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植大地 共享成长——记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邱铁鑫[2](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顾超[3](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王京[4](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刘秀珍[5](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张子峻[6](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认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王志强[7](2018)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互涉,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论文将籍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论文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检讨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全文结构则如下:第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此方案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籍借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此方案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此方案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籍借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咏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文章将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
陈乐乐[8](2017)在《儿童教育的身体转向》文中研究指明哲学上的身体转向,其实质在于重新认识人的完整性存在。儿童教育学的关注点是儿童,因此,只有真正理解了儿童存在的本质,教育才有可能获得合理的发展。传统教育重视课堂之上的心智训练,忽略甚至贬抑身体在学习过程中的认识特质及构成作用。儿童被主观地分裂为身体与心灵的存在物,教育场域中所折射出的是无身性儿童,这根源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困境。与此相反,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重新打开了身体在哲学和教育学中的话语权,将儿童定义为一种身体主体存在。主体意识哲学的余孽在梅洛-庞蒂的反叛中变得扑朔迷离,儿童被视为理性认识主体之命题遭受质疑。梅洛-庞蒂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西方哲学史中的身心二分观念,身体不再是一种冰冷的物性存在,而是物性与灵性的统一,即身体与精神统一于儿童身体之中,身体与精神在身体哲学的再认识中具有原初的不可分性。这时,儿童身体本身所蕴含的本能无意识等精神特性开始显露出来,儿童的认识或知识的形成直接来源于身体,学习的概念由此扩大。在中国哲学语境下,这种积极的身体观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换言之,身体与心灵在发生学上辩证性地融合起来。无独有偶,在儿童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杜威和皮亚杰对儿童身体与儿童教育关系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与讨论。传统儿童教育注重无身性的理智学习活动,学习是通过外在于儿童的知识材料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活动。思维与行动、身体与学习、生理与心理之间毫无关联性可言。在儿童教育实践中,身体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物性存在,学习关乎的是儿童心灵或大脑对知识材料的表征与记忆,身体不参与儿童的知识形成与认知发生过程。杜威和皮亚杰反驳了以上论点,论证了儿童身体与知识形成、思维发生之间的融合关系,指出儿童教育是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一体化过程,儿童的认识处于一种“非二元论”时期,身体动作是其思维形成的根源,身体与心灵之间并非是一种割裂关系。这有助于破除儿童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二元论问题,并消解我们对儿童学习概念的狭义认识。儿童的学习或教育并非仅仅局限于其对客观材料的认识与理解,儿童身体本身所固有的精神性就是一种独特的认识和学习方式,这种精神性是儿童的生物层面、本能无意识层面及意识层面的三者合一,我们较为看重的是儿童意识层面的知识与文化学习,惯常性忽视或贬低其生物层面和本能无意识层面的存在。儿童教育学特别是幼儿教育学,辩证地看,其本质是身体教育学。反观当下进行的儿童思维训练、幼儿园小学化现象及儿童读经运动等,皆是将儿童视为一种无身性的心灵存在物。客观主义知识并不是儿童认识的第一规定,儿童的认识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儿童身体与儿童教育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传统无身性教育正在遭受本体论上的逻辑挑战,身体哲学转向的教育学意义在于重新认识儿童及儿童教育学,并主张复归身心一体的具身教育学。总之,在一种新的身体哲学观念指导下,儿童心理发展的表征主义、无身的客观主义思维方式、身体在哲学话语中的消极意义正在遭受质疑和批判。在幼儿教育领域,传统的知识教育学应向现代身体教育学转变。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是儿童教育学科学发展的唯一出路,身体哲学转向必然要求重新定义儿童的存在本质及儿童教育学的本体论内涵。由此来看,儿童教育学正在走向身体教育学的途中。论文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围绕核心论题“儿童身体”进行展开与讨论。绪论和第一章梳理并归纳身体在当今哲学转向中的位置、身体被祛魅的历史逻辑,理清认识无身性的认识论根源。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从西方与中国哲学的角度寻找失落的身体,在寻找的过程中解答人的存在本质,并指出中西哲学在身体哲学上的呼应关系。第四章、第五章与第六章集中讨论身体的存在本质、儿童身体与知识的联系、儿童身体与儿童教育的逻辑关系,继而提出身体转向实践理路,以期对当下儿童教育实践进行反思与观照。
刘莹[9](2015)在《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世纪文学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新世纪文学期刊置于新世纪文学场域中,通过对重要的期刊行为、期刊事件和期刊现象的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的分析,以达到对新世纪文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把握。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期刊格局逐渐发生重大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综合类文学杂志的兴起;通俗文学期刊的复兴以及青春杂志的遍地开花。而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泛文学”路径的实践,文学期刊的类型化生产,青春作家办刊现象以及文学期刊的跨媒介互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趋向对文学生产和审美风尚形成反制作用,推动了文学审美的泛化、类型文学的盛行、青春文学的崛起。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对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期刊研究方法,在把握文学本体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期刊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鉴别和考量。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释了文学期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键意义,对论文将要涉及的“新世纪文学”这一关键概念的来源、特质以及时间范围进行梳理并予以界定。此外,整理了学术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着重描述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三个方面把握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展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并以此观察新世纪文学环境、格局、潮流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新世纪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放弃了激进的形式实验,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摹,现实主义成为创作主潮。消费市场的沉重压力致使部分文学期刊丧失审美自主性,造成创作的萎缩和重复。与此同时,一些文体意识鲜明的文学期刊定位准确,迅速崛起,促进多种文体发展,平衡了文学创作力量。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面对严峻危机,新世纪部分期刊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板块的限制,通过日记、书信、采访、调查、回忆录等多种文本形式,向综合化文学杂志发展。同时,文化类杂志书、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悄然兴起都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和新变。文学创作群体随之扩张,文学审美则从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第四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类型文学的盛行对于文学期刊的内容、定位、格局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学期刊的类型写作倾向愈加明显,通俗文学期刊和青春文学期刊则借此迅速抢占新世纪期刊市场份额。新世纪文学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弥补自身缺陷,却又极易陷入类型化生产的泥沼中。第五章主要考察新世纪青春文学的发展和青春写手办刊现象。以《萌芽》《最小说》两本青春文学刊物为中心,通过对期刊作者群、文学赛事、经营方针等不同内容的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式,它们孕育了青春作家,推动了青春文学创作,改写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消费形态、产品构成及衍生途径。第六章主要考察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跨媒介行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出图像化趋势,注重视觉包装,增加图像类栏目,促进文字和影像艺术的融合。同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视化、动漫化趋势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期刊和网络媒介互动频繁。文学期刊借助新媒体挖掘文学资源、扩大刊物影响。新世纪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传播也由此发生变化。结语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即新世纪文学期刊格局的变动,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青春文学期刊在文学题材、文学类型、文学资源上逐步走向分享和共生。介入文学生产的元素愈来愈多,政治、市场、资本、媒介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致使新世纪文学生产关系愈加复杂,这必将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和走向。
屈国杰[10](2015)在《大地梦 共享情 财富倍增圆梦九州》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畜牧业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新一届中国政府更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而作为畜牧饲料企业必须未雨绸缪,以前瞻性的格局颠覆自己,先行做出改变,才能成为行业先驱,赢得更好的发展。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刚深谙这一点,并且早已付诸行动,在无抗和财富共享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不断推进,实现了集团跨越式发展,发展速度和不断创新
二、根植大地 共享成长——记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根植大地 共享成长——记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六、创新点说明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一、性理为本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三、国性与天下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一、四帝天下 |
二、五帝天下 |
三、二帝天下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三、学校与选举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二、天子之礼 |
三、《王制》之冢宰 |
四、《王制》之司空 |
五、《王制》之司马 |
六、《王制》之司徒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一、官政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三、为民政治 |
四、审慎政治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五、帝制五官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二、冢宰之变 |
三、天子之变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六、小结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二、皇制六官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总论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总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文化 |
3.1.2 铁路文化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3.1.4 文化自信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6)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2.5 本章结语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致谢 |
(7)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意义 |
二 研究史的回顾与学术空间的开拓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
四 总体框架结构 |
第一章 边境开发:郡县式的天下秩序 |
第一节 华夷之辨:反开边派的天下观 |
一、九州为境与《上书谏伐南越》 |
二、虚耗中国与《弃珠厓议》 |
第二节 王者无外:开边派的天下观 |
一、推广仁泽与《难蜀父老》 |
二、威服四夷与征颂文学 |
第三节 边境开发的可能与内涵 |
一、边境开发的实践基础 |
二、“称臣称名”的郡县制内涵 |
结语 |
第二章 “四夷列传”:宗法式的天下秩序 |
第一节 血缘认同:“夷夏同源”神话的建构 |
一、武力征伐的否定 |
二、夷夏同源的建构 |
三、血缘神话的选择 |
第二节 文化区隔:“夷夏之辨”传统的坚持 |
一、司马迁的“夷夏之辨”思想 |
二、文化区隔中的优秀与低劣 |
第三节 家族结构:天下秩序的内部形态 |
一、大宗的华夏与小宗的四夷 |
二、家族制的渊源与依据 |
结语 |
第三章 祭天文学:宗教式的天下秩序 |
第一节 祭天之礼:天子与天地交往的媒介 |
一、汉代祭天之礼的发展 |
二、祭天仪式的意义 |
第二节 甘泉文学:郊祀祭天下的天下秩序 |
一、神物感应与甘泉祭祀乐歌 |
二、诚敬通天与甘泉诸赋 |
三、元成郊祀改革与人神沟通方式的变迁 |
第三节 巡狩文学:巡游祭天下的天下支配 |
一、秦始皇石刻的空间展演 |
二、汉代巡颂文学的天下演示 |
结语 |
第四章 史料编纂:北方文化本位下的南方想象 |
第一节 “剽悍轻果”的南方想象 |
一、从怯懦到剽悍的南方形象 |
二、典型人物特征的类型化 |
第二节 大一统叙述结构下南方形象的认知与演变 |
一、大一统叙述结构下的地域认知 |
二、文化视野下的地域认知演变 |
第三节 南方形象的形成 |
一、记忆的选择 |
二、价值的错位 |
第四节 “直躬证父”文本的改编与南北文化竞争 |
一、“直躬证父”文本的衍变 |
二、“婞直”的楚文化 |
三、汉代的“亲亲相隐”与“婞直之风” |
结语 |
第五章 《毛诗》阐释:大一统视野下的南方认知 |
第一节 大一统观念下的“京师”阐释 |
一、天下的中心 |
二、风俗的统一 |
三、中央集权 |
第二节 大一统视域下的“二南”解释 |
一、九州一体:广土众域的“二南” |
二、不服周室:斥之不录的“南风” |
结语 |
第六章 《楚辞》研究:儒学背景下的南方探讨 |
第一节 《楚辞》编纂与动态空间的形成 |
一、文本中心的《楚辞》编纂 |
二、开放流动的《楚辞》空间 |
第二节 依经立义的《楚辞》研究 |
一、《楚辞》仕进:帝王个人的私下爱好 |
二、依诗释骚:立足经学的《楚辞》研究 |
三、江南之哀:《楚辞》的文学传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儿童教育的身体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身体在儿童教育中被遗忘或被忽视 |
(二) 西方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思考 |
(三) “儿童”——一个特殊存在者的启示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一) 身体与心灵的词源学考察 |
(二) 身心问题的哲学和教育学传统解释 |
(三) 身体与心灵概念的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一) 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研究——梅洛—庞蒂与身体现象学 |
(二) 中国哲学中的相关研究 |
(三) 身体的社会学、政治学、美学、文化学、宗教哲学透视 |
(四) 认知神经科学与具身认知研究 |
(五) 身体与教育之关系——当代教育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研究路径 |
第一章 认识的无身性:身体的遗忘 |
一、认识并不是心灵的专利 |
二、冰山之下的身体——知识与心灵的联姻 |
(一) 身体与心灵对立的古典阐释 |
(二) “笛卡尔的偏见”——身心二元论的症结 |
第二章 寻找失落的身体:重新定义人的存在 |
一、理性认识的批判与精神的客观发生 |
(一) 感性是个体认识形式发生的前提 |
(二) 感性在个体知识中是被动和消极的存在 |
(三) 个体精神发生的客观性与物质性 |
二、胡塞尔对意识哲学的最后挽救 |
(一) 个体的存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 |
(二) 意识的绝对性存在与纯粹直观 |
(三) 传统感觉主义认识论的缺陷及其克服 |
(四) 身体现象学的初步探索及对二元论的质疑 |
三、梅洛—庞蒂的反叛:从意识主体到身体主体 |
(一) 个体存在的实存论旨趣 |
(二) 身体的含混性及其与心灵的交织 |
(三) 从身心二元对立到身心一体 |
第三章 中国哲学中的身心一体论 |
一、“体用不二”与“二元论”思维 |
二、身心一体论:“积极的身体观” |
(一) 体知之知:儒家的修身之道 |
(二) 身心之学:心学的深层语法 |
(三) 含混的存在:道家的“一元论” |
第四章 身体存在的本质与儿童的再认识 |
一、身体与心灵的原初不可分性 |
二、肉身——厚重的历史存在 |
三、重新认识儿童及儿童教育学 |
(一) 无身的客观主义思维危机 |
(二) 身体发生与精神发生的历史生成 |
(三) 儿童身体是物性与灵性的融合 |
(四) 从争论到共识:身体是儿童认识发生的根源 |
第五章 重构儿童教育中身体与知识的联系 |
一、知识的无身性与教育的心智训练 |
二、走出儿童教育的二元论困境:杜威的尝试 |
(一) 儿童的生长需要一个“理性睡眠期” |
(二) 儿童的知识来源于身体与心智的融合 |
(三) 儿童教育是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一体化进程 |
三、思维的身体发生:皮亚杰的突破 |
(一) 儿童认识的“非二元论”时期 |
(二) 儿童认识:从身体动作到身体图式 |
(三) 梅洛-庞蒂与皮亚杰的“对话” |
第六章 儿童教育:身体转向之理路 |
一、儿童教育学是身体教育学 |
二、身体转向的现代教育学逻辑 |
(一) 传统无身性教育的本体论挑战 |
(二) 重新审视教育场域中的“无身性”现象 |
(三) 具身教育学的复归与重建 |
三、我是我的身体:身心一体的教育 |
(一) 身体的“空场”与“在场” |
(二) 从身体的束缚到身体的解放 |
四、身体转向的当代实践:具身教育课程的启示 |
结语 走在身体教育学的途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 |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 |
一、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勃兴 |
二、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产业化改革 |
三、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新变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 |
一、走向市场:作家心态和代群的裂变 |
二、掌握主动:编者角色的强化 |
三、趋于中心:读者位置的转移 |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 |
一、文学期刊经营策略的调整 |
二、文学期刊与文学潮流的嬗变 |
第二章 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 |
第一节 “现实”兴盛与“先锋”式微 |
一、现实书写的“全面胜利” |
二、审美困境 |
第二节 文体风尚 |
一、选刊趣味的倾斜 |
二、创作的重复与萎缩——长篇小说的繁荣和短篇小说的衰落 |
第三节 文体细分——市场和读者的双重认可 |
一、新世纪小小说类文学期刊的繁荣 |
二、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
第三章 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第一节 新世纪纯文学突围 |
一、世纪末的生存焦虑——“跨文体写作” |
二、填补市场空白——“大文学”策略的确立 |
第二节 “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一、《天涯》:一种文学期刊新模式 |
二、文化类杂志书的悄然兴起 |
三、报告文学的衰落和纪实文学的崛起 |
四、成长之中的“非虚构写作” |
第三节 从“泛文学”期刊看新世纪文学的演进 |
一、纯文学审美经验的泛化 |
二、文学创作力量的多元化 |
第四章 文学期刊与类型写作的盛行 |
第一节 日益消弭的距离——纯文学与类型文学 |
一、消费语境中的传统文学和类型文学 |
二、《当代》与类型小说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的精神传播策略 |
一、一刊多版的通俗文学期刊 |
二、年龄细分的类型优势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类型化生产看新世纪文学 |
一、丰富整体文学布局 |
二、市场主导的文本复制 |
第五章 青春路线的文化狂欢 |
第一节 青春文学刊物的自救之路——以《萌芽》为中心 |
一、“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春文学”的流水线 |
二、产业化经营的初步尝试 |
第二节 青春偶像办刊热潮——以《最小说》为中心 |
一、以偶像引领市场 |
二、打造专属作者群 |
三、跨界经营:培育完整的产业链条 |
第三节 从青春文学观察新世纪文学动向 |
一、作家明星化和读者粉丝化 |
二、分化与融合 |
第六章 媒介互动中的新世纪文学期刊 |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像化趋势 |
一、文学期刊的视觉形象设计 |
二、文学文本的影视化书写 |
三、文学文本的动漫化书写 |
第二节 网络资源的开辟与整合 |
一、传统文学期刊的网络试水 |
二、媒介激活——以文学期刊的新媒体平台为中心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媒介交融现象看新世纪文学走势 |
一、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美学 |
二、孕育文学新兴力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10)大地梦 共享情 财富倍增圆梦九州(论文提纲范文)
无抗饲料引领行业发展 |
大地通宝实现财富倍增 |
天地牛业心系规模牧场 |
大格局成就“南猪北牛” |
四、根植大地 共享成长——记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4]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7]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书写[D]. 王志强. 浙江大学, 2018(07)
- [8]儿童教育的身体转向[D]. 陈乐乐.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D]. 刘莹.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大地梦 共享情 财富倍增圆梦九州[J]. 屈国杰. 饲料广角,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