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措施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郝倩倩[1]（2020）在《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税收法定原则直接影响着税收立法的根本方向,厘清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必要的前置问题,地方财政适度自主的价值追求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对有关税收立法事项进行了相对的法律保留,然而地方是否享有税收立法权在该法中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通过观察我国的税收立法实践,可发现地方税收立法权以法条授权立法的模式存在着。地方税收立法权在税收立法实践中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却有着一系列不规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权力的法律依据来源位阶不一、权力主体不统一、类型和范围不明确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方面。为了在税收立法事项相对法律保留的情况下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笔者主要从纵向授权立法的理论支持以及法解释学角度出发得出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建构地方税收立法权必须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并维护中央的立法权威,赋予地方有限立法权力。随着税制改革的去行政化,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权力主体限制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且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冲突。关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类型选择,在保持法条授权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可考虑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专门决定的形式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特别授权立法,以适应税制改革的实际需要,并对地方税收立法的范围予以明确。上述建构路径的运行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支撑,故还需要在具体建构路径中适当修改相应的法律。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还需要严格的监督机制予以配套,并且可以借助此次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建构事项落实我国的合宪性审查。
陈雷[2]（2019）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明确事权、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通过上述重大决议或文件可以看出,财税治理和民生保障已经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历次财税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正如十九大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质上都与财税问题密切相关。从逻辑关系上看,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和重点。因此本文将事权与支出责任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地方积极性是难点和重点,也是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因此最终将研究目标聚焦在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即解决地方各级政府间在履行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间涉及到的收入和支出等财政关系。财政事权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事权,其涉及到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领域,也是分税制以来长期遗留问题的汇总。但当前学界的研究更多是各自学科领域的研究,需要进行综合研究与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更多考虑的是效率和便利,但财政事权表面解决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供给,本质上是居民基本权利福祉之实现,具有强烈和浓厚的“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法治意蕴。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在法律层面其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模式、手段、程度、标准等也均有差别,具体体现在,第一,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基本权利福祉型财政事权一般多为共同事权,以强调多级政府的法定保障义务即强制性支出责任;第二,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市场要素型财政事权要一分为二,例如与市场开放性要求相关的财政事权应当划为共同事权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与市场封闭性要求相关的财政应当划分为一级政府的独立事权以避免多级干预影响到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发挥;第三,与权力制约相关的政府公权力层级分配及其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到“权力制约”,故而与“权利保障”的规制思路不同,要求法无禁止既授权,各个层级的政府财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且各个层级政府对应各自的财政事权范围与支出责任,各级财政支出不应当越位或缺位,以免伤害到基本权利福祉和市场自治规律的实现。且政府财政层级的分配本身就要遵循有利于权利保障实现的基本原则,即实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最优化。因此,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必须把握事权与支出的法律本质,从法理的根源探求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解决的路径,改变以往单纯考虑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法,才是提高和实现财税法治的根本,即将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优势相结合。当前关于地方财税治理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虽然在法律文本规范层面,部分省份和直辖市政府已经出台了本地区划分改革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但更多停留在原则性概括和政策性的宣示,在划分清单、财力匹配、支出规制、争议解决等配套改革方面规定有限,个别省份甚至连最基本的事权清单都没有列举。而在实践层面,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各个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程度差异较大,也给地方财税治理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规范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补充。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因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关涉到各级政府关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本论文以“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作为研究的命题和对象;其次,本论文虽然聚焦的是地方财政问题,但同样离不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这一大背景,地方问题的理顺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顺,因此本研究也涉及到部分财政事权领域是归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部分的支出责任在地方各级之间的分配;再次,以宪法教义学的方法作为理论源头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的类型化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类型化相对接,并辅之以经济学的经济效率原则作为划分的补充;然后,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客观层面的类型化,包括单一事权、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新增事权等以及所对应的支出责任;最后,为完成履行事权所需的支出责任,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即收益权畸形必要分析和匹配,以保障地方政府具备履行事权的支出能力和支出责任,从收支相适应的角度探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最终制度目标。本研究需要完成的研究目标是:第一,构建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框架,以进一步完善各地区财政治理逻辑思路和指导思想;第二,规范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路径选择,以不断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以下问题:第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意蕴与理念重构;第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分的标准和程序问题;第三,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以地方财政收益权为核心展开探讨,即从“收”和“支”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实现收支相适应,改变原有研究仅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偏离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前提,故而无法实现财税法治所要求的权责相一致;最后,通过政府间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作为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本文的研究结构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其中第一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对由来进行逻辑和理论上的推导,论述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是地方财政与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其制度目标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和规范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意义重大。第二节是探讨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理论支撑是分税制下的财政分权与财政公平问题,即地方问题也是在分税制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先决条件是对地方主要是省级财税立法权的再审视,应将省级立法权纳入到地方财税治理的核心地位;解决重点是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因为乡级财政职能在当前财税体制下更多被弱化;解决必要性即现实紧迫性是当前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包括基层政府债务规模膨胀以及地方融资乱想等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和地方政府间财政治理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在比较法的视域下展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探讨,包括对其他国家在地方财政治理中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梳理,去粗取精以得出更为合适的制度借鉴,同时也对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财税体制的内容与利弊进行梳理和总结,寻求制度优化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和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第二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包括法理解读、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界定,从多学科多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铺垫,分析各个学科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和改善的空间,在法理解读的过程中,尤其是重点分析法学视野包括宪法教义学思路对地方财税治理与财税改革所蕴含的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治化研究提出法理依据,地方财税治理必须进行法治的体系化建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部分领域的修补,进而得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的目标导向和路径导向。目标导向是解决政府财政支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一方面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合法,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应当围绕本区域居民的基本福祉。路径导向首先是规范层面应当逐步推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定原则,其次在明确支出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收入的划分,包括地方收益权体系的建构,最后应加强财政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完善。当然,在进行路径设计的各个环节,都不应当忽视现实利益的关切,尤其是对地方各级政府应关注激励相容原则。第三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反思,制度意蕴探讨的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问题,尤其宪法的教义学中的国家机构体系与基本权利体系能够为地方财政问题的分析和认知提供能量巨大的方法论指导。障碍反思是理论层面、程序层面、纵向层面、横向层面等不同的维度梳理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例如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划分程序有待加强必要的制度供给、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支出活动上的权责不明等。进而总结出两者不匹配的根源,包括规范层面的根源和实践层面的根源,为制度设计指明需要解决的问题。规范层面的根源主要是地方财税改革过程中立法的缺失,缺乏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供给,实践层面的根源有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冲动,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益分配机制的不够完善等等。第四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第一节是明确划分的基本理念,以宪法基本权利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并兼顾效率原则。其解决的横向划分基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界限的规范化,纵向划分的基础是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层次性逻辑关系。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在反思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的基础上行,分别从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两个角度探讨财政事权划分的类型化,重点分析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在规制思路上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或导出不同层级的公权力与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包括基本权利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市场要素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对接与实现,其中国家公权力体系的对接方面突出强调省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等基层政府的微观管制权。以解决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划分基础和操作路径。第四节分析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将财政事权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相对接,将各级政府的支出活动严格限定在本级财政事权领域,避免政府财政活动的缺位或越位。第五章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证分析,第一节是对地方财政事权进行类型化并给与类型化的价值定位和模式选择,明确财政事权划分的一般类型,以作为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第二节是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重点对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和新增事权等主要类型的支出责任标准予以界定,并对省域和直辖市的支出责任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和实践梳理。第三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包括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第四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问题的具体化例证。一方面是从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角度分析省、市、县三级的事权与支出划分,另一方面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的具体化分析。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是基本财政事权中的典型代表领域,通过将上述理论应用到教育和社保领域,实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具体化。第六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展开探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政府间财政关系本身就伴随着各种财税利益的竞争。财政事权与支出的划分本身就是对政府间利益的再分配,因此需要必要的利益平衡机制。第一节是分析利益冲突的本源,论述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第二节是对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分析探讨,包括省以下收益分配的检视和地方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包括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以及规范共享税的收益分享机制。本节重点聚焦的是地方收益权的完善,包括地方政府各个地方税税种的可行性探讨,以及政府间的税收收益分配如何实现相对均等以保障本级事权的财政支出责任能力。第三节是在分析地方财源不均衡的基础上探讨利益平衡中的纵向财力补偿,主要是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在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梳理的基础上,对纵向转移支付进行类型化,包括基本权利保障型、产业与经济补偿型、环境补偿型、区域发展均衡型以及紧急状态型转移支付并与财政事权的划分相对接。明确宪法的禁止性边界,即对于超过财政事权范围和地方支出责任范围,且违反效率性原则的应当禁止。进而提出省以下纵向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目标、重点和标准,即应当以县市级的财力保障为基本目标、以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为支出重点、以横向上解和纵向下沉的方式并用、以经济学标准和法学标准并行的治理思路。第四节是分析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仍然是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和域外借鉴的研究思路。将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界定为跨区域财政事权,并类型化为资源导出区和人口导入区转移支付、产业限制区和产业转移区转移支付、区域产品供给型转移支付和财政平衡型转移支付。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将地方收益分配限定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领域,以更好的有的放矢,避免以往研究的泛化。第七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除了实体法上的界定之外,也需要程序法的保障,地方财政纠纷的解决机制在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内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第一节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那么纠纷解决机制也无从谈起。实现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仍然需要通过预算约束的方式实现,同时对责任的配置必须具体化,以免遁入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第二节是在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监督机制有利于强化权利义务的落实。在地方财税治理中应当强调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实现和规范性,通过人大监督实现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和完善性。第三节是探讨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即究竟归属于立法、司法抑或行政?同时对权限归属进行域外考察与借鉴,在域外考察和借鉴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原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在地方财政争议解决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包括行政解决机制的专门机构模式、司法解决机制的有限参与模式、立法解决机制的内涵与外延扩大模式,对三种模式的利弊给予相应评价;第四节是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即立法解决机制的再审视,对以往地方财税立法权研究的不足进行梳理和评价,将立法解决机制重新进行法律定位、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并对地方财税立法权的权属标的、权力边界以及替代性机制进行研究,以实现地方财政纠纷解决的机制构建。结论部分针对原有的理论分析和现状的问题梳理,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提出更为规范的制度对策。首先,在立法层面,强调地方财税治理的法定性,逐步将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立法水平;其次,从法律属性与经济属性相结合的角度逐步开展地方财政事权的科学划分;再次,根据财政事权的划分进而界定地方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尤其重点强调共同事权（包括横向共同事权）和委托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这是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重点;然后,对支出责任涉及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规范,既要考虑地方税体系的培育,也要考虑共享税在各级政府间的分享,以保障各级政府具备履行本级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能力,以最终实现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最后,优化地方政府间涉及到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争议解决机制,平衡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和财政关系,以保障两者在解决机制上相适应的目标,总结和反思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的解决机制的优劣和对当前实践的适应性,从法理与实证两个层面得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解决路径。尤其是对地方财税立法在地方财政治理过程中的定位、法律属性、法律必要性给予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对地方财税立法的界定和范围给予必要的扩充,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立法形式之外,也应适当将与财税治理有关的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内容纳入到地方财税立法权的范畴,例如除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之外,还应当包括财政事权的调整、地方举债权的规定、共同财政事权的联合立法、地方立法的替代性机制等等。除此之外,也应当关注地方预算治理在财税治理中的重要性,通过预算法定、预算绩效优化和预算监督等不断提高预算法治化的水平,尤其是将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重要评估标准。当前各个省份出台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多是由省级政府制定出台,与财税法治的思路相悖,因此将以往的行政解决思路逐步优化为立法解决思路辅之以行政解决思路和司法解决思路,以法治化的解决机制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障。
蚁佳纯[3]（2019）在《论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文中研究说明税收收益权是一项源于宪法的基础性权力,其重点在于保障政府获得税收收入,并且关注其如何获得、获得多少的分配问题。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是指依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等,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税收收益权创设、分配及其实施等进行相应规制。具体来看,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行使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受规制的客体是享有税收收益权的各级政府,规制内容是税收收益权的创设、分配及其实施。研究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首先应明确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基础,包括税收收益权的概念、权属、特征、法律关系的基本界定,明确税收收益权的主要分配模式和要求,探析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四项基本理论,由此对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基础形成整体认知。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理论基础,是由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体系等方面共同架构而从,其对税收收益权创设、分配及其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宪法的诸多原则显然可以构成税收收益权创设与分配的规制基础,其中包括构成权源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法源基础的“法治原则”、财源基础的“税收法定原则”以及构成央地财政分配基础的“平等原则”。我国宪法对税收收益权实施的主要约束,则表现在分配秩序须坚持“两个积极性原则”、取得权力须坚持“权责一致原则”,行使权力须坚持“保障人权原则”。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历程的三个阶段,不难发现我国存在着税收收益权宪法法律规制不完善之处及其引致财税法治缺位和政府间分配失衡的两大难题。通过分析美、德、法、日这四个国家宪法对税收收益权规制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其税收收益权的创设、分配及其实施皆遍源自宪法的授权和规范,且政府间的税收收益权分配调整具有一定的共性规律,其重点实际上是在促进税收资源的合理配置。结合我国宪法对税收收益权规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提出理顺税收收益权在“依宪立法与行政执法间”的关系、以及在“央地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两组对策建议。理顺税收收益权在依宪立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将立法权回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将税收收益权的分配规则予以法定。当然,修宪确定税收收益权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有关入宪入法的步骤如何布局,本文提供了直接修改宪法、制定宪法相关法的《财政收支法》、择机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这三种组合方案的思考。在完善立法后还需适时开展对税收收益权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并完善必要的监督机制,以全方位多层面的监督机制来促进宪法对税收收益权的规制。理顺税收收益权在央地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要从宪法规制的整体上进行考量,致力于促进财政的平衡发展,从而构建央地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因此,在税收收益权进行分配时,需以“两个积极性原则”为前提,以“调节财政平衡原则”为基础,对税收收益权的的分配保持“税权谦抑”。同时,应当厘清影响分配调整的基础性、决定性和影响性因素,以适时找准对税收收益权分配进行调整的着力点。优化央地政府间的税收收益权分配,首先是要完善共享型税收收益权的分配机制,形成联动协作关系,并使这一常态化机制充分体现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在此基础上适度谦抑中央的税收收益权、加强地方的税收收益权,并优化省以下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的分配,使政府间的税收收益权关系趋向于更加公平公正。而从财政平衡的角度看,还要协同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税收返还制度等作为改革的保障。同时,完善税收收益权的争议解决机制,让税收收益权在央地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有一个常态化的救济疏导机制,使现有税收收益权分配机制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辛冲冲[4]（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吴睿[5]（2019）在《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核心,关键在于处理好央地财税关系。央地财税关系的本质是财政管理权限的集权与分权关系的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处理是与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我国经济体制运行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属于“全能型”政府;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政府在很多领域中逐步退出,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赶超型”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进一步退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由“赶超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央地财税关系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纵观我国央地财税关系改革的路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模式,二是过渡经济时期的“分灶吃饭”模式,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税制模式。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财税体制的框架和雏形。在分类别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逐步成为拥有相对独立财政权利的行政主体。探寻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起点和渊源,其设计初衷的指向是有偏向性的,即更多的考量是如何应对当时两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即“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降低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分税制改革的成效是立竿见影的,快速扭转了中央政府在财政话语权上的弱势局面,极大地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分税制改革毕竟是中国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一个初步探索,还存在着颇多不完善之处,其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央地财税关系的异化,典型表现为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非对称性。央地财税关系异化有多方面的经济表象,如政府失灵、畸形的土地财政、过低的财政透明度、市场分割、地区财政区域分化现象明显等,央地财税关系异化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更多地从“有为政府”转向“有效市场”,而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捋顺央地财政关系是构建“有限政府”的必备条件。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有限政府背景下如何优化央地财税关系。本研究在对政府职能与央地财税关系进行历史检视的基础上,首先对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对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次对央地财税关系调整进行了效率检验,分别对中央适度下放财权和上收事权进行了效率检验,从而实证了央地财税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再次,对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财政分权和地方财源构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最后,探究了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路径。最终形成以下主要结论:1.目前我国央地财税关系呈现出异化状态。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有:政府失灵、地方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出、地区财政区域分化现象明显、财政透明度低等方面。央地财政关呈异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由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政府职能不明晰导致地方财力困难,难以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跑部钱进”、“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问题等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扭曲现象。2.央地财税关系异化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本研究基于博弈论分析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行动的次序不同,得到的均衡结果也就不同,而地方政府总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行动策略,但如果达不到这种策略,地方政府则会通过懈怠的方式迫使中央政府作出相应的权益让步。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经济主体责任,但却呈现出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基于自利动机的发行城投债、税收竞争等一系列财政关系异化的现象。3.中央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央政府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央上收事权的程度每增强1%,经济效率会提升0.556%,而中央下放财权的程度每增强1%,经济效率会提升0.336%。由此验证了中央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有着重要作用。所以,财税改革的下一步在于中央政府应基于“财力、财权与事权相配”的原则上适度上收事权,同时也下放一定的财权给地方政府以重新匹配央地间财权与事权。4.“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充分证明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财政分权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建设。地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化建设又有利于地方财源建设,这些都为进一步优化央地财税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分析还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能为将来央地财税关系优化提供更多的空间。这个发现为央地财税关系优化明确了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就是更加重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朱恺容[6]（2019）在《税收分成、工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工业用地配置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增长都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得益于中国增长型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直接配置和间接干预。以此为背景,大量资源被驱动、集中和控制,并将其用于工业化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即为土地资源。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赋予了地方政府控制土地配置的垄断权力,成为快速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以地谋发展”模式。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在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同时,更是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不同的财政关系设计会形成不同的财政激励,从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而作用于它们辖区的经济绩效与结构特征。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选取分税制中政府间核心财政分配关系——税收分成体制与市县级政府的土地配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式财政激励与城市土地配置问题,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增长运行变化轨迹背后的制度诱因,为未来的财政激励制度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参考。本文从财政激励视角出发,以中国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省以下税收分成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作为研究背景,将地方政府直接面临的税收分成比例作为财政激励的衡量指标。依据逐步递进的逻辑框架:首先,考察税收分成激励对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其后,以地方政府工业用地配置行为作为切入视角,进一步研究税收分成激励对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机制,从而将中国式分权下的两个核心制度——税收分成体制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也将地方政府所面临直接的财政激励与其可控的重要工具联系起来。接着,从上文分析得到的影响效应与其影响机制出发,考察税收分成激励下地方政府为配置工业用地而采取压低工业地价的策略性行为。最后,得出具有一定意义的结论与相关启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增值税分成激励的工业增长效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在县级地区的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形成的财政激励下,其工业产值会出现相应增长。除了绝对规模水平以外,产业的相对结构也发生了显着改变,工业占比得到显着提升。第二,本文研究了增值税分成激励对工业用地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形成的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会相应增加工业用地配置面积。除了绝对规模水平以外,不同类型土地的相对配置结构也发生了显着改变,工业用地占比得到显着提升。第三,本文考察了增值税分成激励对工业地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增值税分成比例越高,地区工业地价越低。并且,以地区间存在显着正向的工业地价策略互动关系为前提,增值税分成比例上升强化了地区间工业地价策略互动关系。此外,异质性检验发现,无论对于工业增长、工业用地配置或工业地价来说,增值税分成激励的影响效应在工业基础较强、财政自给率及增值税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会得到更明显反映,这与财政激励逻辑保持一致。综上所述,在增值税分成激励下,地方政府做大增值税税基的努力程度与行为绩效将会显着提高,而在这·过程中,土地便成为其直接可控的重要策略工具。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工业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可以通过优化以税收分成制度为核心的财政激励机制设计,来引导地方政府从以“以地谋发展模式”等投入驱动为典型特征的高速度增长模式转向以提高生产率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此外,促进地方政府从传统工业地价引资竞争转向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与本地优势相适应的经济专业化建设等的更有利于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方向上竞争。
杜金华[7]（2018）在《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供给者的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预算内收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建设资金短缺和外部融资不足等诸多困境,但仍旧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认为政治激励是影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尤其土地财政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分税制改革时点上,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增速与GDP增速表现出明显差异性。不过,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晋升激励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已有文献不能从政治激励的角度解释分税制前后城市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差异,也就无法阐述地方政府供给态度的差异性。考虑分税制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在前（1994年）,而土地财政现象在后（2000年）,那么土地财政对于缓解财政压力的结论也有待重新认识。因此,本文以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为中心,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角度,分别论述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机制,提出了完善土地投融资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参照土地财政的发展特征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发展特征,得出了财政激励是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分析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2003-2014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结论。土地财政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表明,东部地区攀升的土地要素成本、倒逼的产业结构升级、紧控的用地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因素降低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地方政府主动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受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所以该地区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明显为正。第二,本文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效果。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评价的重要性凸显。当前土地财政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本文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土地财政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式,改善了居民生活便利性,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评价。第三,在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中土地财政保障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不过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特性也加剧了自身供给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引发了一系列负的效应。考虑到土地投融资带来的风险,以金融风险为例,论述了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引发的债务风险,分析了土地财政引发地方债务扩张和偿债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于债券评级和风险溢价的影响。这表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重要的隐性担保,其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债券评级和政府违约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地方债务扩张和债务风险加剧。第四,本文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土地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分析了土地财政投融资模式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重任。这就要求:一方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改革,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减轻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改变地方绩效评价机制,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并且重构财政分权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考虑到分权背景下的增长竞争和政治竞争将长期存在。在当前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土地资源瓶颈约束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土地财政相关制度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机制进行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垄断,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弱化分税制改革后基础设施在增长竞争中的重要性,倡导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降低地方政府供给压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
周怡[8]（2018）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与土地财政行为研究》文中提出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塑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它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将大部分财权划分为中央政府所有,而事权却未进行相应的匹配。地方政府财源的主要部分——消费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均先后被重新划分中央独享或以一定的比例中央与地方共享。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地方政府却被中央政府以固化或者法定的形式赋予了诸多财政支出责任。在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为解决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困难,地方政府纷纷走上了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道路。在我国土地市场管理制度改革后,地方政府实质上享有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力,在土地出让收益的驱动下,各级地方政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围绕土地资源而展开的“土地财政”模式。地方政府或在短期内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相关税收收益及土地资本化运作的融资收益,或以土地作为补贴吸引投资,在长期中获取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税收收益。诚然,土地财政的确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绝对控制,也导致了地价快速上升、房地产市场泡沫增加、金融风险集聚等一系列难题。基于此,本文从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土地财政制度背景入手,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隐性负债收入三个方面,检验在现行财税体系下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对其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阐明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地方财政缺口扩大是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地方债务膨胀的决定因素,而土地财政正是地方政府将财政缺口向购房者转嫁的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分税制改革不完善、地方财政缺口扩大是“土地财政”扩张的重要原因,并进一步导致了地价、房价上涨与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本文第2章梳理了我国财政体系的历史沿革,从理论上分析了在不同的财税体系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财税分配关系的特征。研究发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财力困境,引发了其激励约束机制的改变,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需要开拓其他扩充财源的途径。同时受中央对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指标为核心的政治晋升体系的推动,地方政府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土地财政”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有力工具,也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开辟了新的捷径。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土地财政模式除直接推动地价上涨外,还会间接地通过改变政府的供地行为、开发商行为方式来影响房价,引发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第二,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的扩张将导致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得的显性收益显着上升。本文第3章对土地财政收入进行了界定,将土地财政收入划分为两大部分: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土地财政税收等为代表的显性收入和以“以地融资”的债务融资收益为代表的隐性收入。这章我们采用2005至2015年中国省际行政单位的数据,对各省份土地财政显性收入进行了测算,之后,采用此面板数据,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地方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显性收入规模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可能存在的组间相关等问题、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研究结果仍保持稳健。因而,本文认为地方财政缺口扩大可以显着提升政府土地财政显性收入规模。第三,地方财政缺口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具有结构性影响,财政缺口扩大时,地方政府会更加注重眼前利益,从而倾向于提升土地出让规模,以及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高价出让土地,而非挂牌出让土地对地价补贴。并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除受到当地经济因素影响外,还收到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本文第4章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时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发现,在样本期内地方财政缺口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出让方式均具有显着的影响。首先,预算内财政缺口的规模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补平财政缺口,即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土地财政规模的上升;其次,预算内财政缺口扩大也会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方式的偏好,预算内财政缺口的规模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以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从而推升土地市场价格;最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空间相关性均显着为正。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地方政府存在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权衡,在财政压力相对较低时,地方政府倾向于变相地对土地市场进行补贴,从而可以起到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决策具有竞争模仿的策略互动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规模和土地出让方式均存在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受到竞争压力的影响,倾向于模仿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省份的土地出让行为,其土地财政决策是在考虑自身条件和竞争对手行为后的共同反应。最后,该章进一步采用了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验证了地价上升对房价的推动作用。综上,本章验证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行为将财政缺口向购房者转嫁的传递链条。第四,地方财政缺口扩大、投资规模提升同样会推升政府土地财政隐性收入规模,财政缺口是造成地方债务规模上升的重要因素。本文第5章从土地财政隐性收入入手,分析了地方财政缺口、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对“城投债”融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财政缺口扩张对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规模具有显着的提升作用。本文选取2009至201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结论。一方面,地方财政缺口对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和负债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同样对地方政府负债具有正向影响力,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对地方政府发行“城投债”的意愿和发债规模均有正向影响,在对当地GDP规模、城镇化率、物价水平、建设用地增长等因素进行控制,以及对数据结构、模型设置能因素充分考虑之后,上述研究结论并没有改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应从完善我国财税分权体系、健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规范土地出让方式对现有财税体系进行改革,以期能够进一步理顺我国央地两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分配关系,从而实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及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的政策目标。
谢贞发,严瑾,李培[9]（2017）在《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力型体制"下复杂多样的压力来源,积极汲取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应对压力的主要途经,从而形成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财政压力变化的财源增长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在同一地区内,取消农业税改革后财政压力更大的县,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产值实现了更快增长。但这一结果并未出现在同一地区中农业税占比更大的县,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行为更多来自财政压力的激励而非税收结构变化的激励。这种财政压力的工业增长效应更多发生于工业基础薄弱和财政自给率高的地区,且放松环境规制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工业增长效应的重要手段。
顾德瑞[10]（2017）在《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文中研究说明1994年分税制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中央政府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和财力,并对地方财政进行全面管控。此种模式造成了诸多规制困局和地方的“不良反应”,诱发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台高筑”以及地方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治理的开展和中央规制的效果。面对如此困局,破解的根本之道在于模式转换,由高度集权模式向适度集权模式过渡,从“全面管控”到“适度干预”。适度集权模式下,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是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是限度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两个核心方略,建构和推进适度集权模式:以权限调整降低中央政府财权财力的集中程度,塑造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地位,建构适度集权模式;多使用引导激励与协商合作等非强制性手段,改变行为规制机制的样态分布,提高地方政府的遵从度,实现央地合作治理,推动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本文将分为以下五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描述与问题阐释。本章主要是描述我国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阐明当前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揭示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提出向适度集权模式转变的观点。首先,揭示度量财政集权程度的主要指标——财权及税权的纵向配置。以此为基础,对分税制以来我国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状况进行观测发现,中央政府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和财力,并对地方财政进行全面管控,已形成财政高度集权的模式。还就财政包干时期出现税收立法高度集权进行了原因探究。其次,讨论财政高度集权下地方政府的“回应”:对中央政府的约束采用措施予以规避、套取中央财政资金、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行为;通过与其他地方政府的不当税收竞争,固守和扩大其辖区的税收利益;以乱收费、与民争利等形式获取更多财政收入,将财政资金投向一些“短平快”和容易出政绩的项目,忽视公共产品的提供。财政高度集权还诱发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台高筑”以及地方非税收入无序扩张等问题。最后,揭示了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一般规律和适度集权的世界趋势,提出向适度集权模式转变的观点,并阐释适度集权模式的基本内涵。第二章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与核心方略。本章围绕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和核心方略展开,以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作为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作为限度要求,并将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作为适度集权模式实现的核心方略。首先,通过观测典型国家中央规制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图景,考证了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结构,并基于当前我国财政治理的实际,得出央地财政非均衡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结论。其次,以谦抑性为分析工具,从法理角度论证适度干预的应然性,明确谦抑性是中央规制的内生理念,解析谦抑干预的基本内容,探究谦抑干预与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一宪法要求的契合。再次,全面阐释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将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作为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结构,但要求财权财力不能过度集中。以权限不当和行为违法作为中央介入的核心场域、将中央干预定位为补充性规制、比例原则为规制适度的关键标尺,以维持中央适度干预的状态。最后,明确权限调整和行为规制作为建构和推进适度集权模式的核心方略。第三章适度集权模式的建构:基于权限调整视角。本章的核心在于以权限调整为进路规范配置地方财政权限,建构适度集权模式。首先,将权限调整定位为中央制约地方财政的重要机制,明确权限调整的直接目的——降低中央政府财权财力的集中程度,将地方政府塑造成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并分析权限调整的考量因素。其次,规范配置地方财政权限,建构适度集权模式。适度扩大地方税权,进一步严格约束地方非税收入权;减少强制性支出,“松绑”地方支出权;适度放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权限,增加对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公共性限制的程度和实效性。最后,为平衡地方财政权限的动态性和稳定性,建立财政权限的动态调整机制——财税“试点”。第四章适度集权模式的推进:以行为规制为中心。本章在于构建完整的行为规制体系,实现规制手段的优化组合和规制机制的有效衔接。并逐步减少“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使用,增加“协商——合作”型手段,改变规制机制的样态分布。首先,从理念、原则和具体展开等方面探讨规制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以纳税人权利保障和基本权利实现为理念,全面、适时、适度为原则,手段类型化为具体设计的切入点。其次,对规制手段进行类型化分析。根据功能不同,将各规制手段归入引导机制、约束机制、发现机制、矫正机制、救济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分析不同手段的作用机理、适用情形以及改进方向。最后,对规制机制进行配置,实现规制主体与规制手段相匹配,规制手段优化组合,规制机制有效衔接,通过技术手段对地方财政信息进行整合。第五章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保障。本章意在表明中央规制要以纳税人为中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通过法律调整央地财政权限和收益划分,对行为规制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保障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并设立中央规制的禁区,以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财政权力。首先,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不仅要求中央政府从整体层面对纳税人的权益予以保障,更注重地方政府从区域层面满足纳税人的需求。所以,财权财力的适度集中和对地方财政的适度干预具有必然性。该理念是适度集权模式建构的前提和运行约束。另外,对中央规制权进行法治约束,以法律调整央地财政权限和收益划分,法治化思维改造行为规制机制。其次,通过规制影响评估、地方利益表达、说明理由和公开等制度建设,从程序上控制中央规制权。最后,以地方税权的全盘否定、地方自主财源的强制上解、地方预算的强行支出和为实质不公平行为作为中央规制的禁区,防止财政集权超过底线。
二、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措施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措施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4 论文结构安排 |
| 0.5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1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概述 |
| 1.1 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概念 |
| 1.1.1 地方税收立法权中“地方”的认定 |
| 1.1.2 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内涵 |
| 1.2 税收法定原则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关系 |
| 1.3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存在的理论基础 |
| 1.3.1 地方财政适度自主的价值追求 |
| 1.3.2 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均等化的要求 |
| 1.3.3 地方自治理论的要求 |
| 2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演进、现状与问题 |
| 2.1 地方税收立法权在历代税制改革中的演进 |
| 2.2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现状 |
| 2.2.1 地方税收立法权在《立法法》中的现状 |
| 2.2.2 地方税收立法权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现状 |
| 2.3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
| 2.3.1 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律依据位阶不一致 |
| 2.3.2 地方税收立法权权力主体不统一 |
| 2.3.3 地方税收立法权类型选择不明确 |
| 2.3.4 地方税收立法权范围认定不规范 |
| 2.3.5 地方税收立法权监督机制不健全 |
| 3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建构的可行性及路径 |
| 3.1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建构的可行性 |
| 3.1.1 纵向授权立法的理论支持 |
| 3.1.2 法教义学立场的逻辑支撑 |
| 3.2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原则基础 |
| 3.3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主体限制 |
| 3.4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类型选择 |
| 3.4.1 法条授权立法模式 |
| 3.4.2 特别授权立法模式 |
| 3.5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范围认定 |
| 3.5.1 立法范围的原则性认定 |
| 3.5.2 立法范围的具体展开 |
| 4 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机制 |
| 4.1 采用地方立法评估制度 |
| 4.2 落实法规备案审查制度 |
| 4.3 实施合宪性审查机制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 |
| 一、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地方财政治理与地方自主权问题 |
| 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
| 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二节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 一、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分税制体系下的财政分权理论与财政公平原则 |
| 二、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定和法定性原则 |
| 三、解决问题的重点:省市县三级划分 |
| 四、解决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 |
| 第三节 比较法视域下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共性解析 |
| 一、纵向比较:历史源流中的地方财政问题梳理 |
| 二、横向比较:域外地方财政治理的它山之石 |
| 第二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求索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法理渊源 |
| 第二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界定 |
| 一、央地财政分权的法律解析 |
| 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解构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界定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导向 |
| 一、目标导向 |
| 二、路径导向 |
| 第三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审思 |
| 第一节 制度意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释义 |
| 一、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地位 |
| 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 |
| 第二节 障碍审思: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 |
| 一、理论障碍: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 |
| 二、程序障碍:划分程序中程序供给的欠缺 |
| 三、纵向障碍:制度缺漏下央地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 |
| 四、横向障碍: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不明和地方政府支出偏好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根源 |
| 一、规范层面的根源 |
| 二、实践层面的根源 |
| 第四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 |
| 第一节 目标导向:以居民基本权利体系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统属,兼顾效率原则 |
| 一、横向划分的基础:规范视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限 |
| 二、纵向划分的基础: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内在层次性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权利体系对于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 一、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 |
| 二、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层次性和类型化价值 |
| 三、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目标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公权力部门体系对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 一、地方国家权力部门体系的二元划分:省级政府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政府的微观管制权 |
| 二、国家机构体系的层次性与类型化同财政事权划分的内在联系 |
| 三、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借鉴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 |
| 一、财政事权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 二、支出责任保障与实现财政事权的关系 |
| 三、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思路 |
| 第五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的类型化界分及其价值 |
| 一、类型化的价值定位: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 二、类型化的责任主体: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事权领域的集中反映 |
| 三、类型化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 |
| 一、地方支出责任法治化的价值判断 |
| 二、地方支出责任界定的法治化标准 |
| 三、省域支出责任的实证考察 |
| 四、直辖市支出责任的特殊性考察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一、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 |
| 二、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 |
| 三、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化例证 |
| 一、省、市、县三级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实践选择 |
| 二、教育财政事权 |
| 三、社会保障财政事权 |
| 第六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 |
| 第一节 利益冲突的本源: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 |
| 第二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划分 |
| 一、省以下收益分配的现状:税种归属与共享理论的检视 |
| 二、收益分配的核心: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 |
| 第三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纵向支出转移支付 |
| 一、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探析 |
| 二、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类型化和法律禁止性边界 |
| 三、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横向支出转移支付 |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视角下横向转移支付的类型化 |
| 二、横向转移支付的域外借鉴:以德国横向财政平衡为例 |
| 第七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 |
| 第二节 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 |
| 一、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规范性 |
| 二、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 |
| 三、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 |
| 第三节 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 |
| 一、权限归属的基本思路:立法、司法抑或行政? |
| 二、权限归属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
| 第四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的再审视 |
| 一、地方立法权的权属标的:实践基准和纠纷解决归属 |
| 二、地方立法权的权力边界 |
| 三、替代性机制的可行性探讨:授权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论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研究进展 |
| 二、对税收收益权研究的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税收收益权的基本界定 |
| 一、税收收益权的概念内涵 |
| 二、税收收益权的权属辩析 |
| 三、税收收益权的法律关系反思 |
| 第二节 税收收益权分配的基本内涵 |
| 一、税收收益权分配的宪法依据 |
| 二、税收收益权分配的不同分类 |
| 三、税收收益权分配的调整方式 |
| 第三节 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理论渊源 |
| 一、社会契约理论 |
| 二、财政分权理论 |
| 三、分配正义理论 |
| 四、纳税人权利保护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税收收益权的法源梳理 |
| 一、我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 |
| 二、我国宪法相关法中的有关规定 |
| 三、我国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 |
| 四、我国非正式法源中的有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宪法对税收收益权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一、权源基础:人民主权原则 |
| 二、法源基础:法治原则 |
| 三、财源基础:税收法定原则 |
| 四、分配基础:平等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宪法对税收收益权规制的主要约束 |
| 一、秩序约束:两个积极性原则 |
| 二、责任约束:权责统一原则 |
| 三、边界约束: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章 我国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进展及其不足 |
| 第一节 我国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进展 |
| 一、1950-1979年:中央财政集权旧模式 |
| 二、1980-1993年:中央弱地方强模式 |
| 三、1994年至今:中央强地方弱新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收益权在立法与行政中的不协调 |
| 一、现行税收收益权法源的宪法缺失 |
| 二、税收收益权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缺位 |
| 第三节 我国税收收益权央地政府间的分配失衡 |
| 一、政府间的税收收益和支出责任严重失衡 |
| 二、税收收益权分配标准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
| 三、政府间的税收收益权协调机制未规范 |
| 第四章 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单一制国家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一、法国有关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二、日本有关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第二节 联邦制国家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一、美国有关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二、德国有关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的经验 |
| 第三节 税收收益权宪法规制国际经验的启示 |
| 一、税收收益权的创设普遍源自宪法授权 |
| 二、税收收益权分配秩序普遍受宪法规制 |
| 三、税收收益权分配的调整亦受宪法规制 |
| 第五章 理顺税收收益权在依宪立法与行政执法间的关系 |
| 第一节 理顺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要求 |
|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入宪 |
| 二、明确税收收益权的立法权归属 |
| 三、税收收益权分配规则的法定 |
| 第二节 优化税收收益权依宪运行的立法路径探析 |
| 一、税收收益权入宪的建议 |
| 二、依宪制定《财政收支法》 |
| 三、规范宪法解释机制 |
| 第三节 对税收收益权的立法监督 |
| 一、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审查主体 |
| 二、厘清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范围 |
| 三、健全合宪性审查的程序机制 |
| 第四节 对税收收益权的执法监督 |
| 一、完善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制度 |
| 二、优化税收收入的绩效考核机制 |
| 三、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
| 第六章 理顺税收收益权在央地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
| 第一节 调整税收收益权分配秩序的宪法基础 |
| 一、以两个积极性原则为前提 |
| 二、以财政平衡原则为基础 |
| 三、以税权谦抑原则为边界 |
| 第二节 厘清影响税收收益权分配调整的宪法规制因素 |
| 一、基础性因素的反思 |
| 二、决定性因素的反思 |
| 三、影响性因素的反思 |
| 第三节 优化税收收益权的分配调整 |
| 一、共享税税收收益权分配调整的宪法规制 |
| 二、适度谦抑中央的税收收益权 |
| 三、适度加强地方的税收收益权 |
| 四、优化省以下税收收益权的分配 |
| 第四节 协同优化税收返还的分配 |
| 一、税收返还的分配调节机制 |
| 二、税收返还的优化调整路径 |
| 第五节 完善税收收益权分配的争议解决机制 |
| 一、争议解决机制的程序正义 |
| 二、争议解决机制的程序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政府能力 |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 二、熵值法 |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全能政府 |
| 1.2.2 有限政府 |
| 1.2.3 财政分权 |
| 1.3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理论概述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概述 |
| 2.1.1 有限政府理论 |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 2.2 文献研究述评 |
| 2.2.1 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述评 |
| 2.2.2 政府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研究述评 |
| 3.政府职能与央地财税关系的历史检视 |
| 3.1 全能型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2 赶超型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3 有限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分析 |
| 4.1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合理化的标准 |
| 4.1.1 我国央地财税关系合理标准的历史演进 |
| 4.1.2 新时代央地财税关系合理化的标准 |
| 4.2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表现及原因 |
| 4.2.1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 |
| 4.2.2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原因 |
| 4.3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博弈分析 |
| 4.4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效率损失分析 |
| 4.4.1 效率测度方法 |
| 4.4.2 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4.3 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效率损失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央地财税关系调整的效率检验 |
| 5.1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效率检验 |
| 5.1.1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5.1.2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范围与程度 |
| 5.1.3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效率检验 |
| 5.2.1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5.2.2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范围与程度 |
| 5.2.3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政府职能转变与地方财源建设 |
| 6.1 理论分析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居民最优化问题 |
| 6.2.2 企业最优化问题 |
| 6.2.3 政府最优化问题 |
| 6.3 计量模型构建 |
| 6.3.1 影响因素、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2 计量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的优化路径 |
| 7.1 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原则 |
| 7.1.1 坚持完善分税制的原则 |
| 7.1.2 坚持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 |
| 7.1.3 坚持财力划分与支出责任匹配的原则 |
| 7.1.4 坚持地区间财力均衡配置的原则 |
| 7.1.5 坚持地方财源建设为重要抓手原则 |
| 7.2 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具体路径 |
| 7.2.1 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
| 7.2.2 合理分配财力,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体系 |
| 7.2.3 规范转移支付,均衡区域分配 |
| 7.2.4 建设地方财源,完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
| 7.3 本章小结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税收分成、工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工业用地配置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式经济增长背后的财政激励机制研究 |
| 2.1.1 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及其主要批评 |
| 2.1.2 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及其主要批评 |
| 2.1.3 政治晋升激励方法及其主要批评 |
| 2.1.4 财政激励方法 |
| 2.2 税收分成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
| 2.2.1 财政包干期的财政留存率改革研究 |
| 2.2.2 土地税收分成改革研究 |
| 2.2.3 中国式分税制下的税收分成改革及经济效应研究 |
| 2.3 中国式财政激励与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行为 |
| 2.3.1 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行为动因 |
| 2.3.2 中国式财政激励与工业用地配置策略手段 |
| 2.3.3 中国式财政激励下的工业地价空间互动策略关系 |
| 2.3.4 中国式财政激励下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负面效应 |
| 2.4 对现有相关文献的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 |
| 3.1 中国式税收分成财政体制 |
| 3.1.1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及演进 |
| 3.1.2 省以下税收分成体制 |
| 3.2 中国式土地制度 |
| 3.2.1 土地利用制度建立与调整 |
| 3.2.2 “招拍挂”土地市场化出让制度 |
| 第四章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3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
| 4.3.1 实证策略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地区维度的异质性检验 |
| 4.5.2 企业维度的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对工业用地配置的影响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3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
| 5.3.1 实证策略 |
| 5.3.2 数据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异质性检验 |
| 5.5.1 财政自给率 |
| 5.5.2 增值税依赖程度 |
| 5.5.3 工业基础 |
| 5.6 中介效应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对工业地价的影响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3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1 实证策略 |
| 6.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财政自给率 |
| 6.5.2 增值税依赖程度 |
| 6.5.3 工业基础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与工业增长 |
| 7.1.2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与工业用地配置 |
| 7.1.3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与工业地价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与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相结合的财政激励机制设计 |
| 7.2.2 与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的财政激励机制设计 |
| 7.2.3 与土地要素价格相结合的财政激励机制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分析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 |
| 2.3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构成比较 |
| 2.4 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思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财政体制改革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 |
| 3.3 土地投融资模式的分析 |
| 3.4 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4.3 实证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5.3 实证研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土地财政时代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 |
| 6.1 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内涵 |
| 6.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
| 6.3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合理性 |
| 6.4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选择路径—以PPP模式为例 |
| 6.5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保障机制 |
| 6.6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与土地财政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
| 绪论 1.1 |
| 研究背景 1.2 |
| 研究问题与意义 1.3 |
| 文献综述 1.4 |
|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5 |
| 创新点 2 |
| 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
| 财政体改革进程及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2.2 |
| 土地财政发展历程及现状 2.3 |
| 地方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影响的机制分析 2.4 |
| 本章小结 3.地方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规模的影响 3.1 |
| 中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核算 3.2 |
| 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规模影响的模型设置 3.3 |
| 财政缺口对土地财政规模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3.4 |
| 本章小结 4 |
| 地方财政缺口对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 4.1 |
|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动机与行为分析 4.2 |
|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模式 4.3 |
| 财政缺口对土地出让行为影响的模型设置 4.4 |
| 财政缺口对土地出让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4.5 |
| 地方政府土地行为推升房价的实证检验 4.6 |
| 本章小结 5 |
| 地方财政缺口对政府债务融资的影响 5.1 |
|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原因分析 5.2 |
| 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债务融资规模的模型设置 5.3 |
| 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债务融资规模实证结果分析 5.4 |
| 本章小结 6 |
| 总结 6.1 |
| 研究结论 6.2 |
| 政策建议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1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 制度背景和财政压力指标设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实证策略及变量、数据说明 |
| (一) 实证策略 |
| (二)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四、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一) 基本回归结果 |
| (二) 稳健性检验 |
| 1. 财政压力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及替代指标 |
| 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时间趋势动态分析 |
| 3. 剔除改革试点地区的回归检验 |
| 4.“强县扩权”与“省直管县”改革的冲击 |
| 五、备择假说、异质性和作用途径分析 |
| (一) 备择假说检验 |
| (二) 异质性分析 |
| (三) 作用途径分析 |
| 1. 降低税收征管效率 |
| 2. 增加财政支出或补贴 |
| 3. 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16) |
| 4. 低工业地价 |
| 5. 放松环境规制 |
| 六、结论及讨论 |
（10）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 |
| 二、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现状描述与问题阐释 |
| 第一节 中央财政高度集权的形成 |
| 一、度量财政集权程度的指标 |
| 二、财政包干时期:税收立法权的高度集中 |
| 三、分税制:财权和财力的集中配置 |
| 第二节 财政高度集权下的“地方应对” |
| 一、制度规避、制度套利和策略行为 |
| 二、不当税收竞争 |
| 三、乱收、滥支和争利 |
| 第三节 模式转换:从高度集权到适度集权 |
| 一、中央规制地方财政的一般规律 |
| 二、财政适度集权的世界趋势 |
| 三、适度集权模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二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与核心方略 |
| 第一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结构分析:央地财政的非均衡性 |
| 一、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历史考证 |
| 二、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世界图景 |
| 三、央地财政非均衡性的中国诉求 |
| 第二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限度探究:以谦抑性为分析工具 |
| 一、谦抑性理念的内生性 |
| 二、谦抑干预的基本内涵 |
| 三、谦抑干预与地方积极性发挥的耦合 |
| 第三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衡量基准 |
| 一、中央规制的根本前提:非均衡状态 |
| 二、中央介入的核心场域:权限不当和行为违法 |
| 三、中央干预的基本定位:补充性规制 |
| 四、适度规制的关键标尺:比例原则 |
| 第四节 适度集权模式的核心方略 |
| 一、中央规制的实质:以权力制约权力 |
| 二、权力分工视角:权限调整 |
| 三、权力制衡层面:行为规制 |
| 第三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建构:基于权限调整视角 |
| 第一节 权限调整的基础问题 |
| 一、权限调整的定位 |
| 二、权限调整的目的 |
| 三、权限调整的考量因素 |
| 第二节 权限调整的主要内容 |
| 一、地方收入权的调整 |
| 二、地方支出权的调整 |
| 三、地方营运管理权的调整 |
| 第三节 财政权限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一、地方财政权限的动态性 |
| 二、地方财政权限的稳定性 |
| 三、动态调整机制:财税“试点” |
| 第四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推进:以行为规制为中心 |
| 第一节 规制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 |
| 一、规制机制设计的理念 |
| 二、规制机制设计的原则 |
| 三、规制机制的具体设计:基于手段类型化的展开 |
| 第二节 规制手段的类型化 |
| 一、引导机制 |
| 二、约束机制 |
| 三、发现机制 |
| 四、矫正机制 |
| 五、救济机制 |
| 六、责任机制 |
| 第三节 规制机制的配置 |
| 一、规制手段和主体的匹配 |
| 二、规制手段的选择组合 |
| 三、规制机制的有效衔接 |
| 四、规制机制中的信息整合 |
| 第五章 适度集权模式的运行保障 |
| 第一节 模式运行的理念约束和法治保障 |
| 一、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约束 |
| 二、中央规制权的法治约束 |
| 三、权限和收益划分的法律调整 |
| 四、行为规制机制的法治改造 |
| 第二节 适度集权模式中的程序控制 |
| 一、规制影响评估制度 |
| 二、地方利益表达制度 |
| 三、说明理由和公开制度 |
| 第三节 适度集权模式下的中央规制禁区 |
| 一、地方税权的全盘否定 |
| 二、地方自主财源的强制上解 |
| 三、地方预算的强行支出 |
| 四、为实质不公平行为 |
| 代结论:走向合作的中央规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措施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税收法定原则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建构[D]. 郝倩倩.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2]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D]. 陈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3]论税收收益权的宪法规制[D]. 蚁佳纯.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D]. 吴睿. 武汉大学, 2019(06)
- [6]税收分成、工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工业用地配置行为研究[D]. 朱恺容. 厦门大学, 2019(07)
- [7]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D]. 杜金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8]分税制下地方财政缺口与土地财政行为研究[D]. 周怡.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 谢贞发,严瑾,李培. 管理世界, 2017(12)
- [10]中央规制地方财政法律机制研究 ——基于适度集权模式的展开[D]. 顾德瑞. 武汉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