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富汗仍有150万失学女童(论文文献综述)
刘仁雪[1](2021)在《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分析》文中提出英国是全球最大的援助国之一,也是当前唯一一个实现了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超过0.7%的七国集团成员国。通过观察英国对外援助在不同领域的分布,可以发现教育援助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体现了英国对外援助中坚持的促进接受国能力建设的指导方针。在众多的援助接受国中,巴基斯坦近年来接受了最多的英国援助,英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中,教育援助是最主要的援助领域,教育援助在英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中的占比甚至高于英国整体对外援助中的占比。相比之下,传统的援助领域往往集中在经济领域,例如对基础设施和生产项目方面的投资。教育援助并非当前对外援助的主要领域。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的占比较大这一现象具有特殊性。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为探究这一问题,文章选取了英国当前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中预算最大的两个教育援助项目,通过的援助项目的综合分析,本文发现英国对外教育援助动机上看,英国教育援助的动机包含经济,安全,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动机。英国教育援助直接的影响是促进当地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升提高了公民的整体素质;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就业率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减少了不发达国家中的不稳定因素。教育援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完成了英国的教育援助目标,英国教育援助的动机解释了为什么英国重视教育援助,因为教育援助同样能够实现英国的战略目标。此外,英国在具体开展教育援助的过程中,坚持不附加条件,重视同当地部门开展合作以及透明度高的原则,这些原则促进英国教育援助能够在接受国较为高效地发挥作用。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陈佳乐[3](2020)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文中提出儿童即是人类生命体的最初形式,象征着未来和希望。然而,他们和妇女、老人一样自身具有天然的弱势,并且由于身心尚未成熟,无法主动争取自身权利,又相对处于弱势群体中更弱势的地位。因此,保护儿童权利至关重要。为了系统研究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采取了历史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儿童的概念、儿童权利保护的内涵分类予以梳理;介绍了联合国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行动和实践成果,简要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文中所述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所述儿童权利保护主要涵盖生存权、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研究发现,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并设置了儿童权利委员会以便更好地监督其执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致力于实现每一名儿童生存、茁壮成长和实现自身潜能的权利,为此积极活跃于在儿童保护与接纳、儿童生存、教育、社会政策、应急响应、性别、创新为儿童、供应与物流、研究与分析等多个领域,为世界儿童权利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结束女性割礼方面和女童教育方面,以尼日利亚和重返校园运动为代表,儿基会的儿童权利保护行动在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取得了显着成效。中国也积极与儿基会展开合作,为世界儿童保护事业做出贡献。研究指出,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成果显着,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光明的。这意味着保护儿童权利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儿基会的引领下得以受到关注并发展,对世界儿童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黄紫舜[4](2019)在《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部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工程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决定》第三款第九条要求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通过教育手段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国的扶贫攻坚战和联合国的减贫战略目标一致,因此我国的教育扶贫工程不仅受到本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也受到以联合国及其系统组织等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我国为了打赢扶贫攻坚战,推动教育扶贫事业的前进,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个影响力较大的国际组织为代表,研究国际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对其梳理历史、分析制度,总结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三个国际组织进行比较,找出异同点,取得经验,预测趋势,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启示和借鉴。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部分是绪论。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宗旨,从多个维度肯定教育作用,制定教育扶贫政策。本部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整理,对国际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的状况和趋势进行确定,同时界定教育扶贫、国际组织等核心概念,之后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教育扶贫政策的具体分析,梳理历史发展,分析制度安排,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扶贫相关的组织特征分析。本文所提到的三个国际组织都属于联合国系统,受到联合国理念和减贫战略的影响,他们利用各自组织的优势,结合本组织的宗旨和主张,实施教育扶贫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教育扶贫起着引导性作用;世界银行不仅是目前教育扶贫政策的资金最大提供方,也以工具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注于0至18岁儿童的各项权利,通过教育手段帮助儿童发展,摆脱贫困。第三部分是在三个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基础上,对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不同维度层面上的比较,对三个国际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宏观、整体的定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都注重扩大教育扶贫政策的参与群体,选择弱势群体作为扶贫对象;重视教育扶贫的设计、运行和监控规范;创新技术手段保证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运作。但是三个国际组织在教育扶贫政策方面也有差异,教育扶贫政策理念的价值取向、机构的性质地位、支持政策的资金来源和政策的关注点都不相同。在几十年的持续性教育扶贫工作中,以上国际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确保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性。此部分在对国际组织的总体经验的分析基础上,预测出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最新趋势。第四部分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我国自身的教育扶贫政策现状,以及我国和国际组织合作中的问题,对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审视,在宏观层面提出积极深入参与国际组织教育扶贫的建议;在微观层面上提出对国际组织先进经验的借鉴,加大参与力度、培养相关人才的具体建议。本文通过对三个代表性国际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进行梳理和探讨,进行多维度比较,总结出他们的经验。根据我国的现状分析,提出深入参与国际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对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促进我国教育扶贫,乃至总体扶贫工程的顺利进行。
刘娣[5](2019)在《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女童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人口、民族等各方面的广泛的社会问题。提高女童的受教育水平不仅有利于女童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但是女童在教育中的弱势处境由来已久,目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女童还是无法享有和男童一样的入学机会,女童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其诞生以来,便被赋予了天生的和平意愿和自由精神,且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促进男女平等、建立男女心中的和平”,而女童作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直是该组织重点关注的对象。通过对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历史梳理,分析得出其女童教育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20世纪40-50年代从价值性目的出发,主张为女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20世纪60年代从工具性目的出发,主张为女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终身教育和女性主义的兴起,重新强调女童平等受教育权;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全民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提倡对女童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的重视。通过研究21世纪以来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分析和概括出其女童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即强调教育机会公平和强调教育过程公平,而其女童教育政策的实践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伙伴关系。研究还发现21世纪以来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不仅致力于为所有女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注重发动多方力量共同促进世界女童教育的进步,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其女童教育政策的重难点,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女童教育问题仍然突出。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2014年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接受邀请担任“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2015年中国政府开始资助教科文组织的“女童和妇女教育特别奖”。此外,中国海航集团还于2014年2月同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教科文组织-海航女童和妇女教育伙伴关系”。通过对我国政府及海航集团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经验进行总结,可以为我国更好参与相关国际事务得出启示。
孟凡娟[6](2018)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保护残疾人权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主流化视角保障残疾人权利是联合国提出的新战略,标志着联合国进入全面推进残疾人权利保护的新阶段。为推动残疾人权利纳入主流,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专门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和2015年通过的全球政治承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残疾人权利已经被纳入国际规范框架和国际发展议程的主流。《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系统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法律基础。为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已经将残疾人权利纳入工作日程,但仍有部分机构缺乏认识和行动,已经付诸行动的联合国机构在将残疾人权利纳入其政策、战略、方案和实践的主流方面依然存在严峻挑战。为促进残疾人权利纳入联合国庞杂的系统主流,笔者从人权的角度选取了人权理事会UPR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两个机构,系统分析它们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推动。虽然仅仅从这两个机构剖析或许有局限性,但它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促进人权的机构,且与其他机构有支持、指导、监督和合作关系。因此,这样的选择可能更好的了解残疾人权利纳入联合国系统主流的情况,进而推动《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表达了全球对未来发展进程中促进残疾人权利纳入发展主流的政治承诺。该议程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为残疾人权利纳入法律和政策的主流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当前,为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最重要的是在联合国的努力下如何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二章是联合国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现象探析。该章深入探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含义、界定的标准和蕴含的法律价值,并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视角审视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提出的理论依据,阐述残疾人权利主流化产生的必然性。同时,该章还梳理了联合国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第三章是《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阐述联合国机构对残疾人权利纳入国际规范框架所做出的努力,分析联合国机构应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为依据将残疾人权利纳入系统主流,探讨如何通过残疾人缔约国大会以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互动式对话吸取经验,促进残疾人权利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主流。第四章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PR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UPR有权监督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考虑到国家层面实现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分析UPR的建立、运行和后续行动对残疾人权利在国家层面主流化的推动,并提出UPR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第五章是人权高专办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从人权高专办的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研究内容及合作范围等方面阐述人权高专办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做出的努力,并探讨人权高专办推动联合国系统内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所应采取的举措。第六章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该章探究残疾人权利载入国际发展议程主流的理论依据以及联合国在推动包容残疾人的全球发展议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目标以及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应该持有的理念,并提出在联合国系统内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第七章是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进程。中国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章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战略定位,回顾参与历程,分析遇到的障碍和挑战,并提出中国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路径。第八章为结论。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具有多维面向,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家承担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义务,非国家行为人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残疾人权利已经载入国际发展议程和国际规范框架的主流,联合国部分机构已经行动起来,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以主流化视角保障和落实残疾人权利已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但落实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对联合国仍是个巨大挑战。
宁彧[7](2018)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09年7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发动暴乱,随即遭政府镇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被法外处决。次年9月,新任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以“复仇”的名义掀起“圣战”。从此,尼日利亚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中。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难民问题突出成为“博科圣地”问题之于尼日利亚的真实写照。自2011年起,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停止对“博科圣地”围剿,其中也伴随着数次效果不甚理想的和谈。2015年后随着问题外溢,在非盟主持下,地区合作逐步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成立。虽然取得了些许成效,但时至今日,“博科圣地”仍保持一定频次的恐怖袭击,威胁依旧。“博科圣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产物。尼日利亚独立后,西方制度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政局动荡不安,频繁的转型使尼日利亚政治异常敏感。第三共和国后,深感权力被分享的北方政治精英积极推行伊斯兰教法撕裂国家。不仅如此,少数族群问题与政治腐败问题更成为“博科圣地”抨击政府的借口。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忽视地区间平衡、漠视民生,贫困与失业问题成为“博科圣地”壮大的土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对立、伊斯兰教内部极端化倾向明显、萨拉菲主义兴起且为极端势力所利用,又成为“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基础。“博科圣地”有着特点鲜明的发展脉络。穆罕默德·优素福是“博科圣地”的开创者与推动者;阿布巴卡尔·谢考进一步将“博科圣地”推向了极端化的深渊,彻底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在内外力互动作用下,“博科圣地”先后经历了多次大的分裂,穆罕默德·阿里与卡纳马基地、“优素福伊斯兰运动”与“安萨鲁”、穆罕默德·马尔万派、阿布·巴纳维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等都是“博科圣地”分裂与整合的产物,从而凸显了该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与行动实践的差异。“博科圣地”具有清晰的体系建构特征。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博科圣地”意识形态的核心,阿里、优素福、谢考,乃至巴纳维等人的不同阐释,对其既有继承,更有分歧。对文化、族群、现实利益等因素的解读又突出了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随着领导人的不同、斗争策略的转变、外部压力的强弱变化,“博科圣地”呈现出动态的组织结构特征。虽具有明显的“等级制”,但趋于“扁平化”。由于组织的分化或分裂,其外部形态又呈现“网络化”。“博科圣地”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性,一是本土化成员占据主体,且由于领导人的族群身份,卡努里人组织中占据多数,但“博科圣地”问题并不等于卡努里族群问题。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则是“博科圣地”人员组成的新特点。二是资金来源。来自国内的“合法”性收入、捐赠性收入在最初占据主导。但是,随着该组织的恐怖暴力化,其资金的犯罪性收入比例加大,且与外部的资金联系日益加深。尼日利亚国家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差异、政治隔阂、危机管理问题与“博科圣地”互为影响。大量贫困失业人员、北方伊斯兰化等有利于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尼日利亚政府应对软硬失当则进一步催生了“博科圣地”的极端化。该组织的长期存在对尼日利亚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动荡、国家形象受损。不仅如此,它还挑战了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社会。在地区安全层面,活跃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青年党”等极端组织与“博科圣地”的互动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而“博科圣地”的壮大进一步催生了“动荡弧”的发展演变。对于“博科圣地”问题,非盟、西共体、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均积极应对,推动合作。其中,非盟完善了制度层面的设计,并推动多国联合部队扩充、部署;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有效遏制了“博科圣地”的肆意蔓延;西共体则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但是,地区国家的合作也由于各国的历史争端与现实分歧而面临一定挑战。在国际安全层面,“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伊斯兰国”的联系强化了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身份;该组织对阿布贾联合国大楼的袭击、对域外国家公民的劫持、对西方国家的言语威胁、在国内制造屠城惨案与大规模人质事件等,无一不引起世界震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法国、美国等世界大国审慎应对,协助萨赫勒地区国家打击“博科圣地”。本文认为,“博科圣地”经过了从“内生”到“外溢”的发展过程,尼日利亚国家生态、政府危机治理、地区局势动荡、反恐合作不力与其产生、发展、壮大有着一定关系,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借”的复杂模式。从根本上看,“以暴易暴”并非长久之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政局稳定、平衡地区差异、重视民生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才是彻底解决“博科圣地”,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组织问题的关键所在。
朱佳莹[8](2016)在《《手机&扫盲:女性手中的权能》(简介、第1-2部分)翻译报告》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翻译项目的原文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出版的《手机&扫盲:女性手中的权能》(Mobile Phones&Literacy:Empowerment in Women’s Hands)书中的简介(Introduction)、第一部分(Making Connections:Literacy,Mobile Phones and Empowerment)及第二部分(Methodological and Analytical Aspects)。原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是根据对世界三大区域开展的九项移动学习项目的跨案例分析,试图揭示手机通过提高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从而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扫盲发展。本报告讨论在翻译过程中,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原则下,运用词性转换、顺译、逆译、拆分的翻译方法,解决源语言与目标语言间实现信息有效传递的困难。本翻译报告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介绍翻译项目背景和意义对翻译项目进行了整体描述。第二章介绍理论基础,即交际翻译理论以及文本功能分类;在此基础上分析原文功能,文体,句法特征;由此提出翻译策略。第三章首先预估翻译难点,接着通过分析翻译实例,指出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如何在句法层面解决信息有效传递的翻译困难,实现交际目的;第四章总结翻译经验教训并指出亟待解决的问题。
冯艾[9](2014)在《内战后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保证人民的受教育权是人们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以及参与正常生活的根本前提。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受战争、武装冲突、暴力与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正因如此,教育应急与重建逐渐成为全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南苏丹是世界上发展最受挑战的国家之一,2005南北苏丹停止内战,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长达13年的内战导致整个南苏丹基础设施匮乏,重建与发展的难度相当大。要恢复和发展南苏丹,首先必须提高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要重建南苏丹的教育系统,首先必须发展处于基础和薄弱环节的初等教育。本研究论述了南苏丹初等教育系统和学校建设的策略、内容、具体案例,探讨了初等教育重建取得的初步成效及面临的挑战,以期对世界全民教育的进展有所借鉴。此外,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非常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而且发生的频率很高、损失巨大。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恢复和发展进行介绍和总结经验,以丰富我国关于灾后学校重建与恢复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提出了选题的研究缘由及意义,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教育应急”“教育重建”以及“初等教育”进行界定,并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阐明了本研究的结构、思路与方法。正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背景,简要论述了全民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南苏丹教育重建的推动作用。内战对南苏丹初等教育系统全面摧毁,南苏丹在国际组织的教育援助展开了初等教育的重建与恢复工作,该部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论述了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背景。第二部分论述了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基础设施和学习场所的建设,南苏丹初等教育的学制与课程设置,师资的培训以及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第三部分分别从“可选择性教育系统”、“走进学校运动”、“救助儿童会”的教育援助以及流离失所儿童的教育四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具体项目。第四部分是基于《南苏丹NEE最低标准》对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评估,该标准包括社区参与与部门协调、受教育机会与学习环境、教与学、教师和其他教职人员的招聘与管理、教育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五个方面。第五部分是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初步成效、挑战与展望。该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总结了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取得的初步成效、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了南苏丹初等教育发展的展望(如《2012-2017年南苏丹通识教育发展战略计划》)。
张一帅[10](2014)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年度报告》翻译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翻译项目的原文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在2013年6月发布的UNICEF Annual Report201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年度报告》)。原文陈述和总结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2年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涉及应急救灾、医疗保健、教育卫生、粮食安全、筹集资金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很好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报告的主要内容分四部分,第一、翻译项目介绍,包括项目背景、项目意义等。第二、研究背景,包括功能对等理论基础、作者介绍、原文主要内容、原文特点分析等。第三、翻译难点与翻译方法:专有名词和长难句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在翻译过程中用到的翻译方法主要有:词性转换法、倒置法、拆句法等。第四、总结在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以及仍待解决的问题。
二、阿富汗仍有150万失学女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阿富汗仍有150万失学女童(论文提纲范文)
(1)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文献回顾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背景介绍 |
第一节 巴基斯坦对教育援助的需求 |
一、巴基斯坦在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 |
二、巴基斯坦教育问题的产生原因 |
三、巴基斯坦教育现状所造成的影响 |
第二节 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特点 |
一、英巴双方对英国对巴教育援助高度重视 |
二、地域上分布不均 |
三、重视巴基斯坦当地机构的参与 |
第三节 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动机 |
一、政治动机 |
二、经济动机 |
三、安全动机 |
四、人道主义动机 |
第二章 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的典型案例:旁遮普邦教育支持项目第二阶段 |
第一节 项目背景 |
一、教育援助在英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中的地位 |
二、旁遮普邦的教育现状 |
三、项目前身 |
第二节 项目简介 |
一、项目目标 |
二、起止时间和预算 |
三、项目内容 |
四、成果 |
五、项目影响 |
六、项目特点 |
第三节 项目动机 |
一、经济动机 |
二、人道主义动机 |
三、政治和安全动机 |
第三章 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典型案例:开普尔-普什图教育部门计划 |
第一节 项目背景 |
一、开普尔邦社会概况 |
第二节 项目简介 |
一、项目概况 |
二、项目主要内容 |
三、主要成果 |
四、项目评价 |
第三节 项目动机 |
一、教育动机 |
二、经济动机 |
三、安全动机 |
第四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写列表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一、什么是贫困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三、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二、治理和统治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贫困的产生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一、研究假设 |
二、基本观点 |
三、章节安排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思路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第一节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第一章 儿童权利保护问题 |
第一节 儿童权利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
第二节 儿童保护问题及其分类 |
一、生存权 |
二、发展权 |
三、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 |
第二章 联合国与儿童权利保护 |
第一节 立法:从《世界人权宣言》到《儿童权利公约》 |
一、奠基石:《世界人权宣言》的提出 |
二、新发展:《儿童权利宣言》 |
三、里程碑:《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颁布 |
第二节 机制:儿童权利委员会 |
第三节 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一、成立背景 |
二、宗旨和使命 |
三、管理机制 |
四、主要工作 |
第三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实践成果 |
第一节 儿基会保护儿童权利的途径 |
一、在世界各地广泛设立办事处 |
二、花更少的钱拯救更多的生命 |
三、应急响应和准备 |
四、对老问题采取新办法 |
五、建立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 |
六、为儿童发声 |
第二节 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陋习的成果——以尼日利亚为例 |
一、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危害 |
二、儿基会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的行动 |
三、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联合项目在尼日利亚 |
第三节 降低全球儿童失学率的成果——以重返校园运动为例 |
一、失学造成严重后果 |
二、儿基会降低失学率的行动 |
三、“重返校园”运动 |
第四节 儿基会在中国 |
第四章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现状及前景 |
第一节 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分析 |
一、2009-2013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分析 |
二、2015-2019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分析 |
第二节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存在问题及前景分析 |
一、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
二、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的前景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评述 |
三、概念界定 |
(一) 国际组织 |
(二) 教育扶贫 |
(三) 国际组织教育扶贫 |
四、研究设计 |
(一) 研究问题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扶贫政策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发展 |
(一) 初始兴起阶段(1945-1949) |
(二) 快速发展阶段(1950-1969) |
(三) 深化调整阶段(1970-1989) |
(四) 规划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扶贫的制度安排 |
(一) 法律保障 |
(二) 战略规划 |
(三) 援助计划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特征 |
(一) 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使命 |
(二) 责任明确的职能实施机制 |
(三) 连贯系统的项目运行方式 |
第二章 世界银行的教育扶贫政策 |
一、世界银行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 |
(一) 争论与徘徊阶段(1948-1962) |
(二) 逐步参与阶段(1963-1971) |
(三) 全面支持阶段(1971-1980) |
(四) 反思调整阶段(1980-2000) |
(五) 整体提升阶段(2000年至今) |
二、世界银行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度安排 |
(一) 法律保障 |
(二) 战略规划 |
(三) 援助计划 |
三、世界银行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特征 |
(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取向 |
(二) 通过经济手段落实政策的实施机制 |
(三) 使用经济分析工具落实政策的体系 |
第三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教育扶贫政策 |
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 |
(一) 关注健康与权利阶段(1946-1969) |
(二) 关注基础教育阶段(1970-1988) |
(三) 关注整体权利阶段(1989-2000) |
(四) 关注女童权利阶段(2000年至今) |
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制度安排 |
(一) 法律保障 |
(二) 战略规划 |
(三) 援助计划 |
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特征 |
(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扶贫理念 |
(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组织运行 |
(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特点 |
第四章 三个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比较 |
一、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共性特征 |
(一) 争取多方参与,协同政策实施 |
(二) 谨慎选择对象,关注弱势群体 |
(三) 项目设计连贯,运作流程相似 |
(四) 重视扶贫技术,提升业务水平 |
二、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不同之处 |
(一) 教育扶贫的价值取向不同 |
(二) 国际组织的性质地位不同 |
(三) 教育扶贫资金的来源不同 |
(四) 教育扶贫政策的侧重点不同 |
三、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主要经验 |
(一) 确保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
(二) 重视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
(三) 完善较准确的监测制度 |
(四) 加强政策中的整体协调 |
四、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趋势 |
(一) 教育扶贫规模扩大化 |
(二) 教育扶贫落实本土化 |
(三) 教育扶贫方式整体化 |
(四) 教育扶贫合作网络化 |
第五章 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一、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现状 |
(一) 我国的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 |
(二) 我国参与国际组织教育扶贫 |
(三) 教育扶贫合作中双方的问题 |
二、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的启示 |
(一) 宏观层面上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启示 |
(二) 微观层面上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启示 |
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概念界定 |
1.2.1 女童教育 |
1.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第2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 |
2.1 20世纪40-50 年代:从价值性目的出发,主张为女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 |
2.2 20世纪60 年代:从工具性目的出发,主张为女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
2.3 20世纪70-80 年代:随着终身教育和女性主义的兴起,重新强调女童平等受教育权 |
2.4 20世纪90 年代-21 世纪初:随着全民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提倡对女童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的重视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
3.1 强调教育机会公平:主张为女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 |
3.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女童平等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的重视.. |
3.1.2 各成员国对女童平等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的重视 |
3.2 强调教育过程公平:主张为女童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
3.2.1 主张降低女童入学成本 |
3.2.2 扩展和改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
3.2.3 提高教师质量,重视培养教师的性别敏感意识 |
3.2.4 平衡男女教师比例,增加落后地区女教师数量 |
3.2.5 主张正确处理校园性别暴力 |
第4章 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实施途径: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伙伴关系 |
4.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拉拉基金会 |
4.2 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之间的伙伴关系:通过教育赋予青少年女童和青年妇女权力的联合方案 |
4.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海航女童和妇女教育伙伴关系 |
4.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韩国CJ集团开展“聪明的女孩,更光明的未来”教育项目 |
第5章 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特点分析 |
5.1 致力于为所有女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 |
5.2 实施途径上注重发动多方力量 |
5.3 注重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
5.4 地区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的重难点 |
第6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实践意义 |
1.2 研究背景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 |
1.4.1 语义分析的方法 |
1.4.2 历史研究的方法 |
1.4.3 比较研究的方法 |
1.5 创新点 |
1.6 研究不足 |
第2章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现象探析 |
2.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缘起和发展历程 |
2.2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概念界定 |
2.2.1 残疾含义 |
2.2.2 人权的含义 |
2.2.3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内涵 |
2.3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判断标准 |
2.3.1 残疾人的参与 |
2.3.2 残疾人的权利 |
2.3.3 残疾人的需要 |
2.3.4 监测评估方案 |
2.3.5 无间隔政策 |
2.4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理论基础 |
2.4.1 利益集团博弈理论 |
2.4.2 社会学理论 |
2.4.3 发展伦理学 |
2.4.4 残疾人经济学 |
2.5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核心价值 |
2.5.1 尊严 |
2.5.2 正义 |
2.6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取得的进展 |
2.6.1 人权文书较完善 |
2.6.2 监督机制较健全 |
2.6.3 执行程序较全面 |
2.6.4 伙伴关系正在结成 |
2.7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存在的缺陷 |
2.7.1 理念认识需深入 |
2.7.2 全系统行动计划缺失 |
2.7.3 具体效果难以衡量 |
2.7.4 高质量数据缺乏 |
2.7.5 监督机制功能重叠 |
2.8 结论 |
第3章 《残疾人权利公约》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3.1 《公约》的出台与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3.1.1 秘书长 |
3.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3.1.3 社会发展委员会 |
3.1.4 人权委员会 |
3.2 《公约》内容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3.2.1 权利设定的全面性 |
3.2.2 义务承担的广泛性 |
3.2.3 机构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依据 |
3.3 《公约》框架下的合作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3.3.1 互动对话 |
3.3.2 咨询和协助 |
3.4 落实《公约》以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 |
3.4.1 联合国机构更多地参与公约缔约国会议 |
3.4.2 加强《公约》机构间支助小组成员的合作 |
3.4.3 应以《公约》的角度促进《2030议程》 |
3.4.4 扩大联合国系统主流化检查的范围 |
3.4.5 精简报告机制 |
3.4.6 更新残疾用语 |
3.5 结论 |
第4章 人权理事会UPR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4.1 建立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4.1.1 防止权利边缘 |
4.1.2 提供交流平台 |
4.1.3 提供监督途径 |
4.2 审议依据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4.2.1 促使更多国家加入《公约》 |
4.2.2 促使国家制定或修改残疾人法律 |
4.2.3 监督政策落实 |
4.3 审议主体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4.3.1 对欧盟国家的监督 |
4.3.2 对日本的监督 |
4.4 审议内容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4.4.1 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护的监督 |
4.4.2 对受教育权保护的监督 |
4.4.3 对无障碍环境权保护的监督 |
4.4.4 对工作权保护的监督 |
4.4.5 对社会保障权保护的监督 |
4.5 后续行动对残疾人权利的主流化 |
4.6 UPR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举措 |
4.6.1 重视国家报告磋商过程 |
4.6.2 补充UPR审议的专业性 |
4.6.3 完善人权理事会的建议权 |
4.6.4 提高互动对话的质量 |
4.6.5 保障非政府组织权益 |
4.6.6 制定监测评估体系 |
4.7 结论 |
第5章 人权高专办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5.1 职能定位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5.1.1 推动纳入普遍定期审议的主流 |
5.1.2 支持纳入特别程序的主流 |
5.1.3 纳入人权顾问工作的主流 |
5.1.4 融入和平特派团工作的主流 |
5.2 机构设置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5.2.1 司级部门的推动 |
5.2.2 区域办事处的促进 |
5.2.3 国家办事处的落实 |
5.2.4 国家机构股的帮助 |
5.2.5 快速反应股的支持 |
5.2.6 民间社会股的促进 |
5.3 研究内容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5.3.1 推动纳入国际规范框架的主流 |
5.3.2 专题研究落实《公约》 |
5.3.3 撰写书籍扩大宣传 |
5.4 合作范围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5.4.1 加强联合国机构间的合作 |
5.4.2 加强与国家的合作 |
5.4.3 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
5.4.4 注重与企业合作 |
5.5 人权高专办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举措 |
5.5.1 解决法律障碍 |
5.5.2 出台共识文件 |
5.5.3 制定操作政策 |
5.5.4 扩大合作范围 |
5.5.5 纳入人道主流 |
5.5.6 统一实践决议 |
5.5.7 重点监督落实 |
5.5.8 增强协调能力 |
5.6 结论 |
第6章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
6.1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载入《2030议程》的理论解读及联合国的努力 |
6.1.1 世界主义 |
6.1.2 全球治理 |
6.1.3 联合国的努力 |
6.2 《2030议程》确定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目标 |
6.2.1 受教育权的主流化 |
6.2.2 就业权的主流化 |
6.2.3 无障碍环境权的主流化 |
6.3 落实《2030议程》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理念 |
6.3.1 以人为中心 |
6.3.2 包容性发展为着力点 |
6.3.3 以国际法为依据 |
6.3.4 以统筹兼顾为方式 |
6.3.5 以全球伙伴关系为支撑 |
6.4 落实《2030议程》促进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建议 |
6.4.1 亟需制定全系统战略行动计划 |
6.4.2 加强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中心的功能 |
6.4.3 加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 |
6.4.4 专门机构开展2030行动框架 |
6.4.5 成立关注残疾人地位的机构 |
6.4.6 加强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对残疾人的宣传 |
6.4.7 收集精准高质量数据 |
6.4.8 健全审查和后续行动机制 |
6.5 结论 |
第7章 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进程 |
7.1 中国参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战略定位 |
7.1.1 勇敢的领跑者 |
7.1.2 睿智的建设者 |
7.1.3 共赢的合作者 |
7.2 中国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取得的进展 |
7.2.1 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 |
7.2.2 积极落实UPR的建议 |
7.2.3 积极落实《2030议程》 |
7.3 中国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潜在挑战 |
7.3.1 主流化的理念尚未深入 |
7.3.2 主流化的落实仍显乏力 |
7.4 中国促进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优化路径 |
7.4.1 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作用 |
7.4.2 推动联合国残疾人机制的整合 |
7.4.3 推动残疾人权利纳入国际援助框架主流 |
7.4.4 研究区域组织加入《公约》的可行性 |
7.4.5 整合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
7.4.6 构建中国国家人权机构 |
7.4.7 完善法律制度 |
7.4.8 开展宣传活动消除意识障碍 |
7.5 结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博科圣地”产生的背景 |
第一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政治族群背景 |
一、政治局面动荡不安 |
二、北方伊斯兰教法改革影响消极 |
三、少数族群问题突出 |
四、腐败问题怵目惊心 |
第二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经济背景 |
一、频繁的经济调整 |
二、过分依赖石油资源 |
三、忽视地区均衡发展 |
四、无序的城市发展 |
第三节 “博科圣地”产生的宗教背景 |
一、伊斯兰教传播与丹·福迪奥圣战 |
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立 |
三、伊斯兰教内部派别的矛盾 |
第二章 “博科圣地”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初创(2002—2005)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引退与穆罕默德·优素福继任 |
二、谢里夫与优素福的“盟友关系” |
三、穆罕默德·阿里出走与卡纳马基地建立 |
四、国内小规模冲突爆发 |
第二节 优素福与“博科圣地”爆发(2005—2009) |
一、优素福回国与伊本·泰米叶清真寺建立 |
二、优素福与宗教界关系恶化 |
三、优素福与政府关系破裂 |
四、迈杜古里暴乱前兆 |
五、迈杜古里暴乱 |
六、政府执法问题出现 |
第三节 谢考继任与“博科圣地”“复仇”(2010—2015) |
一、谢考掌权与“复仇”旗号 |
二、政府首次和谈与组织分裂 |
三、“安萨鲁”成立 |
四、政治协商失败与冲突再度升级 |
第四节 谢考与“博科圣地”效忠“伊斯兰国”(2015年以后) |
一、巴加屠杀 |
二、地区合作与谢考效忠“伊斯兰国” |
三、军事压力与组织再次分裂 |
四、“博科圣地”的现状:蛰伏与偷袭交替 |
第三章 “博科圣地”的体系建构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意识形态 |
一、阿布巴卡尔·拉万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教团型萨拉菲 |
二、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政治型萨拉菲 |
三、阿布巴卡尔·谢考与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 |
四、“安萨鲁”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向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组织结构 |
一、“博科圣地”领导人及更替 |
二、“博科圣地”组织结构演变 |
三、“博科圣地”当前的组织形态 |
第三节 “博科圣地”的人员构成 |
一、“博科圣地”中的本土人员 |
二、“博科圣地”中的外籍人员 |
三、“博科圣地”中的儿童兵与女性“圣战者” |
第四节 “博科圣地”的资金活动 |
一、“合法”性收入 |
二、犯罪性收入 |
三、捐赠性收入 |
四、“博科圣地”资金的国际联系 |
第四章 国家发展视野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尼日利亚国内经济政治困境与“博科圣地” |
一、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
二、南北政治隔阂问题 |
第二节 尼日利亚政府危机治理困境与“博科圣地” |
一、制度政策及效力局限性 |
二、军事应对及效果问题 |
三、政治手段及协调性问题 |
第三节 “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国家发展的影响 |
一、人员伤亡、人口劫掠及难民问题 |
二、国内经济损失 |
三、尼日利亚的割裂状态 |
四、尼日利亚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
五、“博科圣地”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 |
第五章 地区安全视角下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及效应 |
一、萨赫勒“动荡弧”的背景 |
二、萨赫勒“动荡弧”的效应 |
第二节 萨赫勒“动荡弧”的单元互动 |
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二、“青年党”与“博科圣地”的关系 |
三、“博科圣地”对萨赫勒“动荡弧”的支撑 |
第三节 地区层面的合作应对 |
一、非洲联盟在制度层面的完善 |
二、“新版”多国联合部队的形成、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反应 |
第六章 国际安全视域中的“博科圣地”问题 |
第一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征 |
一、“博科圣地”与“基地”组织总部的关系 |
二、“博科圣地”与“伊斯兰国”的关系 |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国际圣战”实践 |
一、暴力的表达 |
二、言语的威胁 |
第三节 国际社会的反恐应对 |
一、联合国的反应 |
二、欧盟的行动 |
三、法国、美国的部署及存在的问题 |
结论 |
附录 |
一、“博科圣地”大事记 |
二、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手机&扫盲:女性手中的权能》(简介、第1-2部分)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Acknowledgement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1.1 Overview of the Source Text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1.3 Layout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Chapter Two Translation in Progress |
2.1 Theoretical Foundation |
2.1.1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2.1.2 Language Functions and Text-categories |
2.2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2.2.1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2.2.2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2.2.3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in Practice: Case Studies |
3.1 Translation Difficulty |
3.2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
3.2.1 Conversion |
3.2.2 Sequence |
3.2.3 Inversion |
3.2.4 Division |
Chapter Four Summary |
4.1 Experience |
4.2 Problems |
Bibliography |
AppendixⅠ Source Text |
Appendix II中文译文 |
(9)内战后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核心概念界定 |
(三) 文献综述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背景 |
(一) 内战对南苏丹教育系统的全面摧毁 |
(二) 全民教育对南苏丹教育重建的推动作用 |
(三) 国际组织对南苏丹的教育援助 |
二、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主要策略 |
(一) 教育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
(二) 初等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
(三) 学制与课程的设置 |
(四) 师资力量的建设 |
(五)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构 |
三、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具体项目 |
(一) “可选择性教育系统(AES)” |
(二) “走进学校”运动 |
(三) 救助儿童会的教育援助 |
(四) 流离失所儿童的教育 |
四、基于《INEE最低标准》对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评估 |
(一) 社区参与与部门协调 |
(二) 受教育机会与学习环境 |
(三) 课程与教学 |
(四) 教师及其他教职人员 |
(五) 教育法律和政策 |
五、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的困境与发展的展望 |
(一) 南苏丹初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
(二) 南苏丹初等教育发展的态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年度报告》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翻译项目介绍 |
1.1 项目背景 |
1.2 项目意义 |
1.3 报告结构 |
第二章 研究背景 |
2.1 理论基础 |
2.2 原文介绍 |
2.2.1 作者介绍 |
2.2.2 翻译文本主要内容 |
2.2.3 原文分析 |
第三章 翻译难点与翻译方法 |
3.1 翻译难点 |
3.2 准备工作 |
3.3 翻译方法 |
3.3.1 词性转换法 |
3.3.2 倒置法 |
3.3.3 拆句法 |
第四章 总结 |
4.1 翻译经验与教训 |
4.2 仍待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原文 |
附录2 译文 |
致谢 |
四、阿富汗仍有150万失学女童(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对巴基斯坦教育援助分析[D]. 刘仁雪. 外交学院, 202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D]. 陈佳乐. 外交学院, 2020(07)
- [4]国际组织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为例[D]. 黄紫舜.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5]21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教育政策研究[D]. 刘娣.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6]联合国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研究[D]. 孟凡娟.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7]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D]. 宁彧. 云南大学, 2018(01)
- [8]《手机&扫盲:女性手中的权能》(简介、第1-2部分)翻译报告[D]. 朱佳莹.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03)
- [9]内战后南苏丹初等教育重建研究[D]. 冯艾. 西南大学, 2014(09)
- [1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年度报告》翻译报告[D]. 张一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4(09)
标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论文; 博科圣地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女童保护论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