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决定建设中法科学中心

一、中法决定筹建中法科学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黄佳^[1]（2021）在《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法战争结束后,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不复存在。法国将越南变为其保护国,并以越南为跳板,欲借助铁路建设加强对中国边境的渗透。1885年中法签订《越南条款》,条约提出:“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法国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兼以军事威胁,争夺龙州铁路与滇越铁路建设权,掠夺滇越铁路管理权。而英国与法国进行秘密协议,由两国共同开发云南、四川两省。英国认为法国取得上述铁路权益损害了它的利益,为此英国在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补偿要求,并要求承建滇缅铁路。因受到云南人民的强烈抗议,滇缅铁路并未动工建设。北洋军阀时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法国仍不断掠夺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封锁。铁路线与军事息息相关,日军不仅利用军事手段封锁沿海交通,还控制了中国陆路交通。截至1940年,中国完全失陷铁路线十二条,共计4973公里,由中国自行破坏的铁路共计689公里。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西南、西北各省成为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积极对西南地区进行铁路建设,以满足战时军事需求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湘桂铁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已进行规划,因国民政府须开通新的国际交通线,又将湘桂铁路延展至桂越边境。法国亦以援华抗日为名,援引1896年中法成约要求承修铁路,并计划将湘桂铁路南镇段与越南境内铁路相接。鉴于抗日战争的紧张局势,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借用法国资本,并由法国建设桂越铁路。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试图进一步切断中国国际运输线,以截断补给物资的运输,逼迫重庆政府投降。日军于1939年发动桂南会战,同年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12月4日侵占了镇南关,扼住桂越公路的咽喉。尚在施工的桂越铁路也因此停工,国民政府组织了拆轨行动,将桂越铁路的铁轨移筑黔桂铁路。为了阻止日军进一步控制中越国际交通线,中方奋力对日作战,收复了镇南关。但是日军组织军队进行反扑,镇南关与南宁再次陷入敌手。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国民政府拆除滇越铁路部分铁轨,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正式宣告关闭。中、法越之间还对铁路交通线的运输权进行了合作。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结合英、苏的帮助,与法国合作借道越南运输。法国运输政策变动受到抗日战场与欧洲战场的影响,又与法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从限制运输至禁运到暂时放松限制,直至最终完全关闭。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协定明文规定,废止中法1903年10月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同时取消了法国在该路以及由该路而涉及的所有其他特权和利益。由法国主导建设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其对边境地区的渗透,获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与特权。但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成后有利于中越边境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完善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网。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修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争夺、合作、再争夺的过程。本文旨在系统地研究1885年后至1949年,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合作”是指中外为铁路交通线修筑、维护及运输进行合作,“斗争”则指的是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和经营权的掠夺,以及抗战期间对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控制权。本文论述中法战后法国是如何从清政府手中获得铁路的修筑权与通行权,分析法国争夺中越交通线背后的利益考量,关注法方负责建设经营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组织。试图梳理在交通建设中云南人民为反抗滇越铁路修建进行的斗争,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之间为借道越南运输交涉的过程,探析法方对借道越南态度及政策的转变。揭露抗日战争期间,日方为切断国际运输线对广西进行的军事行动,考察广西为了防止日军控制和利用已建好的铁路,并对日作战的史实等。目的是揭示近代以来围绕铁路而形成的中外关系及其实质。

莫楚卉^[2]（2020）在《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文中认为1899年,清政府与法国订定沿麻斜河两岸划定的租借地范围,命名为“广州湾租借地”。文章梳理广州湾的空间发展历程,分析其主导建设力量及相互作用下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探讨其遗产价值及意义。赤坎是清初以来广州湾最繁荣的地方。明清海洋贸易促成了其圩市建设,成为清末颇有影响力的粤西商埠。客商主导了其早期建设,受制于地理气候条件及建筑技术,形成了赤坎埠早期的空间形态——商业圩市位于东侧沿海低地,会馆及聚居点集中于西侧坡地。被法租后,广州湾被纳入印度支那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殖民地政府构想东西两营夹峙麻斜河口格局,在麻斜河两岸建设了东西两个军营,并进行行政中心麻斜新城和军事中心白雅特城的规划建设,而赤坎作为华人区保持其商业贸易发展及自发的城市建设。殖民地政府对麻斜进行规划建设未果,经营失败后将重心转向西岸并与华人合作。华人区赤坎的商业地位被强化,并以飞地白雅特城作为行政、军事中心,共同形成了广州湾租借地的政治、经济双核。为彰显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威,白雅特城采用了殖民地规划常用的分区规划、方格网式布局手法,形成了以北翼法国人区为主体,南翼依附小面积华人区的格局;其中法国人区分成军事区与生活区。其总体开发强度较低,建筑密度呈现从北到南（从法国人去到华人区）逐渐增大的趋势。以建筑质量上佳的官方建筑为主,少量商业建筑主要分布于华人区。建筑多采用法国流行风格,与林荫大道相互构成一座整齐、宽敞的法国风格城市。赤坎市则在地域气候条件、商业发展与殖民统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赤坎埠为中心的环绕式组团格局,三个新组团包括东南部行政组团、东部填海商业组团、西南部商业组团。由于各时期主导力量不同,四个组团肌理各异。其开发强度较大,中心组团延续传统圩镇的自然肌理,密度最高;新组团采用方格网布局,开发强度稍低。中心组团以传统商业建筑为主,三个新组团则分布着代表当时先进建设思想、技术及流行风格的新型商业建筑,形成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面貌。

熊辛格^[3]（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认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戚庆雨^[4]（2019）在《严复海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跨海而来,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对外反侵略战争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海防意识的缺失。为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索加强海防建设、组建海军、培养海军人才等问题,严复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严复借鉴19世纪中期后中国海防思潮的合理部分,吸取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教训,以其自身独特的船政教育背景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他的海权理念。他在对希腊、英国、荷兰、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的海权发展史研究分析后,认为海权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强化海权可获得“国振远驭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双重利益。在《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中,严复系统阐述了其缔造海权的构想。他认为加强海权不仅要增添陆上防御、消除内部匪患,而且要发挥侨民作用、联合其他国家。此外,还应注意军令的上行下效和间谍的防范。在实际操作中,他则建议立即着手解决海军人才的培养、军港根据地的建设以及款项的筹措等问题。严复的海权思想是我国传统海防向近代海权转变的里程碑,在中国海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奠定了近代中国海权的理论基础。

王颖琴^[5]（2019）在《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法语教育通常被认为始于上海徐汇公学,它于1850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1803-1856）创办,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法语教育则是在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这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兴办新式学堂是洋务派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因其法语教育创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在中国法语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语的授课和学习,是实现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这些开设法语课程的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而形成了一个实现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洋务学堂的特殊性在于,有别于同时代法语教育普遍由在华法国人开办,它是由中国人自发创办的。晚清洋务学堂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时期,这一时期闭关锁国的清朝被迫打开国门,中国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碰撞的新时期。晚清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中法文化交流从隔离到开放的时期。特殊的时代孕育了特殊的学校。本研究尝试从中法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这些因法语教育而与中法文化交流产生密不可分关系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为主）。这些学堂诞生于中法文化剧烈碰撞交流的晚清时期,同时为实现中法文化交流提供了场域,最终对中法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法语教育承载着中法文化的交流,而文化交流的实现,离不开人类这一“搬运工”,我们称之为“文化摆渡人”。晚清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引入”亦“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以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以及所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主线,探索他们之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影响,重新梳理两所学堂的同时,也重新勾勒彼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在研究两所学堂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晚清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坐标。以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中心,勾勒洋务学堂成立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洋务学堂创立时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为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中定位,可以使洋务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研究更具可比较性。京师同文馆法文馆教习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是两所学堂“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同文馆的法文馆教习,向学生传递了法语知识,而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更是以法语为媒介,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授给中国学生。教学之外,教习也通过教材编写、编撰字典和译介西书的方式,同样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此时接受知识的学堂学生可被视为潜在的中法文化摆渡人。此外,两所学堂的学生也通过留学的方式,获得在法国本土学习的机会,尤其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四次派遣学生赴法,开启了中国官派学生留法的先河。京师同文馆法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的毕业生,是两所学堂“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京师同文馆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而设,法文馆走出了中国第一批通晓法语的外交翻译人才。法文馆毕业生以外交翻译的身份,在中法外交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是为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实现清朝海军强国的梦想所设,法文学堂成就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技术人才。法文学堂毕业生以海军技术人员的身份,投身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外交与军事之外,两所学堂毕业生也凭借所学以教习和译者等身份,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本身是中法文化冲击的产物。作为中法文化的搬运工,会通中法两国文化,离不开他们的存在。这些中法文化摆渡人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之后的中法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晚清时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进入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近代化的历程。以上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中法两国,凭借自身的法语能力,他们更进一步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构建起桥梁,同时也助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今日之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因开展法语教育,形成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引入也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面对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又有更多拥有法语能力的人站在中法、中西文化的中间,成为新的文化摆渡人,他们继续在中法、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重塑中国形象相辅相成,都离不开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存在。

范舟^[6]（2019）在《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曾遗忘了世界,世界却不曾遗忘中国。当现代性延展到中国的土地,近代各门类艺术悄然氤氲,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挣扎出血色的光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入中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以超越民族的视界寻得民族复兴的方向。我辈该当以如何?当以四海之胸怀,一览文化之苍穹;当以民族之自信,宣告东方之既白。作为时代潮流与社会系统中的一员,中国近代舞蹈艺术的拓荒者吴晓邦曾于1929年至1936年之间,三赴日本,先后跟随日本近代舞蹈家高田世子（TAKADA Seiko）、江口隆哉（EGUTI Takaya）与宫操子（MIYA Misako）等人学习芭蕾与现代舞的技术与理念,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空语境中开启了中国“新舞蹈运动”的进程,又在战争的烈火中交汇起近代舞蹈艺术的复兴浪潮。通常,当下的我们总是将目光集中在已经成为完成时态的“吴晓邦”及其“新舞蹈”的艺术成就之上,即,我们通常关注他成功之后的功绩。因为革命总是伴随着先行于生存状态的思维与感知,革命更容易被理解与接纳的时候,总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但是,革命的成功表象不应该掩盖其内部涌动的力量,因此本论文希望逆流而上,在更加多元与复杂的视域中观照吴晓邦及其“新舞蹈运动”缘何发生,如何推动,其间的阻力与动力如何,其间隐藏着何种运行机制等暗流问题,还原其发生的原初语境。基于此,本论文侧重于对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早期活动的资料收集与整合,以实证历史、比较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时间和地域这两条线索交织全文,分别析出吴晓邦“新舞蹈运动”在:1)20世纪初期世界范围的“新艺术”语境、2)20世纪初期东亚范围的“新舞蹈”语境、3)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语境、4)30-40年代中国的战争语境、5)50年代以后中国的和平语境,这五重时空语境中的五种演进机制,即“悖论的余地”、“接受的焦虑”、“营养的网络”、“身体的冲动”、“理性的建构”,并认为,是机制的叠加推动着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不断演进。第一章以德国“表现主义舞蹈”为例,剖析了世纪之初的现代舞蹈中暗含的几组悖论:1)“理性”与“解放的冲动”之悖论;2)“普世”与“文化的排他”之悖论;3)“表达”与“表达的体制”之悖论。正是这种“悖论的余地”给了西方世界发源的现代舞技术与观念在东方各国得以传播与发展的机会。第二章在“文化的现代性”视域下,勾勒了日本“新舞蹈运动”的发生经过,并探讨其对西方现代性的两种接受回应:1)顺从的回应;2)反叛的回应。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与焦虑体验,孕育了日本、中国等地“新舞蹈运动”的独特气质。第三章通过《申报》等民国报刊中保存的一手资料,对吴晓邦早期的舞蹈实践活动作了具象分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1)民族主义;2)大众文化;3)先行艺术,这三者形成了这一时期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主要营养网络。第四章论述了战争时期吴晓邦“新舞蹈运动”作为身体叙事与作为民族想象这两个方面所产生的舞蹈推进效用。不同于日本、韩国的“新舞蹈运动”选择了“现代舞蹈+本国传统”的接受模式,吴晓邦的“新舞蹈运动”选择了“现代舞蹈+抗战宣传”这样一种中国特殊时期的语境化处理。第五章认为进入和平年代,吴晓邦“新舞蹈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完整学科的理性建构。作为文化探索,吴晓邦“新舞蹈运动”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回归中国的文化身份。作为体系建构,其也为中国舞蹈作为一门独立艺术而正名,并且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切的“新”都无法永恒,当时光流淌,“新”不再新,吴晓邦“新舞蹈运动”中存留的精神与态度却始终值得我们深思与牢记。

朱晨曦^[7]（2019）在《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子都被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并以“贤妻良母”的身份为最终鹄的。近代以来,女子得以突破个体发展的性别限制,接受新式学校的专业训练,通过求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近代留学女子,先后共万余人,但已有研究中忽视了对留学人数仅次于留美的留法女性群体的研究。而在这些人当中,留法大学女教师因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凸显出来。她们深受法国革命文化影响,呈现出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强大能力,对女子解放运动和近代女子高等教育做出重要贡献。本研究以留法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形成的社会背景;其次,概括了留法大学女教师的群体概况;再次,阐述了大学女教师前往法国留学的三种途径;从次,描述她们在法国的学习和各项社会活动;最后,从教学、学术研究、学校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阐明留法大学女教师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做出的独特贡献。在此过程中,通过对郑毓秀、潘玉良、冯沅君三个个案的剖析,突出留法大学女教师的独特性。本研究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论述了近代中国女性留学法国的背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女子留学法国提供了基础和平台,而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局限促使女性向外寻求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受法国革命文化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促进以及中法政府的推动,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逐渐形成。二、从地域、家庭、学历和专业四个方面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概况。留法大学女教师的地域分布呈现从东南沿海向内陆推进,并且,受各地勤工俭学运动影响较大的特点;家庭结构大多由官宦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商贾家庭构成,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留法前的学历结构总体而言由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构成,留法回国后,大学女教师大多获得博士学位;专业结构主要以人文社会学科和艺术科为主。三、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克服重重困难,分别通过“勤工俭学”运动、官费留法、自费留法三种途径前往法国留学。以郑毓秀为个案,描述了郑毓秀在留法前与封建礼教、旧制度、旧统治阶级的不懈斗争,最后赴法留学寻求理想真谛。四、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在法国刻苦的学习生活和丰富的社会活动。在法国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中,她们开阔了视野,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重点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们受法国革命性的影响,积极勇敢地参加了多项革命活动。以潘玉良为个案,描述了潘玉良在留学法国期间,凭借自身的努力,重新塑造自我,走出身份泥潭。五、论述了留法大学女教师回国后在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务四个方面的成就。受法国教育经历的影响,留法大学女教师在教学中普遍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注重教学的吸引力和直观性;在学术研究中,她们往往注意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在学校管理中,以平等的姿态,尊重、关心、爱护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革命性、政治性强。以冯沅君为个案。六、分析总结。留法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是家国命运与女性解放综合作用的结果,她们在多重文化冲突中艰难完成了现代女性身份重构,积极投入到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并做出重要贡献,推动近代女性角色建构和女子解放运动,唤醒了近代女子参政意识,架起了中法教育、文化交往的桥梁。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汤浩^[9]（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袁文科^[10]（2018）在《清末广西铁路筹建始末（1895-1911年）》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权的掠夺成为其侵略中国的重要方式。中法战争之后,法国蓄意修筑龙州铁路,中法之间就该路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交涉,最终法国取得了该路的修筑权。但法国出于侵华政策的考虑,将侵略的重点转移到滇越铁路,以对抗英国的滇缅铁路,龙州铁路的筹建最终停止。此后,在收回利权、兴办铁路思潮的激励下,广西兴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筹划成立铁路公司,组织管理人员,进行路款的筹集,藉以对抗法国对其铁路权的窃夺。然而,因资金困难、技术缺乏、地区纷争、央地矛盾等诸多问题,广西商办铁路并未付诸实践。直到清廷灭亡,广西仍没有铁路建成。

二、中法决定筹建中法科学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法决定筹建中法科学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4）严复海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论文提纲范文）

（6）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广西铁路筹建始末（1895-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法决定筹建中法科学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D]. 黄佳.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近代粤西广州湾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特征[D]. 莫楚卉. 广州大学, 2020(02)
•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严复海权思想研究[D]. 戚庆雨.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中法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晚清洋务学堂[D]. 王颖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6]叠加的机制 ——吴晓邦“新舞蹈运动”演进史[D]. 范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7]近代中国留法大学女教师研究[D]. 朱晨曦.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10]清末广西铁路筹建始末（1895-1911年）[J]. 袁文科. 百色学院学报,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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