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运行轨迹及其制约机制

一、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及其制约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李贤彬,李后强^[1]（2019）在《权力量化方法演进与实证运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综述权力量化指标和量化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阐释权力量化方法的演进路径,并预判和预研权力量化方法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方向与应用领域,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对权力量化方法的政治学应用进行阐述,为权力量化的系统化研究和权力规范场的学科建设提供方法论基础,对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优化和构建关牢权力的制度之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权力量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与突破的基础,虽因研究对象与研究路径的复杂性而面临诸多难题,但经过学界七十多年的尝试与拓展,已经建立一系列权力量化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方法,未来的研究空间与发展潜力巨大。

冯志峰^[2]（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蔡玉龙^[3]（2015）在《地方人大监督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人大监督权,是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地方人大监督权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人大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是从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直接转化而来的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上升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的最高形式,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因而,地方人大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去,避免权力的滥用,防止和杜绝腐败;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的作用在实践中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脱节比较严重,地方人大监督权在实践中普遍比较“疲软”,这与其理论和法律规定上的“刚硬”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对地方人大监督权进行系统研究,找到解决地方人大监督权困境的出路,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应有功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阐述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其次,梳理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历史发展问题;再次,概括了地方人大监督权体系问题;又次,阐明了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实践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最后,总结了地方人大监督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建议,以期使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发挥实效。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包括其概念、特征、构成要素、功能等,澄清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本体问题,为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地方人大监督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是地方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象征和保证,具有民主性、全局性、权威性、法定性、间接性等特征。地方人大监督权是一个由不同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主体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对象是指那些由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并向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其内容包括立法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监督、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等;其方式包括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和撤职等。地方人大监督权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权,具有高度权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大制度的必然要求,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第二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历史维度进行了阐述,包括革命根据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来龙去脉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从中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权萌芽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发展与完善于改革开放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之路,也走上了探索革命政权建设之路,先后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参议会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使地方人大监督权得以萌芽。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和1954年宪法的制定,我国正式建立了人大制度,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监督权,从而正式确立了地方人大监督权。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以及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特别是2006年监督法的制定实施,使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不断得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使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体系进行了阐述,包括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财政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明确了地方人大监督权体系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地方人大监督权是由一系列具体监督权力组成的,但这些具体监督权力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其共同构成了地方人大监督权这个有机整体。因此,地方人大监督权体系就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具体监督职权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排列的整体。其中,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一府两院”向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重要表现;财政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控政府“钱袋子”的方式,也是监督政府的最有效的手段;执法检查是在视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专门监督法律实施的工作,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方式创新的产物;询问和质询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方式之一,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一种独特运行方式,等等。第四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地方人大监督权与执政党执政权、政府行政权、司法机关司法权的关系,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由于对代议机构监督权力的研究,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整体结构中以及代议机构自身的权力构成中进行分析才能够获得充分的说明,因而,我们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研究,只有从其实践中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着手,才能真正找到理解地方人大监督权的钥匙。其中,地方人大监督权与执政党执政权之关系,是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实践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也是首先要正确处理好的权力关系,两者关系可以概括为,执政党的执政权领导地方人大的监督权,地方人大监督权监督执政党的执政权。但在实践中由于认识和体制上原因,两者关系难以正确处理。对此,我们应提高认识,理顺体制,加强地方人大监督权对执政党执政权的监督,理顺两者关系;地方人大监督权与地方政府行政权之关系,是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实践中重要的权力关系,两者关系就是地方人大监督权对地方政府行政权进行监督,但在实践中存在立法监督难以实现有效化、人事监督难以实现实质化、财政监督难以实现精细化等问题,因而,我们必须厘清权限、加强立法监督,理顺关系、加强人事监督,健全制度、加强财政监督,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地方人大监督权与地方司法机关司法权之关系,是地方人大监督权行使实践中权力关系的重要内容,两者关系就是地方人大监督权对地方司法机关司法权进行监督,但在实践中存在重形式监督轻实质监督、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重“个案监督”轻“类案监督”等问题。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要实现地方人大监督司法重点的三个转向,即从形式监督转向实质监督,从实体监督转向程序监督,从“个案监督”转向“类案监督”。第五部分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困境及其解决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目前存在的一些困境,并对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提出了相关对策。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地方人大监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加强,监督实效明显。然而,与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权利要求以及权力秩序中的脱序现象相比,监督工作总体上依然是地方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地方人大监督权运行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不少困境,包括地方人大监督重点不突出、地方人大监督手段不强硬、地方人大监督过程不完整、地方人大监督程序不完备等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地方人大监督权的有效运行,必须予以解决。对此,我们必须要提高对地方人大监督权的认识,正确处理好党与地方人大的关系,加强地方人大自身的监督能力,以保证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实效。

黄佳宇^[4]（2015）在《行政信息公开研究》文中认为将行政信息公开问题予以展开，包括诸多内容，其中，阐释和界定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维度是前提和基础。笔者将行政信息公开界定为：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以法定的方式，依法将与行政事务有关的信息（文件、资料）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人公开的制度；行政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抽象行政行为，某些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所产生、整理、收集、使用、发布、清理和储存的行政信息；行政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的彰显，保障人权的必然需要，信息的流动性需要以及平衡论的价值体现；在对中外行政信息公开原则梳理的基础上，将行政信息公开的原则界定为：公开原则、平等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并对如下行政信息公开基本制度进行了考察与明晰：行政信息公开主体制度，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制度，豁免公开制度，行政信息公开的公布制度，信息的可分割提供制度，专职新闻官（新闻发言人）制度等；行政信息公开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是：行政信息公开有利于建立行政诚信与权威，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行政信息公开能够提升行政主体公共政策质量，防止公权力腐败与恣意滥用；行政信息公开是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以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维度为基础，笔者阐析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制度演进动因以及呈现出的规律。总结出行政信息公开发展的规律是：行政信息公开应然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行政信息公开需要制度规范来确立与保障，行政主体的主动推进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民主与权利意识是有效地推进剂以及行政信息公开的发展是相互借鉴与学习的过程；行政信息公开变迁的政治动因是法治建设为行政信息公开的建设提供法治原动力，行政改革推动行政信息公开的延展；经济动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引进外资，顺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文化动因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增强与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被普遍接受的推动。在行政信息公开问题上，对域外行政信息公开法治现状的考察与评析是必不可少的。考察与评析的对象是美国、英国、日本与俄罗斯。这四个国家既包括了英美法系的代表美国与英国，也包括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日本，同时也涵盖了有着浓厚社会主义制度背景的俄罗斯（前苏联），宏观上可以囊括当下世界范围内关于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的核心与精华。美国是当代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体现了在王权下由神秘化向法治化演进的过程，日本在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上具有特殊的考察意义，而俄罗斯由于经历过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变革后来考察其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具有特别的思考价值。分析了外国行政信息公开法治的现状，为的是审视我国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然状态，也即对我国行政信息公开现状——成绩与出现问题的阐析。在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道路上，从制度建构到实践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行政信息公开的法治初见成效。我国行政机关中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我国政务网站体系不断建立，在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包含着制度、规范、载体的不断法治化与多样化，更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中国公众权利与参与意识的觉醒，这是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前行过程中所取得的理念上重要的积极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总结与剖析行政信息公开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行政信息公开主体缺乏思想认识保的保障，行政信息公开主体公开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欠缺；行政信息公开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行政信息公开的随意性过大；行政信息公开的救济渠道不畅，权利缺乏有效地保障；行政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与真实性尚待提高。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制约因素是：民主政治文化，民主人权运动与国内社会、经济、法治因素，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及集合化表达。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是传统的“官本位”与“特权思想”仍然在影响着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进程，某些舆论与传媒对于公权主体的“谄媚化”，行政信息公开缺乏统一规划与形式主义严重。在结合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信息公开时间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也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其一，要不断完善包括《信息公开条例》在内的规范：首先是以《信息公开条例》为核心的行政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例如，公开范围的细化、合法权益的扩展解释、非本国主体法律地位以及朴素法治精神的引入等；此外，还须在宪法层面上定位知情权的地位，完善知情权的保障；以行政信息公开为视角，完善保密法律规范；并在行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实现对隐私权的合法保护。其二，构建起行政信息公开相关机制体系：首先，从传统的由外部压力演变成公开信息的引力模式，传变成行政信息公开主动、积极公开行政信息的模式；其次，加强行政信息公开的内部监督，完善行政信息公开中的问责制度；再次，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为契机，强化行政信息公开的规范、责任等；最后，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舆情，逐渐提升行政信息公开中舆情的预警与联动机制的效能。此外，还要发挥评估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引入利益衡量机制。其三，畅通行政信息公开中的权利救济渠道：在行政信息公开权利救济中，阐释的重点方式是行政信息公开的诉讼，以司法审查的角度，分析了行政信息公开诉讼在权利救济中的作用，以及与普通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就行政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秘密审查如何发挥作用、诉讼中的第三人法律地位以及典型案例的导引作用予以重点阐释。本文的逻辑关系是：以行政信息公开基本制度为前提，梳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演进呈现的规律以及制约因素，结合对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实践的考察，从规范完善、行政信息公开相关机制建构以及权利救济三个大的方面，尝试解决我国行政信息公开从制度到实践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仅四十个国家、地区有关行政信息公开的立法、典型判例等融入到文章各部分的写作，以作为域外法支撑以及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完善的导引。我们还需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在现实中使权利真正得到保障，法治精神真正得到彰显，还须不断地尝试、调试、整合与探索！

徐晓明^[5]（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执政党执政理论体系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执政理念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对于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和目标,以及执政方法和途径的理性认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是执政理念的关键所在。执政党是否具有体现政党本质、符合执政规律、顺应民心所向的执政理念,将直接反映执政活动的科学性,决定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厘清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基本特征,既是回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时代呼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逻辑起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从阐释执政理念的科学内涵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动因,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的基本历程与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演进历程,探讨“三执政”理念实现路径的选择与优化,阐述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的深化与发展。从“政党执政理念概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诠释”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渊源”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除了具有执政理念的共有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两个部分组成,价值判断回答“为谁执政”,事实判断回答“靠谁执政”、“如何执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理论设想,列宁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领导局部地区执政和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成功经验与理论创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进,奠定了丰富而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促使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念不断演进。以时间为序,选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和“党的十六大后”三个关键时期,分别论述党的执政理念由“探索”、“深化”到“拓展与提升”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的核心价值导向和执政手段与方法的改革创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主要组成部分。科学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规律性,通过提高执政主体的执政素质与能力、研究和遵循执政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执政绩效评价机制等路径来实现。民主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人民性,通过聚焦党员主体作用、创新基层民主形式和民主执政机制等路径来实现。依法执政理念重在强调执政的法治性,通过推进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提高执政主体的法治化意识、建立健全党的执政法规等路径来实现。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理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行了新的诠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将重拳反腐与制度反腐、群众路线与作风建设协同落实,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陶力^[6]（2014）在《中国城市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辨识》文中提出城市化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引发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其中,“中国城市化模式”一词虽然广泛见诸于国内外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但中国的城市化是否具有独一无二的鲜明特色和特点,是否从本质上有别于世界上现有的城市化模式,学术界并未达成有说服力的共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已有研究中既缺乏作为研讨之本的“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定义,也缺乏将中国城市化特征置于国际主流城市化模式视野中进行比较。本研究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解读,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也把中国的现实置于国际比较中,以此审视中国城市化特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对“中国城市化模式”是否存在这一命题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答。本研究首先从“模式”这一基本概念入手,构建出“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判断“模式”是否存在的判定框架。提出“城市化模式”作为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类别,是由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城市化特征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特定类型,反映出在特定政治经济生态下城市化的实际轨迹、推动机理和本质特征的独特性。而判断“城市化模式”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准则是上述城市化特征的独特性、稳定性和影响力,其中,独特性凸显出模式的本质,稳定性反应了模式的成熟程度,影响力则体现了模式的价值和认受性。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分别从城市化的实际轨迹、推动机理和本质特征三个方面对中国转型时期的城市化特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概念中包含较多的政治和权益含义,导致了衡量城市化实际轨迹的双重标准。若以国际通用的度量标准,即以城镇常住人口计算,则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速度快,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并趋于稳定；若以“中国特色”度量标准,即以城镇户籍人口计算,则城市化水平较低,增长速度缓慢,城市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已有数据分析后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呈不均衡分布,资源和发展向数个大城市集中,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大。城市化的推动机理表现为在政府在城市化相关制度安排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呈现出大半计划、小半市场的双轨制,即城市化总体上受政府主导,虽然在某些具体领域引入了市场力量,但政府的决定性作用难以被颠覆。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则具体体现为,城市化目的由政府导演,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呈现出“城乡割裂”以及由城市化成果分享反映出城市化水平“虚高”和“物化”等本质特征。通过将中国城市化的上述特征置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三种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城市化模式相同特征进行对比后发现,与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和转型经济模式三种国际主流城市化模式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在实际轨迹、推动机理和本质特征三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与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相似的一般性,而这种一般性都根源于决定城市化根本性质的推动机理。而中国城市化特征的“特殊”性,实际上只是由多重一般性叠加所致的混合特征。总体研究发现,比对国际主流城市化模式的特征,中国的城市化特征并不具有自成一派的独特性。许多看似“独特”的特征其实只是提法不同,与国际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并且,依旧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政府和市场在相关制度安排中的相对作用仍处于不断调整中,当前城市化所呈现出的特征难以长期存在。因此,本研究认为,尽管中国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和推进世界城市化进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表现出看似“独特”的特征,但这些“独特”特征与国际主流模式相比,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且这些特征由于受转型时期制度变革的影响,尚不具有稳定性。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难言自成一派的独特模式。

瞿郑龙^[7]（2015）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认为“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杜孟强（DO MANH CUONG）^[8]（2015）在《越南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公务员队伍不仅代表着国家形象，而且还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公务员队伍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施政效能。越南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对于提高越南政府行政管理水平，推进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公务员行政道德对行政权力和社会道德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在法制化、公务员管理制度、公务员行政道德教育培训模式以及行政道德监督等方面都有所缺失，亟待国家提出解决方案。本文系统阐述越南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的历史沿革，从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两个维度分析越南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的特点，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借鉴国外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的宝贵经验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期望本文能为越南的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高政利^[9]（2013）在《经济组织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绕经济组织演化研究，并沿着经济组织的产生、存续、发展演进路径，从公共选择视角，针对组织与个体发展选择过程中，不断演化形成新的权力序结构博弈形成制序度，并在市场诱致性制度影响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安排中，研究经济组织制度对经济组织绩效影响。同时，针对组织不断与外部环境生成和演化形成的知识共同体，以系统研究知识对经济的贡献与制度变迁对经济组织演化的影响。运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针对经济组织的权威治理模式，中小经济组织的内部委托——代理模式，零售组织规模无边界的理论与实证，中小零售组织“自愿连锁”的不可能性，市场纵向结构约束：中小生产组织战略联盟（FRR）范式等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经济组织演化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而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组织演化存在从静态趋向动态、从组织内部趋向组织外部、从单个要素趋向系统整合、从生产投入要素趋向政策与制度的调节要素方向发展，从规模经济趋向知识技术发展的速度经济，存在收敛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变与经济组织共同演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与技术变革不断创新，使得组织规模变得不再成为经济组织演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1）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和团队效应是经济组织起源的两种方式。由分工和交易成本要素引致的经济组织演化的本质是权力，并由股权权威人为制造制序；由团队效应引致的经济组织演化的本质是制度，并由股权意志加总，演化形成系统内部制序，两者均是实现组织制序快速同化、降低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其经济组织演化由该权力比例结构下形成的制度所决定，其制度效率将由利益参与者持有的不同稀缺资源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值即夏普利值所决定。当组织中不同利益参与者的平均福利量会增加、但不是所有人的边际量会相等，其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产生外部性并出现市场失灵；而博弈互生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组权力序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是组织中不同利益群体最大范围内的最小认同，它是组织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目标确定的最低约束标准和必须实施的强制性要求。当组织为实现更高目标而将制度向某些群体行为倾斜时，不同利益需要群体将与组织倾斜制度不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最小认同，组织制度将出现宽放效应。其制度效率具有“下降-上升-再下降”规律和“均衡-失衡-均衡”的往复变迁变化规律。（2）从知识技术以及相互关系结构角度，针对知识共同体（knowledge community）不断生成和演化过程，一个知识的社会经济边际收益随着个体或组织使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拥有该知识的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边际收益却随之减少而存在知识租金消散矛盾，称为知识的相对溢出双向效应，并在产品生命周期、细分目标客户市场需求规模、外部环境快速动态变化以及知识学习模仿影响下，组织内化形成的专业化模块核心知识经济价值存在递减规律，称为知识的绝对溢出漏斗效应，将对经济产生不同贡献并对博弈形成的制度内容、路径产生不同影响。经济组织针对专业化知识的技术跳跃，其组织战略演化是沿着创新产品的知识速度经济→持续的改进与学习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知识固本规模经济→研发专业化更新的新产品，实现更新产品知识速度经济的交替循环战略发展组合过程，是知识经济规模总量与速度经济净增加量交替转换竞争战略关系。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所提出的知识域，系统反映了知识转化过程中的知识经济价值关系，使得知识经济分析、计量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内，有助于规范知识经济的分析、评价与计量体系建立。（3）从经济组织权力结构和市场结构演化角度，家族式中小公司具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合一的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成为了监督权、决策权、经营权三权合一的内部相互委托-代理的重要组织管理模式；在公司制度化治理事件中，将企业交易成本呈刚性的中间过渡“亦此亦彼”的子事件边际化，通过权威在制度治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激励相容，达到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管理设计目的。（4）从生产和流通市场角度，通过对沃尔玛的规模扩张，建立影响企业规模因素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零售企业规模无边界的理论命题；从经济组织战略联盟角度，提出了自愿连锁组织由于存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以及控制权分散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自愿连锁组织中的集体物品将不会、也不可能被提供到最优程度；从经济组织战略联盟角度，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多样性和层次性差异关系，以生产商关联性功能互补商品为纽带，通过CI识别系统联合创立品牌进行零售（连锁）联盟战略扩张，建立生产商关联性功能互补商品零售终端战略联盟零售（连锁）集团组织（FRR）。当联盟内部“粘性”结构运行呈现稳定性时，联盟将会克服中间性组织，实现新型的集团化组织形式。

陈曦^[10]（2015）在《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后对各国政府行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官僚制管理模式在整个20世纪从未被撼动，一直在各国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占据强势地位，其作用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然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公共事务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复杂化、多元化等特点，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公共事务不断超出传统的职责权限范畴，浅尝辄止的通过多部门合作进行管理的绩效和提供服务的质量已再难遂公民意愿，加之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各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攀升以及行政之恶难免、不正之风难遏、腐败问题难绝的现实窘境，令政府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和效益困境。各国政府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依靠任何单一政府或政府部门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层出不穷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难题，于是，发展跨部门合作模式成为了各国政府一解燃眉之急的良策。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尽管当前跨部门合作理论已有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在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我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发展从总体来看却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亟需借鉴他方之石，攻已之玉。可见，为了实现推进我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愿景，学习和研究他国经验固然重要，洋为中用也同样重要。本着学以致用，理论服务于实践的目的，本文针对中国跨部门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薄弱和合作协调乏力的现状，旨在呈现两项重要成果：一是通过对美加两国跨部门合作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开展提供理论指引；二是参照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跨部门合作实施困难的实际状况，挖掘中国开展跨部门合作的可行策略，力争对中国正在开展的跨部门合作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辅助论证。其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和研究大量的相关文献，再依据现有理论、事实和需要提出理论假设、研究计划并进行文献综述，以形成对跨部门合作的科学认识，并尽可能做到对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系统把握；其二，通过案例研究法，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搜集跨部门合作的案例，具体分析、详细剖析案例素材，细致总结、系统归纳案例问题，反复查找、仔细搜寻案例证据，并得出跨部门合作的实践规律，为跨部门合作理论发展提供资源，为跨部门合作实操提供依据；其三，通过比较研究法，根据文化、制度、组织等标准，对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中国与美加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度进行研究与判断，从而寻找其异同，探求其发展跨部门合作方面的规律性内容，以期提出更具针对性、适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跨部门合作的行动策略。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论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跨部门合作的内涵特征。首先，基于跨部门合作提出的背景提出跨部门合作的概念，并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与之相近的概念进行细致辨析。其次，选取能够切实为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协同政府、整体政府和协作性公共管理等三种典型的跨部门合作形式详加论述。最后，从包容性的合作文化、平等化的合作制度、多元化的合作组织、综合性的合作能力以及创新化的合作技术等方面总结跨部门合作模式较之官僚制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等传统管理模式的不同之处，进而归纳出跨部门合作模式的特点。第二章为跨部门合作的理论基础。依次剖析了包络资源依赖理论、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界面管理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网络化治理理论在内的对跨部门合作模式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成果，并且细致阐述了这些理论对于丰富和完善跨部门合作理论以及支撑跨部门合作实践所能发挥的作用。第三章为跨部门合作的美加经验。依据上述章节研究结论牵出的逻辑脉络，从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能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美国及加拿大为成功推进跨部门合作发展而进行的实践进路，通过归纳和总结两国在建设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效，为后两个章节的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操作纲领。第四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主要问题。针对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该章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下一章提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策略选择提供了靶向，同时也验证了第三章中对成功的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判断——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问题与障碍恰恰源自于中国跨部门合作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能力要素以及技术要素建设方面的欠缺与不足。第五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策略选择。本章是总论题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因为所有对于跨部门合作的基础理论、成功的核心要素等内容的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指导与推进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并为之提供可行策略。这一章不仅是对前文所归纳的各类跨部门合作核心要素的逻辑承接，同时还由于在跨部门合作发展对策中纳入了对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制度设计、组织结构等内容的考量而使该命题的研究得以深化，对策的可行性得以提升。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突破了原有对西方跨部门合作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单向学习和借鉴的思维和行动局限，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具体状况的跨部门合作的研究和实践进路，丰富了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学术成果，进而发展了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其次，将跨部门合作视为一种系统化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研究，对原在学术界长期混用的与之相近的其他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和辨析，能够便于找出其规律性的内容，充实和发展跨部门合作的理论成果；第三，基于对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归纳与总结，构建了推进跨部门合作发展的框架体系，为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策略，相信会对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二、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及其制约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及其制约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权力量化方法演进与实证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人大监督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行政信息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城市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辨识（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8）越南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经济组织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及其制约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权力量化方法演进与实证运用研究[J]. 李贤彬,李后强. 社会科学研究, 2019(01)
• [2]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地方人大监督权研究[D]. 蔡玉龙. 河北大学, 2015(10)
• [4]行政信息公开研究[D]. 黄佳宇. 吉林大学, 2015(08)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D]. 徐晓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0)
• [6]中国城市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辨识[D]. 陶力. 复旦大学, 2014(12)
•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08)
• [8]越南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研究[D]. 杜孟强（DO MANH CUONG）. 吉林大学, 2015(08)
• [9]经济组织演化研究[D]. 高政利. 西北工业大学, 2013(07)
• [10]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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