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扫盲教育十年展望

一、新世纪扫盲教育十年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杨方^[1]（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杨伟东^[2]（2021）在《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步入多事之秋。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知识分子们急切地寻求救国良策。在部分改革者看来,国家之贫弱在于国民之愚昧,国民之愚昧在于教育之难以普及,而教育之难以普及则在于语言文字之繁难。于是产生了改革语言文字的初步想法与实践,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如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简化汉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等,企图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来普及教育、开发民智进而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语言文字是教育最主要的工具,语言文字改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汉语、汉文和汉字的演变历程,也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借鉴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新文化史和教育外部史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将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视为相互影响的两个领域,试图在梳理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语言文字改革在教育领域的推行过程及其引起的教育现代化变革,进而探讨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第一章探讨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对底层民众启蒙教育的影响。清朝末年,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开民智”以救亡图存的命题。艰深晦涩的文言文难以用来启蒙大众,于是他们提出以白话文开启民智的主张,并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阵地。尽管白话报刊以白话文办报,以启蒙大众为宗旨,并围绕这一宗旨编排内容,但底层百姓识字且有钱购报者少,白话报刊难以直接启蒙大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底层民众的启蒙,但文体改革对启蒙民众的作用是有限的,比文体改革更根本的办法在于解决底层民众不识字的问题。第二章探讨清末切音字运动对普及教育的影响。为了解决底层百姓不识字的问题,部分知识分子在“教会罗马字”的启发下产生了创造拼音文字以普及教育的想法,从而引发了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虽然没有获得清政府的认可,但在部分开明官绅的支持下,切音字学堂在京津、江宁等部分地区获得一定的推广。切音字虽然比汉字简单易学,但在种种阻碍下难以推广,因此也无法实现其普及教育的理想。切音字最终被定位为“音标”,用于给汉字注音,成为统一国语的利器。第三章探讨国语运动对国语教育现代化的作用。国语统一的思想萌芽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和日本的国语统一思想,在清末新政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切音字改为注音字母,用以标注字音、统一国语,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行国语教育。国语教育的推行改变了国民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教学方法等,促进了国语教育的现代化转型。第四章探讨文体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关系。在哲学的视域里,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中介,人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建构起来的主观世界中。文言文和白话文不仅是两种不同的书面语言,还蕴含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并通过教育的传承作用将各自的世界观传递给受教育者。“文言文教育”传承的是“共时世界观”,引导人进入古人的世界观。“白话文教育”承载的是“现实世界观”,引导人面向现实世界。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不仅是文体的转变,也是世界观的转变和教育体系的转变。第五章探讨简化汉字运动对识字教育的作用。近代以来,通过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对比,国人认识到汉字存在诸多问题,如笔画复杂、异体众多、数量庞大、读音不一等,成为普及教育的一大障碍。创造拼音文字的尝试失败后,文字改革者们走向了简化汉字的道路。简化汉字有两种路径:“简化汉字笔画”和“减少汉字数量”,前者主要通过采用民间通行的“简体字”的方法实现,后者主要通过研制“常用字汇”的方法解决。文字改革者们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简化汉字的路径、原则与方法,还通过识字教育的心理实验和教学实践证明了简化汉字的可行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难以逃脱“易习难行”的命运,简化汉字在民国时期最终未能获得合法地位。第六章以陕甘宁边区的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为例,分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扫盲教育中的实践、成效与困境。在苏联开展的拉丁化文字扫盲教育的刺激下,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也展开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繁难的汉字是统治阶级借以统治大众乃至“愚民”的工具,而简单易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则是人民大众摆脱愚昧和被统治地位的利器,因此应当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新文字。陕甘宁边区政府赋予了拉丁化新文字与汉字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开展了一场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证明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效率高于汉字扫盲效率。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扫盲教育的障碍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自身的缺陷,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最终陷于停滞。在梳理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语言文字改革对教育现代化的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总结出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在促进教育在工具、实践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现代化的同时,教育现代化也为清末民国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试验田”,并推动了改革后的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总而言之,语言文字改革与教育现代化存在一种“耦合”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于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共生体。

曹楠楠^[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袁博^[4]（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研究表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陈瑞洁^[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文中提出教师形象意指主流社会对理想教师职业的期待,是教师内在特质、外在表征以及社会期待的综合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到当前社会生活中,致使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形象也难免受到影响,发生了变化。教师形象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过程又如何?本研究从传媒文本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使用文本研究法,利用NVivo质性软件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力求完整地呈现龙头传媒所建构的教师形象及其流变过程,以期为后续新闻媒介中教师形象的构建提供一些参考。本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有关中小学教师的报道进行提炼,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的历程共分为了三个时期:1978年至1991年是“教学技能人”时期;1992年至2000年是“无私奉献者”时期;2001年至2018年是“爱岗守业人”时期。研究发现,“教学技能人”时期教师形象通常聚焦于乐学善教形象。“无私奉献者”时期教师形象通常聚焦于为人师表形象。“爱岗守业人”时期教师则聚焦于教师爱岗敬业形象。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小学教师形象构成各要素嬗变的分析,发现在“为人师表”、“关爱学生”、“乐学善教”、“研究创新”、“爱岗敬业”、“社会担当”等形象构成要素上存在内涵演变,具体而言,为人师表的内涵从“严格身教”到“廉洁从教”再转变为“舍生取义”,关爱学生的内涵从“思想引导”到“个别关注”再过渡到“身心共育”,乐学善教的内涵从“能学能教”到“成果突出”再演化为“方式多样”,研究创新的内涵从“教法革新”到“教法完善”再转变为“课程开发”,爱岗敬业的内涵从“兢兢业业”到“集体意识”再转变为“守护乡村”,社会担当的内涵从“爱党爱国”到“劝学建校”再转换为“公益参与”。从社会背景、教育政策和媒体特色三个角度对《人民日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进行了归因分析,认为在社会背景上,教师形象同社会大背景紧密相关,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侧面反映时代社会风貌;在教育政策上,教师形象同教育政策走向基本相一致,宣传政策理想形象;在媒体特色上,教师形象长期笼罩神圣色彩,但逐渐开始平凡化。因此,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小学教师形象,《人民日报》应反馈社会背景需求的形象,塑造作为时代文化符号的教师形象;转变单纯宣传教育政策的职能,增强媒体与教育政策的双向互动;吸收同类媒体的报道优势,让教师形象避免神圣化和模板化。

尹伊^[6]（2020）在《独立自主原则视角下的坦桑尼亚扫盲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发达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接近10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成人识字率仅为65%,扫盲教育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必然且紧迫的历史任务。其发展的成败直接关系到非洲教育事业的成败,甚至国家长远发展的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实施切实有效的扫盲教育方案尤为关键。坦桑尼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坦桑尼亚一波三折的扫盲发展历程,新中国的扫盲教育虽然起步低,但是波动少。无论政策制定还是实际结果,都表现出持续、稳定的特点,而且文盲减少规模和文盲率减少幅度都是举世瞩目。这种反差何以出现?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中国扫盲教育智慧的世界分享,有助于中外特别是中坦人文交流。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试图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坦桑尼亚扫盲教育各阶段的发展历程及特点。研究发现,坦桑尼亚扫盲教育一波三折的发展之路,本质上是坦桑尼亚对独立自主发展原则的践行与背离长期相互博弈的过程。坦桑尼亚1961年独立后,在尼雷尔政府管理下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实施了近30年的教育国有化政策。通过坦桑尼亚本国自身的努力,政府推行免费义务教育支持下的全国大规模扫盲运动,制定专门性的扫盲政策,建立相关组织机制,开展丰富多样的扫盲课程,同时采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扫盲教学。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学入学率接近100%,成人识字率高达90%以上。然而,这一阶段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没有辅以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具体战略支持,导致人为战略失误,国内经济崩溃,成人识字率断崖式滑落,扫盲教育成果不可持续。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高层政治变动及国际风云突变,坦桑尼亚被动卷入全球化潮流,逐渐背离尼雷尔时期强调的独立自主发展原则,形成了依赖西方的政治格局。新上任的姆维尼政府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启了教育自由化转型,强调效率优先,转而小学收费,英语取代民族语言在教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盲目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坦桑国内的教育现实问题,扫盲教育发展日渐衰微。21世纪以来,坦桑尼亚国内外大环境迎来转机,政府重新呼吁独立自主发展原则的回归。在扫盲领域,坦政府摒弃了完全意义上对西方教育的盲目崇拜,开始自主地采取了规范扫盲管理;加大财政投入;开展扫盲项目;创新教学方式;促进男女公平等措施,扫盲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较多挑战,成人识字率总体起伏不定,艰难发展,至今仍不及80%。最后,在独立自主原则的视角下,基于坦桑尼亚扫盲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提出可供坦桑尼亚扫盲未来发展参考的本土经验、教训及中国启示,具体如下:坦桑尼亚的本土经验包括发动社区的力量和扫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发展教训主要是指未能坚持适切的独立自主原则,存在盲目排外和过度依赖两种极端,同时缺乏科学性与前瞻性的具体战略支持。中国的相关经验包括:独立自主原则要立足国情,不受外部思潮左右;独立自主原则要自主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独立自主原则要以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为支持;独立自主原则要以科学性的具体实践为支撑。这些经验可以成为未来坦桑尼亚扫盲教育发展和中坦扫盲教育合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

冯俊琪^[7]（2020）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文中提出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女性数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变化、数学教育理念的变革逐步发展。经过40多年的积累,回望我国女性数学教育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接受数学教育是女性学习掌握数学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女性发展智力、提升智力水平的重要工具,女性数学教育的程度标志着现代女性智能化的水平。因此,保障女性受数学教育的权利,不仅关系到女性素质的高低,而是更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女性数学教育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着区别于数学教育的独特问题、独特视野以及独特社会价值,所以人们应当更加关注与重视。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是数学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有着区别于数学教育研究的独特问题、独特视野以及独特社会价值,所以人们应当更加关注与重视。目前,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研究女性数学教育的学者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包括:1.记录我国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的历程;2.探讨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3.对女性数学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与反思,以期为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成果借鉴和历史思考。基于此,使得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全文主要分为绪论、理论基础、正文和结语四个部分。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研究了女性数学教育从缺失到确立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零星的家庭数学教育（封建社会）、女性数学教育的萌芽（1840—1949年）和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1849—1978年）。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恢复时期（1979—1989年）、繁荣发展时期（1990—1999年）、巩固提高时期（2000年—至今）的女性数学教育发展总况。每一章都将从女性教育政策及措施、女性受数学教育情况、女性数学教育的成就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情况四部分展现女性数学教育在每一期的发展历程。第五章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数学教育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梳理了对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结论,提供了一些对未来女性数学教育发展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为今后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起到自己的绵薄之力。总之,论文结合女性数学教育历史与现状,从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角度对女性数学教学和女性数学学习培养过程进行分析,并且分析了在此背景下兴起的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情况及问题,为我国数学教育中的性别公平建设,为女性数学教育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刘亮亮^[8]（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陈雪儿^[9]（2020）在《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文中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凝结不同民族的根本性力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主导精神,面向新时期脱贫攻坚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尤其显得重要。教育部等部门曾多次发文强调推广这一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外部条件、设施等支持不足,学习者主体内在动力激发不够,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一直存在诸多困难。而与此同时,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普通话,已经成为共识。本研究基于社会学和教育学视角及相关理论工具,通过文献法、访谈法、个案法和问卷调查,把握当前“三州”（怒江州A县和凉山州B县）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施的现状及这一群体的能力现状,归纳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未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本研究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内容和重难点、研究现状、核心概念和研究设计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是对我国百年来面向成人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历史的大致考察。通过对汉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发展梳理,从中窥见汉语言文字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华民族交流沟通共同语的社会地位,并凝练了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经验。第三部分是关于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教育的理论探讨。该部分从增权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以及克拉申的监控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基本属性。第四部分是关于“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现状考察及对存在问题的总结归纳。该部分使用问卷法、访谈法等调查研究方法,揭示了当前这一教育从顶层设计、中观组织到微观落实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基于实践理论对影响“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因素分析,归纳概括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场域外部、场域本身及内部行动者三个方面的原因。第六部分是结合增权理论、监控理论和本论文的研究发现,提出提升“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教育对策。

赵森^[10]（2020）在《二战后美国成人教育发展与变革研究》文中指出美国成人教育的萌芽出现于17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成形。二战前,美国成人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成人教育的对象也得到了扩展。但由于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一直被联邦所忽视,教育地位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底端和边缘,该状态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二战结束后,面对“人口猛增”的问题、国际竞争的激烈以及国内社会矛盾的凸显,美国联邦开始逐渐意识到发展成人教育在提高国家经济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经济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开始在反思中逐渐加强对成人教育的干预和指导,于是一系列支持政策、改革措施就此推出,并在二战后70余年的发展中不断延续和完善调整,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成人教育学家和成人教育理论。这些成就与经验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口,还为欧洲一些国家和其他洲的发展中国家成人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历史参照。美国成人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变革,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本研究从历史发展的多维视角出发,在对二战前美国成人教育早期发展回溯的基础上,以美国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为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依据,从中观层面梳理了二战结束美国成人教育各阶段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各时期不同机构组织及历史人物对成人教育的贡献。在坚持历史的系统性与衔接性的基础上,深化对战后五个发展阶段的研究,从而清晰地揭示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各阶段分别由背景切入,再到具体实践,最后评判和分析各阶段改革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历史考察,进一步聚焦成人教育立法、联邦干预、财政保障、成人职业教育体系等与美国成人教育具有强关联性的核心问题,并由此总结提炼了战后70余年成人教育的改革发展的历史贡献,美国成人教育所呈现的教育立法优先化、教育目标终身化、能力培养职业化、质量保障一体化的主要特点和先进经验,最后立足我国成人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围绕加快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时代任务,从明确政府职责、推动多方合作、推进课程改革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新世纪扫盲教育十年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扫盲教育十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独立自主原则视角下的坦桑尼亚扫盲教育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8）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二战后美国成人教育发展与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扫盲教育十年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
• [2]语言文字改革视角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1892-1949）[D]. 杨伟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D]. 陈瑞洁.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独立自主原则视角下的坦桑尼亚扫盲教育发展历程研究[D]. 尹伊.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D]. 冯俊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8]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9]少数民族成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教育对策研究 ——以“三州”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为例[D]. 陈雪儿. 西南大学, 2020(01)
• [10]二战后美国成人教育发展与变革研究[D]. 赵森.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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