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国家心理安全及其维护（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鸣[1]（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孙东山[2]（2020）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结合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实践经验所创立的科学国家管理理论。他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本质及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而且结合巴黎公社的国家实验,阐明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性质、依靠主体、过渡形态等。深入挖掘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本与文献结合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马克思原着中关于国家本质、国家消亡、国家职能等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继而探讨其理论定位及主要治理模式,从而更好的服务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本文基本结构共分为六章。论文的主要思路为:第一章,绪论部分包含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框架等。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相关原着进行爬梳剔抉,以梳理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痕迹,欧洲社会内部资本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为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为马克思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武器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治理思想。第三章,主要围绕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逻辑演进进行讨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这是因为19世纪无产阶级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并不充足,有限的革命实践（如巴黎公社）并不足以为马克思思考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当然也不能检验其理论的真伪。但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等基本问题的思考规定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的规定揭示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批判揭示其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构想则孕育了未来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国家形态。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国家治理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构想;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未来国家治理中人的生存状态四个发展阶段。第四章,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实践构想进行科学的解释,不仅阐释了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还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做了挖掘,挖掘出核心观点和要素条件。并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治理模式进行梳理和甄别,分析出治理的社会形态和基本方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主权、国家职能等,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治理思想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以国家治理来界定其相关国家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国家主权、治权等问题的思考已经孕育现代意义上国家治理的“胚胎”。马克思基于有限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储备,创造性的构想无产阶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后来欧洲及亚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这一实践构想具备非常科学的战略远见。第五章,主要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治理模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一种不断吸取各种科学理论成分而逐步丰富完善自身的“活”理论,这是马克思关国家治理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同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即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灭亡全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管理国家的主导思想,随着（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为此,需要探究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之间关系,以及探讨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联,并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这些方面来拓展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并加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治理模式。第六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实践与运用的探索过程。以及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以马克思自身的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做分析前提,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的国家合理相互契合之处,来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实践成果,这样更能清晰勾勒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性表达。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战略层面综合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实现路径:民主巩固水平、资源汲取能力、制度治理水平、基层渗透能力以及国家学习能力现代化。结语部分概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观点,着重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启发之用。
黄心如[3]（2020）在《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占职业病发病总人数的90%左右,中国尘肺病患者人数在2019年已超过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近年来,尘肺病整体发病仍呈高发趋势,每年以2.6万例速度增长。尘肺病患者的高发行业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不仅包括金属矿山及非金属矿山开采,还覆盖到了机械制造、冶炼、建筑、筑路、水电等众多行业。尘肺病作为一种严重的职业病存在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这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生理机能和心理健康,还危及患者婚姻、家庭及社会功能,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尘肺病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在实现安全生产、健康劳动的管理目标进程中,解决职业健康损害问题、克服当前政府单一治理成效不显着难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协同治理在管理行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模式创新、网络结构升级及治理成效提升方面均呈现出极大优势,因此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是突破目前治理困境的必然要求与可选路径。本研究在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概念界定基础上,从认知性、耦合性和演化性的“协同”视角探析中国尘肺病协同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耦合边界及结构特征,系统刻画了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五类异质性行动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明晰了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机理,结合质性研究,构建不同网络群体关系的协同共治情境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数据和质化分析结果,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尘肺病治理系统中多主体互动要素及其对整体治理成效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基于多层神经网络和社会网络建模等方法构建了多主体协同交互要素和网络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系统,并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对多主体进行非线性行为建模,实现在不同情境要素作用下的行为选择。最后,基于实证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设计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协同共赢政策体系。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一是多元协同视域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建构。（1）确定了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尘肺病患者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厘清了以引导层-执行层-收益层为主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结构。（2）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偏好理论,从自利性、惠他性对尘肺病多主体治理行为进行剖析。（3）依据多元耦合秩序表达提出了“强厌恶互斥-弱厌恶互斥-弱互惠协作-强互惠协作-互惠共赢”演化路径。二是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构建及量化研究。（1）通过质性研究厘清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间互动机理,从任务层面（信息、业务、职能、渠道、发展交互）和情感层面（认知、认同、信任、依赖水平）这两个层面对主体间的互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同一主体在对不同主体交互感知中存在一定的双向冲突性,即尘肺病患者对用人单位交互感知最低,用人单位对尘肺病患者交互感知也最低。（2）交互主体之间整体关系感知质量呈现趋近态势,其中不同主体的情感交互感知均呈现出排序一致性,即依赖水平<信任水平<认同水平<认知水平,交互主体之间关系质量处于表层情感认知状态。（3）整体来看,不同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感知水平偏低,其中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的“困顿型”占比最大,而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力型”占比相对较大且在多主体互动中起到良性助推作用。三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基于质性分析构建了囊括主因素、关系因素以及结构因素的尘肺病系统治理结构框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主体尘肺病协同治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具体地,年龄小于30岁、未婚、家庭月收入在1000-2000元区间内、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家庭成员数在6人及以上、工作年限小于3年、基层管理人员身份特征为治理主体的尘肺病协同治理意愿较低。（2）系统内源因素中的主体因素（价值性感知、利益性感知、参与性感知）,关系因素（任务和情感交互）以及结构因素（嵌入性感知、中心性感知、系统性感知）均对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3）系统外源因素中的资源异质性、能力异质性、生态位异质性、政策制度风险、协同成本风险、技术渠道风险对主体、关系、结构因素与部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倾向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路径显着。四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共治演化仿真分析。构建以真实多主体互动下尘肺病患者、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联动网群结构,结合Matlab、Python以及Visual Studio等平台联合开发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共治演化仿真系统,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在不同要素混合干预强度下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尘肺病协同治理演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1）在尘肺病多元治理系统的初始状态下,交互主体间呈现了强厌恶互斥关系最高,弱厌恶互斥次之的不良关系涌现特征,整体治理系统落入到“拮抗态”。通过进一步增强网络影响强度发现,卓越份子具有较强的扭转作用,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迅速增高,整个系统不断向更优级的共治秩序演化,最终达到“共存态”。（2）基于主体差异性,五类异质性主体在不同程度的互动要素干预影响下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尘肺病患者和用人单位行动主体间的匹配效果对共治秩序演进的影响最为显着。具体地,在两两主体匹配的任务和情感交互干预的同等增幅标准下,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尘肺病患者与医疗卫生机构、尘肺病患者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医疗卫生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组织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而尘肺病患者与政府、政府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用人单位与社会组织则在干预效果上具有有限效用提升,同时发现过度强化的情感交互反而会造成整个系统共治效能的退化。（3）在不同程度的各方行动主体之间互动要素干预下,发现了主体因素感知、结构因素感知、异质性特征、风险特征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均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当不同主体间所有互动要素和网络影响强度全面提升时,会促进整个网络以相对最快的速度由“拮抗态”跃升到“共赢态”的演化进程,相对于单独提升单一主体或要素能更快在始发时刻就进入到共赢态,因此,全面提升所有网络群体或所有互动要素则产生的共赢助推力最强,并能快速促进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最后依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构建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PSBEN共赢互惠政策体系设计。以心理P-结构S-行为B–效能E-网络N为提升对象,分别进行了主体心理干预设计、网络结构重塑设计、主体行为防控设计、多主体协同网络效能提升设计和社会网络扩散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助推策略,为有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61幅,表90个,参考文献475篇。
杨国立[4]（2019）在《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军民情报学融合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的战略环境倒逼的结果,是中国情报学特色发展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军、民情报学界均认识到了双方融合的重要性,并在研究成果、项目研究、学术会议中逐渐体现出来。然而,当前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的认识和研究一直试图突破体制和机制障碍以及情报秘密属性限制等因素的阻碍,然而,这样的阻碍在短期内难以克服,为了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需要人们改变思路,另辟蹊径。学科发展中的融合本该是水到渠成,但是军、民情报学多年的平行发展与范式冲突导致两者融合为大一统的情报学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当下,比较可行的举措是通过军、民情报学的跨界交流与融合为孵化大一统情报学提供基础生长环境。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学术交流和情报学发展本质规律出发,充分发挥“无形学院”的自觉行为,在学者和学术团体自发行动下推进军民情报学的融合。相较于“他组织”而言,自发行动可能更为有效。例如,相比于“他组织”下的《国家情报法》而言,近年来军、民情报学界所展开的各种自发的学术交流对于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军民情报融合”无外乎两种途径,以情报工作的融合促进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融合;以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融合推动情报工作、情报体制的融合。前者难度较大,军民情报融合目前宜选择第二种融合路径。相比于体制、机制等建设而言,以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觉醒和自发行为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合模式。为了使学术共同体的行动更科学、更有效,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军民情报学的融合进行指导,“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和突变论）有助于深刻揭示军民情报学融的基本机理。另外,有融合就会有分离,在认可他们之间存在分离基础上,控制他们之间不合理的分离,使这些不合理的分离逐渐走向交叉、融合,这是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核心。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首先需要明确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必要性问题。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这一问题。总体上,军民情报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体现情报学社会价值、彰显情报学社会地位的关键,是进行中国特色情报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次,需要明确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机理,简言之,就是回答军民情报学融合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本文的第四章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的条件方法论、协同学理论的动力学方法论和突变论的途径方法论系统分析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机理。主要运用系统观,对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中涉及的各要素及其关系以及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结构等进行分析。特别是对关键要素（例如,作为序参量的情报文化、作为主控制变量的需求牵引力等）在融合中的作用以及多角度的要素融合层次性（例如,要素协同—体系协同—范式协同等）进行分析。最后,需要明确军民情报学融合如何推进,简言之,就是回答军民情报学融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本文的第五章在第四章论述的基础上,依据“新三论”提供的方法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回答。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着力点主要围绕强化双方共通的基础和控制两者之间不合理的分离这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着力点,本文提出信息流控制、竞合管理和发展路径三个方面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推进策略。三类策略中,发展路径建设是重点,它具有综合性和逻辑完整性,主要包括目标、出发点、路线、方向与动力和保障;信息流控制和竞合管理包含在发展路径中的各个环节中,其中,信息流控制主要包括信息流控制渠道、信息流控制机制和信息流控制的价值引领,竞合管理主要包括要素层面竞合管理、关系层面竞合管理和过程维度的竞合管理。
商琳[5]（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局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意识形态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极为重要的环节。不仅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地位及其影响力,更关系着一个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及一个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是一种建立与其意识形态所代表的理念、思想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并进行深入阐释和广泛传播所需要的能力。加强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前提基础和重要途径。面对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要想完成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必然要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强起来”。因此,如何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内实现话语的社会整合、强化国家意识、提升话语的内在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外实现中国话语在世界舞台上话语地位的提升,强化话语的外在影响力,就成了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球化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时代背景,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呈现的新问题,综合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坚持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对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经验借鉴,以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面临的时代新课题的综合考量,最终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目标、原则和思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要以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有话可说”,“说得动听”,“被广泛倾听”为目标指引,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以创新话语内容、丰富话语载体和优化话语主体为主要思路,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的全面提升。
王曦[6]（2019）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身份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可释义为认识主体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的认知与意识,表征为对“政治—制度”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是对国家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双向认同。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相较于政治层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时,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使文化能够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助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必然存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铸就了“多元”与“一体”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并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领导核心,在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中,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性得到充足发挥,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加强。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了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以此来作为文章的逻辑主线。国家认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第二,问题导向。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问题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身份多元性与认同多样化的互动问题,并分析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从中发掘产生问题的文化因素。第三,逻辑建构。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是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认同建构的层次性。第四,结论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从不同层次分析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建构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是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其文化理路体现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具有长期性,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必然长期存在。本文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艰巨性出发,从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的内涵可体现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预示着文化实践能够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局部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分为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形式。最后,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三种文化对三种认同建构的推动作用,并可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其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旧重视国家认同问题,继续发挥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发掘其基本规律,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现实价值,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向凤仙[7]（2019）在《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建国已有70年,国家发展总体上承平已久。基于此,长期以来,国家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国家、高校、大学生等各个层面对国家安全问题虽有一定的关注,尤其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论述。但笔者经过分析,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的深入研究、有效实施等缺乏高度重视。因此,致使当前大部分高校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效果不佳,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掌握不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没有融入于心,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匮乏。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变幻莫测,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着多种国家安全威胁,并且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因此,对全体人民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建立高效能动的国家安全教育机制是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特殊群体,他们是整个未来社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是否掌握国家安全知识、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具备国家安全思维和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是否呈现稳定安全发展势头。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善的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尤其针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这一方面的内容进行优化探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吉首市三所高校部分大学生进行访谈,通过大量资料收集和案例分析,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内容进行概述,深刻分析目前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多角度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从国家、高校和大学生三维角度分别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进行了优化探讨。希望通过笔者此次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的优化探讨,能够进一步丰富国家安全教育理论,提高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道德修养,树立新国家安全观,强化大学生国家安全思维,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习惯并不断提升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实现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安全发展。
许新富[8]（2019）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长久地在世界之林中屹立不倒,首要条件就是要确保国家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着许多的威胁和挑战。显然,提高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高中生作为国家安全的生力军以及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高中生国家安全教育,提升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显得尤为重要。经过调查研究,目前在高中阶段虽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普遍偏低,表现在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能力较弱,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对国家安全教育也重视不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并没有将国家安全教育很好地融入课堂教学内容,而且教育形式也没有朝着多样化发展。同时,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通过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长期的“和平环境”对国家安全意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应试教育”理念的深入与限制,教师国家安全素养的制约以及教材中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分散、内隐的局限等。针对这些原因,本文在此基础上深刻阐述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遵循的原则:政治性原则、应用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循序性原则,并从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挖掘整合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开展时政专题教学与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探讨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措施,并通过教学课例丰富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为提高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成效、提升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提供借鉴。
梁春程[9]（2019）在《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检察作为一项法律监督制度,在填补和整合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立足于检察机关的宪制地位,从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和发展前瞻角度重新认识。论文从行政法制监督的角度出发对行政检察的历史发展、制度现状、法理依据、时代背景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的设置、运行及衔接配套的完整机制。行政检察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予以督促纠正的法律监督活动,其属于行政法制监督,以维护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根本目标,以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为主要目的,其基本体系包括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强制措施检察、抽象行政行政检察、“两法衔接”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制度。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革除原有体制机制弊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深化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国家监察机关,重组司法行政部门,整合反腐败和行政法制力量,强化对公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法治领域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传统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尚不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具体公益保护领域,且监督方式单一,国家监察制度主要着眼于公职人员的廉政监督,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上配套衔接不足,探索完善行政检察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行政检察兼具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属性。《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以及中央和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行政检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撑、实定法依据。分权制衡、法理监督、监督行政等理论为行政检察提供了法理基础。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通过参与“两法衔接”、督促起诉、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展开监督,探索创新线索发现、审查处理、保障监督等工作机制,不仅督促纠正具体行政行为,还督促纠正抽象行政行为,为行政检察积累了有益的工作经验。但直接依据不充足、对象范围不清晰、方式程序不规范、责任后果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一直困扰行政检察工作的探索实践。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完善行政检察改革任务,应从权力决断能力和权力规训能力角度强化权力配置,遵循职权法定、公益优位、司法谦抑、检察一体、程序正当等原则。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中心,以《行政程序法》、《法律监督法》为支撑,以《警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部门法为着力点,以《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为连接,以《行政检察监督规则》为操作细则,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行政检察法律规范体系。其监督对象对事为主、对人为辅,监督范围上聚焦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与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主、抽象行政行为为辅,合法性为主,合理性为辅,恪守“履职中发现”的启动原则。在程序上,确立案件化办理方式,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受理审查、调查核实、建议处理、监督复核等一系列工作程序。行政检察的方式与效力应当与被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保持一致,采取检察建议、一类问题通报、诉前令状、“禁止令”、行政公益诉讼、支持公民起诉、检察意见等分层多种措施综合使用,并赋予不同的效力。由于行政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性监督权,其必须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监察权才能实现实体监督价值。完善行政检察制度,需要做好行政检察与人大法律监督、国家监察监督、法院诉讼监督、行政复议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把握好权力边界,实现程序互通,在党权领导下建构内外结合、上下配套、纵横交错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
朱军[10]（2019）在《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权限制是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因社会权权利属性的特殊性,其能否直接适用传统的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存在争议。社会权不是单一权利,而是一种基本权利类型,一种权利束。故社会权的权利内涵需要从抽象的层面提取,而“权利—权力”的宪法范式所引出的人与国家的关系范畴成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关键。“人”的层面,社会权表现为保障人的尊严;追求实质平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国家”层面,社会权表现为国家权力和国家义务的协同,前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可行性条件,后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必要性条件。社会权外延的梳理应坚持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路径,构建阶层式的权利框架:（1）符合最低限度尊严的生活水准为核心内容;（2）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为第二层次内容;（3）健康权、环境权和文化权等构成社会权的第三个维度;（4）特殊群体权利、发展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则为外围权利类型。界定社会权内涵和外延是为社会权限制服务,社会权限制理论需理清三组概念:即权利冲突、位阶和限制;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社会权的形成作用是确定权利的构成范围,限制作用是国家权力对权利的干预和影响。社会权限制的具体内涵包括社会权未获实现、社会权实现不充分和社会权实现过度。任何主体限制社会权都应从理论或实践层面提供相应理由,以使限制行为正当化。理论上,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因方法上的“拿来主义”,规范上社会权条款效力不足,公共利益与社会权之间关系模糊,以及否定基本权利限制要素类型化等原因,导致在限制目的、限制本体、限制要素和违宪阻却事由等层面缺失对社会权的考量,从而需要以社会权为切入点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实践中,社会权过度保障会威胁社会发展:社会权实现具有条件性,国家应在合理限度内干预;资源有限性理论要求限制人类需求,保障公共利益;而社会权滥用亦会造成社会动力不足,浪费公共资源,甚至侵犯自由权。虽然社会权实现程度存在静态兜底标准和动态发展标准,但正面评价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弊端,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议,而限制理论因包含权利构成理论,并能反向保障社会权,从而有助于形成三层次实现程度的评价体系。社会权的限制要素可以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层面予以考察。规范上的社会权限制内容呈现在国际人权公约、宪法和具体立法之中。第一,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限制规定可分为概括式限制条款和区别式限制条款,两类限制条款在数量、内容设置、权利类型分置以及语词选择上都存在不同。限制条款中包含的限制要素有最低核心标准、合法性、合目的性、主体、正当性以及功能性要素等。上述要素具有强、中、弱不同的适用强度,在适用步骤上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区分。第二,宪法上的社会权限制条款,呈现出不同的属性和效力。其中的限制要素可分为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内在限制要素包括内涵性限制、享有主体限制、义务主体限制和保障内容的限制;外在限制要素则包含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条件等。其中,第14条第4款规定的“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乃典型限制要素。第三,立法对社会权的限制主要是社会权具体化过程中的限制作用。立法限制社会权的具体形式包括内涵性性限制、享有主体的限制、保障内容限制、义务性条款规定以及立法不作为等。社会权实现程度还受现实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财政水平和治理能力,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的基础性要素,决定着社会权的总体保障程度,影响其他客观限制要素。社会权需要国家履行给付义务,投入相当大的财政支出,故国家财政给付规模以及国家财税收入和支出的限度也限制社会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应从宪法的高度,完善财税收支法律体系,实现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国家能力对社会权保障质量的影响是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因素,其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权立法不健全,政府执行能力怠惰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和效率,而传统司法机关的救济能力则可能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除此之外,社会权的实现力度还受到法律传统与权利观念等文化层面的限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权的承认和实现产生直接影响,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则可能造成社会权享有主体的不充分,导致公民平等享有社会权的机会受到限制。凡限制社会权的立法和行为,都要受到宪法的审查和控制。一般而言,规范限制要素的合宪性控制程度高于客观限制要素,故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应尽可能从宪法文本上寻求规范化依据,从而提高社会权实现程度,限制公权力的滥用。社会权的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具有一定的高低序列,即租税限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能力>文化和意识形态,它们存在难以规范化和不能规范化的可能。相反,客观限制要素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其宪法控制路径一般通过宪法商谈推进客观限制要素进入公共领域,以公议民主促使其实现程序法治控制,以宪法理念提升国家能力现代化,以“改革宪法”的精神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建立人权和法治教育体系。就社会权的规范限制要素而言,应依托对话式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运用相应的合宪性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实现合宪性控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尚在构建,为避免传统审查模式的弊端,立法、司法与合宪性审查机关对话的审查模式适用于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审查。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需要自身的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审查原则主要包括由法律保留和正当程序构成的形式审查原则,由合乎人性尊严的社会权核心内容不受限制与比例原则构成的实质审查原则,以及对立法不作为的审查;合宪性审查基准的构建则主要借鉴美国的阶层式三重审查基准和德国的比例原则下的三层次审查基准,并进而围绕社会权的权利内涵、社会权规范制定主体和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内容等因素,构建特色的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二、论国家心理安全及其维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国家心理安全及其维护（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主要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 |
| (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诉求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 |
| (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 |
| 注释 |
| 第三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 |
| (一)马克思国家本质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萌芽 |
| (二)马克思国家批判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雏形 |
| (三)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实践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趋势 |
| (四)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价值旨归 |
| 注释 |
| 第四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及实践构想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内容与特点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要素条件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实践构想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批判继承 |
| (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治理模式的设计 |
| (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国家治理发展方向的预测 |
| 注释 |
| 第五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治理模式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理论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论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社会有机体理论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治理模式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的社会形态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
| 注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及其启示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内在关联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协同 |
| (三)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
| (一)夯实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二)完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设计 |
| (三)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2 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2.3 尘肺病治理政策体系及相关研究 |
| 2.4 文献系统性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尘肺病治理多主体协同理论解析、构成及框架构建 |
| 3.1 我国尘肺病治理严峻形势及患者生存困境 |
| 3.2 尘肺病协同治理的多元概念、构成及互动层面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型构建 |
| 4.1 基于质性分析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的交互要素的选择和界定 |
| 4.2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 |
| 4.3 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核心变量的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研究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的实证分析 |
| 6.1 系统内源与外源变量的描述性和对比性分析 |
| 6.2 行为倾向变量的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 |
| 6.3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4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 |
| 6.5 基于异质性特征和风险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6 基于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间关系的假设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的共治演化仿真 |
| 7.1 多主体行为建模及共治演化的逻辑设计 |
| 7.2 多主体、多要素互动目标下的可视化界面设计 |
| 7.3 多主体互动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共治仿真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政策体系设计 |
| 8.1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体系的总体思路 |
| 8.2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分维度体系设计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创新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问题界定 |
| 1.5.1 研究对象界定 |
| 1.5.2 军民情报学融合中军、民情报的定位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军事情报学研究 |
| 2.1.1 发展历程简述 |
| 2.1.2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简述 |
| 2.2 民口情报学研究 |
| 2.2.1 发展历程简述 |
| 2.2.2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简述 |
| 2.2.3 国内情报学研究现状分析 |
| 2.2.4 国外“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研究现状分析 |
| 2.3 军民情报融合研究 |
| 2.3.1 美国和以色列情报工作的军民融合 |
| 2.3.2 竞争情报与公开来源情报利用中的军民融合 |
| 2.3.3 中国特色的军民情报融合研究 |
| 第3章 面向军民融合的现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 |
| 3.1 现代情报学发展取向 |
| 3.1.1 情报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 |
| 3.1.2 界定基于Intelligence属性的情报学核心问题域 |
| 3.1.3 重视情报学教育与情报工作的匹配 |
| 3.1.4 加强情报组织融合 |
| 3.1.5 从历史中获得镜鉴 |
| 3.2 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情报工作深化 |
| 3.2.1 树立总体国家情报思维 |
| 3.2.2 构建总体国家情报工作体系 |
| 3.2.3 以任务为情报工作的组织线索 |
| 3.2.4 形成多层次情报工作策略 |
| 3.3 军民融合视角下现代情报学的发展 |
| 第4章 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 |
| 4.1 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础 |
| 4.1.1 军、民情报学关系构成了融合的客观基础 |
| 4.1.2 信息链奠定了两者关系的理论基础 |
| 4.1.3 致力于内涵式大情报观构筑为融合提供了动力 |
| 4.1.4 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统一增强了融合的活力 |
| 4.1.5 对情报秘密属性看法的转变奠定了融合的文化基础 |
| 4.2 基于“新三论”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分析 |
| 4.2.1 以系统论的方法解析军民情报学融合过程 |
| 4.2.2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的耗散性机理 |
| 4.2.3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各要素的协同机理 |
| 4.2.4 军民情报学融合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突变机理 |
| 4.3 基于“新三论”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整体分析框架 |
| 第5章 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推进策略 |
| 5.1 基于“新三论”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推进模型 |
| 5.2 军民情报学融合信息流控制策略 |
| 5.2.1 信息流控制自发性 |
| 5.2.2 信息流控制渠道 |
| 5.2.3 信息流控制机制 |
| 5.2.4 信息流控制的价值引领 |
| 5.3 军民情报学融合竞合管理策略 |
| 5.3.1 军民情报学融合中的竞合关系及其自发特性 |
| 5.3.2 要素层面的竞合管理 |
| 5.3.3 关系层面的竞合管理 |
| 5.3.4 过程维度的竞合管理 |
| 5.4 军民情报学融合发展路径建设 |
| 5.4.1 军民情报学融合发展路径自发特性 |
| 5.4.2 目标着眼于为孵化“大一统情报学”酝酿学术环境 |
| 5.4.3 以学术研究的问题化为出发点 |
| 5.4.4 以学科层面的融合为路线 |
| 5.4.5 将解决时代发展的“大问题”作为方向和动力 |
| 5.4.6 制定保障措施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和贡献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研究贡献 |
| 6.2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6.2.1 研究局限 |
| 6.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阶段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核心概念 |
| 2.1.1 意识形态 |
| 2.1.2 意识形态话语、话语权与话语能力 |
| 2.1.3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 |
| 2.2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 |
| 2.2.2 列宁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 |
| 2.2.3 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 |
| 2.2.4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
| 3.1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 3.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 |
| 3.1.2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 |
| 3.1.3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 |
| 3.2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经验 |
| 3.2.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话语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 |
| 3.2.2 始终保持党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领导 |
| 3.2.3 围绕党和国家及人民的诉求不断推进话语创新 |
| 3.2.4 勇于正面回应、解构和批判敌对意识形态话语 |
| 3.3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启示 |
| 3.3.1 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必须以发展硬实力作为基本支撑 |
| 3.3.2 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必须以现实发展情况为基本依据 |
| 3.3.3 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必须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1 苏联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教训 |
| 4.1.1 苏联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实践 |
| 4.1.2 苏联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教训 |
| 4.2 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实践与借鉴 |
| 4.2.1 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实践 |
| 4.2.2 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借鉴 |
| 4.3 本章小结 |
| 5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 |
| 5.1 经济全球化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提出新挑战 |
| 5.1.1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挑战 |
| 5.1.2 “全球意识”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冲击 |
| 5.1.3 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对我国提升国际话语地位的干扰 |
| 5.2 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提出新要求 |
| 5.2.1 社会结构转型要求深化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度 |
| 5.2.2 多元化社会思潮要求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
| 5.2.3 信息网络化要求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导向性 |
| 5.2.4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性 |
| 5.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呈现的新问题 |
| 5.3.1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解释力不够 |
| 5.3.2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存在空泛化倾向 |
| 5.3.3 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感染力欠佳 |
| 5.3.4 中国话语的国际沟通力不足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策略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目标 |
| 6.1.1 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有话可说” |
| 6.1.2 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说得动听” |
| 6.1.3 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被广泛倾听”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原则 |
| 6.2.1 一元主导与多样性相结合 |
| 6.2.2 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结合 |
| 6.2.3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6.2.4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 6.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思路 |
| 6.3.1 创新话语内容以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 |
| 6.3.1.1 生产能够解释党的核心执政理念的理论话语 |
| 6.3.1.2 建构对内有说服力、对外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话语 |
| 6.3.1.3 创设符合大众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大众话语 |
| 6.3.2 丰富话语载体以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 |
| 6.3.2.1 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中发展主流媒体 |
| 6.3.2.2 借助并搭建多种公共外交话语平台 |
| 6.3.2.3 开展形式多样的话语宣传实践活动 |
| 6.3.3 优化话语主体以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感染力 |
| 6.3.3.1 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工作队伍的建设 |
| 6.3.3.2 培养高素质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队伍 |
| 6.3.3.3 促进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间的有效沟通与对话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民族与中华民族 |
| 1.2.2 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
| 1.2.3 “马克思主义”文化 |
| 1.2.4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拟突破难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1.6.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6.3 逻辑架构的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
| 2.1.1 “认同”的概念 |
| 2.1.2 “国家认同”的内涵 |
| 2.1.3 “国家认同”的特征 |
| 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体系 |
| 2.2.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
| 2.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涵 |
| 2.2.3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征 |
| 2.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 2.3.1 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 |
| 2.3.2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 2.3.3 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挑战 |
| 3.1 身份与国家认同危机 |
| 3.1.1 社会与身份 |
| 3.1.2 身份与认同 |
| 3.1.3 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危机 |
| 3.2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问题 |
| 3.2.1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的选择问题 |
| 3.2.2 多元身份导致的国家认同问题 |
| 3.2.3 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 |
| 3.3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
| 3.3.1 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 |
| 3.3.2 非主流文化对国家主流文化的挑战 |
| 3.3.3 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的冲击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 |
| 4.1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
| 4.1.1 文化自省——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剖析(1921—1978) |
| 4.1.2 文化自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省(1978—1992) |
| 4.1.3 文化自强——确立过程中的自我体认(1992—2012) |
| 4.1.4 文化自信——成熟过程中的自我提升(2012—至今) |
| 4.2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本质内涵 |
| 4.2.1 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
| 4.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 |
| 4.2.3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全局引领 |
| 4.3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
| 4.3.1 独立性与整体性 |
| 4.3.2 民族性与开放性 |
| 4.3.3 继承性与创新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进路 |
| 5.1 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建构的内核 |
| 5.1.1 民族身份确认 |
| 5.1.2 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建构 |
| 5.1.3 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5.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精髓 |
| 5.2.1 中华民族身份确认 |
| 5.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 |
| 5.2.3 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5.3 “马克思主义”文化:国家认同建构的底蕴 |
| 5.3.1 公民身份确认 |
| 5.3.2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建构 |
| 5.3.3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 6.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 |
| 6.1.1 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 |
| 6.1.2 以“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为途径 |
| 6.1.3 以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为目标 |
| 6.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特征 |
| 6.2.1 主体性:“现实的人”为基础 |
| 6.2.2 效用性: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 |
| 6.2.3 共生性:三种认同和谐共生 |
| 6.3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 6.3.1 民族认同是基础和前提 |
| 6.3.2 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深化 |
| 6.3.3 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与文化对策 |
| 7.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 |
| 7.1.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长期性 |
| 7.1.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艰巨性 |
| 7.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对策 |
| 7.2.1 维护民族文化合理“认异” |
| 7.2.2 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
| 7.2.3 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 |
| 7.2.4 提升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强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1章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概述 |
| 1.1 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
| 1.1.1 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概念 |
| 1.1.2 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 |
| 1.2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
| 1.2.1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含义 |
| 1.2.2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 |
| 1.3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 |
| 1.3.1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的内涵 |
| 1.3.2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的应有特征 |
| 1.4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研究的重要性 |
| 1.4.1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实际效果 |
| 1.4.2 有利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
| 1.4.3 有利于保证国家长期稳定安全发展 |
| 第2章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存在的问题 |
| 2.1 与时代发展稍有脱节 |
| 2.2 形式化较严重 |
| 2.3 缺乏多样性 |
| 2.4 学习兴趣不高 |
| 2.5 现有路径之间未能实现有效衔接与融合 |
| 第3章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1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且缺乏有力监管 |
| 3.1.1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
| 3.1.2 相关法律制度实施缺乏有力监管 |
| 3.2 部分高校重视不够 |
| 3.2.1 教育发展模式陈旧 |
| 3.2.2 部分领导、教师缺乏高度重视 |
| 3.3 大学生缺乏应有理性的判断 |
| 3.3.1 居安思危意识不强 |
| 3.3.2 思想僵化 |
| 第4章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优化探讨 |
| 4.1 国家要统筹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全局工作 |
| 4.1.1 保障相关法律实施 |
| 4.1.2 积极推介相关品牌 |
| 4.1.3 构建长效机制体系 |
| 4.2 高校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路径教学安排 |
| 4.2.1 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
| 4.2.2 丰富实践教学活动 |
| 4.2.3 举办多彩校园活动 |
| 4.2.4 广泛运用新媒体技术 |
| 4.3 大学生要努力加强自身国家安全思想和能力修养 |
| 4.3.1 大学生主动提升国家安全思想高度 |
| 4.3.2 大学生积极提高国家安全认知水平 |
| 4.3.3 大学生自觉培养国家安全实践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访谈提纲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工作成果 |
（8）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概述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内容 |
| 一、国家安全的内涵 |
| 二、国家安全的内容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
| 一、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 |
|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意义 |
| 第三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
|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 |
|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现状调查及分析 |
| 第一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现状的调查 |
| 一、调查的目的与对象 |
|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高中生国家安全素养相对偏低 |
| 二、教师对国家安全教育重视不够 |
| 三、国家安全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相对单一 |
| 四、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教学的评价不够全面 |
| 第三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长期的“和平环境”对国家安全意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
| 二、“应试教育”理念的限制 |
| 三、教师国家安全素养的制约 |
| 四、教材中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分散、内隐的局限 |
| 第三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
| 第一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遵循的原则 |
| 一、政治性原则 |
| 二、应用性原则 |
| 三、灵活性原则 |
| 四、循序性原则 |
| 第二节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措施 |
| 一、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确保国家安全教育的质量 |
| 二、充分挖掘整合教材资源,合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 |
| 三、丰富教学方法,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
| 四、开展时政专题教学,促进国家安全教育的时效性与系统化 |
| 五、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加强对国家安全教育的引导 |
| 第四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的课例及总结反思 |
| 第一节 《当代国际社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课例 |
| 一、教学内容分析 |
| 二、教学目标分析 |
| 三、教学方法 |
| 四、教学活动过程 |
| 第二节 《当代国际社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课例的总结与反思 |
| 一、课例的总结 |
| 二、课例的反思 |
| 结语 |
| 附录A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B 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访谈提纲(教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任务和论证架构 |
| 第一章 行政检察的基本范畴 |
| 一、行政检察的语义演变 |
| (一)一般监督检察 |
| (二)职务犯罪检察 |
| (三)行政诉讼检察 |
| (四)行政执法检察 |
| (五)公益诉讼检察 |
| 二、行政检察的概念厘清 |
| (一)行政检察的概念争议 |
| (二)行政检察的内涵外延 |
| 三、行政检察的功能与体系 |
| (一)行政检察的功能 |
| (二)行政检察的体系 |
| 第二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定法依据 |
| 一、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分权制衡理论 |
| (二)法律监督理论 |
| (三)监督行政理论 |
| 二、行政检察的实定法依据 |
| (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二)其他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三)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四)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五)党和国家政策中的行政检察 |
| 第三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内部需求与外部机遇 |
| 一、行政监督制度发展的需要 |
| (一)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行政内部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三)行政诉讼监督发展的需要 |
| (四)传统检察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五)社会舆论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 |
| (一)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需要 |
| (二)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
| (三)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需要 |
| 三、国家机构改革衔接的需要 |
| (一)强化对行政违法事项监督的需要 |
| (二)完善行政执法和效能监督的需要 |
| (三)衔接行政复议和规范审查的需要 |
| 四、行政公益诉讼有效实施的需要 |
| (一)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的需要 |
| (二)优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方式的需要 |
| (三)强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效力的需要 |
| 第四章 行政检察的实证分析 |
| 一、行政检察的上海样本 |
| (一)以信息共享监督严格执法,防范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 |
| (二)以督促起诉促进依法履职,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
| (三)以参与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
| (四)以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行政管理严格规范 |
| (五)以类案监督加强依法行政,推动行政规范更新完善 |
| (六)以专门机构聚集监督合力,放大行政检察外部效应 |
| 二、行政检察的监督模式 |
| (一)“两法衔接”监督模式 |
| (二)公益诉讼监督模式 |
| (三)检察建议监督模式 |
| (四)规范审查监督模式 |
| (五)综合治理监督模式 |
| 三、行政检察的实践机制 |
| (一)发现机制 |
| (二)办案机制 |
| (三)保障机制 |
| 四、行政检察的问题审视 |
| (一)规范依据不足 |
| (二)对象范围模糊 |
| (三)方式程序散乱 |
| (四)效力责任不明 |
| (五)保障机制薄弱 |
| 第五章 行政检察的制度完善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与运行原则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 |
| (二)行政检察的运行原则 |
| 二、行政检察的对象与范围 |
| (一)行政检察的对象 |
| (二)行政检察的范围 |
| 三、行政检察的司法程序 |
| (一)行政检察的案件受理 |
| (二)行政检察的案件审查 |
| (三)行政检察的案件调查 |
| (四)行政检察的结果公开 |
| (五)行政检察的监督制约 |
| 四、行政检察的方式及效力 |
| (一)行政检察的方式 |
| (二)行政检察的效力 |
| 五、行政检察的保障机制 |
| (一)行政检察的立法保障 |
| (二)行政检察的考核激励 |
| 六、行政检察的优化内外部衔接 |
| (一)行政检察与其他检察监督的衔接 |
| (二)行政检察与党委、人大和政府的衔接 |
| (三)行政检察与国家监察监督的衔接 |
| (四)行政检察与法院审判监督的衔接 |
| (五)行政检察与行政复议监督的衔接 |
| (六)行政检察与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权限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社会权的定义 |
| 一、社会权首先是一种“权利” |
| 二、人权法范畴中的社会权 |
| 三、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 |
| 第二节 作为权利束的社会权保障范围 |
| 一、社会权在基本权利分类中的地位 |
| 二、社会权的权利内涵 |
| 三、社会权的外延 |
| 第三节 社会权限制与相关概念的理清 |
| 一、权利冲突、位阶与限制 |
| 二、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 |
| 三、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 |
| 第二章 社会权限制的正当性基础: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的成因与补正 |
| 一、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社会权缺失现象 |
| 二、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之成因 |
| 三、以社会权为中心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层面社会权限制的必要性考量 |
| 一、基于权利实现的限制必要性 |
| 二、基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必要性 |
| 三、基于权利滥用危害的限制必要性 |
| 第三节 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需要限制理论 |
| 一、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的正面评价标准及其局限 |
| 三、社会权限制理论有助于完善社会权实现程度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规范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内在限制 |
| 第一节 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具体规定 |
| 二、人权公约中关于社会权限制条款的特征 |
| 三、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要素类别及解释适用 |
| 第二节 宪法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我国宪法中社会权规范的性质及效力 |
| 二、宪法中社会权的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要素 |
| 三、宪法中社会权典型条款:第14条第4款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立法限制 |
| 一、立法对基本权利的多元作用 |
| 二、立法限制社会权的正当性证成 |
| 三、立法限制社会权形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客观限制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功能主义选择 |
| 一、公法中的功能主义界定 |
| 二、功能主义在确定社会权限制要素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社会权的经济限制:财税收支决定社会权的给付总量 |
|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之基础因素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依赖于国家财政给付 |
| 三、国家财税收支的限度制约社会权实现程度 |
| 四、宪法视野下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国家能力决定社会权保障质量 |
| 一、国家能力对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影响 |
| 二、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政策的连续性 |
| 三、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立法缺陷 |
| 四、政府执行能力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与效率 |
| 五、司法救济能力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 |
| 第四节 社会权的文化限制: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影响社会权的实现力度 |
| 一、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权保障的影响 |
| 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造成享有社会权的主体受限 |
| 第五章 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控制模式与方法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必要性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
| 三、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序列 |
| 四、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局限 |
| 第二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方式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独立存在意义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路径 |
| 第三节 社会权规范限制的对话式合宪性审查模式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证成 |
| 二、我国当前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三、功能定位对构建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影响 |
| 四、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对话式审查模式的构建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审查原则与审查基准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原则 |
| 二、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博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相关成果 |
| 致谢 |
四、论国家心理安全及其维护（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2]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孙东山.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3]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D]. 黄心如.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D]. 杨国立. 南京大学, 2019(01)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D]. 商琳.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学, 2019(07)
- [7]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优化研究[D]. 向凤仙. 湘潭大学, 2019(02)
- [8]高中思想政治课国家安全教育研究[D]. 许新富. 江苏师范大学, 2019
- [9]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D]. 梁春程.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D]. 朱军.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