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内蒙古难民问题探析

一、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新月^[1]（2020）在《清代承德地区移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承德地区在清代以前长期由北方游牧民族占领统治,人口稀少,主要是由少数民族构成,长期过着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农业发展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土地开垦较少。清入关后,统治者为加强与蒙古诸部的联系,巩固统一政权,放弃了历史上长期以来的长城防线,代之以怀柔蒙古贵族,对承德地区进行开发,于此同时整个清代内地自然灾害频发,大量流民前往长城以北地区垦荒谋生,加之蒙古王公不断招垦,使得清代承德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承德逐渐成为清代统治全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承德地区的移民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移民的具体情况、造成移民因素和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清以后承德历史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初步窥探清代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指导现今的社会生活。

林静娴^[2]（2019）在《俞森《荒政丛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人俞森编纂的《荒政丛书》是一部有关荒政方面的典志体政书,对研究古代荒政着作、历代仓储制度沿革等方面影响极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全文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荒政丛书》为文本,深入剖析了俞森生平及编纂该书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该书的史料征引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详细剖析了历代荒政的利弊、仓储制度发展得失等内容,在相关内容的分析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客观地揭示了该书的价值和不足之处。

程紫旋^[3]（2019）在《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流民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所面对且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问题。明代流民问题同样层出不穷,且与明朝相始终。明朝境内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地处北方边境的山西地区作为明代流民问题的多发区,以及内陆河南、荆襄等地流民的重要来源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山西地区流民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加深对明代流民问题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探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论文主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明前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山西在明洪武时期已经出现流民现象,前期流民出现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灾害的严重、山西人多地少的矛盾、北方蒙古族的入侵以及地方官吏的失职所造成的流民大量外流的现象,但明初期政府采取蠲免赋税、招抚流民等措施使流民没有深入发展,没有对明朝统治造成大的冲击。第二部分为明中后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由于朝政腐败,国家内部出现种种问题,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赋税徭役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加之北方蒙古族的入侵,天灾的侵害,这一切都使得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向外逃亡,明中后期流民越来越多,虽然政府也在实施救济,但在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时,其救济也显得力不从心,由流民而引起的农民起义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第三部分探讨了明代山西流民的流向。山西的流民既包括山西人口的外流,也包括外地流民流入山西。山西流民多流入邻近省份以及北方蒙古地区,而流入山西的也多为邻近省份流民。在流出和流入山西的流民中都有不少会在一地短暂停留后又继续流移,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第四部分分析了山西流民产生的影响。山西流民的流出对明代社会、对山西当地以及流民流入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流民流入山西无疑又会对山西当地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总的来说产生的积极影响较大。

聂选华^[4]（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刘佳欢^[5]（2019）在《明清时期山西曲沃烟业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曲沃商人将烟草种子带回本籍,适逢明清易代,社会的不稳定性使人们对钱财的需求更为迫切,烟草因其所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少、且利润丰厚,帮助曲沃人民渡过兵旱灾荒,从而引发省内各地效仿。在晋南地区,烟草的广泛种植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催生了烟草加工业的产生。明清时期曲沃烟草加工业的发展,以清中期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由当地小商人建立的家庭作坊,后期则由资本雄厚的晋商主导,其间农民的态度由观望转为主动配合,农商之间出于利益自行建立起合作关系,带动了晋南地区相关行业的共同繁荣,这一种植、加工、转运、销售、消费各环节紧密扣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使烟草生产与消费互相增强循环,推动了明清时期吸烟普遍化的进程。人们对烟的嗜欲之大,使吸烟成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明清时期,社会上普遍认为吸烟对健康无害,若有因此损伤身体、致死者,皆因自身的放纵与不节制。其间,统治者禁烟的出发点并非现代社会强调的健康因素,而在于种烟妨农、进口鸦片危及国家财政、吸烟妨碍社会风俗。对吸烟者而言,吸烟是一种休闲时光的消遣方式。但与现代社会不同,在清人的话语中,吸烟不仅包括吸食明代以来的烟草制成品,更增加了鸦片烟与鸦片。清前期,人们在烟草中加入鸦片,制成“鸦片烟”,一改鸦片的药用属性;乾隆中后期,鸦片可单独吸食,吸烟的内涵得以扩展。种烟与吸烟现象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城市空间有形与无形的变迁。

王谷^[6]（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说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刘琼^[7]（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张子宁^[8]（2017）在《魏裔介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裔介虽身为清初理学名臣,但也有较为丰富的诗学活动。他创作各体裁诗歌共一千馀首,编唐诗选本《唐诗清览集》,清初诗歌选本《溯洄集》和《观始集》。同时,还有《论诗二十则》、《诗话》等阐释诗学主张的作品。但是,学界对于魏裔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平、政治成就以及理学思想等方面。对于魏裔介的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缺乏整体性观照。本文在继承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知人论世、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述魏裔介的家世、生平及交游,重点探讨魏裔介的诗学主张及诗歌创作情况。本文的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研究价值,并对现有魏裔介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与论述。论文的主体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魏裔介的家世及其生平,并对魏裔介着作情况进行梳理,着重评介其诗集及诗选版本着录情况。第二章,按照身份分类的方式,将与魏裔介交游之人分为先朝遗民、当朝官宦及其他人士三部分进行介绍。通过对与魏裔介相交甚密的人士的考察,分析魏裔介的论诗主张及思想演变情况。第三章,结合魏裔介诗选、诗论资料,阐述魏裔介诗学主张。魏裔介诗宗唐尚杜,提倡“真”诗,认为“性情正而天下真诗出”,同时强调诗人主体因素对于创作的影响。第四章,将魏裔介诗歌的思想内容归纳为述士人之志、感民生之艰、抒真挚之情、寄田园之思四部分,并择要选取诗歌对各部分进行论述。第五章,从主旨、风格、语言、体裁等四方面来讨论魏裔介诗歌的艺术特色。结语部分分析魏裔介在清初文学史上的地位。

赵东月^[9]（2016）在《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文中提出对于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往学者多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从文化属性方面对汉民族的形成进行探讨,将汉民族的前身追溯到华夏族,然而对于更早的历史,则由于材料所限多力有不逮。本文拟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现有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古人种学的方法与理论,对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探索。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绪论。首先梳理了汉语中“民族”一词的源流及其内涵的变迁,回顾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历史,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2章,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对现代汉族体质特点的研究是探讨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的基础,本章主要拟解决两个问题:一、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如何,是否具有同一性;二、时间比较晚近的明清时期的汉族,在体质上有什么特点,与现代汉族是否具有一致性。第3章,史前时期居民体质特征及其演变。本章主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资料的基础上,在先秦时期古人种类型的框架下,通过与现代汉族居民体质特征的对比分析,找寻现代汉族体质特征形成的起点和来源。第4章,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变迁。现代汉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是新石器时代居民与现代汉族在体质特征上还有较远的距离,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与现代汉族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本章主要通过对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和人群的迁徙、互动,探讨现代汉族居民的初始形成过程。第5章,秦汉-宋元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变迁。本章主要对秦汉-宋元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和人群的移动进行了分析,大规模人口的频繁迁移是现代汉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汉族”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朝建立后出现,但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并没有随之立刻形成,直到宋代,现代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才基本形成。第6章,结语。对全文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李昕升^[10]（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认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二、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承德地区移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俞森《荒政丛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时期山西曲沃烟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裔介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初内蒙古地区流民问题析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承德地区移民问题研究[D]. 刘新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2]俞森《荒政丛书》研究[D]. 林静娴.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D]. 程紫旋.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4]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5]明清时期山西曲沃烟业研究[D]. 刘佳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6]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魏裔介诗歌研究[D]. 张子宁.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2)
• [9]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D]. 赵东月. 吉林大学, 2016(08)
• [10]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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