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五国城》出版

一、长篇历史小说《五国城》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王唯州^[1]（2021）在《文学考古学:别样的文学公共性》文中指出"文学考古学"一词化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虽然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但并非新说法。美国有解读非裔文学传统的"文学考古学"（Literary Archaeology）,中国的张哲俊对此亦有专书,称其为研究文学物质、努力还原事实的比较文学新方法。无论如何,大多论述是以研究者为主体铺陈,不曾以作家为底本,来关注他们在文学中的历史实践,因此没能突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包括在外界诘难作家漠视文学公共性的当代,为何作家却愈加倾向于历史题材的书写,进行文学考古,以及他们其间的写作理路是怎样的,所呈现出的写作又有着哪些类型。

张晓咪^[2]（2020）在《《六十种曲》战争书写研究》文中提出战争一直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同时,战争与戏曲也渊源匪浅。虽然现今流传下来的早期的戏曲剧本极少,绝大多数已不可知其具体内容。但从现存文献和学者考证来看,宋元戏曲的故事中就包含不少有关战争的叙事元素。到了明代,传奇这种戏曲形式勃兴。战争情节在明传奇中频繁出现,涉及各种题材,运用于明传奇发展兴盛的各个阶段。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从毛晋辑刻《六十种曲》中战争情节出发,以其战争书写为研究对象,期望通过对《六十种曲》中战争情节的梳理,从叙事特征、叙事作用、战争情节频出的原因等方面来探讨《六十种曲》中的战争书写。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中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现状,并对“情节”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梳理了古代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的战争。第二章梳理罗列了《六十种曲》中含有战争情节的剧目并分时期讨论了其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呈现。第三章从偏重战前、虚实结合、“君本位”的战争观三方面对《六十种曲》中的战争情节进行了叙事分析。第四章从对叙事人物、故事情节的推动、作品主题的凸显三个角度论述明传奇战争叙事的作用。第五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六十种曲》中战争情节频出的原因。一是对前代涉战文学作品的承继;二是明传奇开放性叙事的选择;三是明代战乱背景下的征史尚实。本文旨在通过对《六十种曲》战争书写的研究,使读者对于《六十种曲》中的战争叙事有基本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六十种曲》战争叙事背后明代社会和文人创作心态。

郭文瑞^[3]（2020）在《《闲中咏古咏史》校注》文中研究表明杨叔珨,为阮朝中后期文人,史书无传,亦未见有族谱、家谱、作家年谱或传记传世,几种越南文学史中亦未提及,遑论研究。其生平主要履历及着述,经翻检《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参照其咏史诗集两种不同版本序言与三篇碑文的落款及《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四建福元年闰五月条下相关记载,大致可以确定:乂安省琼0)县琼堆社人,建福元年同进士第一名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承佐、乂安省督学,成泰十一年以鸿胪寺卿致仕归乡,在教授生徒之闲,仿效乡贤前黎进士范阮攸、本朝探花阮德公及梅庵公主等人咏写中国历代名贤义士、奸臣佞人、贤妃烈女及悍妇妖姬,于成泰十四年结集,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杨叔珨咏史诗集,现存两个版本。其一,《闲中咏古咏史》影抄本,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收录在一九七一年越南特责文化国务卿府译述委员会出版的《古文丛书》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并未载录,无馆藏编号。其二,《咏史》合集抄本,有杨叔珨自序。现收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号为VHv.1785。两种版本,收录除杨叔珨咏史诗歌外,还附录有三位前贤范阮攸、阮德达、梅庵公主数量不等与杨叔珨同题或近题咏史诗歌。两种版本附录三位前贤的诗作数量与咏题几乎相同（前者仅比者少一首《马援》诗）,前者共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二首,后者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一首;但在收录杨叔珨咏史诗作数量、咏题、杨诗与前贤附录的次序、诗歌题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闲中咏古咏史》共收录诗歌七百九十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零八首,后者共收录八百三十二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四十二首;后者比前者多出十七题三十四首诗。前者每页纸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附录三位前贤诗作,下半部分收录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作;后者,则先录杨叔珨诗,三位前贤诗作列在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之后。两者版本的诗歌题注也存在文字差异。杨叔珨的咏史诗集,不仅数量众多,题咏中国历史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从中可见越南古代文人对中国史籍的熟悉程度,展现了越南文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看法,同时折射出阮朝末年文人心态历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杨叔珨的咏史诗,还因多用数量词,喜用比较,擅长化用、语含双关与语带讽刺等特征,因而展现出较高的咏史诗艺术技巧,形成了浅俗、晓畅、平淡、质朴的艺术风格,因此具有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本文在广泛搜集杨叔珨及附录诗人不同别集版本及相关文献基础上,仔细校勘比对注疏,力图完成一部较为完备的杨叔珨咏史诗集校注本子,以期为今后越南汉文咏史诗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夏萌萌^[4]（2020）在《清代岳飞戏文本研究》文中认为岳飞作为南宋抗金将领,中华人民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数百年来,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古代岳飞戏发端于宋元时期,经历了数个朝代的不断演变,其内涵不断丰富,到明清时期已发展至巅峰。有清以来,戏曲艺术经历变革,地方戏盛行,清末民初的岳飞戏也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单就清代岳飞戏曲研究而言,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典作品,尤其是文人戏部分。有关地方戏中的岳飞戏曲研究极少,多局限于京剧这一种。实际上,地方戏中的岳飞戏可谓百花齐放,其中,川剧岳飞戏作为川剧剧目体系中的重要一支,在向民众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歌颂民族英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上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川剧岳飞戏剧目丰富,自成体系,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拟着眼于清代岳飞戏戏曲文本,分传统文人创作岳飞戏和川剧岳飞戏两类研究对象,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清代岳飞戏剧本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时代、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清代岳飞戏文本的生成、存佚等问题进行梳理;继而以具体作品的主题、内容、创作手法为切入点,进而从整体上对清代岳飞戏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分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说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之后分文人戏研究与地方戏研究两个部分评述岳飞戏相关研究成果,并简要阐明本文涉及的概念问题。正文部分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概述清代岳飞戏的发展源流与概况,梳理剧本存佚情况;第二章集中研究清代传统文人创作岳飞戏,并以具体情节为线索,与前代文人戏进行比较;第三章主要以川剧岳飞戏为例,探讨清代地方戏中的岳飞戏创作情况。结语部分对清代岳飞戏创作的整体情况进行简要概括和评价综述。

叶晓兰^[5]（2020）在《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美的价值定位,主要着眼于美育层面。但从历史来看,中国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密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的政治就充满了浓郁的美治主义色彩。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曾经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观,借助国家政治的激励开始发生转变。美的价值已从传统个体层面的“以美育人”转化成为现实政治层面的“以美立国”。由此,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激活。鉴于现代美学理论普遍被西方学者规划的事实,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西方美学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完善中国美学的话语建设,而以礼乐为本位的美学思想研究理应成为伸展民族立场的重要部分。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考量,本研究最终聚焦于宋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宋徽宗绘画创作的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北宋中晚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徽宗的社交轨迹,从身份制度的困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交游雅集的影响三个维度还原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以便了解其选择绘画素志的深层原因。（二）宋徽宗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先分析“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后形成自己的判断。随后,从文献记载和作品图像两方面考察徽宗画作的题材和风格,揭示其绘画创作的规律。（三）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架构。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宣和画谱》的案例品评,从审美本质、审美功能、审美创作、审美境界四个方面,探讨其绘画美学思想及作品图载的精神内涵。这种表现性的思想认识体系是他对审美对象美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他的思想情感,并充分体现出时代的审美理想。（四）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文化成因。借以外观的方式把个案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联系起来,从二元的宗教信仰、人文的审美情趣等外部原因,考察影响其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隐性文化因素。（五）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着眼于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诠释,把美学理论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整合研究,力图切入当代文化语境并服务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时代新范式。本研究通过比对相关文献记载和徽宗现存作品,尤其以《宣和画谱》对宋代当朝画家的品评为主要依据,系统的论述了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并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徽宗习画之初衷主要是为了摆脱宗室制度限制与隔绝的压抑,赋予其存在的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于绘画领域的努力追求更是为了这一素志,并使绘画等艺术活动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缓冲地带。其二,受朝廷推动的宗室文人化发展的影响,徽宗的画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一方面,作品显现出从严谨写实的设色工笔向情性抒发的水墨写意的完整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作品又在形似的极致与笔墨的韵致中努力寻找沟通彼此的桥梁。其三,作品风格的演变不仅意味着绘画从装饰宫室的实用性向陶冶性情的欣赏性转变,更标志着绘画从偏于儒家教化功能向偏于道家审美功能的转变;而理趣与诗意相融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和即将到来的文人绘画美学思想的新主张。其四,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是时代美学思潮的凸显,它呈现出一种多样的、复合的逻辑结构,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可以在代际之间轮回重生,其顺应时代而又推动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血脉相连,并在现代审美价值的重塑过程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还原徽宗绘画美学思想全貌的基础上,本研究有助于整全认知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了解中国绘画思想文化,乃至理解中华美学性格。而在当下的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层面,其绘画美学思想亦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雯^[6]（2020）在《明清历史演义中的两宋帝王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演义作为明清时期的长篇章回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代替历史在民间传播。在众多的历史演义中,以两宋背景为背景的历史演义较为特殊,其中帝王叙事的特点最为不同,本文以叙事学的定义为框架,以叙事内容、叙事比重、角色模式和情感倾向为参照,归纳出小说中两宋帝王叙事的特点,即小说中两宋帝王的弱化和虚化,并从历史真实、思想环境及流变、文学发展等角度探讨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两宋帝王叙事的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这种叙事特点不仅影响后世对两宋的认知,对于文学的思想发展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帝王的虚化和弱化体现之一是“忠君”与“爱国”思想分离,进而使两宋系列历史演义的爱国情感进一步升华;另一方面,对于武将精神的赞美,间接的宣扬了“愚忠”精神,是两宋系列历史演义的精神方面的一大局限。探寻以上的内容,能够帮助现代人改变明清时期留给我们的错误的两宋帝王印象。本文主要由四章构成:论文第一章从叙事学的角度,阐述帝王叙事的概念,划分以两宋为背景的历史演义的范围。以帝王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论述帝王叙事的内容和情感倾向。论文第二章探究出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两宋帝王叙事的特点:着重考察了帝王叙事在文史中的差别;在角色模式上,被固化的“帝王”叙事;在叙事比重上,下滑的“帝王”叙述;以及帝王叙事方式上的“弱化”和思想上的矛盾性;甚至两宋背景的历史演义中对于帝王身份的认可上。论文第三章深入研究以上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宋明相似的历史环境和事件、明清时期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三个方面研究形成明清历史演义中两宋帝王叙事的特点。论文第四章分析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两宋帝王叙事的影响。文学上导致的文学体裁的变化。思想上,两宋帝王在明清历史演义中的特点,提升了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萌发。但是在弱化帝王,赞美武将精神的过程中,“愚忠”思想深入读者之中。在文学发展上,帝王的弱化叙事,为其他角色模式提供了空间,使两宋背景的历史演义走上了英雄传奇的道路,间接延长了两宋背景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但是弱化的帝王叙事,使得其他角色模式的阅读感降低,最终产生了读者对两宋背景题材文学作品的低热情。

李君君^[7]（2018）在《70后作家长篇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下文坛,70后作家已经成为一支越发强劲的生力军,屡屡带给我们惊喜。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相继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丰富了长篇小说的题材,提升了长篇小说在探索“人与现实”关系方面的能力,推动了长篇小说文体的成熟。关注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研究的丰富与完善,也是对70后作家群研究的细化和深入。本文以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为文本,系统深入地探究70后作家长篇小说在反映当下中国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分析其在新的文学语境下形成的新的特质,并将其放置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背景中,探究其审美风格的流变及走向。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以“70后作家长篇小说的发生”为研究目标,分别从70后作家长篇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如何发生以及发生的规律入手,深入细致地考察其发生。70后作家长篇小说的发生是在199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带来了文化语境的重大变化,时代信息量的激增、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等也都对70后长篇小说的发生起到了重要影响。同时,笔者采用了年表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70后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发生发展也有着特殊的规律。70后长篇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期,并呈现出“批次而出”的特点。第二章主要从主题学的角度对70后长篇小说进行主题分析,分别从成长主题、城市主题、乡土主题和历史主题四个方面,研究分析70后长篇小说在文学主题方面呈现出的时代特色。“成长主题”在70后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几乎每一个70后作家都写过“成长小说”。与50、60以及8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塑造出的一批“青春迷途中的‘梦游者’”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在一片精神的“荒芜”中,他们执意寻找一代人精神上的“巴比伦”。文学是时代的多棱镜。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几乎同步的一代人,70后见证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既感受到消费时代中物质和欲望的魔力,也看到了都市里分裂、错位等种种荒诞景象。后现代文化语境与后启蒙的视角使他们看到城市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精神的内伤与疼痛。无论是城市边缘人的舞蹈,物性都市的多维透视,还是对城市里的“异乡人”的观察,都给人以新的审美体验。乡土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书写的重要资源,也是认识中国的重要视角。70后作家的成长几乎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变革同步,既亲历了农村由合作社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也看到了因农业税的取消和土地流转带来的农村阶层的分化,现代性因素的入侵使得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彻底失守,70后作家完整的乡土经验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他们的乡土书写别具价值与意义。70后对历史书写的执着,特别是《认罪书》《北鸢》等成熟之作的出现,成为对“70后历史感淡薄”这一观点的反驳,而70后作家在观看、书写历史时也呈现出边缘化、个人化的特点。葛亮、海飞等作家对民国历史的书写也让人眼前一亮。第三章主要是对70后作家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写作、70后“后先锋”式书写、70后“小长篇”艺术的独特性及其审美价值几个方面。在文本细读及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70后长篇小说艺术探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发掘其独特性与价值。论文结语对70后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创作局限与不足进行分析、总结,并根据其创作实绩预测70后长篇小说的未来。

梁德学^[8]（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研究指明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祁春风^[9]（2016）在《自我认同视野下的“80后”青春叙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80后”作家的青春叙事。在自我认同理论视野下,认为“80后”青春叙事潮流产生的内在原因是：“80后”在相对传统、单一的文化环境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在青春期遭遇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进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他们原有的思想认知、价值体系被颠覆了,于是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心理危机和文学书写。因此,纳入青春叙事潮流进行考察的“80后”作家,既涵盖了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起步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小饭、马小淘、蒋峰、颜歌、霍艳、张怡微、七堇年等,也包括从青春文学市场成名的春树、孙睿、李傻傻、笛安、落落等,还包括通过纯文学期刊而成长起来的甫跃辉、郑小驴、孙频、文珍等。论文重点阐述“80后”青春叙事的自我认同主题,同时兼顾“80后”文学内外因素的关联性。首先,通过考察“80后”成长及其创作的社会背景,分析“80后”青春叙事的形成、艺术特征和自我认同主题的嬗变。其次,梳理青春叙事潮流的发展过程中,“80后”作家在多个层面上自我认同的书写：一是青春期“叛逆”的自我退却,二是伦理变迁中的自我重建,三是家族群体身份的追寻,四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由于“80后”作家对不同层面的自我认同主题各有侧重,论文在探讨作家群体特征时,力求凸显每个代表性作家的艺术个性。再次,从总体上论述和反思“80后”青春叙事的价值和局限。反思的目的不是否定“80后”作家对自我认同书写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从超越时代文化束缚、超越自我经验,以及文学主体性等更高的标准来看待和展望“80后”作家。以下是论文的整体框架：绪论部分明确了研究对象“80后”青春叙事的内涵和外延,并厘清了多个相关概念,指出选题的意义,考察已有研究成果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一章从整体上论述“80后”青春叙事与时代文化巨变的关系。中国进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社会对于“80后”作家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消费社会等后现代文化症候促使“80后”在青春期发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二是,此时文化工业的发展给予了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机遇,可以宣泄和表达自我认同的心理冲突。由于许多“80后”作家少年成名,他们进行青春叙事时仍处于青春期,或者刚刚走出青春期,相应地,在他们的作品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也是青少年不是经历沧桑、有所感悟后回忆青春的成年人或老年人。在叙事特征上,“80后”写作是一种进行时、未完成态的青春叙事,既不同于“儿童视角”,又不同于“成长小说”。而“80后”青春叙事的自我认同主题,也随着“80后”的成长和自我认同危机的不同阶段而嬗变。第二章分析早期“80后”作家的“反叛”叙事,认为这种“反叛”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方式的批判,同时在自我认同上却出现自我的退却倾向。“80后”小说中的“反叛”,不是单纯的青春期心理逆反的表现,也不是文学史上表现新一代成长心理的“弑父”主题。韩寒的写作显示了一条从“差生”到社会边缘人的自我逃离之路,《三重门》只是“逃离”的开端,在其后的青春叙事中,韩寒塑造了一系列逃离社会角色的人物,从社会边缘人的视角表现和批评社会。郭敬明的写作则表现为退回童年的幻想。虽然童年期也有相对应的同一性发展危机,但相比之下,儿童主要面对的是父母,对于社会角色只是游戏性尝试,可以得到成年人更多的宽容和爱护。郭敬明在写作中像“小孩”一样放纵自己的情绪、情感,夸大人物的寂寞、忧伤和感动；同时努力制造一种“友情共同体”想象。这也是自我的退化,是一种软性的、温和的反叛和逃离。春树的“反叛”最为惊世骇俗,在《北京娃娃》等长篇小说中,她高扬所谓的“朋克’精神,反叛学校教育,反叛父母,寻求自由、放纵的生活。但她逐渐否定自我的朋克身份,亚文化只是她自我逃避的暂时“避难所”。早期“80后”作家的创作受到青春文学市场的巨大影响,但也开启了一代人对于自我认同的叙事。第三章阐述“80后”作家对情爱伦理变迁和自我心理调整的呈现。在“80后”实际的中学生活中,他们的爱情被学校和家长看作“早恋”,是被禁止的,而性爱几乎是堕落的代名词。一般而言,“80后”进入大学校园和逐渐走向社会后,才可以体验爱情和性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盛行,“80后,发现他们在童年时期、甚至中学时代接受和幻想的纯真爱情不见了。消费社会中传统伦理丧失,表面上爱情自由观流行,实际上性爱变得商品化和泛滥,人的爱欲发生了衰败和狭窄化。张悦然、周嘉宁等人深刻地描摹了“80后”心理中爱欲本能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尝试着探讨自我的重建。张悦然早期青春叙事作品刻画了一种奉献自我、牺牲自我的爱情,以重写“童话”、书写“情结”等方式来表现强烈的传统的“爱”,却在2008年之后转向描写爱情消逝后现代都市男女的苍白的“性”。周嘉宁在《往南方岁月去》、《荒芜城》等作品中,也从热情、充沛地表达爱,转变为冷静地呈现繁华都市里人心的“荒芜”：爱情的虚无、亲情的消逝、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功利化。同时,张悦然和周嘉宁都在努力寻求自我拯救之道,周嘉宁最新的长篇小说《密林中》凸显了女性主体意识；而张悦然的短篇小说《家》等作品试图表现这代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拯救。第四章论述“80后”作家对家族身份的不同认同,并主要分析笛安、张怡微在“原子式”个体的体验中对家族生活的想象和重组家庭的身份认同。“80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或者出国留学,开始远离家族生活。而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同也发生了变化,李傻傻等来自乡村的“80后”作家更多地批判家族文化,认同去除家族“情义”责任、经济独立的现代个体。与此相反,颜歌、笛安等人在体验了后现代都市中“原子式”个体的乡愁和孤独后,开始讲述和想象家族生活。笛安创作的重心主要在于表现青少年追求纯粹爱情和完美自我,认同那些追逐梦想、不顾一切地成就自己的女性。但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和《南音》,讲述了北方城市“龙城”中郑家堂兄弟妹一起成长的故事,试图表现家族情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80后”试图重温家族生活和认同自我的家族身份的倾向。而张怡微的小说讲述自我在重组家庭中的身份认同,表现了一个从怨怼、伤感到宽容、理性的现代个体的成长,在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五章阐述“80后”作家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浪潮下对文化身份的认同。随着“80后”逐渐走出大学校园,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他们在年龄和生理上步入了“后青春”时期,但在自我认同的层面还有文化身份认同问题。“80后”这一自我认同危机主要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后,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全面压倒了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的发展,给跨国资本在全球扩张带来了更大的便利,造成了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来势汹汹的侵袭。而“80后”在童年期和青春期曾受到乡村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方文化的浸染,当他们步入社会,努力融入后现代文化主导的大城市时,便不得不进行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文珍等“80后’作家描写了大城市“新市民”的文化认同过程,从迷失自我、出现“病态”到逃离之后宿命地认同了城市文化。颜歌代表了“80后”文化认同的另一种情况,他们在经历了大城市、甚至国外的生活后,与后现代文化逆向而行,回归民间文化、地方文化,讲述起自己在故乡小镇的成长体验,表现小镇生活和文化。而甫跃辉的小说表现出“80后”农家子弟进入大城市的心理典型,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徘徊在城乡之间。第六章从整体上反思“80后”作家对于自我认同书写的意义和局限。总体来看,“80后”对自我认同的叙事隐含着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对于激烈的心理冲突的真实呈现。其二,以文学的方式对抗着历史,即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来临。因此,他们的青春叙事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首先,“80后’青春叙事刻画了“80后”一代人痛苦的心理蜕变,烛照了社会经济和物质发展成就的背面。其次,“80后”青春叙事重视个体的体验,讲述自我认同的发展,反映了时代文化巨变的氛围中现代个体的艰难形成。再次,青年人自我认同危机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解决,“80后”对自我认同危机的表现称得上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且对社会危机的解决也不无启迪意义。然而,“80后”青春叙事的思想局限性也十分显着,他们专注于自我的表达,对社会现实生活缺乏客观的、深刻的反映；他们有所认同之后的精神状态,不过是一种妥协和暂时的心理平衡,与“民族精神的重建”这一当代中国的思想目标距离尚远。于是,“80后”作家的思想局限性也造成了他们叙事艺术的困境,一是情感的泛滥造成了叙事的修辞化倾向；二是思想的匮乏造成了作品艺术模式的坍塌,一些“80后,,作家在试图营造象征和寓言的深层意蕴结构时,发生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从“80后”创作的发展迹象来看,他们既在努力突破原有的题材和主题,又在丰富和深化青春叙事。结语部分强调对于“80后”青春叙事应该纳入纯文学价值领域和标准下考察,不应抓住其产生的市场化背景直接推入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领域,并指出“80后”作家是文学传统的传承和纯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李依纹^[10]（2016）在《关于《话说图们江》韩汉翻译的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报告讨论的是朝鲜族作家金宽雄教授的作品《（?）,（?）》韩汉翻译实践报告,暂译为《话说图们江》。这部作品尚未有汉文译本。该作品全集共三册（上、中、下）,共约750000余字,本人负责翻译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具体包括《图们江流域-龙凤腾飞的地方》、《北宋的两个皇帝埋葬在了何处》、 《进入中原这巨大熔炉的完颜阿骨打的后裔们》、《从辽东迁至图们江流域的东夏国政体》、 《在图们江边诞生的清王朝的肇祖-童猛哥帖木儿》（节选）5个部分。中文译文字数为50700字,由译者独立完成。这部作品并不是对一条江河流域的普通描述,而是通过描述图们江这一流域发生的历史事件、孕育的历史人物等从多个方面介绍图们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对我们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图们江流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己的叙事方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千百年来图们江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变迁与发展。本翻译实践报告由5章内容构成,第一章是引言,主要阐述了选题目的及意义；第二章是翻译项目简介,其中包括作者简介和作品简介；第三章是译前分析和译前准备,在正式翻译前,笔者进行了大量的平行文本阅读和搜集有关图们江历史文化的资料,为完成翻译作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章是翻译案例分析,也是本篇翻译实践报告的核心部分,着重对固有名词翻译和词句翻译进行了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了意译、增译、语序调整、四字成语的使用等翻译方法；第五章是结语,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自身翻译能力以及翻译体会进行了分析描述。

二、长篇历史小说《五国城》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篇历史小说《五国城》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文学考古学:别样的文学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2）《六十种曲》战争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闲中咏古咏史》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岳飞戏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历史演义中的两宋帝王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70后作家长篇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论文提纲范文）

（9）自我认同视野下的“80后”青春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10）关于《话说图们江》韩汉翻译的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四、长篇历史小说《五国城》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考古学:别样的文学公共性[J]. 王唯州. 天府新论, 2021(02)
• [2]《六十种曲》战争书写研究[D]. 张晓咪.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闲中咏古咏史》校注[D]. 郭文瑞.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4)
• [4]清代岳飞戏文本研究[D]. 夏萌萌.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D]. 叶晓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明清历史演义中的两宋帝王叙事研究[D]. 王雯.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70后作家长篇小说研究[D]. 李君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D]. 梁德学. 吉林大学, 2017(07)
• [9]自我认同视野下的“80后”青春叙事[D]. 祁春风. 山东大学, 2016(10)
• [10]关于《话说图们江》韩汉翻译的实践报告[D]. 李依纹. 延边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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