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文艺史上“写精”的思潮

一、评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写本质”论思潮（论文文献综述）

曲辉^[1]（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研究指明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谭诗民^[2]（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张新^[3]（2019）在《典型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典型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则是在西方典型理论的继承、总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典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鲁迅、成仿吾于20世纪20年代初将典型理论引入中国,该理论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观念。典型理论先后出现了“阶级”说、“共名”说、“必然与偶然联系”说以及新时期以来出现的“统一”说、“中介”说、“个性”说等。这些观点不断挖掘典型理论的深层内涵,探究其本质特征,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然而,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变化,进入九十年代,仅有少数文章谈及典型问题,学者们不再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典型理论,该理论逐渐走向边缘化。纵观典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曾经引起人们热议的典型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却遭受冷遇,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探究。本文拟通过对典型理论的历史梳理,阐述其西方源起和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客观社会环境,探索中国典型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针对发展过程中典型理论遭受冷遇,地位由中心逐渐走向边缘化的原因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最后,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出路提出反思。

徐凤秋^[4]（2017）在《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国文论是西方世界社会现实、文化思潮和文学实践的共同产物,流派众多,蔚为大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苏俄、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外国文论,以独特的理论方式和社会影响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中国,对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文学创作界和文学教育界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根据“一条主线、多元并取”的新中国外国文论接受整体特征,以国别为经、以时间为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美国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接受效应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以期抓住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接受的理论、批评、创作和教育重大而特殊的情境、方式、样态和时点,采用历史、文献、文化三位一体的还原阐释方法,总体地把握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谱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促进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繁荣和提升文学教育质量提供思想史的资源和学术史的参照。

易静^[5]（2017）在《走向“建构”的中国当代文论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开始涌入中国。伴随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21世纪初,陶东风率先在国内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观点,并主张将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文学、文化现象,这引起了以童庆炳为代表一批文学研究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国内文学理论研究者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出现既反映了以往的“纯文学”观念无法解释当下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现象,也体现出文学理论界对传统文论无法应对新的文学发展状况的焦虑。21世纪初,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批文论研究者开始在国内提倡对文艺学进行学科反思。在有关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讨论中,陶东风站在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文论思想。建构主义并不否定本质,也不否定对本质进行言说,而是主张把文学看作一种历史的话语建构物,站在“历史化”和“地方化”的立场来建构文学的本质。建构主义转向文学领域,既是文学理论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文学实践的必然选择。

万水^[6]（2016）在《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对学界"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呼应,本文从活跃于1980年代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份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入手来考察1980年代我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这份刊物在当时影响巨大,它所刊发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共224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共9篇。本文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是文学体制的执行性实体机构。《当代文艺思潮》作为甘肃省文联主办的刊物,其性质当属文学体制的一部分。本文将《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大致分为四个类别:理论文本、史论文本、评论文本与方法论文本。在理论文本方面,内容十分丰富。首先,关于左翼文学理论的讨论,通过开辟"马列文艺思想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等专栏,刊发了相当一部分对已有结论提出商榷和另辟蹊径的文章,这些文章给传统左翼文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一个多元共生局面的形成。其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用"启蒙人道主义"代替了"阶级论",迅速突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抑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窠臼,将人道主义认同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以是否表现了完整的"人性"为标准来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但是,《当代文艺思潮》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难以突破"启蒙人道主义"的局限。再次,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对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双重尊重,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研究本体性的回归。又次,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文章体现了人学、人类学本体论研究思路和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以上讨论构成了一个倡导"人的觉醒"的系列。今天来看,《当代文艺思潮》所刊发的高扬人的价值的文章,无疑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使之朝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文章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最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国外文艺思潮之窗"栏目以及刊发如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等文章推动了 "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史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回顾与展望——评论家笔谈、答问》以及围绕它们所组织的一系列文章参与了"进化论"和"断裂论"的文学史观在1980年代的形成与传播。在新时期文学应该承续五四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的问题上,《当代文艺思潮》刊发的文章各执一词,特别是主张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陷阱。在评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表现出比同时期的同类刊物更加大胆的特点。但也留下了缺乏时间距离而产生的"沉淀"性不足的缺憾。但是,对以王蒙的作品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的肯定,对以刘索拉、徐星的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的深入分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寻根文学"的关注,对新锐批评家的重视,对青年批评家的提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们都体现了文学观念在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巨大变革。在方法论文本方面,《当代文艺思潮》通过开设"文艺学与社会科学"、"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美学与其他科学"、"文艺学与现代科学"、"文艺新百科"等栏目刊发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给予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沉重的打击,打破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唤醒了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但也存在着生硬"横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过高估计方法的作用的弊端。通过对《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我们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单质化、纯粹化。至少是左翼文学观念与"新启蒙"文学观念并存。"新启蒙"文学观念应该处于主潮的位置,它在1980年代的形成是"体制"内变革的结果。作为"新启蒙"文学观核心观点的文学的人学属性和文学的自律性,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却缺乏反思。传统左翼文学观并没有对"新启蒙"文学观形成打压之势,相反,持左翼文学观的人士在对待"新启蒙"文学观的时候,大多数是采取交流和探讨的态度,而且对"新启蒙"文学观的一些核心观点,他们也是接受的。

潘文峰^[7]（2015）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和探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一、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70年代以来的各种事件使威权意识形态面临紧迫的任务:必须自我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民意才可能继续维持其威望或合法性。而威权意识形态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一种新的美感和文学样式为之效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上摒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这种调整的结果。然而,文艺与政治的对立紧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政治意识形态内部在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使80年代前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几经波折。1984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创作自由”和对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偏左”进行检讨,进一步推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此后,尽管仍面临政治的压力,但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走向多元化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二、讲究政治实用的经典文论和传统批评范式不甘心被边缘化,仍试图利用各种造势（“伤痕文学”论争、“现代派”论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掌控文学发展与批评理论建设的方向。三、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归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尤其是“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人道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立足于实现人的“本质”与“自由”是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个基点。“文学无为而治”、“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等批评理论的倡导,无不深含人道主义的情怀。以上三方面犬牙交错,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研究范围、本论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路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第二章梳理“左翼”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以及70年代末以来威权意识形态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及由此引起的论争。了解“左翼”文艺批评理论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是把握80年代文学批评论争的思想资源与目的的前提和基础。综观80年代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争,其实就是原有文学格局瓦解之后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其话语权之间对峙与冲突的具体表征。其中,“革命”（或政治）的文学观和“人”的文学观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最引人注目;而如果把这种冲突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观照,那么,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文学作为一种阶级与组织的“斗争武器”（为建立某种“规范与秩序”）和文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之间矛盾的历史延续。第三章论述80年代文学批评中两种范式的冲突与转换。从“五四”时期起,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往往成为了文坛聚讼的中心。在此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们屡屡被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讨论。在“革命”文学批评理论的视域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持论“人性”、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正确与否,不仅关乎文艺事业的成败,也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从小的方面去看,对待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态度往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状况。其结果,不符合于“革命”要求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创作方法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落后”或“反动”;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形式”则被贴上各种标签——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等。80年代,以上这些“传统”观点逐渐失魅,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赢得社会共鸣。第四章主要探讨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或流行术语——“文学批评标准”、“新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与理论盲点。第五章从“双百”的实施状况和思维特征两个方面来考察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局限。“双百”实践的历史语境,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争鸣的“上限”。在80年代,“双百”实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这妨碍了“争鸣”的深度和广度,妨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更新速度与创新力度;而一个时代批评的总体思维特征,则反映了其理论自觉的程度。80年代文学批评在递变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即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外部与内部、社会与个体作为思维逻辑,前者意味着保守落后,后者意味着现代和先进。这说明80年代文学批评在反思经典批评理论的过程中缺乏“自我批判”的自觉,仅是一种“体系内的批判”,不具有足够的“艺术总体性”的理论自觉。结语部分总结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指出其扭转了长期以来单纯追求文学与批评的经世致用倾向,开启“文学之为文学”及自身本质属性的全面探索。

周刍^[8]（2014）在《《文学评论》与新时期初（1978-1984）文学思潮》文中研究指明在期刊研究方兴未艾的21世纪，到目前为止对于在当代文学领域地位十分显要的《文学评论》杂志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基于学者对“重返80年代”的呼吁，本文力图能够通过对1978年至1984年《文学评论》复刊后七年的杂志进行全面阅读，分析《文学评论》与新时期初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深化、现代主义重新萌芽、更新批评理论和方法等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新时期初的《文学评论》一直保持着主流、权威的姿态，坚定执行党中央不断更新的文艺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一直紧跟、推动、纠正或引领着时代文艺思潮的变化，显示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责任感和学科领域的专业性。在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开展“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工作的时期，《文学评论》发挥了战斗精神，坚持以工农兵方向和文艺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坚持学术民主，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历史史实三个方面，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四个领域全面展开对“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批判，为一批被否定的作家作品恢复名誉，澄清一些历史史实，将过去被颠倒的事实颠倒过来。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创作领域出现的新作品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引导文艺工作者们对现实主义相关理论的进行深入探索。《文学评论》对新时期的这种“现实主义深化”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推动文艺与政治松绑、对“真实论”和“典型论”进行深入探讨、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解禁、推动文学批评的民主化以及为新的现实主义创作鸣锣开道、扶持青年作家的发展等方面。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萌生体现在创作上，主要是“朦胧诗”的提倡和王蒙等一批作家对小说中现代主义手法运用的探索。《文学评论》在关于现代主义的理论争鸣中，明显倾向于维护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的地位，主张在形式上、创作手法上借鉴现代主义。对于王蒙的现代主义探索和“朦胧诗”的提倡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80年代初文学界普遍呼吁知识更新和方法的多样化，在开放、民主、有活力的氛围中，方法论的更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学评论》此时也以一种十分积极的姿态投入这场对方法论进行更新的运动，发挥了其在文学批评阵地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引导了这场更新批评观念的时代潮流。

李娜^[9]（2012）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人类本体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人类本体论是20世纪80年代一种影响深远的文论思潮。文学人类本体论探索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何以存在。文学人类本体论主张文学是关注人的，文学是关注现实人生的，文艺展示的是人类的生存世界，文学活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文学并不许诺什么，但是它表达希望，它向人们展示一种人类永恒的追求，警觉异化的人生，引导人们不断走向自我超越。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文学人类本体论兴起的历史文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性意识的复归，对传统“反映论”、“工具论”的质疑与反思，文学呼唤回归自身，“文学是人学”命题得到恢复与确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萨特“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等众多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推动了文学人性意识的深化，在这种氛围中，文学人类本体论应运而生。第二章具体阐述文学人类本体论的理论内涵。文学人类本体论直接受益于李泽厚的“主体实践哲学”及其后继者刘再复所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提出“艺术是人类的生存世界”、审美是人自由的生命表现等。文学人类本体与相关本体论的区别。第三章考察文学人类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学界尚存的对文学人类本体论有争议的问题等。第四章揭示文学人类本体论的当代意义。受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一方面人们承受着过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委顿，心与物严重失衡。文学人类本体论高扬人的感性，关注人的生存，高扬文学艺术的意义，将文艺纳入与人的存在境遇关联中思考，承担着丰盈人的感性生命、引领人走向超越的重担。

罗长青^[10]（2012）在《过渡时期的创作诉求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被贴上“激情”的时尚标签,进入文化传播领域成为大众消费的精神快餐,“沉默的大多数”还有没有机会叙述不同的记忆?在批评界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那些,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蜜月”关系的说法,这究竟是否符合“文革”后文学创作实际?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论争的命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究竟应该被当成是“遗产”还是“负债”?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促使作者将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当成研究对象,而且选择了“过渡时期”的作家“创作诉求”作为学位论文的标题。“过渡”当然是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从“文革”到“改革”的转变。“创作诉求”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期望传达的观念、想法和意愿,以及传达这些观念、想法和意愿的方式。从创作思想而言,创作诉求表现为对“人民性”的重视；从创作内容而言,作家诉求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强调；从创作手段来看,创作诉求又体现在“创作手法”的革新。论文重点关注的是,被文学史忽视或遮蔽的作家或作品,以及那些人们熟悉作品的多样性解读。虽然涉及到作家重评、作品重析、思潮重估等诸多方面,但论文一直围绕“创作诉求”这个主题,考察文学作品的现实关怀,以及发掘作家是如何“介入生活”：（1）这篇论文介绍了刘宾雁、王若望和遇罗锦这样一类正在逐渐淡出文学史叙述视野的作家这并不是为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树碑立传,而是结合作家社会阅历、性格命运和个性气质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社会文化现象的角度勾勒这些作家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以及个性自由的推崇。（2）像高行健、王蒙、茹志鹃这样的作家,以及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这样的诗人,文学史对他们的创作情况有过较多的介绍,但这篇论文考察的并不是文学史介绍的“技巧实验”、“形式创新”或“美学原则”,而是这些形式创新之作直面现实勇气以及介入现实的批判能力。（3）论文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分析了典型创作手法,其中包括婚姻家庭叙事中的控诉、历史叙述当中的影射和悲剧性作品的“喜剧性结局”。这些创作手法也同样体现了作家“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求变”的探索精神。真正的问题在于,批评家是否能秉持现实主义的批评态度发现它们的存在。（4）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曾经是一种具有现实介入和生活干预能力的批判理论。先前作家运用人道主义理论从事文学探索的艰难努力,理应成为后来人们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尽管学位论文并没有以“遗产”与“负债”判断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作家“创作诉求”的分析,毫无疑问能够证明,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一定会成为“负债”,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们的“遗产”。这不是说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高于先前或者后来某个历史时期,也不是说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某种意义的“高度”,而是说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的批判精神是值得继承的。在整体性“歌颂改革”背景中,也仍然有作家倡导“干预生活”的创作理念。在形式艺术“创新”的热潮当中,也同时存在着关注“现实生活”的努力。在家庭或者历史题材作品的叙述当中,也还是有作家深入揭示现实矛盾的“创作诉求。作家在表现社会变革与个性自由方面所作的艰难努力,这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当下以及今后文学发展的精神财富。现实主义不仅是作家的创作方法,也同样是批评家所持的态度。作为批评态度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试图考察作家现实关怀的兴趣,以及尝试发掘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复杂联系的热忱。无关乎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同时也无关乎批评家所处的时代,批评家所持的现实主义态度一定能够让他,从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以及花样迭出的创作手法当中,剖析出各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现实关怀。

二、评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写本质”论思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写本质”论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1）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典型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走向“建构”的中国当代文论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学评论》与新时期初（1978-1984）文学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80年代文学人类本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过渡时期的创作诉求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评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写本质”论思潮（论文参考文献）

• [1]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典型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D]. 张新.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D]. 徐凤秋. 黑龙江大学, 2017(06)
• [5]走向“建构”的中国当代文论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为例[D]. 易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6]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标本-《当代文艺思潮》研究[D]. 万水. 辽宁师范大学, 2016(06)
• [7]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D]. 潘文峰. 南京大学, 2015(05)
• [8]《文学评论》与新时期初（1978-1984）文学思潮[D]. 周刍. 湖南科技大学, 2014(04)
• [9]20世纪80年代文学人类本体论研究[D]. 李娜.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3)
• [10]过渡时期的创作诉求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D]. 罗长青. 南京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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