 |
| 3.1.3 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
| 3.2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1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要素 |
| 3.2.4 高校网络与现实意识形态建设关系辨析 |
| 3.3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及价值 |
| 3.3.1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
| 3.3.2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义 |
| 第四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
| 4.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1.1 探索应对阶段(1994年—2003年) |
| 4.1.2 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2011年) |
| 4.1.3 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
| 4.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
| 4.2.1 推动阵地建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基本建成 |
| 4.2.2 加强内容供给,“正能量”在网络空间中赢得话语权 |
| 4.2.3 健全法律法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不断完善 |
| 4.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启示 |
| 4.3.1 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占领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
| 4.3.2 坚持创新导向,推进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 |
| 4.3.3 坚持目标导向,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育人导向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境遇和问题分析 |
| 5.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
| 5.1.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阵地不断拓展 |
| 5.1.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更加多样 |
| 5.1.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法规不断完善 |
| 5.1.4 青年学生网民的主体地位更加彰显 |
| 5.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 5.2.1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个体化”“离散化”的冲击 |
| 5.2.2 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碎片化”“泛娱乐化”的冲击 |
| 5.2.3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圈群化”的冲击 |
| 5.2.4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戏谑化”“视觉化”的冲击 |
| 5.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滞后、阐释力不足 |
| 5.3.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依托载体乏力、影响力不足 |
| 5.3.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单一、吸引力不足 |
| 5.3.4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欠缺、引导力不足 |
| 5.3.5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责任落而不实、管控力不足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理念和原则 |
| 6.1 坚持以掌握“三权”,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 |
| 6.1.1 牢牢掌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6.1.2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6.2 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
| 6.2.1 “五大发展理念”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高度契合 |
| 6.2.2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
| 6.3 坚持以“四个相统一”为原则 |
| 6.3.1 坚持党的领导与育人为本相统一 |
| 6.3.2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 |
| 6.3.3 坚持线上治理与线下推进相统一 |
| 6.3.4 坚持宏观引领与精准施策相统一 |
| 第七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
| 7.1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建设 |
| 7.1.1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 7.1.2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培育 |
| 7.1.3 不断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
| 7.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
| 7.2.1 深化媒介融合,构筑校园全媒体阵地 |
| 7.2.2 深化思政课改革,构筑课堂教育阵地 |
| 7.2.3 深化实践锻炼,构筑课外教育阵地 |
| 7.2.4 强化阵地管理,确保导向正确、管控有力 |
| 7.3 强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队伍建设 |
| 7.3.1 进一步壮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 |
| 7.3.2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
| 7.3.3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媒介素养 |
| 7.4 改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法 |
| 7.4.1 坚持“疏”“堵”结合,强化议程设置 |
| 7.4.2 实现“两个转变”,突出隐性教育 |
| 7.4.3 把握网络话语特征,转换话语方式 |
| 7.4.4 树立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施策 |
| 第八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 |
| 8.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 |
| 8.1.1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机制 |
| 8.1.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测评机制 |
| 8.1.3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考核激励机制 |
| 8.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协同治理和监控管理机制 |
| 8.2.1 构建高校内部、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协同治理机制 |
| 8.2.2 构建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应急预警、应对处置和评估反馈机制 |
| 8.3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和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8.3.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 |
| 8.3.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第九章 结语: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8）数据控制者安全保护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与本文研究范围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 |
| 1.4.2 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
| 1.4.3 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 |
| 1.5.1 引入了新的概念 |
| 1.5.2 发掘新的研究视角 |
| 1.5.3 构造新的法律义务 |
| 1.6 研究的不足 |
| 1.6.1 文献梳理存在不足 |
| 1.6.2 数据类型考虑不够全 |
| 1.6.3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完善仍有空间 |
| 第2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主体:数据控制者 |
| 2.1 数据控制者的源起与发展 |
| 2.1.1 数据控制者的源起 |
| 2.1.2 数据控制者的发展 |
| 2.2 数据控制者概念的界定 |
| 2.2.1 数据控制者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2 欧洲数据控制者概念分析 |
| 2.2.3 本文对数据控制者的定义 |
| 2.3 数据控制者的引入 |
| 2.3.1 引入数据控制者的正当性 |
| 2.3.2 引入数据控制者的必要性 |
| 2.3.3 引入数据控制者的可行性 |
| 第3章 数据控制者的行为失范乱象及成因 |
| 3.1 数据控制者的行为失范乱象 |
| 3.1.1 数据控制者的过度获取:以商业广告为例 |
| 3.1.2 数据控制者的过度分析和滥用:以算法歧视为例 |
| 3.1.3 数据控制者的泄露:以云存储为例 |
| 3.2 数据控制者行为失范的法律成因 |
| 3.2.1 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较为笼统 |
| 3.2.2 保护原则和义务构建欠缺体系 |
| 3.2.3 征求意见稿先天的杂乱与局限 |
| 3.3 数据控制者行为失范的管制成因 |
| 3.3.1 数据安全保护措施缺乏 |
| 3.3.2 数据管理机构职权不清 |
| 3.3.3 数据保护重视程度欠缺 |
| 第4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及理论基础 |
| 4.1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来与界定 |
| 4.1.1 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 |
| 4.1.2 现有网络空间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
| 4.1.3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界定 |
| 4.2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个人数据保护的需求 |
| 4.2.1 个人数据的权利化困境与保护 |
| 4.2.2 个人数据具备多重法益价值 |
| 4.3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理论基础 |
| 4.3.1 公共物品理论 |
| 4.3.2 数据安全理论 |
| 第5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内容构造 |
| 5.1 透明度 |
| 5.1.1 构建要求:程序透明重于技术透明 |
| 5.1.2 具体内容:易于获取和理解 |
| 5.1.3 价值取向:义务保障的基础和形式 |
| 5.1.4 透明度的立法表达 |
| 5.2 系统保护和默认保护 |
| 5.2.1 设计层面的内化逻辑 |
| 5.2.2 系统构建的具体方法 |
| 5.2.3 系统保护和默认的立法表达 |
| 5.3 数据处理记录 |
| 5.3.1 记录的目的和作用 |
| 5.3.2 记录的具体构成 |
| 5.3.3 数据处理记录的立法表达 |
| 5.4 设置数据保护专员 |
| 5.4.1 本身的枢纽地位 |
| 5.4.2 考量的关键要素 |
| 5.4.3 设置数据保护专员的立法表达 |
| 5.5 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与咨询 |
| 5.5.1 评估的目的价值 |
| 5.5.2 评估的前置判断 |
| 5.5.3 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与咨询的立法表达 |
| 5.6 数据收集和泄露通知 |
| 5.6.1 通知对象的双重性 |
| 5.6.2 不同的通知内容和方式 |
| 5.6.3 通知的频次 |
| 5.6.4 数据收集和泄露通知的立法表达 |
| 5.7 数据更正和清除 |
| 5.7.1 义务渊源 |
| 5.7.2 前置条件 |
| 5.7.3 数据更正和清除的立法表达 |
| 第6章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制度构建 |
| 6.1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制度构建原则 |
| 6.1.1 平衡原则 |
| 6.1.2 合理期待原则 |
| 6.1.3 比例原则 |
| 6.2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立法模式 |
| 6.2.1 不同立法模式的考察 |
| 6.2.2 统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
| 6.2.3 具体立法的路径安排 |
| 6.3 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 |
| 6.3.1 民事责任 |
| 6.3.2 行政责任 |
| 6.4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履行的配套机制 |
| 6.4.1 第三方认证机制 |
| 6.4.2 行业自律机制 |
| 6.4.3 行政监管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9）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创新点 |
| 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内涵、产生背景与特点 |
| 2.1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 |
| 2.1.1 信息披露的内涵 |
| 2.1.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 |
| 2.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背景 |
| 2.2.1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与“避风港”原则的诞生 |
| 2.2.2 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作为“避风港”原则的补充 |
| 2.3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 |
| 2.3.1 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种个人信息处理与保护制度 |
| 2.3.2 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多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的结果 |
| 2.3.3 国家机关在信息披露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
| 3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类型、特点与不足 |
| 3.1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2 “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下的“着作权人—ISP”模式 |
| 3.2.1 “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的历史贡献与废止原因 |
| 3.2.2 “着作权人—ISP”模式的理论探究 |
| 3.2.3 “着作权人—ISP”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
| 3.3 着作权行政执法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
| 3.4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 |
| 3.4.1 两种披露模式并存 |
| 3.4.2 行政执法模式在信息披露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 |
| 3.4.3 “着作权人—ISP”模式是最重要的信息披露模式 |
| 3.5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5.1 现行规范的法律位阶层级较低 |
| 3.5.2 法律术语表述不规范,前后规范缺乏衔接 |
| 3.5.3 民事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先存后废 |
| 3.5.4 没有得到立法者应有的重视 |
| 3.5.5 忽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 |
| 3.5.6 行政处罚缺乏合理性 |
| 4 域外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评述 |
| 4.1 域外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类型 |
| 4.1.1 德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况 |
| 4.1.2 法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况 |
| 4.1.3 民事程序救济模式的概况 |
| 4.2 美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评述 |
| 4.2.1 美国信息披露制度概况 |
| 4.2.2 美国采用司法途径救济着作权的原因 |
| 4.2.3 匿名诉讼合理性探究 |
| 4.2.4 匿名诉讼规则在美国的适用情况 |
| 4.2.5 “十分充足的理由”标准的评析 |
| 4.2.6 平衡测试法评述 |
| 4.2.7 提出匿名诉讼异议的理由 |
| 4.2.8 匿名诉讼规则在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案件中的适用 |
| 4.3 研究小结 |
| 5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
| 5.1 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理论依据 |
| 5.1.1 利益平衡理论 |
| 5.1.2 证明妨碍理论 |
| 5.2 建议与举措 |
| 5.2.1 借鉴人身权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2.2 减少行政执法模式的使用 |
| 5.2.3 加强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与网络着作权执法体系的联系 |
| 5.2.4 贯彻《民法总则》的个人信息权 |
| 5.2.5 “接入商”应当承担信息披露义务 |
| 5.2.6 严格界定信息披露的条件与范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网络交易平台的相关研究 |
| 二、治理理论与行政法的互动 |
| 三、平台治理研究回顾:一种框架性视角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网络交易平台与政府规制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概述 |
| 一、网络平台的涵义 |
| 二、网络平台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交易平台的发展简史与变革意义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易平台” |
| 二、平台模式变迁的差异比较 |
| 三、平台模式演进的动力机制与变革意义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视域内的“市场失灵” |
| 一、线下市场失灵的线上化 |
| 二、线上新型市场失灵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困境 |
| 一、平台经济对行政规制的冲击 |
| 二、网络交易市场既存的行政规制困境与成因 |
| 第二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何为“治理” |
| 一、观念的嬗变:从规制到治理 |
| 二、治理的基础理论 |
| 三、治理的主要理念与主张 |
| 第二节 治理理论对传统行政法带来的变革 |
| 一、变革背景:传统规制与行政现实的“严重脱钩” |
| 二、治理给行政法带来的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一种框架性分析 |
| 第三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主体范畴 |
| 一、政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政府主体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市场主体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 |
| 四、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个体主体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主体的角色与功能 |
| 一、政府:规制者、元治理者与服务提供者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义务承担者与自律管理者 |
| 三、非政府组织与用户群体:补充治理者与元规制者 |
| 第三节 治理主体之间的层次与合作 |
| 一、治理主体之间的分层—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点 |
| 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 |
| 第四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行为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 |
| 一、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网络交易平台政府行政规制的问题检视 |
| 三、网络交易平台行政规制行为的革新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行为 |
| 一、平台自我规制的权力性质与来源 |
| 二、网络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行为方式 |
| 第三节 网络交易平台社会自我规制行为 |
| 一、行业协会自我规制行为方式 |
| 二、第三方机构参与治理的行为方式 |
| 三、公众社会执法 |
| 第四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行为的组合创新 |
| 一、规则制定维度:多中心制度供给 |
| 二、监督维度:信息互动与分享 |
| 三、规则执行维度:治理工具的组合 |
| 第五章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的责任 |
| 第一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平台责任 |
| 一、平台负行政法义务的学理定位 |
| 二、强化平台责任的立法趋势与制度检视 |
| 三、完善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制度的规范建议 |
| 第二节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的国家责任 |
| 一、国家责任方式的转变 |
| 二、治理责任分配中的制度困境 |
| 三、网络交易平台治理中国家的责任范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查询（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D]. 范丽君. 山东大学, 2020(09)
- [2]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侦查取证中的协助义务[D]. 夷冰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3]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体系研究[D]. 许亚洁.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网络个人数据私法保护制度研究[D]. 姜晓婧. 华侨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我国网络反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中央纪委网络反腐平台分析[D]. 徐天洋. 扬州大学, 2020(05)
- [6]论互联网环境下隐私侵权的判定标准问题[D]. 李辛扬. 南京大学, 2020(03)
- [7]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米华全.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8]数据控制者安全保护义务研究[D]. 高楚南. 湘潭大学, 2019(12)
- [9]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D]. 陈炫伯. 武汉大学, 2019(01)
- [10]网络交易平台治理研究[D]. 马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