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论文文献综述）
渡边英幸,张西艳[1]（2020）在《战国时期秦的“邦”与畿内》文中认为前言"邦"存在于先秦时代的汉语世界中,相当于日语中的"国"（state）这个名词。在西周时期的金文中,有以"邦"来记载周室及其诸侯国和"夷（尸）"之群体的实例。在战国时期的简牍资料中,也有众多使用"邦"字的表述。在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中,先秦时代的国家虽以"国"来记载,但是可以推断,在秦代以前的早期原始资料中,大多以"邦"字来记载。因此,"邦"是构成中国文明的国家观、疆域观之基础的重要词语。1
李威霖[2]（2020）在《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国家秩序初探 ——以地域和身份为中心》文中提出秦在统一过程中,对其统治的人和地推行差异化管理的政策。这集中表现于三个层次。从地域来说,东西有别。从民族而言,夷夏有别。从纳入统治的先后而论,新旧有别。东西有别,主要是政区划分上有新地与故塞、故徼的差异。故塞、故徼是秦统一前的边界和赵、燕、楚等面对周边少数民族边境的统称,其中东故徼有明确的界线,其存在时间也可追迹。新地是秦所占领的六国故地,与故秦地待遇不同,其设立是为将新占领的土地纳入秦制而采取的过渡措施,具有时效性。秦通过新地和故塞徼划分东西与内外,并以时间和空间界定逃亡犯罪的不同等级,形成了邦亡、阑亡、将阳亡三种罪名,防止人员外流。从秦统一前到汉初,三种逃亡罪名以及其界定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东西政治格局和统治策略的演变。夷夏有别,体现在对非华夏族群特殊的行政管理和身份划分。秦以属邦和道两种行政区划管理境内的非华夏族群,以臣邦、它邦、外臣邦、诸侯等概念划分了领土的内外层次,以夏、真来区分华夏和非华夏族群,建立了圈层的内外秩序。秦代的非华夏族群有三种存在形态:完全游离于秦统治、臣属于秦而内部自治、特殊编户民,它们完整地展现了华夏化进程的三个阶段。新旧有别,则与统一进程中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统一后的新地管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秦早期的兼并对象主要是周边的非华夏族群,在战国时期向东方六国的扩张中,秦先后采取了出其人、人地并取以及设立新地三种政策,导致了统一后地域和身份差异的形成。新地有新黔首和新地吏,新黔首为原先的它邦人,新地吏既有秦故吏又有本地人,他们的身份均与秦原有的吏民有所不同。为缓和与新黔首的矛盾,秦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宽容、优待新黔首以及严格限制新地吏,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从本文的研究看,秦对新占领的土地和人口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缓和其与秦的矛盾,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限过短、程度较浅、实施不力等原因,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的灭亡。
孙俊,武友德[3]（2019）在《秦汉西南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文章以秦汉西南地区为例,在讨论大一统态势下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过程的基础上,从边郡与内郡之分,"外徼"与"内徼"的影响两个层面上讨论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问题。研究认为,秦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既是一个以王朝国家为核心的扩展过程,又是一个以族群区分为核心的结构化过程,"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巴蜀—内蛮夷—外蛮夷"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
但昌武[4]（2018）在《汉初上郡东界考辨》文中提出过去认为西汉平周、中阳、西都三县皆位于河水以东,从出土文献来看,此说有误。西汉时期,此三县都在西河郡河西地区,平周县在今陕西米脂县一带,中阳、西都二县可能位于西河郡河西地区北部。据《二年律令·秩律》载,上郡辖有平周、中阳、西都三县,考察这三县的地望可以支持汉初上郡以河水为东界的说法。
宋杰[5]（2018）在《论三国鼎立的地理基础》文中指出三国鼎立政局的形成与各方依凭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曹魏获得最重要的"关西""关东"区域,被称为"中国"。孙吴统治江南,立国之本在扬州的吴、会稽两郡,荆州则因江北平原的失控而显着削弱了财赋来源。蜀汉所辖之益州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汉中盆地与三峡西端作屏障。赤壁战后,曹操撤退防线、内迁边民,他的后继者也延续了保境安民的策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国力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最终得以统一天下。
但昌武[6]（2017）在《《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讨》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解决《二年律令·秩律》涉及到的部分历史地理问题,以期进一步复原《秩律》所反映出的汉初政区面貌,充分挖掘其史料价值。首先,本文讨论了与《秩律》相关的县级政区问题,包括县邑的地望考证,汉初县级政区数量的讨论以及汉初侯国的官吏设置与特点等,主要涵盖以下问题:一、通过对史籍与《秩律》的梳理,可以大致判断高帝六年（前201年）汉朝约有831个县级政区,其中汉郡区县数为282,约占总县数的34%,王国区县数为549,约占66%。汉初县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边地县数比较多,这与其人口分布并不相符,原因在于边地县邑之设置具有较强的军事目的,不以户数为依据,而是尽可能地占据要害之地,或者构建军事攻防体系,因此数量较多。二、西汉侯国中有一套与普通县邑相同的行政管吏系统,其相、丞、尉皆由汉廷任免,俸禄由汉廷发放,因此才见载于《秩律》。而汉初王国区的侯国相、丞、尉由所在诸侯王任免。因此,若无特殊原因,《秩律》不载王国区的侯国,只载汉郡区侯国。同时,可能由于汉郡区部分侯国的秩级较低,比于乡部,因此才未出现在《秩律》中。三、《秩律》460号简残文疑作“棘蒲”。春秋至汉初棘蒲地望当在汉内黄县附近地区,与北部汉平棘县无涉。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先秦、秦、汉时期有南北两棘蒲的观点亦不妥。四、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高帝纪》中“雍地定,八十余县”一句,当作“雍州定,八十余县”。“雍州”与“雍地”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不仅各版本的《汉书》都作“雍州”,而且从《秩律》的记载来看,其后列举的郡县数目也与“雍州”相合,而与“雍地”不符。其次,本文进一步复原了《秩律》所反映的吕后二年（前186年）郡级政区面貌,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一、依据《二年律令·行书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及《二年律令·秩律》的记载可知,汉高帝至吕后二年（前186年）时并无广汉郡,广汉郡为汉高帝所置的传统观点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通过考察汉武帝初开西南夷的历史,指出唐蒙通夜郎之始上尚无广汉郡,此郡可能在开南夷的过程之中设置,时间可能在元光年间。二、传统观点认为,汉之平周、中阳、西都三县在黄河以东,而依《秩律》记载,上郡辖有此三县,如此汉初上郡不以黄河为东界。然而通过梳理传世文献与画像石铭文的记载,我们发现此三县在西汉时期皆位于河西地区。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由于匈奴的侵袭,中阳、平周才迁至河东地区。王莽时期相关史料显示西汉西都县很可能位于西河郡的河西北部。这三县皆在河水以西表明西汉前期上郡应以黄河为东界,并不辖有河水以东的土地。三、秦代南阳郡有《汉志》南阳郡的全部,弘农郡的丹水、析二县,以及汝南郡的汝水以西地区,大概继承了楚宛郡的辖域,反映秦郡的设置与郡界划定包含特定的历史因素。汉初南阳郡又一度辖有汝阴、慎二县。汝水以西地区与汝阴、慎二县可能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改属汝南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由于“广关”政策的推行,丹水、析二县改属弘农郡。
王天佑,马明志[7]（2017）在《陕北、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比较研究——以老坟梁汉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靖边县杨桥畔镇老坟梁墓是目前陕北地区发掘数量最多,随葬品最丰富的一批汉代墓葬。与同时期长安地区的中小型汉墓比较,老坟梁汉墓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这些地方特征与当时的区域历史背景基本相符,反映出汉、匈两种文化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此消彼长。
王子今[8]（2016）在《秦“抑商” “重商”辨——兼说始皇帝时代乌氏倮、巴寡妇清“名显天下”》文中认为旧有商鞅变法即压抑商贾的说法。秦"抑商"之说长期成为秦史成见,然而也有秦并不"抑商"甚至"重商"的看法,或有秦经济政策"限商"的判断。认真考察秦史,可知"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针中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抑商"是"重农"的辅助策略,其力度远不如汉初刘邦时代强劲。秦的"市"曾经相当繁荣,成为秦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秦管理"市"的制度亦相当成熟。通过吕不韦的政治表演可以察知,秦的政治传统并非绝对排斥商人参政。秦始皇时代允许出身商人者把握最高执政权,在嬴政亲政之后对于乌氏保、巴寡妇清的礼遇,以及《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录的秦商的成就,都可以增进我们对秦行政史和经济史的认识。
代剑磊[9]（2016）在《秦汉关中地区城市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王朝更迭的政治权力象征。秦汉时期是中国城市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基础上,城市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各城市间形成了首都—郡城—县城的三级城市行政等级。城市并非简单的地理空间实体,它所包含了政治权力、文化特征、经济职能等。受到强烈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空间与城市之间关系捆绑在了一起,二者出现“同进退”的关系。本文选定秦汉关中地区为区域空间研究,以秦函谷关为东界,南至武关、秦岭,西以大散关、陇山为界,北部则以秦汉政区边界为主。纵观关中区域的历史发展,秦汉时期该地区经历了发展—兴盛—衰落的第一个周期,直至隋唐,关中地区才再次迎来新的辉煌。基于区域地位变化与城市历史演变的两个因素,本文通过历史地理学方法,结合考古出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的方法,对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城市展开分析探讨,旨在厘清秦汉历史下城市的空间演变、城市地理分布格局变化以及区域与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进一步构建秦汉关中城市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关中地区的空间范围、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基础设施,并回顾分析先秦时期关中地区城市发展基础。第二部分以秦汉历史发展为主线,分述秦、西汉、东汉三个时期内关中地区城市发展,分析论证其时间段内城市数量与增减情况。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秦汉关中城市的空间、地理分布特征,其中地理分布通过地形与水系展开分析,并探究其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探讨了秦汉关中城市的行政、占地规模、人口三种等级与时期内城市职能的变化。结语对前文结论作一总结,并对文中尚未提及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反思。通过对秦汉关中城市发展的深入研究,在历史时间段上进行细化分析,认为秦汉时期关中城市数量起伏不定,很大原因受到政治、经济、人口影响,且在职能上也随之转变。地理分布特征明显,关中中部、河流交叉之处成为城市密集区域,且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一些城市始终保持特殊的地位。
孙俊[10]（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二、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2）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国家秩序初探 ——以地域和身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秦代内外结构 |
| 二、秦对六国故地的统治 |
| 三、秦代民族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东西: 政治地理与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秦简牍所见故塞与故徼初探 |
| 一、故塞、故徼的涵义与所指 |
| 二、东故徼的位置与存在时间 |
| 三、故塞、故徼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二节 “新地”新探 |
| 一、简牍所见新地与故地 |
| 二、论东郡是否为新地——兼论新地吏的另一种来源 |
| 三、新地时限的推断 |
| 第三节 逃亡罪的时空界定与秦代前后地理格局的演变 |
| 一、秦统一前的逃亡罪 |
| 二、秦统一后的逃亡罪 |
| 三、汉初的逃亡罪 |
| 四、逃亡罪所反映的地理格局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夷夏: 民族管理与华夏化 |
| 第一节 秦属邦、臣邦及相关问题探讨 |
| 一、传世文献中的属国和典属国 |
| 二、从出土文献看属邦的性质 |
| 三、臣邦的性质 |
| 四、臣邦、外臣邦、它邦与国际秩序 |
| 五、属邦和臣邦的关系 |
| 六、传世文献中的几个属邦、臣邦 |
| 余论、秦汉属邦(国)、典属邦(国)的延续性问题 |
| 第二节 秦“道”考 |
| 一、秦道的创设原因 |
| 二、秦道的创设年代 |
| 三、秦道的数量 |
| 四、秦道的分布 |
| 五、秦道的性质与职能 |
| 第三节 非华夏族群存在形态与华夏化进程 |
| 一、游离于秦的统治 |
| 二、臣属于秦而内部自治 |
| 三、纳入编户管理而与普通编户有异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新地管理与吏民身份 |
| 第一节 秦的领土扩张与身份差异的形成 |
| 一、秦在非华夏地区地区的扩张与华夷交融 |
| 二、出其人政策与秦本体的扩大 |
| 三、人地并取及其治理 |
| 四、新地政策与二元身份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新黔首研究 |
| 一、从它邦人到秦人 |
| 二、新黔首的户籍与爵位 |
| 三、对新黔首的特殊管理 |
| 第三节 新地吏研究 |
| 一、新地吏的涵义 |
| 二、新地吏的来源 |
| 三、新地吏的任期与约束 |
| 四、新地吏来源的嬗变与新地吏的历史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秦汉西南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过程 |
| 二、内郡、边郡与二重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 |
| 三、“外徼”推移与三重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演化 |
| 四、结语 |
（6）《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学术意义 |
| 二、研究前史 |
| 三、研究计划 |
| 第一章 汉初县级政区丛考:以《秩律》为中心 |
| 第一节 汉高帝六年县数考析 |
| 一、史籍所载的郡国县数 |
| 二、史籍未载而载于《秩律》的汉郡县目 |
| 三、其它郡国县目的推测 |
| 四、高帝六年县数分布及特点 |
| 小结 |
| 第二节 《秩律》载录侯国的原因与标准 |
| 一、《秩律》所载侯国的名单 |
| 二、《秩律》载录汉郡区侯国的原因 |
| 三、不载于《秩律》的汉郡区侯国 |
| 四、《秩律》载录侯国的标准之推测 |
| 小结 |
| 第三节 《秩律》所见“棘蒲”地望考 |
| 一、《秩律》460号简残文识辨 |
| 二、棘蒲之地望 |
| 小结 |
| 附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校议一则 |
| 第二章 《秩律》所见部分汉郡研究 |
| 第一节 广汉郡始置年代考 |
| 一、相关传世文献记载之辨析 |
| 二、广汉郡非汉高帝所置 |
| 三、广汉郡或置于元光年间 |
| 小结 |
| 第二节 上郡东界考 |
| 一、两汉平周县的地望与变迁 |
| 二、两汉中阳县地望及变迁 |
| 三、西汉西都县地望 |
| 小结 |
| 第三节 南阳郡辖域及变迁考 |
| 一、《秩律》所反映的南阳郡辖域 |
| 二、秦代南阳郡辖域 |
| 三、西汉南阳郡辖域变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陕北、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比较研究——以老坟梁汉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墓葬形制比较 |
| 二、随葬品比较 |
| 三、文化特征分析 |
| 四、结语 |
（9）秦汉关中地区城市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意义 |
| 三、研究范围、对象及研究方法 |
| (一) “关中地区”的时空范围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城市历史基础 |
| 一、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 |
| (一) 自然地理 |
| (二) 人文环境 |
| 二、关中城市发展的历史基础 |
| 第二章 秦汉关中地区城市的空间演变 |
| 一、秦时期关中地区城市的发展 |
| 二、西汉关中地区城市的兴盛 |
| 三、东汉研究区城市的衰落 |
| 第三章 秦汉关中地区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区域城市的时空分布 |
| 二、区域城市的地理分布 |
| 三、秦汉关中地区城市分布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秦汉时期关中城市的等级体系与职能 |
| 一、区域城市的等级体系 |
| (一) 行政等级变化 |
| (二) 用地规模等级 |
| (三) 人口规模变化 |
| 二、区域城市的职能与性质 |
| (一) 历史城市职能的相关问题 |
| (二) 区域城市的职能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选题范围、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范围 |
| 一、区域范围 |
| 二、时间范围 |
| 第二节 关键概念 |
| 一、方位、地域、疆域 |
| （一）方位与认知 |
| （二）地域与民族认同 |
| （三）疆域与国族认同 |
| 二、民族、国族、族群 |
| （一）民族与国族 |
| （二）族群 |
| 三、族群地理观 |
| 第三节 客观格局与观念格局 |
| 一、异托邦与想象地理学 |
| 二、观念格局与想象地理研究 |
| 第四节 材料使用与篇章安排 |
| 一、材料使用与表达 |
| 二、篇章安排 |
| 上编 西南土着群体演进的空间格局 |
| 本编思路 |
| 第一章 氐羌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蜀国族群的历史与分布 |
| 一、蜀族史 |
| 二、三星堆文化及其族群关系 |
| （一）三星堆文化的特征 |
| （二）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关系 |
| （三）三星堆文化的族属 |
| 三、蜀族的分布 |
| （一）蜀族的活动空间变化 |
| （二）蜀苴部的分布 |
| （三）丹、犁部的分布 |
| 四、蜀国族群结构及秦并巴蜀后的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蜀西氐羌群体的分布 |
| 一、叟人的分布 |
| 二、白马羌的分布 |
| 三、广汉黑水羌、白水羌、紫羌的分布 |
| 第三节 僰人的分布及其演变 |
| 一、秦汉“僰人”的分布 |
| 二、僰人渊流及演变 |
| 第四节 巂的源流与分布 |
| 一、巂源流 |
| 二、越巂的分布 |
| 三、巂唐的分布 |
| 第五节 巴国族群的分布 |
| 一、巴族渊流 |
| （一）先秦文献中的巴 |
| （二）汉晋文献中的巴 |
| （三）历代注家的巴 |
| （四）考古文化所见巴的情形 |
| 二、巴族廪君蛮的分布 |
| 三、板楯蛮、蔓子的分布 |
| 四、共、奴、獽、夷、蜒的分布 |
| 第二章 “夷”系统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冉駹的渊流与分布 |
| 一、冉駹源流 |
| 二、冉駹的分布 |
| 第二节 青衣的分布 |
| 第三节 旄牛的分布 |
| 第四节 徙的分布 |
| 第五节 邛都的分布 |
| 第六节 莋都的分布 |
| 第七节 昆明及其分布 |
| 一、昆明族的分布 |
| 二、昆明族的社会发展存疑 |
| 第八节 徼外羌、夷的地望 |
| 附注“和夷” |
| 第三章 百越系统并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夜郎族群结构 |
| 二、夜郎族群的分布 |
| （一）且兰与且兰故地 |
| （二）句町的地域范围与族群 |
| （三）夜郎族群的分布 |
| 第二节 滇族群及其分布 |
| 一、文献所见滇国及其族群分布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及其族群结构 |
| （一）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结构 |
| （二）考古文化所见滇国族群的地域结构 |
| 三、古滇国社会性质与族群演进状态 |
| （一）古滇国社会性质研究的回顾 |
| （二）古滇国的族群演进状态 |
| 四、石寨山“诅盟”贮贝器与《逸周书?王会篇》的场景比较 |
| 第三节 哀牢夷及其分布 |
| 一、哀牢族群结构与社会性质 |
| 二、哀牢国的地域范围 |
| 三、滇越的地域与族群 |
| 四、附塞夷鹿茤的地望 |
| 第四节 江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 |
| 一、百濮、麇人的分布 |
| 二、巫蛮的分布 |
| 三、禆、鯈、鱼人的分布 |
| 四、庸族及其分布 |
| 第四章 域外群体“胡人”的迁入、分布与流向 |
| 第一节 汉代西南“胡人”的分布 |
| 第二节 汉代西南的“胡人”的来源 |
| 第三节 汉代西南“胡人”融合的方向 |
| 本编小结 |
| 中编 汉族群体分布的演变及其对族群演进格局的影响 |
| 本编思路 |
| 第五章 史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一节 秦汉西南汉族移民的来源与规模 |
| 第二节 《华阳国志》豪族大姓、士女数、“蛮夷”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文化分区所见汉夷格局 |
| 第六章 考古墓葬形制所见秦汉汉族分布的演变 |
| 第一节 考古材料所见秦国移民 |
| 第二节 “汉系”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一、室墓分布和时空格局 |
| 二、崖墓分布和时空格局与族属 |
| 三、汉系墓所见秦汉汉族格局 |
| 第三节 史料并考古所见汉末汉族分布格局 |
| 一、密集分布区 |
| 二、分散分布区 |
| 三、零星分布区 |
| 第七章 “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与社会组织状况 |
| 第一节“夷系”墓分布的时空格局 |
| 一、土坑竖穴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二、石棺墓、大石墓分布的时空特征 |
| 第二节“夷系”墓所见社会组织状况 |
| 一、古史“西南夷”的社会组织类型 |
| 二、滇西、蜀西群体社会组织状况的墓葬反映 |
| 第八章 考古墓葬材料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一节 墓群文化所见“汉夷”格局 |
| 第二节 俑、画像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与观念 |
| 第三节 画像砖“左衽”人群所见“汉夷”格局 |
| 本编小结 |
| 下编 族群地理观的演变及其与族群演进格局的关联 |
| 本编思路 |
| 第九章 “五方格局论”及其实质 |
| 第一节 “五方格局论”诸本 |
| 一、《王会篇》的“五方格局”观解析 |
| 二、其他“五方格局论”诸本及差异 |
| 第二节“五方格局论”的实质 |
| 第十章 战国秦汉西南观之演变 |
| 第一节 唐虞时代“大九州”说的西南方位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西南”方位与地域 |
| 一、“中九州”说的西南地域 |
| 二、商方邦之制与西南性质 |
| 三、西周分封制与“西南”性质的转变 |
| 第三节 地缘因素与西南疆域的形成 |
| 一、商末“牧誓八国”的地缘因素及其政治地位 |
| 二、战国末西南战略地位的凸现 |
| 三、两汉战略空间的延伸 |
| 第四节 两汉“徼”的涵义与西南“徼界”的变动的族群认同影响 |
| 一、“徼”的涵义 |
| 二、西南“徼界”的变动及其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
| 第十一章 秦汉政治地理格局及其秩序中的西南 |
| 第一节 汉代政治地理分区 |
| 一、京畿区 |
| 二、东部内郡区 |
| 三、关西、大关中区 |
| 四、近郡区 |
| 五、侯国区 |
| 六、内郡区、边郡区 |
| 七、道、属国区 |
| 八、五州区 |
| 九、都护区 |
| 十、徼外区 |
| 第二节 汉代政治地理区秩序考量的可考关键要素 |
| 一、《二年律令?秩律》俸秩所见汉初政治秩序 |
| 二、津关的分布格局 |
| 三、西汉都尉的分布格局 |
| 第三节 汉代政治地理秩序之划分 |
| 第四节 秦汉西南的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一、秦汉郡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与秩序 |
| 二、县级政区的西南政治地理结构 |
| 第十二章 汉晋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一节 秦汉史籍的西南族群地理观 |
| 第二节 汉晋史志中的“西南环境观”及其二元性 |
| 本编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域外 |
| （三）今人着述 |
| （四）其他 |
| 附录 |
| 附表 |
| 附表 1. 战国至汉末西南族群地望表 |
| 附表 2. 秦统一六国前与秦、楚、巴、蜀有关的战争 |
| 附表 3. 《二年律令·秩律》各县治所地望表 |
| 附表 4.两汉关、津地望表 |
| 附表 4-1. 两汉关地望表 |
| 附表 4-2. 《后汉书?郡国志》八津地望表 |
| 附表 5.秦汉西南地区不同形制墓葬及其数量分布表 |
| 附表 5-1.秦汉西南横穴汉室墓表 |
| 附表 5-2.秦汉西南崖墓表 |
| 附表 5-3.秦汉西南竖穴墓表 |
| 附表 5-4.秦汉西南石棺墓表 |
| 附表 5-5.秦汉西南大石墓表 |
| 附表5 资料来源 |
| 附表 6.汉代画像石棺表 |
| 附表6资料来源 |
| 附表 7.秦汉西南墓葬俑中的服饰 |
| 附表 8. 《汉书·地理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表 9. 秦汉西南封泥所见长、丞、尉表 |
| 附表 10.秦汉道的分布地望 |
| 附表 11. 《后汉书?郡国志》都尉治地及其地望表 |
| 附图 |
| 附图 1.秦汉西南交通国道示意图 |
| 附图 2. 封泥所见秦汉西南县令、丞、邑长、尉分布 |
| 附图 3. 战国秦汉西南石棺墓、大石墓分布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省部级学术奖励 |
| 主要科研成果 |
四、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国时期秦的“邦”与畿内[J]. 渡边英幸,张西艳. 法律史译评, 2020(00)
- [2]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国家秩序初探 ——以地域和身份为中心[D]. 李威霖. 山东大学, 2020(12)
- [3]秦汉西南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J]. 孙俊,武友德. 贵州民族研究, 2019(09)
- [4]汉初上郡东界考辨[J]. 但昌武. 历史地理, 2018(02)
- [5]论三国鼎立的地理基础[J]. 宋杰. 许昌学院学报, 2018(11)
- [6]《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讨[D]. 但昌武. 武汉大学, 2017(06)
- [7]陕北、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比较研究——以老坟梁汉墓为例[J]. 王天佑,马明志. 中华文化论坛, 2017(01)
- [8]秦“抑商” “重商”辨——兼说始皇帝时代乌氏倮、巴寡妇清“名显天下”[J]. 王子今.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6(00)
- [9]秦汉关中地区城市地理研究[D]. 代剑磊. 西北大学, 2016(04)
- [10]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